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三
從前線到莫斯科的路程長達1 600公里，飛行時間之久令人疲憊不堪。格奧爾基·朱可夫元帥疲倦地坐在土灰色的軍官座車后座上，一路顛簸沿著鵝卵石路進入了廣闊的紅場。汽車快速駛過擁有諸多白底條紋圖案洋蔥尖頂的聖瓦西里大教堂，然後向左拐彎，通過西門進入克里姆林宮的宮牆之內。緊隨其後的另一輛軍用轎車裡則端坐著另一位名將：伊萬·科涅夫元帥。巨大的救世主鐘樓拱衛著宮殿的大門，鐘面上鍍金的指針即將指向下午5點。
兩輛軍車穿過輕風席捲的內院，進入了林立的建築物之中。那裡有繪著壁畫的宮殿、金色穹頂的大教堂和外立面為黃色的政府建築，曾經是俄國沙皇和大公們的議政場所。車子繼續朝克里姆林宮的大院中央駛去，在用白色牆磚建於17世紀的伊凡大鐘樓附近，汽車開始減速，然後又駛過了一排古代的大炮，最終在一座沙灰色三層大樓外停住了。幾分鐘以後，兩名穿著合身的暗褐色制服的蘇聯陸軍元帥走入了電梯，他們將前往位於二層的史達林辦公室。元帥制服上的金制肩章顯得格外沉重，一顆寬達2.5厘米的元帥金星正閃耀地綴在上面。在略顯狹小的電梯間裡，兩名被副官和警衛軍官環繞著的元帥親切地聊著天。外行的觀察者也許會以為他們是密友，事實上他們之間的競爭已經趨於白熱化。
無論是朱可夫還是科涅夫，都已經達到了他們職業生涯的巔峰。他們都是堅韌務實的完美主義者，在整個軍官團體當中，大家都認為在他們手下戰鬥既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令人敬畏的責任。矮壯結實、相貌溫和的朱可夫名氣要更大一些，他是受到蘇聯老百姓和士兵崇拜的名將，被看作是全蘇聯最偉大的一名軍人；然而在軍官之中，有些人卻把他看作是一頭洪水猛獸。
朱可夫是名職業軍人，其征戰生涯的起點是作為一名列兵加入沙皇的帝國龍騎兵部隊。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後，他參加了革命，作為一名蘇俄騎兵與白軍反動派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由於其作戰勇猛，表現出色，在內戰結束時已經擢升為一名光榮的紅軍軍官。不過，朱可夫真正的崛起則是在20世紀30年代。當時，史達林對蘇軍將領進行了野蠻的清洗，造成高級軍官人才的緊缺，具備傑出指揮能力和想像力的朱可夫趁著這個機會才最終脫穎而出。
老兵都被殘酷地清洗掉了，但他不僅倖存了下來，還在「老赤衛隊員」們紛紛倒下之際如同火箭般升到了高位。有人認為這是因為朱可夫從未捲入「黨爭」，是一名「比較純粹的軍人」。到1941年時，他已經爬到了軍職的頂端，成了蘇聯紅軍的總參謀長。
開始奮鬥的朱可夫有一個著名的稱呼：「士兵中的士兵」。他對戰士們也很寬厚，因此在基層部隊獲得了極高的聲望。他認為，打勝仗是頭等大事，而戰利品則是士兵們贏取勝利後應得的獎賞。但朱可夫對手下的軍官們十分嚴厲，不稱職的高級指揮官往往被不留情面地當場解職並受到懲處。朱可夫會讓這些倒霉的軍官從兩種刑罰中選擇一種：要麼被送到懲戒營，要麼被降成一名列兵，去往戰況最激烈的前線作戰以洗刷自己的罪名。
在1944年的波蘭戰役中，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朱可夫在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元帥和第65集團軍司令員帕維爾·伊萬諾維奇·巴托夫（Pavel Ivanovich Batov）上將的陪同下，到前線地區監督部隊的進攻行動。正用雙筒望遠鏡觀察戰況的朱可夫突然朝巴托夫吼道：「把這個軍的軍長和步兵第44師師長全部丟進懲戒營！」羅科索夫斯基和巴托夫都為兩位將軍求情。最終，羅科索夫斯基把那位軍長保了下來，但師長在朱可夫的強烈要求下被降職後送上了火線，奉命領導一次自殺式衝鋒，戰鬥打響後沒多久他就被敵人打死了。朱可夫隨即推薦這位陣亡的軍官榮獲蘇聯最高軍事榮譽——「蘇聯英雄」稱號（金星勳章）[1]。
