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三
這種聲音與柏林人以前聽到的任何聲音都不像，既非炸彈落下時發出的呼嘯聲，也不像高射炮射擊時發出的砰砰聲。在赫爾曼廣場的卡爾施塔特百貨大廈外面排隊的購物者們，困惑地認真傾聽著：那是一種從遠方某處傳來的低沉的哀號聲，剎那間又迅速升高，隨後就變成了可怕的刺耳尖嘯。有那麼一瞬間購物者們顯得有些迷惑，隨後成排的人猛然開始四散奔逃。但是太晚了！炮彈，首批落入市內的炮彈，在廣場各處爆炸了。屍體碎塊飛濺到用木板封閉的商店正面，男男女女倒在街道上，扭動著身軀發出痛苦的尖叫。此刻是4月21日，星期六，上午11點30分。柏林變成了前線。
幾乎每處都落下了炮彈，火舌從城市中央各處的房頂上升騰而出。之前被炸彈炸壞的樓房徹底倒塌了，汽車被炸翻起火。布蘭登堡門也被擊中，一塊飛檐墜落在街道上。炮彈從菩提樹下街的一端犁向另外一端，本已毀壞的王宮再次燃燒起來。帝國國會大廈也遭了殃，支撐著大廈穹頂的大梁頃刻間就垮了，大塊的金屬如同陣雨般落下。人們在選帝侯大街上狂奔亂跑，扔掉手裡的提包與盒子，發瘋似的從一個門口狂奔到另外一個門口。在這條大街靠動物園的一端，一所馬廄中的馬被直接命中，馬的嘶鳴聲與男女的叫喊聲混雜在一起，幾乎在爆炸的瞬間，馬就從這個地獄中竄了出來，馬鬃和馬尾上燃起了火焰，在選帝侯大街上撒蹄飛奔。
一陣又一陣密集的炮火系統而有條理地轟擊著城市。瑞士《聯邦報》記者馬克斯·施內策爾（Max Schnetzer）站在布蘭登堡門旁邊，注意到在威廉大街的政府區段中央，每隔5秒鐘就有一顆炮彈落地，然後就會有半分鐘或者一分鐘的停頓，接著炮彈又再次傾瀉下來。從他站著的地方，這位報界人士能夠看見火焰從腓特烈大街車站的方向直衝雲霄。「煙霧與陽光交織在一起，」他後來寫道，「看上去就仿佛是雲彩本身在燃燒。」
炮擊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同樣猛烈。在維爾默斯多夫區，伊爾莎·安茨（Ilse Antz）、她的母親以及妹妹都覺得大樓在顫抖，兩個姑娘立即趴倒在地板上，她們的母親則緊靠著門柱，尖叫著「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在諾伊克爾恩區，多拉·揚森（Dora Janssen）目送著她的丈夫，一名國防軍少校沿著車行道走向他的汽車。少校的勤務兵在打開車門時，突然被一顆炮彈「完全撕成了碎片」。當塵埃落定的時候，她看見丈夫仍然站在車旁，他高昂著頭顱，但臉龐卻因為痛苦而扭曲。揚森太太被嚇呆了，好不容易緩過神來，立即向少校跑去，她看到「他的一條褲腿已被鮮血浸透，血流出了他的靴子，滴到了人行道上」。後來，受重傷的丈夫在她面前被擔架抬走了，但揚森卻覺得有一種奇特的情感正在與她對丈夫的關切進行競爭。她不由自主地想道：「儘管他受傷了，可又站得那麼筆直啊。他是一位真正的軍人！」
不遠處的另一位「軍官」，他從來也不相信蘇聯人能夠來到這麼近的地方。戈特哈德·卡爾上尉，這位狂熱的德國空軍會計師，仍然在用行舉手禮向希特勒致敬的方式同他的家人打招呼，但他現在變得絕望了。隨著蘇聯人離得越來越近，卡爾講究的著裝依然光彩照人——確實，其光彩是越發顯見了。他的妻子格爾達雖然絕對不敢對他明言，但她卻認為卡爾穿著盛裝制服的模樣顯得很可笑，他的襯衫袖口上有金色鏈扣，他把毫無意義的緞帶披在身上，在這些日子裡他還總戴著圖章戒指，他那枚戒指上有用鑽石組成的字。
不過，戈特哈德·卡爾充分意識到事態正在急轉直下。中午他從位於滕佩爾霍夫的辦公室回到家裡，一如既往用「希特勒萬歲」的方式高舉右手打招呼，然後給了妻子一些指示。「既然轟炸已經開始了，」他告訴她，「你就要去地下室，一直待在那裡，我要你就坐在地下室門口的對面。」格爾達驚愕地看著他，因為那似乎是最危險的地方。但戈特哈德的回答令人感到寒意徹骨：「據說在別的城市裡，蘇聯人對付地下室就是直接用火焰噴射器燒掉，大部分人都被活活燒死了。我要你直接坐在地下室門口的對面，起碼能被第一個殺死，這樣不用苦等著死神的降臨，也少一些痛苦。」然後，他沒有再多說一句話，抓住妻子的手，行了一個納粹舉手禮，轉身離開了房間。
格爾達麻木地按照丈夫的囑咐去做了，她遠遠地坐在別人的前頭，就在地下室的入口處。當轟炸在頭頂上猛烈進行的時候，她一直在祈禱。自結婚以來，她第一次沒有把戈特哈德包括在她的祈禱辭之中。下午，在丈夫通常回家的時刻，格爾達不顧他的命令冒險上了樓，在顫抖與恐懼中等了一陣，但戈特哈德並沒有回來。她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空襲剛剛結束，炮擊就開始了。西方盟軍對柏林的最後一次空襲——這場戰爭中的第363次空襲，是在上午9點25分由美軍第8航空隊實施的。在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裡，美國人和英國人一直在猛烈轟炸「大B」[1]，柏林的這個綽號是美國飛行員起的。柏林人向那些轟炸機憤怒地揮動著拳頭，他們為親友的死亡和家庭的毀滅感到悲傷。然而他們的憤怒，就像那些炸彈本身一樣，並非特別針對某個人，而是針對他們永遠也不會見到的人。而炮兵的炮擊則不同，它就來自站在門外的敵人，他們很快就會面對的敵人。
而且還有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柏林人已經學會了在敵機轟炸的陰影下生活，他們能抓住轟炸機飛臨城市的規律，就如同鐘錶般精確，並據此預測空襲將在何時降臨。很多人已經對空襲習以為常，甚至可以根據一枚炸彈的呼嘯聲猜出炸彈大概落在了哪裡，到最後，不少柏林市民甚至在轟炸來臨時都懶得尋找隱蔽處了。但大炮卻不一樣，炮火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危險，炮彈落地是完全無法預計的，十分突然，巨響之後，鋒利的彈片如同死神的鐮刀般四下飛舞，往往從彈著點打擊到數米之外的地方。
新聞記者漢斯·武勒—瓦爾貝格在穿過波茨坦廣場的時候，正趕上蘇聯的炮擊。大量炮彈在廣場上爆炸，他的視線內到處都是已經死亡和瀕臨死亡的人。在他看來，有些人是被爆炸的衝擊波震死的，衝擊波「把他們的肺都震裂了」。當他躲避爆炸的時候，突然想到柏林人以前是同仇敵愾地反對他們的共同敵人盟軍轟炸機，而「現在，市民們根本顧不上那些死者、傷者了，所有的人只想著自保」。
這殘忍的炮擊毫無模式可言，漫無目的地覆蓋射擊，並一天天地加強。很快，呼嘯聲中又增加了迫擊炮的炮聲，以及「喀秋莎」火箭炮齊射時刺耳的怒吼聲。大多數人在大部分時間裡都待在地下室、防空洞、防空塔堡壘以及地鐵車站裡，他們完全失去了時間感。時間早已被歇斯底里的恐懼、混亂和死亡搞得模糊不清了，那些一直到4月21日之前都記著嚴謹日記的柏林人，他們的日記日期突然間變得混淆起來了。許多人寫道，4月21日或者22日，蘇聯人已經殺到了市中心，而實際上蘇聯紅軍當時還在郊區作戰。他們往往因為自知罪孽深重，而愈加懼怕蘇聯人，至少有一些德國人知道德軍在蘇聯國土上所做的一切惡行，知道第三帝國在集中營里秘密犯下的可怕暴行。因此，隨著蘇軍越來越近，柏林的街頭巷尾都瀰漫著一種噩夢般的末日恐懼。自從迦太基被夷為平地以來，任何一座城市都還沒有體驗過這樣的恐懼。
埃爾夫麗德·瓦塞爾曼（Elfriede Wassermann）和她的丈夫埃里希正在安哈特火車站旁的一個巨型地堡里躲避。埃里希曾是一名軍人，1943年在蘇聯前線失去了左腿，只能靠T字形拐杖的支撐蹣跚而行，他迅速辨聽出炮擊聲，然後就急忙拉著妻子進入了地堡。埃爾夫麗德已經把他們的家當塞進了兩個手提箱和兩個大袋子裡，在她自己的衣服上面放了一條埃里希的舊軍褲，最上面則是她的皮大衣和毛大衣。由於她的丈夫必須要用兩隻手拄著拐杖，所以她把一個袋子捆在他的背上，另一個袋子捆在胸前。其中一個袋子裡裝著食品：一些硬皮麵包，幾個肉罐頭和蔬菜罐頭。在一個手提箱裡，埃爾夫麗德還放了一大罐子黃油。
等他們到達安哈特火車站的時候，火車站的地堡里已經擠滿了人，埃爾夫麗德最終在一個樓梯平台上找到了一處落腳的地方。他們的頭頂上只有一盞光線微弱的燈，模糊的燈光下，可以看到地板上和每一級台階上都被前來避難的人擠得滿滿當當的。地堡內的狀況是人們難以想像的，上面的一層滿是傷員，不論白天黑夜都充斥著傷者的尖聲喊叫。由於缺水，廁所無法使用，因而糞便遍地。那種惡臭最初令人作嘔，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埃爾夫麗德和埃里希便不再注意它了，他們木訥地待了幾個小時，一句話也不說，對外面發生的事情也一無所知。
只有一件事情攪動了他們的思緒，那是孩子們不停的哭叫聲。許多父母已經耗盡了食品和牛奶，埃爾夫麗德看到，「有三個小嬰兒，確切說是三具冰涼的小屍體，被從樓上抱了下來，他們都是被餓死的」。埃爾夫麗德旁邊有一位年輕的媽媽，她帶著一個三個月大的嬰兒。在某一刻，埃爾夫麗德注意到嬰兒已經不在年輕母親的懷裡，而是躺在旁邊的水泥地上，已經沒有了生機。那位母親似乎在發獃，埃爾夫麗德也在發獃，她記得，「我目睹孩子死去，心中卻沒有感到一絲不安」。
在波茨坦大街，旅遊局大樓正在遭受炮擊。在那座有44個房間的地下防空洞裡躲著2 000多人，忙得不可開交的瑪格麗特·普羅邁斯特（Margarete Promeist）是這裡的負責人。除了平民之外，還有兩個營的人民衝鋒隊剛剛轉移進來，瑪格麗特被告知那是因為「蘇聯人來得更近了」。瑪格麗特忙得幾乎精疲力竭，她為剛剛接到的一個電話而心存感激，一位密友主動提出要給她送來一些食品。現在，當她在掩蔽所內四處走動的時候，44名負傷的平民從街上被送了下來，瑪格麗特匆匆過來幫助處理傷亡人員。他們當中的一位已經不治而亡——當瑪格麗特靜靜地坐在那位給她送食品的婦女的屍體旁邊時，她「嫉妒她的平靜而又平和的微笑，起碼她已經不必像我們那樣再踏上那條耶穌走向受難處的悲哀之路了」。
戰鬥過程中，當大多數人待在地下的時候，藥劑師漢斯·米德（Hans Miede）作為夏洛滕堡區俾斯麥街61號公共掩蔽所的對空警戒哨，仍在他負責的區域巡邏。當炮彈在他的四周爆炸時，他痛苦地看著對面樓標語牌上的大字：黎明前的時光最黑暗。
對魯道夫·許克爾醫生來說，黎明不遠了。在過去的幾個星期里，這位傑出的病理學家一直令他的妻子安娜瑪麗深深擔憂，她認為他正變得精神失常。前不久，他曾給妻子展示了一個氰化物膠囊，他還在其中添加了乙酸，增加了致命性。他曾告訴她，如果柏林的形勢繼續惡化，他們就用毒藥結束自己的生命。從那以後，許克爾太太就注意到，「戰爭帶來的緊張，戰爭的毫無意義，以及我丈夫對希特勒的怒氣，已經徹底把他自己打垮了」。可怕的炮擊已經持續了數個小時，無數的炮彈正在嘶吼著亂飛或是轟然爆炸。許克爾醫生徹底爆發了，他突然站起身來，衝到敞開的窗戶前嘶吼道：「必須宰了那個狗娘養的（希特勒）！」
希特勒的手指猛戳著地圖。「施泰納！施泰納！施泰納！」他叫道。元首很快就找到答案了。他叫嚷著，費利克斯·施泰納黨衛隊副總指揮和他的部隊，應該立即從馮·曼陀菲爾的第3裝甲集團軍側翼出擊，從其位於埃伯斯瓦爾德的陣地上發起南進攻勢，切斷蘇聯人對柏林的攻勢。施泰納的進攻，將會封閉布塞的第9集團軍北翼崩潰時被蘇聯人沖開的缺口。在希特勒的地圖上看來，那將是一個絕妙的行動，朱可夫的攻勢現在呈箭形，尾端在奧得河，箭頭則直指柏林。在朱可夫的右翼，地圖上有面小旗，這面旗幟如同利刃般指向正在突破中的蘇聯紅軍部隊，小旗上寫著「施泰納集團軍級支隊」[2]。希特勒再次信心滿滿起來，施泰納的進攻將會重建第3裝甲集團軍和第9集團軍之間的聯繫——甚至挽救柏林的危局。
在元首的如意算盤中，只「忽略」了一件事：實際上施泰納手頭沒有兵力。早些時候，海因里希已經決定，把被蘇聯人趕到北方的第9集團軍部隊置於施泰納的指揮之下。不幸的是，由於前線的大範圍混亂以及缺乏時間，根本不可能集結起足夠的兵力讓施泰納集團軍級支隊行動起來。事實上，施泰納集團軍級支隊就是個空架子，僅僅徒有其名——但希特勒的地圖上卻因為其名頭而賦予了其代表重兵集團的小旗。這面小旗一直插在那兒，很顯然，希特勒想當然地認為它是名副其實的。
現在希特勒給施泰納打了電話。「我記得，」施泰納說道，「電話是在上午8點30分到9點之間打來的。希特勒的原話是，『施泰納，你是否知道帝國元帥（指戈林）在卡琳莊園有一支私人部隊？這支部隊要立即解散，並投入戰鬥。』我試著理解這番話到底想表達什麼，但還沒反應過來，他又接著開了腔，『在柏林和波羅的海之間，從斯德丁到漢堡，每一個可用的人，都要投入我下令發起的此次進攻之中。』我申辯道，我所掌握的部隊沒有作戰經驗，我又進一步詢問確切的進攻發起地點，這時元首沒有給我任何答覆，而是直接把電話掛斷了。到目前為止，我根本不知道這次莫名其妙的進攻要從哪裡發起，要在何時發起，更關鍵的是，我到底用什麼發起一次進攻？」
施泰納給克雷布斯打了電話，解釋了他的狀況，並且告訴陸軍總參謀長他就是個光杆司令。「我記得，隨後希特勒插話了，當時我正在向克雷布斯解釋我的部隊完全沒有戰鬥經驗，而且我們缺乏重武器。這時希特勒忽然給我上起了政治課，時間還特別長。他毫無意義的嘮叨以這樣一句話結尾：『你將會看到，施泰納。你也一定會看到，蘇聯人將在柏林大門前被他們自己的鮮血淹沒，入侵者必將遭受最嚴重的失敗。』我提醒他，我認為柏林的形勢已經絕望了，但他對我的話完全是充耳不聞。」
之後不久，施泰納便收到了發動進攻的正式命令。命令的最後一段這樣警告道：
明確禁止向西撤退，凡是未能無條件地服從這道命令的軍官，都要被立即逮捕並處決。
你，施泰納，要用你的生命來負起執行這道命令的責任。帝國首都的命運就靠你出色完成此項任務了。
阿道夫·希特勒
在與施泰納交談之後，希特勒和空軍總參謀長科勒上將通了話。「北方地區每一個可以走路的空軍人員，都要交給施泰納來部署，」希特勒說道，他的嗓門提高了，「凡是把人員截留下來的軍官，都將在5個小時之內被處決。必須這樣嚴厲警告他們！」然後他咆哮道，「你要用自己的生命來擔保，每個人都被派上了戰場！每一個！」
科勒驚呆了，這是他第一次聽說施泰納集團軍級支隊。他給陸軍總司令部的德特勒夫森打電話，詢問道：「施泰納在哪裡？我們的部隊又應該派到哪裡？」德特勒夫森對此一無所知，但他許諾會儘快搞清楚這件事情。
在這段令人發狂的時期內，有一個人，也就是海因里希，對這個方案毫不知情。當最終得知如此荒謬的消息時，他立即給克雷布斯打了電話。「施泰納沒有足夠的力量發動這樣的進攻，」海因里希憤怒地吼道，「我拒絕接受這道命令。我堅決主張第9集團軍應該後撤，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克雷布斯，我必須警告你，這支唯一仍然在陣地上保衛希特勒和柏林的部隊就完了。如果這最後的要求得不到批准的話，那麼我就只能請求解除我的職務。」海因里希提出，自己能不能約個時間覲見一下希特勒，討論一下形勢？還沒等他說完，克雷布斯立馬否掉了這個請求。「那不可能，」他說道，「元首太累了。」
海因里希在他的個人作戰日記中將這次交談記錄在案：「我向最高級的軍官們疾呼，要記住他們對部隊所承擔的責任，我的呼籲被這樣的話拒絕了——『那項責任是由元首承擔的』。」
維斯瓦集團軍群的存在即將終結，海因里希知道，它充其量也就只能撐幾天了。他的職業生涯看來也要走向終點了，這位將軍完全清楚，他在打這場註定失敗的戰役時表現出來的不屈和頑固，會被克雷布斯看成失敗主義的典型。4月21日夜裡，在沒有預兆的情況下，海因里希接到命令，昨天剛剛晉升步兵上將的維斯瓦集團軍群參謀長埃伯哈德·金策爾將被撤換，接替他的人是伊福—蒂洛·馮·特羅塔（Ivo-Thilo von Trotha）少將，他是希特勒最狂熱的信徒之一。海因里希確信克雷布斯是故意把馮·特羅塔放在這個職位上的，試圖以此來制約他的決策。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其實是個毫無意義的動作。「我了解這個馮·特羅塔，」海因里希告訴艾斯曼上校，「或許他很聰明，但他有著華而不實的樂觀主義，粉飾事實，不會腳踏實地而是虛妄浮誇。」將軍的評論很是刻薄。海因里希決定，當馮·特羅塔到任後完全孤立他，只與艾斯曼打交道。對希特勒的信徒採用這樣的做法是危險的，但海因里希現在已經考慮不了這麼多了。
在22日黎明之前，海因里希又接到了另一個通告。柏林衛戍司令雷曼將軍打電話告訴他：「我被撤職了。」隨著雷曼的解職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猶如鬧劇。他的繼任者是另一位高級納粹官員，某個姓克特爾（Kaether）的上校，此人籍籍無名，結果他的全名遺落在了歷史之中。[3]克特爾立即被提拔為中將，跳過了少將這一級別[4]，那天的其餘時間他都在興高采烈地給朋友們打電話，告訴他們這個喜訊。但到傍晚時分，希特勒決定暫時親自指揮[5]，克特爾被解除了職務後又成了一名上校。
與此同時，那個未來命運會與這座城市的最後幾天結合得最緊密的人，正在讓自己陷入嚴重的麻煩之中。卡爾·魏德林上將徹底失去了與包括他的頂頭上司布塞將軍在內的所有指揮部的聯絡。他的第56裝甲軍遭到卡圖科夫將軍的近衛坦克第1集團軍的多次穿插包圍和猛烈打擊，這使得他與友軍完全失去了聯繫。一時間，謠言四起，有人說魏德林是故意撤退，而魏德林又無法及時做出解釋和駁斥。希特勒和布塞都聽說了這些故事，在為了獲得最新消息而等了將近一天之後，兩人都下達了立即逮捕並處決魏德林的命令。
當硝煙在貝爾瑙的郊區消散之時，謝爾蓋·戈爾博夫上尉注意到第一批俘虜從他們的防禦工事裡灰溜溜地走了出來。這裡的戰鬥血腥殘酷，崔可夫的部隊花了差不多半天的時間，才在這個位於柏林東北方向22公里處的防區里推進了8公里。現在，鎮子裡的一些房屋仍在熊熊燃燒，坦克穿過它朝西南方向前進，直撲柏林的潘科區和韋森塞區。戈爾博夫坐在剛剛繳獲的摩托車上，打量著那些俘虜，那是一群看起來模樣糟透的人——「面如死灰，渾身塵土，疲憊不堪」。戈爾博夫向周圍看了看，人造物和大自然傑作間的懸殊差異讓他感慨萬分。果樹開花了，「花兒開遍了田舍之間，它們白得就像冬天的雪球。但坦克戰車們卻從這幅風景畫中隆隆開過，如同黑色的猛獸。這是怎樣的對比啊！」
戈爾博夫從軍裝上衣口袋裡取出了一份摺疊起來的《紅星報》，仔細地從上面撕下一小片紙，在紙片上倒了一些菸草，捲成一支煙。每個人都用《紅星報》捲菸，因為它比《真理報》或者《消息報》更薄一些，看起來更易燃。當土製香菸剛點著時，他還沒來得及吞雲吐霧一番，就看見一名德國少校在馬路上搖搖晃晃地朝自己走來。
「別碰我老婆！」那人用波蘭語高叫，「別碰我老婆！」戈爾博夫困惑地看著這個兩眼發直的軍官，眼見這個瘋瘋癲癲的德國人越來越近，戈爾博夫便下了摩托車迎了過去。鮮血正在從那名少校的手上汩汩淌下。
那個德國人舉起布滿血跡的雙臂，戈爾博夫才注意到他割了自己的手腕。「我就要完蛋了，」那人喘著粗氣說道，「我要自我了斷，看這裡！」他把流血的雙手伸向戈爾博夫，「現在！你能別碰我老婆嗎？」
戈爾博夫盯著他。「你這個蠢豬，」他說道，「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才不會操心你老婆呢。」他大聲召喚衛生員，然後抓住那人的手腕替他止血。當衛生員把少校帶走時，戈爾博夫覺得很可能已經為時晚矣。「別碰我老婆！別碰她！」那個德國人不停地嘶吼道。戈爾博夫背靠著摩托車，再次點燃菸捲。他想，戈培爾的宣傳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他們以為我們是誰，是魔鬼嗎？
當布魯諾·扎日茨基長久期盼的解放者們經過時，他站在街道上淚流滿面。作為柏林以東19公里處的諾因哈根—霍珀加滕地區的共產黨領導人，此刻他欣喜地看到，戈培爾攻擊蘇聯人的那些惡毒謊言徹底垮台了。在德國老百姓的見證下，蘇聯紅軍部隊整齊而高效地進入並迅速向西穿過諾因哈根，前往柏林的韋森塞區和利希滕貝格區。這個鎮子並沒有被戰火波及，因為當地的大部分納粹分子已於4月15日就溜號了。當時布魯諾就告訴鎮長奧托·施奈德：「蘇聯人一來，我就要打著白旗去迎接這群解放者，繼續抵抗是毫無意義的。」鎮長同意了。只有一個人進行了戰鬥：納粹黨社會福利單位的負責人，狂熱的赫爾曼·舒斯特在自己家裡築起工事固守，向先頭偵察部隊開火。那是一場一邊倒的戰鬥，蘇聯人用手榴彈有效地摧毀了舒斯特和他的房子。布魯諾和共產黨支部的其他成員燒掉了他們的人民衝鋒隊袖章，打著一面白旗出來迎接蘇聯人。布魯諾這輩子還從未那麼高興過，他把所有的情報都告訴了蘇聯軍人，並且告訴他們，他和他的朋友們是「反法西斯者，一直是反法西斯者」。對於布魯諾來說，朱可夫所部的到來給他帶來了幾個星期以前就預見到的神奇療效：他的潰瘍消失了，他第一次能夠在吃東西的時候不噁心也不痛了。
但這個「特效藥」轉瞬即逝。布魯諾在幾個星期以後拿出了自己精心準備的詳盡計劃，他將這份「小鎮未來的社會主義行政管理」的宏圖偉業交給了解放者們。但一位蘇聯軍官聽完他的念叨以後，只用一個字就槍斃了他的夢想：「不」。從這一天開始——在布魯諾·扎日茨基懷著驕傲和驚奇注視著他的偶像們到來的3個星期之後——那種始終被他稱為「法西斯造成的」潰瘍又回來了，而且比以往更嚴重。
在萊爾特街監獄，被判了死刑的赫伯特·科斯奈伊下士不知道自己還能幸運多久。民政當局向他宣布，他的死刑判決已經下達，不過仍有待於軍事法庭的判決。赫伯特是靠借來的時間而活著，4月20日他被告知，軍事法庭將在第二天審理他的案子。他知道這樣的裁定只會有一個結果，那就是把他立即處決。但第二天上午，當他被押送到位於普勒岑塞（Plötzensee）的法院大樓時，那裡空無一人：每個人都跑到掩蔽所里去了。
儘管蘇聯人的突然炮擊救了他，但這個緩刑也只是暫時的。科斯奈伊現在被告知，對他的審判將在星期一，也就是23日進行。蘇聯人是赫伯特的最後救星，如果在23日前他們還沒能打到監獄，那自己就徹底完蛋了。
