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一
在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的戰線上，幽深漆黑的森林裡萬籟俱寂。在松樹和偽裝網的下面，炮兵陣列一英里又一英里連綿不絕，並按照不同的口徑向後方延伸。迫擊炮排在最前方，後面是炮管高高揚起的坦克，接下來是自行火炮，再後面是各種輕重型火炮，最後方則是400門「喀秋莎」火箭炮——一種能夠同時發射16枚火箭彈的多管火箭發射器。奧得河西岸的屈斯特林橋頭堡里密布著探照燈。在前線的每一個角落裡，格奧爾吉·朱可夫元帥的部下都在等待著進攻發起的時刻——凌晨4點。現在離這個時間只差幾分鐘了。
謝爾蓋·戈爾博夫上尉喉嚨很乾，想喝口水。在他眼中，隨著時間的流逝，周圍變得死一樣寂靜。現在，他正與奧得河東岸、屈斯特林以北的部隊待在一起，此處泛濫的河面幾乎有450米寬。他後來回憶道，他的周圍到處是「成群的突擊隊，成排的坦克，多個工兵排帶著浮橋構件和橡皮艇，河岸上擠滿了士兵和裝備，卻又能保持寂靜」。戈爾博夫能夠感覺到，「士兵們激動得幾近顫抖，就像狩獵前的馬匹一樣」。他不斷地對自己說，「無論如何我今天都得活下來，我可有很多東西要寫」。他一再告誡自己「絕不能倒在勝利的前一刻」。
戰線中央，河西岸的橋頭堡里擠滿了部隊。這個極其關鍵的立足點——現在寬48公里，縱深16公里——是蘇聯人在3月底從布塞上將那裡奪來的，現在成了朱可夫向柏林大舉猛攻的跳板。戰力一流的近衛第8集團軍將士會從此地發起突擊，一旦他們奪取正前方稍微偏西的關鍵性的塞洛高地——這座高地被譽為「柏林之鎖」——坦克部隊就會隨後跟進。21歲的近衛軍中尉弗拉基米爾·羅扎諾夫（Vladimir Rozanov）是一個炮兵偵察小組的指揮員，他靜靜地佇立在奧得河西岸，身旁是準備操作探照燈的蘇軍女戰士。羅扎諾夫確信，那些探照燈打出的強光將射得德國人神經錯亂。他迫不及待地想讓姑娘們把探照燈打開。
就一點而言，羅扎諾夫對即將到來的進攻非同尋常地關切，他的父親就在南邊科涅夫元帥的部隊里。這位年輕軍官很生父親的氣：老人家有兩年時間沒有給家裡寫信了。然而，他又滿懷希望，父子倆也許能在柏林的街頭相見——再樂觀一點，或許能在戰役結束後一起回到家鄉。儘管羅扎諾夫厭煩這場戰爭，但他又為能夠出現在這場最後的偉大進攻中感到高興。只是等待幾乎令人無法忍受。
在橋頭堡的更遠處，炮班班長尼古拉·斯維曉夫（Nikolai Svishchev）中士站在他的炮組旁邊。他是一位已經參加過多次兇猛炮擊的老炮兵，見多識廣，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提醒他的戰士們，火炮一發射就要「扯著嗓子喊，使壓力得到均衡，因為『隆隆』的炮聲是很可怕的」。現在，斯維曉夫手裡拿著大炮的拉火繩，在等待著開炮的信號。
在屈斯特林的南邊，法蘭克福周邊的橋頭堡里，步兵團的尼古拉·諾維科夫中士，正在讀附近的坦克上塗寫的標語。一則標語寫著「從莫斯科到柏林」，另一則標語寫著「距離法西斯野獸的獸穴還差50公里」。諾維科夫處於一種難以抑制的狂熱躁動之中，他的熱情是被團里的政工人員的演講激起來的。那番頗具鼓動性的慷慨陳詞一下子就打動了諾維科夫，他立即寫了一份申請書，要加入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
在一個挖進山中能俯瞰屈斯特林橋頭堡的地堡里，朱可夫元帥穩穩地站著，向無盡的黑暗裡眺望。和他並肩站在一起的是史達林格勒的保衛者崔可夫上將，也就是整個方面軍的先頭部隊近衛第8集團軍的司令員。從史達林格勒那時起，崔可夫就一直患有煩人的濕疹，皮疹對他的手造成了很大影響。為了保護手，他習慣於戴著一副黑色的皮手套。現在，他有些焦急地等待著最後的進攻時刻，神經兮兮地拿著兩隻手套互相摩擦。「瓦西里·伊萬諾維奇，」朱可夫突然發問，「你所有的營全都到位了嗎？」崔可夫迅速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元帥同志，」他報告稱，「在過去的兩天裡，您所有的命令我都執行了。」
朱可夫瞅了瞅腕錶。他在地堡的觀察口旁停了下來，把軍帽向後輕推了一下，兩個手肘搭在水泥橫欄上，仔細調整著手裡的望遠鏡。崔可夫則把軍大衣的領子翻了起來，把頭上皮帽的帽邊蓋在耳朵上，希望以此來隔阻些許炮擊帶來的巨大噪聲。他站在朱可夫身旁，用自己的望遠鏡觀察。參謀們或是圍在他們的四周，或是離開地堡，來到外面的山上觀察。現在每個人都默默地朝著黑暗處凝望。朱可夫又看看錶，再用望遠鏡觀察。時間正在一分一秒地過去，隨後朱可夫輕聲說道：「現在，同志們，就是現在！」凌晨4點到了。
三發紅色信號彈突然躥上了黑漆漆的夜空，明亮的光芒長時間沒有熄滅，令奧得河沐浴在一片耀眼而又略顯詭異的猩紅色之中。然後，在屈斯特林橋頭堡，朱可夫精心準備、排得密密麻麻的探照燈突然打開了。140架巨大的防空探照燈發出的可怕亮光足以讓人失明，坦克、卡車和其他車輛也是大燈全開，無數的光柱毫不留情地朝前集中照射著德軍陣地，那炫目的燈光讓戰地記者帕維爾·伊萬諾維奇·特羅揚諾夫斯基（Pavel Ivanovich Troyanovskiy）中校聯想到「1 000個太陽加在一起」。近衛坦克第1集團軍司令員米哈伊爾·卡圖科夫上將感到非常意外。「這麼多探照燈究竟是哪兒來的？」他問軍事委員會委員波佩爾中將。「天曉得，」波佩爾回答道，「不過，他們恐怕是把整個莫斯科防空區的探照燈都給卸下來了。」當探照燈照亮屈斯特林前方區域的時候，萬籟俱寂。隨後三發綠色信號彈衝上天空，朱可夫的超級炮群發出了駭人的巨響。
隨著震耳欲聾、地動山搖般的轟鳴，前方烈焰噴發。在東線，這次炮擊堪稱史無前例，2 000多門各種口徑的火炮向德軍陣地瘋狂噴射出暴風般的烈焰。屈斯特林橋頭堡以西的德國鄉村，被籠罩在探照燈的無情強光之中，然後在一堵似乎由爆炸的炮彈組成的滾滾向前的「高牆」面前消失得無影無蹤。一個個村子頃刻間化為齏粉，泥土、水泥牆面、鋼筋、樹的枝幹在空中飛舞，遠處的森林已經變成了一片火海。在屈斯特林的北邊和南邊，成千上萬枚炮彈爆炸的閃光把黑夜變成了白晝。當成噸的炮彈猛烈砸向目標時，致命的點點亮光如同鞭炮飛速閃爍。暴風雨般的爆炸如此強烈，甚至連大氣層都被攪亂了。許多年後，倖存的德國人還經常生動地描述起那股奇怪的熱風。它說來就來，尖嘯著穿過森林，小樹都被吹彎了腰，差點兒就在巨大的壓力前折斷了，泥土和瓦礫則被輕鬆地卷向天空。戰線兩側的人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種雷鳴般的可怕巨響，炮群製造出巨大的衝擊波，不論是部隊還是裝備，都由於震撼而不由自主地晃動起來。
風暴般的聲音使所有人都神志不清。在斯維曉夫中士的炮組中，炮手們扯著嗓子吼叫，但大炮的衝擊波實在太過強烈，結果鮮血從他們的耳朵里流淌了出來。最可怕的聲音來自「喀秋莎」火箭炮，部隊稱它是「史達林管風琴」。火箭彈從發射軌上嗖嗖地猛衝出來，噴出一團團火焰，在夜色中呼嘯而去，身後留下了長長的白色煙霧。「喀秋莎」火箭炮發出的可怕噪聲，讓戈爾博夫上尉想到大塊的鋼鐵緩緩擠壓在一起發出的刺耳尖叫。儘管這樣的噪聲很可怕，但戈爾博夫還是感到炮擊令人興奮。在他的周圍，「部隊在歇斯底里地歡呼，仿佛戰士們正在和德國人進行著你死我活的白刃戰，到處都有士兵用手中的武器開火，即使他們根本看不見目標」。當他注視著火炮噴出的炮口焰時，想起了祖母曾說過的有關世界末日的可怕場景：「那時大地將燃燒，壞人將被烈焰吞噬。」
在炮擊帶來的激盪之中，朱可夫的部隊開始行動了。崔可夫的精銳近衛第8集團軍率先出動，出發陣地是奧得河西岸的屈斯特林橋頭堡。當他們如潮水般湧向前方時，徐進彈幕始終覆蓋住他們前方的地域，掩護部隊向前衝擊。在屈斯特林的北邊和南邊，進攻部隊要強渡奧得河。工兵正在泛濫的河水裡擺放浮舟，把木橋的預製件快速組合在一起。他們的四周是一浪接著一浪湧來的突擊隊，戰士們已經沒有時間等待橋樑架好，他們跳進了起伏顛簸的衝鋒舟中，開始以這種方式強渡奧得河。
官兵之中，有很多人是從列寧格勒、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一路打過來的，他們已經跨越了半個歐洲大陸，現在來到了奧得河畔。有些官兵曾目睹自己的故鄉被德國大炮夷為平地，他們的莊稼被敵人燒了個精光，他們的親人慘遭德國軍人的屠戮，由此，當下的進攻便具有了特殊含義。他們是為了這個復仇的時刻而活下來的。德國人沒有給他們的家鄉留下任何東西，他們已無家可歸，也無處可去，只能前進。現在他們正向前猛撲。同樣勁頭十足的還有成千上萬剛剛被解放的戰俘：蘇聯紅軍急需補充兵員，所以這些剛剛被解放的俘虜——衣衫襤褸、骨瘦如柴，許多人身上仍然表現出受到殘暴虐待的後遺症——被編入部隊、分發武器。現在，他們也在向前衝擊，向那些施暴者進行可怕的冷血復仇。
蘇聯軍人就像瘋狂的原始人一樣，歡呼著、號叫著、奔跑著，處於狂熱狀態之中的他們甚至等不及船隻到來或者浮橋架設完畢。戈爾博夫驚訝地看到全副武裝的士兵們跳下水，開始在河裡游泳，還有的士兵抓著空油桶、厚木板、木塊甚至是樹幹——抓著任何能夠浮起來的東西，在水裡漂流。這是一幅奇異的畫面，令戈爾博夫想到「一支龐大的螞蟻軍團，利用樹葉和樹枝漂流過河。奧得河上滿是船隻，木筏上滿是補給品，原木做成的浮舟搭載著大炮，水中到處都是上下起伏的人頭，或漂流或游泳」。在一處地點，戈爾博夫驚訝地看見了自己的朋友，那是團里的醫生，「一個名叫尼古拉耶夫的大個子，他從河岸上跑下來，身後拽著一條小得可笑的船」。戈爾博夫知道，尼古拉耶夫「應該待在戰線後方的野戰醫院裡，可是他卻坐在這條小船上，拚命地向河對岸划去」。在戈爾博夫看來，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此次猛攻。
炮擊戛然而止，留下一種令人眩暈的可怕寂靜。連續的猛烈炮擊整整持續了35分鐘，在朱可夫的指揮地堡里，參謀們突然意識到電話鈴一直在響，誰也說不出究竟響了多長時間——所有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失聰了。軍官們開始接聽電話，崔可夫手下的指揮官們正在匯報首次情況。「計劃正在穩步進行。」崔可夫告訴朱可夫。幾分鐘後，他還獲得了更好的消息。「第一批目標已被占領了！」他驕傲地宣告。自從進攻發起以來，朱可夫一直都很緊張，現在突然放鬆下來。波佩爾中將回憶說，朱可夫「緊緊握住了崔可夫的手，連聲說『好極了！好極了！確實很棒！』 」雖然興奮，經驗豐富的朱可夫卻不會低估他的對手。只有攻占屈斯特林附近極其重要的塞洛高地，這位身材粗壯的元帥才會感覺好一些，他覺得那樣的話成功才有保證；不過，那也不應該用太長的時間。拋開其他的不說，蘇聯轟炸機群開始猛烈轟炸前方區域。根據安排，有6 500多架飛機對他和科涅夫的進攻提供空地支援，但朱可夫認為單是炮兵的猛轟，就足以摧垮敵人的士氣。
