最後一站：奧斯維辛 · 二十
時光就這樣前行著。漢斯和弗里德爾都經歷了各自人生的起起伏伏。分選會時常發生，每次也總會為其他的朋友感傷。這還不只是累死的和病死的。
就算是在營里工作的人也不安全。每次都有奧斯維辛的工作人員被送到其他營里去。那些在好的勞動小隊里工作的人也常常無法倖免。然後很快就丟了性命。誰能受得了礦場的苦累呢？誰能受得了每天14個小時從齊腰深的河裡挖石頭呢？誰能扛得住那些毒打，而誰又能抵抗感染呢？
春天來了，春天帶來了稀有的鳥兒。它們在貝斯基德山北部嚴酷的氣候中冒險飛進了西里西亞寒冷的角落。但是春天也帶來了陽光，而陽光是一種生命力。這種力量穿透了一切。穿透電網，穿透高牆，穿透黨衛隊隊員，什麼也攔不住這種力量。
陽光到底還是為這死亡的宿命裡帶來了一絲生機。新的希望就像這一抹嫩綠色一樣，從春芽中迸發出來，接受著新的陽光的洗禮。空氣變得溫暖濕潤，天空亮出一抹清麗的藍色，感受到春意的人們，心跳也歡快起來。仿佛血液隨著注入動脈的新鮮活力也變得流暢起來。仿佛身體裡長居的靈魂隨著在青綠的牧場上空顫動的空氣一起顫動起來。一股緊張的氣息滋生出來，如同人類的歷史那樣古老，卻又在這個能將人的靈魂凍住的冬天之後，呈現出一副新的樣貌。
如果人們從樓里的窗前眺望觸不可及的對方，或是眺望觸不可及的遠山，他們會覺得彼此像是一對人間情侶，暢想著天堂的樣子。他們不必擔心從天堂中被放逐，因為那裡他們也不曾去過。一聲深深的嘆息後，靈魂離開了身體，飄向了縹緲的遠方。
一時間，營地不存在了，恐怖消失了，電網和高牆也消失了。靈魂、宇宙以及萬物合為一體，從河流上空飄過，從沼澤上空飄過，飄向視線盡頭的那片美好的、藍色的應許之地。他們再次看向對方，一句話在他們之間迴響。雖然沒有說出口，雖然遙不可及，也依然聽得見對方問：「何時？」
對自由的嚮往，對自由的愛的嚮往，何時才會被滿足？共赴自由，看起來不可思議，每當想到他們被囚禁的死亡營地，一種深深的恐懼就會籠罩著他們。意識一旦從幻想中被拉回到現實的營區，她的手指便緊緊地扎進窗紗，雙手緊緊抓住窗框，仿佛要用盡全力打破，打破那阻擋一切的東西。
他們再度嘆息，不過這嘆息和之前已有不同。這一聲嘆息充滿了對那片夢想之地的悔恨和悲哀，因為他們不相信有朝一日可以去往那裡。
那天晚上，漢斯感覺身體不適。他點名後直接爬上床去，讓一個青年去流動醫院取體溫計來。他不怎麼發燒，知道自己只是在這春天的緊張氣息里飽受煎熬。
不過為什麼不休息幾天呢？鮑爾肯定不會找他麻煩，他正陷在愛河裡呢。他坐在房間的窗前，眺望著那個荷蘭的猶太女孩，已經好幾個禮拜了。她對這個年長些的男人也很友好。鮑爾春心一動，就成了老好人。他不再催促護士們了，也不再罵人。鮑爾的愛是真誠的，真誠、富有同情心的愛。
他和漢斯成了搭檔。漢斯要是去10號樓，就替鮑爾帶去信和小包裹。鮑爾則會儘可能地讓漢斯開開小差。所以漢斯可以請幾天病假，沒有人會怪罪他。
他讓抬茶桶的人給弗里德爾帶去了一張字條，上面寫明他會休息幾天，讓她不必掛念。第二天他收到了一封長長的回信：
我親愛的男孩：
你能休息一下，不那麼勞累，我很開心。幾天不見你，沒有你帶的額外的食物，這都不重要。
昨天是特別的一天。我很早之前就請求過樓長，這次終於可以參加香料勞動小隊了。早上八點，我們就出了營地。我們走了很多路，到了靠近比克瑙那一帶。那邊我看到了洛特·斯巴特爾，還有幾個上個月從我們樓出去的女孩。有些人的實驗已經做完了，有些人失敗了。還有些新人進來，比如洛特和那些拒絕成為實驗品的法國共產主義者。
三個星期前，有70個人被送走。現在在比克瑙看見她們真是難受。她們變化很大。全都光著頭，赤著腳，身上不過圍著幾片用繩子連起來的粗麻布。你知道嗎，漢斯，她們已經不再是女人了，只是活物而已。沒有性別的活物。我們這邊的女孩看起來還很好，可是還能好多久呢？
我和洛特聊了兩句，她匆匆地給她的丈夫海尼寫了幾句話，但是女監工已經走過來了，打了她一下。於是她又回去繼續搬石頭了。你說得對，我要是去了比克瑙，肯定堅持不了多久。我現在就已經咳嗽得厲害了。
這是美好的一天，我們在森林裡采了些香料。有洋甘菊，還有各種其他香料，用來做藥酒。很歡樂，每一根莖，每一朵花上，都有春天的氣息。雖然現在營地里一切依然荒蕪，但是森林已經活過來了，有鳥兒，還有剛抽芽的樹枝。
快到黃昏的時候，我們往回走。我累得要死。我還沒適應。
晚上非常可怕，因為昨天下午是軍事法庭開庭。來了三輛標著「法律」的轎車。附近的一個村子被抓走了300多個波蘭人，那是整個村的人。但是兩個人已經被釋放了。
晚上處決。我們什麼都能聽到。那是在11號樓的院裡，地堡正挨著我們樓。我們那一面的窗戶都裝著百葉窗，樓長特意盯著我們，以免我們透過縫隙偷看，不然的話他們肯定會向窗戶上開槍。
