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二
一度強大的第三帝國已經山窮水盡了。它遭到了來自兩個方向的龐大力量的擠壓，其控制區在地圖上看起來類似於沙漏：北海和波羅的海組成了沙漏的上半部分，巴伐利亞、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奧地利和如今依然由德國占領的義大利北部是沙漏的下半部分。在這塊地區最狹窄的細腰部分，美軍和蘇聯紅軍戰線之間的距離只有大約145公里。北方的戰鬥依然十分激烈，南部地區的戰鬥烈度則要低得多。威廉·辛普森中將指揮的美軍第9集團軍在中部地區沿著易北河岸堅守陣地，同時將此前他們朝易北河突進時繞過的零星抵抗據點逐個拔除，並防止德軍對橋頭堡發動反擊。對第9集團軍來說，如鯁在喉的痛點只有一個：馬格德堡。守軍指揮官多次拒絕投降。最終，失去耐心的辛普森召來了轟炸機群，把這座城市的三分之一以上化為一片焦土，然後他的部隊向該城發起猛攻。
17日下午，第30步兵師和第2裝甲師發起進攻後，布萊德雷上將來到了辛普森的指揮部。這時電話響了。辛普森拿起電話聽了一會兒，然後用手捂住聽筒對布萊德雷說：「看來我們似乎可以完整地奪取馬格德堡大橋。接下來我們該怎麼做，布萊德雷？」
布萊德雷太清楚辛普森希望他怎麼回答。這座高速公路橋是前往柏林距離最短和最快捷的通道，但他搖了搖頭。「去他的，」他回答說，「我們在易北河不需要更多的橋頭堡了。我估計如果奪下它，你就得派一個營過去守住。不過，讓咱們期盼另一邊的朋友在你著迷於它之前炸掉它吧。」
布萊德雷從盟軍最高統帥部得到的指示十分明確，足以讓他制止辛普森產生任何繼續前進的期望。他接到的命令說：「要採取必要措施避免部隊發起攻擊行動，包括在易北河—穆爾德河一線以東建立新的橋頭堡……」辛普森的部隊仍然保持著威脅柏林的態勢，僅此而已。
幾分鐘以後，第二個電話解決了這個問題。辛普森放下電話喪氣地告訴布萊德雷：「別擔心我會輕舉妄動了。德國佬剛剛把那座該死的橋炸上了天。」
大橋被炸終結了「大傻」辛普森的最終夢想，他本想率領強大的第9集團軍攻入柏林。盟軍最高統帥曾經把這座城市描述為「顯然是首要目標」。
在易北河畔博伊岑堡（Boizenburg）北邊的小村莊裡，村民們因若隱若現的哀哭聲受到驚嚇。隨著怪聲逐漸清晰，他們看見了一幅奇景：兩名蘇格蘭風笛手打頭，吹奏著風笛沿路步行而來，身後跟隨著「迪克西」·迪恩斯准尉以及12 000萬名戰俘，他們排成縱隊，在少量德國警衛的監視下行軍。這些戰俘衣衫襤褸，將隨身物品綑紮好背在背上，他們又冷又餓，十分憔悴卻昂首挺胸。意志堅定的迪恩斯已經預見到這種情況。「當你們路過這些村莊的時候，」他告訴那些人，「即使感到疼痛也要打扮整齊，要讓這些殘忍的非人類確切明白究竟是誰贏得了這場戰爭。」
迪恩斯自己的運輸工具是一輛隨時都有可能散架的老式自行車，自行車的前胎因為打了一大塊補丁而鼓起，儘管騎起來顛簸得很，但迪恩斯對它帶來的機動性感到欣慰。道路上滿是戰俘，約2 000人一個縱隊，每個縱隊兩側都有德軍警衛。迪恩斯不斷地從一個縱隊騎到另外一個縱隊，照顧他們並觀察縱隊兩側的德國警衛。迪恩斯試圖把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但這個差事令人精疲力竭。在經過十天似乎漫無目的的行軍之後，戰俘們的身體狀況惡化了。只有為數不多的幾輛德國補給車為戰俘提供必需品，人們主要依靠從鄉間找來的食物充飢。德國指揮官奧斯特曼上校為這漫無目的的行軍和食品短缺感到有些尷尬，不過他告訴迪恩斯：「我無能為力。」迪恩斯相信他說的是實情。他對自己的朋友、英國皇家空軍准尉羅納德·莫格（Ronald Mogg）說：「我認為，他對我們這樣一天又一天究竟要走到哪個鬼地方去，同樣毫無頭緒。」
自從離開法靈博斯特爾以來，這些戰俘就像遊牧部落一樣遊蕩著。現在他們正前往格雷瑟（Gresse），據說載有紅十字會提供的食品的卡車正在那裡等著他們。迪恩斯希望，他們將在那裡停下，別再走下去了。他對奧斯特曼直言，再走下去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英軍很快就會追上他們。迪恩斯希望他的說法是對的。他們從戰俘營里秘密帶出了幾台珍貴的收音機，收音機里聽到的情況表明盟軍的態勢非常好。莫格是一位速記專家，他每天兩次記下英國廣播公司的最新消息。只要是在有電源的地方，英國人就收聽留聲機里的聲音；而在行軍途中，則使用帶電池的收音機。「查理」·貢巴赫（「Charlie」Gumbach）下士是一名德國警衛，也是奧斯特曼的翻譯，他認為約翰·布里斯托中士背著那台沉重的老式留聲機是愚蠢的。「你為何不把它扔了？」這個德國人建議道。「我已經迷上它了，查理，」布里斯托嚴肅地說道，「無論如何，要是入夜後我們聽不到音樂，大家是不會原諒我的。」布里斯托疑惑地看著這位德國人。「你不喜歡跳舞嗎，查理？」他問道。貢巴赫茫然地聳了聳肩，這些英國人可能腦子都有問題。
當迪恩斯的縱隊在道路上拐彎，轉向下一個村子行軍的時候，風笛手們再次奏響了風笛，隊列中疲倦的人們挺直肩膀，邁起了正步。「至少，」羅恩·莫格敏捷地邁步出了行列，走到騎在自行車上的迪恩斯旁邊，對他說道，「我們正給當地人帶來無法抹掉的印象。」
在東線，崔可夫的近衛集團軍和卡圖科夫的坦克集團軍，終於憑藉數量上的壓倒性優勢在塞洛高地奪得了一個立足點。波佩爾中將後來記得，16日午夜前，「在塞洛鎮的北郊首先攻占了3座房屋……那是一場激烈的戰鬥」。16日整晚，蘇軍的進攻一次又一次被高射炮的近距離平射粉碎。「德國人甚至都不用瞄準，」波佩爾說道，「他們只要對著大致的方向開火。」17日中午時分，崔可夫親自來到塞洛，他發現敵人的抵抗異常猛烈，這位將軍悲觀地估計「要突破奧得河和柏林之間的每道防線」，都需要「一天的時間」。塞洛高地直到17日晚上才被攻克。突破前兩道防線，確實用了超過兩天的時間。蘇聯人認為在柏林的前面至少還有3道這樣的防線。
波佩爾試圖前往卡圖科夫的司令部，司令部離塞洛有一段距離，一路上可以看到戰鬥造成的極大混亂。到處都是部隊和坦克，它們擠滿了每一個角落、小巷、街道和花園。德國人的火炮仍然在射擊。為了奪取高地，朱可夫的部隊已經不成建制，如今需要重整之後才能繼續前進。朱可夫大發雷霆，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競爭對手科涅夫正在逐步推進，於是要求部下全力以赴。
在激戰當中，蘇聯坦克手們想出了一個妙招，來防禦「鐵拳」反坦克榴彈發射器發射的超口徑火箭彈。伊萬·伊萬諾維奇·尤舒克少將驚訝地看到，他的坦克手們把能夠從德國人家裡找到的每個彈簧床墊都帶上了。這些鐵絲盤繞起來的玩意兒現在被拴在坦克前面，它可以提前引爆觸發引信的超口徑火箭彈。在這些彈簧床墊保護之下的蘇軍坦克即將用大炮對城市發起猛攻。