戰爭期間，朱可夫總共3次榮獲「蘇聯英雄」稱號，他的主要競爭者科涅夫獲得了2次。兩位元帥榮譽滿身，不過朱可夫在整個蘇聯聲名遠揚，但科涅夫實際上仍默默無聞——而這種默默無聞會令人憤憤不平。
科涅夫的個頭較高，脾氣粗暴，精力旺盛，藍色的雙眸內閃爍著精明的目光。四十八歲的他比朱可夫還小一歲，就某些方面而言，他的職業生涯與同時期的其他人相當。他也曾經為沙皇作戰，後來又加入了革命陣營，繼續在蘇聯軍隊里服役。不過也有一點不同，而且在像朱可夫那樣的人看來，那完全稱得上是另一條不同的道路。科涅夫是作為一名政工幹部加入蘇聯紅軍的，儘管他在1926年就轉成了軍事指揮員，受訓成了一名正規的軍官，但在其他軍人看來，他的背景永遠是有瑕疵的。普通軍人的內心裡總是厭惡政工人員，因為政工人員的權力實在太大了，如果沒有同級政委會簽的話，指揮官就不能下達命令。朱可夫雖然是一名忠誠的黨員，但卻從不認為政工幹部們是真正的職業軍人。在戰前的歲月里，他與科涅夫曾在相同的戰區里指揮過部隊，被上級提拔的速度也都差不多，這讓朱可夫大受刺激。這其實是史達林有意為之。他在20世紀30年代把兩人一手提拔上來，讓他們成為軍隊年輕將領的骨幹；但為了更好地控制兩位能人，史達林一直都在他們之間挑起爭端，並精明地利用著朱可夫和科涅夫之間的強烈對立。
科涅夫儘管舉止粗魯，口無遮攔，但人們普遍認為他受教育程度比朱可夫更高，考慮問題也更加周全一些。科涅夫酷愛讀書，他在司令部里建立了一個小圖書館，偶爾會成段引用屠格涅夫或是普希金的著作，這樣的文學造詣往往令他的幕僚們大吃一驚。他麾下的部隊官兵都知道，科涅夫在執行紀律上是不講情面的；但與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更加體恤手下的軍官，將怒火全部傾瀉到了敵人的頭上。在戰場上，他有時會採取一些極其殘忍的打法。當第涅伯河戰役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科涅夫的部隊將幾個德國師包圍了，他命令敵人立即投降，但被對面的德國人嚴詞拒絕了，隨後，他讓揮舞著馬刀的哥薩克輕騎兵們發起了衝鋒。
「我們讓那些哥薩克騎兵隨意砍殺，」1944年他對南斯拉夫駐莫斯科的軍事代表團團長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Djilas）[2]說道，「他們甚至把那些舉手投降的敵人的手都砍掉了。」至少在這一點上，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意見完全相同：納粹的暴行是不可饒恕的，對於德國人，不能有一點慈悲，施加在他們頭上的暴行也沒必要自責。
現在，當這兩位元帥沿著二樓的走廊前往史達林辦公室時，他們都有理由確信，這次要討論的事情就是攻克柏林。初步的計劃是要求朱可夫位於中路的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負責攻城，北方的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白俄羅斯第2方面軍和南方的科涅夫的烏克蘭第1方面軍實施助攻。但朱可夫卻決心憑一己之力拿下柏林城，他不需要外人的協助，尤其不要科涅夫的協助。然而，科涅夫自己也在心裡打著小算盤。他認為，朱可夫的部隊有可能受阻於地形，特別是位於奧得河西岸防禦森嚴的塞洛高地。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意味著自己出風頭的機會來了，他甚至已經想好了一個粗略的行動方案。當然，這一切都取決於史達林的最終決斷。但這一次科涅夫卻格外希望能壓朱可夫一頭，贏得一個等待已久的榮耀。科涅夫認為，如果機會真的降臨，他就可以和他的競爭對手來一場目標柏林的宏大賽跑。