柏林北部的舍訥瓦爾德森林，倒背著雙手的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將在前進指揮部作戰室的地板上來回踱步。他周圍的電話發出刺耳的鈴聲，參謀們則在認真收聽報告，仔細地把信息標註到攤在房間中央大桌子上的作戰地圖上。海因里希時不時停下腳步看看地圖，或者讀一下艾斯曼上校遞給他的報告。對於蘇聯人的攻擊方式，他並不意外，雖然他的大多數軍官都被這場規模空前的「火炮大合唱」嚇唬住了。第9集團軍的布塞將軍將它描述為「糟透了」，而艾斯曼上校則依據最初的前線報告，認為「我們的第一道防線在對手毀滅性的炮火中已經灰飛煙滅」。
15日晚，在夜色掩護下，維斯瓦集團軍群的主力部隊已遵從海因里希的急令，撤回到第二道防線。其中也發生了一些插曲。有些軍官對放棄第一道防線上的陣地滿腔怨氣，在他們看來這似乎就是在撤退；有幾位指揮官曾對海因里希發出過抱怨。「用你肩膀上的腦袋好好想一想，」海因里希冷冰冰地質問一名提出抗議的將軍，「你那漂亮的第一道防禦工事或者你的部下將在蘇聯人的可怕炮擊中灰飛煙滅。如果你身處一家鋼鐵廠里，你不會蠢到把自己的頭伸到鐵錘的下面吧，會嗎？你會及時把腦袋縮回來，我們現在做的就是這件事。」
完成海因里希這一困難的策略，用了那天晚上大部分的時間。從所有的報告來看，在部隊撤走的地區，這項調動已被證明是極其成功的。現在，官兵們正在第二道防線上靜候推進中的蘇聯人。在前線的一處區域，海因里希擁有一個明顯的地形優勢：屈斯特林西邊的塞洛高地是一座被沙土覆蓋的馬蹄形山丘，它的海拔從30米到60米不等，俯瞰著一片布滿溪流、遍布爛泥、被稱為奧得河濕地的山谷。蘇聯人從奧得河向西推進時，必須穿越這片山谷。而沿著這座月牙形的山丘，海因里希的大炮已經鎖定了對方進犯的路線。
就是這座關鍵性的高地，是海因里希唯一有可能削弱朱可夫攻擊的地方，而且海因里希知道，朱可夫肯定會在制訂計劃時重點考慮這一問題。蘇聯人需要迅速奪取這座高地，讓海因里希的大炮來不及轟擊蘇聯紅軍在奧得河上架設的橋樑，來不及威脅正在穿越低洼濕地的部隊。朱可夫希望規模宏大的炮擊能摧毀大部分抵抗，從而使得攻占高地變得更容易一些。但由於德軍預先從前沿撤退，所以海因里希的部隊和大炮絕大部分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並且正處於精心布置的陣地上。防禦計劃實施順利，只有一件事情十分糟糕：海因里希嚴重缺乏兵力和武器裝備。德國空軍早已從天空中消失了，地面部隊在人員、槍炮、坦克、彈藥或者燃料上都沒有後備，因而海因里希只能遲滯朱可夫的攻勢，最終他的敵人一定會取得突破的。
在整條戰線上，海因里希的兩個集團軍只有不到700輛可用的坦克和自行火炮[2]，這些坦克和自行火炮又分散在第9集團軍和第3裝甲集團軍的各支部隊里。建制最完整的師，也就是第25裝甲師，擁有79輛坦克和自行火炮，而最少的單位只有兩輛。海因里希只有744門火炮，外加600門推到前線用來平射的高射炮。手頭彈藥和燃料補給也是極度匱乏，除了各炮攜行的炮彈之外，第9集團軍的儲備將在開戰兩天半後耗盡。與之相對照的是，朱可夫卻手握20 000餘門各種口徑的火炮[3]。
海因里希無法長時間拖住蘇聯人，也無法進行反擊，因為他已經把僅有的那些坦克裝甲車輛和炮兵分散配屬給部隊，以便讓每支部隊不至於垮得太快。他只能做自己一直認為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他能夠贏得一點時間。海因里希看著地圖，以及標明蘇聯紅軍前進方向的紅色箭頭，這時他憤懣地想到了被抽調給舍爾納元帥的中央集團軍群的裝甲部隊，居然是為了阻擋希特勒和舍爾納臆想中的蘇聯人將朝布拉格發動的進攻。如果這些部隊還在他手裡的話，海因里希總共就會擁有7個裝甲師。「要是我有他們的話，」他鬱悶地告訴艾斯曼，「蘇聯人就笑不出來了。」
儘管情況很糟糕，但真正的危機仍然還在後面。朱可夫的進攻僅僅只是個開始，還有北方的羅科索夫斯基的部隊需要考慮到。他們將在什麼時候攻擊馮·曼陀菲爾的第3裝甲集團軍？南邊的科涅夫又將在什麼時候動手？
海因里希並沒有等太長時間，他很快就獲悉了科涅夫的意圖。蘇聯人的第二場攻勢在布塞的集團軍防區的南部邊緣開始了，並且打進了費迪南德·舍爾納元帥的防區。清晨6點，科涅夫的烏克蘭第1方面軍發動了進攻，開始強渡尼斯河。
蘇聯紅軍的戰鬥機群排著密集的V字形編隊，傾斜著機身從陣陣閃亮的粉色高射炮火和連綿不絕的紅色、黃色和白色曳光彈之間穿過，朝尼斯河衝去。機身背後噴出了濃密的白色煙幕，大馬力的航空發動機則發出刺耳的尖嘯聲。沒過多久，戰鷹們就飛到了山谷上方，它們的飛行高度距離灰色的尼斯河面不到15米。這些戰鬥機在防空火網當中來回穿梭，鋪下的煙幕如同鬆軟的厚毯子，不僅遮蔽了河面，也遮蔽了東西兩岸。河岸高地上的觀察所里，伊萬·科涅夫元帥注視著這一幕，感到非常滿意。尼克拉·帕夫洛維奇·普霍夫（Nikolay Pavlovich Pukhov）中將的第13集團軍即將展開突擊。科涅夫轉向普霍夫，說道：「我們的鄰居使用了探照燈，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光明。我告訴你，尼古拉·帕夫洛維奇，我們要把黑暗留住。」
儘管科涅夫所部的進攻正面大約寬80公里，可他卻命令在幾乎4倍於此的長度上釋放煙幕，以迷惑德軍。科涅夫通過架設在三腳架上的炮隊鏡觀察煙幕的持續效果。根據測算，眼下風速只有每秒鐘0.5米——每小時不超過1.8公里。他滿意地宣布，煙幕的「厚度和濃度正合適，布設的高度也相當精確」。隨後，當飛機繼續釋放煙幕的時候，科涅夫集結完畢的炮兵部隊發出了野獸般的可怕咆哮，向著敵軍猛烈開火。
他的炮擊和朱可夫的炮擊一樣無情，不過科涅夫在使用手頭的超級炮隊上更有選擇性。在進攻打響前，科涅夫的炮兵指揮官們都知道，手下的炮兵觀察員會因為煙幕的干擾而看不清目標，所以他們就在地形圖上精確地標出了每個已知陣地和敵軍抵抗樞紐的位置，然後又校正了火炮的瞄準具。除了轟擊這些預先就標註出來的目標之外，烏克蘭第1方面軍的炮兵還有計劃地從尼斯河開始，利用火鐮刀般的徐進彈幕，為展開攻擊的突擊部隊和坦克在敵人陣地中有條不紊地炸出一條又一條數百米寬的路來。隨著炮擊的進行，森林也化為一片火海。就像朱可夫的當面地段一樣，火海從尼斯河畔一直延伸到前面幾公里的地方。
科涅夫做事絕不靠碰運氣，而是考慮周全、滴水不漏。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先於朱可夫到達柏林，更是為了搶在西方盟軍之前沖入德國的首都。他們進展神速，現在距離柏林只有60多公里了。科涅夫想到了兩件事情，其中一件可能發生，也可能兩件一起發生：德國人或許會同西方盟國單獨媾和，艾森豪威爾也可能命令他的部隊先於蘇聯紅軍奪取柏林。科涅夫後來說：「我們並不想懷疑自己的盟友，擔心他們會與德國人達成任何單獨的和平協議。然而，種種跡象卻證明了這種可能性，相關的謠言也遍布戰線的每一個角落……作為一名蘇聯軍人，我必須對此進行考慮和準備……這一切使得柏林戰役發起得特別急迫。我們得考慮這樣的可能性……納粹頭領們寧可把柏林拱手交給西方，也不願交給我們。德國人會對他們敞開進城的道路，但對我們，他們將殊死抵抗，戰至最後一人。」[4]
在制訂計劃時，科涅夫已經「冷靜地考慮到了這一前景」。為了趕在朱可夫元帥和西方盟軍之前抵達柏林，科涅夫知道他必須在攻擊發起後的數小時內製服當面的敵人。與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有一個巨大劣勢：他的方面軍在尼斯河西岸並沒有被步兵占據的橋頭堡，手下的部隊得強渡那條令人生畏的天然障礙。
尼斯河是一條冰冷湍急的河流，在一些河段河面寬達140米，儘管東岸很平坦，但河的西岸卻遍布陡峭的斜坡。德國人已經充分利用了這些有利地形，修建了一系列加固的鋼筋混凝土地堡，俯瞰著河面和東岸的通道。如果進攻部隊要避免被這些地堡里的火力壓制，科涅夫就得迅速消滅當面之敵。他的計劃要求一旦在西岸拿下立足點，就馬上把坦克軍和機械化軍投入戰鬥。不過，這對行動速度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要快！要快！河上的架橋任務必須在掩護煙幕消散之前完成，如果炮擊沒能把敵人打垮，工兵們就得在猛烈的炮火之下架橋了。主要的渡河行動將在布赫霍爾茨（Buchholz）和特里貝爾（Triebel）地區實施，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補充渡口。科涅夫堅信，自己唯一的取勝之道就是儘可能迅速地消滅當面之敵。他發布命令，要求下屬各部在150餘處渡河點進行規模巨大的強渡，試圖在短時間內將儘可能多的兵力投送到河對岸。在每個渡口，蘇軍工兵都立下了軍令狀，保證能在1~3個小時內架設完浮橋。
早晨6點55分，科涅夫計劃的第二階段開始了。部署在東岸的炮兵全線開火，為渡河部隊提供持續的火力掩護；首輪突擊部隊衝出森林，乘坐各種各樣的船隻橫渡尼斯河；緊隨其後的是第二撥突擊部隊；再往後則是第三撥次。在布赫霍爾茨—特里貝爾地區，普霍夫的第13集團軍下轄的突擊隊拖拽著沉重的浮橋部件，蜂擁著在波浪滔滔的河中強渡。領頭的是近衛步兵第6師，師長是格奧爾吉·瓦西列維奇·伊萬諾夫（Georgi Vasilevich Ivanov）少將，他是一名44歲的哥薩克硬漢。伊萬諾夫用上了所有能在水裡漂浮的東西，除了浮舟之外，他還使用了航空燃料箱和收繳來的德國大化肥箱。他命人把這些空箱子密封后焊接在一起，再搬至指定位置，以支撐正在鋪設中的浮橋。河水裡有上百名工兵，預先製作好的木橋被以最快速度從東岸推入水中，工兵立即蜂擁而上用螺栓將它們緊扣在一起。幾十個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無所畏懼地站在冰冷湍急的尼斯河裡，河水已經漫到了他們的脖子。這些戰士將沉重的橋樓梁高舉過頭，與此同時，其他人則把木質的支撐物打進了河床。工兵特別小隊用船將沉重的鋼纜拉過了尼斯河，船上裝有手動絞車，到西岸後他們豎起了渡船用的樁子，然後把鋼纜卷繞上去，拖著木筏上的大炮和坦克戰車渡河。在部分河段，工兵們沒有使用木筏或渡船就把大炮拖過了河：他們是純粹用鋼纜把大炮從河床上拽過河的。這些行動在穩固地向前推進，哪怕沿河各處基本上都有敵軍火力。為了掩護部隊渡河，伊萬諾夫將炮兵連拉到河岸邊進行直瞄射擊，炮彈直接從進攻部隊的頭上飛過，尖嘯著命中了河西岸的德軍防禦堡壘。他又用至少200挺機槍打出的密集火網來支援這些炮兵連，「只是為了讓敵人抬不起頭來」。
