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站：奧斯維辛 · 十七
某天早上，樓長來叫漢斯：「范達姆，你得去隔離區。」
漢斯一驚，他想，又要被趕出醫院了。但是站在一邊的齊里納笑了，安慰他：「隔離區那邊出了猩紅熱，需要個醫生。那邊的病人醫院不能收，他們晚上也不能去大流動醫院包紮。所以我們得派個醫生過去把所有工作都在那邊做了。」
一個小時以後，漢斯到了隔離區。他被帶去了樓長那裡，樓長嘲諷地笑著迎接他：「看哪，這不是我們的醫生大人嘛。您可是這裡的頭兒。您來了我就放心了。」
他把漢斯帶到病房。角落裡有一小塊地方用帘子隔開了，後面是一張普通的床，三層鋪，下鋪睡的是宿舍長，宿舍長上面是文員，上鋪是留給漢斯的。
宿舍長囑咐了他幾句在隔離區的注意事項。行事要放輕鬆，不能太過擔心。
他要是能聽進去這些建議有多好，那一切就會好很多。但是，他從進來的那一刻開始，就盡力並準確地要求採取他覺得有必要的措施。每個病房門口都得放一個裝了消毒液的碗用來洗手。每天早上每個人都要體檢，如果有新的猩紅熱病例爭取儘早檢查出來。每天晚上要搭起流動醫院。必須空出一個病房，給那些根據指示不能去醫院的病人和疑似猩紅熱患者來住。幾個在隔離區的法國醫生要協助漢斯。當他急切地把清單拿給樓長看的時候，樓長又堆起嘲諷的笑容：「會安排好的，醫生大人。」
漢斯一整天都在忙著這些措施的事兒，但是一件也沒成。沒有裝消毒液的碗，醫院的藥房拒絕給醫院以外的地方開藥。單獨病房樓長也準備不出來，他這樓里已經住了1200個人了。他們現在已經是三人擠一張床了。
不過，與其說沒有實施計劃的條件，漢斯感受更多的是故意阻撓。哦對了，海因里希，那個和他睡一起的宿舍長也這麼說。他胸前的號碼旁邊佩戴了一個紫色的三角，是《聖經》學生的標誌。每天晚上都有一個小集會，所有學生都在海因里希這裡集合。一共也沒多少：整個奧斯維辛也就五六個人。以前情況不是這樣的，海因里希說。
在德國，所有根據《聖經》來證明納粹系統的卑劣並預言他們垮台的人，都會被抓起來： 他們是「耶和華的僕人」。相信其他預言的人，比如相信金字塔的智慧——「石頭說」的和相信諾斯特拉德馬斯的，他們的遭遇也是一樣。
有一次在達豪甚至一次抓了800個人。
營區主管讓所有人去點名場集合，然後問道：「有誰相信《聖經》預言的真理？」所有人都舉起了雙手。黨衛隊突擊隊員挑出來十個人，並將他們當場射殺。然後再次問道：「還有誰相信……」還是所有人都舉起雙手，於是又倒下了十名受害者。
如此反覆。不過這樣的射殺每進行一輪，人們越遲疑，舉起的手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改變了信仰的人」，但在那之前已經有幾百人倒下了。
那些相信《聖經》的教徒有時候挺難纏的，因為不管你說什麼，不管發生了什麼，他們每次都會用《聖經》的話來回應，也不管有沒有道理。但是他們很誠實，願意為你著想，也知道營地里什麼最吃香。「小心，夥計，」海因里希提醒漢斯，「別拿你的那些措施麻煩他們。到時候有你受的。」
幾天之後，黨衛隊的醫生來了。他怒氣沖沖，訓了漢斯一頓，因為他還沒有採取預防疾病傳播的措施。漢斯一時犯傻，心一軟，沒有回答他自己已經要求採取措施了，只是樓長一直阻撓。這下子樓長更加肆無忌憚了，因為他以為漢斯是沒膽子回答營地醫生的話。
唯一一個願意幫助漢斯的人是一個年輕的捷克同事，伊瓦爾。他是因為同性戀而被抓進來的，但是因為他不是猶太人，而且作為捷克人他能和波蘭樓長說上話，所以還算有點地位。伊瓦爾成了漢斯的好同事，並告訴了漢斯他是怎麼得到紅色三角標誌的。
「布拉格的一個黨員之前欠了我錢。當我去要債的時候，他就把我交到了蓋世太保的手裡，聲稱看見過我搞同性戀。咳，漢斯，你也知道德國的案子都怎麼審的。我什麼都沒認，也沒有任何證據。但是再好的不在場證明也抵不過一個納粹證人的證詞。我本來可以證明我在他說我『犯罪』的當天根本就不在布拉格，但是我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
德國的訴訟程序，漢斯第二天就親眼見識到了。他當時在閣樓上的一個角落裡忙著，十個可憐的病人躺在那裡的一堆骯髒的稻草上，這時候點名的鐘響了。敲鐘之後，到黨衛隊隊員過來之前，足足有半個小時。所以宿舍長先去了漢斯的那個房間，提醒他們點名的時候不要忘了算上他。但是等過了一會兒漢斯下來的時候，點名的人數還是對不上。樓長借著這個機會，一看漢斯進來，就像個瘋子一樣衝上去，接下來就是一頓痛罵：「該死的……」
漢斯想把事情說清楚，道歉，但是樓長越來越生氣，猛地揮拳重重地在他臉上砸了幾下。血從漢斯的鼻孔里流了出來，眼鏡也摔碎在地上。