由於炮擊，囚犯們被轉移到了地下室里。赫伯特注意到，警衛們突然開始變得友善起來。有謠傳說一些囚犯已經被放出去了，其餘的人也可能在幾個小時之內被允許離開。但赫伯特確信，他將被扣留，不過他希望自己的哥哥庫爾特能夠出去。
庫爾特也注意到了這些謠傳，不過他還知道一些赫伯特不知道的事情——而且那些事情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真的。耶和華見證會[6]的某些成員，那些被宣判有罪的拒服兵役者，他們在監獄裡做各種各樣的零星粗活——已經被點了名，釋放證也發給了他們，這意味著他們即將重獲自由了。庫爾特注意到，一位耶和華見證會的成員似乎並不急於離開，他坐在地下室的一張桌子旁，細嚼慢咽把馬口鐵盤子裡的最後一丁點食物全部吃光。「你為什麼不和別人一起離開這個鬼地方呢？」庫爾特疑惑地問道。那人的解釋很簡單。「我家在萊茵蘭那邊，在西方盟軍戰線的後方，」他說道，「現在沒法去那裡。我只是打算留在原處，待在這裡，等戰爭結束了再做打算。」
庫爾特看著那人的釋放證，如果那位見證會信徒要浪費這個寶貴的機會，那就把它讓給更需要的人吧！當那名囚犯繼續吃東西的時候，庫爾特一邊繼續和他搭話，一邊靠近了那張黃色的意味著自由的紙。又經過了幾分鐘的親切交談後，庫爾特設法把那張紙塞進了自己口袋裡，神不知鬼不覺，他馬上離開了。
他迅速找到赫伯特，把那張珍貴的釋放證給了他。但令他大吃一驚的是，赫伯特拒絕接受。赫伯特說，由於他被判了死罪，蓋世太保是不會放過他的；而庫爾特只是因為有共產黨嫌疑入獄，他沒有受到任何指控。「你會有一個更好的機會，」赫伯特告訴他哥哥，「你走吧。」然後他又佯裝熱情地補充道，「別擔心，也許我們今天都能出去，誰先走不是走呢。」
過了一小會兒，庫爾特·科斯奈伊肩膀上扛著鋪蓋，走進底樓的警衛室，排在了那列正在等候辦理釋放手續的耶和華見證會成員裡面。有個名叫巴特的黨衛隊士官認識庫爾特，一下子就看到了他。在這可怕的瞬間，庫爾特以為自己鐵定完蛋了，但巴特卻轉過身去當作啥也沒發生。桌子後面的人有些不耐煩地說道：「下一個。」庫爾特立馬誠惶誠恐地呈上他的釋放證。5分鐘以後，庫爾特·科斯奈伊手裡拿著蓋著官方大印的釋放證，站在了監獄外面的街道上——他自由了。街道上炮火肆掠，「空中彈片橫飛」，但庫爾特·科斯奈伊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一切，他感到「幸福得發狂——好像我喝了二十來杯白蘭地似的」。
蘇聯紅軍已經進抵措森。雷巴爾科上將的近衛坦克第3集團軍的坦克手們，把德國陸軍總司令部完好無損地拿了下來，同時還俘獲了少數幾個工程師、士兵和技術員。別的人都已經撤離了。
雷巴爾科手下的那些疲倦、滿臉污垢的坦克手，面對著龐大的地下空間內的奪目燈光，驚訝地眨著眼睛。當他們在走廊、生活區和辦公室里四下走動時，隨處可見迅速撤離的跡象。鮑里斯·波列伏依（Boris Polevoi）少校是科涅夫司令部里的政工人員，他看到地板上散布著地圖和文件；在一個房間裡，桌子上放著一件浴袍，不遠處的皮箱子裡放著一些家庭照片。
第500型電話交換機是台巨大的電話綜合處理設備，被完好無損地繳獲了。士兵們站在門口，目瞪口呆地注視著控制台上閃爍的燈光，現在已經無人來操作了。一塊大標牌就靠在電話配電板前，用非常簡單的俄語寫著警告：「士兵們！不要損壞這座設備，對蘇聯紅軍來說很有價值。」波列伏依和其他軍官猜測，是那些逃跑的德國工人「立起這些標牌，為的是保命」。
那些在這個指揮中心被俘的人當中包括漢斯·貝爾托，他就是這座複雜的電器系統的主任工程師，現在他正帶著蘇聯人參觀500型電話交換機。貝爾托通過蘇聯女譯員解釋說，有位接線員一直待到司令部被攻占的前一刻，當鋼絲錄音機播放他最後的談話內容時，蘇聯人就站在這個潔淨整齊的大房間裡安靜地聽著。措森在德國人手中的最後幾分鐘裡，電話仍然繼續從這個面積迅速縮小的帝國各地打來，這些電話都被錄了下來。
「我有一條給奧斯陸的緊急信息。」一個聲音用德語說道。
「對不起，」措森的接線員說道，「我們不再轉接了，我是這裡的最後一個人。」
「天啊，發生什麼了……？」
另一個聲音：「注意，注意，我有一條緊急信息……」
「我們並不接受任何信息。」
「能與布拉格聯繫嗎？他們在柏林感覺如何？」
「伊萬馬上就到門口了。我現在關機了。」
措森陷落了。除了這番短暫的檢查，科涅夫的部隊在那裡幾乎沒有停留。坦克部隊的一個觸手正伸向波茨坦，另一個觸手已經越過了努特運河，抵達了柏林滕佩爾霍夫區南邊的利希滕拉德（Lichtenrade）。其他坦克朝泰爾托（Teltow）推進，正在突破泰爾託運河南邊的防禦。運河彼岸就是采倫多夫區和施泰格利茨區（Steglitz）。
到4月22日傍晚，科涅夫的部隊已經突破了柏林南邊的防線，第一個沖入了柏林，比朱可夫提前了24小時以上。
在元首地堡里，例行的軍事會議在下午3點開始。在第三帝國為期12年的歷史中，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慣常流露出來的樂觀情緒消失不見了。奧得河前線幾乎崩潰了。第9集團軍事實上已經慘遭合圍，該集團軍戰鬥力最強的第56裝甲軍失去了聯繫，音訊全無[7]。施泰納根本就沒有力量發動進攻。柏林被蘇聯人包圍也是指日可待了。幾乎每個小時都有打了敗仗的指揮官被撤換。帝國已經行將就木，正在進行最後的垂死掙扎。連它的最高統治者，現在似乎也放棄了希望。
希特勒的發言在滔滔不絕歇斯底里的辱罵之中達到了高潮，挨罵的對象是他的將軍、他的顧問、他的軍隊，以及被他引領到災難中的德國人民。希特勒唾沫橫飛地說道，最後結局已經近在眼前，一切都分崩離析了，他再也無法繼續打下去了，他決定留在柏林，親自指揮城防戰直到最後的時刻，最後再開槍自殺。克雷布斯上將和德國空軍的代表埃克哈特·克里斯蒂安（Eckhardt Christian）少將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嚇蒙了，在他們倆眼中，希特勒似乎完全崩潰了。只有約德爾一個人保持冷靜，因為就在兩天前，希特勒已經把這一切全都告訴這位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了。
在場的每個人都試圖說服陷入瘋狂的元首，他們還沒有輸掉一切。他們說，他必須繼續掌控帝國，而且他必須離開柏林，因為已經不可能從首都來控制帝國的事務了。這位曾經讓他們的世界保持團結的人，現在粗暴地拒絕了他們。希特勒說，他會待在柏林，其他人願意上哪裡去就請便。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為了證明自己不會食言，希特勒將自己與柏林城共存亡的決定公開。他在眾人面前口述了一份聲明，要求立即廣播出去，其他人則設法說服他在第二天之前是沒法發布聲明的，結果這份聲明就沒有立即發布出去。與此同時，地堡里的軍官和顧問們都向他們在城外的同僚發出呼籲，再給元首施加一些壓力。希姆萊、鄧尼茨甚至連戈林都打來電話，像之前那些身處柏林城的高官一樣，乞求他改變主意。但希特勒不為所動。
約德爾被人叫走去接聽電話。當他離開後凱特爾試圖勸阻希特勒，還要求與他私下交流。會議室里的人隨後都識趣地離開了。凱特爾輕聲告訴希特勒，目前有兩個舉措仍然可以一試：一是「在柏林被戰火吞噬前就提出投降」；二是安排「希特勒飛往貝希特斯加登，並在那裡立即開始停戰談判」。按照凱特爾後來的回憶，希特勒「立即打斷了我的話，不讓我再說下去，他說道：『我已下定決心，絕不離開柏林，我將保衛這座城市直到最後。要麼我贏得這場保衛帝國首都的偉大戰鬥，要麼我作為帝國的象徵而走向死亡。』」
凱特爾認為這個決定完全是瘋了。「我堅持我的看法，」他告訴希特勒，「您今晚就應該前往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已經不想再聽了，他把約德爾喊了回來，在與這兩位軍官隨後進行的私下交流中，他「給我們下達了命令，要我們飛赴貝希特斯加登，在那裡與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戈林一起接管政權」。
「這麼多年了，」凱特爾抗議道，「我從未拒絕執行您的命令，但這道命令我無法執行，您不能拋棄我們的國防軍。」希特勒回答說：「我必須待在這。」接著約德爾建議，可以把溫克的部隊從其在易北河的陣地調往柏林[8]。凱特爾宣稱他將立即趕到西線，去見溫克將軍，「免除他此前的所有任務，命令他率部火速支援柏林，與第9集團軍會合」。
希特勒對這項建議表示出了難得的贊同。在凱特爾眼中，這項提議「在如今顯然糟透了的局勢中給希特勒帶來了某種寬慰」。隨後不久，凱特爾便動身奔赴溫克的指揮部。
某些沒有參加此次會議的軍官，比如德國空軍總參謀長卡爾·科勒上將，他們對元首精神崩潰的消息大為吃驚，以至於拒不相信他們派出的代表對當時的場面所做的匯報。科勒匆匆趕到約德爾新設在波茨坦東北8公里處的克蘭普尼茨（Krampnitz）的指揮部，在那裡科勒幾乎一字不差地證實了他聽到的消息。「你知道的是真的。」約德爾對科勒說道。他還告知德國空軍總參謀長，希特勒已經放棄了戰爭，打算在最後時刻自殺。約德爾繼續說道：「希特勒說，他由於身體原因無法參加戰鬥，而且他不這麼做的原因是害怕落入蘇聯人的手裡，比如說在只傷不死的情況下。我們全都勸他別這樣，希特勒歇斯底里地狂喊著他再也無法繼續了，接下來要靠帝國元帥掌舵了。還有人指出，戈林根本指揮不動下面的部隊。元首回答說：『你想得太多了，談什麼戰鬥？不會再打多久了，輪到談判登場的時候，帝國元帥的表現肯定優於我。』」約德爾補充道：「希特勒說，部隊已經喪失鬥志了，柏林的反坦克路障已經被我們自己人打開了，整座城市不再處於防禦狀態了。」
元首地堡現在的情況表明，希特勒說的話句句當真。他花了幾個小時來挑選文件和書信，讓人拿到院子裡統統燒掉；然後他又喚來了戈培爾、戈培爾太太以及他們的孩子們，要他們與他一起待在地堡里，直到最後時刻。戈培爾的助手維爾納·瑙曼博士之前就已知道，「戈培爾覺得當戰敗來臨時，唯一體面的做法就是在戰場上光榮犧牲或是自我了斷」，帝國部長的妻子瑪格達·戈培爾也持同樣的觀點。當瑙曼聽說戈培爾一家搬進總理府的時候，他就知道「那將是他們的最後歸宿」。
戈培爾對「叛國者和卑劣者」的鄙視程度，幾乎與希特勒相同。在元首情緒總爆發的前一天，戈培爾將宣傳部的人召集到一起，大聲罵道：「德國人民失敗了！東邊的人在奪路而逃，西邊的人正打著白旗迎接敵人。德國人民自己選擇了他們的命運，我並沒有強迫任何人與我共事，但你們為何與我一起工作呢？現在你們的小小的喉嚨就要被割開了！不過請記住我的話，當我們踏上離去的路途，大地也將戰慄。」
按照希特勒的標準，看來唯有那些現在計劃自殺並把自己埋入墳墓里的人，才算是忠誠的德國人。就在那天晚上，成群的黨衛軍逐屋搜查，尋找他們眼中的逃兵和賣國賊。懲罰是迅速而無情的。剛剛抵達柏林的難民——16歲的埃娃·克諾布勞赫——在附近的亞歷山大廣場看到了可怕的一幕：路燈柱子上吊著一名年輕的國防軍列兵的屍體。死者脖子被繩子拽著，搖搖晃晃的，滿是血污的腿上捆著一張慘白的紙板，上面寫道：「叛徒。我是拋棄人民的懦夫。」
在這個決定性的一天，海因里希從早到晚都在等待一條他覺得肯定會來的消息，即希特勒已經允許第9集團軍撤退。布塞的部隊快陷入蘇聯紅軍的合圍，與兩翼友軍的聯繫都已被切斷，面臨著被殲滅的命運。然而克雷布斯卻仍然堅持要其堅守既有陣地，甚至更進一步地提議第9集團軍的部分部隊應嘗試向南打出一條路來，隨後與舍爾納元帥的部隊會合。布塞本人的態度也令事情複雜化了。海因里希試圖讓他在沒有得到命令的情況下撤退，而布塞卻對此嚴詞拒絕，聲稱除非元首本人下達明確的命令，否則決不後撤，也不敢後撤。
4月22日上午11點，海因里希警告克雷布斯，到傍晚的時候第9集團軍就將被敵人分割成數個部分。克雷布斯對此不以為然，反而樂觀地預言，舍爾納元帥將會向北方推進，很快就將與布塞會合併改善當前的局勢。海因里希沒那麼蠢，他告訴克雷布斯：「舍爾納的進攻光準備都要花上好幾天的時間，到那時第9集團軍早已不復存在了。」
隨著時間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流逝，形勢正變得越來越令人絕望。海因里希一再敦促克雷布斯採取果斷措施。「你把我的部隊釘死在了陣地上，」他終於爆發了，「而這時你又告訴我，我必須竭盡全力避免柏林被敵人包圍，要為元首的安危負責。但我要從崩潰的前線拯救出部隊來保衛元首和首都你們又不同意，我說這一切我辦不到，請求把我撤了你們又不允許。你到底要怎麼樣？」元首大本營不僅在布塞的事情上指手畫腳，製造了無盡的麻煩，現在又要求馮·曼陀菲爾的第3裝甲集團軍發起反擊，把羅科索夫斯基的部隊趕回到奧得河的另一邊去，這完全是一種瘋子般的夢囈。所以當海因里希接到這道命令的時候，他只能喘粗氣。
中午12點10分，海因里希再次警告克雷布斯：「我確定，這是把第9集團軍撤出來的最後機會。」兩個小時以後，他再次打電話，但克雷布斯已經去參加元首的會議了。海因里希對德特勒夫森將軍說道：「我們必須得下決心了。」下午2點50分，克雷布斯終於給海因里希回了電話：元首同意，第9集團軍的部分兵力可以撤退到外環防線的北翼一帶，同時放棄法蘭克福。海因里希對此嗤之以鼻，這是個對改善局勢幾乎沒有幫助的折中方案。他並沒有向克雷布斯指出，那座城市一直由希特勒斷定的「絕非格奈森瑙式人物」的比勒爾上校率部穩固地堅守著。比勒爾將會發現，現在已經很難脫離戰鬥了。無論如何，批准撤退的命令來得太晚了，第9集團軍已經被敵人包圍了。
兩個小時之後，克雷布斯再次打來電話。這一次他告知海因里希，元首在會議上已經決定，要把溫克將軍麾下的第12集團軍從西線抽調出來，掉頭向東朝柏林發動一次進攻，以減輕第9集團軍的壓力。這是一個令人驚愕萬分的通知，海因里希乾巴巴地評論道：「他們將受到最熱烈的歡迎。」然而，讓第9集團軍完全撤出的命令仍未下達。儘管他們已經陷入了重圍之中，但海因里希依舊相信布塞的部隊有足夠的力量向西轉進，現在克雷布斯談到溫克的消息——在此之前海因里希甚至從未聽說過他——又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海因里希後來說道：「這個消息似乎給岌岌可危的第9集團軍帶來了希望，他們仍有機會被從包圍圈裡救出來。」海因里希給布塞打了電話。「克雷布斯剛剛告訴我，溫克集團軍即將轉移，向你的方向機動。」他說道。他指示布塞，把他最得力的師撤出來，向西突破蘇軍防禦，與溫克的部隊會師。布塞抗議說，這將會讓他失去大部分戰力。海因里希已經忍無可忍了，他沒有繼續解釋，而是粗暴地吼道，「這是給第9集團軍下達的命令，」他用強硬的口吻讓對方啞口無言，「撤出一個師，讓它打通與溫克會合的道路。」爭論已經把他累壞了。
在柏林環形防禦圈各處，夜空染上了紅色的光芒，持續不停的炮擊將每個區都炸得坑窪窪。不過，在萊爾特街監獄的地下室里，一種喜氣洋洋且令人激動的氣氛一直在穩固地發酵。當天下午有21個人被放走了，剩下的囚犯後來還拿回了一些自己的貴重物品。按照警衛們的說法，這個行動是高層授意的，為的是能加快釋放的進程。現在，囚犯們時刻期待著重獲自由，有些人甚至樂觀地認為第二天清晨前他們就可以到家了，甚至連赫伯特·科斯奈伊現在也感到，他已經戰勝了劊子手。
一個警衛走進了地下室，他手裡拿著一份名單，迅速開始點名。人們用耳朵緊張地捕捉著每個被點到的名字，其中有一名共產黨員、一名蘇聯戰俘，還有幾個科斯奈伊認出是在1944年密謀行刺希特勒的嫌疑人。警衛一口氣報出了一長串名字：「……豪斯霍費爾……施萊歇……蒙青格爾……佐西諾……科斯奈伊……莫爾……」突然，赫伯特·科斯奈伊希望滿滿地意識到，他的名字被點到了。
一共有16名囚犯被挑了出來。清點人數之後，警衛便把他們帶入了辦公室。他們一個挨著一個被叫進去，其他人就在門外等著。當輪到科斯奈伊的時候，他看到屋子裡有6個黨衛隊員，全都喝得醉醺醺的。其中一個人核對了他的名字，然後把他被逮捕時取走的東西還給了他，那些東西實在少得可憐：他的軍餉簿、一支鉛筆和一個打火機。赫伯特為他的個人財產寫了收條，又在一張表上籤了字，那張表聲明他已經被釋放了。一個黨衛隊員告訴他：「好吧，你很快就能和你老婆團聚了。」
回到地下室以後，他們被告知去收拾鋪蓋。赫伯特·科斯奈伊被自己的好運驚呆了，但他很快回過了神來，迅速將自己那點可憐的行李打包，特別是把結婚四周年時妻子送給他的那套好西裝仔細地摺疊好。打完自己的包後，他又開始幫助獄友豪斯霍費爾打包。豪斯霍費爾的財物中有一些吃的喝的，包括一瓶酒和一塊黑麵包，他無法把那塊黑麵包塞進自己的帆布背包里，所以就做順水人情送給了科斯奈伊。接下來就是長時間的等待，在差不多過了一個半小時之後，這16個人排成兩排，被人帶著走上了地下室的台階，隨後又穿過一扇門進入了一間黑乎乎的大廳。突然，門在他們身後砰地關上了，這讓他們完全處於黑暗之中。接著有人打開了一個手電筒，赫伯特的眼睛逐漸習慣了昏暗的光線之後，看到手電筒掛在一名戴著鋼盔、握著手槍的黨衛隊軍官的皮帶上，那是名一級突擊隊大隊長（中校）。「你們要被轉移，」他告訴大家，「別想逃跑，那會被就地槍決。把你們的罈罈罐罐裝到外面的卡車上，我們要去波茨坦火車站。」
赫伯特的希望破滅了。有那麼一會兒他想著要逃進附近的一間小牢房裡躲起來，他確信蘇聯人將在幾個小時之內到達這個地方。但就在他考慮是否要躲藏起來的時候，他心灰意冷地意識到黨衛隊員正端著衝鋒鎗站在屋內各處，黑洞洞的槍口隨時都可以要了自己的小命。
囚犯們被驅趕出去，來到了萊爾特街上，然後朝傷殘退役軍人街走去。天正下著雨，赫伯特把夾克衫的領子拉了上來，把圍在脖子上充作圍巾用的毛巾系得更緊了一些。在街道上，這些人被叫住後遭到了搜查，剛剛退還給他們的個人財產又被拿走了。隨後隊伍再次動身，每個囚犯身旁都有一名攜槍的黨衛隊員。當他們踏上傷殘退役軍人街時，一名黨衛隊士官提議抄近路，穿過被炸毀的烏拉普（Ulap）展覽館。他們在瓦礫中穿行，進入了那座巨大建築物的廢墟之中，其混凝土柱子框架猶存。突然，每個囚犯都被身邊的黨衛隊警衛揪住了衣領，一些囚犯被押到了左邊，其餘的被押到了右邊。他們被直接帶到建築物的牆根面前站好，相隔大約2米——現在，所有人都知道接下來迎接自己的將是什麼了。
有些囚犯開始跪地求饒。赫伯特旁邊的那個人尖叫了起來：「求求你們！讓我活下去！我什麼都沒幹！」這時赫伯特感到一把手槍的冰冷槍管頂著他的後脖頸，就在士官高喊「開槍」的瞬間，赫伯特把頭轉了過去。黨衛隊員齊射時發出了震耳的槍聲，赫伯特感到突然受到猛擊，隨後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現在，那名一級突擊隊大隊長沿著倒地的人走去，依次對著每個囚犯的腦袋補槍。當他來到赫伯特面前的時候，嘀咕了一句：「這頭豬已經夠受了。」隨後他說道，「快，夥計們。我們必須抓緊，今天晚上我們還有更多的活要干。」
赫伯特永遠也不知道他在那裡躺了多長時間。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脖子和面頰上，那裡血流如注。在槍聲響起的那一刻，他轉頭的動作讓他倖存了下來。現在他發現自己的右臂和右腿已經無法動彈了。但他緩慢地爬著，咬著牙爬出廢墟，終於來到了傷殘退役軍人街上。隨後他站起身來，發現自己還能走，他將毛巾在受傷的喉部系得更緊了一些，然後緩慢而痛苦地朝沙里泰醫院走去。他數次倒地，其間還被一群希特勒青年團員叫住了一次，起初他們要求驗看他的身份證，但後來見他傷勢嚴重，也沒有為難這個可憐蟲，便把他放走了。
路上，他扔了鞋子，因為「鞋太重了」。他還遇到了猛烈炮擊。究竟走了多久，他永遠也記不清了——他始終神志恍惚——不過，最終還是走回到離弗蘭澤基街有一段距離的家。然後，赫伯特·科斯奈伊，這位萊爾特街監獄大屠殺唯一倖存的見證人，用最後一點力氣砰砰地敲著房門。他的妻子黑德維希嚇了一跳，但仍戰戰兢兢地開了門，卻沒有認出站在那裡的人是誰，他滿臉是血，上衣前面也浸滿了鮮血。她被這一幕嚇壞了，顫抖地問道：「你是誰？」就在倒下之前，科斯奈伊勉強說了句：「我是赫伯特」。[9]
4月23日凌晨1點，在第12集團軍指揮官瓦爾特·溫克上將位於維森堡森林的指揮部里，電話響了。德國國防軍中最年輕的兵種上將仍然穿著制服，坐在扶手椅上打盹。他的指揮部代號「舊地獄」，位於馬格德堡以東約56公里處，以前是一位獵場看守人的家。
溫克拿起電話。第20軍軍長報告說，威廉·凱特爾元帥剛剛經過他的防線，正在前往集團軍指揮部的途中。溫克給他的參謀長京特·賴希黑爾姆上校打了個電話。「有客人要來，」他說道，「是凱特爾。」溫克一直打心眼裡厭惡希特勒的參謀總長，凱特爾是這世上他最不想與之交談的人。
在過去的幾個星期里，溫克所目睹的悲傷、苦難和慘劇，比他在任何戰鬥中所見到的還要多。隨著德國邊界的收縮，他的防區已經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巨大難民營，到處都是無家可歸的德國人——在道路上，在田野、村莊和森林裡，睡在四輪馬車裡、帳篷里、拋錨的卡車裡、火車車廂里，乃至空地上。溫克已經把他防區里每棟可住人的建築——屋舍、教堂，甚至村鎮的舞廳——都變成了難民的避難所。他後來回憶道：「我扮演著牧師的角色，每天到處走動，盡一切可能拯救那些難民，特別是孩童和傷患。而且我們也一直想搞清楚，美國人究竟何時會從他們的橋頭堡發動進攻，渡過易北河。」
集團軍現在每天都為50多萬人提供食物。來自帝國各地的火車到了易北河和柏林之間的這塊狹窄地帶，就再也無法繼續行進了，它們裝載的貨物對第12集團軍來說既是一種福利，又是一種負擔。每種能夠想像到的貨物，從飛機零部件到整車的黃油，都能在火車上找到。在幾公里之外的東線，馮·曼陀菲爾的裝甲部隊由於缺乏燃料停止了行進；而另一邊的溫克手裡的汽油幾乎多得用不完。他已經向柏林匯報說有這些多餘物資可供調遣，但至今也無人認領，甚至都沒有人承認曾收到他的報告。