我們樓里的氣氛從來沒有那麼沉重過。值日人員邊走邊吼，文員沒有一分鐘不在出手打人。她們都是女人——斯洛伐克的，在比克瑙待了很久。她們在那肯定過得很慘，所以現在她們覺得也應該讓我們的生活悲慘一些。「你要是去過比克瑙，你早就死透了。」她們這麼說，所以我們現在也要承受她們的一切粗魯，那套總是向別人發泄的習慣。
七點鐘，槍聲響起來了。我們非常緊張，而且大廳里那麼悶，每一聲槍響，我們的全身都能感受到。就好像下一個就輪到你了一樣，真是身臨其境。
先是聽到下令開槍，然後一陣槍響，接著是屍體被拖走的聲音，如此循環往復。接著又傳來受難者的哭泣聲。一個女孩在苦苦哀求，她還那麼年輕，那麼渴望活下去。男人們呼喊著各種口號，像是什麼「希特勒去死」和「波蘭萬歲」。噢，反正後來我們樓里的情緒已經變得非常差了。尤其現在已經是春天，而你卻還和2000多個女人一起坐在這陰暗的大廳里，等待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到處吵吵嚷嚷。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更多的細節，因為我大概知道他們都做了什麼。
舒曼的那些實驗，你知道的吧？他用的都是16歲左右的希臘女孩。那些孩子被放到一個超短波電場上，在肚子和屁股上放一塊板子，這樣卵巢就被燒壞了，女孩們被電流擊出了慘不忍睹的傷口，並且疼痛難忍。傷口好了之後，她們就要被開刀，他們要看看腹部，尤其是卵巢是怎麼被燒壞的。
斯拉瓦跟我說了，這種方法完全是胡鬧：他們想找到一種更簡單的方式來絕育，要是有機會的話，他們想把所有的波蘭人、俄國人，可能還會把所有荷蘭人都絕育。但是通過這種方式，女人們不僅變得不育，也被閹割了。
實驗結束後，女孩們被送去比克瑙，一個月之後再回來複查。接下來舒曼會摘除卵巢，來看它們的狀態。假設一下：2小時15分鐘之內完成9台開腹手術。這中間連器材都不消毒。然後還有薩繆的實驗，這個你肯定比我知道得多。他已經儘可能快地把所有女人都搶過來，一共有400個。她們都經受了難忍的疼痛。好吧，你也知道的。這絕對不可能是像他說的那樣，只是取一塊黏膜，因為所有女人都特別難受，而且都需要縫合傷口。
舒曼的實驗失敗了之後，克勞伯格教授來了。聽說他是卡托維茲一位有名的婦科醫生。他來了以後，女人們的子宮裡被注入了白色的水泥狀液體，然後馬上用X光機拍了片子。克勞伯格說這是為了找一個碘油的替代品。在德國，拍X光時沒有碘做造影劑。這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也可能是他們就想用某種方式達到絕育效果吧。
唉，今天的糟心事夠多了。我沒寫什麼好事情，你別生氣，但是你總是什麼都想知道得一清二楚。再見了小伙子，好好休息吧……
後面又加了幾百個表達愛意和祝福的詞，再次喚醒了漢斯那莫大的渴望。他跳下床，穿上衣服。現在已經是兩點半了，鍋爐小隊已經收隊。但是他想見她，想和她說幾句話，想安慰她，想試著給她一點勇氣。
10號樓的門開著。門衛不在。漢斯猶豫了一秒鐘，之後，他第一次沒有抬著湯桶，就這麼走了進去。他在走廊里看到了一個荷蘭女人，他讓那人替他去叫弗里德爾。但是他們剛面對面站定，門衛就衝出門來開始叫罵。光天化日之下，他好大的膽子！如果她能控制一下自己，一切還能不了了之，但是現在她吼這麼大聲，那就必然要壞事了。漢斯緊張起來。忽然戈貝爾站在了他面前。
戈貝爾博士是一個瘦小男人，穿著馬褲，配上他那小細腿顯得極為難看。他那輕便的運動外套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剛從大減價買了東西回來的小上班族。但是女人們對他既恨又怕。
克勞伯格有時候還很隨和，如果有女人因為某種原因請求不接受注射，他也經常就算了。但是自從兩周以前，戈貝爾來了，他就和10號樓的審查員一樣。他什麼事都要摻和，而且毫不留情地逼迫所有女人去參加實驗。他不是醫生，而是法本公司的一名化學家，那個公司資助了這些實驗，並且對新的液體感興趣。戈貝爾很粗魯，陰陽怪氣，而且和所有那些從未學過領導別人卻忽然獲得權力的人一樣，有著典型的懦弱心態。
「先生是不是有時候以為這裡是賭場呢？」
漢斯本來不屑於找個藉口，但是那一刻他心中的仇恨爆發了。他用盡全力控制自己不去一腳踢倒那個小男人，以至於嘴裡發出的都是些別人聽不懂的聲音。
「好，沒關係。」這個大權在握的人說道，並記下了漢斯左肩上戴著的編號。漢斯敗走了，也沒有再和任何人說起這段冒險。
第二天早上鮑爾過來了。「小伙子，你怎麼回事？你的編號被寫字間送來了，你得到前面去。」到前面，指的是到大門口，主管助理待著的地方，他得在營房長的房間走廊里等。
主管助理卡杜克叫道：「150822。」
「聽您吩咐。」
「送去比克瑙的懲罰小隊。」