在科特布斯附近一座俯瞰著施普雷河的中世紀城堡里，科涅夫元帥正等著直接與莫斯科通話。在某個地方，一個孤零零的敵軍炮兵連仍在開火。科涅夫聽著那種計時精確、有條不紊的炮彈爆炸聲，他知道這是典型的德國炮兵的射擊方式。他有些好奇德國人的射擊目標是哪裡——也許是這座城堡，也許就是自己司令部無線電台的天線。不管這炮火的目標是什麼，都擋不住他的坦克。自從中午渡過施普雷河到現在，那些坦克已經開出數公里之遙了。它們衝垮了敵人的防線，正向呂本隆隆行進，那裡已接近他的部隊與朱可夫的部隊之間分界線的終點。對科涅夫來說，現在該是給史達林打電話，請求讓他的坦克揮師北上、朝柏林進軍的時候了。
科涅夫對目前的態勢感到非常滿意。儘管在某些地區戰鬥殘酷激烈、部隊傷亡慘重，但他的坦克手們推進速度之快出乎人們的意料。17日一大早，當科涅夫驅車去前線視察部隊渡過施普雷河的情況時，他第一次意識到這場戰鬥是多麼可怕。他的汽車穿過了尚未燃盡的森林，經過了被炮火炸得坑坑窪窪的田野。他回憶說：「不計其數的坦克或是被打癱，或是被徹底焚毀，各種車輛裝備淤陷在溪流和沼澤之中，到處都是扭曲變形的鋼鐵，屍橫遍野——這些都是剛剛經過此處，並且在此激戰的部隊遺留下來的。」
科涅夫本以為強渡施普雷河的作戰行動會遇到困難，因為這條河的部分河段寬達55米。但等他來到雷巴爾科上將的近衛坦克第3集團軍司令部時，有一些坦克實際上已經通過門橋運過河了。不過門橋輪渡太慢了，必須儘快突破施普雷河一線。科涅夫和雷巴爾科匆匆趕到一個地區，偵察兵氣喘吁吁地報告說，有證據表明這個地方可以涉水渡河。儘管此處河面的寬度接近45米，但科涅夫在視察了地形之後，仍然決定冒險試試。雷巴爾科挑選了先遣分隊中最優秀的坦克手，向他們做了情況介紹，那輛坦克開進河裡，迎著來自西岸的炮火開始緩慢渡河。河水漫過了坦克履帶——不過也就這樣了，這裡的河水深度只有一米出頭一點。於是雷巴爾科的坦克一輛跟著一輛，緩緩地駛過了河道。施普雷河的德軍防線隨後就被衝破了。科涅夫的部隊成功渡河，繼續全速前進。
現在，在科特布斯城堡里，科涅夫元帥與莫斯科的電話接通了。一名副官把無線電話遞給科涅夫。他以史達林一貫要求部隊遵守的軍事禮儀開始了通話。「我是烏克蘭第1方面軍司令員。」他說道。史達林回答說：「我是史達林，請講。」
「這是我軍的戰術態勢，」科涅夫報告說，「我的坦克集團軍現在是在芬斯特瓦爾德（Finsterwalde）西北23公里處（大約14英里），我的步兵已推進到施普雷河的岸邊。」他頓了頓，「我建議應該讓我的坦克部隊立即向北推進。」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柏林。
「朱可夫那裡，」史達林說道，「遇到了困難，他仍然在嘗試突破塞洛高地的堅固防禦。敵人在那裡的抵抗極為頑強，不肯屈服。」說到這裡史達林短暫停頓了一下，然後說道：「為什麼不讓朱可夫的坦克集團軍從你戰線上的突破口通過，讓他從那裡沖向柏林呢？這樣可行嗎？」
「史達林同志，」科涅夫迅速說道，「那樣做將會耗費大量時間，而且會造成巨大的混亂。沒有必要從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把坦克集團軍調過來，我的攻勢進展順利。」他決定冒險向領袖提出自己的計劃。「我有足夠的兵力，而且態勢也極為有利，我的坦克集團軍占據了轉向柏林前進的極佳位置。」
科涅夫解釋說，他可以派他的部隊經由柏林南邊40公里處的措森前往柏林。「你用的是多大比例的地圖？」史達林突然問道。「二十萬分之一的地圖。」科涅夫回答道。史達林停頓了一下以查看自己的地圖，然後他說道：「你知道措森是德軍總參謀部的所在地嗎？」科涅夫說他清楚這一點。史達林又停頓了一下，最後說道：「那好吧。我同意，讓你的坦克集團軍轉向柏林。」大元帥又補充說，他將發布新的部隊分界線，然後他突然把電話掛了。科涅夫放下電話，心裡很是滿意。
朱可夫從史達林那裡得知了這條「噩耗」，老對頭科涅夫正沖向柏林——對這位元帥而言，那顯然不是一次讓他感到愉快的交談。誰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具體說了些什麼，不過司令部里的參謀們能夠看出它對司令員產生的影響。帕維爾·特羅揚諾夫斯基中校是軍報《紅星報》的資深記者，他後來這樣回憶了這個事件：「進攻受阻，史達林訓斥了朱可夫。情況相當嚴峻，況且史達林的訓斥通常措辭嚴厲。」特羅揚諾夫斯基完全看得出來，「朱可夫臉色鐵青，他不喜歡任何人來分享本應屬於他的光榮，他現在極其生氣。」波佩爾中將則是更直截了當地描述了朱可夫的心態。「我們手裡有一頭獅子。」他告訴他的參謀同僚，這頭獅子很快就會用利爪刺向敵人了！當天夜晚，朱可夫嚴厲地向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的全體官兵發布了命令：「現在攻克柏林！」
如今恐慌開始在德軍防線迅速蔓延，在戰線各處幾乎都出現了物資短缺的現象。運輸工具嚴重缺乏，燃料幾乎沒有，道路上擠滿了逃命的難民，這一切都使得部隊幾乎難以進行大規模機動。機動性的喪失造成了惡果：當部隊轉移陣地的時候，他們的裝備，包括所剩無幾的火炮都得被遺棄。通信線路處於半癱瘓狀態，在一些地方則已不復存在，這使得命令在最終傳到目的地的時候，往往已經過時——甚至這些命令在發布的時候，就已經過時。令混亂局面變本加厲的是，當軍官們來到前線接管部隊的時候，他們發現已經沒有部隊可接管了，因為這些部隊很多都已經全軍覆沒，手下士兵要麼成了俘虜，要麼早已戰死。在一些地方，沒有經驗的新兵由於沒有軍官指揮，甚至不知道他們到底在什麼位置，也不知道是誰在他們的兩翼。即使在由老兵組成的部隊里，由於指揮部被迫頻繁轉移，也全然不知他們的指揮部到底處於何方，自己應該如何與指揮部進行聯絡。
一支支部隊陷於包圍，或被俘虜，或被打垮、被殲滅；其他的部隊士氣低落，不是瓦解就是乾脆逃跑了。維斯瓦集團軍群的前線只有兩個地方仍然完好無損。哈索·馮·曼陀菲爾的第3裝甲集團軍堅守的北部區域並沒有遭到朱可夫的大規模攻擊，但馮·曼陀菲爾預料到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白俄羅斯第2方面軍隨時都有可能發動進攻。南部較遠一點的位置，布塞的第9集團軍一部仍然在堅守著，但已經開始受到總崩潰的影響：集團軍左翼在朱可夫雷霆萬鈞般的坦克攻勢面前已經垮掉了，右翼則遭到科涅夫在柏林南邊發起的強有力的猛攻而陷入了包圍。事實上維斯瓦集團軍群正在一片片地被粉碎，處於混亂、恐慌和死亡之中——正如海因里希早就料到的那樣。
像海因里希一樣，曾和蘇軍多次交戰的馮·曼陀菲爾也不敢對當面的蘇聯人掉以輕心。現在他乘坐Fi 156「鸛」式偵察機，飛行在奧得河上空觀察敵人。羅科索夫斯基的部下根本就不想掩飾他們的攻擊準備工作，炮兵和步兵部隊正大搖大擺地向預定位置調動。蘇聯人的自負讓馮·曼陀菲爾感到不可思議，好幾天來當他在蘇軍戰線上方飛來飛去的時候，地面上的敵人甚至都懶得抬頭看看。