在等候凱特爾抵達期間，溫克十分焦慮地認為，如果這位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長官知道他用大量物資救助難民，幫助他們維持生活的話，肯定會表示反對——按照凱特爾那套軍人道德規範，這樣的行為是不可思議的。溫克聽見一輛小汽車駛來，一名參謀諷刺道：「現在一起來圍觀凱特爾扮演英雄吧。」
凱特爾身著陸軍元帥的全套服飾，甚至還手持元帥權杖，在助手和副官的伴隨下進入了這間不大的房子。「凱特爾和他的手下趾高氣揚地邁著步，仿佛他們剛拿下了巴黎，正在勝利進軍呢。」那種「傲慢和炫耀」在溫克看來是極其可鄙的，「因為每條道路都在講述悲慘的故事，德國事實上已經一敗塗地了」。
凱特爾用元帥權杖觸了一下他的帽子，然後正式行了軍禮。溫克立即看出他的客人拘禮作態下的焦慮與激動。凱特爾的助手取出地圖攤開，凱特爾俯下身，輕輕地點著柏林的位置，開門見山地說道：「我們必須拯救元首。」
隨後，也許感覺有些唐突，凱特爾轉移了話題，要求聽取關於第12集團軍的形勢簡報。溫克對難民和麾下部隊為難民所做的一切隻字未提，只是籠統地講了講易北河地區的情況。甚至在端上咖啡和三明治的時候，凱特爾也沒有放鬆下來，而溫克一點也沒讓他的客人得到放鬆。「事實上，」他後來解釋說，「我們覺得這群人沒什麼了不起的。凱特爾又能告訴我們什麼我們還不知道的信息呢？告訴我們一切都結束了？」
凱特爾突然站了起來，開始在房間裡來回踱步。「希特勒，」他神情嚴肅地說道，「已經完全崩潰了，更糟糕的是他似乎喪失了鬥志。鑒於當前的形勢，你必須讓你的部隊轉向，與布塞的第9集團軍一起向柏林全力進攻。」當凱特爾描述形勢的時候，溫克只是靜靜地聽著。「柏林戰役已經開始了，」凱特爾略顯激動地說道，「德國和希特勒的命運正處在危急關頭。」他鄭重地望著溫克，「發動進攻救出元首是你的責任。」溫克的思緒突然溜了號，很不適宜地想到，這大概是凱特爾這一輩子離前線最近的時刻了吧？很早以前，在與凱特爾打交道過程中溫克就總結出了一個「真理」：「如果你向他提出一個反駁的理由，那麼等待你的只有兩種下場，要麼被痛斥兩個小時，要麼被當場撤職。」所以現在溫克學精了，他很自覺地答道：「當然，元帥閣下，我們將執行您的命令。」
凱特爾點了點頭。「你將從貝爾齊希—特羅伊恩布里岑（Treuenbrietzen）地區進攻柏林。」他說道，同時指著在第12集團軍戰線東北大約19公里處的兩個小鎮。溫克知道，這個計劃根本無法實施。凱特爾的所談所想是以充足的部隊為基礎的——足夠的兵員、大量的坦克，整裝待發的各個師——而這些部隊要麼很早前就在敵人的打擊下灰飛煙滅了，要麼壓根就沒存在過。受困於兵力的嚴重不足，再加上裝甲部隊實力趨近於零，溫克根本不可能在堅守易北河防線抵禦美國人的同時，又向柏林發動進攻以拯救元首。無論如何，要從東北方向發起攻勢並殺入柏林是極其困難的，路上有太多的湖泊和河流，他手頭的這點有限兵力只能從北面進入柏林。他向凱特爾提議，第12集團軍向柏林的進攻，「應該從湖泊的北邊，途經瑙恩（Nauen）和施潘道」。溫克補充道，「我想，我可以在大約兩天之內發動進攻。」凱特爾默默地站了一會兒，然後面無表情地說道：「我們等不了那麼長時間了。」
溫克不想與凱特爾爆發爭論，那完全就是在浪費時間，所以他當即同意了凱特爾的計劃。陸軍元帥離開指揮部的時候，轉向溫克說道：「我祝您的作戰取得圓滿成功。」
當凱特爾的汽車駛離之後，溫克把他的參謀們統統召了過來。「現在，」他指出，「我們實際上要這麼做。我們將盡力向柏林靠近，但我們不會放棄易北河畔的陣地，我們的兩個側翼要保留在易北河畔，這樣的話一條逃往西邊的渠道就能保持暢通。向柏林進攻除了被蘇聯人包圍別無意義，我們將嘗試與第9集團軍會合，然後把每個能夠及時趕到西邊的士兵和平民帶出去。」
至於希特勒，溫克只是淡淡地說了句「他的命運已經不再重要了」。當他在發布進攻命令時，溫克忽然想起在夜間冗長的討論中，凱特爾竟然一次也沒有提起柏林的人民。
馬格德堡迎來黎明曙光之時，有三個德國人悄悄地渡過易北河，向美軍第30步兵師投降。其中一人是54歲[10]的庫爾特·迪特馬爾（Kurt Dittmar）中將，他是一名德國國防軍軍官，每天向前線廣播最新的公報，在整個帝國以「德國最高統帥部的喉舌」而出名。和他一起舉起雙手的是自己16歲的兒子埃伯哈德和維爾納·普盧斯卡特少校。普盧斯卡特少校是參加過D日戰鬥的老兵，他率領的馬格德堡炮群在阻擊辛普森將軍的美軍第9集團軍強渡易北河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迪特馬爾被認為是所有德國軍事播音員中最合格的一位，他在德軍中有大量崇拜者，甚至在盟軍監聽人員中也收穫了為數不少的擁躉。這位「明星」立即被帶到了第30步兵師師部接受審訊。他提供的一份情報讓情報軍官們大吃一驚：他明確表示希特勒還留在柏林。對盟軍軍官們來說，這是個有啟發性的消息，迄今為止，對於元首的具體位置誰也不清楚[11]，大多數謠傳都說他待在南邊的「國家堡壘」里。但迪特馬爾堅持自己的說法，他直言不諱地告訴審訊者，元首不僅在柏林，而且他認為「希特勒要麼選擇在那裡戰死，要麼會在絕境中自殺」。
「告訴我們『國家堡壘』的情況。」有人催促他。迪特馬爾對此感到大惑不解，他說自己所知的有關「國家堡壘」的唯一事情，是一月份他從一份瑞士報紙上讀到的。他同意這樣的說法，即在北方有小股部隊的抵抗，「包括挪威和丹麥，在南方義大利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區也有小股部隊的抵抗」。他補充說，「不過，那與其說是有組織的抵抗，不如說是環境逼出來的」。審問他的人逼他說出「國家堡壘」的詳細情報，迪特馬爾搖了搖頭：「『國家堡壘』嗎？那是一個編造出來的浪漫夢想，只是個傳說而已。」
這就是事實。第12集團軍群指揮官布萊德雷後來感嘆道：「『國家堡壘』僅僅存在於幾個狂熱的納粹分子的臆想之中。它竟被神化成了一個如此誇張的方案。更令我感到吃驚的是，我們居然就這樣天真地相信它的存在。由於一直相信它的存在，這個傳說……也就決定了我們戰術思維的發展方向。」
卡爾斯霍斯特位於柏林東部利希滕貝格區的南部邊緣，德軍坦克縱隊在卡爾斯霍斯特的街道上隆隆穿行著，揚起了一團團塵埃。埃莉諾·克呂格爾驚詫地觀望著這一幕，她的猶太人未婚夫約阿希姆·利普希茨就躲藏在她家的地下室里。這些坦克是從哪裡來的？它們要到哪裡去？那些坦克不是往城裡開，而是向南邊的舍訥韋德（Schöneweide）衝去，似乎是在逃離柏林。是不是蘇聯人就跟在後面？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意味著約阿希姆終於獲得了自由。不過德國軍隊為什麼要離開這座城市呢？他們是不是已經放棄了這座城市？是不是在撤退？
埃莉諾並不知道，她看到的是魏德林將軍吃了敗仗、遭到重創的第56裝甲軍殘部，他們正在試圖與主力部隊恢復聯繫。在被逼到了城市的郊外之後，魏德林的部下以一種最為迂迴的方式，與已被包圍的布塞的第9集團軍再次恢復了聯繫：他們一抵達城市邊緣，便用公用電話給在柏林的最高統帥部打電話，隨即還通過無線電叫通了第9集團軍。第56裝甲軍接到急令，立即開赴首都的南部地區，從那裡衝破蘇聯人的包圍圈，再次與第9集團軍會合，會合地點是離城大約24公里處的柯尼希斯武斯特豪森（Königs Wusterhausen）和小基尼茨（Klein Kienitz）地區。從那裡，他們將參與嘗試切斷科涅夫部隊的戰鬥。
但在此之前，魏德林還有其他未盡事宜要處理。他現在已經聽說，根據對他故意從戰場上逃跑而導致他的部隊失去指揮的指控，布塞的指揮部和希特勒的大本營都已派出軍官要逮捕他。盛怒之下，他命令部下在沒有他的情況下向前推進，而他則前往城裡，要與克雷布斯對質。
幾個小時後，魏德林橫穿柏林來到總理府，穿過地下室來到所謂的副官地堡。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在那裡有辦公室，他們態度冷漠地迎接了他。「出了什麼事？」魏德林憤怒地質問道，「告訴我，為什麼要槍斃我。」從戰役開始的那一刻起，他的軍部就一直位於前線，怎麼能說他逃跑了？有人提到德伯里茨的奧林匹克村。魏德林咆哮道，第56裝甲軍從來也沒有去過德伯里茨的附近，若是到了那裡，「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的態度慢慢緩和起來，他們很快便許諾，將「毫不耽擱」地向元首澄清事實。
魏德林隨後向兩人簡要介紹了第56裝甲軍的態勢。告訴他們部隊即將向柏林南部發動進攻——接著，「我順口提了一句，在離開以前我收到了一個報告，說在魯多（Rudow）附近看到了蘇聯坦克先遣部隊」。魯多在城市東南的諾伊克爾恩區邊緣，克雷布斯立即察覺到了危險。他說，這樣的話，第9集團軍給第56裝甲軍下達的命令就得改變，魏德林的部隊得待在柏林。隨後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一起匆匆去見希特勒。
不久之後，魏德林被告知希特勒想見他。前往元首地堡的路並不近，走了挺長一段路才穿過魏德林後來所稱的「地下城」。從克雷布斯的辦公室出發，他首先經過一段地下隧道，然後又穿過一間廚房和餐廳，最後走下一段樓梯，才進入元首的個人房間。
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向希特勒介紹了他。「帝國的元首，」魏德林寫道，「就坐在一張擺滿了地圖的桌子後面。我走進去的時候，他的頭轉了過來，我看見了一張可怕的浮腫的臉，眼神焦慮不安。當他試圖站起來的時候，我驚恐地注意到他的手和腿在不斷顫抖。他費了很大力氣終於直起了身，臉上帶著扭曲的微笑與我握手，以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問，我們以前見過面嗎？」魏德林說以前見過一次，一年以前元首曾經給他授勳。希特勒解釋道：「我確實記得你的名字，但沒能記住臉。」當希特勒坐下後，魏德林注意到甚至連坐著的時候，「他的左腿也在不停地抖動，膝蓋就像鐘擺一樣搖擺，只是擺動得更快一些」。
魏德林向希特勒匯報了第56裝甲軍的態勢。接著希特勒批准了克雷布斯的建議，即該軍要留在柏林城內。元首隨即開始闡述他的柏林防禦方案。他提出，應該從西邊把溫克的集團軍抽回來，從東南把布塞的部隊調進來，從北邊把施泰納的部隊調進來，這樣一來，就能在某種程度上把蘇聯人的進攻矛頭截斷。魏德林寫道：「我越來越驚愕地聽著元首的高談闊論。」魏德林越發清楚一個殘酷的事實，「如果沒有奇蹟，那麼最終戰敗的日子已經快要來到了」。
當晚，在遭受了慘重損失以後，第56裝甲軍總算與南邊的蘇聯軍隊脫離了接觸，進入了柏林城。一天後，魏德林被任命為柏林的衛戍司令，這令其感到震驚。
史達林向朱可夫和科涅夫下達了編號為11074的命令，這道命令把柏林在他們倆之間分割了開來：從即日，也就是4月23日起，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和烏克蘭第1方面軍之間的分界線將從「呂本起，經托伊皮茨（Teupitz）、米滕瓦爾德（Mittenwalde）、馬林多夫（Mariendorf），一直到柏林的安哈特火車站」。
儘管科涅夫不能公開抱怨，但他卻對此感到十分傷心，因為最大的戰利品被劃在了朱可夫那邊。這條分界線筆直地划過了柏林城區，將科涅夫的部隊置於帝國國會大廈以西大約135米處，而蘇聯人始終認為帝國國會大廈是這座城市的象徵性建築，是戰利品中的皇冠，是要插上蘇聯國旗的地方。
現在這座城市開始死亡了。在大多數地方，水和煤氣供應已經被徹底切斷。報社開始歇業，最後一份報紙是納粹官方主辦的《人民觀察家報》，也在4月26日關閉了。它被戈培爾授意創辦的一份有4頁篇幅的《裝甲熊報》（Der Panzerbär）取代，後者被吹噓為「大柏林保衛者的戰鬥報紙」，持續出版了6天。隨著街道變得無法通行、汽油短缺、車輛損壞，市內的所有交通也就漸漸地停止了。貨物配送服務停止運轉，已沒有任何類型的貨運。製冷工廠也不再運轉。4月22日，城內有百年歷史的電報公司有史以來首次關門，它收到的最後一封電報來自東京，電文內容是：「祝你們所有人好運。」在同一天，最後一架飛機離開了滕佩爾霍夫機場，載著9名乘客飛往斯德哥爾摩。而柏林的1 400名消防隊員接到命令，要他們到西邊去。[12]
現在，由於所有的警察不是在軍隊里就是在人民衝鋒隊里服役，城市逐漸變得失控了。人們開始劫掠財物，鐵路調車場裡停滯的貨運列車，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人破門而入了。瑪格麗特·普羅邁斯特在猛烈的炮擊當中，去鐵路調車場跑了一個極其危險的來回，帶出來一塊臘肉。「回想起來，」她事後說道，「我認為這純粹是在發瘋。」埃萊娜·馬耶夫斯基（Elena Majewski）和薇拉·翁格納德（Vera Ungnad）一路跑到位於莫阿比特區（Moabit）的鐵路調車場，她們看到人們在搶奪成箱的杏、李子和桃子罐頭，還有成麻袋的各種奇怪的豆子，但這兩個姑娘不感興趣，她們不認識綠色的咖啡豆。她們拿了一箱罐頭食品，上面貼的標籤是「杏」，回到家才發現是蘋果醬，而兩個姑娘本來一直就討厭蘋果醬。羅伯特·舒爾策的遭遇甚至更為糟糕。他花了5個小時，與一夥暴民試圖從一家大型食品商店裡搞一些土豆，但輪到他的時候，土豆全都被搶光了。
那些不想把物品白送人的店主，往往不得不白送。希特勒青年團員克勞斯·屈斯特與他的姑姑一起走進一家商店，想要一些吃的。當店主堅持說只剩下一些米麵的時候，屈斯特掏出槍威逼他。店主飛快地拿出了各式各樣的食物，確切地說是從櫃檯底下拿出來的。屈斯特把能拿得動的都拿走了，隨後和震驚不已的姑姑離開了商店。「你個無法無天的小兔崽子，」當他們出去後他的姑姑叫道，「你就是個美國歹徒！」屈斯特回答道：「噢，閉嘴！現在的問題是事關生死。」
埃爾夫麗德·邁加特聽到謠傳，說是位於赫爾曼廣場的卡爾施塔特百貨大廈遭到了洗劫。她匆匆趕到那裡，發現裡面已經人滿為患。「每個人都在推搡著，踢打著，就為了擠進門去，」她後來說道，「沒有人排隊，沒有售貨員，看上去也沒有人在負責。人們只是在爭搶看得見的每樣東西，如果最終發現那件東西無用，他們就乾脆把它扔在地板上。在食品部，地板上有一層幾寸厚的地毯似的爛泥，那是由煉乳、柑橘漿、麵條、麵粉、蜂蜜組成的爛泥，是由被暴民們打翻或者扔掉的所有東西組成的爛泥。」
看上去店裡還有幾個管理員，因為不時有人喊道：「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沒有人搭理他，那明顯是個花招。婦女們在服裝部搶奪外套、連衣裙和鞋子，床上用品、亞麻織品和毯子則被其他人從架子上拽了下來。在糖果部，埃爾夫麗德看見一個男人從一個小男孩手裡搶了一盒巧克力，那孩子哭了起來，他喊道：「我要再找一盒。」他果然又找到了一盒。
但在出口處，結局出現了。當人們試圖帶著他們的贓物出去時，有兩個管理員把每個人都擋住，他們允許人們帶走食品，但別的都不行。很快，門旁邊就堆滿了商品，人們吃力地從那堆商品中間穿行而過，推推搡搡，試圖強行從那兩名管理員身邊走過。當埃爾夫麗德拿著她搶來的外套試圖通過時，一名商店管理員從她手裡一把奪走了外套。「請把它給我，」她乞求道，「我冷。」他聳了聳肩，又從那堆商品中把外套取回來遞給她。「滾蛋！」他說道。從始至終，當暴民們互相爭搶眼前所有東西的時候，一直有人在不斷地叫喊：「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
目擊卡爾施塔特百貨大廈遭到洗劫的人中就有萊克沙伊特牧師，他以一種令人吃驚的方式身處現場。他的一位教區居民生了一個死胎，嬰兒的屍體被火化，悲痛萬分的母親想以恰當的儀式安放骨灰瓮，萊克沙伊特同意到場——即使這意味著得冒著持續不斷的炮擊走上幾公里路，才能到達那個婦女想讓孩子落葬的諾伊克爾恩區的墓地。他們邁著沉重的腳步走著，那位母親用購物袋裝著那個小小的骨灰瓮。在途經卡爾施塔特百貨大廈的時候，他們看見暴民在洗劫商品。他的那位教區居民瞪眼看著，突然說道：「等我一下！」萊克沙伊特吃驚地站在那裡，只見「她從我的身邊跑開，消失在商場裡，連同她一起消失的還有骨灰瓮和購物袋」。過了會兒她回來了，興高采烈地揮動著一雙結實的靴子。她轉向萊克沙伊特說道：「我們走吧？」
在回去的路上，萊克沙伊特故意不讓她靠近卡爾施塔特百貨大廈，而這恰恰做對了。那天下午，這座巨大的百貨商廈發生了劇烈震動，炸藥把它炸成了碎片。據報道，黨衛軍在商店地下室里儲存了價值2 900萬馬克的補給品，為了不讓這些東西落入蘇聯人手裡，他們炸掉了這座大商場。有若干名婦女和兒童在爆炸中喪生。
面對劫掠者，許多店主幹脆放棄了。他們不是讓自己的商店被不法之徒砸得粉碎，就是把貨架上的商品清理出來，把補給品分發出去，且不收配給票證或者錢。部分原因是店主們聽說，如果蘇聯人發現有人囤積食品，就會把商店燒掉。一個星期以前，在諾伊克爾恩區，電影放映員京特·羅塞茨（Günther Rosetz）曾經想在滕格爾曼的食品雜貨店裡買一些柑橘醬，但遭到了拒絕。現在羅澤茨看見，滕格爾曼食品雜貨店正在銷售一桶桶的柑橘醬、燕麥、糖和麵粉，全都是10馬克1磅。這家商店正在驚恐地把食品傾銷掉，只是為了清掉商店裡所有的庫存。在興登堡大街拐角處的卡斯帕里酒館裡，亞歷山大·克爾姆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凡是來到這裡的人都分到了成瓶的酒。希特勒青年團員克勞斯·屈斯特在他家所在的街區里再次冒險，從一個地方搞到了200支免費香菸，又從另外一個地方搞到了2瓶白蘭地。街區裡的酒館老闆說：「嘿，你還不如把它喝掉，苦日子就要到了。」
即使是這些強搶者，實際上也搞不到肉類。起初有幾位肉商把供應品發放給特殊的顧客，不久後那些供應品也發完了。現在，整個柏林的人開始瓜分馬肉，那些馬匹是被炮彈炸死在街道上的。夏洛特·里希特（Charlotte Richter）和她的妹妹看見人們正在用刀子切割布賴滕巴赫廣場上的一匹灰白色的死馬，夏洛特看到「那匹馬並沒有倒向一邊，而是蹲坐在地，馬頭仍然高仰著，睜大著眼睛，有些婦女正用切肉刀剁馬腿肉」。
魯比·博格曼發現，她喜歡用香檳酒刷牙，因為香檳酒能讓牙膏產生大量泡沫。在海因里希·舍勒時尚的格魯班—蘇夏飯店裡，魯比和她的丈夫埃伯哈德過著一種頗具異國情調的生活，舍勒信守諾言，當炮擊開始的時候，他就邀請博格曼夫婦和他一起住到自己華麗的地下室里。飯店的銀器、水晶製品和精美瓷器的備用品都儲存在那裡，而且舍勒還提供了物質享受。地板上鋪著東方地毯，在入口的兩側，睡覺的地方用厚重的灰綠色帷幕隔開，屋裡擺放著奢華的厚墊椅子、一張沙發和幾張小桌子。每張小桌子上都覆蓋著從飯店裡取來的米黃色和赭色的亞麻布。自來水停了幾天，香檳酒卻管夠。「清晨、中午和晚上我們都在喝香檳酒，」魯比記得，「香檳酒就像水一樣——就像我們沒有的自來水一樣——流淌著。」
食品是真正的問題。博格曼夫婦的好友皮婭·范赫芬有時同他們分享地下室里的物質享受，她在來訪的時候偶爾能帶來一些麵包，甚至還有點肉。不過，住在這裡的人大多是靠金槍魚肉和土豆維持。魯比想知道準備這些主食得有多少方式。每當被問起，飯店那位喜怒無常的法國廚師長莫普提就得再說上一遍。既然現在美國人的到來似乎無望，這一小群人就決定享樂一番，因為他們隨時都可能死去。
「老爸」森格爾去世了。在經歷了4年的轟炸以及最後幾天的炮擊之後，這位78歲、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拒絕被嚇倒。事實上，埃爾娜·森格爾用盡了所有的說服力量，才得以阻止她的丈夫康拉德去參加一戰戰友的例會。她讓「老爸」幹活，在花園裡挖一個淺洞，把她製作的果醬藏起來。康拉德也認為，把他的舊軍刀與果醬藏在一起是個不錯的主意，這樣蘇聯人在家裡就找不到武器了。
但這活一幹完，「老爸」就不顧全家人的苦苦哀求上了街。後來他們在馬丁·尼默勒牧師家燃燒著的廢墟外的樹叢中，發現了他被彈片打得滿是窟窿的屍體，而那裡距離他們家並不遠。當炮彈覆蓋整個地區的時候，一家人用手推車把「老爸」送回了家。埃爾娜走在車旁，回憶起他們最後一次聊天時，談到《聖經》中的哪句引語用在這個時代更為貼切，當時她的觀點與康拉德稍微有點不同。「老爸」斷言，人只能靠著詩篇第90篇活著，尤其是第4詩節。「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埃爾娜並不同意。「在我個人看來，」她告訴他，「我認為那首詩過於悲觀了。我更喜歡第46篇：『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棺材無處可得。要是試圖去墓地的話，無論如何都太危險了。可是他們又不能把屍體停放在溫暖的家中，最後只得把屍體留在門廊里。埃爾娜找到兩小片木頭，把它們釘在一起充當十字架，隨後輕輕地把十字架放在丈夫的兩手之間。她低頭看著「老爸」，希望能夠告訴他，他是對的，因為第90首詩篇接下來的那句話是：「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憤怒而驚惶。」
伯恩哈德·哈皮希神父低下頭，看著他的布道筆記。柔和的燭光照耀著達勒姆宗教會所的小禮拜堂；而在外面，維爾默斯多夫區以東的天空卻幾乎是血紅的，炮擊在凌晨3點就把修女們喚醒，幾乎12個小時以後仍然在持續。附近某處的玻璃被震碎了，一波巨大的震盪搖撼著大樓。哈皮希神父聽見街上傳來大聲的叫喊，然後又聽見捷克斯洛伐克造的高射炮發出低沉的射擊聲，高射炮就架在馬路對面的產科醫院和孤兒院裡。
坐在他面前的那些修女一動也不動。當他抬頭注視她們的時候，他發現根據院長庫內貢德斯的命令，嬤嬤們已經把她們日常佩戴的沉重的銀質十字架取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小小的不顯眼的鐵十字架——所謂的死亡十字架——被固定在她們的法衣上。那些銀十字架連同所有的戒指和手錶都被藏了起來。