直到黨衛隊隊員來帶他走的時候，漢斯還是暈乎乎的。他的雙腿像灌了鉛一樣，費了好大力才能跟上黨衛隊隊員的腳步。在奧斯維辛和比克瑙中間有一條鐵路，跨過了奧斯維辛的站場。之後，沿著鐵路的分支一路下去，大概一里地就到了營地。鐵軌從奧斯維辛集中營正門穿過，成了一片廣闊的軍營之海的中心線。
鐵軌的兩側分別有八條或十條小路，在這條道路的兩邊有35~40座營房。營地左半邊是女子集中營，右邊就是所謂的比克瑙勞動營。之所以說「所謂的」，是因為這邊的條件比女子集中營還要差。這邊還有火葬場，一共四座。
如果讓比克瑙的20萬居民都走在營地里，點名、巡查、分發食物和勞動小隊，都完全無法組織。所以兩邊都有成排的營房和十字街，自己單獨組成一個營區。這些營區都是用電網隔離開的，並且各自有一個號碼或字母。這也就可能出現夫妻或母女都在比克瑙生活了幾個月，卻並不知道對方也在這兒的情況。因為所有的營區都被嚴格分隔開，只有相鄰的營區之間才有一些斷斷續續的交流。
儘管冒著生命危險，男人和女人們還是保持著一些聯繫。人們的聯繫比在小得一目了然的奧斯維辛一號營要更頻繁一些。趁著運送食物或者其他機會，他們會去尋找對方。大多數情況下囚監及其他工頭和女人接觸的機會多一些。很多女子勞動小隊甚至是由男囚監領導的。許多女人要是有一個「富有」的男人，比如開裝麵包的車的，或者能拿到很多麵包的，就會深感幸福。他們會用麵包來緩解一下女友的飢餓，作為對他們的愛欲得到滿足的答謝。
有一天晚上，漢斯遇見了一個老布痕瓦爾德人，他們聊了聊奧斯維辛的惡劣，他說布痕瓦爾德那邊的囚犯道德敗壞得比任何一個其他營地都快。
「在布痕瓦爾德，經歷了很多鬥爭之後，政治犯們掌握了整個營地內部的領導權。有時候甚至還有幾個黨衛隊隊員合作。如果一個綠袖章的——就是職業罪犯——嘴巴太大，他就會收到一張字條讓他去醫院。那邊給他打一針，一切就結束了。」
「那邊的狀態比這邊好很多嗎？」漢斯問道。
「在布痕瓦爾德不存在安排一說，只有從黨衛隊倉庫集體盜竊才對大家都有利。一個從廚房偷東西的廚師被當場射殺，還有一個拿香菸換麵包的人被重重地懲罰了。」
奧斯維辛可不一樣。在這裡每個人成天都只想著怎麼儘可能多撈些東西，而這經常要以犧牲同志為代價。點名之後的那幾分鐘空閒時間，就完全是一個黑市。
「布痕瓦爾德的妓院被政治犯抵制了，至今還沒有一個荷蘭人去過，」布痕瓦爾德人聲稱，「這邊不一樣，只要不是猶太人，誰都可以去妓院，物盡其用。男女之間的非法肉體交易在比克瑙這裡就是純潔的賣淫。」
漢斯覺得這話不對，說道：「你不能把正常社會裡的規則用於營地的情況。如果一個女孩用身體換取一塊麵包或者一升湯，你不能太嚴苛地評價這事。」
「妓女不也是這樣嗎？」布痕瓦爾德人說道，「一個女人談戀愛的時候被搞大了肚子，生了孩子，而男人不聞不問的事還少嗎？然後她被各種圈子排擠在外，為了給自己和孩子掙口飯吃，就只剩賣淫一條路了。」
每天幾乎都在催促中度過。漢斯被分到了一個建築小隊。人們無休無止地排隊搬石頭；有時候是鐵軌的枕木，有時候是沉重的鐵塊，把你肩膀上的皮膚磨得沒一塊完整的地方。倒是不怎麼挨打。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麼懲罰小隊了。偶爾打一下踢一腳還是有的，但是已經極少有人在幹活的時候被打死了。
一年以前的情況可謂大相徑庭。漢斯在幹活的時候聽一個希臘人充滿自責地講述過，當時他的一個同伴被打得半死的時候，他還上去補了幾腳。那時候營地里的規矩是，死人不能躺在點名場上，要被帶進裡面去。這樣他就可以和一個朋友一起把屍體搬走，休息半天。有一次，這個希臘人躺在醫院裡，旁邊是一個病重的，似乎已經失去意識的人。他拿起那個人的麵包打算吃光，這時候那個可憐人忽然開始叫喊。如果偷麵包被抓到，這個希臘人會被打個半死的。所以他把手蓋在了那個人的嘴上，見他不願閉嘴，就一直按著，直到那個人窒息。漢斯問布痕瓦爾德人，從他高尚的營地道德倫理出發，怎麼看待這件事。漢斯覺得，在營地里，為了生存，什麼手段都是允許的，犧牲同事除外。
一個荷蘭天主教徒，也是名醫學生，加入了這場談話：「我的耶穌會信徒給我舉過一個例子，兩個男人坐在一條木筏上，但是木筏只能承得住一個人。一個人把另一個推了下去，那個人淹死了。這算有罪嗎？不，因為如果不死掉一個人的話，他們就都活不下來。」
漢斯覺得這種倫理太投機了，但也是可以接受的。不過這個例子並不適用於那個希臘人，因為他並不是要靠那塊麵包來救命的。那樣的話，他可能明天不得不為了麵包再殺一個人，後天再殺一個。如果事關「你還是我」，每個人都會選擇「我」，但是營地里不是這樣。你可以犧牲他人來給自己爭取利益，但是你救不了你的命。而沒有任何一種道德倫理——不管是基督教義還是人文主義——都不會贊同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那個希臘人的做法是無法狡辯的。