沿著鋪著紅地毯的走廊走了一半距離，護送的軍官們便把朱可夫和科涅夫引進了一間會議室。會議室的天花板很高，卻並不寬敞，一張長長的擦得鋥亮的紅木桌子再加上圍在旁邊的椅子，幾乎把屋子都塞滿了。兩盞裝有透明燈泡的沉重吊燈在桌子上方散發著強光，在角落的一隅有一張小桌子和皮椅子，旁邊的牆上掛著列寧的大幅肖像畫。窗戶上掛著窗簾，房間裡既沒有旗幟也沒有徽章，卻掛著兩幅鑲嵌在黑色畫框裡的彩色石版畫，這是俄國最著名的兩位軍事家的畫像：一位是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戰功卓著的亞歷山大·蘇沃洛夫元帥，另一位則是1812年消滅了拿破崙大軍的米哈伊爾·庫圖佐夫元帥。在房間的盡頭，一扇雙開門通向史達林的個人辦公室。
兩位元帥對這裡的環境很熟悉。1941年當朱可夫還在擔任總參謀長的時候，他就在樓下辦公，而且此前史達林也在這裡多次接見過兩人。但此次會議卻並不是一個小型的私人會晤。在兩位元帥進入房間後沒過幾分鐘，又進來了7位在戰時的蘇聯地位僅次於史達林的重要人物，他們是蘇聯國防委員會的委員，而這個決策機構對蘇聯龐大的戰爭機器有著至高無上的控制權。
沒有拘泥於級別高低，蘇聯領導人便魚貫進入了房間：外交人民委員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他也是該委員會的副主席；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體格粗壯的他戴著近視眼鏡，身為秘密警察頭子，他是蘇聯最為人所懼怕的人之一；格奧爾吉·馬克西米利安諾維奇·馬林科夫，他是個矮胖子，擔任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負責軍備採購管理；阿納斯塔斯·伊凡諾維奇·米高揚，面部瘦削的他長著鷹鉤鼻，負責生產與協調工作；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布爾加寧大將[3]，他相貌出眾，留著山羊鬍子，作為蘇聯副國防人民委員，是駐前線的大本營代表；拉扎爾·莫伊謝耶維奇·卡岡諾維奇，他舉止古板，留著八字須，負責鐵路交通運輸工作，也是委員會裡唯一的猶太人；還有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沃茲涅先斯基，他是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也是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軍隊方面的代表是總參謀長阿列克謝·因諾肯季耶維奇·安東諾夫大將和作戰部部長謝爾蓋·馬特維耶維奇·什捷緬科上將。當蘇聯的高級領導人就座的時候，人民委員會主席辦公室的門打開了，史達林矮壯敦實的身影出現了。
他身著樸素的深黃色制服，沒有佩戴肩章或者軍銜標誌，褲子上縫著一條不寬的紅色邊條，褲腿塞進了及膝高的黑色長筒靴里。在其軍裝上衣的左胸口，佩戴著唯一的一枚裝飾品：代表「蘇聯英雄」身份的金星勳章。史達林的嘴裡咬著他那標誌性的菸斗，品牌則是他最喜愛的英國「登喜路」牌。他沒有在寒暄上浪費時間。科涅夫後來回憶道：「史達林開始講話的時候，我們彼此間甚至還來不及打聲招呼。」[4]