哈皮希神父自己也做了一些準備。他在達勒姆區的居所里備好了一個大箱子，裡面放進了一些醫療器械、裝有藥品的藥箱，還有鄰居們貢獻出來的藥劑、繃帶和白床單。在當牧師以前，哈皮希神父曾獲得過醫學學位，眼下他重操舊業，既當醫生又當牧師。他現在每天都要看護炮擊中的傷者，照料事故中的受害者，治療歇斯底里和休克的病人。他身穿醫生白大褂的時間和穿牧師法袍的時間一樣多了。
他再次看著眼前的一小群修女、護士和庶務修女，默默祈禱上帝將把正確的話語帶給他，然後開始布道。
「在不久的將來，預計蘇聯紅軍將占領這座城市，」他說道，「有關蘇聯人非常壞的謠傳已經散布開來。在某種程度上，那些謠傳已經被證明是確有其事，但也不應該一概而論。如果你們在場的人當中，有人經歷過不快的事情，那就要記住小聖阿格尼絲的故事。在12歲的時候，她被命令崇拜虛假的神。她對耶穌起誓，做了畫十字的動作，結果她的衣服被撕扯掉了，她在一群異教徒的面前受到折磨。然而這並沒有使她膽怯，而異教徒們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她的事跡為公眾所知，有些人討好她，還有些人甚至向她求婚，但她回答說『耶穌是她的所愛』，最終被判了死刑。她站著祈禱了一會兒，隨後被斬首，天使立刻把她帶到天堂去了。」[13]
哈皮希神父停頓了一會兒。「你必須記住，」他說道，「就像聖阿格尼絲一樣，如果你的身體被玷污了，那你就不想要它了，你將在天國得到雙倍的永恆報償，將戴上殉難者的冠冕，因而不要有負罪感。」他停了下來，接著又強調說，「你沒有罪」。
當他沿著側廊走回去時，會眾們唱起了退場讚美詩。「無論何時，我願與主同住；若無主佑，惡魔無法驅除」，這是那首古老的讚美詩《求主同住》中的詞句。
由於邊遠的社區被蘇聯人的進攻隔斷了，因而在舍訥貝格區溫特費爾德大街的長途電話交換機房裡，主控台上的燈光一個接一個熄滅了，然而交換機房裡的人仍然像以往那樣忙碌著。主管伊麗莎白·米爾布蘭德和接線員夏洛特·布爾梅斯特並沒有躲到地下掩蔽所里，而是把摺疊帆布躺椅、床墊和枕頭帶進了辦公室。這兩個女人打算在主交換機房所在的5樓能堅持多長時間，就堅持多長時間。
突然，大樓里的喇叭傳出了電台的廣播聲。設在掩蔽所的醫院裡，接線員海倫娜·施羅德為她所聽到的消息感到欣喜若狂。而在5樓，米爾布蘭德和布爾梅斯特正在記錄消息，這樣一來她們就能用電話通知所有仍與交換機房有聯繫的地區。「注意！注意！」電台播音員說道，「不必焦慮，溫克將軍的部隊已經與美國人取得了聯繫，他們正在向柏林發動進攻。鼓起勇氣來吧！柏林不會失守！」
蘇聯紅軍突破了城市防禦圈的外環，衝進了第二道防線。他們在T—34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後面蹲伏著，在街道、馬路、林蔭道和公共綠地中激戰。打頭陣的是科涅夫和朱可夫麾下擁有「近衛軍」稱號的久經戰陣的突擊部隊，與他們在一起的戴坦克帽的軍人來自4個坦克集團軍，跟在他們身後的是一列又一列步兵。
一群奇怪的軍人，幾乎來自蘇聯的每個加盟共和國，除了生機勃勃的各近衛軍團之外，他們在外貌和戰鬥服裝上都有很大不同。他們操著許多不同的語言和方言，結果軍官往往無法與自己部隊里的人進行交流[14]。大軍中有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卡累利阿人[15]、烏茲別克人、蒙古人和哥薩克人。有些人穿著深棕色的制服，有些人穿著土黃色或者灰綠色的制服，還有的人穿著深顏色的褲子和高領軍上衣，軍上衣的顏色從黑色到米黃色不等。他們的帽子也是各種各樣——帶有可上下移動護耳的皮風帽、毛皮帽子，還有破舊不堪汗漬斑斑的卡其布帽子。他們似乎全都使用自動武器，或騎馬，或步行，或騎著摩托車，或坐在馬車以及各式各樣繳獲的車輛上，奔向柏林。
在舍訥貝格的交換機房裡，喇叭里傳來的聲音命令道：「大家注意。摘下你們的黨徽，丟掉你們的黨內書籍，脫下你們的制服，把它們扔進院子裡的那個大沙堆，要不然就送到機房，它們將在那裡燒掉。」
目睹了5輛蘇聯坦克在步兵的簇擁下從街道上隆隆駛過，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諾夫斯卡停下送奶車，驚得目瞪口呆。波甘諾夫斯卡把馬車調過頭來，趕著車回到了達勒姆莊園農場。他直奔地下室，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
他們等了片刻。掩蔽所的門突然被踢開了，蘇聯紅軍士兵走了進來，他們默默地四下打量了一番又離開了。過了一小會兒，有些士兵回來了，命令波甘諾夫斯卡和農場的其他員工到行政樓里去。等候期間，他注意到所有的馬都不見了，不過奶牛還在。一名蘇聯軍官說著流利的德語，命令工人們回去工作，讓他們餵牛和擠牛奶。波甘諾夫斯卡幾乎無法相信，他原以為情況會糟糕得多。
在市郊的各區里，人們接觸到首批蘇聯軍隊的情況都一樣。蘇聯紅軍的先頭部隊，雖歷經磨難但在行為舉止上無懈可擊，完全不是嚇壞了的市民們原先預料的那個樣子。
下午7點，皮婭·范赫芬坐在位於舍訥貝格區公寓樓的地下室通道里，正在給幾個馬鈴薯削皮。不遠處同一幢公寓樓的幾個婦女背朝著敞開的地下室大門，聚在一起聊天。突然間皮婭抬起頭來，張大了嘴凝視著兩個端著衝鋒鎗的蘇聯士兵，衝鋒鎗的槍口正對著她。「我靜靜地舉起了雙手，一隻手裡拿著刀子，另一隻手裡拿著馬鈴薯」，這個場面令她永生難忘。另外幾個婦女看了看她，轉過身來，也舉起了手。令皮婭驚訝的是，其中一名士兵用德語問道：「這裡有當兵的嗎？有人民衝鋒隊嗎？有槍嗎？」婦女們搖了搖頭。「好德國人！」那名士兵讚許道。他們走了進去，摘下幾個女人的手錶，然後消失了。
隨著夜色越來越深，皮婭看見的蘇聯人也越來越多。「他們是作戰部隊，許多人會說德語，」她記得，「但他們似乎只對繼續前進、參加戰鬥感興趣。」皮婭和公寓樓里的婦女們斷定，戈培爾有關蘇聯紅軍窮凶極惡的所有言論，只不過是另一番謊言。「如果所有的蘇聯人都這樣的話，」皮婭告訴她的朋友們，「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可擔憂的了。」
瑪麗安娜·邦巴赫也有同樣的感覺。一天早晨，她剛鑽出位於維爾默斯多夫區的地下室，就看見她家後門的外面出現了一間蘇聯人的野戰廚房。在黑林地公園裡露營過夜的蘇聯戰鬥部隊的士兵，正在與這一帶的孩子們共同享用食品和糖果。他們的舉動給瑪麗安娜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他們把一些方形的垃圾箱倒立起來充當桌子，每個上面都鋪著布墊子，那些布墊子顯然是從附近的別墅里拿來的。他們在那塊地的中央，坐在直靠背椅子上，吃著擺在垃圾箱上面的東西。除了對孩子們和藹可親之外，這些蘇聯人似乎對平民視而不見。他們只待了幾個小時，然後繼續前進了。
多拉·揚森以及她丈夫的勤務兵的遺孀既震驚又害怕得要死。在勤務兵被炸死、揚森少校負傷之後，多拉邀請那位遺孀與她住在一起。這兩個毫無自衛能力的女人由於悲傷和恐懼而飽受精神摧殘。她們待在揚森家的地下室里，這時多拉看見「牆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影子」，影子的手中握著一支槍。在多拉看來，那個幽靈「似乎就像一門大炮，握在一個大猩猩的爪子裡，士兵的頭似乎大得有些變形」，這令她喘不過氣來。蘇聯人出現在眼前，後面還跟著一個，命令她們從地下室里出去。「現在，」多拉想，「有些事情要發生了。」兩個女人被帶到戶外，蘇聯人遞給她們掃帚，指著散落在人行道上的瓦礫和碎玻璃。兩個女人呆住了，她們既驚訝又如釋重負。這令蘇聯人捧腹大笑。
別的人與剛剛到達的一線部隊間的遭遇更為折磨人。伊麗莎白·埃伯哈德差一點就被槍斃。作為一名社會福利工作者，她受僱於天主教主教康拉德·馮·普萊辛，幾年來一直在幫助猶太人四處躲藏。她在拜訪一個朋友時，首次遇見了兩個蘇聯人——一名年輕的金髮軍官和一名女翻譯。兩人全副武裝走進了房子，女翻譯手裡還端著衝鋒鎗。蘇聯人剛進屋，恰好電話響了。當伊麗莎白的朋友接起電話的時候，那位原先舉止得體的軍官一把奪過了電話。「你們倆都是叛徒，」翻譯告訴她們，「你們與敵人聯繫。」兩個女人被匆匆趕出房子來到花園裡，軍官讓她們背靠牆站著，說是要槍斃她們。伊麗莎白的膝蓋在顫抖，她衝著他喊道：「我們一直在等你們！我們一直是反對希特勒的！我丈夫作為政治犯在監獄裡待了12年！」
那個蘇聯女軍人做了翻譯。軍官慢慢放下了槍，他似乎非常尷尬，於是他向伊麗莎白走去，抓起她的右手吻了一下。伊麗莎白同樣吻了對方的手，她用儘可能保持的隨意口吻禮貌地問道：「你們願意同我們一起喝一杯嗎？」
先期抵達的蘇軍部隊紀律嚴明秩序井然，幾乎令每個人都感到驚異。藥劑師漢斯·米德注意到，蘇聯士兵「似乎在避免朝房子裡面開火，除非他們確信德國守軍躲在那裡」。海倫娜·伯澤一直生活在對蘇聯人到來的恐懼之中，她在自家的地下室台階上與一名蘇軍士兵面對面相遇，對方看上去「年輕英俊，身穿乾淨整潔的制服」。當她從地下室里走出來的時候，他只是看了看她，然後做出表示善意的手勢，給了她一根綁著白手絹的棍子作為投降的標誌。在維爾默斯多夫區的同一地區，伊爾莎·安茨一直認為柏林人將會「像飼料一樣被丟給蘇聯人」。當第一個蘇聯士兵進來的時候，她正在公寓樓的地下室里睡覺。她醒了過來，恐懼地盯著他，但那個黑頭髮的軍人只是衝著她微笑，用蹩腳的德語說道：「為什麼要害怕？現在一切都好了，睡覺吧。」
對某個群體的柏林人來說，蘇聯軍隊的到來根本就沒有帶來恐慌。猶太人早就習慣了恐懼。萊奧·施特恩費爾德原先是住在滕佩爾霍夫區的一名商人，被迫替蓋世太保收垃圾，在蘇聯人的推進過程中他一直苦苦等待著。他有一半的猶太血統，整個戰爭期間都生活在極度痛苦的提心弔膽之中，永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和他的家人就會被送到集中營去。在戰時的大多數時間裡，施特恩費爾德的姓都讓他和他的家人在防空掩蔽所里不受歡迎；但是當炮擊開始的時候，萊奧注意到鄰居的身上出現了一種值得注意的變化。「這幢房子的居民，」他回憶道，「幾乎是把我們拽進掩蔽所里的」。
施特恩費爾德看見第一批部隊來到的時候，真是喜出望外。他們秩序井然且態度平和，對萊奧來說他們就是解放者。蘇聯紅軍的營長詢問，他們是否可以用萊奧家裡的一間屋子舉辦一場慶祝會。「我的所有東西您都可以用。」萊奧告訴他。若干天以前，當附近的郵局被炸毀的時候，他已經失去了房子的一半，好在還剩下3間屋子。「您可以使用那間有天花板的屋子。」萊奧向蘇聯軍官保證道。作為回報，他和家人以及一些朋友都被邀請參加慶祝會。蘇聯人來的時候提著幾籃子食品和酒水。「這一刻在我看來，」萊奧說道，「就仿佛整個蘇聯紅軍都來參加這場慶祝會似的。」蘇聯人喝了許多伏特加，然後在手風琴的伴奏下，那位營長開始放聲高歌，生活中他可是位歌劇明星。坐在邊上的萊奧被迷住了，多年以來，他第一次覺得自由了。
躲藏在克呂格爾夫婦家地下室里的約阿希姆·利普希茨從藏身處走了出來，迎接蘇聯紅軍的到來。在幾個月的隱匿生活期間他自學了俄語，現在他正用語速緩慢磕磕巴巴的俄語，試圖向蘇軍戰士說明自己是誰，並表達他對獲得解放的感激之情。令他驚訝的是，那些蘇聯人都高聲大笑起來，嘻嘻哈哈地拍著他的後背說他們也感到高興，隨即又補充說他的俄語說得太可怕了，再次笑得喘不過氣來。約阿希姆並不介意，對他和埃莉諾·克呂格爾來說，漫長的等待已經結束了。戰役結束的時候，他們將成為首對結婚者。埃莉諾後來說，一旦他們領到結婚證，那將標誌著「我們個人對納粹的勝利。我們贏了，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傷害我們了」。[16]
隨著一個個社區被紅軍占領，各處的猶太人也從藏身之處走了出來。然而，有些猶太人仍然非常害怕，即便來自納粹的危險早就成為過去，仍然待在他們的秘密藏身處。20歲的漢斯·羅森塔爾在利希滕貝格區那間長1.8米寬1.5米的小房間裡一直待到5月份，總共躲藏了28個月。在一些地區，猶太人因為蘇聯軍隊的到達獲得了自由；但當蘇聯人暫時被此起彼伏的猛烈反擊趕回去的時候，他們又不得不面臨再次轉入地下的命運。
住在潘科區的韋爾特林格爾夫婦的經歷最為奇特。他們很早就被解放了，那名進入他們藏身的默林家公寓套房裡的蘇聯軍官，將永遠被西格蒙德·韋爾特林格爾當作「天使長米迦勒的化身」而銘記。當這名軍官看見他們的時候，用不怎麼流利的德語大聲說道：「蘇聯人不是野蠻人，我們會善待你們的。」他以前曾在柏林留過學。
接下來的氣氛又突然變得緊張起來。軍官和他的部下搜查了整棟公寓，結果發現了6把左輪手槍。蘇聯人將公寓樓的居民集中起來，宣布士兵發現了他們藏匿起來的被丟棄的制服。每個人都被命令走出大樓，背靠牆排列成行。西格蒙德邁步向前，說道：「我是猶太人。」那名年輕軍官微笑著搖了搖頭，做了一個割斷喉嚨的手勢，說道：「不會有猶太人活著了。」西格蒙德一再強調他是猶太人。他看著背靠著牆排列成行的其他人，如果是幾個星期以前，倘若知道他下落的話，其中的許多人就會去告發他。然而現在，西格蒙德卻用清晰洪亮的聲音說道：「這些人都是好人，他們給藏在這棟房子裡的我們提供了庇護。我求你們不要傷害他們，這些武器是人民衝鋒隊丟掉的。」
他的聲明拯救了所有居民的命。德國人和蘇聯人開始互相擁抱。西格蒙德說：「我們陶醉在幸福和歡樂之中。」那名蘇聯軍官立即為西格蒙德和他的妻子帶來了食品和酒水，站在那裡急切地注視著他們，敦促他們吃。西格蒙德和妻子差點由於吃了這些東西而病倒，因為他們的腸胃已經不適應這麼油膩的食物了。「瞬間，」西格蒙德說道，「人們變得對我們非常親切友好。我們被請進了一個空套間，有人給我們食物和衣服，我們第一次能夠站在清新的空氣里，走在大街上。」
不過，黨衛軍發動的一次反擊把蘇聯人從這個地區趕了出去。西格蒙德頭一天救出來的那批居民，突然變得再次充滿敵意。西格蒙德說：「那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第二天蘇聯人再次奪回了這個地區，他們再次獲得了解放，不過卻是由另一支蘇聯軍隊，而這一次，蘇聯人不願意相信西格蒙德是猶太人。樓里所有的男人都被裝上一輛卡車，帶走詢問。當西格蒙德與妻子道別的時候，他不知道所有的剝奪和所有的藏匿，是否會面臨一個毫無意義的結局。他們被帶到東北郊的某個地區，一個接一個地在地下室里受到訊問。西格蒙德被帶進房間，坐到明亮的燈光下，對面的黑暗處有幾名軍官坐在一張長桌的後面。西格蒙德再次強調他是猶太人，躲藏了兩年多的時間。隨後一個女人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了出來：「向我證明你是猶太人。」「怎樣證明？」於是她要他背誦希伯來人的信經。
在寂靜的屋子裡，西格蒙德看著坐在前方黑暗處模糊不清的臉龐，用右手蓋住自己的頭，聲情並茂地頌念出一段最為古老的祈禱文：《以色列啊，你要聽！》（Shema Yisrael）。他用希伯來語緩慢地吟誦道：
以色列啊，你要聽！
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此時那個女人再次說話了。「走吧，」她說道，「你是猶太人，是個好人。」她說自己也是猶太人。第二天，西格蒙德與他的妻子團圓了。「沒有任何語言，」他說道，「能夠描述我們重逢時的感受。」他們手拉著手走在陽光下，「自由了，就像孩子一樣幸福」。
如果說修女院院長庫內貢德斯感覺到任何恐懼的話，她那張安詳的圓臉上也不會表現出絲毫。在達勒姆宗教會所的周圍，戰鬥進行得十分激烈，每次坦克一開火大樓都會晃動，甚至在用沙袋封堵的地下室里也能感覺到那種震盪。不過庫內貢德斯卻並不理會機槍發出的嗒嗒聲以及炮彈的轟鳴聲，當槍炮聲停止的時候，她正在那間成了小禮拜堂的小餐室里祈禱，有那麼一段時間，戰鬥的喧囂聲似乎消失了，不過庫內貢德斯仍然跪著。一名修女走進小禮拜堂，對修女院院長耳語道：「蘇聯人，他們來了。」
修女院院長庫內貢德斯平靜地求主給自己賜福，跪拜，然後迅速跟著那名修女走出了小禮拜堂。蘇聯軍人先是出現在宗教會所後面，接著穿過花園走了過來，他們出現在廚房的窗戶外面，衝著裡面的嬤嬤和庶務修女咧著嘴笑，用槍指著她們。現在，一名年輕的中尉率領10名士兵正等待著院長嬤嬤的到來。廚娘列娜是烏克蘭人，於是她被匆忙找來充當翻譯。修女院院長注意到，那名軍官「看上去很聰明，而且舉止得體」。
他詢問達勒姆宗教會所的情況。庫內貢德斯解釋說，這是一家產科醫院、醫院和孤兒院，列娜補充說裡面只有「修女和嬰兒」。中尉似乎明白了，「這裡有沒有士兵或者武器？」他問道。庫內貢德斯說道：「沒有，當然沒有，這座樓里沒有那樣的東西。」有些士兵開始索要手錶和首飾。中尉對著他們痛罵一頓，那些傢伙羞愧地退了下去。
修女院院長嬤嬤告訴年輕的軍官，由於有孩子、孕婦和修女，達勒姆宗教會所需要得到某種保護的保證。中尉聳了聳肩，他是個戰士，他所感興趣的只是肅清敵人，繼續前進。
就在蘇聯人離開大樓的時候，有些士兵停下來注視著聖米迦勒的巨大雕像，聖米迦勒是「與一切惡魔進行戰鬥的上帝的武士」。他們繞著雕像轉圈，用手觸摸著雕刻出來的長袍的褶子，抬頭望著雕像的臉。中尉向院長嬤嬤道別，似乎有什麼東西讓他憂慮，有那麼一會兒，他注視著那些看雕像的人，然後對庫內貢德斯說道：「這些都是好人，正派的遵守軍紀的軍人。但我必須告訴你，那些跟在我們後面的人，那些正從後面趕上來的傢伙，都是豬玀。」
蘇聯人向前推進的浪潮無可阻擋。隨著帝國和首都的剩餘領土被入侵者分割開來，元首地堡里那些陷入瘋狂的人突然發出了一道又一道孤注一擲的命令。前面的命令被相反的命令所取代，然後相反的命令再被取消，新的命令又接踵而至。魏德林的參謀長馮·杜夫芬中校是這樣總結的：「雜亂導致混亂，命令相互矛盾，最終一切都走向了無序。」
德國人的指揮系統幾近崩潰。隨著西方盟軍和蘇軍距離會師越來越近，負責指揮西線戰事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與負責東線戰事的陸軍總司令部令人絕望地糾纏在了一起。陸軍總司令部的副總參謀長埃里希·德特勒夫森少將接到了德勒斯登城防指揮官絕望的電話，科涅夫向西進軍打算與美國人會師的坦克部隊已經接近了該城。德勒斯登城防指揮官被告知，要把他所有兵力放在穿城而過的易北河的東岸。10分鐘以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又命令德勒斯登城防指揮官，讓他把兵力放在西岸。
這樣的狀況到處都是。通信系統幾乎不存在了：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眼下設在柏林西北方[17]大約80公里處的萊茵斯貝格（Rheinsberg），它的通信完全依賴於一根固定在一個低空攔阻氣球上的天線。而在柏林，希特勒那些無法用電話下達的命令，都要通過動物園防空雙塔中那座較小的指揮塔上的通信指揮系統中轉，再用無線電發出。在L塔巨大的電信室里，空軍中尉格爾達·尼迪克（Gerda Niedieck）坐在電傳打字機和譯碼機的旁邊，她注意到此時希特勒的來電大多都是一個主題：對信息表現出瘋狂的疑問——通常是有關已經消失的集團軍的信息。無線電電傳打字機一再打出他的來電：「溫克的陣地在什麼地方？」「施泰納在哪裡？」「溫克在哪裡？」有時來電令24歲的格爾達難以忍受，她只能在電傳打字機前默默哭泣，一邊流淚一邊發出希特勒的電文和他的威脅，還有他的命令：這個瀕臨滅亡的國家要戰鬥到最後一個德國人。
最後，在經歷了6年的戰爭之後，陸軍總司令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他們麾下的軍隊一度相隔4 800公里遠——通力合作，成立了一個統一的指揮部。威廉·凱特爾元帥立即對陸軍總司令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組成的聯合指揮部的軍官們發表了演說。「我們的部隊，」他非常有把握地說道，「不僅願意戰鬥，而且完全有能力戰鬥。」他在新指揮部里踱著步子，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大將和陸軍副總參謀長埃里希·德特勒夫森少將，則流露出警惕的目光。4月24日，凱特爾曾在元首命令高級軍官離開首都設法從城外為柏林實施解圍行動之前，為希特勒描繪過同樣光明的藍圖。那是德特勒夫森最後一次進入元首地堡的地下世界，當他抵達的時候發現那裡一片混亂：入口處沒有警衛，令他吃驚的是有二十來個工人在地堡大門的後面躲避炮火，他們接到的命令是「在停車場到入口處之間挖一條戰壕」，但由於炮擊他們又無法工作。當他走下樓梯後，發現接待室里沒有警衛，更沒有人檢查他的公文包，或者「檢查他是否攜帶了武器」。由此他得出了「完全崩潰」的結論。
在希特勒小小的簡報室外面的小門廳里，「立著空玻璃杯和半滿的酒瓶」。在他看來，「那種保持冷靜，進而避免產生慌亂局面的軍人原則，已經蕩然無存了」。每個人都神經緊張、急躁易怒，女人除外，「那些秘書們，女性人員……埃娃·布勞恩，戈培爾太太及其子女……她們親切友好，她們的榜樣風範令許多男人蒙羞。」
凱特爾向希特勒做了簡短的匯報。「他用樂觀的話語，」德特勒夫森記得，「匯報了溫克的第12集團軍的狀況，以及柏林解圍的前景。」德特勒夫森發現，難以判斷「凱特爾的話，他自己能相信多少，也許他的樂觀主義只是建立在不給元首帶來負擔的基礎之上」。
但現在，在陸軍總司令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聯合指揮部的領導人面前，在遠離希特勒的時候，凱特爾的論調仍然一成不變。他在地板上一邊踱著步子一邊說：「我們的失敗實際上是因為缺乏勇氣，高級和中級指揮官們缺乏意志。」他講話的風格就像希特勒一樣，德特勒夫森認為凱特爾是「得到了師傅真傳的弟子」。而從他熱情洋溢的有關柏林將如何解圍的報告來看，「顯然他對部隊的困境沒有絲毫理解」。凱特爾不停地說著「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蘇聯人對柏林迅速合攏的包圍圈將被打破，元首會被救出來……」