在早晨7點15分，科涅夫得到了好消息：突擊隊已經在西岸拿下了第一座橋頭堡。一個小時以後，他獲悉乘渡船過河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投入了戰鬥，並已經同敵人交上火了。到8點35分，持續了2小時35分鐘的炮火準備結束，科涅夫充分確認自己的部隊在尼斯河西岸已經站穩了腳跟。到目前為止，他們在預定的150處渡河點中的133處成功渡河。普霍夫的第13集團軍一部與帕維爾·謝苗諾維奇·雷巴爾科（Pavel Semenovich Rybalko）上將麾下的近衛坦克第3集團軍協同前進，已經在位於特里貝爾的主攻地段中央達成突破。據各方報告，他們當面的敵人似乎已經被擊潰了。德米特里·丹尼洛維奇·列柳申科（Dmitry Danilovich Lelyushenko）上將率領的近衛坦克第4集團軍的機械化部隊此時穿過了同一地區。南邊的近衛第5集團軍也完成了渡河。在科涅夫眼中，他的坦克即將直插德軍的縱深。
一旦渡河成功，科涅夫就打算讓他的部隊向施普倫貝格（Spremberg）和科特布斯（Cottbus）發起衝擊，越過科特布斯之後部隊要沿公路網朝呂本推進。該地區對科涅夫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它是史達林劃定的分界線的終點，而這條線將朱可夫的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和他的烏克蘭第1方面軍分隔開了。如果科涅夫能夠儘快到達這裡，他打算請求史達林立即允許他揮師北上直取柏林，對此他充滿信心。科涅夫已經給帕維爾·雷巴爾科下達了書面命令，「把你的坦克集團軍撥出一個坦克軍，從南邊突向柏林，由近衛第3集團軍的一個步兵師提供支援」。在科涅夫看來，也許他可以搶在朱可夫之前進入柏林。正全神貫注於攻擊進展的他卻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能夠活下來是多麼走運。就在攻擊開始數分鐘後，一發狙擊手射來的子彈打在他的炮隊鏡三腳架上，乾淨利落地鑽了個洞，離科涅夫的頭只差幾寸[5]。
在離柏林東部邊緣不到56公里的地方，槍炮聲如同遠處風暴發出的沉悶雷鳴。靠近奧得河的小村鎮則受到了奇異的衝擊波的影響。在馬爾斯多夫警察局裡，書紛紛從書架上跌落下來，電話詭異地響個不停。很多地方燈光暗淡，忽明忽暗。在達爾維茨—霍珀加滕（Dahlwitz-Hoppegarten），防空警報器突然尖叫個不停，誰也關不掉它，畫框從牆上猛地砸了下來，窗子和鏡子都被震碎了。在明謝貝格（Müncheberg），一座十字架從教堂的尖塔上震掉了，遍地都是悽厲的犬吠聲。
低沉的嘯聲在柏林東部各區被火燒得漆黑的建築物廢墟的框架間反覆迴響，松樹焚燒後散發出的香味在克珀尼克區邊緣隨風飄散。而在韋森塞區和利希滕貝格區的邊緣地帶，突如其來的風令窗簾一個勁兒地抽動拍打著。在埃爾克訥（Erkner），防空洞裡的一些居民從恐懼之中驚醒了，喚醒他們的不是喧鬧聲，而是大地令人毛骨悚然的劇烈震動。
許多柏林人都知道那個聲音意味著什麼。韋爾特林格爾夫婦正躲藏在位於潘科區默林家的公寓裡，西格蒙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當過炮兵，他立即就辨別出遠處傳來的巨響是敵人的大規模炮擊，於是急忙叫醒了妻子瑪格麗特，告訴她這個情況。起碼有一個柏林人聲稱，他確實目睹了朱可夫的徐進彈幕。凌晨4點後不久，16歲的霍斯特·勒姆林（Horst Römling）躥上了韋森塞區西部邊緣的一座7層樓高塔，用望遠鏡向東邊眺望。很快霍斯特就心驚膽戰地告訴鄰居們，他看見了「蘇聯大炮猛烈射擊時的閃光和強光」，但沒什麼人相信他的話。大人們都認為，這不過是一個異想天開的小孩在編故事罷了。但現實恐怕比勒姆林描述的還要恐怖一萬倍。
炮聲並沒有傳到市中心的幾個區，儘管在街頭巷尾都有柏林人宣稱自己聽到了異響。大多數人認為，那不值得驚訝，只不過是自己人的高射炮在射擊而已，或者是被引爆的航空炸彈發出的聲音。在當晚持續了2小時25分鐘的空襲中，有一些投下的炸彈並沒有當場爆炸。這些聲響也有可能是被炸壞的樓房突然坍塌發出的。
有一小群平民在第一時間就知曉了蘇聯人的行動，他們是舍訥貝格區溫特費爾德大街郵電大樓里的接線員。在蘇聯炮兵開始齊射後的幾分鐘之內，交換機的長途電話和中繼線里就擠滿了打進來的電話。奧得河和尼斯河附近地區緊張萬分的納粹官員急忙給他們在柏林的上級領導打電話；消防隊長在詢問自己的手下是否要出動，趕往森林撲滅熊熊燃燒的大火，或者把他們的救火設備從那些危險的地區轉移出來；警察局局長在給他們的上級打電話；每個人都試圖聯繫上自己的親戚。多年以後接線員們回憶說，那些接通電話的人幾乎都以三個字作為談話的開場白：「開始了！」伊麗莎白·米爾布蘭德（Elisabeth Milbrand）是總機主管，更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取出一串念珠，默默地念經祈禱。
截至4月16日上午8點，大部分柏林人都已經從收音機里聽到「蘇聯人在奧得河前線持續發動猛攻」的消息。新聞措辭謹慎，不過普通的柏林人已經不需要進一步的詳盡報道了。通過口口相傳或城外的親戚告知，人們知道末日終於降臨了。奇怪的是，這個時候街上的普通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要比希特勒多，因為領袖這會兒仍然在元首地堡里呼呼大睡。他是在凌晨3點之前就寢的，他的首席參謀布格多夫上將對周圍的人下了嚴格的指示，不能叫醒元首。
這天上午，地堡這個奇異的地下世界上演了幾乎稱得上歡快的一幕：在狹窄的接待室、走廊休息室和小會議室里，一瓶瓶艷麗的鬱金香隨處可見。早些時候，總理府的一名園丁從被炸得坑坑窪窪的花園中倖存下來的幾個花壇里剪下了這些花。在布格多夫看來，這似乎是個好主意，因為埃娃·布勞恩喜歡鬱金香。帝國的未婚第一夫人是頭天晚上到達柏林進入地堡的。她隨身帶來了慕尼黑的老朋友贈給元首的一些禮物，其中一件禮物是巴爾杜爾·馮·席拉赫[6]男爵夫人寄來的一本書——伏爾泰寫的小說《老實人》。這位男爵夫人是帝國青年組織前領導人的妻子。這本小說中的主人公命運多舛，遭受了一切不幸，但卻沒有失去對生活的希望。他說：「樂觀主義是一種讓人在事情糟糕的時候卻仍認為一切安好的躁狂症。」男爵夫人認為，這本書在當下這個時刻是最恰當的選擇。
一開始朱可夫並不相信這個消息。他站在屈斯特林的指揮部里，身邊是他的參謀們，他滿臉狐疑地盯著崔可夫，由於憤怒顯得有些氣急敗壞。「你的報告是什麼意思——你是在告訴我，你的部隊被敵人壓制住了？」他朝著近衛第8集團軍司令員叫嚷道，而且這一次並沒有友好地使用將軍的教名。崔可夫以前見過朱可夫發怒，因此顯得心平氣和。「元帥同志，」他解釋道，「不管我們是不是暫時被壓制住，攻勢必然會取得成功。不過目前抵抗變得強硬起來，我們被擋住了。」
崔可夫稱，當部隊和配屬的坦克部隊向前推進時，遭到了來自塞洛高地猛烈炮火的猝然一擊。他們正在穿越的地區地形複雜，嚴重妨礙了坦克和機械化部隊的運動。在奧得河濕地的沼澤和灌溉渠當中，自行火炮和坦克正在無助地嘶吼著，履帶攪動著濕泥卻難以前進半步。陷入泥沼之中的坦克變成了敵人大炮的活靶子，一輛接著一輛被擊中，然後迅速燒成了火球。崔可夫說，到目前為止，他的近衛第8集團軍只前進了1 300多米。按照波佩爾將軍的說法，朱可夫用「一連串極其強有力的言辭」發泄出了他的狂怒。
這場所謂無法抵禦的攻勢究竟被什麼拖住了腳步？原因有很多，這是波佩爾將軍與朱可夫的高級軍官們交換意見的時候很快發現的。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維奇·沙林（Mikhail Alekseevich Shalin）中將是近衛坦克第1集團軍的參謀長，他告訴波佩爾，他確信「在進攻開始以前，德軍已經撤離了第一道防線，部署到以塞洛高地為核心的第二道防線上，因而我們的炮彈大半都沒能打著敵人，白白地落到了曠野里」。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庫茲涅佐夫（Vasili Ivanovich Kuznetsov）上將是突擊第3集團軍的司令員，他尖銳批評了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的計劃。他告訴波佩爾：「我們是在照本宣科，而現在德國人早已熟悉了我們的戰法，他們把部隊後撤了足足有8公里。我們的大炮摧毀了眼前的一切，就是沒能傷著敵人的一根汗毛。」近衛坦克第1集團軍副司令員安德烈·格特曼中將曾是卡圖科夫手下最出色的坦克專家和軍長，他既挑剔又生氣，批評了朱可夫煞費苦心的探照燈戰法：「它們沒能閃瞎敵人的雙眼，倒是為德國炮手們照亮了我們的坦克和步兵。」
朱可夫從來也沒有指望進攻會一帆風順，也做好了承受嚴重傷亡的準備，但他堅信德國人是不可能阻止紅軍向前推進的。他後來回憶道，他本來希望「能迅速瓦解敵人的防禦」，但卻大大地低估了對方的實力，「前線第一梯隊的打擊效果被證明是不足的」。他毫不懷疑，單是靠軍隊的數量他就能夠戰勝敵人，但他又擔心會存在「進攻速度可能被減緩的危險」。朱可夫決定改變戰術，立即厲聲下達了一系列命令。他要求轟炸機群再次出動，集中攻擊敵人的炮兵陣地，與此同時炮兵也要用兇狠密集的炮彈徹底覆蓋這座高地。隨後朱可夫又採取了另一個更強有力的步驟：在原定計劃中，他的坦克集團軍將在塞洛高地被步兵奪取之後再投入戰鬥，但現在朱可夫決定立即讓他們參戰。卡圖科夫上將是近衛坦克第1集團軍司令員，他碰巧就在地堡里，於是直接接受了命令。朱可夫的目標是不容懷疑的：不惜一切代價，必須儘快攻占高地。朱可夫要用大軍的重擊讓敵人屈服，如果有必要的話，就如同推土機開路般一路強推到柏林。然後，在參謀們的伴隨下，這位身材粗壯的元帥離開了指揮部，他對耽擱時間的憤怒仍然顯而易見。朱可夫不希望被一些瞄得很準的敵軍大炮拖住進攻步伐，他更不希望在攻入柏林的速度上被科涅夫超過。在離開地堡時，軍官們尊敬地站在兩邊讓他通過，他突然轉向卡圖科夫，急促地說：「那麼！行動吧！」