史達林先是問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幾個有關目前戰況的問題，隨後就突然切入了正題。他的嗓音不高，帶有喬治亞特有的抑揚頓挫的口音，說出的話聲音雖輕卻效果顯著：「那些小小的盟國打算搶在蘇聯紅軍前頭趕到柏林。」
他頓了頓，然後繼續說道，他已經得到了有關英美盟軍計劃的情報，顯然「他們的意圖可不像是盟友們應該做的」。他並沒有提到前一天晚上艾森豪威爾發來的電報，也沒有說出其他的情報來源。他轉向什捷緬科上將說道：「讀報告。」
什捷緬科站起身來，告訴大家艾森豪威爾的部隊計劃包圍並消滅敵人集結在魯爾區的兵力，然後向萊比錫和德勒斯登進軍，但這只是他們打算攻占柏林的「中途」。上將說，所有這一切「似乎像是在幫助蘇聯紅軍」，但眾所周知，在蘇聯軍隊趕到柏林之前攻克柏林，是「艾森豪威爾的主要目的」。他拖長著聲音說，此外，史達林的最高統帥部已經得知，「有兩個盟軍空降師正在迅速做好準備，要在柏林空降」[5]。
按照科涅夫對這次會議的說法，他後來記得，什捷緬科所描述的盟軍計劃中還包括蒙哥馬利，他將在魯爾區北邊「沿著柏林和英軍集結地之間的最短路線」大舉猛攻。科涅夫回憶道，什捷緬科在報告的結尾說，「根據目前已知的所有數據和情報，這個計劃——先於蘇聯紅軍攻占柏林——在英美盟軍指揮部里被視作完全可行的，他們為實現這個目標將傾盡全力」[6]。
什捷緬科讀完報告之後，史達林轉向他的兩位元帥。「那麼，」他聲音柔和地說道，「誰將攻占柏林？是我們還是盟軍？」
科涅夫後來驕傲地回憶，他是第一個回答的人。「我們將攻占柏林，」他斬釘截鐵地保證，「而且會在盟軍之前占領它。」
史達林看著他，臉上閃過一絲笑容。「那麼，」他再次聲音柔和地說道，帶著生硬的幽默，「您是那個人嗎？」
科涅夫記得，瞬息之間史達林又恢復了冷酷和務實，尖銳地提出了問題：南邊的科涅夫究竟打算如何按時拿下柏林？「難道你的兵力不需要進行大規模重新部署嗎?」領袖再次發問。
科涅夫發現自己已經中了圈套，史達林再次玩起了他的老花招，讓手下相互爭鬥。但即便意識到了這一點，他仍然直言不諱地給出自己的答案。「史達林同志，」他說道，「我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們將及時重新部署，以便攻占柏林。」
這正是朱可夫所等待的時刻。「我可以發言嗎？」他帶著幾分優越感輕聲問道，而且並沒有等待領袖給出答覆就說了起來。「恕我冒昧，」他邊向科涅夫點頭邊說，「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不需要重新部署，他們現在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我們的目標就是柏林。我們離柏林最近，毫無疑問，柏林是屬於我們的。」
史達林默默地看著這兩個人，一絲淺笑再次浮現在了他的臉上。「那好吧，」他溫和地說道，「你們倆都待在莫斯科，和總參謀部一起準備你們的作戰計劃。我希望計劃能在兩天之內拿出來，那時你們就可以帶著獲得批准的計劃直接返回前線了。」
兩位元帥都被如此之短的策劃時間震驚了，直到現在他們才明白過來，史達林迫切希望針對柏林的總攻能提前幾個星期發起——原定日期是五月初。對科涅夫來說，目前的局面尤其糟糕。此時他已經想明白了，儘管他有一個初步的計劃，並相信這個計劃能讓他先於朱可夫衝進柏林，但書面材料卻沒有帶來。此次會議使他絕望地意識到，有一大堆的後勤問題亟待解決，各種各樣的裝備和補給物資現在都得以最快的速度運到前線。更麻煩的是，科涅夫的方面軍目前兵力不足，經過上西里西亞的戰鬥以後，他的部隊有很多仍然分布在南方，有些部隊離柏林很遠，他們必須立刻轉移，但隨之而來的繁重運輸壓力又是個大問題。