在巴伐利亞，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發現自己處於一種荒謬的處境之中，他被黨衛隊的警衛軟禁了。
在4月22日希特勒的那次決定性會議散會之後，戈林的參謀長科勒上將便飛往巴伐利亞去見他。科勒匯報說：「希特勒已經崩潰了」，元首說過「輪到談判的時候，帝國元帥能夠做得比我好」。在聽取了匯報後戈林就付諸了行動。他給元首發去了一份措辭非常嚴謹的電報。「我的元首，」他在電報中說，「鑒於您已經決定留守在柏林要塞里，請問您是否同意我根據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立即接管帝國的全部領導權，代表您在國內外充分自由地採取行動？如果到今晚10點仍未收到您的答覆，我將認為您已經失去了行動自由，並且認為執行您命令的條件已經具備，我將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採取行動……」
戈林很快就收到了答覆，這個答覆毫無疑問受到了他的主要競爭對手、野心勃勃的馬丁·鮑曼的影響。希特勒發出的電文指控戈林叛國，並且宣布除非他立即辭職，否則就把他處決。4月25日傍晚，柏林電台鄭重報道說：「帝國元帥戈林患心臟病，久治不愈，且有日益嚴重的趨勢。有鑒於此，他本人請求解除其對空軍的指揮權以及與此有關的一切職責……元首已經同意了這個請求。」戈林告訴他的妻子埃米，他認為整件事情是荒謬的，最終無論如何他都是要去談判的。埃米後來告訴馮·席拉赫男爵夫人，戈林不知道「當他與艾森豪威爾初次會面的時候，應該穿什麼制服」。
當柏林在燃燒、帝國瀕臨滅亡之時，一個希特勒從未懷疑過會叛國的人，卻已經在攫取權力方面超過了戈林。
4月25日下午，華盛頓，美國陸軍參謀部參謀長助理兼作戰處處長約翰·埃德溫·赫爾（John Edwin Hull）中將，應召來到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在五角大樓的辦公室。馬歇爾告訴他，杜魯門總統正在從白宮前往五角大樓的路上，他要用裝有保密器的電話與溫斯頓·丘吉爾通話。通過瑞典紅十字會會長福爾克·貝納多特伯爵，盟國已經收到了德國人要進行談判的提議。做出這個和平試探的不是別人，正是被希特勒稱為「可信賴的海因里希」的那個人——海因里希·希姆萊。
據說駐瑞典的美國大使正通過密碼電報將希姆萊的提議發送過來。馬歇爾告訴赫爾，把電話室設置好，立即從國務院搞清楚電報的文本是否已經收到。「我給國務院的迪安·艾奇遜打了電話，」赫爾說道，「他告訴我，他對涉及希姆萊提議的電報一無所知。實際上，電報當時還在收發途中，國務院還沒人看到電文內容。」
隨後杜魯門總統來了，美國東部時間3點10分，他在五角大樓的電話室里與英國首相通話。「當他拿起電話的時候，」赫爾回憶道，「總統甚至都不知道德國人的提議是什麼。」按照赫爾的說法，丘吉爾「一開始就說你認為這份電報怎麼樣？總統回答說，『電報還在收發過程中』」。
於是丘吉爾讀了一下他從英國駐瑞典大使維克托·馬利特爵士那裡收到的電文，他告訴杜魯門，希姆萊希望能與艾森豪威爾會晤並且投降。這位黨衛隊領袖透露說希特勒病入膏肓，甚至很可能已經死了，無論如何幾天之內就會死去。顯然希姆萊希望有條件投降，不過僅僅是向西方盟軍投降，而不是向蘇聯人投降。貝納多特曾經問過希姆萊：「如果西方盟軍拒絕你的提議，那又怎麼樣呢？」希姆萊回答道：「那麼我將在東線指揮戰鬥並且戰死。」赫爾正在用另外一部電話聽著，接下來他聽見丘吉爾說：「好吧，你覺得怎麼樣？」
這位新總統剛剛接任13天，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們不能接受，否則就是無恥了，因為我們已經同蘇聯人達成了協議，不得單獨議和。」
丘吉爾立即表示同意，正如他後來所說：「我告訴他（杜魯門），我們確信投降應該是無條件的，而且應該同時向三大國投降。」當丘吉爾和杜魯門都向史達林告知希姆萊的提議以及他們的反應時，大元帥向他們兩位都表示了感謝，並且做出了相似的承諾作為答覆，蘇聯紅軍將「為了我們的共同事業，保持對柏林的壓力」。
美軍第69步兵師273團3營G連3排排長艾伯特·科茨布（Albert Kotzebue）中尉坐在吉普車上，打量著遠處的農場，心裡覺得那裡太安靜了。他下了車，走到了由26個人組成的偵察隊前頭，這樣他就能單獨靠近那棟房子了。
易北河附近的鄉村安靜得有些奇怪，村里飄揚著白色的降旗，卻沒有任何動靜，村民們都閉門不出。科茨布曾經和幾名鎮長交談過，他們講的都是同樣的故事：蘇聯人正在前來，他們一定會被殺死，他們的女人一定會遭到強暴。
科茨布小心翼翼地來到房子跟前。門半開著，他站在門側用步槍把門推開。門發出嘎吱的聲音向裡面退去，科茨布駐足凝望，發現農場主與妻子以及三個孩子圍坐在飯桌前，這是一幅祥和溫馨的畫面——只是所有人都死了。他們一定是嚇壞了，因為他們全都服毒自殺了。
巡邏小隊偵察隊的其他人趕了過來，中尉又跳進吉普車快速朝易北河駛去。接下來，在抵達河畔之前，艾伯特·科茨布創造了歷史。在萊克維茨（Leckwitz）村，他看見一個模樣奇怪的人穿著一身從未見過的制服，騎著一匹小馬。那個人在馬鞍上猛地轉過身來看著科茨布，中尉也直勾勾地看著他。為了這一時刻，科茨布和騎馬人一邊打仗一邊跨越了半個世界。看上去科茨布遇見了第一個蘇聯人[18]。
有個會說俄語的人詢問了騎馬人。是的，他是蘇聯人，他說道。「他的部隊在哪裡？」科茨布問道。那人簡要地答道：「在易北河。」在騎著馬的蘇聯人注視下，偵察隊再次動身前往易北河。在河邊，科茨布和其他幾個人找到了一艘小艇，於是他們把手裡的步槍當作槳，將小艇劃到了對岸。當他們離開小艇邁步上岸的時候，科茨布看到幾百米長的河岸被平民屍體覆蓋著——男人、女人和孩子。那裡有一些傾覆的四輪馬車和大車，到處都是行李和衣服。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表明，這些人是怎樣又是為何遭到屠殺的。幾分鐘之後，美國人遇見了第一撥蘇聯人。科茨布行了軍禮，蘇聯軍人回敬了軍禮。沒有歡騰的相逢場面，沒有互拍肩膀或者擁抱，他們只是站在那裡彼此相望。此時的時間是1945年4月25日下午1點30分，西方盟軍和東方的盟友在小鎮施特雷拉（Strehla）會師了。
下午4點40分，在北邊大約32公里處的易北河畔托爾高（Torgau），美軍第69步兵師273團1營的威廉·D.羅伯遜（William D. Robertson）少尉，偶然碰到了一些蘇聯人。他帶著4名蘇聯士兵一起回到了指揮部，他們的相遇將作為正式的會師而載入史冊。不管怎麼說，不論是在1點30分還是在4點40分，希特勒的帝國都已經被霍奇斯中將的美軍第1集團軍和科涅夫元帥的烏克蘭第1方面軍切成了兩半，而且在同一天——似乎誰也說不出準確的時間——柏林被包圍了。
德軍第9集團軍的整個北翼崩潰了，部隊完全被包圍，正日夜遭到蘇聯轟炸機群的打擊。運送補給的形勢非常困難，德國空軍試圖進行一次空投，但諸事不順。沒有足夠的飛機來完成這項任務，飛機也沒有足夠的燃料，而且空投的物資又落到了錯誤的地方。儘管如此，第9集團軍卻仍然在頑強地戰鬥著，向溫克的第12集團軍靠攏。
然而，現在海因里希獲悉了溫克真正的情況：與克雷布斯所說的相反，第12集團軍幾乎沒有戰鬥力。他憤懣地給克雷布斯打電話，指控他故意提供虛假信息。「那是一支影子部隊，」海因里希怒氣沖沖地說道，「它完全沒有實力向第9集團軍推進，與它會合併向北進攻以解柏林之圍。等到這兩支部隊會師的時候，不論是哪支部隊都剩下沒多少戰鬥力了，而這一點你很清楚！」
事實上，馮·曼陀菲爾的第3裝甲集團軍是維斯瓦集團軍群碩果僅存的一支部隊。馮·曼陀菲爾在頑強地堅守著，不過其防線中央卻不祥地被打凹了進去。更糟糕的是，朱可夫的坦克部隊在其南翼大舉猛攻，現在已處於適當位置，隨時可以揮師北上包抄馮·曼陀菲爾的集團軍。擋在他們前進道路上的唯一一支部隊，就是黨衛軍將領費利克斯·施泰納那支由烏合之眾組成的集團軍級支隊。
希特勒的柏林解圍計劃要求施泰納從柏林北部向南攻擊蘇聯紅軍的推進路線，與此同時第9集團軍和第12集團軍合兵一處，從柏林南部朝北大舉猛攻。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個可行的計劃，但實際上它沒有成功的可能，施泰納就是障礙之一。「他老是找各種各樣的藉口不發動進攻，」海因里希說道，「我漸漸感覺到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這位維斯瓦集團軍群的指揮官知道，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施泰納的部隊應該進抵施潘道區，不過他並沒有足夠的兵力完成此項任務，即便如此海因里希仍然希望進攻照常發動。施泰納起碼有足夠的實力牽制朱可夫的大舉猛攻，如果他能勉力做到這一點，就可以阻止蘇聯人包圍馮·曼陀菲爾的部隊，這樣一來就能給海因里希爭取到所需要的時間，把曼陀菲爾的部隊分批撤退到易北河。他現在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拯救自己的部下，帝國的完全崩潰顯然已不可避免，就在這幾天之內了。海因里希保存著一張地圖，他在上面從北到南畫了5條撤退路線，讓部隊從奧得河一直撤退到西線。第一條撤退路線叫「沃坦」（Wotan），第二條叫「於克爾」（Uecker），剩下的只是編了號，這些路線間隔24~32公里。馮·曼陀菲爾的部隊現在正處於「沃坦」路線上，問題是他能夠在那裡堅持多久。
25日上午，海因里希去見了馮·曼陀菲爾。他們在集團軍指揮部後面的小花園裡散步，第3裝甲集團軍指揮官輕聲說道：「我再也堅持不下去了。」他神情嚴峻，「沒有坦克，沒有反坦克炮，缺乏經驗的部隊已經在逃跑了，又怎麼能指望我再堅持下去？」
「你還能堅持多久？」
馮·曼陀菲爾搖了搖頭。
「也許再堅持一天。」
一架飛機在遭到嚴重破壞的城市上空來回穿梭，傳單穿過烈火硝煙和炮彈爆炸形成的彈幕，從飛機上飄落到地面。在維爾默斯多夫區，夏洛特·里希特撿起一張傳單，上面寫著：「堅持下去！溫克將軍和施泰納將軍正趕來為柏林解圍。」
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施泰納要做什麼。海因里希來到位於納森海德（Nassenheide）的第25裝甲擲彈兵師師部。約德爾正與施泰納待在一起，他們已經在爭論施泰納的進攻應該怎樣進行。現在每個人又再次推演了一遍，隨後施泰納開始談論其部隊的狀況。「你們誰看到過他們？」他問道。
約德爾說道：「他們處於一流狀態，他們的士氣非常高漲。」
施泰納吃驚地看著約德爾。
海因里希平靜地問道：「施泰納，你為什麼不進攻呢？你為什麼一再推遲呢？」
「原因非常簡單，」施泰納說道，「我只是兵力不足，我連成功的最小機率都沒有。」
「那你有什麼呢？」海因里希耐心地問道。
施泰納解釋說，他的總兵力只有六個營，其中包括黨衛軍警察師的一些人，再加上第5裝甲師和第3海軍步兵師。「海軍的人我可以忽略不計，」施泰納說道，「我確信他們在軍艦上是了不起的，但他們從未接受過步兵戰術訓練。我幾乎沒有炮兵，只有幾輛坦克和少許高射炮。」他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我告訴你我有什麼，一大群烏合之眾，他們永遠也不可能從格門多夫（Germendorf）衝到施潘道。」
「好吧，施泰納，」海因里希冷靜地說道，「你得為你的元首發動進攻。」施泰納對他怒目而視。「他也是你的元首！」他叫嚷道。
當海因里希與約德爾離開的時候，海因里希心裡清楚，施泰納根本就無意發動進攻。
幾個小時以後，在位於比肯海恩的維斯瓦集團軍群指揮部里，電話鈴聲響起。海因里希拿起電話，發現是馮·曼陀菲爾打來的，他似乎絕望了。「我必須得到您的允許，從斯德丁和施韋特撤退。我再也頂不住了。如果現在不撤，我們就要被合圍了。」
一瞬間，海因里希想起了希特勒在1月份下達給高級將領的命令。他們要「親自向希特勒負責」，如果事先沒有正式向希特勒匯報，以便由希特勒做出決定，就不能撤退或者放棄陣地。現在海因里希說道：「撤退。你聽見我的話了嗎？我說的是，撤退。聽著，曼陀菲爾，同時放棄斯德丁要塞。」
他穿著羊皮大衣，綁著一戰時用的裹腿，站在桌子旁認真考慮著他所做的事情。他恰好在軍隊里服役了40年，他知道現在即使自己不被槍斃，事業也結束了。隨後他叫來了艾斯曼上校和他的參謀長。「告知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他說道，「我已經命令第3裝甲集團軍撤退了。」他思考了一番，然後說道：「等他們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就算想把這道命令撤回，也為時已晚了。」
他看著馮·特羅塔這位最堅定的希特勒的信徒，又看了看他的老朋友艾斯曼，解釋了從現在開始他的原則是什麼：他絕不會再讓部隊毫無必要地暴露在敵人面前，他寧可撤退，也絕不毫無必要地把人們送上絕路。「你們有什麼意見？」他問他們，艾斯曼立即提議，應該下令「撤退到『於克爾』路線的後方，待在梅克倫堡湖區里，等待投降」。馮·特羅塔一聽到這話便跳了起來。「哪怕想到投降，哪怕使用『投降』這個詞，都是玷污軍人榮譽的，」馮·特羅塔氣急敗壞地說道，「不應該由我們，而應該由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來下命令。」
海因里希平靜地說道：「我拒絕再接受這些自殺式的命令，代表我的部隊拒絕這些命令是我的責任，我打算這樣做。而且，為我的行動向德國人民做出解釋也是我的責任。」隨後，他又補充說：「還有，特羅塔，尤其是向上帝為我的行動做出解釋。」
「晚安，先生們。」
凱特爾用了48小時的時間才得知，海因里希已經命令馮·曼陀菲爾撤退了，他是目睹部隊正在撤退的。在驅車穿過第3裝甲集團軍防區的時候，他吃驚地看到各處的部隊都在撤退。於是他勃然大怒，命令海因里希和馮·曼陀菲爾到菲爾斯滕貝格（Fürstenberg）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向他匯報。
當馮·曼陀菲爾的參謀長布克哈特·米勒―希勒布蘭德（Burkhart Müler-Hillebrand）少將得知這個安排的時候，大吃一驚之餘又非常擔心。為什麼要在十字路口呢？為什麼要在開闊地里呢？他趕忙出去尋找他的參謀們。
在十字路口，當海因里希和馮·曼陀菲爾從小汽車裡下來的時候，他們看見凱特爾和隨行人員已經在此等候了。希特勒的參謀總長一副克制不住的狂怒模樣，他的臉陰沉沉的，元帥權杖反覆敲打戴著手套的手掌。馮·曼陀菲爾向他致意。海因里希行了軍禮。凱特爾立即叫嚷起來：「你為什麼下令撤退？你被告知要待在奧得河畔！希特勒命令你堅守！他命令你不得移動！」他指著海因里希，「可是你！卻下令撤退！」
海因里希一言不發。按照馮·曼陀菲爾的說法，等凱特爾發泄完畢之後，「海因里希條理清晰地說明了形勢，他的理由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海因里希說道：「我告訴你，凱特爾元帥，我沒法用手頭的這點部隊守住奧得河，我不想犧牲他們的生命。還有，我們將不得不撤退到更遠的地方。」
馮·曼陀菲爾立即表態，盡力說明導致撤退的戰術態勢。「我遺憾地告訴您，」他最後說，「海因里希將軍是對的。如果沒有增援部隊，我將不得不撤退到更遠的地方。我到這裡來是為了要搞清楚，我是否能得到增援部隊。」
凱特爾大發雷霆。「沒有可用的預備隊！」他喊道，「這是元首的命令！」他用元帥權杖敲打著手心，「你要守住你原有的陣地！」他再次敲打著手心，「現在你的集團軍要從這兒掉頭回去！」
「凱特爾元帥，」海因里希說道，「只要我還在指揮，我就絕不會向馮·曼陀菲爾下這道命令。」
馮·曼陀菲爾說道：「凱特爾元帥，第3裝甲集團軍聽哈索·馮·曼陀菲爾將軍的。」
這時凱特爾完全失控了。「他突然發作起來，」馮·曼陀菲爾回憶道，「結果不論是海因里希還是我都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最後他叫喊道：「你們將在歷史面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馮·曼陀菲爾立即火氣很大地回敬道：「曼陀菲爾家族為普魯士王朝盡忠200年了，他們始終為自己的行為負全責。我，哈索·馮·曼陀菲爾，欣然承擔這份責任。」
凱特爾轉向海因里希。「你是始作俑者！」他說道，「是你！」
海因里希轉過身，指著道路上正在撤退的馮·曼陀菲爾的部隊，正色道：「我只能說，凱特爾元帥，如果你想讓這些人被派回去挨槍子送命，那麼你為什麼不動手呢？」
在馮·曼陀菲爾看來，凱特爾「似乎朝著海因里希威脅性地邁了一步」，然後他厲聲急促地說道：「海因里希大將，從即刻起你被解除了維斯瓦集團軍群指揮官的職務，你要回到指揮部等候你的繼任者。」
說完，凱特爾鐵青著臉鑽進轎車離開了。
這時米勒—希勒布蘭德少將和他的參謀們從樹林裡走了出來，每個人手裡都提著衝鋒鎗。「我們以為會有點小麻煩。」他解釋說。
馮·曼陀菲爾仍然認為會有點小麻煩。他提出要保護海因里希的安全「直到最後」，但海因里希婉拒了。他向軍官們行了軍禮，然後上了自己的車。在經歷了40年的軍旅生涯之後，就在戰爭的最後幾個小時裡他被恥辱地解除了職務。海因里希拉起身上的老羊皮大衣領子，對司機說，「返回指揮部。」
到處都有蘇聯人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城區內兵力單薄的守軍不斷被擊退，一個又一個街區被蘇軍奪取。在一些地方，裝備不足的人民衝鋒隊員望風而逃，希特勒青年團、人民衝鋒隊、警察部隊和消防隊為了守衛同一個目標並肩作戰，卻由不同的指揮官各自指揮，並經常得到相互矛盾的命令。實際上，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弄不清楚自己的上級究竟是誰。新任柏林衛戍司令魏德林將軍，把他遭到重創的老部下第56裝甲軍里所剩無幾的有戰鬥經驗的老兵，分散投入各個防區，充當骨幹力量支撐人民衝鋒隊和希特勒青年團，但這一措施最終收效甚微。
采倫多夫區幾乎沒怎麼堅守就很快失守了，希特勒青年團和人民衝鋒隊試圖守住政府辦公樓前的防線，但他們失敗了，區長掛出白旗投降，然後在絕望中自殺了。韋森塞區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是一個共產黨占優勢的區，現在，這個區裡的許多街區不戰而降，很多地方匆匆扯下黑色的納粹字旗換上了紅旗。潘科區抵抗了兩天，韋丁區則抵抗了三天。一些小包圍圈裡的德國人頑強地戰鬥到最後，但在各處已經沒有了連貫的防線。
街壘被摧毀，變成了一堆碎片。蘇軍坦克快速推進，遭遇狙擊手的時候他們通常傾向於炸毀狙擊手所在的大樓，而不是派士兵進入大樓搜尋狙擊手，蘇軍一點兒也沒有浪費時間。有些障礙物，比如有軌電車和裝滿了石頭的四輪馬車，則被炮火近距離摧毀。在遭遇到較為頑強的抵抗時，蘇軍就迂迴包抄過去。在維爾默斯多夫區和舍訥貝格區，遇到抵抗的蘇軍部隊從築有街壘的街道兩邊的建築物里用火箭筒開路，破牆前進，迂迴到德國守軍後方，把他們消滅。
密集的炮火一片一片地把市中心的幾個區夷為平地。那些地區一被攻陷，蘇聯人便把在奧得河和尼斯河畔大顯神威的諸多重炮單位和「史達林管風琴」（即「喀秋莎」火箭炮）儘快運了進來。在滕佩爾霍夫機場和加托機場，大炮密布，炮管林立。在格魯訥瓦爾德，在泰格爾森林，在公園和各處空地，甚至在公寓住宅的花園裡，也是如此。一排排「史達林管風琴」把大街堵得水泄不通，噴吐出烈焰風暴，用含磷的火箭彈把整個地區變成一片火海。「到處都是烈焰，結果沒有夜晚可言，」人民衝鋒隊員埃德蒙·黑克舍回憶道，「你甚至能在夜裡讀報，如果你能搞到報紙的話。」威廉·諾爾特博士是一位化學家，被消防部門臨時徵召參與救火任務[19]。他看到當他的工人們試圖撲滅大火的時候，蘇聯紅軍的炮兵校射機引導著密集的炮火落到他們的頭上。赫爾曼·黑爾里格爾不久前剛剛加入人民衝鋒隊，炮彈爆炸的衝擊波把他掀離地面，拋進了附近的一個彈坑裡。令黑爾里格爾驚恐的是，他落在了3名士兵的屍體上。這位58歲的人民衝鋒隊員原先只是一名旅行社的推銷員，他爬出彈坑，全速逃回了家。
隨著蘇聯人越來越深入城市，人民衝鋒隊開始消失，制服和臂章被丟棄在街上。有些部隊是被他們的指揮官故意遣散的。在帝國奧林匹克體育場，有著騎士頭銜的人民衝鋒隊營長卡爾·馮·哈爾特，在一場激烈戰鬥結束後將倖存者們召集在一起，告訴他們可以回家了。畢竟近半數的人什麼都做不了。他們用的是德制步槍，可發給他們的卻是口徑不合的義大利子彈。「讓他們回家，是接下來唯一能做的事情，」馮·哈爾特說道，「要麼讓他們回家，要麼讓他們向蘇聯人扔石頭。」
城裡到處都有士兵在開小差。赫爾姆特·福爾克中士就看不出自己有什麼理由應該為元首捐軀。福爾克是德國的反間諜機構軍事情報局（Abwehr）的會計師，他突然被發給一支步槍，讓他去參加守衛格魯訥瓦爾德的戰鬥值勤。當他聽說他的部隊受命前往帝國總理府一帶時，福爾克反而動身回到了他位於烏蘭德大街的家。家裡人看見他真是高興壞了，但他的制服給所有人都帶來了危險。福爾克迅速脫下制服，換上平民裝束，並把制服藏到了地下室里。他幹得很及時，還不到一個小時蘇聯紅軍就占領了該地區。
在弗賴橋附近的戰地指揮所里，列兵維利·塔姆（Willi Thamm）聽到了一些事，這使得他決定繼續待在部隊直到最後。當時有名中尉進來，向塔姆的上尉匯報情況。中尉一邊喝著咖啡和杜松子酒，一邊說道：「想想吧！到處都有步兵想要開小差，今天有三個人沒有向我請假就離隊了。」塔姆的上尉看著他：「你是怎麼做的？」中尉喝了一小口咖啡，說道：「我把他們都斃了。」