正午剛過，特奧多爾·布塞上將的第9集團軍指揮部就收到了元首的「當日命令」。命令上註明的日期是4月15日，但顯然希特勒的參謀們是在確信蘇聯人的猛攻開始之後才發出的。指揮官們得到命令，要立即把文件散發下去，一直到連一級單位，但絕不得在公開的報紙上發表。
命令上寫道：
「德國東線的士兵們，與不共戴天的仇敵、猶太—布爾什維克集團的最後決戰時刻到了！來自東方的成群結隊的野蠻大軍已經發起了進攻。他試圖摧毀德國並滅絕我們的人民。你們這些身處東線的士兵已經知曉了誰在威脅著……德國婦女、姑娘和兒童的命運。老人和孩子將被屠戮，婦女和姑娘將淪落為軍妓，剩下的人會被送到西伯利亞。
「我們早已預料到了這場進攻，自一月份以來已經做了充分準備，構築了堅固的防線。敵人要面對數量龐大的炮兵部隊，我軍步兵的損失已經被無數新部隊填補，警戒部隊、新組建的部隊以及人民衝鋒隊正在加強前線防禦。這一次，布爾什維克將經歷亞洲的古老命運——它必須而且必將在德意志帝國的首都面前倒下。
「此時此刻，凡是未盡己任的人都是我們人民的叛徒。任何一個離開陣地的團或者師，都是最可恥的部隊，他們一定會羞於面對在我們的城市裡承受著空襲恐怖的婦女和兒童。要格外留意那一小撮犯叛國罪的軍官和士兵，他們苟且偷生，為了拿到蘇聯人的報酬而與我們作戰。這群人也許還穿著德軍制服。無論是誰命令你們撤退，除非你們十分了解他，否則都要立即逮捕他，如果有必要的話就當場槍決，不管他是什麼軍銜。如果在未來的幾天和幾個星期里，東線的每個士兵都能盡責，那麼來自亞洲的最後一擊就將被挫敗。我們在西線的敵人也是一樣，儘管出現了種種情況，但他們的縱深突破將最終被挫敗。
「柏林將仍然屬於德國，維也納[7]將再次回歸德國，而歐洲永遠也不會是蘇聯人的。
「你們要莊嚴宣誓，保衛祖國！這並非一個空洞的祖國概念，而是你們的家園、你們的妻子、你們的孩子，還有我們的未來。
「在這段時間裡，你們是全體德國人民的最大希望，東線的勇士們，人民只是希望，由於你們的忠誠、你們的狂熱、你們的武器，以及你們的領導，布爾什維克的衝擊將淹沒在它們自己的血液里。當命運已經把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犯[8]從地球上帶走的時候，這場戰爭的轉折點將被確定下來。」
布塞並不需要一個「當日命令」來告訴他阻擋蘇聯人的必要性。幾個月前他就直言不諱地告訴希特勒，如果蘇聯人突破奧得河防線的話，柏林和德國的剩餘地區是鐵定守不住的。但當他讀到「當日命令」中有關一條堅固防線的空談時感到很憤怒，文中毫無根據地吹噓敵人遭遇到「數量龐大的炮兵部隊」和「無數新部隊」。勇敢無畏的話是打退不了敵人的進攻的，希特勒的「當日命令」在極大程度上是一番夢囈。然而有一點卻在這些浮誇的文字中暴露無遺：希特勒想要全體德國士兵戰鬥到死——不論是對付西線還是東線的敵人。
布塞懷有一個秘密的希望，但他對這個秘密守口如瓶，除了海因里希和某些最親密的指揮官，從未對其他人吐露過。他想在奧得河上堅守足夠長的時間，一直等到美國人從西邊趕過來。他是這樣對海因里希說的：「如果我們能固守到美國人來到這裡，那麼在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家和歷史面前，我們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海因里希的反應是尖刻的。「難道你對『日食行動』一無所知嗎？」他問道。布塞表示聞所未聞。海因里希直白地告訴他，那張繳獲的地圖上標明了盟國的分界線，甚至還圈出了規劃中的占領區。「連美國人會不會過易北河，」海因里希說道，「我都表示懷疑。」儘管如此，布塞有一段時間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現在他終於對此不抱希望了，因為即使艾森豪威爾的部隊立馬渡過易北河並朝柏林進軍，一切也都來得太遲了。除此以外，希特勒顯然鐵了心與推進中的美國人爭奪每一公里的土地，在他眼裡，民主國家和共產主義者都是一丘之貉。布塞認為，德國已經陷入了絕境，自己指揮的第9集團軍也將步入深淵。然而，只要希特勒想把仗繼續打下去，拒不投降，那麼布塞也只能盡力擋住蘇聯人。這樣的絕望抵抗現在已經開始了，並將持續到最後的時刻。
第9集團軍在蘇聯人的進攻中首當其衝，已經竭盡全力，此時布塞的部隊仍然在幾乎所有的地方堅守著陣地。在奧得河畔法蘭克福，他們實際上已經把蘇聯人趕了回去。塞洛高地的炮兵和部隊雖然遭到了對手無情的轟炸和炮擊，卻仍然頑強地堅持著，並且把敵人壓制住了。不過，儘管布塞的部下幾乎在各處都擋住了蘇軍，但付出的代價也是可怕的。在一些地區，軍官們報告說，敵我雙方在兵力上的對比至少達到了10：1。「他們成群結隊地朝我們湧來，一浪接著一浪，根本不顧傷亡。」一位師長在電話里述說著令人心顫的戰鬥經歷，「我們把敵人放到很近的距離才開火，我們的機槍劈頭蓋臉地掃向了敵人，一直到機槍的槍管熱得發紅。我的部下一直戰鬥到打光彈藥，然後他們要麼被消滅了，要麼完全被打垮。我不知道還能撐多久」。幾乎每份報告都一樣。電話發狂似地打來，要求增援：要大炮、坦克，尤其需要彈藥和汽油，還有一項是不可取代的——部隊。布塞為數甚少的預備隊，不是已經投入戰鬥，就是正在開赴指定地點途中，他們大多被匆匆投入關鍵性的塞洛高地爭奪戰中去了。
堅守第9集團軍防線中段的是第56裝甲軍，這是一個聲名顯赫的番號，不過也就僅僅掛個裝甲部隊的名頭而已。第56裝甲軍曾多次被打垮，又多次重組，現在它再次經過重建。這個軍剩餘的原班人馬幾乎全是關鍵性的參謀人員。不過，這個軍無疑還有一個寶貴的人——經驗豐富屢立戰功的軍長赫爾穆特·奧托·魏德林（Helmuth Otto Ludwig Weidling）炮兵上將，他是一位言語粗俗的軍官，他的朋友稱他為「扣球手卡爾」。
布塞把極其重要的塞洛高地上的各支部隊置於魏德林的指揮之下，此刻魏德林手裡有3個師：戈林那支桀驁不馴、極不可靠的第9傘兵師，遭到重創的第20裝甲擲彈兵師，以及兵力不足的明謝貝格裝甲師。友鄰的第101軍守衛著魏德林的左翼，黨衛軍第11軍位於他的右翼。而第56裝甲軍自身正承受著蘇聯人對柏林發起的主要突擊。儘管魏德林就任軍長才幾天，指揮的是缺乏戰鬥力和經驗的部隊，而且是在不熟悉的地形上作戰，但迄今為止，這位54歲[9]的老兵卻讓敵人的所有進攻都鎩羽而歸。
不過，他急需的增援兵力截至4月16日上午仍然沒有到達。這只不過是魏德林所面臨危機的一個開端而已，在這個星期結束之前，他還會觸到更大的霉頭——不過這一次會比戰場上的問題更加嚴重。在「扣球手卡爾」眼中，布塞讓自己領導塞洛高地的守軍無異於判了自己死刑。他無處可逃，蘇聯人的攻勢遲早會把自己和手下們殺得片甲不留；而如果自己選擇放棄陣地，那麼就會被希特勒當成叛徒處死。命運之神對這位老兵的戲弄才剛開了個頭。在第三帝國生命的最後幾天中，魏德林還會以柏林保衛者的身份載入史冊。
在西方前線，第12集團軍指揮官瓦爾特·溫克上將既高興又困惑。他那些年輕且缺乏經驗的部隊把敵人趕了回去，蕩平了敵人在馬格德堡南邊的橋頭堡，這遠遠超出了溫剋期盼的成果。然而在巴爾比的那個橋頭堡，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為了摧毀美軍在巴爾比的浮橋，溫克的部下絞盡腦汁動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德軍一開始是把水雷從上游釋放出去，試圖讓其順流而下撞上敵人的浮橋，後來更是動用了蛙人部隊；德國空軍在該地區所剩無幾的飛機也全力出擊，對美國人的橋樑進行了猛烈轟炸。但所有方法都沒能獲得成功。現在橋頭堡已經完好地建立起來，在兩天時間裡，美國步兵和機械化部隊一直在接連不斷地過河。令溫克十分不解的是，儘管美國人正在易北河東岸加強並鞏固他們的陣地，卻看上去並沒有揮戈柏林的意思。溫克想不通敵人這種不可思議的停頓究竟是為何。
美國人在4月12日到15日之間進行的猛烈攻擊，讓溫克有理由堅信：一場血腥的防禦戰迫在眉睫。但現在美國人卻又表現出一副要罷手的意思。「坦率地說，我無法相信眼前這一切，」溫克告訴他的參謀長賴希黑爾姆上校，「可能是敵人的補給消耗完了，需要停頓下來重新組織進攻。」無論什麼原因，溫克都為這個喘息時間感到高興。他的部隊分散在各地，很多仍然處於組建之中，他需要爭分奪秒，儘快把他的部隊整頓好，並用他能獲得的所有坦克裝甲車輛加強手頭的部隊。雖然已經獲得了一些坦克和自行火炮，不過溫克對獲得更多的裝甲單位的補充不抱什麼希望，對於將他的師補充完整的許諾也不抱什麼幻想。溫克懷疑現在德國已經兵力枯竭無兵可調了。不過，溫克對自身的實力很有自知之明：柏林西部稀疏地分布在易北河沿線的第12集團軍，是無法長時間頂住各類猛攻的。「只要美國人發動大規模猛攻，他們將輕鬆洞穿我軍的陣地，」他告訴賴希黑爾姆，「在那之後，要用什麼來擋住他們呢？沒有了。在這裡和柏林之間是一片空白。」
對卡爾·維貝格來說，這個消息就像一次打擊。他難以置信地盯著他的上司、美國戰略情報局柏林站長亨寧斯·耶森—施密特。「此話當真？」維貝格問道，「你非常肯定嗎？」
耶森—施密特點了點頭。「這是我剛剛收到的消息，」他說道，「我沒有理由懷疑它。」兩個人彼此沉默地注視著對方。在過去的幾個月時間裡，他們都被「艾森豪威爾的部隊即將攻占柏林」這個信念支撐著，但這條讓耶森—施密特穿過城市來到維貝格公寓的消息，卻使他們的希望徹底破滅了。一名來自瑞典的間諜網絡聯絡員剛剛抵達，帶來了倫敦方面極其重要的消息，警告他們不要再期待英美盟軍了。
在漫長的幾個月時間裡，維貝格都提心弔膽地隱藏著自己的雙重身份，在柏林生活和戰鬥。他幾乎考慮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就是沒有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甚至到現在他都無法完全相信剛才聽到的話。計劃的改變並不會影響他們的工作，至少暫時如此：他們還要繼續發出情報，而扮演「店主」角色的維貝格仍將按照命令給間諜們分發補給品，但他不知道何時以及是否還會接到命令。據維貝格所知，這座城市裡很少有（如果有的話）訓練有素的專家和從事破壞活動的特工使用由他提供的裝備。耶森—施密特等了好幾個星期，才有一個人上門——一名無線電技術員，他把仍藏在維貝格家地下室一堆煤下面的無線電台組裝了起來。維貝格的心沉了下去，他不知道接下來還有誰會來，裝備到底能否派上用場。物資隱藏處很危險，很有可能被德國人抓住。更糟糕的是，即將攻進城的蘇聯人也可能會發現這個地方。維貝格希望倫敦方面已經向東方盟友做了通報，在柏林有這麼一個間諜小組，否則的話，難以解釋清楚儲存這麼多軍用物資的理由。