他們不會經常聊起這些，因為一旦工作做完，小隊召回，就要開始點名了。點名有時候半個小時就結束，但是通常會持續兩個小時或更久，不管是春風和煦還是下著大冰雹。點名之後，排成長隊拿麵包，然後經常是各種檢查：檢查衣服，看看這些條紋「晚禮服」上有沒有缺一顆扣子，鞋子干不乾淨，泥土有沒有被擦掉，等等。
如果單獨考慮每個因素的話，在這樣的勞動小隊還是可以生活的。工作繁重，但是也可以堅持；被打很疼，但是你不會被打死；麵包和湯只有零星的一點，但是你還是可以過著懶散的生活。
可是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的話：繁重的勞動，經常被打，食物又稀少，那就讓人難以承受了。還有最可怕的： 無法休息。工作、點名、檢查、領飯，最後還要和來自整個歐洲的八個不同的人擠在一個窩裡，還要對付虱子和跳蚤。打瞌睡，醒來，撓癢。然後調整自己，悄悄躺下。讓那些跳蚤爬吧，再次睡著，再次醒來。和旁邊的人吵一架。然後把腿撓破了，你摸到了血，然後發誓，可不能再撓了。但是，還是接著撓！疲累卻無法休息，感覺真是慘透了。
晚上你得出去，有時候要出去三趟，那是因為喝了湯，以及心臟開始無力。然後你要爬過三個人，再走幾百米到廁所，其實就是一塊平地上打了四十個洞罷了。外面有守衛，防止有人在野外撒尿。被抓到可是要被拿棍子打的。
你的鄰居可能更實際一點。一個巴爾幹的農民，偷偷地順了一個碗，這樣晚上就不用出門了。但是誰明天還願意用這個碗吃飯呢？不行，心理上過不去。那就還是走200米路吧。
早上四點起床。脫襯衫，洗澡。幾滴水，沒有肥皂，用襯衫擦乾。有時候你都擠不到噴頭下面。可能你在路上還能找到一泡雨水。然後——天還沒亮呢——出勤、分配小隊，然後站很久很久，再和小隊一起出發。大囚監在大門處叫道：「建築小隊693人。」好可怕！要是人太多，比如只需要660個人就夠了，那麼黨衛隊上級突擊隊隊長就要裁掉33個人，隨機裁掉，這些人就被放到一邊。從來沒人再見到過他們。
你能看見的是火焰，那是火葬場的煙囪里永遠燃燒的火焰。從白天到黑夜，那火焰永遠提醒著你那邊有人被焚燒。那是和你一樣的人，有大腦，有心臟，他的鮮血——多麼奇特的液體啊——隨著由血管搭成的無邊的網絡，充滿生命力地涌動著，直到最末端的纖維，最小的細胞。真是上帝的神奇造物。
有時候是陰雨天，煙霧籠罩整個營地。空氣中充滿灼熱的烤肉味道，像是鍋里沒有放油就烤的牛排。那空氣就是你的早餐，反正你也沒有麵包了。之後你堅持不下去了。你疲累，受夠了自己，想到自己就覺得噁心，因為你是一個人，而黨衛隊隊員也是一個「人」。
五個星期之後又來了一封信：「我找到你了！一個給你們營的廚房送劈柴的人發現了你。我要和營地醫生說一下。再堅持堅持。」
又過了一個星期，營區秘書才來接他。他在行政樓里簽退之後，回到了奧斯維辛一號營。
9號樓早已發生了巨變，換了一個新樓長。
上周營地醫生來了，挑出了朝聖者。第二天，車子來接這些倒霉蛋的時候，少了一個人，一個義大利猶太人。這引起了巨大的騷動。晚上那個人自己回來了。他被派去建築小隊了，一整天都在扛水泥袋子。勞動結束後，工人們還讚揚了他工作賣力。他只是想證明自己不是朝聖者，他還是有力氣好好工作的。
第二天營地醫生又來了，他並不認可這種邏輯。於是他直接讓人把這個人帶走，並把鮑爾叫來。這種事出在他的樓里，簡直是樁醜聞。他不該把那個猶太人痛打一頓嗎？但是鮑爾很固執，尤其在他愛上了一個猶太女孩之後，他對營里的猶太人產生了深深的同情。
「我不打病人。」
營地醫生怒吼起來：「你這個賊子真是言行一致啊，他們就是猶太人的朋友、敗類、骯髒的紅野豬。」醫生大人一巴掌招呼在鮑爾的臉上。兩下，三下，直到血從他的嘴唇里流出來。
半個小時以後，新樓長來了。他叫斯洛賓斯基，波蘭人，以前是21號樓的門衛。他以粗暴、討人厭而聞名。他非常難對付，檢查床鋪時，要是看見一根稻草就大呼小叫，一直逼到所有人都做到無可挑剔為止。
但是幾周之後，他愛上了隔壁10號樓的一個女孩。從那時候開始，他就每天都坐在窗前。護士又打起瞌睡來，便讓值日人員——康復了的病人——做所有的工作。
漢斯回來的第二天，就和鍋爐小隊一起去了10號樓。弗里德爾和漢斯都因為他順利度過了這段冒險而開心無比。
「你是怎麼做到的？」漢斯問道。
「很簡單，我去了營地醫生克萊恩那裡，跟他解釋了之前發生的事，說了你是我的丈夫，他就把你的編號記下來了。」
「真是無法理解：這條老狗和上周做完第一次分選之後就把鮑爾踢出去的是同一個人。這個月初他在比克瑙，他在那只用了兩天就把所有的捷克營全清乾淨了。1000個人被送上了勞力運送列車，5500個人灰飛煙滅，都是年紀大的男人、女人和兒童。」
「你常能看到，年輕的黨衛隊隊員不怎麼和你說話，但是老人，那些犯過罪又殘忍的人，有時候還有點小小的人情味。就像這次你的事一樣。」