成群結隊的黨衛軍如同匪幫一樣在城裡四處遊蕩，他們自行賦予自己審判權，到處搜尋逃亡的士兵。他們差不多把每個穿制服的人都叫住，檢查他們的身份和所屬部隊，任何被懷疑從連隊里逃跑的人，大都被就地槍決，要不就是被吊死在樹上或者路燈柱上，以儆效尤。16歲的阿里貝特·舒爾茨（Aribert Schulz）是希特勒青年團員，他向設在施皮特爾市場（Spittelmarkt，又稱養老院市場）一家廢棄的電影院裡的指揮部報告說，他看見一個紅頭髮的瘦高個黨衛軍士兵端著步槍，押著一個人走到街上。舒爾茨問他出了什麼事，對方告訴他那個人是國防軍的一名士官，被發現穿著便服。黨衛軍士兵押著他在萊比錫大街上走著，舒爾茨在後面跟隨。突然，那名黨衛軍士兵用力推了國防軍士官一下，當他一個踉蹌試圖保持平衡的時候，黨衛軍士兵朝著他的背上開了一槍。
那天晚上，舒爾茨再次看見了那個紅頭髮的黨衛軍士兵。舒爾茨和所在部隊的其他男孩子一起，正在一道街壘邊站崗時，看見一輛蘇聯T—34坦克從庫爾大街駛來。坦克炮塔緩慢地轉動著，這時它被直射火力命中，發生了爆炸，坦克車組中唯一的倖存者立即被俘虜了。在那個蘇聯人的口袋裡，男孩們發現了一些柏林關鍵性地標的照片。在指揮部里，蘇聯紅軍坦克手受到了審訊，然後他被交給了一個拿步槍的人，此人正是舒爾茨之前見過的那個黨衛軍士兵。他再次押著囚犯走上大街，但這次他友好地拍著蘇聯人，打著手勢示意他走。蘇聯人咧著嘴笑了笑，轉身離去，隨後黨衛軍士兵同樣從背後給了他一槍。年輕的舒爾茨明白了，這名瘦高個的黨衛軍射手原來是指揮部指定的劊子手。
現在，各個地方的柏林守軍都被迫退入了中央地區的廢墟之中。為了遲滯蘇聯紅軍的推進速度，這座城市總共248座橋樑中的120座被炸掉了，因此魏德林將軍指揮下的部隊一直缺乏炸藥，不得不使用航空炸彈作為炸藥的替代品。狂熱分子還額外摧毀了一些設施，卻不去考慮會導致什麼後果。黨衛軍炸毀了一條從施普雷河河灣與蘭德維爾運河下面穿過的6.4公里長的隧道，隧道本身恰好是一條鐵路連接線，數千名平民將那裡當作藏身的掩蔽所。當河水開始湧入隧道內的時候，人們瘋狂地沿著鐵路爭相跑向高處。隧道被人們堵得水泄不通，四列同樣躲避在隧道內滿載傷員的列車上，傷員們在高聲哀號。剛剛從安哈特火車站掩體過來的埃爾夫麗德·瓦塞爾曼和她的丈夫埃里希，正在設法從人群中擠出去，埃爾夫麗德聽見了火車裡的傷員發出的尖叫聲：「讓我們出去！讓我們出去！我們要被淹死了！」但沒有任何人停下來幫助他們。水幾乎漫到了埃爾夫麗德的腰，埃里希則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著，他的情況甚至更糟。人們爭吵著、喊叫著，彼此推搡踐踏，拚命跑到安全的地方。埃爾夫麗德幾乎絕望了，但埃里希仍不斷地喊道：「一直走！一直走！我們就要到了，我們要成功了。」他們是成功了，但埃爾夫麗德永遠也不知道，還有多少人也成功了。
到4月28日，蘇聯紅軍已經接近了城市的中心地帶，包圍圈越收越緊。在夏洛滕堡區、米特區以及腓特烈斯海因區的邊緣，殊死的戰鬥正在激烈進行。一條狹窄的通道仍然通向施潘道區，魏德林所剩無幾的真正有戰鬥經驗的部隊正在努力保持通道暢通，以備緊急關頭突圍之需。傷亡巨大，街道上到處都是屍體。由於炮擊人們無法從掩蔽所出來幫助在附近受傷倒地的朋友和親戚，許多人是在柏林老式的街道水泵旁排隊取水時被擊中的。士兵們也沒有好到哪裡去，能夠自己走到包紮所的傷員是幸運的，那些失去行動能力的傷員，往往就躺在他們受傷倒下的地方，死於失血過多。
人民衝鋒隊的庫爾特·博格幾乎失去了一個腳後跟，他又是爬行，又是一瘸一拐地走，就這樣前進了幾公里，最後再也走不動了。他躺在街道上喊救命，但寥寥無幾敢於冒著炮擊的危險離開掩蔽所的人，正忙於救他們自己的命。
博格躺在路旁的一條排水溝里，看見一個路德會修女從一個門口跑到另外一個門口。「嬤嬤，嬤嬤，」他喊道，「你能幫幫我嗎？」修女停了下來，「你能爬到教堂旁邊的禮拜堂嗎？」她問道，「從這裡過去只要5分鐘的時間，我到了那裡就會幫你。」他終於爬到了那裡。所有的房門都敞開著，他爬進走廊，又進了一間接待室，最後昏倒了。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攤血泊之中，他慢慢轉動眼睛，查看那血到底是從哪裡來的。他朝房間對面望去，那裡通向一座花園，敞開著的門邊一頭荷蘭的黑白花奶牛抵著門，身體扭曲著，正在用柔和的眼睛看著他。奶牛的嘴裡像泉涌一般流著血。人和動物一言不發，充滿同情地彼此凝視著。
隨著蘇聯人把柏林城區的中心地帶孤立起來，魏德林的部隊也被壓縮得越來越厲害。補給品用完了，他絕望地懇請空投補給，結果收到了6噸補給品和16枚反坦克火箭彈。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可怕的戰鬥中有架飛機突然飛了進來，降落在東西軸心大道上。那條寬闊的大道從西邊的哈弗爾河一直通向東邊的菩提樹下街。那是一架小型的Fi 156「鸛」式偵察機，裡面坐著羅伯特·馮·格賴姆（Robert von Greim）空軍大將和著名的女飛行員漢娜·賴奇（Hanna Reitsch）。飛機在降落前被防空炮火擊中，燃料正從機翼油箱裡泄漏出來。駕機飛行的是馮·格賴姆，在飛機觸地之前他的腳受了傷。漢娜一把抓住操縱杆和油門杆，完美地著陸了。這兩位飛行員是被希特勒召到帝國總理府的，他們抵達後，希特勒立即提升馮·格賴姆為空軍元帥，取代「叛國」的戈林，成為現在實際上已經不存在的德國空軍的新總司令。
元首地堡已經遭受過炮擊，不過暫時還算安全。另一個安全島是位於城市中央地帶的動物園裡的防空雙塔。在大約40米高的G塔裡面擠滿了人，誰也無法精確地統計出有多少人。據德國空軍醫生瓦爾特·哈格多恩（Walter Hagedorn）醫生估計，有多達3萬人——加上駐紮其內的軍隊。每一層都有人或坐或站在樓梯和樓梯平台上，沒有移動的空間。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比如19歲的烏爾蘇拉·施塔拉，正在盡其所能減輕平民的痛苦。她永遠也忘不了那種令人作嘔的混合氣味，「汗水味、衣服散發出的臭味、嬰兒的尿布味，全都與醫院裡的消毒劑味混合在一起」。在這個掩蔽所里待了幾天以後，很多人都處於崩潰的邊緣，有些人自殺了。兩個在第一層的樓梯平台上並肩坐著的老太太服毒了，但誰也說不出是什麼時候服的毒。由於她們周圍擠滿了人，因而她們死的時候是筆直坐著的，被人發現時顯然已經有幾天了。
哈格多恩醫生在他的小醫院裡為傷員做手術，幾乎連續不停地做了五天。他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掩埋死者。由於炮擊，人們不可能出去。「在炮擊的間歇期，」他後來回憶說，「我們試圖把屍體和被切除的四肢運出去掩埋，但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此時此刻，炮彈從四周猛烈轟擊著這座掩蔽所堅固的混凝土牆，彈片四濺在窗戶的鋼製擋板上。哈格多恩已經有了500名死者和1 500名傷員，另外還有數目不詳的幾乎精神錯亂的人。到處都有自殺者，由於過於擁擠，自殺者的人數甚至都無法清點。不過醫生記得，在防空塔里仍然有人在說：「我們能夠堅持到溫克或者美國人到達這裡。」
在這座塔的下面，就是動物園遼闊的荒地。動物們也遭到了可怕的屠殺。每當炮彈落地，鳥都朝各個方向飛去，獅子們被射殺了，河馬羅莎在池子裡被一枚炮彈炸死了。鳥類飼養員施瓦茨感到絕望，那隻待在他浴室里的罕見的鸛「阿布·馬庫博」，不知怎麼竟逃脫了。現在，動物園園長盧茨·黑克已經接到了防空塔指揮官的命令，殺死那隻狒狒，籠子損壞後那隻野獸有逃跑的危險。
黑克端著步槍走到猴籠邊，那隻如同老朋友一樣的狒狒身子縮成一團坐在鐵籠邊上。黑克舉起步槍，把槍口靠近這隻動物的頭部，狒狒輕輕地把槍口推到一邊。黑克在驚訝中再次舉起步槍，狒狒再次把槍口推到一邊。黑克感到厭煩而且有些動搖了，但他又試了一次。這次狒狒只是沉默地看著他。然後，黑剋扣動了扳機。
戰鬥仍在繼續，另一種野蠻的攻擊同樣在進行，那種攻擊是可怕的和私底下的。在紀律嚴明的前線後方，大群的蘇軍老兵現在要求得到征服者應得的權利：被征服者的女人。
烏爾蘇拉·克斯特與她的父母、6歲的雙胞胎女兒英格麗德和吉塞拉，以及7個月大的兒子貝恩德一起躲在采倫多夫區的一間地下室里，當4個蘇聯士兵用步槍槍托砸開門的時候，她正在睡覺。他們搜查了這個掩蔽所，找到一個空皮箱，把水果罐頭、自來水筆、鋼筆、鉛筆、手錶以及烏爾蘇拉的錢包裝進皮箱裡。一個蘇聯人發現了一瓶法國香水，他打開香水聞了聞，然後把香水倒在他的衣服上。第二個蘇聯人端著槍把烏爾蘇拉的父母和孩子逼到地下室的一間小屋子裡，隨後那4個人一個接一個侵犯了她。
第二天早晨大約6點的時候，蒙受創傷的烏爾蘇拉正在給孩子餵奶，這時又有兩名士兵進入了地下室。她懷抱著孩子試圖躲閃並奪門而出，但她太虛弱了，根本沖不出去。一個士兵從她懷裡把嬰兒奪過去，把孩子放在了嬰兒車裡，第二個士兵看著她，咧著嘴笑了。他們倆都髒兮兮的，衣服上沾滿了砂礫，靴子裡插著匕首，他們戴著皮帽子，其中一個人甚至連襯衣都沒好好扎進褲子裡。兩人姦污了她。當他們離開以後，烏爾蘇拉抓住她能夠找到的所有毯子，抱起嬰兒，把她的女兒們叫過來，然後跑進街道對面的一個花園式住宅區。在那裡，她找到了一個浴缸，那是從一幢房子裡扔出來的，要不然就是被炸出來的。烏爾蘇拉把浴缸反扣在地，和她的孩子們一起躲了進去。
在赫爾姆斯多夫，18歲的尤利亞妮·博赫尼克在聽見蘇聯人走近的時候，鑽進了地下室後面的沙發底下。她的父親是一位會說俄語的語言學家，她聽見父親對闖入者提出抗議。士兵們詢問尤利亞妮在什麼地方，她的父親喊叫著「我要到政委那裡告你們」。她的父親最終被槍威逼著離開地下室，趕到了大街上。尤利亞妮安靜地躺著一動也不動，希望那些蘇聯人會離開。她已經把自己的臉和金髮弄黑了，為的是讓自己顯得老一些，不過她仍然沒有心存僥倖，一直待在沙發底下。
在毗連的地下室里有兩個老人，突然尤利亞妮聽見其中一人用可怕的聲音喊道：「她在那裡！在那裡！在沙發底下。」尤利亞妮從躲藏處被硬拽了出來，她站在那裡，嚇得渾身顫抖。蘇聯人彼此交談了一會兒，接下來除了一個人之外都離開了。「他是個青年軍官，」她後來講述道，「透過他的手電筒的燈光，我所能說的是，他衣著整潔、外表瀟灑。」他做出了意義明確的手勢。她直往後縮。他朝前靠過來，微笑著「溫文爾雅但又堅定有力地」開始脫尤利亞妮的衣服。她掙紮起來。「那對他來說沒那麼容易，」尤利亞妮記得，「他一隻手拿著手電筒，帶著一種蘇聯式的警惕，保持著對周圍的觀察，防備著可能的突然襲擊。」
儘管她全力掙扎，蘇聯軍官還是逐漸扒掉了尤利亞妮的衣服。她試圖求饒，可又不會說俄語，最後她哭了起來，跪下來求他別碰自己。那個年輕的蘇聯人只是看著她。尤利亞妮停止哭泣，控制住自己嘗試另一種策略，她開始堅定而又委婉地說話。「我告訴他，這全都錯了，」她回憶道，「我說，人們不能這樣做。」那個蘇聯人開始顯得惱火。由於她的衣服幾乎全都被扒掉，接下來姑娘又崩潰了。「我就是不愛你！」她叫道，「這樣做沒有道理！我就是不愛你！」突然，蘇聯人用厭煩的語調說了句「啊哈」，然後匆匆離開了地下室。
第二天上午，尤利亞妮和另外一個姑娘逃進了一家多明我會女修道院。在此後的4個星期里，她們受到了修道院的庇護，就躲藏在那裡。尤利亞妮後來得知，她的朋友羅茜·霍夫曼以及羅茜的母親，原先就曾發誓，如果蘇聯人來了她們就自殺。結果她們母女都遭到了強姦，最後她們服毒了。[20]
格爾德·布赫瓦爾德（Gerd Buchwald）是一名教師，他目睹了蘇聯軍人在賴尼肯多夫區的野蠻行徑。他的公寓套房被蘇聯紅軍女兵洗劫一空，看上去「我妻子的衣服像磁石一樣吸引著她們，她們拿上所有看得上眼的東西，飄然而去」。他把剩下的衣服燒掉，又把手槍拆開藏在花園裡。當晚一群醉醺醺的蘇聯士兵出現了。「女人！女人！」他們朝布赫瓦爾德喊道。他用友善的微笑迎接他們，「我長了兩天的鬍子，沒梳理過的頭髮顯得很邋遢，由於我顯得比實際年齡更老吧，我的故事奏效了。我挺直身子張開雙手，說了句『女人死了』」。顯然他們聽明白了：他的妻子死了。布赫瓦爾德坐在沙發上伸了伸懶腰，與此同時他們四下張望，拿了一副男褲的吊帶後消失了。在他們離開之後，布赫瓦爾德把門閂上，把沙發移開，幫助妻子埃爾莎從水泥地面上挖出來的一米見方的洞裡爬出來。在以後的幾個星期里，她每天晚上都待在那裡。
格哈德·雅各比博士是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的牧師，他也成功地把自己的妻子藏了起來。儘管有許多婦女從他的地下室里被帶出去遭到強暴，但他卻巧妙地利用了一張毯子，成功地把他的妻子藏了起來。他睡在一把狹窄的長躺椅外側，他的妻子側著身子躺在里側，她的腳放在他的頭部位置，被一張沉重的毯子完全覆蓋著，別人基本上看不見她。
在維爾默斯多夫區，伊爾莎·安茨、她的妹妹安內莉澤以及母親，起初給蘇聯紅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在一段時間裡並沒有受到打擾。然而，某個黎明之前的深夜中，安內莉澤從她與母親共用的床上被拽了下來，她尖叫著被拖進樓上的一個套間，隨後被一名蘇聯軍官野蠻地強暴了。完事後，那個蘇聯人撫摸著她的頭髮，說道：「好德國人。」他要她不要告訴任何人一名蘇聯軍官強姦了她。第二天一個士兵給她帶來了一包食品。
不久之後，另一個紅軍士兵又打起了伊爾莎的主意，他雙手各提著一支手槍走了進來。「我從床上坐起來，不知道他要用哪支手槍打死我，是左手的那支還是右手的那支？」她回憶道。由於地下室十分寒冷，伊爾莎穿著好幾件毛線衫和滑雪褲，他猛然撲向她，扯開她的毛線衫，接著突然困惑地問道：「你是德國士兵嗎？」伊爾莎說：「我並不感到驚訝，我餓得太瘦了，看起來幾乎不像女人。」但那個蘇聯人很快就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她還是被姦污了。蘇聯士兵離開時說道：「德國人在蘇聯就是這麼做的。」過了一些時候他回來了，令她驚異的是，他在那天晚上的剩餘時間裡就待在她的床邊，保護她免受其他慾火焚身的士兵的侵犯。
自那以後，安茨一家多次遭到野蠻對待。有一次她們被帶了出去，背靠牆站著，似乎將被槍決。還有一次，伊爾莎又被強姦了。這一切讓她們開始考慮自殺。「要是我們有毒藥的話，就拿我來說吧，肯定會自殺的。」伊爾莎回憶說。
在蘇聯人進行強姦和搶劫的時候，到處都有人自殺。單是在潘科區，在3周之內就記錄了215例自殺，其中大多是婦女。約瑟夫·米夏爾克神父和阿爾方斯·馬茨克爾神父是夏洛滕堡區聖卡尼修斯天主教堂的耶穌會會士[21]，他們看見一位母親和兩個孩子被人們從哈弗爾河裡打撈出來，這時他們才意識到婦女被蘇聯人的暴行逼到了什麼程度。那個母親把兩個裝滿了磚的購物袋綑紮在胳膊上，每條胳膊下面都夾著一個孩子，跳進了河中。
17歲的姑娘漢內洛蕾·馮·克穆達，是米夏爾克神父教區的一位居民，她遭到了一群醉醺醺的蘇聯軍人的輪流強暴，事後他們又對著這個姑娘開了三槍。女孩身負重傷，但並沒有當場死亡，人們用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 一輛嬰兒車將她送到了教區教堂。當時米夏爾克神父並不在那裡，等到他回來的時候那姑娘不見了。在接下來的24小時裡，他一直在尋找漢內洛蕾，最後在聖希爾德加德醫院找到了她。他主持了最後的聖禮，第二天晚上他幾乎整夜都坐在她的床邊，告訴她不要擔憂。漢內洛蕾倖存了下來（一年以後，她和她母親被一輛卡車撞死了）。
瑪格麗特·普羅邁斯特負責管理一個巨大的防空掩蔽所。「兩天兩夜裡，」她回憶說，「一茬又一茬的蘇聯人湧入我的防空洞，肆意搶劫、強姦。婦女若是拒絕就會被殺死，有些婦女則不管怎樣做還是被槍殺了。單是在一個房間裡，我就發現了六七具女性的屍體，她們全都躺在被姦污的位置上，頭都被打爆了。」瑪格麗特本人也被強暴了，儘管她向那個年輕人多次聲明「我對你來說太老了」。她還看見三個蘇聯人抓住一名護士，他們按住了她，而第四個蘇聯人則侮辱了她。
希特勒青年團員克勞斯·屈斯特現在身著平民服飾，同兩個坐在吉普車上的蘇聯軍官談得熱火朝天。其中一名軍官會說德語而且非常健談，這使得屈斯特鼓起勇氣，問了一個不夠聰明的問題。「蘇聯士兵是不是真的像報紙上說的那樣奸淫擄掠？」屈斯特問道。那名軍官豪爽地給了他一包香菸，說道：「我可以用我作為一名軍官的名譽向你擔保，蘇聯士兵絕不會把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那些報紙寫的全都是謊言。」
第二天，屈斯特看見三個蘇聯人在巴比將軍街抓著一個婦女，把她拽進一條走廊。一個士兵用衝鋒鎗示意屈斯特退回去，第二個士兵按住那名尖叫的女人，第三個人強姦了她。隨後屈斯特看見那個施暴者從走廊里走了出來，他醉得非常厲害，臉上淚如雨下，嘴裡喊著「Ja bolshoi swinja」。屈斯特問其中一個蘇聯人，那句話是什麼意思，那人大笑起來，用德語說，「那意思是，『我是頭大肥豬』。」
瑪格麗塔·普羅布斯特待在克羅依茨貝格區的一處掩蔽所里。在那處掩蔽所里有個名叫默勒的狂熱的納粹分子，他藏匿在一間上了鎖的房間裡。蘇聯人得知他在這裡，於是試圖破門而入。默勒高聲喊道：「給我一點時間，我要自殺。」蘇聯人再次試圖破門而入，默勒高聲喊道：「等一下！槍卡殼了。」然後就是一聲槍響。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掩蔽所出現了大量尋找姑娘的蘇聯人。瑪格麗塔就像許多別的女人一樣，試圖儘可能地讓自己看起來沒有吸引力，她把一頭金色長髮藏在帽子下面，戴上墨鏡，臉上用碘酒塗得斑斑點點，面頰上貼著一大塊橡皮膏藥。她沒有被調戲，但很多女人遭到了猥褻。「姑娘們被直接趕到一起，帶到上面的公寓房間裡，」她回憶說，「我們整夜都能聽見她們的尖叫，尖叫聲甚至滲入地下室里。」後來有位80歲的老太太告訴瑪格麗塔，在一些士兵輪姦她的時候，有兩個士兵用黃油塞住她的嘴，讓她的尖叫聲不那麼吵人。
多拉·揚森以及丈夫勤務兵的遺孀，原以為她們已輕易地逃脫了險境，當下的情況卻很不妙了。在她們藏身的掩蔽所里，寡婦英格被一名野蠻的士兵粗暴地侵犯了。那名士兵聲稱在德國軍隊入侵蘇聯以後，她的母親被強行帶去了柏林，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她。多拉得以倖免是因為她說自己有肺結核，隨後她發現蘇聯人確實非常害怕肺結核。但英格又被侵犯了一次，身體受到嚴重傷害，導致她無法正常行走。多拉跑到街上，找到一個像軍官的人，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情。對方冷淡地看著多拉，說道：「德國人在蘇聯幹的事情比這壞得多，這只是士兵們純粹的報復行為。」
17歲的埃萊娜·馬耶夫斯基和19歲的薇拉·翁格納德，既見識到了蘇聯人好的一面，也見識到了他們壞的一面。當劫掠和強姦開始在蒂爾加滕地區出現的時候，一名年輕的蘇聯士兵實際上就睡在她們地下室的門外面，以確保他的同胞們不能進來。在他離開後的當日，七八個蘇聯士兵進入了姑娘們的房間，要求她們去參加蘇聯人在隔壁舉行的一個聚會。姑娘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無論如何，一開始她們也看不出害怕的真正理由。舉行聚會的地方原先是一間臥室，屋子裡有大約30名軍人，但那裡的一切看來似乎都足夠無害。床被推到了牆邊，為一張長條桌留出了空間，桌子上鋪著亞麻桌布，擺放著銀質的枝形燭台和玻璃器皿。一名年輕的金髮軍官正在留聲機上播放英國唱片，他朝姑娘們微笑著說道：「盡情吃喝吧。」埃萊娜坐在桌旁，但薇拉突然想離開了，不知為何，她覺得這似乎並不是那麼單純的聚會。
她想離開，一個站在其他人後面的士兵笑嘻嘻地阻止了她，接著一個蘇聯人對她說：「和30個軍人在一起你就死定了，和我在一起你就不會死。」這時，對薇拉來說，這次聚會的目的已沒什麼可懷疑的了。但她同意和那個士兵單獨離開，不僅是因為從一個人手裡逃脫要容易一些，同時也因為只應付一個人要確實好過應付30個人。她熟悉這個社區的角角落落，如果能逃走的話，他們永遠也找不到她。但那個士兵一點也不給她機會，他抓著她的頭髮，拽著她朝一個空房間走去。她扭動著、尖叫著，用手亂抓。在路上她掙脫了，並設法把他絆倒在地。為了能跑得快點她還踢掉了高跟鞋，光著腳從滿是碎玻璃渣和瓦礫的後院跑了過去，一直跑到普特利茨大街的廢墟里。在那裡，她拚命在泥地里挖了一個洞，把一個被丟棄的水桶蓋在自己頭上，決心待在那裡一直到死。
埃萊娜仍然待在聚會現場，她感到心神不寧，但同時也感到了飢餓。桌子上有成堆的魚子醬、大條白麵包、巧克力，還有那些蘇聯人正在生吃的大塊牛肉。他們還一口氣整杯整杯地喝伏特加，醉得愈加厲害。最後，埃萊娜瞅准機會輕輕地從桌子邊站起身來，溜了出去，令她高興的是沒有人跟著她。但在下一個房間裡，一個留著翹八字鬍須、滿臉兇相的士兵一把抓住了她，把她拖進了一間小接待室。他把她扔在地上，扯開了她穿著的連體工裝。她昏了過去。過了很長時間，她醒了過來，把那個喝醉後睡著的人從她身上推開，痛苦地爬出了房子。和薇拉一樣，埃萊娜也躲了起來，她在附近的一幢房子裡，在一個大廚灶的後面找到了避難處。
少年魯道夫·雷施克，就是那個把希特勒玩偶斬首的孩子，他當場救下了自己的母親，使她免遭侵犯。當時一個蘇聯人想把雷施克太太拖走，卻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與魯道夫和他的妹妹克麗斯塔的拔河比賽。蘇聯人越是拉他們母親的胳膊，魯道夫和克麗斯塔就越是拽著她的裙子不放，尖聲哭喊著：「媽媽！媽媽！」蘇聯人最後放棄了。
有些婦女純粹是靠著兇猛的抵抗，迫使蘇聯士兵放棄了嘗試，不得不轉到別處尋找目標，從而使自己免遭強暴。約倫塔·科赫被一個蘇聯人哄騙進了一棟空房子，那個蘇聯人讓她相信裡面有個人受了傷。房子裡有另外一名士兵，他一把抓住她，想把她扔到床上。她拚命抵抗掙扎，最後那兩個人只好把她放了。