還有一個私人原因讓維貝格焦慮萬分。在鰥居多年之後，不久前他遇見了一個名叫英格·米勒（Inge Müller）的年輕女人，他們相愛了，並約定在戰爭結束後就結婚。現在維貝格很懷疑打進城的蘇聯人威脅到愛人的安全。在他眼中，柏林很快將成為一口沸騰的吃人大鍋，而這個小小的情報小組註定也要被卷進這口大鍋里。他試圖克服自己的恐懼情緒，但這只是無用功，前所未有的低落情緒已經把他打倒了。此時此刻，他感到自己的小組就是一群棄兒。
暴怒中的近衛坦克第1集團軍司令員米哈伊爾·卡圖科夫上將狠狠地摔掉了野戰電話，猛地回過身來，用力踹著司令部的大門。他剛剛接到攻打塞洛高地的坦克第65旅[10]的上級軍官報告，紅軍部隊沒有取得進展。「我們緊跟在步兵身後，」坦克第11軍軍長伊萬·伊凡諾維奇·尤舒克（Ivan Ivanovich Yushchuk）少將告訴卡圖科夫，「但我們寸步難行，我們的坦克被困住了！」
卡圖科夫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緒。他舒了口氣，從門邊轉過身來對著他的參謀們，雙手叉腰困惑地搖著頭。「那些德國鬼子！」他說道，「在整個戰爭中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抵抗。」隨後卡圖科夫宣布，他要親自搞清楚「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我們耽擱下來」。無論什麼原因他都必須在清晨拿下高地，只有這樣方面軍的突破才能順利進行。
在南邊，科涅夫元帥的部隊則要順風順水得多。他們已經在尼斯河西岸的德軍防線上打開了29公里寬的口子，蘇軍部隊正不斷地涌過河去，有20條架橋坦克架設的橋樑（有的能夠負載60噸重量）、21個渡口和部隊渡河點，以及17座輕便突擊橋投入使用。由於強擊機已經炸出了一條道路，因而在戰鬥打響後的8小時之內，科涅夫的坦克群在突破敵軍防禦後推進了約20公里。現在科涅夫距呂本只有30多公里遠了，而這座城市就是史達林為他和朱可夫的部隊劃定的邊界終點，科涅夫的坦克群將從那裡轉向西北，朝那條經由措森進入柏林的主要公路挺進。在地圖上，這條路線被標明為第96號帝國公路——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元帥把這條公路稱為「通往永恆之路」。
納粹當局似乎並不打算直面柏林正陷入絕境這一事實，儘管蘇聯紅軍現在距離柏林已不到50公里，卻沒有發出任何警報，也沒有發布官方通告。柏林人都很清楚蘇聯人發動猛攻了，沉悶轟鳴的炮聲是首要線索，通過難民、電話和口口相傳，消息已經如同流感一樣傳播開來。不過這樣的消息仍然是片面而矛盾的，由於沒有真實的信息，毫無根據的猜測和謠傳更是漫天飛舞。有人說，蘇聯人距柏林已經不到16公里，還有的人聽說他們已經打到了城市東郊。沒有人準確地知道形勢如何，但大多數柏林人都認為這座城市活不了多久了，它死前的劇痛已經開始了。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人們仍在各忙各的。他們神經緊張，要在外表上保持正常的樣子越來越難，但每個人都試圖做到這一點。
在每一站，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諾夫斯卡都被各種問題包圍著，他的主顧們似乎都希望他能知道得比其他人更多。素來樂觀的波甘諾夫斯卡卻提供不了任何答案，他就像接受其服務的那些人一樣害怕。在克羅伊茨納赫大街，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仍然掛在那位納粹郵政官員家的臥室里，但這似乎已經不能使波甘諾夫斯卡安下心來。
他高興地見到自己的忘年交——13歲的多多·馬夸特，這位樂觀的小女孩正在弗里德瑙分區的一個街道角落裡耐心地等候送牛奶的馬車。她經常搭上波甘諾夫斯卡的車，和他一起走上幾個街區。她的出現讓這位上了年紀的送奶工感到寬慰，仿佛烏雲中閃出的陽光。現在，多多坐在他的狗波爾迪旁邊，興奮地嘰嘰喳喳說個不停，但波甘諾夫斯卡卻覺得今天上午根本沒心情聽她說話了。一些剛剛寫上去的標語出現在該地區塌了一半的牆上，他毫無熱情地審視著。一條標語宣告「柏林仍將屬於德國」，其他的標語寫的是「勝利或奴役」，「維也納將再次回歸德國」，以及「跟著希特勒就是在邁向勝利」。在多多通常下車的地方，波甘諾夫斯卡把女孩輕輕地抱下了馬車。她微笑著說：「明天見，送奶工先生。」波甘諾夫斯卡回答道：「明天見，可愛的多多。」爬回車上的時候，一股悲涼湧上了里夏德·波甘諾夫斯卡的心頭：誰知道還能剩下幾個明天。
本堂牧師阿圖爾·萊克沙伊特正在教堂廢墟附近的墓地主持葬禮，他並不認為未來的苦難會比當下的苦難更糟糕。自從宏偉的梅蘭希通教堂毀於空襲後，那似乎就是一種永恆了。在過去的幾個星期里，有那麼多人死於空襲，連他的教區執事都不再為死者登記了。萊克沙伊特站在一個大墳墓的邊上，裡面是死於夜間空襲的40名遇難者的屍體。當他在葬禮上致辭的時候，只有幾個人在場，致辭結束後他們大都稀稀拉拉地離去了，僅剩一個年輕姑娘留在後面。她告訴萊克沙伊特，她的哥哥就躺在墳墓中。隨後她淚流滿面地說道：「他是黨衛隊的人，而不是教會裡的人。」她猶豫了一下。「您能為他祈禱嗎？」她問道。萊克沙伊特點了點頭。他告訴姑娘，儘管他與納粹黨和黨衛隊有重大分歧，但在死亡方面他「不能讓任何人聽不到上帝的言語」。他低下頭說道：「主啊，不要在我面前藏起您的臉龐……我的日子過得就像一個影子……在您面前我的生活什麼也不像……我的時間在您的手中……」旁邊的一堵牆上，有人在夜間塗寫了一句話：「德國必勝。」
修女院院長庫內貢德斯渴望這一切都能快點結束。達勒姆宗教會所是維爾默斯多夫區的聖心修女院開辦的修女院兼產科醫院，就其宗教的隔絕性而言，它幾乎就是一座孤島。但即便如此，這位身材矮胖、精力充沛的修女院院長還是有搞到外部消息的渠道的。達勒姆新聞俱樂部就在外交部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的別墅里，而這座富麗堂皇的建築就在修女院對面，但這家俱樂部在前一天晚上關閉了。她從前來道別的報界朋友們那裡得知，一切都臨近結束了，攻城戰將在幾天之內打響。堅定的修女院院長希望，戰鬥不會持續太久。幾天以前，一架盟軍飛機就在她的果園裡墜毀爆炸，修女院的房頂也在前些日子被炸飛，這讓她感到危險已然來到了眼前。這場愚蠢而又可怕的戰爭早該結束了！與此同時，她又有近200人需要照料：107個新生兒（其中91個是私生子）、32位母親，以及60名正式修女和庶務修女。
仿佛是擔心修女們無事可做，院長給她們壓上了更多更繁重的工作。在看門人的幫助下，一些修女在大樓的側牆，以及覆蓋著整個二層的新油氈紙房頂上（第三層連同房頂一起消失了），用油漆畫出了巨大的白色圓圈，圓圈裡又畫上明亮的紅十字。修女院院長是位現實主義者，她已經吩咐實習護士把餐廳和娛樂室改建成了急救站，而護士餐廳已經變成了日夜閃耀著燭光的小教堂。地下室現在被分隔成一個個保育室，以及一些用於分娩的小房間，院長甚至還確保要把這個地方的所有窗子都從外面鋪上水泥，砌上磚，堆上沙袋。她一如既往地對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好了準備。但有一件事情，她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準備：她與她們的告解神父兼導師——伯恩哈德·哈皮希神父——有同樣的憂慮，即女性可能會遭到占領軍的騷擾。哈皮希神父已經做了安排，定於4月23日向修女們講解這件事情。現在，根據她的新聞界朋友帶來的消息，庫內貢德斯希望她們不會等太長的時間。在她看來蘇聯人似乎隨時都會到來。
當人們等待消息的時候，他們用冷嘲的幽默掩蓋自己的焦慮。一種新的問候語風靡全城，完全不認識的人彼此相互握手，敦促對方「要活下去」。許多柏林人在嘲弄地模仿戈培爾10天前的那次樂觀的廣播。宣傳部部長當時強調德國的命運將會經歷一次大轉折。他說道：「元首洞悉了這個偉大轉折到來的精確時間。命運把他送到我們身邊，於是在這個內外交困壓力巨大的危急關頭，我們將成為這場奇蹟的見證者。」現在這些話語到處被市民們重複著，不過人們是以一種嘲弄的態度來模仿這位大員「風格迷人」的講話。還有一種說法也傳遍了柏林。「我們根本無所畏懼，」人們彼此打氣，但接下來的話讓這種打氣變得更像一種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格羅法斯』將拯救我們。」「格羅法斯」（Gröfaz）是柏林人給希特勒起的外號，它是德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將軍」（Grösster Feldherr aller Zeiten）一語的縮寫。
甚至在城市幾乎面臨蘇聯軍隊炮火轟擊的時刻，柏林絕大多數的工廠企業仍然在堅持生產。施潘道區的工廠生產出來的炮彈和子彈被迅速地發往前線。施塔特的西門子工廠在生產電氣設備。數量巨大的滾珠軸承和工具機，正在馬林費爾德、韋森塞和埃爾克訥的工廠里被製造出來。位於泰格爾區（Tegel）的萊茵金屬—博爾西希（Rheinmetall-Borsig）工廠在大量生產炮管和炮架。坦克、卡車和突擊炮從位於魯勒本的阿爾克特工廠裝配線上隆隆駛出。在滕佩爾霍夫區的克虜伯—德魯肯米勒工廠，坦克一修好就立即被送到軍隊里去。情況太緊迫了，管理部門甚至要求外國勞工志願做應急駕駛員。來自法國的強征勞工雅克·德洛奈斷然拒絕了這樣的命令。「你很聰明，」那天下午返回工廠的坦克駕駛員告訴德洛奈，「你知道我們把這些坦克開到什麼地方去了嗎？直接開赴交戰的前線！」
不僅是工廠，服務業和公共事業單位也在繼續履行職能。在位於波茨坦的主天文台，氣象報告員照常上班，例行公事地指出：當天中午的氣溫是18攝氏度，到傍晚時預計將降到4攝氏度左右；天氣晴朗，偶爾有零星的白雲，有溫和的西南風，到傍晚時又將轉成東南風。預計17日將有變化——多雲，有時有雷陣雨。