「我不認為這個可以為他們開脫，」漢斯嚴肅地說道，「相反，那些年輕人從骨子裡就是這樣長大的，他們自己並不知道別的道理。但是恰恰是那些老人，比如那個營地醫生，從一些小事情還是能看出來以前的教育在他們身上的殘留。他們以前受到的教育不同，所以還能保留自己作為人的一面。所以他們比那些年輕的納粹更可恨，因為後者從來沒見過以前的美好日子是什麼樣的。」
他們又聊了一會兒。弗里德爾告訴他注射瘧疾血液的事情，女人們通過人工方式得了瘧疾，於是發起了高燒。
現在來10號樓比以前要容易一些，待在這兒也不再那麼危險了。
時常會有大批波蘭人被送走，於是猶太人有機會可以給自己找個舒適點的位置。他們可以在更衣室和攝影室工作。有時候還有幾個人能去廚房，猶太醫生也不會只做最骯髒的活，事實上也會做一些真正的醫療工作。現在猶太人也可以以某種工作的名義去10號樓，而以前這些美差都是波蘭人留給自己的。
一方面他們因為波蘭人的離開有了好一點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的擔心也越發多了。波蘭人被送走了，甚至連德國人也是。德意志帝國人，只要不是政治犯，就被收納進黨衛隊了。這一切顯然都受到了前線不斷向後撤退的影響。
此刻——1944年夏天，俄國人已經到了拉多姆，倫貝格和克拉科夫的中間地帶。那裡離奧斯維辛只有200公里。再進行一次進攻他們就可以到達營地了。那時候，這裡面住的人會怎麼樣呢？
坊間流傳著不同的猜測：他們會把營地清空。但是這可沒那麼簡單，因為雖然現在的占領力量已經大大削弱了，可整個奧斯維辛集中營還是有12萬名囚犯的。據其他人說，他們全都會被滅絕。很少有人會樂觀地相信德國人會把這些見證了他們罪行的人活著交到俄國人手上。
於是，人們生活在越來越緊張的混亂之中。
這一切在七月份達到了高潮，「元首死了，國防軍和黨衛隊到處爭鬥，將軍們奪取了政權」，這種謠言還從沒有如此肯定地散播過。
但是儘管傳言說甚至可能明天戰爭就會結束，新的德國政府在和同盟軍協商，黨衛隊還在堅守崗位。但是以前從沒有什麼謠言具有這麼多事實背景。幾天之後，他們才在一張已經過時的報紙上讀到——非猶太人可以訂報紙——馮·維茨勒本事件是怎麼完結的。
不，營地里流傳的謠言總是誇大其詞，但是你肯定總會知道確實是有事發生了。儘管我們很難找出這些事實到底有多少是真實的。
10號樓也是這樣。10號樓要搬家的說法已經流傳半年了。營地旁邊幾百米的地方新建了一個軍營區。現在住在那裡的是黨衛隊，還有一座樓會留給10號樓。
即將到來的分離讓人越發恐懼。但是什麼都沒發生，直到八月份謠言變得更加確鑿。五座新樓將成為女子樓，10號樓的人會搬過去，還有那些比較好的婦女勞動小隊，比如那些給黨衛隊洗衣服的，或者是在武器工廠工作的人。
搬家的那天突然就到了。女人們在外面集合，站了好幾個小時，點名、點名、重新點名。沒有人知道她們在等什麼，但是她們很開心。周圍沒有什麼黨衛隊隊員，她們可以聊一會兒，再多聊一會兒。這次告別成了這一年裡最漫長也最平靜的一次對話。
「在新的樓里會發生什麼呢？」漢斯問道。
「我覺得他們會繼續進行實驗。這周他們在10號樓的工作都在高壓下進行。有人說，一次都沒有接受過注射的人，不可以去新樓，所以這取決於克勞伯格和戈貝爾的名單。工作人員也不能被豁免。」
「那你——你是怎麼逃出魔掌的？」漢斯問道。他十分害怕弗里德爾會給他那個他一直以來最害怕的答案。她從未放棄過可以活著出來的最後希望，如果弗里德爾接受了注射，她可能就永遠不能生育了。
她看到了他的恐懼。「還沒有參加過實驗的護士和其他工作人員一共有34個人。我們所有人都要去克勞伯格那裡解釋為什麼還沒有輪到我們，以及被告知我們什麼時候要來參加。誰拒絕，誰就會被送去比克瑙。當我站在他面前時，我說當時我腎盂感染了。
「『好吧，』他說，『那麼現在就不能做實驗了，這是有生命危險的。』還好沒人檢查我，因為腎盂感染已經是一個月以前的事了。」
令人驚喜的是，她恰好就說了那麼一件事，就中了。她是個外行，可是她的直覺真是好。
快到下午時，女人們出發了。他們不能再想見就見了，但是在新營區里工作的男人將幫他們傳遞信件和包裹。弗里德爾將儘可能多地來營地看牙醫或者看放射科醫生，這樣他們還是可以儘可能見面。
大多數男人對自己妻子的境況還一無所知。有些人，比如艾力，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經死了，但是還有些人知道自己的妻子在隔壁的營地——比如比克瑙，卻從來沒有機會聯繫她們。所以他們也無從抱怨。
點名之後，他們走在比爾肯大道上。天氣依然很熱。再過一會兒這邊會涼快下來，但是營里的囚犯還都在樓里等著拿麵包呢。所以比爾肯大道上現在只有幾個重要人士和護士。瓦倫丁醫生和曼斯菲爾德教授坐在一張長椅上。瓦倫丁向漢斯招呼道：「你現在正常點了嗎？」
漢斯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表現不正常過。他們坐在草坪上，挨著老同事。「我傷心是很正常的。」漢斯覺得。