她的鄰居舒爾茨太太就不這麼幸運了。舒爾茨太太被槍威逼著，當著她無助的丈夫和15歲的兒子的面被強暴了。那些蘇聯人離開後，幾乎瘋癲的丈夫開槍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兒子，然後自殺了。
在達勒姆宗教會所，修女院院長庫內貢德斯聽說，一名三個孩子的母親當著她家人的面被拖走，被強暴了整整一夜。天亮後她被放了出來，當她匆匆回到孩子身邊，卻發現她的母親和兄弟勒死了三個孩子後已經上吊自殺了，於是那個精神崩潰的女人也割腕自殺了。
達勒姆宗教會所的修女們現在24小時不停地工作，避難者以及蘇聯人的獸行令她們不知所措。有一個蘇聯士兵想姦污會所的烏克蘭廚娘列娜，當修女院院長庫內貢德斯出面阻止的時候，火冒三丈的他乾脆拔出手槍向她開火，幸運的是喝得酩酊大醉的他射偏了。其他士兵則衝進了產科病房，儘管修女們全力阻攔，他們還是多次強暴了孕婦和剛剛生產的婦女。「她們的尖叫聲日夜不停。」一個修女講述道。院長庫內貢德斯說，在這個社區，受害者包括70歲的老太太和10~12歲的小姑娘。她無力抵抗這些攻擊，不過她把大樓里的修女和其他婦女召集在一起，重申了哈皮希神父對她們說過的話。「這裡依舊還有其他事務，」她繼續說道，「這就是我們的神聖的主的幫助。儘管出了這麼多事，主還是把聖米迦勒留在了這裡，不要害怕。」除此之外，她也無法給予她們其他安慰了。
在維爾默斯多夫區，盟軍間諜卡爾·維貝格和他的上司亨寧斯·耶森—施密特，已經成功地向蘇聯人表明了身份。他們正在維貝格家外面同一個蘇聯上校談話時，另一名蘇聯軍官則在地下室里試圖強姦維貝格的未婚妻英格。維貝格聽見她的尖聲大叫，沖了進去。鄰居們喊叫著告訴他，那個人把姑娘帶進了另外一個房間，還鎖上了門。維貝格和蘇聯上校破門而入，此時英格的衣服被撕破了，那名軍官連衣服都已經脫掉了。上校一把抓住那名軍官，衝著他嚷道：「是美國人！是美國人！」隨後把他押到外面，用手槍無情地敲打他。接著上校讓那名軍官靠牆站著，打算槍斃他。維貝格衝到兩人之間，懇求上校饒那人一命。「你不能就這樣對一個人開槍。」他說道。上校最終心軟，那名軍官被抓起來押走了。
蘇聯人的行為簡直肆無忌憚。在波茨坦附近的巴伯爾斯貝格（Babelsberg）的國際紅十字會倉庫，英國戰俘就在那裡工作，醉醺醺的蘇軍士兵以開槍為樂，毀壞了數千個裝有藥品、醫療用品和提供給傷病軍人的各種營養食品的包裹。「他們闖了進來，」約翰·埃亨下士回憶道，「進入一間地下室，看見大堆的包裹後乾脆用衝鋒鎗掃射那些物資。各種各樣的液體從被打碎的包裹里傾瀉而出。那場面令人難以置信。」
在倉庫的旁邊是全球電影股份公司（UFA）[22]的大攝影棚。亞歷山大·科拉布是一名身居柏林的外國學生，他看見上百名酩酊大醉的士兵破門進入服裝部，而後又出現在街道上，穿著「各種各樣用作電影道具的奇裝異服，從帶有白色輪狀硬領的西班牙緊身上衣，到拿破崙時期的軍服和帽子，再到撐裙，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他們在手風琴的伴奏下，在街道上翩翩起舞，還不斷朝天射擊，而與此同時戰鬥仍在激烈進行」。
數以千計的蘇聯軍人似乎此前從未進過大城市。他們把電燈泡擰下來仔細包裝好，準備帶回家，因為他們誤以為那些燈泡裡面有光，到哪裡都能發亮。由於同樣的原因，水龍頭被從牆上生生擰了下來。對許多人來說，浴室里的噴淋設備是種神秘的事物。他們有時用抽水馬桶洗土豆，削土豆皮，卻不知道拿浴缸來做什麼，結果上萬支浴缸乾脆被扔出了窗外。由於士兵們不知道浴室是幹什麼用的，又找不到戶外廁所，於是就隨地大小便。有些蘇聯人做出了努力，格爾德·布赫瓦爾德發現，「我妻子的十多個玻璃廣口瓶裡面全都是尿，玻璃蓋子還被牢牢地擰緊了。」
在夏洛滕堡區的舍林製藥和化學股份公司，格奧爾格·亨內貝格教授驚恐萬狀地發現蘇聯人闖進了他的實驗室，還拿著實驗用的雞蛋玩拋接球遊戲，而那些雞蛋都已經感染了斑疹傷寒細菌。大驚失色的亨內貝格最終找到了一名蘇聯上校，上校命令那些士兵從大樓里出去，然後把大樓上了鎖。
在這一切無謂的搶劫和暴行當中，戰鬥仍然在激烈進行著。處於戰鬥中心的，是幾乎被困難重重的保衛者和受到騷擾的人民所忘卻的元首地堡及其居住者。
地堡里的生活已經呈現出一種漫無目的的迷夢般的感覺。「那些還留在那裡的人，」希特勒的秘書格特魯德·容格（Gertrud Junge）後來講述道，「一再期待著能有某種決定，但什麼也沒有。地圖攤放在桌子上，所有的房門都敞開著，誰也無法再入睡，誰也不知道日期或者時間。希特勒無法忍受單獨待在一個地方，他不停地在那些小屋子裡走來走去，和仍留在那裡的每個人談話。他提到自己就要死了，末日即將到來了。」
在此期間，戈培爾一家搬進了地堡。戈培爾的孩子們在玩耍，為「希特勒伯伯」唱歌。
看來沒有任何人懷疑希特勒打算自殺，他經常談到自殺。每個人同樣還充分意識到，瑪格達和約瑟夫·戈培爾在計劃結束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6個孩子：黑爾佳、霍爾德、希爾德、海德、黑達以及赫爾穆特的生命。唯一毫不知情的人，是孩子們自己。埃爾溫·雅庫貝克（Erwin Jakubek）是地堡里的一名侍從，孩子們告訴埃爾溫，他們要通過長途飛行離開柏林。最大的孩子黑爾佳說道：「我們要打針，預防暈機。」
戈培爾太太有一顆牙齒髮炎，於是從總理府下面的醫院地堡里請來了牙醫赫爾穆特·孔茨。他拔掉了那顆臼齒。完事後瑪格達對醫生說道：「孩子們絕不能活著落入蘇聯人的手中，如果更糟變成了最糟，而我們又出不去，那你必須得幫我。」
埃娃·布勞恩聽說孔茨替瑪格達拔了牙，於是提出也許他也能夠幫助自己解決一些牙齒上的問題。隨後，她突然想起了什麼，於是對他說道：「哎呀，我都忘了，還有什麼必要呢？幾個小時以後，一切都將結束了！」
埃娃打算服用毒藥。她拿出了一顆氰化物膠囊，說道：「就是這麼簡單——你只要把它咬破，一切就都結束了。」路德維希·施通普費格爾（Ludwig Stumpfegger）是希特勒的醫生之一，他碰巧在場，於是說道：「那麼你怎麼知道它會奏效？你怎麼知道裡面有毒藥？」這話讓每個人都大吃一驚，於是大家立即拿出一顆膠囊在希特勒的狗布朗迪身上試用。孔茨說，施通普費格爾用一副鑷子在狗的嘴裡把膠囊夾碎，那隻動物立即斃命了。
美國太平洋時區4月27日下午[23]，距柏林大約10 000公里之外的舊金山市，一個坐在打字機面前的人無意中給予了希特勒最後一次打擊。他名叫保羅·斯科特·蘭金（Paul Scott Rankine），是路透社的一名記者，他正在該市報道聯合國組織的成立大會。那天，他從英國資訊服務(BIS)的負責人傑克·威諾庫爾（Jack Winocour）那裡得知，希姆萊提出要與西方盟軍和談，而威諾庫爾又是直接從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那裡獲悉的。蘭金把這份報道發了出去，在幾分鐘之內就在全世界傳播開了。
正是這個報道，令希特勒首次了解到希姆萊的變節行為。這個消息是夜間送到他那裡的，當時他正在與魏德林、克雷布斯、布格多夫、戈培爾以及戈培爾的助手維爾納·瑙曼一起開會。按照魏德林的說法，「瑙曼被叫去接電話，沒過多久他就回來告訴我們，根據斯德哥爾摩電台的德語廣播，黨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已經開始與英美盟軍最高統帥部談判了。」
希特勒搖晃著站了起來，面如土色。「他盯著戈培爾博士看了半天，」魏德林說，「然後用誰也沒法聽明白的音量低聲咕噥了點什麼。」他似乎氣得目瞪口呆。「我後來看見了希特勒，」格特魯德·容格說，「他面色蒼白，眼睛凹陷，看上去似乎失去了一切。」他確實是失去了一切。「今天晚上我們肯定得掉眼淚了。」埃娃·布勞恩告訴格特魯德和希特勒的另外一位秘書。
希姆萊在元首地堡的聯絡官是漢斯·赫爾曼·費格萊因（Hans Georg Otto Hermann Fegelein）黨衛隊地區總隊長兼武裝黨衛軍中將，他娶了埃娃·布勞恩的妹妹，成了希特勒的連襟。他立即被懷疑參與了希姆萊的叛國行動。而費格萊因幾天以前就從地堡里消失了。經過搜尋後發現他在家裡，換了便裝正準備離開柏林。他被送回地堡關了起來。現在希特勒得出結論，費格萊因計劃離開柏林與希姆萊的叛國有密切聯繫。按照奧托·京舍二級突擊隊大隊長的說法，「費格萊因受到了軍事法庭的審判，在28日到29日夜間被處決了，他的大姨子拒絕替他求情。」
現在，對希特勒來說，最後的時刻顯然臨近了。到黎明時分，他已經口授了他的個人遺囑和政治遺囑，把政府大權交到了海軍總司令卡爾·鄧尼茨和約瑟夫·戈培爾的手中。鄧尼茨任元首，戈培爾任帝國總理。他還娶了埃娃·布勞恩。「婚禮結束以後，」格特魯德·容格回憶說，「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坐了一個小時，和他們在一起的是戈培爾夫婦、克雷布斯將軍和布格多夫將軍、瑙曼博士，以及空軍上校尼古勞斯·馮·貝洛。」格特魯德·容格只和這群人一起待了15分鐘，時間足以「向新人表達最美好的祝願」。她說：「希特勒談到了民族社會主義的結束，他現在認為，民族社會主義是不能輕易恢復的。他說，『對我來說，死亡只是意味著從擔憂和艱難困苦的生活中解放出來，我被我最好的朋友們欺騙了，我遭受了背叛』。」
在那一天，希特勒還得到了更多的壞消息。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婦被游擊隊抓獲並處死，腳跟朝上倒掛著暴屍。那天晚上，希特勒向地堡里的每一個人告別。第二天，蘇聯人的坦克已經近到離這裡只有數百米的地方，他斷定那個時刻到了。他和自己的兩位秘書以及素食者廚師共進了午餐，侍從埃爾溫·雅庫貝克記得，最後一頓飯吃的是「澆著清淡醬汁的義大利麵條」。午餐後希特勒再次告別，他對格特魯德·容格說道：「現在已經到這個地步了，結束了。再見。」埃娃·布勞恩擁抱了這位秘書，說道：「代我嚮慕尼黑致以良好的祝願，把我的狐皮大衣拿去做紀念吧，我一直喜歡穿得好的人。」然後他們走進了自己的住處，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奧托·京舍在希特勒準備自殺的時候，守衛在通向其套房的接待室門外。「那是我所做過的最困難的事情，」他後來回憶道，「時間大約是15點30分或者15點40分。我盡力不動感情。我知道他不得不自殺，沒有別的出路。」
當他等待的時候，出現了一個短暫的令人掃興的事情，憂心如焚的瑪格達·戈培爾突然衝到了他的面前，要求見元首。京舍沒能勸阻她，於是敲開了希特勒的房門。「元首正站在書房裡，埃娃不在房間裡，不過在浴室里有自來水的流動聲，因而我認為她是在那裡。他因為我的闖入而對我非常惱火，我問他是否想見戈培爾太太。『我一點也不想再跟她說話了。』他說道。我離開了。」
「5分鐘以後，我聽見一聲槍響。」[24]
「鮑曼首先走了進去，我跟在希特勒的貼身侍從林格後面。希特勒坐在長沙發的一端，臉上全是血。埃娃躺在長沙發的另一端，她脫掉了鞋子，把鞋子整齊地擺放在長沙發的一頭。房間裡有兩支槍，一支是瓦爾特PPK手槍，那是希特勒的；另一支是他始終裝在口袋裡的小一些的手槍。埃娃穿著一件有著白色領子和白色袖口的藍色連衣裙，她的眼睛大睜著，房間裡有一股濃烈的氰化物的惡臭味。那味道太強烈了，我覺得我的衣服此後幾天都帶著這種味道——不過這也可能只是我的想像。」
「鮑曼什麼也沒有說，但我立即走進會議室，戈培爾、布格多夫以及其他一些我現在已經記不清的人坐在那裡。我說『元首死了』。」
過了一小會兒，兩具屍體都被毯子包著，放進了地堡入口不遠處一個臨時挖出來的淺坑裡，旁邊就是廢棄的水泥攪拌機。屍體被澆上汽油點著了。希特勒的司機埃里希·肯普卡發現，在屍體被點著之後，「我們仍然被希特勒的存在束縛了」。地堡的進氣口吸入了燃燒著的屍體的氣味，把它吸進了房間裡。「我們無法擺脫它，」肯普卡回憶說，「聞起來就像燃燒著的燻肉的味道。」
夜幕降臨的時候，新任總理約瑟夫·戈培爾做出了就任以來的第一個重大決定：他決定嘗試就城市的投降進行談判——按照他本人的條件談判。一條無線電信息用蘇聯紅軍的頻率發了出去，要求會談。蘇聯人很快就做出了回應。他們同意接待特使，並且專門指定了一個地方，讓德國軍官從那裡通過他們的防線。
就在午夜之前，漢斯·克雷布斯上將以及魏德林的參謀長特奧多爾·馮·杜夫芬（他剛剛晉升為上校），走過了廢墟，在一名翻譯和兩個士兵的陪同下，到達了蘇軍陣地。士兵接待了他們，要求驗看他們的身份證件，並試圖繳下他們的手槍。克雷布斯的俄語說得很流利，他嚴厲地說道：「一個有勇氣的對手應該被允許在談判的時候帶武器。」那些蘇聯士兵尷尬了，最後允許他們保留隨身武器。
他們被一輛小汽車送到滕佩爾霍夫區的一幢公寓樓，帶進了一間小餐室。屋中的家具仍然體現出平民住處的痕跡——一條長桌子，一個靠牆的大衣櫃，幾把椅子，對面牆上掛著達·芬奇《最後的晚餐》石版畫，屋子裡還有幾部野戰電話機。在克雷布斯和馮·杜夫芬看來，那個地方似乎都是高級軍官。由於彼此沒有互致問候，蘇聯人也沒有自我介紹，因而克雷布斯也就無從知曉坐在他對面的那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上將，他是史達林格勒的保衛者、近衛第8集團軍司令。克雷布斯更無從知曉，其他的蘇聯「軍官」是兩位戰地記者、崔可夫的副官（他也是崔可夫的小舅子）以及兩位翻譯。[25]實際情況是，崔可夫被德國人突然提出的會談要求搞得措手不及，沒來得及把他的整個參謀班子都召集過來。
克雷布斯首先要求能夠與「蘇聯首席談判代表」進行私下會晤。崔可夫從他面前的盒子裡取出一支長長的蘇聯香菸，點上後隨意地揮動著，指著坐在他周圍的人說：「這是我的參謀班子——這是我的軍事會議。」
克雷布斯繼續提出異議，但最後他還是讓步了。「我的使命，」他說道，「是送交一個信息，它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性，而且屬於絕密。我想讓你知道，你是第一個得知這一信息的外國人，在4月30日希特勒自殺身亡了。」
對崔可夫來說這確實是新聞，但他眼睛眨都不眨地說道：「這消息我們已經知道了。」
克雷布斯震驚了。「你怎麼會知道？」他問道，「希特勒剛剛在幾個小時以前自殺身亡。」希特勒在29日娶了埃娃·布勞恩，她也自殺身亡了，他們的屍體被焚燒並掩埋了。他解釋說，這發生在元首地堡。崔可夫再次克制住了自己的驚訝。不論是他還是蘇聯紅軍司令部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有這麼個地方，他們也從未聽說過埃娃·布勞恩。
然後，他們開始進行艱難的談判。克雷布斯告訴崔可夫，希特勒留下了一份遺囑，並在遺囑中任命了繼任者。他把一份遺囑副本遞給了眼前的這個蘇聯人，表示當前的問題是不可能有完全的投降，因為鄧尼茨——那位新任元首——不在柏林。克雷布斯提議，第一步，應該是停火或者部分投降，在那以後也許鄧尼茨政府就可以直接與蘇聯人進行談判。崔可夫在匆匆地給朱可夫打了電話以後，斷然拒絕了這個試圖分裂盟軍的提案（這個決定後來又得到了莫斯科的確認）。
談判進行了整整一個通宵。到黎明時分克雷布斯從蘇聯人那裡得到的一切只是一個要求：這座城市立即無條件投降，加上地堡里的所有人親自出來投降。
當克雷布斯留下繼續同崔可夫談判的時候，馮·杜夫芬冒著危險穿過戰線返回，其間遭到了黨衛軍部隊的槍擊，一個蘇聯中校又把他拉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終於回到元首地堡後，告訴戈培爾蘇聯人堅持無條件投降，這令戈培爾激動起來。「這我永遠，永遠也不會同意！」他叫道。
由於雙方都不肯讓步，談判破裂了。地堡里一片恐慌。現在，似乎在這個地區蘇聯人的每門大炮都直接瞄準了帝國總理府。馮·杜夫芬後來推測，這是克雷布斯泄露了地堡的位置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對那些被圍困在元首地堡里的人來說，現在只有兩個選擇：自殺或者突圍。每個人都立即開始制訂計劃，他們將分成數個小組離開，穿過總理府大樓以及庭園底下複雜的隧道和地堡；從那裡，他們將沿著地鐵系統到達弗里德里希大街車站。他們希望在那裡能與一支戰鬥部隊會合，那支部隊會把他們送到北方。「一旦我們突破蘇聯人在施普雷河北邊的警戒線，」戈培爾的助手維爾納·瑙曼後來回憶說，「那麼我們肯定能安全地朝任何方向走。」
有些人則做出了另外的選擇。
戈培爾一家選擇自殺。維爾納·瑙曼在過去的幾個星期里曾經試圖勸阻瑪格達·戈培爾，但她不為所動。現在，時候到了。5月1日，大約17點30分[26]，瑙曼正在與戈培爾以及他的妻子談話，這時瑪格達突然「站起身來，走進孩子們的房間。過了一小會兒，她回來了，面色蒼白，渾身顫抖」。緊接著，戈培爾開始道別。「他對我說了幾句私人的話——沒有政治上的或者有關後事的話，只是說再見。」瑙曼後來回憶說。當戈培爾離開地堡的時候，他要求自己的副官京特·施韋格曼，在他死後把他和他家人的屍體燒掉。然後，在瑙曼的注視下，約瑟夫和瑪格達·戈培爾緩緩地上了樓梯，進入了花園。戈培爾戴著帽子和手套，瑪格達「顫抖得很厲害，幾乎無法爬上樓梯」。沒有人再看到他們活著。
孩子們也死了，而且是死在一個最不可能是殺手的人手裡。「在約瑟夫和瑪格達·戈培爾自殺前的最後一段時間裡，」瑙曼說道，「只有一個人進入了孩子們的房間，而那個人就是瑪格達本人。」
那些突圍出去的人裡面，很多人的遭遇也沒有好到哪裡去。有些人被打死了，還有些人在幾個小時之內落入了蘇聯人之手，希特勒的貼身警衛奧托·京舍後來作為戰俘被蘇聯人關押了十年[27]。有些人很快成了傷亡者，比如飛行員漢斯·鮑爾（Hans Baur），他拿著希特勒送給他的腓特烈大帝的肖像畫，被炮彈炸掉了一條腿，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蘇聯人的醫院裡，畫像也不見了。其他人，比如馬丁·鮑曼，則神秘地消失了。少數幾個人確實是逃脫了，或者幾乎和逃脫的結局差不多一樣好——落入了英美盟軍的手中。
有三個人待在地堡里，自殺了。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布格多夫上將、陸軍總參謀長漢斯·克雷布斯上將，以及地堡警衛部隊的弗朗茨·舍德爾（Franz Schedle）一級突擊隊中隊長。
現在，由於別的當權者全都不在了，這座城市、城市保衛者以及城裡民眾安全的全部責任，就落在了一個人——卡爾·魏德林將軍——的身上。眼下柏林成了一個燃燒著的浩劫之城，守軍被壓迫到了城市最中心的區域，在菩提樹下街和威廉大街上有坦克，在整個蒂爾加滕地區和動物園裡都有戰鬥。蘇軍炮兵從東西軸心大道猛轟城市。部隊待在亞歷山大廣場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地鐵車站裡，而帝國國會大廈裡面正在進行激烈的戰鬥。魏德林發現，除了投降別無他法，不過他仍然覺得應該通知他的部下。他召集手下的指揮官們開了個會，說明了形勢。「我告知他們，」魏德林說道，「在過去的24小時裡發生的事件以及我的計劃，最後我讓他們每個人選擇另外一條出路，但他們沒有別的解決辦法。不過，那些想要突圍的人，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去嘗試。」
5月2日凌晨接近1點的時候，蘇聯紅軍近衛步兵第79師收聽到了一個無線電呼叫。「注意，注意，」那個聲音說道，「這是第56裝甲軍。我們請求停火。柏林時間0點50分，我們將派出停戰談判代表到波茨坦橋，識別記號——一面白旗。等待回答。」
蘇聯人回答道：「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的意思。正在把你的要求上報給參謀長。」
收到這個信息以後，崔可夫將軍立即命令停火。5月2日0點50分，魏德林的參謀長馮·杜夫芬上校以及另外兩名軍官，打著白旗來到了波茨坦橋。他們被帶到崔可夫的司令部。不久後魏德林也來了。那天晚些時候，全城各地的高音喇叭播放了魏德林的命令，宣布戰事結束了。「戰鬥每持續一個小時，」魏德林在命令中說，「都在增加柏林的平民和我軍傷員的可怕苦難……我命令立即停止戰鬥。」儘管零星的交火還將持續幾天，但柏林之戰已經正式結束了。那天下午，冒險到共和國廣場的人能夠看到紅旗在帝國國會大廈上面飄揚。4月30日下午1點45分，當時戰鬥還在進行，紅旗就已經在那裡升起了。
儘管蘇聯人知道元首地堡在帝國總理府的下面，但找到它的位置還是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街上的人被拉了過來給搜索者帶路，攝影師格哈德·門策爾（Gerhard Menzel）就是其中被詢問的一位。他從未聽說過那個地堡，不過他還是和一群士兵一起去了遭到嚴重破壞的帝國總理府。在迷宮般的地下室和通道里，蘇聯工兵用探雷器開路，每當一個房間或者走廊被探測完畢，其他士兵就把文件、檔案和地圖收集起來。蘇聯人突然送給門策爾一副他們找到的望遠鏡，並要求他離開。他們已經來到元首地堡了。
他們首先發現的是布格多夫將軍和克雷布斯將軍的屍體。這兩名軍官在走廊休息室里，坐在一張滿是酒杯和酒瓶的長條桌面前。他們是用手槍自殺的，制服口袋裡發現的身份證暴露了他們的身份。
鮑里斯·波列伏依少校是最早進入元首地堡的搜索隊中的一員，他們迅速對整個地堡進行了檢查。在一間牆上安裝著普爾曼式臥鋪床[28]的小屋子裡，他發現了戈培爾一家。約瑟夫和瑪格達的屍體被放在地板上。「兩具屍體都被焚燒過了，」波列伏依說道，「只有約瑟夫·戈培爾的臉還能認出來。」要搞清楚他們倆的屍體是怎麼到那裡去的，蘇聯人後來還費了不少事。大概在屍體被部分火化之後，有人又把他們的屍體送回地堡里了，但蘇聯人一直都沒有弄清楚到底是誰幹的。孩子們也在那裡，「看見那些孩子讓人感覺糟糕透了，」波列伏依少校說道，「唯一似乎掙扎過的孩子是老大黑爾佳，她的身上有瘀傷。孩子們全都死了，但其他孩子是平和地躺在那裡死去的。」