馮·曼陀菲爾知道，當蘇聯紅軍發起進攻的時候，他無法長時間堅守，他雖然名義上指揮著裝甲集團軍，但實際上手頭根本就沒多少坦克。為了頂住朱可夫對第9集團軍發起的猛攻，海因里希又把馮·曼陀菲爾集團軍所剩無幾的裝甲部隊抽調一空。這些裝甲部隊隸屬於黨衛軍第3裝甲軍，該軍原本堅守著埃伯斯瓦爾德（Eberswalde）森林防區的南部邊緣，軍長是費利克斯·馬丁·尤利烏斯·施泰納（Felix Martin Julius Steiner）黨衛隊副總指揮兼武裝黨衛軍上將，他被國防軍的軍官們譽為武裝黨衛軍最優秀的將領之一。他報告說，儘管他的坦克被調走了，但他也獲得了別的增援。他煞有介事地向馮·曼陀菲爾報告說：「我剛剛得到了5 000名空軍飛行員，他們每個人的脖子上都掛著小小的鐵十字勳章。請您告訴我，我該如何使用他們？」
「我敢保證，」馮·曼陀菲爾向他的參謀們諷刺道，「在希特勒的地圖上肯定插著一面表示第7裝甲師的小旗，即使它連1輛坦克、1輛卡車、1門火炮甚至1挺機槍都沒有。我們有一支幽靈組成的軍隊。」
現在，馮·曼陀菲爾從飛機上朝下看著蘇聯人的準備工作，他估計，蘇軍將在20日前後發動總攻。他知道自己那時應該怎麼做，儘可能長時間地堅守，然後打算「節節後撤，讓我的士兵們手挽手，肩並肩，全都撤退到西邊去」。馮·曼陀菲爾無意讓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人落入蘇聯人之手。
第9集團軍現在大難臨頭了，然而撤退卻並不在其指揮官的考慮範圍內。在特奧多爾·布塞將軍看來，如果沒有命令就撤退的話，自己鐵定會被扣上一頂賣國賊的帽子——因為希特勒下的命令是死守，打到最後一個人和最後一顆子彈。朱可夫的坦克大軍在突破了塞洛高地之後繼續猛打猛衝，在第9集團軍的北翼扯開了一個大口子，現在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突向柏林。聯絡基本中斷，使得布塞無法評估突破的程度，他甚至不知道反擊是否能夠堵住防線上的口子。他得到的最精確的情報，就是朱可夫的坦克部隊前鋒已經衝殺到距柏林城僅40公里之遙的地方。科涅夫沿著第9集團軍南翼的大舉猛攻則更加令人驚恐，烏克蘭第1方面軍現在已經過了呂本，正在第9集團軍的側後迂迴前進，並全速朝北進軍直撲柏林城下。布塞不知道，第9集團軍是否會步莫德爾的後塵，被敵軍合圍消滅掉。不過從一定程度上來講，莫德爾和他的部隊是很幸運的，因為他們是被美國人包圍的。[1]而自己一旦陷入重圍，那就只能當蘇聯人的俘虜了。
魏德林上將指揮的第56裝甲軍在塞洛地區已經承受了朱可夫的主要突擊，對他而言，形勢令人煩躁不安。他的部隊抵擋朱可夫的攻勢已有兩天之久，傷亡人數大得驚人，但魏德林焦急等待的上級許諾撥給他的後備師——黨衛軍第11北歐志願裝甲擲彈兵師和戰鬥力完備的第18裝甲擲彈兵師——卻並沒有按時抵達參加反擊以阻止朱可夫的坦克進攻。
北歐師的確有人露面了——他就是該師師長約阿希姆·齊格勒（Joachim Ziegler）黨衛隊旅隊長兼武裝黨衛軍少將。齊格勒乘車來到明謝貝格北邊的魏德林的軍部，從容地宣布他的師在幾公里以外，但是燃料耗盡。魏德林怒不可遏。為了應付這種緊急情況，每個裝甲師本來都應該帶著備用燃料，但齊格勒根本就不想被國防軍軍官指揮，顯然他並不認為他的師需要立即開赴前線。現在又在加油上浪費了寶貴的20個小時，但齊格勒和他的部下仍未進入預定陣地。本該在一天前，也就是17日抵達魏德林那裡的第18裝甲擲彈兵師剛剛才到，原計劃投入這支部隊進行反攻的計劃流產了，這個師抵達前線時，剛好遇到大撤退。
魏德林碰到的倒霉事一個接著一個。當朱可夫強大的坦克部隊源源不斷地從高地上猛衝下來時，在那些遭到重創的德軍部隊當中，海因里希最為擔心的戈林的第9傘兵師遭到了極大打擊。戈林的傘兵們在高地爭奪戰爆發之後就士氣全無，在蘇聯紅軍的炮擊和坦克衝擊下，他們驚恐萬分，迅速潰散丟棄了防線。漢斯—奧斯卡·韋勒曼（Hans-Oscar Wöhlermann）上校是魏德林的新任炮兵指揮官，他是在蘇聯人發起強渡奧得河攻勢的那天到達的，目睹了隨後發生的可怕潰退。他說，到處都有士兵「像瘋子一樣狂奔」，哪怕他拔出手槍來威脅他們，那些狂亂的傘兵照樣停都不停。韋勒曼發現，該師的師長「孤身一人，部下的潰逃令他抓狂，他試圖把還沒逃之夭夭的人，無論他們是幹什麼的全都攔下來」。最終這次狼狽不堪的逃跑被阻止了，但用韋勒曼的話來說，這支被戈林大肆吹噓的傘兵部隊「仍然是整場戰役過程中的一個隱患」。至於海因里希，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便給在卡琳莊園的戈林打了電話。「我有件事要告訴您，」他譏諷地說道，「您的那些曾經在卡西諾山戰鬥過的部隊，那些著名的傘兵——嗯，他們逃跑了。」
儘管魏德林試圖不顧一切地擋住蘇聯坦克部隊的攻擊，但第56裝甲軍的戰線仍然無法固守。魏德林的參謀長特奧多爾·馮·杜夫芬（Theodor von Dufving）中校看到，蘇聯人正在「出色地反覆進行鉗形機動，在向德軍兩翼實施迂迴的同時展開猛攻，一再合圍我們，迫使我們後撤」。這個軍還遭受了無情的空中打擊：馮·杜夫芬不得不在4個小時之內隱蔽30次。蘇聯紅軍的鉗形戰術迫使魏德林在午後轉移了兩次軍部，這導致他與布塞的指揮部失去了聯繫。
夜幕降臨時，魏德林來到明謝貝格西北的瓦爾齊費爾斯多夫（Waldsieversdorf）一個點著蠟燭的地下室，在那裡他接待了一位特別的客人——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他顯得緊張不安且憂心忡忡。韋勒曼後來記得，「他一直用焦慮、悲傷的眼睛，滿懷期望地盯著我們」，當他聽到有關第56裝甲軍的真實態勢時，「仿佛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外交部長用一種嘶啞、無力的嗓音，猶豫地問了幾個問題後就離開了。韋勒曼和軍部里的其他參謀本來期望馮·里賓特洛甫能夠「告訴我們，我方與英國人和美國人的談判已經拉開了序幕。若是這樣的話，起碼會給我們看到最後的希望」，但他並沒有談及此事。
外交部長剛走，32歲的希特勒青年團獨臂領導人阿圖爾·阿克斯曼（Arutr Axmann）就來了，他相信自己帶來的消息會讓魏德林感到高興。阿克斯曼大聲宣布，希特勒青年團的小伙子們已經鬥志昂揚地做好了準備，正在第56裝甲軍後方的道路上集結，將和正規軍一起投入到血戰當中。但魏德林對這個消息的反應卻讓阿克斯曼碰了一鼻子灰。韋勒曼記得，魏德林已經震怒到說不出話的地步，過了一會兒，他「用極其粗魯的語言」痛斥了阿克斯曼的計劃。「你不能為一個已經失敗的事業犧牲這些孩子，」他憤怒地告訴這位青年團領導人，「我絕不會拿他們當炮灰！我要求立即撤銷這道命令，別讓這群可憐的孩子上戰場！」胖乎乎的阿克斯曼被嚇蒙了，匆匆向魏德林保證，這道命令將被撤回。