「看你拉著張臉，一天天的。你還有什麼抱怨的？你肯定會再找到機會和你妻子聯繫上的。」
「哦，對，但是肯定不像現在這麼方便了，而且要是她有什麼問題，我也幫不上忙。」
「會有什麼難處呢？」教授問道。
「當心著點，教授，」艾力答道，「他們現在還是很有能力的。首先那座新樓里有兩間放射室，他們可以比在10號樓時更大規模地開展工作。再者，您可能也聽說了她們要參加的新的控制實驗。新樓里有一排房間，是用來把男女放到一起的。這樣你就可以評估絕育方式好不好。」
漢斯不信：「得了吧，他們只是那麼說而已，他們還整天說猶太妓院9月1號會開張呢。」
艾力想，這兩個謠言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原因。「或許這些檢查也會在類似普夫的妓院裡進行。」
「嗯，我希望沒人願意用妓院。」
曼斯菲爾德教授再次加入談話：「別瞎說。他們要是打算嘗試這樣的事情，你是沒機會阻止的。」
「他的妻子完全沒接受過注射。那還有什麼可以檢查的？」
「哦，那也說明不了什麼，」教授接著說道，「你在我們這些大人那裡是找不到什麼邏輯的。他們做的實驗本來就沒邏輯也不成系統。他們完全就是異想天開。看上什麼，就試試。在柯尼希敘特的營，上個月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把三個男人和三個女人在一個屋裡關了好多天。他把他們的衣服全脫光，並且仔細地觀察他們都做了什麼。他把第一個男人餵得飽飽的，讓第二個正常吃飯，第三個什麼都不吃。他想看看食物對性能力的影響。就連小孩子都知道，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漢斯表示同意：「確實，完全是個人的異想天開。就拿那個安眠藥實驗為例吧。上周19號樓來了一個黨衛隊隊員，找出來三個男人，給了他們一包粉末，沖在咖啡里。過了一會兒他們睡著了。兩個人再也沒醒過來，第三個人36個小時之後醒來了。我也能想到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實驗』。那個黨衛隊隊員顯然還在馮·維茨勒本事件的震驚之中，晚上睡不著覺，在藥櫃裡面找到了一些從『加拿大』拿來的粉末，但是又不太敢吃。那就找幾個囚犯做個『科學實驗』吧。」
艾力插話道：「這種實驗你也分析，真是無聊。浪費時間。柯尼希敘特的實驗只是滿足了那些人想要觀看別人性生活的無恥願望罷了。這和10號樓的實驗比起來還是有區別的。」
「你錯了，先生，」教授反駁道，「所有的這些德國人的實驗——對，可以說是從1933年以來整個德國科學，要是從人的角度和科學角度來看，沒有一點好的。當然這裡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所有猶太學者都被趕走了。在德國科學史上，猶太人和外國學者的數量格外多。而且很多波蘭人也被算作『德國』學者。為了德國的偉大，政治宣傳的時候把哥白尼都據為己有了！」
「要是希特勒沒有把猶太人趕出去呢？」
「那德國科學可能也不會有那麼多的成就。科學的含義在於研究和結論。德國已經提前做出結論了。這結論必須和國家教條是一致的。只要是純粹關於科技發明的，比如戰爭工業或者醫療領域，不管什麼研究結果，都很容易被接受，但是一旦有德國學者進入歷史或哲學領域，他就必須提前知道他的實驗結果是什麼。如果他愚蠢到得出了與國家社會主義學說相悖的結論，那麼他很快就完蛋了。」
「我非常理解，教授。但是回到我們的女人身上來，現在不就是純粹的科學研究嗎？那不應該好好進行嗎？」
「科學是一個為人類社會造福的系統。因此大規模的絕育實驗絕對不可能是科學的。因為德國的科學研究不是為了全人類，而是為了德國種族。況且，您看看現實情況吧。起作用的都有誰？克勞伯格、戈貝爾、蓋世太保，還有薩繆，他們只想保住自己的腦袋。實驗是由一個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執行的，他對實驗本身一無所知，他的權威是靠以前賣牙刷得來的。不，先生，違背任何人類原則的實驗都和科學無關。如果以前我實驗室的助手像這裡對待女人那樣對待他的實驗動物，我會親手把他趕出去。」
曼斯菲爾德的論述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還沒怎麼說話，9號樓的傳達員就來喊他們了：他們要馬上回到樓里。整個樓今晚都要搬去8號樓。
大家忙活了好幾個小時，拆柜子和桌子，把藥品打包。還好又來了一條新的消息：明天再搬。
又是一天的忙碌，和病人一起搬稻草鋪還有床。