朱可夫在聽史達林講話的時候，也同樣憂心忡忡。儘管他手下的參謀們一直在爭分奪秒地為進攻做著準備，但距離能發起一次大規模戰役還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各集團軍已然就位，但前線所需的各類物資仍然有很大缺額。在之前戰鬥中折損嚴重的部隊也亟待補充大量的兵員，他的一些師，按編制兵力應該有9 000~12 000人，但現在則減員到了3 500人。朱可夫相信，對柏林的攻擊行動將面臨巨大的困難。他想為可能出現的任何情況都做好準備。他麾下的情報部門報告稱：「敵人已經在柏林城內和郊外地區做了精心的準備，要頑抗到底，每條街道、每個廣場、交叉路口、房屋、運河和橋樑，都是其總體防禦的構成部分……」現在，如果他要先於西線盟軍拿下柏林，一切事情都得加快速度。他要多久才能發動進攻呢？這是史達林想要得到答案的問題，而且要迅速回答。
在會議結束的時候，史達林再次講話，他的嗓音中不再有暖意。他對兩位元帥強調說：「我必須告訴你們，我們特別關注戰役到底能在何時發起。」
這兩位指揮官之間的競爭從來就沒消停過，甚至已經表面化了，而史達林則再次利用了這種「二士爭功」的微妙局面。他朝周圍的人略微點了點頭，便轉過身離開了房間。
現在，在啟動了他的計劃之後，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還要面對一項重要的任務：對艾森豪威爾的電報做認真詳細的答覆。史達林著手修改準備好的草稿。到晚上8點的時候，他的定稿隨著電波被發向了西線。「您於3月28日發來的電報已收悉，」史達林在給艾森豪威爾的電文中寫道，「您的計劃，即把德國軍隊攔腰斬斷，（與）……蘇聯紅軍會師，這與蘇聯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的計劃是不謀而合的。」史達林完全同意，兩軍會師的地點應該是在萊比錫—德勒斯登地區，因為「蘇聯軍隊的主攻方向」將會「朝那個方向」進行。至於蘇聯紅軍進攻的日期，史達林給予了特別註明，「大概是在5月的下半月」。
他的電文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三段。史達林在文中灌輸了這樣一個印象，即他對德國首都也沒有興趣。「柏林，」他聲明，「已經失去了先前的重要戰略意義。」事實上，史達林說的是它已經變得無足輕重，因而「蘇聯最高統帥部大本營計劃向柏林方向只投入第二梯隊兵力」。
幾乎整個下午，溫斯頓·丘吉爾都在與英軍的參謀長們商談。他感到顏面盡失，他的尷尬來自艾森豪威爾的一封電報，那封電報在發送的時候被搞錯了。在丘吉爾收到的電報中，有句話是「蒙哥馬利將負責巡邏任務……」，於是丘吉爾尖銳地回電說，他認為英王陛下的軍隊正被「貶謫……到意想不到的限制範圍內」。摸不著頭腦的艾森豪威爾又回電說：「即使沒有被傷害到，我也快鬱悶死了……我從來也沒有想過要這樣做，我認為我以往的做法……應該會消除這樣的念頭。」原來艾森豪威爾從來也沒有用過「巡邏任務」（on patrol tasks）這樣的文字，他說的是「這些任務」（on these tasks），但不知怎麼搞的，單詞被發錯了。丘吉爾因為這個事件而感到屈辱。雖然這是件小事，卻是在亂上添亂。