如果說真的發布了撤銷這一命令的指示，那它也從來沒有被傳達到數以百計、在通往柏林的道路上處於備戰狀態的希特勒青年團員那裡。他們仍然堅守在陣地上，在接下來的兩天時間內，他們很快就被蘇聯人的攻擊打垮了。維利·費爾德海姆與連里的130名少年被擊潰，他們倉促退卻，最終停下來試圖堅守一條戰線，以保護某些壕溝和一個地堡。最後，維利由於恐懼而精疲力竭，戰鬥間隙他躺在一條板凳上伸展四肢睡著了。
幾個小時以後他驚醒了，忽然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感覺哪裡有些不對勁。有一個聲音說道：「我納悶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太安靜了。」
活著的孩子們衝出地堡——面對著一個「古怪的不可思議的可怕景象，就像一幅描繪拿破崙戰爭的老油畫一樣」。燦爛的陽光下屍橫遍野，沒有什麼是完好的，房屋成了廢墟，車輛或被擊毀或被遺棄，有些車輛仍然在燃燒。最令人震驚的就是死人，屍體堆成了堆，擺出了「一種怪誕的舞台造型，他們的步槍和『鐵拳』反坦克榴彈發射器就放在身邊。這真是讓人瘋狂，此時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倖存者」。
原來，在整個戰鬥過程中，他們一直在睡覺。
柏林城內，局勢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發緊張。雷曼將軍將手裡薄弱的兵力部署在外環防線上，他得到了警告，「克勞塞維茨」這個信號隨時都可能發出，而那是警告蘇軍已經破城的代號。各種各樣的應急措施都已經付諸實施了，這使得所有的柏林人都清楚最後時刻即將來到。此外，在各條主要通道和大街上也開始設置路障了。
甚至連戈培爾也無法對近在眼前的威脅熟視無睹，大量歇斯底里的新聞和標語被宣傳部炮製出來。納粹黨的官方報紙《人民觀察家報》宣布，蘇聯紅軍已經強渡奧得河，並且說：「一個新的重大考驗，也許是最嚴酷的考驗，正擺在我們的面前。敵人所爭奪的每一平方領土，擲彈兵、人民衝鋒隊員或者希特勒青年團員摧毀的每輛蘇聯坦克，在今天都比這場戰爭中任何其他時間來的分量更重。今天的口號是：咬緊牙關！戰鬥到底！寸土不讓！為最後的決定時刻努力奮鬥！」戈培爾還警告柏林人，蘇聯人已經決定了他們的命運，那些沒有在街壘中戰死的人「將被清算，作為奴隸被流放」。
18日下午，雷曼將軍接到了總理府發出的一道命令，戈培爾後來又親自打來電話確認了這道命令，內容是：「第9集團軍要求，用上你手頭的一切力量，包括人民衝鋒隊，都應該守住第二道防線上的陣地。」換句話說，要把城裡的所有兵力都抽調出去守住遠離城市的防線。這使雷曼大為驚駭，10個營的人民衝鋒隊匆匆集結，外加大德意志警衛團的防空部隊。在經過數小時的搜尋和徵用之後，一支七拼八湊的車隊集結起來，載著這支部隊向東方開拔。雷曼注視著他們離開，然後轉向戈培爾的副手。「告訴戈培爾，」他憤怒地說道，「帝國的首都守不住了，首都現在就是座不設防的城市。」
卡爾·維貝格的臉上不露聲色，但他注意到自己的手在不停地顫抖。在經歷了幾個月漫長的暗查之後，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聽到的一切。他與其他顧客站在黑市食品商店的主櫃檯旁邊，他彎下身子，輕拍著小巧的臘腸犬，這個動作也讓他能夠聽得更清楚一些，不過那兩個站在他身旁的衣著考究的女人也沒有試圖保密。
大多數柏林人對這個備貨充足的商店一無所知，它只面向特定的顧客，包括納粹黨中有相當地位的各級人物。維貝格是這個地方的老客人了。不過，他來這裡可不僅僅是購物的，特供商店雲集的達官貴人給這位潛伏的特工提供了再好不過的情報來源。比如說剛才，僅僅聽旁邊兩位胖嘟嘟的貴婦間的交談，他便已經獲得許多非同尋常而又準確的情報。他想，她們的消息應該是準確的，因為她們的丈夫均是重要的納粹分子。
維貝格認為，他得到的東西已經夠多了，便把購買的東西收集起來，摘下洪堡氈帽向店主致意，溜達著出了商店。在街上，他加快步伐，匆匆去找耶森—施密特。經過幾個小時冗長的討論之後，兩人都認為維貝格聽到的消息應該是真的。在4月18日星期三的下午，一封報告被用無線電發往倫敦，儘管他們所有其他的希望都已化為泡影，但維貝格仍然強烈希望盟軍能夠按照這份報告採取行動。按照他先前在食品店裡偷聽到的消息，希特勒肯定在柏林地區——位於貝爾瑙（Bernau）的一個指揮部里，在柏林東北僅約22公里處。4月20日是他56歲的生日，除了一次大規模空襲之外，他們還能給他什麼更好的生日禮物呢？
4月20日，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在凌晨3點回到了家。他的臉上布滿了焦慮和疲憊的皺紋，他告訴妻子路易絲，最後時刻已經來臨。「你最好開始收拾東西，準備撤離。」他說道。路易絲爭論說她想繼續留在紅十字會裡工作，但約德爾執意要她走。「因為你是我的妻子，蘇聯人一旦抓住你就會把你押解到盧比揚卡，一天都不會耽擱。」他說道。「但要跑到什麼地方去呢？」她問道。約德爾聳了聳肩，「去北方或者南方——總而言之，沒人知道的地方，」他有些焦急地解釋著，「不過我希望我們能夠一起面對結局。」那天晚上他們幾乎談了一夜。快到上午10點的時候，防空警報響了。「我敢打賭，柏林今天將遭到更加猛烈的轟炸，」約德爾說道，「這種事總是在希特勒的生日時發生。」
約德爾匆匆上樓刮臉，然後返回元首地堡。這個生日與元首的其他生日並無不同：與往年一樣，政府官員和內閣成員將列隊向希特勒祝壽，約德爾應該也在場。當他下樓的時候，路易絲遞給他帽子和皮帶，他拿起皮包，吻別了妻子。「我必須趕快去祝賀。」他說道。路易絲很擔心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相見，她每天都這樣提心弔膽。「願上帝保佑你！」當他上車的時候，路易斯追在丈夫的身後呼喊道。
希特勒統治集團中的另一個心腹也準備前往參加典禮。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出席典禮只是為了證明他仍然忠誠，但他已經打算在典禮結束後就前往南方。戈林已經確信到了向卡琳莊園和不動產道別的時候了，而卡琳莊園在柏林西北約80公里處，在蘇聯紅軍於清晨5點30分開始轟炸當地後不久，他便做出了這個決定。戈林給在附近普倫茨勞的海因里希指揮部打電話，得知北方的戰鬥已經打響，羅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羅斯第2方面軍終於對馮·曼陀菲爾的第3裝甲集團軍發起了進攻。戈林完全了解馮·曼陀菲爾手頭那點兵力是完全不夠的，帝國元帥曾在此前幾個星期內數次巡視那道戰線，他大聲地諷刺著一個又一個將軍，由於「到處都在懈怠閒混，什麼準備都沒做，蘇聯人只需一路大笑著走過你們的防線」。