8號樓是一個又髒又破的隔離區。搬進9號樓和10號樓的是吉卜賽人，全家一起，男人、女人，還有成群的孩子。他們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從比克瑙逃出來去到其他德國營地的幸運兒。因為吉卜賽人的處境和猶太人沒什麼兩樣。他們組成很多小群體，在歐洲各個國家的社會地位並不如猶太人。他們在比克瑙也是要被「灰飛煙滅」的。
另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對猶太人的迫害本質上並不是什麼「針對猶太裔世界富豪的反資本主義鬥爭」。
黨衛隊是仇恨的產物，鎮壓反抗納粹的德國人民和與他們有關聯的各族人民。他們打著種族淨化的口號，將他們的方法論用在了猶太人、俄國人和吉卜賽人身上。
挨著費呂韋的埃勒科姆營地，格但斯克的施圖特霍夫，正式名稱是「黨衛隊訓練營」。在這些營地里，黨衛隊鼓吹種族純化，在猶太人、俄國人和吉卜賽人身上練手……在集中營里，黨衛隊隊員們的施虐欲望被喚醒，並得到滿足。而且正因為他們有機會獲得這種滿足感，他們一直是希特勒溫順的追隨者。
一個星期後，他們把營區整修打掃了一遍。病人們躺在還殘留著之前的人的穢物的床單上。他們穿的襯衫每個月會消毒一次，但從來沒洗過，所以血漬變成了棕色，黑色的是跳蚤的痕跡。但是一眼望去一切都得是乾淨的，地面閃著白色，床也被新刷了。因此這一周過得很「貴」，可你其實什麼都得不到，因為那些刷床刷門的塗料都是用麵包和黃油買的，那是從病人們的配額里摳出來的。
可惜，第九天又來了新的吉卜賽人，8號樓的人又被搬到7號樓去了。現在營里已經有了2000個吉卜賽人，這一規模前所未有的大。奧斯維辛一號營一下子成了「差」營。三個吉卜賽營區周圍繞了一圈電網，並且總有兩名哨兵站崗，但是這也阻擋不了人們在電網邊熱鬧地進行交易。
吉卜賽人分到的麵包比其他人多，他們就用來買香腸和土豆，那都是營里的普通囚犯偷運進來的。
麵包於是就「貶值」了。一開始一塊麵包可以買12個土豆，現在只能買到7個。吉卜賽人那邊每天都是載歌載舞的。圍欄邊的男人們望眼欲穿，直到哨兵把他們拉走，甚至還會因為工作時間在營地瞎晃而被處罰。但是一到晚上，天黑之後，一切就變得瘋狂起來。營地外的男人們闖進了吉卜賽營區，很多吉卜賽女人從自己的鐵絲網裡逃出來，給樓長和囚監（他們在工作區里通常有自己的房間）的生活增添點愉悅，順便填飽自己的肚子。順便說一句，沒有房間也無所謂，只要有點吃的喝的就行了。
夜裡突襲來了。黨衛隊把整個營區里所有床上的女人都找了個遍。受害者可不少！每天早上鐵絲網都要被重新修理。漢斯不喜歡這種混亂。你越是看到吉卜賽人的娛樂活動，就越發想念你在營里失去的東西，越發覺得悽慘，感覺自己像被活埋了一樣。他對吉卜賽女人沒什麼興趣。
以前他和弗里德爾在窗前聊天的時間，現在被用來和樓上的同事，或者和福萊達教授聊天。福萊達教授是一個阿姆斯特丹的經濟學教授，一個星期前住進了醫院。這個老人是隨著最後一批從荷蘭運送過來的。機緣巧合，他下火車時被分到了幸運的一排。在奧斯維辛他被分到街道建設小隊。一整天拖著小貨車，他堅持了幾周便熬不住了，住進了醫院。因為他為人友好謙虛，很快就在醫生們之間備受歡迎。他們覺得「荷蘭教授迷人得不得了」。但是對漢斯來講，他是個需要很多照護的人。
早上，鍾還沒響，人們就已經擠在7號樓對著8號樓那面的窗戶前，看那邊的女人洗漱。然後樓長過來把每個病人趕回床上去。但是樓長不會去護士房，於是護士們和衣衫半褪的吉卜賽女人們比畫著色情的手勢，自娛自樂。
就算是聖安東尼，在這裡也會向誘惑臣服，漢斯偶爾也會望向對面。但他每次只是匆匆一瞥，因為每次看到那些女人時，他只會加倍思念弗里德爾。
他們兩人的交流並不順利。克萊勃斯，一名荷蘭牙醫，已經因為給女人送信而蹲了好幾天地牢了。那裡面也有一封漢斯的信。審訊的時候，克萊勃斯交代那是一個丈夫寫給自己妻子的信，沒有什麼特殊內容。克萊勃斯是為數不多的重要的荷蘭人，他很走運，因為他有他的上司，牙科診所的黨衛隊上級突擊隊隊長的幫助，這件事情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
弗里德爾來醫院看病也不太順利。每個星期三如果女孩們要去醫院就診，她都跟著一起來，但是每次現場都有一個衛生員。那是一個挺噁心的羅馬尼亞人。外國的黨衛隊隊員總是比德國的更刻薄。他不讓這些女孩好過，檢查時站在女孩的正上方，之後經常帶著一個女孩一起消失在樓上，去驗光室或者藥房。
這時候青年們就抓緊機會和他們的妻子說上幾句話。漢斯、馬澤爾，還有德紅德，暫時被第二個衛生員放了進來。弗里德爾講了關於新樓里的事情。由於沒有實驗，女孩們被分到各個勞動小隊去了。她在裁縫鋪值夜班。情況也不怎麼好：12個小時連續待在閣樓里，在灰塵中縫那些破舊的衣服。要是沒有完成她分到的那包就會挨打。她受不了那灰塵，咳嗽得越來越厲害。不消片刻那個羅馬尼亞人又回來了。他喝了酒，嘴裡不乾不淨地嘮叨了幾句，把男人們都趕了出去。
