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站：奧斯維辛 · 十一

漢斯在28號樓待了兩周，之後的某一個下午，來了一條消息：「所有預備護士集合。」 現在這是要搞什麼？樓長進了住院部，帶著一個穿著整齊的囚犯，一個真正的「體面人」。這個男人身穿黑色面料的外套，戴著一頂黑色貝雷帽，他的條紋褲子是羊毛的。從頭到腳都是體面人的穿戴。 他們私下說了幾句，這個陌生的男人說他要用五個人。 「帶六個去吧，」樓長說，「不然我永遠也用不完。」 他們選出了六個小伙子。其中四個是荷蘭人：漢斯、赫拉德·范維克——那個年輕的心理醫生，托尼·哈克斯汀—— 一個預科醫生，還有范里爾——那個實習醫生。他們把行李收拾一番，就被那個男人帶走了。他好像是9號樓的樓長。他對這幾個小伙子還挺友善，說他在集中營已經待了九年。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他早在第一年就被希特勒政權抓了。今年他50歲了。 「噢，一旦你開始適應了營里的生活，還是可以堅持的。你知道嗎？九成的人都是在第一年死去的，但一旦你度過了那一段，後面就好了。你適應了這裡的食物，你的衣服會好一些，而如果你成了老囚犯，黨衛隊隊員們也會尊重你一點。」 「您不想從這兒出去嗎？」漢斯問道。 「想和願意是兩碼事。外面也沒那麼好。我是個木匠，我現在這個年紀，還要找個師傅從頭開始嗎？在營里我就是我自己的頭兒。」 「我以為黨衛隊隊員們才是頭兒。」 「哦，那些全都是小鼻涕孩兒，我在奧拉寧堡的時候他們還裹著尿布呢。營地說到底也不是營地，現在是個療養院。你們都是荷蘭人，是吧？我還是有點同情荷蘭人的。那是……我想想……1941年在布痕瓦爾德，我是隔離區那個樓的樓長。400個荷蘭猶太人，他們和我待了三個月，也有點適應了。我能保證他們不用那麼拚命幹活，他們到底還是比那些波蘭人什麼的要好。後來他們忽然整個都到毛特豪森去了。我後來聽說，他們都去了礫石坑。一天到晚扛著石頭小跑上坡。最頑強的那個人也只活了五個星期。」 沒錯。漢斯回憶起阿姆斯特丹的歷史。二月，抵抗部[1]一個叫科特的在猶太區被打死了。後來秩序警察從大街上抓走了400個青年。幾個月之後，死訊傳來，後來這件事很快就結束了。 說話間他們已經到了9號樓。他們要先在走廊等著，然後進了1號房間。 桌子後面坐了一個小個子男人，是那種矮胖的類型。他戴著一個紅色的三角臂章，上面有個字母P，這說明他是波蘭政治犯。他肥頭大耳，長了一張嚴肅的嘴臉，但是眼裡卻有種美好但有點失神的神情。他緊張地把玩著一根鉛筆，這種事他肯定見得多了，或許他也在營里很久了。 這些小伙子一個接一個地走到他面前，作為樓長的替補，以及樓里最老的醫生，他負責分配任務。 第一個輪到托尼·哈克斯汀。問他是醫生嗎，他對此有點含糊其詞。樓長問他的實際年齡，他回答22歲。旁人笑了起來，有人嘟囔了一句「愚蠢的荷蘭人」之類的。然後是赫拉德·范維克，他說自己之前學醫，現在是心理醫生。營區醫生不是很明白，問他是精神科醫生嗎？赫拉德不敢說不是。 「那你去3號房，找你的老鄉波拉克去。布納那邊用不上他，那邊全是瘋子。」 漢斯感覺他有機會了。他畢竟當過兩年精神科助理醫師，比赫拉德那個理論派更有成為精神科醫生的資格。不過現在可不是競爭這事的時候，赫拉德或許就這麼一個當「精神科醫生」的機會。所以漢斯說自己是內科醫生。 「好，」樓長說，「你就留在這屋吧。這位是住院醫師奧科斯基醫生。你可以給他打打下手。」沒有輪到范里爾。28號樓的樓長已經和9號樓的新同事說了范里爾腳上有傷的事，所以他要先在病房等傷口癒合。 漢斯很高興。「去給住院醫師幫忙」，肯定是個不錯的工作。 他依然對營地里的關係一無所知。誰是臨床看病的？那些18~20歲的小青年，掌管著流動醫院，賣藥換香菸和黃油。藥並非賣給有需要的人，而是賣給買得起的人。 9號樓里誰是老大？不是樓長和營區醫生，而是負責發放食物的人和他的夥伴，一個粗暴的波蘭人和幾個俄國人。 醫療工作？奧科斯基醫生，一個公道的人，一個無事可做的人。每天大概能來十個人住院，奧科斯基告訴他們應該去哪間屋子。那也就是五分鐘的活兒，之後他就整天在床上躺著。如果門衛開始敲警鐘，他就知道黨衛隊隊員來了，立刻開始逮個人做檢查。是的，沒有什麼醫療工作，但是別的工作有的是。儘管如此，9號樓也有著不可估量的優勢。要是你會數數的話，9的後面就是10！ [1] 屬於荷蘭政黨「國家社會主義運動」（N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