戈林本人已經為這個時刻做了充分準備。卡琳莊園大門外的大道上，24輛德國空軍的卡車排列成行，車上裝載著莊園裡的東西——他的古董、繪畫、銀器和家具。這支車隊將立即開赴南方。柏林的德國空軍總司令部里的大多數人，將與設備一起在那天夜裡搭乘別的車離開。[2]
現在，戈林站在大門的旁邊，對車隊指揮官囑咐了最後幾句話。在摩托車的簇擁之下，車隊離去了。戈林站在那裡看著恢宏的莊園主樓、華麗的廂房和扶壁，一名德國空軍的工兵軍官走上前來，對他說一切都已準備妥當。在幾名部下和一些當地人的注視下，戈林走到馬路對面，在一個引爆裝置旁彎下腰，把點火杆推了下去。隨著一聲巨響，卡琳莊園在劇烈的爆炸聲中被炸掉了。
不待塵埃落定，戈林就走回他的轎車。他轉向一名工兵軍官平靜地說道：「嗯，這就是作為儲君有時不得不做的事情。」他砰地關上車門，前往柏林，參加元首的生日慶典。
希特勒在上午11點起床，從中午開始接受他的心腹的祝詞——其中有約瑟夫·戈培爾、馬丁·鮑曼、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阿爾貝特·施佩爾，以及軍隊統帥卡爾·鄧尼茨、威廉·凱特爾、阿爾弗雷德·約德爾、漢斯·克雷布斯，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萊。在他們之後到來的是柏林地區的地方長官、參謀和隨行的秘書。然後，在遠處傳來隆隆炮聲之時，希特勒在隨行人員的前呼後擁下走出地堡，在被炸成了荒原的總理府花園裡檢閱了來自兩支部隊的人員。一支是剛剛抵達的庫爾蘭集團軍下屬的黨衛軍第10弗倫茨貝格裝甲師，[3]另一支是阿克斯曼領導的一小群驕傲的希特勒青年團員。很久以後阿克斯曼說道：「每個人都被元首的頹唐模樣驚呆了。他走路時彎腰駝背，手也在顫抖。但令人吃驚的是，意志力和決心仍然從這個人身上煥發出來。」希特勒同孩子們一一握手，給阿克斯曼介紹的一些「近來在前線表現傑出」的孩子授予勳章。
然後希特勒向黨衛軍的隊列走去。他同每個黨衛軍官兵握手，並且自信地預言，敵人在接近柏林之前就會被打敗。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在旁陪同。自4月6日以來，他就不時地與瑞典紅十字會會長福爾克·貝納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秘密會面，希姆萊閃爍其詞，向貝納多特試探是否有可能就有關和談的條件與盟國談判。但現在他邁步向前，重申他對希特勒的忠誠，以及黨衛隊對希特勒的忠誠。根據安排，幾個小時以後他就要再次與貝納多特會面。
檢閱儀式結束之後，希特勒的軍事會議立即開始，此時戈林也到了。克雷布斯做了情況簡介——儘管每個人都已熟知形勢，柏林將在幾天內甚至幾小時之內被敵人徹底包圍。在柏林被圍之前，布塞的第9集團軍就可能被包圍而陷入困境，除非下令讓它撤退。在希特勒的軍事顧問們的眼中，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元首以及仍然留在柏林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門必須離開首都到南方去。凱特爾和約德爾極力主張遷移，但希特勒則堅稱目前的情況還沒那麼糟。按照元首的德國空軍副官尼古勞斯·馮·貝洛（Nicolaus von Below）上校的說法，「希特勒認為，要避免戰敗的唯一可能就是打贏柏林保衛戰」。不過他也做了一點讓步：一旦美國人和蘇聯人在易北河會師，帝國的北方將由海軍總司令鄧尼茨指揮，南方則可能由阿爾貝特·凱塞林空軍元帥指揮。與此同時，政府的各個部門將得到授權，立即從首都撤離。
希特勒並沒有披露他本人的打算，不過地堡里至少有3個人確信他絕不會離開柏林。約翰娜·沃爾夫小姐是希特勒的秘書之一，幾天前她就聽見他說，「如果形勢徹底崩潰的話，就會自我了斷」。馮·貝洛也認為「希特勒已打定主意，要待在柏林，並死在那裡」。約德爾回家後告訴他的妻子，希特勒在一次私下聊天時曾經說：「約德爾，我將與忠於我的人並肩戰鬥，然後我就開槍自殺。」[4]
大部分政府部門已經從柏林城內疏散，留下的帝國行政機構看來也已經為這個時刻準備好些天了，就像賽跑的人等待發令槍響一般。真正的集體大逃亡現在拉開了序幕，它將持續到城市最終被合圍。德國空軍總參謀長卡爾·科勒上將在日記里提道，戈林已經逃之夭夭。「自然，」科勒寫道，「他把我扔在這裡，是為了讓希特勒把所有的怒火都發在我的身上。」大小官僚都逃得沒影了。菲利普·昂貝爾（Philippe Hambert）是一名年輕的法國勞工，也是一名製圖員，在托特組織的建築師卡爾·杜斯特曼（Karl Dustmann）博士的事務所里工作。他的老闆突然給了他一個價值1 000馬克（大約相當於250美元）的禮物後就離開了市區，這份大禮讓菲利普·昂貝爾驚得目瞪口呆。瑪格麗特·施瓦茨在自家位於夏洛滕堡區的公寓花園裡朝街道掃了一眼，看見一輛配有司機的藍色大轎車在附近一幢房子外停住了。她的鄰居奧托·佐利曼也走了過來和她一起看熱鬧。「一名穿著整潔的白色短上衣的傳令兵，與一位制服上有許多金質獎章的海軍軍官一起」離開了那幢房子，一堆行李被迅速塞進大轎車，然後那些人都上了車並「以最快的速度一溜煙地開走了」。佐利曼對瑪格麗特說：「樹倒猢猻散，剛才那位大員就是海軍元帥雷德爾。」
柏林衛戍司令的辦公室總共簽發了2 000多份離開首都的通行證。「國家和黨的工作人員提出離城的理由令人發笑，」參謀長漢斯·雷菲爾上校後來回憶說，「哪怕戈培爾已經下了死命令，『能夠拿起武器的人誰也不准離開柏林』，但對於那群想要通行證的『保家衛國的戰士』，我們也懶得刁難他們。我們為什麼要阻礙這些卑鄙的人呢？他們都認為逃跑能夠拯救他們寶貴的生命。絕大多數市民只能待在城裡，不是老百姓不想跑，而是由於運輸工具短缺，對於他們來說根本無力逃亡。」
在選帝侯大街第213號的牙科診所里，金髮碧眼的克特·賴斯·霍伊澤爾曼接到了僱主的一個電話，納粹的首席牙醫胡戈·布拉施克教授馬上就要撤了。幾天前，布拉施克就指示克特，把所有的牙科病歷、X光機器、牙齒模具以及別的設備全都裝箱，這樣就能把它們集中起來送到南方去。布拉施克說，他估計「總理府的全體人員隨時都可能離開，我們要同他們一起走」。克特告訴他，她要留在柏林。布拉施克勃然大怒。「你想過沒有，當蘇聯人衝進來時這裡會變成什麼樣？」他憤怒地詰問道，「首先你會被姦污，然後他們會把你絞死。難道你不知道蘇聯人會幹出什麼嗎？」但克特就是「無法相信事情會那麼糟糕」。後來她回憶道：「我當時太忙了，根本沒有意識到眼前的一切已經變得如此絕望。局勢已經崩潰了，但愚蠢的我對此一無所知。」現在布拉施克堅持要她走。「收拾行李，馬上走！」他敦促道，「總理府的全體人員以及他們的家人都正在離開。」但克特不為所動，她已經下定決心待在城裡。「那麼，」布拉施克說道，「你要記住我告訴你的話。」然後他啪地一聲把電話掛斷了。