不過比起摔碎的眼鏡和被打歪的鼻子——鼻骨直接就折了，更嚴重的是，漢斯現在在隔離區成了一個不受待見的人。所有人：舍長、他的助手、文員，還有清潔工，都嘲笑他。沒人再聽他的了。
晚上漢斯和克魯克夫——為數不多的會說點德語的俄國人之一，說起了這件事。他曾是蘇聯農業集體化的領導，他所在的公司里有2500個工人。德國人來了以後，他們集體罷工了。很多人當場就被射殺，他自己和另外幾百個人則被關到了這邊的集中營。
他們每人都戴著一個黑色三角——「反社會人士、懶惰分子」。想像一下，那些當牛做馬努力工作了一輩子的人，他們把自己的棚屋和泥地創造成了美好而寬闊無垠的農場。他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都更懂得社會的意義，這些工農團體，還有為這些團體工作的人，現在在這裡被標記成了反社會人士。戴著這三角形有什麼意義呢？也並不能得到更多尊重。
「看看你的四周，都是些什麼人，」俄國人接著說道，「他們大多都是波蘭人，戴著紅色三角臂章，上面有個P字——政治犯，但是我向你保證，他們90%都是非法經商的人，要麼他們所謂的政治犯罪頂多就是他們喝多了的時候信口胡謅了幾句話。戴紅三角的德國人一般是真的政治犯。有些人已經被關了十年了，但是這邊沒幾個。而且大多數人也都已經遇難了。然後就是俄國人，他們，就和我剛和你說的那樣，一般都戴黑色三角形。實際上他們才真是政治犯，因為他們做的事——拒絕，是被看作政治犯罪的。最為渣滓的人是戴綠三角的。要是三角形的尖朝上，就代表是專業的慣犯，要是尖朝下，就是普通的刑事犯。他們在營裡面像是領頭大哥一樣。有些人當著營長，身上背負了幾百條獄友的性命。不過這一切也都沒個準兒。我認識一個來自科隆的德國人，他在1936年在飛機上發政治宣傳冊——當然是反納粹的。他被抓了，並且調查發現他用了非法組織提供的錢來印這些宣傳冊。於是他就被發了個綠色三角形——普通刑事犯的那個。那些冊子如果是他自己掏錢買的，他分到的就應該是紅色三角了。」
不覺間已經到了晚上，漢斯要上樓看看。樓上是一個很大的閣樓，裡面躺了300個人，全都躺在水泥地上，他們都是猶太人。幾天之前，有一個猶太人被抓到向食盒裡撒尿。這人膀胱不太好，憋不住尿，但是有時候他們半天都不讓出門。於是韋斯特博克的一個朋友給他專門帶了一個食盒讓他用來撒尿，但是這個藉口沒人接受。他們和以往一樣把他痛揍了一頓：如果一個猶太人做了錯事，所有的猶太人都得一起遭殃。
樓長逮住了這個把柄，把他們所有人都趕到了閣樓上，這樣就能給波蘭人騰出來更多地方，他們現在最多只需要兩人共享一張床就行了。
閣樓上的場景慘不忍睹。沒有打磨過的水泥地，屋頂漏雨，只有兩扇小窗戶為這300個人提供一點新鮮空氣。人們穿著麻布衣服躺在地上，兩個人分一條床單。白天他們要麼擠在屋樑上，要麼一直站著，因為這裡既沒有椅子也沒有桌子。他們這種日子已經過了五個星期，而且因為猩紅熱，他們不能離開這座樓。
整座樓的病號都躺在一個由板子隔開的角落裡，簡直是骯髒至極。不過這也算個優點，因為你不會被幾百個在閣樓里來回挪動的人踢到。但是要是波蘭人或俄國人病了，他們就能找到各種其他的出路。比起這個髒兮兮的病號角落，病人當然是更願意回到下面的房間去床上躺著的，但是因為傳染的風險，病人並不能回到房間。你永遠也沒法事先判斷這個發燒40攝氏度的心絞痛病人是不是得了猩紅熱。於是病人去求宿舍長，宿舍長再去和樓長商量，不管現在是不是由漢斯指揮，病人反正可以留在原處。
當然，從衛生角度來看，他是不應該留在房間裡的，但是從他自己的角度想，也可以理解為什麼病人不想去閣樓。在那邊他無法休息，空氣也不新鮮，而且受到的治療也並不比在下面多。
繃帶是不夠的，藥品就更不用說了。兩天之內，漢斯只拿到了30片阿司匹林給這1200個人。況且沒被隔離的其他病人不知道還有多少呢。就這30片藥，都是費了好大力氣才爭取來的。他當時不得不去找了醫院的院長德靈。
人們就躺在角落裡。有些人發著高燒，並且因為喉嚨痛，天天吃不下飯。醫院裡自然也是有做規定飲食的廚房的，但是你要拿到樓長的批條，而樓長並沒時間搭理你。但是漢斯還是犯了蠢，第二天和德靈抱怨了樓里的情況，還有樓長的所作所為。
一開始德靈暴怒不已：樓長打醫生，這簡直是醜聞，是對整個醫院的侮辱。但是後來樓長自己來了，兩個人用波蘭語說了幾句話，之後德靈冷靜了下來。他會親自去調查這件事。
一個小時以後，他把漢斯叫了過去：「我發現你處理不了這種情況。你還是回到你原來工作的監區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