晴空之下，柏林的街道上擠滿了人。家庭主婦們出於對未來的擔憂，紛紛到能夠買到東西的地方去購買非配給商品，每家商店前似乎都排起了長隊。在克珀尼克區，羅伯特和漢娜·舒爾茨為了買麵包已經排了3個小時的隊。天知道什麼時候能輪到他們多買點東西呢？和無數柏林市民一樣，舒爾茨夫婦也試圖通過某種方式來排解煩惱。當天他們不顧交通系統已經變化無常，倒了6次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來到位於夏洛滕堡區的目的地——一家電影院。這是他們一周之內的第三次冒險了。在各個區他們看了好幾部電影，一部是《馬克西米利安一樣的人》，一部是《彈豎琴的天使》，一部是《大節目》。《大節目》是部馬戲電影，羅伯特認為它是本周最好看的電影。
法國戰俘雷蒙·勒加蒂熱看到本德勒街的預備軍司令部一片混亂，沒人會關心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是否出現，警衛們更是早已自顧不暇，於是當天下午他便淡定地溜了出去。勒加蒂熱費盡口舌，搞到一張波茨坦廣場附近電影院的票，這張票本來是留給德國士兵的。現在，當戈培爾的宣傳部特別發行的電影上映時，他在黑暗之中放鬆下來。那是一部彩色史詩片，片名叫《科爾貝格要塞》，講的是在拿破崙戰爭期間，馮·格奈森瑙伯爵英勇保衛這座波美拉尼亞城市的英雄事跡。在觀影過程中，勒加蒂熱既為電影著迷，又為身邊軍人的舉動著迷。這些士兵被故事吸引了，他們歡呼、鼓掌、彼此喊叫著，為這個德國軍事歷史上的傳奇人物的奇蹟故事欣喜若狂。勒加蒂熱想到，要不了多長時間，這些士兵中的一些人就有機會在真刀真槍的戰場上成為「英雄」了。
暗號毫無徵兆地出現。樂團經理格哈特·馮·韋斯特曼博士的辦公室就位於柏林愛樂樂團那片包含音樂廳和練習廳的建築群里，他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收到了帝國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的消息：當晚樂團將舉行最後一場音樂會。
馮·韋斯特曼早就知道消息會這樣傳來——突然之間，而且距離音樂會開始只有幾個小時。施佩爾的指示是，想離開的音樂家們，都要在演出結束後馬上撤退。他們的疏散目的地定於柏林西南約380公里處的庫爾姆巴赫—拜羅伊特地區，早先施佩爾已經把愛樂樂團最名貴的樂器送到了那裡。按照帝國部長的說法，美國人「可能會在幾個小時後」就占領拜羅伊特地區。
只有一件麻煩事，那就是很多人拒絕了施佩爾的好意。這位帝國部長本打算把整個樂團都秘密送走，但如此一來計劃就落空了。一開始，由於害怕計劃走漏風聲被戈培爾知道，馮·韋斯特曼只試探了樂團里一些絕對可靠的成員。令他驚訝的是，大多數人並不願離開。一些人是因為家庭的羈絆，一些人則是被與城市有關的些許因素束縛住了手腳，剩下一些人乾脆就是感情用事。總而言之，逃亡計劃在表決的時候被否掉了。大家要那位年輕的小提琴名家、樂隊首席小提琴手格哈德·特施納把表決結果告訴施佩爾。帝國部長則大度地表示理解眾人的苦衷，但離開柏林的大門還是對他們敞開著的：施佩爾自己的汽車和司機將在最後一晚等候著，把那些想走的人送走。特施納夫婦和兩個孩子，以及樂師格奧爾格·迪布爾茨的女兒是一定要走的，但要走的人屈指可數。即使是馮·韋斯特曼，考慮到表決結果，他也選擇了留下。這位經理覺得自己有責任與樂團的大多數人共渡難關。
但對於樂團中的猶豫不決者，必須要嚴肅地告知他們：今晚是最後的機會。或許那些了解內情的人會在最後改變自己的主意，選擇逃離這座即將被厄運吞噬的城市。在距演出拉開帷幕不到三小時的時候，馮·韋斯特曼修訂了節目。剩下的這點時間，已經無法安排一次彩排來讓所有人對即將到來的撤離做好心理準備了，那些對疏散計劃一無所知的人肯定會對這一變動大吃一驚。不過，無論是否知情，施佩爾挑選的作為最後一場音樂會寓意的曲目，對在場的每一個人而言都具有一種陰鬱而動人的意義。馮·韋斯特曼現在命令擺在音樂家譜架上的樂譜是《諸神的黃昏》——瓦格納描述眾神之死達到高潮的悲劇性音樂。
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柏林人都識破了所謂「柏林要塞」的可笑騙局。甚至連最沒有見識的人也看得出，這座城市抵禦進攻的準備有多麼差：主幹道和公路仍然是自由通行的；部署在街頭巷尾的火炮和裝甲車輛少得可憐；除了上了年紀的人民衝鋒隊員之外，城裡壓根就看不到正規軍的影子。這些人民衝鋒隊員有的穿著五花八門的制服，更多的人只是在外套的袖子上縫了個表明作戰身份的袖章而已。
固然，路障和簡陋的防禦障礙物到處都有。在小巷、院子、政府大樓周邊以及公園裡，堆積著大量用於構築防禦工事的材料，偶爾還有成卷的鐵絲網、一堆堆的鋼鐵反坦克障礙物，以及填滿了石頭的舊卡車和廢棄的有軌電車。當城市遭到進攻的時候，要用它們來堵塞通衢大道。但像這樣的路障能擋住洶湧而來的蘇聯人嗎？「蘇聯紅軍起碼得用2小時15分鐘才能突破，」一個在城內流行的玩笑如是說，「先狂笑2個小時，再用15分鐘粉碎路障。」防禦工事——戰壕、反坦克壕溝、路障和炮兵陣地——只有在郊區才能見到，而且柏林人也能清楚地看到，甚至連這些東西也遠未完工。
當天有個人開車出了城，發現防禦的準備工作「完全徒勞、可笑」！他是一位構築防禦工事的專家，馬克斯—約瑟夫·彭澤爾（Max-Josef Pemsel）中將原先是在D日守衛諾曼底的第7集團軍參謀長，由於他的部隊沒能抵擋住進攻，從那以後彭澤爾就和其他人一起被希特勒打入了冷宮。他被調去指揮在芬蘭作戰的默默無聞的第6山地師後，便聽天由命待在這支「毫無生氣的部隊」里了。
然而在4月2日，彭澤爾驚訝地接到了約德爾大將的指示，要他飛往柏林。糟糕的天氣迫使他的飛機耽誤了好幾天，直到4月12日才趕到首都。約德爾因為他遲到而責備了他。「你要知道，彭澤爾，」約德爾說道，「本來是要你扛起柏林衛戍司令的重任的，但你來得太遲了。」彭澤爾後來說，當他聽到這些話的時候，「我心中的一塊大石頭總算落了地」。
現在，彭澤爾不是要接管柏林防務，而是在前往義大利前線的途中：約德爾已經任命他為駐義大利的利古里亞集團軍參謀長，而集團軍指揮官是義大利陸軍元帥魯道夫·格拉齊亞尼。彭澤爾發現，形勢幾乎如同夢幻一般。他懷疑格拉齊亞尼的部隊可能早就不復存在了，但約德爾卻向他詳細介紹了與之相關的職責，仿佛仗打到現在被證明是極其成功的，而且註定還要再打上幾年似的。「你的工作，」他告誡彭澤爾，「將會很困難，要完成它不僅需要大量的軍事知識，外交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儘管約德爾的觀點無疑是在痴人說夢，但彭澤爾卻為要去義大利而感到高興：途中他將經過巴伐利亞，這將是他兩年里首次見到自己的妻兒老小；說不準等他磨蹭到義大利的時候，戰爭已經打完了。
當彭澤爾離開柏林時，他感到老天爺對自己如此眷顧，顯然這座城市鐵定是要失守的。當車輛經過一個由樹幹、尖鐵和圓錐形水泥塊組成的反坦克障礙物時，他懷疑地搖了搖頭。再往前行，汽車從那些正在慢慢挖掘戰壕的年齡較大的人民衝鋒隊員身邊快速駛過。彭澤爾後來描述道，城市被疾馳的汽車甩到身後時，「我感謝上帝，因為他讓這杯苦酒與我擦肩而過了」。
在位於霍亨索倫路的司令部里，衛戍司令雷曼中將站在牆邊，困惑地看著掛在牆上的一張大幅柏林地圖，上面標明了防線的情況。他後來說：「萬能的主啊，我究竟該做些什麼。」在過去的3天裡，雷曼幾乎沒有合眼，此刻已是腰酸背痛。從上午到現在，他接了無數個電話，參加了數個會議，視察了環形防線上的幾個地段，還下達了一系列命令——他私下認為，這些措施恐怕不能搶在蘇聯人抵達城區之前完成了。
清晨，戈培爾這位柏林的地方長官和保衛者（後面這個頭銜是他自己給自己加的），召開了每周例行的「戰時會議」。在雷曼看來，這些會議完全就是在胡鬧。下午，他向參謀長雷菲爾上校描述了最近的一次會議。「他對我又打起了官腔。他說：『倘若柏林之戰現在就爆發的話，你將會有各種坦克和不同口徑的野戰炮、數千挺輕重機槍、幾百門迫擊炮可供支配，除此之外還有大量配套的彈藥。』」雷曼頓了頓，他告訴雷菲爾，「按照戈培爾的說法，仿佛只要柏林被敵人包圍了，我們反而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了。」
然後戈培爾突然話鋒一轉。「一旦柏林之戰開始，你打算把你的司令部設在何處？」他問道。戈培爾自己計劃去動物園防空塔，他提議雷曼也把司令部搬過去。雷曼幾乎立即察覺出這位地方長官的心思是什麼：戈培爾是想把雷曼和柏林的防禦完全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於是他儘可能圓滑地迴避了這個提議。「我倒是覺得要避免去那裡，」他說道，「否則的話，一次突如其來的打擊就可能把軍政領導人一窩端了。」戈培爾擱置了這個話題，不過雷曼注意到，這位地方長官的臉色立馬就不好看了。戈培爾明白雷曼是在找託詞：那座龐大的動物園防空塔哪怕挨上十幾枚巨型炸彈也會安然無恙的，談何一次打擊就足以全滅呢。
雷曼知道，宣傳部部長肯定對自己剛才的不順從行為耿耿於懷；但眼下，雷曼已經被城防戰的準備工作搞得精疲力竭——這近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每天的工作中，他最不想近距離接觸的人就是戈培爾。他既不相信這位高官的表態，也不相信他開的各種空頭支票。僅僅在幾天前，雷曼和戈培爾再次討論到城防戰的補給狀況，後者誇下海口，稱柏林的防禦將會得到「至少100輛坦克」的鼎力支援。雷曼要求把許諾的補給物資列出書面清單來。當他最終拿到清單時，結果那100輛坦克成了「25輛已經完工，75輛仍在製造」。但無論紙面上標的是幾輛，雷曼知道他什麼都得不到。奧得河前線對所有的重要武器都享有絕對優先權。
在雷曼眼中，只有一位內閣成員真正明白柏林的前景如何，那就是帝國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而且甚至連他都有偏見。在地方長官召開的戰時會議散會後，雷曼又接到命令立即到施佩爾那裡去。希特勒的戰時生產部長的辦公室，就位於巴黎廣場的前法國大使館裡，素來溫文爾雅的施佩爾正大發雷霆。他指著地圖上那條穿過市中心的幹道，要求雷曼解釋一下「打算在東西軸心大道上幹什麼」。雷曼吃驚地望著他。「我正在布蘭登堡門和勝利紀念柱之間弄一個簡易機場，」他有些不解地回答道，「怎麼了？」