克特突然記起幾天以前布拉施克要她做的事情：如果他離開了城市而她卻留下來，她就要用暗語提醒他的某個朋友，納粹高層正在逃跑，布拉施克說這是因為「電話可能被竊聽」。如果所有的隨行人員都離開的話，她就應該說：「昨晚整個齒橋都被拆掉了。」如果只有一部分人離開，那麼那句話就應該是：「昨天晚上只拔了一顆牙。」她並不知道布拉施克的朋友是誰，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加爾維茨（Gallwitz）或者格拉維茨（Grawitz）教授，我想他曾提到過，那人是黨衛隊的一位資深牙醫」，布拉施克只給了她一個電話號碼。現在，由於得到的印象是「總理府的全體人員」已經離開，她便撥通了那個號碼。當有人接電話時，克特說道：「昨晚整個齒橋都被拆掉了。」
幾個小時以後的傍晚時分，海因里希·希姆萊的朋友、德國紅十字會會長恩斯特·格拉維茨教授與家人一起坐下來吃晚飯。大家都就座後，格拉維茨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拔掉了兩顆手榴彈的保險，把自己和家人一起炸死了。[5]
那場大逃亡後來以「金雉逃亡」之名被柏林人銘記。不過當時大多數人更多意識到的是蘇聯人的逼近而不是納粹的逃跑。海倫娜·伯澤（Helena Boese）是電影導演卡爾·伯澤的妻子，她回憶說，當時唯一關心的就是「怎樣活下去」。蘇聯軍隊已經殺到了城東大約24公里的明謝貝格和施特勞斯貝格（Strausberg），這條消息正在全城慢慢傳開，說另一支蘇聯軍隊正從南邊直撲柏林，目前已經逼近措森。住在滕佩爾霍夫區的電影編劇格奧爾格·施勒特爾直接獲悉了蘇聯人的推進狀況，他的女朋友特露德·貝利納是名歌舞表演藝術家，住在柏林南郊的一個地區，施勒特爾擔心她，便給她家裡打了電話。她接起電話說了句「等一下」，停頓了一下後說「這裡有人想跟你通話」。隨後施勒特爾發現自己在和一位說著流利德語的蘇聯上校交談。「你可以這麼認為，」他告訴震驚的施勒特爾，「我們將於兩三日內抵達柏林。」
各個地方——北邊、南邊和東面——的德軍防線都在壓縮。現在，這個被擊垮、被摧毀的大都會的幾乎所有機構，不是運轉不靈，就是停止了工作。工廠已經關門大吉了，有軌電車已經停開，地鐵除了運輸絕對必要的工人之外也癱瘓了。伊爾莎·柯尼希是城市衛生部門的一位實驗室技術員，她記得為了能繼續開車去上班，她得到了一本紅色的通行證。垃圾遍地都是，無人打掃，郵件不能發送。格特魯德·埃弗斯在奧拉寧堡大街的郵政總局裡上班，她記得「大量無法投遞也無人認領的食品包裹早已腐爛發臭，難聞的味道充斥著這棟大樓」。大部分警察早已被編入作戰部隊或是人民衝鋒隊，現在街上也不會再有人巡邏了。
在4月20日這一天，對許多人來說，另一個不祥之兆更使他們對形勢的嚴峻性有了切身體會——動物園關閉了大門。就在上午10點50分，由於停電，無法用水泵抽水了，電要等到4天以後才來，恢復供電也僅僅持續了19分鐘，而且停電將持續到戰役結束之後。飼養員們知道，從這天起很多動物都會死去——尤其是池塘里的河馬，以及早些時候救出來的水族館裡的動物。鳥類飼養員海因里希·施瓦茨已經在為那隻罕見的鸛「阿布·馬庫博」的狀況擔憂了，它正在施瓦茨的臥室里挨餓，這樣下去遲早是要餓死的。現在，水也沒有了，絕望的施瓦茨真的不知道如何拯救這隻鳥了。63歲的老飼養員決定一桶又一桶地拎水，直到自己累垮下來。這不僅是為了阿布，也是為了大河馬羅莎，以及羅莎2歲大的幼畜克瑙施克。
動物園園長盧茨·黑克覺得已經山窮水盡了，他知道如果最後時刻來臨，那些危險的動物都必須被消滅，尤其是動物園的寶貝狒狒，不過他一再推遲殺死它們的時刻。由於心煩意亂，更由於需要得到片刻寧靜，黑克做了此生從未做過的事情：他與一名飼養員一起去蘭德韋爾運河釣魚。在「把事情理出個頭緒」的過程中，兩人在那裡釣上來兩條狗魚。
當日，市地鐵主管弗里茨·克拉夫特與柏林市長尤利烏斯·利珀特見了面。市長給克拉夫特和聚集起來的地鐵經理們做了一些指示。「如果西方盟軍先到柏林，」利珀特告訴這群人，「那就完好無損地把地鐵設備移交給他們。而如果蘇聯人搶在盟軍前面來到這裡……」他停下來聳了聳肩，說道，「那就想盡一切辦法把地鐵摧毀。」小型自動電話交換局也接到了類似的指示。布科（Buckow）的電話交換局的技工們就被告知，寧可把設備摧毀也不能讓它們落入蘇聯人之手。但維修工赫伯特·馬格德突然意識到，誰也沒有告訴他們要如何摧毀設備。據馬格德所知，沒有一台電話交換機被摧毀，在整個戰役過程中幾乎所有的交換機都在持續工作。
為了貫徹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工廠也必須被夷為平地。格奧爾格·海因里希·亨內貝格（Georg Heinrich Hermann Henneberg）教授是位於夏洛滕堡區的舍林製藥和化學股份公司（Schering AG.）的生化部主任，他記得老闆把所有的生化學家召集在一起，宣讀了他剛剛收到的一道命令。命令中說，隨著敵人的逼近，水、煤氣、電力和鍋爐設施都要被摧毀。亨內貝格的老闆讀完了命令，沉默片刻，隨後話鋒一轉：「現在，先生們，你們知道自己不該做什麼。」他向所有人道別，關閉了工廠，而工廠本身卻完好無損。亨內貝格記得：「我們彼此之間都道了別。沒有什麼再見了，下輩子見吧。」
在此後的許多年裡，由於另一個原因，柏林人仍然記得4月20日。究竟是為了慶祝元首的生日，還是因為預期的攻城即將開始，誰也不知道。反正在那一天，政府給了飢腸轆轆的市民額外的食物配給，稱其為「危機口糧」。25歲的于爾根—埃里希·克洛茨是一名獨臂退伍軍人，他記得那次額外的食物配給包括1磅培根或者香腸、半磅大米或者燕麥片、250個干扁豆、1盒蔬菜罐頭、2磅糖、大約1盎司咖啡、1小袋人造咖啡，還有一些動物油脂。儘管當天柏林被敵人的飛機狂轟濫炸了整整5個小時，但家庭主婦們仍然冒著生命危險去排隊購買這些珍貴的額外定量。這些食物要支撐人們8天的生活。安妮—莉澤·拜爾對她的丈夫說：「有這些口糧，我們現在就能升入天堂了。」有同樣想法的柏林人顯然無處不在，這額外的食品後來被稱為「耶穌升天節口糧」（Himmelfahrtsrationen）。
在易北河北邊的格雷瑟鎮，迪克西·迪恩斯准尉和12 000名戰俘收到了紅十字會為他們準備的包裹。迪恩斯精心安排了接收工作，奧斯特曼上校都被他說動了，破例允許英國皇家空軍的戰俘前往位於呂貝克的國際紅十字會中心，然後開著卡車回來，以便加快包裹運送的速度。現在，排成縱隊的戰俘擠滿了鎮子周圍的道路，那裡正在分發包裹。「每人兩個包裹。」迪恩斯宣布。卡爾頓·揚格空軍上士記得：「這些如同奇蹟一樣的包裹極大地提升了戰俘們的士氣。那時，迪恩斯在我們眼裡立即顯得像一位聖徒。」
迪恩斯騎著那輛車胎變形的老爺自行車，從一個縱隊趕往另一個縱隊，確保每個人都能得到配額，並且提醒那些快被餓死的戰俘——須知那些戰俘大多是用生菜代替食品的——要他們別吃得太多，而是「儘可能節省，天知道德國人以後還會給我們留下什麼」。然而迪恩斯發現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徒勞的：大多數戰俘把他的勸告當成了耳邊風，飢腸轆轆地大吃特吃起來，「就好像這是他們的最後晚餐一樣」。傑弗里·威爾遜空軍上士狼吞虎咽把包裹里的東西消滅得一乾二淨——咸牛肉、餅乾、巧克力，尤其是120支香菸。他「瘋狂地吃，一根接一根地抽菸，因為我打算做個飽死鬼而不是餓死鬼」。