他何時能再見到弗里德爾呢？他得想點更好的主意。星期三就那麼過去了。星期四所有吉卜賽人都離開了，星期五又搬家了。
他們搬回了9號樓，場面慘不忍睹。
第二天早上：營地醫生來了。他沒有去還是一團混亂的大廳，而是徑直去了樓長的房間，在那裡和首席醫生聊了幾句。等他走了，齊里納就讓所有醫生到流動醫院來。
所有病人的名字都要做成一張名單。醫生要在名字的後面填上這個病人能不能出院，或者他還需要在醫院裡待多久，一周、兩周、三周，還是超過三周。大家都很惆悵，因為他們知道這背後是什麼醜陋的勾當。一時間大家爭執不下，一個病人既可以繼續病著，又不會有去毒氣室的風險，這個界限在哪裡。
漢斯和福萊施納——治療福萊達的法國同事，就教授的命運談了很久。說他沒病是不行的，那樣的話他會立刻被要求出院，但是他出了院連100米都走不了。但是他們也不敢寫「超過三周」，因為那意味著他的人生就結束了。更糟的是，營地醫生拿來了所有人的病歷卡，所以他們也沒法瞞過教授。
齊里納被叫來一起幫忙。他們決定寫三周。在漢斯這一生中所做的決定里，最讓他最後悔的，莫過於這一個。
第二天，病歷卡被統一送了回來，唯獨少了需要在醫院住兩周以上的猶太人的病歷卡。這些人第二天將被帶走，送到比克瑙紡織廠的一個輕鬆點的勞動小隊幹活。比克瑙紡織廠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廠」，已經有幾百萬人被打著這個幌子送到毒氣室了。
星期天早上，齊里納給漢斯放了假。街道建設小隊的囚監是雷恩·桑德斯的朋友，收了他一盒香菸——那是一個波蘭患者贊助的，並受他所託把漢斯保出來。30個人去新的女子樓工作，漢斯被安插進去了。
他不是唯一的一個。周日工作小隊的人里有一半都對女孩們感興趣。黨衛隊隊員們還沒有發現這個小伎倆，所以他們可以沒什麼顧慮地在女營里走動。囚監說，只要他們身上帶幾塊石頭或者帶把鐵鍬，要是黨衛隊隊員或者女監工過來的話趕快幹活就可以了。
很多小伙子都和他們的心上人消失到不知道哪個閣樓去了。但是弗里德爾對這種「偷偷摸摸的愛」沒什麼感覺。他們站在她的樓門後，無人打擾地聊了很久。漢斯說了福萊達的那件事。
「這也沒辦法，」弗里德爾安慰他道，「你當醫生的時候，如果沒給病人開對藥，一般來說人們也不會苛責你。但是他們還是期待你應該做好本職工作的。現在這種情況，也是情有可原的。」
確實如此，漢斯努力平復著他的自責。
第二天來了兩輛車。漢斯感到很痛苦。福萊達教授走了，他曾是阿姆斯特丹大學校長，威廉明娜女王的導師。他和漢斯握了握手，向他的所有子孫問好，如果漢斯能活下來的話。
「但是教授，您會親眼見到他們的。」
不然他還能說什麼？他不敢直說，只能對比克瑙即將發生的事撒謊。
這時，來了一個黨衛隊隊員，將教授趕上了車。一位德高望重的荷蘭學者穿著骯髒的襯衫，踩著木頭涼鞋，登上了去往毒氣室的卡車。
你永遠也不知道黨衛隊隊員都想幹什麼。你看到的最大的矛盾是這樣的：早上，調遣上千個人，把他們分成五排，做一整天可以累死人的勞動，讓他們忍飢挨餓，飽受毒打，然後在大門口有一個由50名囚犯組成的軍樂隊在演奏。醫生們今天需要列張單子寫出需要額外食物的人，名單交上去的第二天，這些營養不良的可憐人就要被拉去毒氣室了。
猶太女人是勞動奴隸，經常被打。但要是黨衛隊隊員有需要，他也會用一用猶太女孩。「你要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就休怪我動粗了。」
如果一個囚犯「安排」麵包被抓，他馬上就會吃一頓棍棒。但黃金和鑽石交易，還有屠宰場（一次十四頭豬）則是經黨衛隊之手的。
1943年的秋天，在盧布林的馬伊達內克集中營，發現了一起破壞陰謀。於是黨衛隊決定在一天之內將18000名猶太人全部收拾乾淨。他們挖了一個巨大的方形散兵坑。在方形坑的一邊，人們把衣服脫掉，然後走到角落，在那裡被槍殺。機關槍的聲音和受害者的哭聲被五個樂團的演奏聲淹沒了。
營地醫生克萊恩是分選專家。一個晚上，所有營區居民都要在老洗衣房赤身露體，排成縱隊經過主管助理面前。他們在外面的比爾肯大道上脫掉衣服。入口處站著幾個樓長，過來一個人就推一下。被門檻絆倒的人的名字就被記下來，那就是個朝聖者。昂首挺胸大踏步經過先生們的，就被放行。這樣他們找出了大概1000個人，把他們關在一座空樓里。到了晚上，所有非猶太人被釋放了。猶太人第二天在8號樓和9號樓之間排成縱隊見營地醫生。營地醫生來檢查這裡是否還混雜著一些有力氣的人。他和營區主管霍斯勒快速交談著，通常背對著長長的隊伍。他時不時轉過身，隨便揪出一個人，這人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僥倖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