「怎麼了？！」施佩爾爆發了，「怎麼了？！你正在砍倒我寶貴的路燈柱——這就是我為什麼發火！你不能這麼做！」
雷曼本來以為施佩爾知道所有的計劃。在布雷斯勞戰役和柯尼斯堡戰役中，蘇聯人在戰役開始後就迅速奪取了位於兩座城市郊外的機場，讓整個城防戰極其被動。為了避免類似的情況在柏林重演，所以他決定在政府所在地區的中心建造一個簡易機場，該機場沿著東西軸心大道，穿過蒂爾加滕。「由於這個原因，」雷曼後來說，「在與空軍協商並達成一致後，我們選擇了在布蘭登堡門和勝利紀念柱之間建造簡易機場。為了保證臨時跑道的寬度，必須得把那些裝飾華麗的銅質路燈柱移走，而且道路兩側縱深30米（大約100英尺）的樹木也得砍掉。當我向希特勒提出這項計劃的時候，他說挪走那些路燈柱無所謂，但得把樹留下。我竭力說服他改變主意，但希特勒就是不允許我把樹砍掉。我解釋說如果不弄掉這些樹，那這座簡易機場就只能起降小型機。即便如此他仍舊沒有鬆口。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麼，不過時至今日砍掉幾棵樹幾乎不會破壞這座城市的美麗。」而現在施佩爾跳出來保衛他心愛的路燈柱了。
雷曼對施佩爾解釋了目前的形勢，最後指出元首已經允許了這項行動。但這位執拗的帝國部長仍不為所動，「你不能拆卸那些路燈柱，」他強調，「我不允許。」隨後施佩爾又補充說，「你似乎沒有意識到，柏林城的重建是我負責的。」
這句超現實主義的宣言讓雷曼目瞪口呆，他仍試圖說服部長先生改變主意，但這只不過是在做無用功罷了。「在城區內修建一個機場是有大用處的。」他爭辯道。可帝國部長對此充耳不聞。雷曼記得，「當談話結束時，已經不耐煩的施佩爾表達出要把整件事情交到元首那裡去的意思。與此同時，他的路燈柱保住了，簡易機場的修建工作就這樣告吹了——即使蘇聯人正在一步步地向柏林城逼近」。
會晤結束之前，施佩爾又提出了柏林橋樑的事情。就像此前在海因里希的指揮部里那樣，他再次與雷曼吵了起來，堅持認為炸毀橋樑並不能阻礙蘇聯人的進攻，水、電和煤氣的管線要通過許多橋樑，「把這些生命線切斷將會使大部分城區陷入癱瘓，令我的重建任務雪上加霜」。雷曼清楚，施佩爾對希特勒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已經從總理府得到了一道直接的命令，幾座預定要炸掉的橋從已經下發的破壞清單中除名了。現在施佩爾又堅持保留所有的橋樑。雷曼則變得像施佩爾一樣固執：除非希特勒明確收回成命，否則他就將按原計劃炸毀剩餘的橋樑。從內心感情上講，他也贊同施佩爾的這個觀點，但他同樣無意為了保住那些橋而讓自己的生命和事業受到威脅。
離開施佩爾的辦公室之後，雷曼迅速視察了柏林郊外的一處防禦地段。每次視察防線都讓雷曼進一步確信，柏林的防禦就是一個空想。在順風順水、趾高氣揚的勝利歲月里，納粹高官們根本不會想到柏林將成為自己困獸猶鬥的巢穴。他們在其他地方都建了防禦工事——義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線」、歐洲沿海的「大西洋壁壘」、德國西部邊界的「西格弗里德防線」[11]（俗稱「西部壁壘」）——柏林周圍卻連一條戰壕都沒有挖過。甚至在蘇聯人以龐大的兵力猛衝東歐、殺入德國本土時，希特勒和他的軍事顧問們依然沒有在城市周圍構築防禦工事。
一直到1945年初蘇聯紅軍進抵奧得河畔，德國人才開始對柏林的防禦給予些許重視，城市東郊漸漸出現了幾道戰壕和反坦克障礙物。但當蘇聯紅軍在冰封的河面前停下等待春天河面解凍時，保衛首都的準備工作也令人難以置信地停了下來。直到3月，柏林的防禦工作才再次被提上檯面，但那時顯然已經太遲了，建立防線所需的兵力、補給或裝備都嚴重匱乏。
經過兩個月能夠累垮人的瘋狂勞作之後，一道道差強人意的防線匆匆建成。2月底，在距柏林30~50公里處，一道不連貫的「障礙地帶」匆忙建立起來。這條障礙帶穿過森林和沼澤，沿著湖泊、河流和運河布設，大多數是在城市的北部、南部和東部。在雷曼上任之前，下達的命令中已經宣告這條障礙地帶是「築壘地域」。為了迎合希特勒的「要塞癖」，當地的人民衝鋒隊被告知，他們被寄予了厚望——必須戰至最後一人，決不能投降或是後退。要把這樣的地方變成固若金湯的防線，需要投入數量巨大的人力、槍炮和材料，因為這道環繞著大柏林的障礙地帶幾乎長達240公里。
雷曼很快就發現，除了直接處於軍事管理下的那些障礙區，所謂的「築壘地域」往往只有幾道掩護著大路的戰壕和一些零星的炮兵陣地，抑或幾棟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窗戶用磚堵住後留出機槍眼，就被改建成了碉堡。這些脆弱的陣地大部分甚至都沒有配備守軍，完全就是個有名無實的花架子，卻在總理府的防禦地圖上被誇張地標明為抵抗樞紐。
用來抵禦進攻的主要防線在城市內外，好比3道同心圓似的環形防線，構成了內部防禦的基本模式。
第一道防線周長約為100公里，圍繞著城郊。由於沒有合適的防禦工事，所以任何東西都被用作障礙物：老式的火車車廂和馬車、建築物廢墟、巨大的混凝土牆、被改建的防空地堡，以及大自然的貢獻——柏林的湖泊與河流。現在，成群的人正在日夜連軸轉，試圖把這些天然障礙和人工設施連接成一道連續的防線和反坦克屏障。工作是靠人力徒手實施的，沒有工程機械，大多數挖掘機早就被送到了東邊，用以修築奧得河前線野戰軍們急需的防禦工事。所剩無幾的幾台機器也由於燃料短缺派不上太大用場，每一加侖可用的汽油，都被送到了裝甲師。在環形防線上施工的工人本應該超過10萬名，可事實上從來也沒有超過30 000人，甚至連手工工具也極度缺乏。報紙上曾疾呼，要大家捐獻出鐵鎬和鐵鍬，但應者寥寥。誠如雷菲爾上校刻薄的話語：「柏林的園丁們理所應當地認為，與挖掘反坦克陷阱相比，開墾土豆地才是頭等大事。」在雷曼眼中，無論如何這一切都是徒勞的，按時完成這道環形防線無異於痴人說夢，這是一個令人絕望的工作，遠沒有完成的希望。
第二道或者說中間那道環形防線，如果由久經戰陣的精銳兵團把守，而且又能配備足夠的武器，那麼完全能夠成為一道令人生畏的障礙。它周長約40公里，障礙物也早已就位了，柏林的發達的鐵路系統已被改造成為一個致命的陷阱。很多地方有深深的軌道路塹和岔線，其中一些路塹和岔線有100~200米寬，形成了完美的反坦克壕溝。俯瞰著軌道的建築物被改建成碉堡，裡面的炮手能夠逐個瞄準射擊陷在溝壑里動彈不得的敵軍坦克。這條環線沿著其他地域，隨著柏林輕軌鐵路延伸而去，給予防禦者城牆似的高高路堤和有利地形。
即使這些防禦都被打垮，城市中心仍然還有被稱作「內圈」的第三道環形防線。這道最後防線內的區域位於米特區，被稱為「堡壘」，被蘭德韋爾運河和施普雷河環抱，幾乎所有的政府大樓都擠在這個最後的防禦島嶼裡面。大樓被路障和混凝土塊牆連接起來，最後的守軍將在這些大樓里進行孤注一擲的頑抗——在戈林面積巨大的空軍部大樓里，在位於本德勒街龐大的預備軍司令部里，以及在總理府和帝國國會大廈空蕩蕩的發出回音的殘垣斷壁里。
從「堡壘」區朝外延展，在這3道環形防線內外分布著8個餡餅狀的防區，每個防區都有自己的指揮官。從東邊的韋森塞區開始，這些防區按順時針方向被冠以A—H的代號，「內圈」的代號是Z。支援這3道環形防線的是6座令人生畏的可抵禦轟炸的防空塔，它們被部署在市內各處——洪堡海因、腓特烈斯海因以及柏林動物園。
不過這一「柏林要塞」缺乏許多極其重要的要素，尤為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守軍。雷曼認為，如果真想保住這座面積達832平方公里的危城（如此巨大的城市在規模上已與紐約無異），即使在理想條件下也需要20萬名經過充分訓練並富於戰鬥經驗的士兵。但這位焦頭爛額的指揮官手頭只擁有一支魚龍混雜的雜牌軍。柏林城內的守軍——如果真能將其稱為一支軍隊的話——是個徹頭徹尾的大雜燴：從15歲的希特勒青年團員到70多歲的老人，不一而足。他有為數不少的警察、工兵部隊和高射炮兵，但步兵卻是6萬名未經訓練的人民衝鋒隊員。這些人民衝鋒隊員中的疲倦老人，現在要么正在挖掘戰壕，要么正蹣跚地進入通向柏林城內的交通要道旁的陣地，他們將承擔起城市防禦戰的重任。人民衝鋒隊在軍隊體系中地位低下，儘管在緊急時刻他們被要求與國防軍並肩作戰，但並不被認為是陸軍的組成部分。就像希特勒青年團一樣，他們是由當地的納粹黨官員負責的，在戰役開始之前，雷曼甚至都不能對這支隊伍行使指揮權。就連人民衝鋒隊的裝備也是由納粹黨負責的，他們沒有自己的車輛、野戰廚房或者通信設備。
總而言之，雷曼的部下有三分之一純粹就是手無寸鐵的平頭百姓，其餘的人也是最近才拿到了五花八門的「武器」。他後來回憶道：「他們的武器，來自德國的每一個盟友或者對手。除了我們自己分發的武器之外，還有義大利、蘇聯、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時、荷蘭、挪威和英國的槍支。」至少有15種步槍和10種機槍。為這種大雜燴般的槍支找到足夠的彈藥是不可能的。那些裝備了義大利槍支的營要比大多數營都走運，每支槍最多能有20發子彈。人們發現，比利時槍支只能用某種特製型號的捷克斯洛伐克子彈，但比利時的彈藥在捷克式槍上卻毫不匹配；希臘的武器沒有多少，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倉庫里卻儲備了大量的希臘彈藥。由於彈藥嚴重短缺，人們情急之下找到了一個土法子：用各類機械對數量繁多的希臘子彈進行再次加工，這樣就能用義大利步槍把它們射出去了。但這種發狂似的臨時湊合只是聊勝於無，並不能緩解子彈匱乏的窘境。在蘇聯人發動進攻當天，每個人民衝鋒隊員的彈藥供給是平均每支步槍配5發子彈。
現在，當雷曼在東郊的陣地上巡視時，他確信蘇聯人將會不受阻礙地從德軍陣地上碾過。缺乏太多的防禦要素了：對鞏固防禦而言極其重要的雷區幾乎不存在，因為可用的地雷屈指可數；一種最古老也最有效的障礙物——鐵絲網，幾乎也無從獲得；雷曼的炮兵部隊包括一些機動高射炮，幾輛隱藏在半地下掩體內只露出炮塔的坦克，這種炮塔上的槍炮不足以封鎖前方的道路；還有巨型防空塔上的高射炮，儘管火力強大，但在地面戰中用處有限，它們被固定在高聳的塔樓上且缺乏俯角，因此很難轟擊近距離的目標，對殺到眼前的蘇聯步兵和坦克幾乎無能為力。