在首相看來，美國人對柏林持續性的無動於衷絕非小事。他以其與生俱來的堅韌，立刻開始同時處理兩個問題——盟軍的關係和柏林。首相給患病的羅斯福發去了一封長長的電報，這是自從艾森豪威爾的「SCAF 252」電報產生的爭議以來，他發給羅斯福總統的第一封電報。在電文中，首相首先詳盡表達了他對艾森豪威爾的完全信任，然後「在處理完並肩作戰的最忠實朋友和盟友之間的些許誤解之後」，丘吉爾便反覆強調占領德國首都的急迫性。「能夠給德國軍隊帶來最絕望心理打擊的……莫過於柏林的陷落，」他爭辯說，「它將會是戰敗的最強信號……如果（蘇聯）攻占柏林的話，那麼在他們的頭腦中會不會形成一種不正確的印象，以為他們對我們的共同勝利貢獻最大？這豈不是使他們由此而產生一種情緒，未來會給我們增添嚴重而可怕的困難？因而我認為，從政治角度來看……假如柏林唾手可得的話，我們當然要毫不遲疑地抓到手……」
第二天，當丘吉爾收到史達林給艾森豪威爾的電報副本時，他的關注進一步加深了。老謀深算的首相認為，電文的內容非常可疑。晚上10點45分，他給艾森豪威爾發去了電報。「我愈發感到搶先進入柏林的重要性，因為莫斯科在給你回電的第三段中說，『柏林，已經失去了先前的重要戰略意義』，這種語句反而突顯了這座城市的極端重要性。應該從我強調過的政治角度來解讀他的這句話。」丘吉爾又熱切地補充說，他現在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將來同蘇聯人握手的地方，應儘可能地偏向東方……」
儘管問題很多，但丘吉爾要贏取柏林的決心並沒有發生絲毫動搖，他仍舊保持著樂觀。他在給艾森豪威爾的電報中最後說道：「在史達林開始主攻前，西線可能還會發生許多無法預料的事情。」他抱有極大的希望就是，盟軍大舉猛攻的勢頭和萬丈豪情，會令部隊衝進柏林的日子遠遠早於史達林的預定日期。
在史達林的大本營里，朱可夫元帥和科涅夫元帥正在通宵達旦地奮鬥著。到4月3日，星期二，在48小時的最後期限之內，他們的計劃都已經準備好了。他們再次見到了史達林。
朱可夫首先進行陳述。他籌備這次進攻有幾個月的時間了，對龐大的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的預定軍事行動了如指掌。他說，他的主攻將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發動，出發地則是位於屈斯特林以西奧得河橋頭堡，這個超大型的橋頭堡由北向南有44公里長。隨後，他將在左右兩翼友軍的助攻下直撲柏林。
在朱可夫的計劃中，後勤問題最為棘手。至少有4個諸兵種合成集團軍和兩個坦克集團軍將被投入到主攻方向，還有兩個集團軍將被用來進行牽制性攻擊，包括後方的第二梯隊在內，他擁有768 100人的龐大兵力。朱可夫不會對當面德軍的防禦陣地心存任何僥倖，他希望在屈斯特林橋頭堡的每公里正面部署250門大炮，大致是每隔4米就有一門大炮！他計劃用令人震驚的約11 000門大炮齊射來拉開進攻的序幕，徹底砸爛德國人的防線——小口徑的迫擊炮還不計算在內。
現在他談到了計劃中最別出心裁的部分。朱可夫想出了一種非正統的另類策略來迷惑敵人。他的攻勢將在夜間發動，進攻開始時會有140多盞大功率防空探照燈直接照射敵軍陣地，炫目的強光會讓德國人什麼都看不見，從而令其士氣低落。他預料他的計劃能造成大屠殺。
科涅夫的計劃同樣也是大手筆，而且由於被他的勃勃雄心所驅使，也就顯得更為複雜和困難。他後來回憶：「對我們而言，柏林是一個如此令人熱切期盼的頭號目標，因而每一個人，從士兵到將軍，都想親眼看一下這座城市，都想用武力來征服它。這也是我的熱切期盼……我滿懷著這種欲望。」