大快朵頤時，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卻瞄準了他們。那是9架滿載彈藥的「颱風」式戰鬥轟炸機，它們在頭頂上盤旋，然後以威爾遜難以忘卻的「夢幻般引人入勝的方式」脫離編隊，一頭扎了下來。有人已經被這突如其來的死神嚇蒙了，高叫：「上帝啊！它們是衝著我們來的！」大家瘋狂散開，朝各處狂奔，有些人試圖展開彩色布條——這些布條就是為了遭遇盟軍飛機空襲時表明戰俘身份而準備的。還有的人跳進壕溝，躺在牆後面，跑進穀倉里躲藏，或者就在鎮子裡隱蔽。但許多人的動作還是太慢了。「颱風」戰鬥機一架接一架地猛撲下來，發射火箭彈，或投擲人員殺傷炸彈。戰俘們叫嚷著：「自己人！自己人！」但飛機可聽不見地面上的悲鳴，有8架飛機進行了攻擊，第九架飛機或許感覺到了不對勁，沒有進行攻擊。幾分鐘之內空襲就結束了，有60名戰俘被炸死，還有數十人受傷，有些人後來在德國醫院裡重傷不治。
迪恩斯走在道路上，目睹了大屠殺場面的他絕望地想要嘔吐。他立即命令確認死者的身份，有些屍體已經被打成了馬蜂窩，甚至乾脆被打碎了，根本無法辨認——「就是些屍塊，只好用鐵鍬鏟到墳墓里。」迪恩斯後來悲傷地回憶說。
在把死者埋葬，把傷號送到德國醫院以後，冷靜而又意志堅定的迪恩斯騎車來到奧斯特曼上校的臨時指揮部里，這次迪恩斯沒有表現出任何軍事禮儀。「奧斯特曼，」他說道，「我想讓你給我出具一份通行證，我需要拿著這張通行證穿越戰線，到英國人那邊。這樣慘痛的誤傷絕對不能再發生了。」
奧斯特曼驚訝地看著他。「迪恩斯先生，」他說道，「這是不可能的。」
迪恩斯凝視著他。「哪支隊伍會追上我們？這還是個未知數，」他提醒說，「也許是英國人，但也有可能是蘇聯人。我們戰俘不知道誰是解放者，但您呢？上校先生，您想向誰投降？」迪恩斯就這麼盯著那個德國人。「但我總覺得你和蘇聯人在一起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他沉默了幾秒鐘，以便讓對方能領會他最後說出的那句話。然後他輕聲說道，「上校，寫通行證吧。」
奧斯特曼坐在桌子旁，猶豫片刻後，他還是對迪恩斯屈服了，拿起筆在德國國防軍的信箋上寫了一張便條，它能讓迪恩斯穿過德軍控制的地盤。「我不知道你將如何穿越前線，」他告訴迪恩斯，「但最起碼這能讓你到達那裡。」迪恩斯說道：「我想讓警衛查理·貢巴赫和我一塊去。」奧斯特曼想了一會兒，也同意了這個有些唐突的建議。他替貢巴赫也寫了一張通行證。「我還需要一輛完好的自行車，起碼別像現在這輛一樣，都快散架了。」迪恩斯說道。奧斯特曼看了看他，然後聳了聳肩，表示他會安排妥當的。當迪恩斯離開辦公室時，他對奧斯特曼說了最後幾句話。「查理和我一塊兒去的，我也會讓他平安回到你的身邊，我向你保證。」然後迪恩斯行了一個乾淨利落的軍禮，說道：「謝謝您，上校」。上校也以一個標準的軍禮回敬，「謝謝您，迪恩斯先生。」
當晚，在德軍下士查理·貢巴赫的陪同下，不屈不撓的迪克西·迪恩斯開始了前往英軍戰線的長途跋涉。
黃昏時分，當朱可夫的坦克朝柏林疾駛時，科涅夫正焦慮地盯著地圖，敦促他的部下要拿出更快的速度前進。「別擔心你的側翼，帕維爾·謝苗諾維奇，」他對近衛坦克第3集團軍司令員雷巴爾科將軍下達了激昂的進軍號令，「也別怕會與步兵脫節。你現在要做的就是前進！前進！再前進！」若干年後，科涅夫評論說：「當時我十分清楚手下這些坦克指揮官的擔心，『你是在把我們投入這個僅能容納步兵通過的狹窄突破口，迫使我們在沒有兩翼掩護的情況下前進。萬一德國人切斷了我們的後路，從後方攻擊我們怎麼辦？』」高個子的科涅夫用手拍著自己的元帥肩章，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榮譽做出保證，他告訴坦克指揮官們，「我隨你們一起行動，你們不必擔心，我的觀察所將在突破部隊的中間位置。」雷巴爾科和列柳申科的反應極其出色，他們的突擊堪與美軍第2裝甲師和第5裝甲師向易北河的衝刺媲美，蘇聯的坦克手們穿過敵軍陣地長驅直入——即使正如雷巴爾科所注意到的那樣，「那些沒有被消滅的德國師仍然待在我們的身後」。在24小時的時間裡，雷巴爾科邊打邊沖，狂奔了61公里，列柳申科的坦克則猛衝了45公里。現在，雷巴爾科興高采烈地給科涅夫打電話。「元帥同志，」他說道，「我們已經打到措森郊區了，現在正在激戰！」烏克蘭第1方面軍的一些先遣支隊現在離柏林僅有40公里遠了。
在措森，警報已經哀號起來。現在看來，蘇聯紅軍將會在一天內到達，陸軍總司令部下達了轉移的命令。關鍵性崗位的軍官們已經撤離，前往波茨坦附近的一個新指揮部。司令部的剩餘人員與辦公室的打字機、譯碼機、保險柜以及裝有文件的板條箱，被一起塞進了大轎車和卡車。當打包和裝車進行時，人們焦慮地來回踱步，急於離開此地。埃里希·德特勒夫森（Erich Dethleffsen）少將接替了克雷布斯的老崗位，擔任陸軍副總參謀長，他說，當時「我們給敵人的空軍提供了一個極有價值的攻擊目標」。天黑前車隊出發前往巴伐利亞。德特勒夫森則動身趕往柏林，去參加元首的夜間會議，途中他看到了久違的一幕：一群塗著鐵十字標誌的德國空軍飛機從他的頭頂掠過，飛往南方，德特勒夫森對此感到十分欣喜。後來在情況簡介中，他聽見一名空軍軍官驕傲地向希特勒邀功：「戰機對向措森推進的蘇聯紅軍坦克進行了一次極為成功的空襲，從而保衛了該地區免遭攻擊。」德國空軍的轟炸機群乾的真是太棒了——所謂的「蘇聯紅軍坦克」正是前往南方的陸軍總司令部的大轎車和卡車車隊，德國飛機是在朝他們自己的護送車隊發動攻擊。
4月20日午夜，海因里希神色嚴肅地審視著地圖，試圖理清楚當下的局勢。幾個小時以前，他所擔心的一件事情已經變成了殘酷的現實，柏林城防區也納入了他的麾下。現在，這位焦頭爛額的指揮官不僅要為維斯瓦集團軍群殫精竭慮，還要為柏林守軍操更多的心。接到命令之後，他幾乎立即就把電話打到了雷曼的指揮所里，警告他城裡的任何一座橋樑都不得摧毀。雷曼抱怨說，這座城市無論如何都難以布防了，因為他的人民衝鋒隊中最優秀的部分已經被調走，填充防線上的缺口去了。這一切海因里希都知道，事實上他正在通知雷曼，把剩餘的人民衝鋒隊也調出來。「雷曼，」海因里希不耐煩地說道，「你還搞不懂我的意思嗎？我正竭盡全力把戰鬥擋在城外，不想讓這座城市被戰火波及！」
海因里希知道，在當前狀況下柏林是守不住的，他無意讓軍隊退卻到城內做毫無意義的掙扎。在城市狹窄的街巷內，坦克不能實施機動；由於有大樓且沒有射界，間瞄火炮也派不上用場。除此以外，如果兩軍的無情戰鬥在城市內展開，那麼老百姓將死傷枕藉。海因里希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逐街逐屋的巷戰。