蘇聯醫生立即檢查了那些孩子。他們的嘴上有灼傷的痕跡，這使得醫生們認為，孩子們先是服用了安眠藥水，等睡著後再被氰化物膠囊毒死，毒膠囊是從牙齒之間塞進去的。從黑爾佳的瘀傷來看，醫生們猜測在下毒的時候她醒了，於是掙紮起來，因而不得不把她按住。屍體被抬出來，送到總理府的榮譽法庭，拍照備案，並加上標籤說明身份。這時波列伏依最後一次在這間死亡之屋裡四下看了看，地板上丟著孩子們的牙刷，以及一管壓扁了的牙膏。
一支由專家組成的特殊小隊幾乎立即就發現了希特勒的屍體，他被掩埋在一層薄薄的土下面。鮑里斯·謝苗諾維奇·傑利普霍夫斯基將軍是一位蘇聯歷史學家，他確信那就是元首。「屍體被燒焦得很厲害，」他說道，「但頭顱卻完整無缺，儘管頭的後部被子彈打碎了。牙齒脫落了下來，就在頭的旁邊。」
不過一些疑問開始出現了。在同一個地方又發現了一些屍體，其中一些屍體也被焚燒了。「我們發現了一個穿制服的男性屍體，他的相貌與希特勒相像，」特洛普喬夫斯基說道，「但他的襪子上有縫補過的破洞。我們斷定這不可能是希特勒，因為我們認為帝國元首不會穿縫補過破洞的襪子。還有一個人的屍體，他剛死不久，但屍體並沒有被燒過。」
當第一具屍體放在第二具屍體旁邊的時候，這兩個人極為相像的事實就更令人困惑了。於是總理府的警衛和其他德國人被叫來對屍體進行辨認，但他們要麼認不出來，要麼不願意辨認。幾天以後，瓦西里·丹尼洛維奇·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Danilovich Sokolovsky）大將命令對每具屍體進行牙科檢查。弗里茨·埃希特曼（Fritz Echtmann）和克特·霍伊澤爾曼被找來，他們曾是在希特勒的牙醫布拉施克診所里工作過的牙科技師。埃希特曼被帶到埃伯斯瓦爾德附近的菲諾（Finow），差不多位於柏林東北40公里處，他被要求畫出希特勒口腔牙齒的素描圖，畫完以後他的詢問者們便帶著素描圖走進了另一個房間。過了一小會兒他們回來了。「它們是相符的。」埃希特曼被告知。隨後蘇聯人把希特勒的整個下顎和假牙上的齒橋拿給這位技師看。
克特·霍伊澤爾曼是在5月7日被找來的，她立即對下顎和假牙上的齒橋進行辨認。她和布拉施克幾個月前乾的活是很容易確認的。蘇聯人給了克特一包食品，又派人開車把她送回柏林。兩天後她又被找去，這次被帶到了埃爾克訥。樹林中的一塊空地里有排敞開的墳墓，裡面的屍體清楚可見。「辨認他們。」和她在一起的那個蘇聯人說道。克特一下子就認出了約瑟夫·戈培爾和他的孩子們的屍體。「女孩子仍然全都穿著法蘭絨睡衣，料子上印有小小的紅色玫瑰和藍色的花。」她說。瑪格達·戈培爾則不見蹤跡。
顯然，由於她對希特勒的牙齒做了確認，克特·霍伊澤爾曼在此後的11年里一直待在蘇聯的監獄裡，大部分時間是單獨監禁。
希特勒殘留的屍體又該怎麼處理呢？蘇聯人聲稱就在柏林外面火化了，但他們又不說是在什麼地方。他們說，他們從來也沒有找到埃娃·布勞恩的屍體，屍體一定是被火完全燒光了，任何在正常情況下可用來辨認其身份的部分，都在對政府大樓的猛烈炮擊中被毀滅或者炸散了[29]。
4月30日清晨，戈特哈德·海因里希正行走在指揮部的走廊里，準備永遠離去的時候，一位年輕的上尉邁步走到他的面前。「將軍，」他說道，「您不認識我，我一直在作戰部工作。和其他人一樣，我也知道您被免職了，奉命去普倫（Plön）報到。」
海因里希沒有說話。
「我懇求您，」年輕的上尉說道，「不要急著去那裡。」
「你想說什麼？」海因里希問道。
「幾年前，」上尉說道，「在施瓦本格明德（Schwäbisch Gmünd），星期日做完禮拜後從教堂走出來的人中，我經常走在樂隊的後面。當時您還是少校，長官。我後來與您當時的副官非常熟悉。」
海因里希說道：「是的——隆美爾。」
「好吧，長官，」上尉繼續說道，「我希望您能原諒我說的話。我不想讓與隆美爾元帥相同的命運，再突然降臨到您的身上。」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海因里希問道，同時嚴厲地看著他，「隆美爾是戰死的。」
上尉回答說：「不，長官，他不是戰死的，他是被迫自殺身亡的。」海因里希盯著他。「你怎麼會知道的？」他厲聲說道。
「我是隆美爾的副官，」那個軍官告訴他，「我叫赫爾穆特·朗。我懇求您，儘可能慢一點開車去普倫。這樣的話，等您到那裡的時候，戰爭大概就結束了。」
海因里希猶豫了一下，握住了朗上尉的手。「謝謝你，」他拘謹地說道，「非常感謝你。」
海因里希沿著走廊往前走著，直到出了大樓，他那規模不大的參謀班子已經在那裡列隊等候了。有人發出一聲命令，於是全體向海因里希行軍禮致敬。海因里希走到他們的面前。「我要感謝你們所有人。」他說道。將軍的副官海因里希·馮·比拉上尉打開車門，海因里希上了車。馮·比拉上車後坐到了副駕駛的位置上，「普倫。」他說道。海因里希探過身來，拍了拍司機的肩膀。「我們不趕時間，慢慢開。」他說道。
第二天晚上，海因里希到達了位於普倫的兵營。當他走進房間時，一台收音機正在播音，廣播突然中斷了。在一陣低沉的隆隆鼓聲之後，播音員宣布元首去世了，此刻的時間是5月1日晚上10點。
迪克西·迪恩斯准尉坐在他的德國看守查理·貢巴赫的旁邊，兩人一起聽著新聞。那是很長時間以來迪克西聽到過的最好的新聞。「……在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戰鬥中，元首在去世前戰鬥到最後一息。」播音員莊嚴地宣布。他和貢巴赫此時在勞恩堡（Lauenburg）東邊的某個地方，躲在一棟房子的地下室里，就在德軍戰線後方。德籍房主一家人全在這裡。妻子聽到這個消息後淚流滿面，迪恩斯克制住了自己的欣喜。儘管元首可能已經死去，但戰爭卻還沒有結束。德軍戰線就在前方，迪恩斯得穿越那些陣地，那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因為炮火很猛烈。
所有人都在這個不怎麼舒服的地方安頓下來過夜。迪恩斯很快便進入了夢鄉。一連幾天他一直試著騎自行車穿過該地區，進入英軍的防線，現在只需要一點運氣，他就可能做到——只要他能夠說服遇到的下一批德國兵，讓他通過就行。這是迪恩斯睡著前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情。
幾個小時以後，隨著一陣搖動，他醒了過來。一支斯登衝鋒鎗正頂在他的肋骨上，一個聲音說道：「嘿，夥計，站起來。」迪恩斯抬起頭來，映入眼帘的是一名長相兇狠的英軍士兵的臉龐，他是英軍第6空降師的傘兵。當天夜間，當他們正在睡覺的時候，英軍攻占了該地區。大喜過望的迪恩斯跳了起來，表明自己的身份後，他和貢巴赫被押回連部，接著先是被帶到師部，然後又被送到軍部。最後，他們見到了第8軍軍長伊夫林·休·巴克（Evelyn Hugh Barker）中將。
迪恩斯迅速說明了形勢。「有12 000名英國皇家空軍戰俘在朝前線行軍，」他急切地說道，「我們的飛機正在朝他們開火！」他讓巴克中將看他把那些人留在了什麼地方。將軍大吃一驚，匆忙拿起電話取消了原定對這個地區進行的另一次空中打擊。「現在一切都會好的，」巴克中將說道，顯得如釋重負，「我們會在接下來的48個小時內占領這個地區，你最好休息一下。」
「不，長官，」迪恩斯說道，「我向奧斯特曼上校承諾過我會回去的。」
巴克吃驚地看著他。「這是不是有點蠢呢？」他問道，「不管怎麼說，我們到那裡也就是幾個小時的事情。」
但迪恩斯仍然堅持。「那好吧，」將軍說道，「我給你一輛掛紅十字會旗的車，這也許能讓你順利通過戰線。告訴你遇見的那些德國兵，他們現在最好放棄抵抗。」
迪恩斯行了軍禮。他路過參謀長辦公室的時候四下張望，「我的德國看守查理·貢巴赫在哪裡？」他問道。有人告訴他說：「他被送去戰俘營了。」迪恩斯怒了。「沒有他我就不離開這裡，」他咆哮道，「我用了我的名譽做擔保的。」查理被迅速送了回來。於是他們乘坐一輛繳獲的梅賽德斯汽車動身了，車篷上掛著一面紅十字會會旗。
兩天以後，迪克西·迪恩斯與他的人一起行軍抵達了英軍戰線。他的那些由蘇格蘭風笛手領頭、骨瘦如柴、疲憊不堪的英國皇家空軍官兵高昂著頭，邁著整齊的腳步進入英軍占領區的時候，人們都站著行注目禮。奧斯特曼上校和他手下的看守們現在被羈押起來，迪恩斯和他的一些難友陪同他們一起來到英國人的戰俘營地門口。這兩群人相向列隊立正，奧斯特曼邁步向前，和迪恩斯互致軍禮。「再見，奧斯特曼上校。」迪恩斯說道。「再見，迪恩斯先生，我希望我們能再次相逢。」奧斯特曼說道。然後迪恩斯重複道：「立正！」隨後奧斯特曼和他手下的看守們齊步走進了英國人的戰俘營大門。當查理·貢巴赫走過去的時候，他還揮手致意。
致命的火力毫不留情地從四面八方射來。布塞四處走動，朝他的手下大聲吼叫著：「站起來！繼續前進！只剩下幾公里了！溫克正等著我們！」布塞太疲倦了，不但弄不清現在是幾點，甚至連今天是星期幾都不知道。第9集團軍一直朝著溫克所部的方向攻擊前進，仿佛打了幾個星期一樣。彈藥所剩無幾，火炮全丟光了，只剩下一些迫擊炮，僅存的幾挺機槍也基本上打光了子彈。無論布塞往哪裡看，映入眼帘的都是處於崩潰之中、無法繼續前進的人們。他和軍官們傾盡全力，才能讓他們繼續向前走。而加入行軍隊列的成千上萬的難民，使得本已很麻煩的情況變得更加複雜。食品短缺，甚至連他自己的部下也沒有足夠的食品。
溫克可能就在幾公里以外的地方，但蘇聯人的抵抗仍然十分頑強。布塞把剩下的最後一輛坦克召了過來，他一直保留著這輛坦克，等的就是這個時刻。他要沃爾夫·哈格曼（Wolf Hagemann）中將率先衝出去。哈格曼跳進坦克，告訴駕駛員加速。坦克奮力前進，轟鳴著越過了一條壕溝和崎嶇不平的地面。突然間哈格曼看見蘇聯軍隊在他們面前四散逃走了。他四下張望，尋找可以用來射擊的東西。車載機槍沒有子彈了，他抓起一支衝鋒鎗開始朝撤退的蘇軍士兵連續射擊。
隨後，他聽見了從另一個方向傳來的槍炮聲——是從蘇聯人的背後傳來的，那是溫克的部下！這個會合來得太突然了，結果誰都沒能真正記住這事後來是怎麼結束的。精疲力竭的人們只是彼此倒在對方的懷裡。溫克和布塞會合了。
「第9集團軍的人太疲憊了，消耗太大了，狀態糟糕透頂，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溫克後來回憶道。當他站在那裡查看隊伍的時候，有個人離開隊列朝他走來。出現在溫克眼前的是一個眼窩深陷、蓬頭垢面、鬍子拉碴的軍人。幾乎直到那人走到他眼前，溫克才認出來這是特奧多爾·布塞上將。他們無言地握著手，隨後溫克開口說道：「感謝上帝，你到這兒了。」
5月7日，這兩個集團軍又回到了易北河畔，有10萬多人渡河來到西岸，當了美國人的俘虜。布塞的部隊原先有20萬人，只有4萬人倖存了下來。
德國新聞機構越洋新聞社發出的最後一個消息，是用法語發出的，內容是「Sauve qui peut」——各自逃命吧。柏林人接受了這個提議。坦克、部隊、嬰兒車、汽車、馬車、人員運輸車、自行火炮，騎馬的人，成千上萬步行的人，他們通過那些通向施潘道區的橋樑，蜂擁著離開柏林。這場規模龐大的集體大逃亡一直持續了很多個小時。投降書可能已經簽字了，但射擊仍然在繼續，逃亡者盡全力逃跑。逃亡中的德國人偶爾會遭到炮擊，很顯然，北邊和南邊的蘇聯炮兵尚未接到停火命令。
年輕的布麗吉特·韋伯乘坐由她岳父的司機駕駛的汽車，從柏林出發時她穿著毛皮大衣，腳下放著一籃子祖傳的銀器。後來汽車被前往施潘道區的人流擠得動彈不得，短短几公里路花了十個半小時。她最終不得不放棄汽車，就像成千上萬的其他人一樣，步行向西跋涉。
16歲的阿里貝特·舒爾茨吃驚地發現，他又再次見到了那名黨衛軍的官方劊子手。在一個急救掩蔽所里，舒爾茨就躺在那個紅頭髮的傢伙旁邊。瘦高個的黨衛軍射手的胃部被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痛苦地尖叫呻吟了16個小時才死去。
當擠滿了道路的龐大人流向著那些橋樑移動的時候，炮彈不時地在人群之中落下。希爾德加德·潘策爾與庫爾特·阿赫上尉一起逃亡，阿赫幫助她領著兩個孩子，9歲的沃爾夫岡和5歲的黑爾佳。她與這雙年幼的兒女在人流中擠散了，她再也沒有見到他們。據估計，在這場瘋狂的集體大逃亡中，總共約有2萬人死去或受傷。
最後，炮彈不再落下，難民們把槍炮聲留在了身後。他們繼續走了一段路以確保這一點，然後都躺倒在地。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哪裡倒下，就在哪裡睡著了——田野里，溝渠里，空屋子裡，廢棄的車輛里，道路的路肩部，甚至就在道路上。他們現在安全了，最後一役結束了。
「阿布！阿布！」海因里希·施瓦茨在遭到可怕破壞的動物園裡四處走著。他想，現在什麼都沒有留下，動物園永遠也不會再成為原先的樣子了。死亡的動物和瓦礫到處都是。他朝池塘走去，一路上叫著「阿布！阿布！」
一陣拍打翅膀的聲音傳來，在空了的池塘的邊上，那隻罕見的鸛「阿布·馬庫博」正單腿站立，看著施瓦茨。他繞過池塘，抱起這隻鳥。「一切都結束了，阿布，」施瓦茨說道，「一切都結束了。」他抱著這隻鳥離去了。
安茨慢慢地從維爾默斯多夫區的地下室里走了出來，這是自4月24日以來，她第一次來到陽光之下。街道上出奇地安靜，「一開始，由於不習慣亮光，我眼前全是黑圈，什麼也看不清。接下來我四下張望，陽光明媚，春天來了，樹開花了，微風輕柔。即使在這個備受折磨的垂死的城市裡，大自然也帶回了生命。在此之前沒有什麼東西曾觸動過我，所有的情感都死去了。但當我眺望著遠處的公園，看著那兒已經到來的春色，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自從這一切開始以來，我第一次哭了。」
[1] 柏林（Berlin）的首字母是B，所以「大B」即指柏林。
[2] 集團軍級支隊（Armeeabteilungen），是德軍中高於軍級，低於集團軍級的一種部隊臨時特殊編制，一般只存在幾個月時間就會整編掉，其間所轄的部隊會根據戰況需要隨時變動。
[3] 現有資料可以確認，此人的名字叫恩斯特·克特爾（Ernst Kaether），曾經獲得騎士鐵十字勳章。
[4] 此處原文寫的是提拔為少將跳過了准將，但英美國家為了和德軍軍銜對等，將德軍中將軍銜對應翻譯成英美國家的少將軍銜，將德軍少將軍銜對應翻譯成准將軍銜。然而根據德語直譯的話，德國陸軍中並無准將軍銜，因此校譯時保留了德語軍銜的直譯。
[5] 所謂的希特勒親自指揮也只是掛名，他讓埃里希·巴倫費格（Erich Bärenfänger）少將給他當副手，不到一天就把柏林衛戍司令的職務交給了魏德林。巴倫費格後來只負責指揮A防區等地的戰鬥，此人並非無名之輩，在營長的職務上曾獲得過雙劍銀橡葉騎士鐵十字勳章（德軍中第45位獲得者），年僅30歲就成了德國陸軍中最年輕的少將，德國投降後他於5月2日自殺身亡。
[6] 耶和華見證會，19世紀70年代初由查爾斯·塔茲·羅素在美國創立的一個基督教教派，認為「世界末日」在即，主張個人與上帝感應交流。這裡的拒服兵役者，就是由於宗教信仰，而不積極參與任何有關戰爭行動的人。
[7] 在海因里希的戰爭日記里，所有的電話交談內容都用速寫逐字記了下來，其中有一條令人吃驚的內容：「4月21日12點30分，布塞對海因里希說：『剛剛得到消息，第56裝甲軍昨晚在沒有得到明確命令的情況下，從霍珀加滕移駐奧林匹克村，要求逮捕……』」誰也不知道布塞是從哪裡得這份情報的，但這份情報是錯誤的，奧林匹克村位於柏林西邊的德伯里茨，而魏德林則在城市的東郊作戰。——原注
[8] 約德爾曾徹底研究了「日食行動」的文件，他確信，溫克向東大舉猛攻不會受到美國人的阻礙，他相信美國人在易北河就永遠停止前進了。——原注
[9] 另外15具屍體在3個星期以後被人發現，阿爾布雷希特·豪斯霍費爾的手裡仍然攥著他在獄中寫下的幾句十四行詩。其中一句是：「當時光被瘋狂引導的時候，他們就是被絞死的最好的頭顱。」——原注
[10] 此處原文寫的是57歲，但迪特馬爾出生於1891年，1945年時應該是54歲。
[11] 顯然倫敦在收到維貝格提交的報告之後，還沒來得及把它傳達出去。——原注
[12] 有兩項業務沒有間斷，始終繼續著：一是波茨坦氣象台做的氣象記錄，在整個1945年一天都不缺；二是該城17家啤酒廠中的11家——根據政府法令，它們從事的是「必需性」生產——在持續生產啤酒。——原注
[13] 聖阿格尼絲（Saint Agnes，291—304），基督教敬奉的童貞女和殉道者，生活於公元4世紀初的羅馬。傳說阿格尼絲貌美，約13歲時自稱除耶穌外別無所愛，矢志不嫁。羅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時，阿格尼絲以身殉教。
[14] 本書作者記得，1944年在諾曼底，兩個穿著德軍制服的被俘士兵給美軍第1集團軍情報部門的審問者帶來了一個奇怪的問題，當時本書作者也在場，那問題是誰也不聽懂他們的語言。這兩個人都被送到了英國，在那裡人們發現他們是西藏牧民，被強抓壯丁加入了蘇聯紅軍，在東線被俘後又再次被強抓壯丁加入了德軍。——原注
[15] 卡累利阿（Karelia），蘇聯自治共和國，與芬蘭接壤。
[16] 約阿希姆·利普希茨最終成為西柏林最著名的官員之一。1955年他當上了西柏林政府的內務局長，掌管該城的警察部隊。一直到1961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是東德共產黨政權的死敵。——原注
[17] 原文錯寫成柏林東北方。
[18] 這個騎馬的蘇聯人名叫艾特卡利亞·阿利別科夫（Aitkalia Alibekov），來自哈薩克斯坦，隸屬於蘇聯紅軍近衛第5集團軍近衛步兵第34軍近衛步兵第58師175團。
[19] 瓦爾特·戈爾巴赫少將是消防局局長，按照他的命令，在22日離開的一些消防車又被派回了城裡。按照戰後報道的說法，戈培爾之所以命令把那些消防車運出柏林，是為了不讓它們落入蘇聯人之手。戈爾巴赫聽說由於他撤銷了戈培爾的命令，將會被逮捕，於是試圖自殺，但自殺失敗。他臉上受傷，血流不止，被黨衛隊帶出去處決了。——原注
[20] 她們都活了下來，一名醫生搶救及時，保住了她們的命。——原注
[21] 聖卡尼修斯（Peter Canisius , S.J.，1521—1597），荷蘭耶穌會天主教牧師。他在德國、奧地利、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瑞士的新教改革期間對天主教信仰的大力支持而聞名。在新教改革後，德國天主教會的恢復主要歸功於他領導的耶穌會的工作。他在天主教會中被尊為聖人，也是教會博士。他最有影響的著作是《三重教理回答》，對天主教教理進行了明晰的說明。
[22] 全球電影股份公司（Universum Film-Aktiengesellschaft），德國電影製片公司，成立於1917年12月18日。默片時期該公司的影片在藝術上是最突出的，技術上也是最優良的，擁有當時世界上設備最好、最現代化的攝影棚，至今仍為製片中心。
[23] 此處原文寫的是4月29日，考慮到舊金山與柏林有9個小時的時差，既然希特勒是在柏林時間4月28日夜間收到這個消息的，再加上轉發消息的時間，那麼記者發稿的時間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4月29日，只可能是27日。
[24] 戰爭結束之初，關於希特勒自殺時的「門外聽到一聲槍響」的說法廣為流傳，這種說法基本上源於希特勒的司機埃里希·肯普卡最初的證詞。但多年後肯普卡承認，希特勒自殺時他根本不在地堡內，而是在地堡外的地面上準備汽油。當時在門外的奧托·京舍和阿圖爾·阿克斯曼日後都表示沒有聽到槍聲，因為從希特勒自殺的房間到走廊之間有兩道密封的能夠防火防毒的門，自然也能隔音。京舍在70年代接受歷史學家採訪時明確否認了聽到槍聲，並說自己戰後被蘇聯關押的十年間受到了多次訊問和誘供，要他承認那一槍是他對著希特勒打的。
[25] 和那兩位記者一起被崔可夫召來開會的，有來訪的蘇聯作曲家馬特維·伊薩科維奇·布蘭特（Matvei Isaakovich Blanter），作為著名歌曲《喀秋莎》的曲作者，他是被史達林派來的，要求他寫出一部紀念柏林戰役勝利的交響樂。那兩位記者問將軍那位作曲家怎麼辦時，崔可夫說「把他帶來吧」。可是當布蘭特到來的時候卻穿著便裝，顯然無法冒充蘇聯軍官了。他被匆匆推進毗鄰會議室的一個衣櫥里，在隨後的會議期間他基本上就待在那裡。就在客人們要離開的時候，他由於缺氧而昏厥，一跤跌落房內，令德國人大吃一驚。——原注
[26] 瑪格達毒死6個孩子的具體時間，不同的資料有不同的說法。本書原文寫的是20點30分，但根據詹姆斯·P.奧唐奈所著的《希特勒暗堡》（The Berlin Bunker）一書的記載，20點30分左右是戈培爾夫婦自殺的時間，18點30分左右阿克斯曼來到地堡與戈培爾夫婦話別，幾個人聊天至19點左右，而此時孩子們已經被毒死了。從時間上向前倒推的話，瑪格達毒死孩子的時間應該是在17點30分左右，而且奧康奈書中記錄戈培爾夫婦走出暗堡去地面自殺的過程中，瑙曼並不在場，目送著夫妻倆朝通向院子的樓梯走去的人，是戈培爾的副官京特·施韋格曼和另外兩人。
[27] 原文寫的是關押了12年，但奧托·京舍獲釋是在1955年，他先是回到了東德，1956年下半年去了西德。
[28] 普爾曼式臥鋪床，指19世紀美國發明家喬治·M.普爾曼（George M. Pullman）設計的豪華型列車車廂，裝有舒適的臥鋪或座椅。
[29] 本書作者認為，蘇聯人對埃娃·布勞恩不感興趣，因而沒有真正下功夫去辨認她的屍體。蘇聯人對希特勒死亡的第一次確認是在1963年4月17日，由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帥向本書作者和約翰·埃里克森教授做出的，那已經是事件發生的18年之後了。——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