雷曼知道，他自己的形勢只能用「絕望」二字來形容，對其他地方的前景他幾乎同樣悲觀。他認為奧得河前線根本守不了多久，也不能指望那些撤進城的正規軍會對自己施以援手。雷菲爾上校曾經與布塞上將指揮部里的軍官討論過獲得幫助的可能性，他只得到了一個生硬的答覆。「別對我們抱有期待，」布塞的參謀長約翰內斯·赫爾茨（Johannes Hölz）少將說道，「第9集團軍待在奧得河畔，並且將一直待在那裡。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就算打光了也不會退卻。」
雷曼始終難以忘卻在一處防區與人民衝鋒隊官員的談話。雷曼當時提問：「如果一輛蘇聯坦克突然從遠處向你衝來，你會如何應對？你如何警告友軍敵人的裝甲部隊來襲？比如說吧，現在這輛轟鳴的重型坦克正朝著這裡開來，告訴我你如何處理。」令他目瞪口呆的是，那個人突然轉身跑向了陣地後面的村子裡。幾分鐘後他回來了，氣喘吁吁神情沮喪。「我找不到電話，」他窘迫地解釋道，「我忘了郵局在下午1點到2點之間是不開門的。」
當雷曼驅車返回城裡時，凝望著車窗外的他卻什麼也沒有看進去。他感到可怕的厄運正在積聚，在黑暗之中柏林可能永遠消失。
在敵人的巨大壓力下，戰線正在緩慢地破裂。海因里希一整天都在前線，從一個指揮部到另一個指揮部，視察野戰陣地，與指揮官們談話。令他驚訝的是儘管勝算如此之小，但布塞的士兵卻打得很好。首先，三天來第9集團軍擋住了猛烈的初步進攻；現在，他們承受蘇聯人主要攻勢全部壓力的時間已經超過了24小時。布塞的部隊進行了兇猛的抵抗，單是在塞洛地區他們就幹掉了150多輛坦克，擊落了132架飛機。儘管如此，他們依然被不斷削弱。
當海因里希在夜色中驅車返回指揮部時，他發現車在難民潮中幾乎停止不前了。當天他在各處都看到了大量難民——有的人背著包袱，有的人拉著手推車，車上裝著他們最後的財產，還有些人坐在用馬或牛拉的農用板車上。在許多地方，數量驚人的難民給海因里希的部隊帶來的麻煩一點也不比衝殺過來的蘇聯人小。
在集團軍群指揮部里，焦急的參謀們聚集在一起，聽將軍講述他對形勢的直觀印象。海因里希神情嚴肅地總結了他所看到的情況。「他們撐不了多久，」他說道，「前線部隊已經精疲力竭了，累得連舌頭都伸了出來。不過，」他略顯驕傲地說，「我們仍在堅持，這是舍爾納辦不到的壯舉。那位偉大的軍人甚至連擋住科涅夫的攻勢一天時間都做不到。」
此後不大一會兒，陸軍總參謀長克雷布斯將軍來電話了。「我們對你部目前的戰況十分滿意。」他語氣平和地告訴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承認這一點有道理。「考慮到進攻的規模，我們沒有丟掉多少地盤。」他說。克雷布斯本以為自己會得到一個更為樂觀的答覆，他表達了自己的這種期許，但海因里希就是不這麼做。「我已經認識到，」他乾巴巴地告訴克雷布斯，「在太陽躍出地平線以前永遠也不要讚美白天。」
在黑暗中，列兵維利·費爾德海姆更緊地握著他那支笨拙的「鐵拳」反坦克榴彈發射器。他並不知道自己的確切所在，只是聽說這條散兵坑組成的防線掩護著克洛斯特多夫地區的3條道路，距離前線大約有29公里。
就在剛才，在等待蘇聯坦克出現在道路上的時候，維利感到自己正在經歷一次偉大的冒險。他想像著當他看到第一輛敵人坦克，並且終於能夠第一次發射反坦克榴彈時的場面會是什麼樣子。堅守十字路口的3個連被告知，要讓坦克離得儘可能近，然後再開火。維利的教員說射擊距離最好壓到50米以內。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蘇聯人的坦克會咆哮而至。
蹲伏在潮濕的散兵坑裡，維利想起當號手的那些日子。他對1943年的一個陽光燦爛、天氣晴朗的日子記憶猶新。那天希特勒在奧林匹克體育場講話，維利就在那群號手之中，他們在元首入場時吹奏出響亮的號聲。他永遠也忘不了元首對希特勒青年團員們的鼓舞：「你們是國家未來的保證……」而人們則吶喊道：「遵命元首！遵命元首！」那是維利生活中最難以忘卻的紀念日。那天下午他確信無疑，帝國擁有最強大的軍隊、最精良的武器、最優秀的將軍，更有寰宇之內最偉大的領袖！
夜空中突然出現了一道閃電，在明亮的一瞬間維利的夢想消失了。他探出頭來朝前方注視，再次聽到了暫時忘卻的低沉炮聲，他感到很冷。他的胃痛了起來，很想哭。15歲的維利·費爾德海姆被嚇壞了，一切高尚的目標和激勵的話語都被他拋到了腦後，本能的恐懼壓倒了一切。
鼓聲漸漸小了，以至於人們幾乎難以察覺。但就在此時，大號卻輕輕地吹奏了起來，似乎是在對這難得的平靜做出回答。鼓手們不甘寂寞，沒過多久低沉的鼓音又加入了合奏，低音提琴也活躍了起來，但縈繞著的大號回音卻顯得格外沉重與不祥。令人敬畏而又壯麗輝煌的《諸神的黃昏》，正由柏林愛樂樂團行雲流水般演奏出來。貝多芬大廳里的黑暗氣氛，似乎就像音樂本身一樣顯得十分悲愴，唯一的照明僅僅是樂團譜架上的燈光。音樂廳裡面很冷，很多人都裹著大衣。馮·韋斯特曼博士與他的妻子和兄弟一起坐在包廂里，附近是樂團指揮羅伯特·黑格爾的妹妹，她和3個朋友在一起。而在前排中央的慣常座位上，依然坐著帝國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
在演奏完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之後，特施納和他的家人以及格奧爾格·迪布爾茨的女兒便離開了音樂廳。他們現在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他們是少數踏上這條路的人。施佩爾遵守諾言，他的車正在門外等候，他甚至還派了自己的助手護送這一小群人安全到達目的地。現在，為希特勒製造戰爭工業機器的可怕設計師，正傾聽著暴風驟雨般的可怕音樂。音樂講述著諸神的罪行，西格弗里德[12]躺在他的葬禮的火床之上，布倫希爾德騎著馬登上柴堆，要陪他一起死去。然後，隨著鐃鈸聲和擊鼓聲，雷鳴般的音樂達到了高潮：可怕的浩劫摧毀了瓦爾哈拉神殿[13]。當這個悲愴而又雄壯的音樂充滿了聽眾席時，聽眾們感到一種深深的悲慟，欲哭無淚。[14]
[1] 許多士兵在奧得河畔申請加入聯共（布），這並非總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與美軍或者英軍不同，蘇聯紅軍並沒有身份識別牌——或曰「狗牌」——的註冊系統；在作戰中陣亡或者負傷的蘇聯紅軍家屬，很少會得到正式通知。但如果一名聯共（布）黨員傷亡，黨的有關部門就會告知他的家屬或者親屬。——原注
[2] 這裡的自行火炮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德軍根據不同的作用一般要細分為突擊炮、坦克殲擊車和自行火炮，分屬不同的兵種，本書在敘述時未作細分。
[3] 1945年6月，朱可夫告訴艾森豪威爾和新聞界，他用各種口徑的22 000門火炮開始了攻擊。他最初的計劃要求有11 000門野戰炮，但在攻擊開始的時候是否已經獲得了那麼多炮，不得而知。蘇聯人給出的數字各種各樣，從2萬到4萬門火炮不等，不過大多數軍事專家認為，朱可夫起碼有7 000到8 000門野戰炮，並且還有同樣數字的口徑小一些的炮。——原注
[4] 科涅夫是在重複史達林本人的懷疑。在4月初，史達林曾經給羅斯福發去電報，稱聽說盟國已經在伯爾尼同德國人達成了一份協議，根據這份協議「他們將敞開英美盟軍前線的大門，讓他們向東推進。而作為交換，英國人和美國人則許諾，他們將放寬給德國人的停戰條件。在西線德國人事實上已經停戰了……（與此同時）……他們將同蘇聯戰鬥到底，而英美盟國卻……」羅斯福回答說，他對這一斷言感到吃驚，這一說法稱「我已經在沒有首先獲得您完全同意的情況下，就與敵人達成了協議……坦率地說，因為對我和我所信任的下屬行為的卑鄙且失實的陳述，我不能不對那些向您告密的人感到憤憤不平，不管他們是誰」。史達林和他的元帥們還是不信，甚至在今天，蘇聯國防部的最新歷史著作——《蘇聯的偉大衛國戰爭，1941—1945》仍然說：「為了避免讓蘇聯紅軍奪取柏林……希特勒之流……準備把首都拱手交給美國人或者英國人。我們的盟友們也期望能奪取……（它）……儘管已經有了協定……要把柏林劃入蘇聯軍隊的作戰區域……」當然，事實上，盟國和德國從來沒有簽過這樣的協議。——原注
[5] 直到20年以後，科涅夫讀到普霍夫將軍的回憶錄時，才知道有這事。——原注
[6] 巴爾杜爾·貝內迪克特·馮·席拉赫（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1907—1974），納粹政客。1925年加入國社黨，1933年被任命為帝國青年領袖，指導納粹黨的全國青年組織，包括希特勒青年團在內。法國戰役期間，他志願以士兵身份在大德意志步兵團服役，後晉升少尉，1940年8月起擔任納粹黨維也納大區領袖。
[7] 維也納於4月13日被蘇聯紅軍攻占。——原注
[8] 希特勒明顯指的是羅斯福總統。——原注
[9] 此處原文寫的是60歲，魏德林出生於1891年，1945年時應該是54歲。
[10] 此處原文寫的是近衛坦克第65旅，但該旅在柏林戰役期間隸屬近衛坦克第2集團軍近衛坦克第9軍序列，在塞洛高地參戰的是近衛坦克第1集團軍坦克第11軍下屬的坦克第65旅。
[11] 西格弗里德防線（Siegfried Line），20世紀30年代沿德國西部邊界修築的碉堡和據點網。1944年從法國和比利時退卻的德軍利用這條防線暫時擋住了美軍的追擊，獲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這條防線到1945年才被完全突破。
[12] 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中世紀中古高地德語史詩《尼伯龍根之歌》的英雄，理察·瓦格納著名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的主角，以屠龍聞名。
[13] 瓦爾哈拉神殿，北歐神話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奧丁接待戰死者英靈的殿堂。
[14] 大概樂團有多少倖存者，對最後一場音樂會就有多少種說法，可謂眾說紛紜。有關其日期、曲目甚至演奏者，都是言人人殊，那些對施佩爾的計劃一無所知的人，拒不相信有這樣的事情存在。本書引用的說法根據馮·韋斯特曼博士的敘述和記載，輔之以格哈德·特施納提供的信息。——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