不過，事實上就其最近的地點來看，科涅夫的部隊離柏林還有120公里以上的路程。科涅夫指望用速度來幫助他渡過難關。他已經有意地把幾個坦克集團軍集結在右翼，一旦達成突破，他就可以轉而朝西北進軍，朝柏林突擊，這樣做或許能搶在朱可夫前面悄悄地入城。這個主意他思考了幾個星期。現在，鑒於朱可夫的陳述，他對是否應該在時機尚未成熟就先泄露計劃而猶豫了。於是，此刻他緊扣作戰計劃的細節講了起來。按照科涅夫的設想，在低空飛行的殲擊機中隊噴發出來的濃重煙霧庇護下，地面部隊將在拂曉時分渡過尼斯河發動進攻。他計劃投入5個諸兵種合成集團軍和兩個坦克集團軍——兵力達到511 700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像朱可夫一樣，要求部署數量同樣多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密集炮兵——前線每公里要有250門大炮——而且他還打算從那些大炮中榨取更多的價值。「與我的友鄰不同，」科涅夫回憶道，「我計劃用炮火對敵人陣地進行飽和轟擊，炮擊時間為2小時35分鐘。」
不過，科涅夫急需增援部隊。朱可夫在奧得河沿線有8個集團軍，而科涅夫在尼斯河沿線總共只有5個，要實現他的宏圖偉業，還需要增加兩個集團軍。經過一番討論之後，史達林同意把第28和第31集團軍調撥給他，因為「在波羅的海各國和東普魯士的戰線已經縮短了」。但史達林指出，在這兩個集團軍抵達烏克蘭第1方面軍的戰線之前，大量時間可能就已經過去了。鑒於運輸力量短缺，科涅夫決定進行一場豪賭。他向史達林保證，自己可以在增援部隊尚未到達之時就開始進攻，然後等部隊一到達就把他們投入戰鬥。
在聽取了兩人的進攻方案之後，史達林都表示同意，但攻占柏林的責任還是被交給了朱可夫。占領柏林以後，他還要向易北河一線挺進。科涅夫將在朱可夫發起進攻的同一天也展開自己雄心勃勃的攻勢，其作戰目標是殲滅柏林南部外圍地區的德軍，然後揮師西進，與美國人實現會師。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白俄羅斯第2方面軍是蘇聯在此次戰役中展開的第三個重兵集團，他們的集結地從奧得河下游一直延伸到北部的沿海地區，這個方面軍將不參加對柏林的攻擊。羅科索夫斯基有314 000人，他的進攻發起日會稍晚一點，部隊將大舉穿越德國北部地區，與英國人會合。這3個蘇聯的方面軍總計兵力為1 593 800人。
看起來，科涅夫已經徹底淪為了柏林進攻戰役中的配角。但接下來，領袖的動作卻讓他為之一振。史達林對著桌上的地圖俯下身來，在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方面軍之間畫出了一條分界線。這是一條奇特的邊界，它從紅軍戰線的東部開始，越過奧得河，一直到始建於16世紀的施普雷河畔呂本（Lübben），大約在柏林東南105公里處。在那裡，史達林突然停了下來。倘若他繼續往前畫，從而標出一個科涅夫不得越過的邊界的話，那麼烏克蘭第1方面軍就徹底和柏林無緣了；但現在，科涅夫卻興奮地從領袖的動作中看到了機會。儘管「史達林一個字也沒說」，他後來回憶道，「但鼓勵戰地指揮官展現出主觀能動性的意圖卻心照不宣地呈現了出來」。領袖的無言之舉為科涅夫的部隊打開了進軍柏林的綠燈——只要他能夠做到的話。在科涅夫看來，仿佛史達林已經讀懂了他的心思，會議就是以他後來稱為「由史達林做出的……對競爭的秘密召喚」而結束的。
兩位元帥的計劃立即被轉為了正式的命令。第二天上午，這兩位相互競爭中的指揮官手握領袖的最終指令，風馳電掣般驅車趕往莫斯科機場，每個人都急於趕回自己的司令部。命令要求他們，進攻真正發起的時間要比史達林通報給艾森豪威爾的日期提前整整1個月。為了防止泄密，書面命令上並沒有標註具體日期，但史達林已親自給朱可夫和科涅夫下了指示，對柏林的進攻將在4月16日星期一打響。