此刻他主要關心的是布塞的部隊，他確信，如果再不後撤的話，布塞的部隊就會陷入敵人的重圍之中。上午趕赴前線時，他給自己的參謀長留下了話，讓他轉告克雷布斯：「如果不讓布塞的部隊立即撤退，造成的一切後果我無法負責——也請他把這一點告訴元首。」
海因里希撂下話就驅車到了戰場。到處都是崩潰的跡象。他看到「道路上擠滿難民們的車輛，其中還經常夾雜著軍車」。他在前往埃伯斯瓦爾德的路上遇到第一支正在後撤的部隊，他質問官兵們後撤的原因，但得到的答覆卻令人震驚。「我見到的每個士兵都稱自己得到了命令，要到後方去獲得武器彈藥、燃料或是某種別的東西」。海因里希旋即採取了行動。在埃伯斯瓦爾德的北邊，他「發現人們正朝西北方向走，他們說自己的師要在約阿希姆斯塔爾（Joachimsthal）附近重新集結」。他讓他們立即停下來，在埃伯斯瓦爾德附近對他們進行了重組。在同一地區的運河交匯處，他發現「黨衛軍第4警察裝甲擲彈兵師的部分部隊正在下船，這些年輕人剛剛被編入部隊，但手頭卻很缺武器，他們被告知將在埃伯斯瓦爾德得到足夠的武器」。在那個地方的南部，他發現道路上擠滿了平民和軍人。海因里希下了車，命令士官帶著他們的部下向後轉。「回到前線去！」他說道。
在舍恩霍爾茨鎮（Schönholz），他看見「較為年輕的軍官們很懶散，他們仿佛無所事事，東看看，西望望。必須得向這些人下死命令，讓他們組成一條戰線，把那些潰退的部隊留下」。在舍恩霍爾茨和特蘭珀（Trampe）之間的森林裡面，「隨處可見成群的士兵，他們要麼在休息，要麼就是在落荒而逃，沒有一個人聲稱獲得任何命令或者任務」。在另外一個地區，他發現「一支裝甲偵察小隊在其停下的車輛旁邊休息」，他命令這個小隊「立即趕往比森塔爾（Biesenthal），再次占領這個非常重要的岔路口」。海因里希後來回憶道，埃伯斯瓦爾德一片混亂，結果「沒人能告訴我，這裡究竟是否還存在著一條完整的戰線」。但到午夜時分，他已經在那個地區恢復了秩序，並且開始發布命令。
顯然，他的部隊兵力捉襟見肘，武器嚴重不足，而且通常缺乏得力的領導，海因里希知道，前線快要垮了。在北方，馮·曼陀菲爾的第3裝甲集團軍拖延了羅科索夫斯基的進攻腳步，但也僅此而已，他估計也支持不了太久。
中午12點30分，海因里希給克雷布斯打了電話，告訴他情況正在失去控制。他特別提到第56裝甲軍，該軍「儘管向蘇聯紅軍發動了反攻，但仍被逼得節節後退」，他說那裡的形勢「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一天時間裡，他曾兩次對克雷布斯談到第9集團軍瀕臨絕望的形勢，每次克雷布斯都強調元首的決定：「布塞應該死死釘在奧得河上！」現在，海因里希又要再次為布塞辯護了。
現在海因里希告訴克雷布斯：「我本來一直拒絕讓第9集團軍隨意變動陣地，但現在我要求他們——如果情況還不算太晚的話——可以這麼做。我必須指出，我並不是由於頑固或者無理由的悲觀情緒而違抗元首的命令，從我在蘇聯的作戰記錄來看，你就會知道我是不會輕言放棄的。但為了拯救第9集團軍，現在必須採取行動，不然這支部隊就完了！」「我知道已下發的命令，」他說道，「即集團軍群必須在當前的陣地上堅守，所有可用的兵力都必須抽出，來填補第9集團軍和南翼的舍爾納部隊之間的缺口。我對我要說出的肺腑之言感到遺憾，但這道命令是無法執行的，此次行動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我請求批准我撤出第9集團軍。正是基於元首本人的利益，我才提出這個要求。」
「實際上，」海因里希說道，「我應該做的，就是到元首那裡說，『我的元首，既然您不同意我的建議，認為撤退危及您的安全，而我又無法實施您的作戰命令，那請撤我的職吧，讓更有能力的人來帶領這個集團軍群作戰。然後我將作為一名普通的人民衝鋒隊員在戰場上與敵搏殺，履行我作為軍人的最後職責。』」海因里希這是在毫不含糊地攤牌，他是在向他的上級表明立場：他寧可被貶謫到最基層的單位里戰鬥，也不執行只會無謂犧牲生命的命令。
「你真的想讓我把這些話轉達給元首嗎？」克雷布斯冷冷地問道。海因里希的回答是簡短的。「是的，」他說道，「我的參謀長和作戰軍官可以為我證明。」
片刻之後，克雷布斯回電話了：第9集團軍要繼續堅守陣地；與此同時，所有可用的兵力都要盡力填補與南翼的舍爾納部之間的缺口，「以便再次形成一條持續的戰線」。於是海因里希知道，第9集團軍實際上等於完蛋了。
在元首地堡里，希特勒冗長的晚間軍事會議在凌晨3點宣告結束。在會議上希特勒狠批了一通第4集團軍，該部在科涅夫發動攻勢的第一天就被打垮了，希特勒對由此產生的諸多問題進行了指責，他痛斥該集團軍叛國。「我的元首，」德特勒夫森少將驚訝萬分地問道，「您真的這樣認為？」希特勒看著德特勒夫森，「露出了憐憫的目光，仿佛在看一個愚蠢的傻瓜」。隨後，他憤怒地嘶吼道：「知道我們在東線為什麼會一敗塗地嗎？一切都是因為叛國！」
德特勒夫森即將離開房間時，馮·里賓特洛甫的外交部派駐元首大本營的聯絡員瓦爾特·黑韋爾（Walter Hewel）進來了，臉上露出一副極其關注的神情。「我的元首，」他說道，「您要給我下達命令嗎？」黑韋爾頓了頓，繼續說道：「現在正是我們在外交方面取得進展的好時候。」按照德特勒夫森的說法，希特勒「以一種柔和而又完全變了樣的嗓音」說道：「政治，我對政治不再感興趣，它只會令我作嘔。」他朝門口走去，「步態遲緩」。德特勒夫森回憶說，希特勒顯得「疲倦而又萎靡不振」。隨後他轉過身來，對黑韋爾說道：「不過，如果我死了，你就會被政治問題淹沒了，到時有你忙的。」黑韋爾不停地追問，他表示「我們現在應該做點事情」。當希特勒來到門口時，黑韋爾鄭重其事地補充道：「我的元首，現在正是迫在眉睫的時刻。」希特勒似乎壓根就沒有聽見。
[1] 4月18日，被包圍在魯爾區的殘餘德軍已經瓦解，3天後莫德爾自殺。——原注
[2] 戈林可能不止有24輛卡車，海因里希認為，他有「4支車隊」。不過，這可能包括那天夜裡離開柏林的德國空軍的其他車隊。這個事實是荒唐的，因為在這個時刻，一方面由於燃料短缺的原因飛機停飛，車輛無法移動，而另一方面卻是，戈林可以動用的不僅有卡車，而且還有充足的汽油供給。——原注
[3] 庫爾蘭集團軍被包圍在拉脫維亞西部波羅的海海濱，部分部隊在4月初乘船撤離，到達斯維內明德（Swinemünde，今波蘭希維諾烏伊希切）。18個師中只有幾船人和少數裝備回到了德國。——原注
[4] 希特勒對約德爾說的話，由路易絲·約德爾在她詳盡的日記中記錄下來。這條日記的下面有這條說明：「我丈夫評論說，『除了另外一個場合，在我的前妻死去之後，這是希特勒對我說過的唯一有關他個人的話』。」——原注
[5] 紐倫堡審判中的證詞披露，格拉維茨除了是希姆萊的主治醫師之外，還曾批准在集中營的囚犯身上做醫學試驗。——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