就在朱可夫和科涅夫開始緊張地做準備，指揮13個集團軍的百萬大軍揮師柏林之時，阿道夫·希特勒著名的「直覺閃現」又一次出現了。他認為，蘇聯紅軍在正對柏林的屈斯特林的集結，只不過是一次規模巨大的佯攻；蘇聯紅軍的主攻方向不是柏林，而是南方的布拉格。在希特勒的眾多將領中，只有一位擁有同樣天賦的「洞察力」，他就是費迪南德·舍爾納大將，現在擔任位於海因里希南翼的中央集團軍群指揮官，他也「一眼看穿了蘇聯人的騙局」。「我的元首，」舍爾納提醒，「據歷史記載，要記住俾斯麥的話——『誰擁有布拉格，誰就擁有歐洲』。」希特勒表示同意。殘忍的舍爾納是元首的心腹，也是德軍將領中最缺乏才氣的一位，現在卻被火箭般地提拔成了陸軍元帥。與此同時，希特勒在4月5日命令海因里希麾下4支經驗豐富的裝甲部隊向南方調動，這些機動單位是海因里希用來遏制紅軍當面猛攻的本錢所在，現在調走無異於釜底抽薪。這項命令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1] 這段內容作者沒有給予出處，也沒有做任何說明，看起來與史實有些出入。根據蘇方資料記載，當時步兵第44師師長是伊萬·安德烈耶維奇·沃羅比約夫少將，他於1944年7月8日陣亡，而他的繼任者是阿納托利·阿尼西莫維奇·米羅年科上校，活到了戰後。該師當時隸屬於步兵第111軍，軍長是鮑里斯·亞歷山德羅維奇·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少將，而該軍隸屬於第54集團軍。1944年8月，這個師就調入步兵第119軍（隸屬於第67集團軍），從未與第65集團軍有任何瓜葛。
[2] 米洛萬·吉拉斯（1911年6月4日—1995年4月20日，舊譯密洛凡·德熱拉斯），生於南斯拉夫王國（今黑山）的農民家庭，早年曾在貝爾格勒大學攻讀哲學和法律，後來追隨狄托參加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戰爭。先後擔任過南共聯盟中央執委、中央書記、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1953年10月，他公開主張把南共聯盟變成一個議會民主政黨，實行多黨制和西方式的民主。1954年1月，南共聯盟中央決定將其開除出中央委員會，解除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之後又把他開除出南共聯盟，並逮捕判刑，直到1961年1月才被提前釋放。
[3] 此處原文寫的是元帥，但布爾加寧晉升元帥軍銜是1947年11月的事情了。
[4] 蘇聯人的引語，就像在全書中所使用的其他蘇聯材料一樣，凡是沒有特別註明的，都是1963年4月在對莫斯科做的一次研究旅行過程中獲得的。蘇聯政府允許本書作者，在曼徹斯特大學的約翰·埃里克森教授的幫助下，採訪柏林戰役的參與者——從元帥到列兵，唯一一位禁止本書作者採訪的是朱可夫元帥。其他的元帥，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羅科索夫斯基以及崔可夫，每個人都貢獻出了平均3個小時的私下交談時間。除此之外，作者還被給予了查閱軍事檔案的權利，並獲准拷貝和摘錄卷帙浩繁的蘇聯文獻，包括作戰地圖、戰後報告、專題著作、照片，以及迄今為止只在蘇聯政府圈子內傳閱的軍事歷史書籍。——原注
[5] 當然，那兩個空降師是要準備空投的。——原注
[6] 史達林與他的元帥們召開的這次關鍵性會議，在蘇聯軍方上層人所共知，儘管其內容從未在西方發表過。在蘇聯的軍事史書和軍事雜誌當中，有若干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朱可夫對他的參謀們敘述的與會議相關的內容，由蘇聯歷史學家尼古拉·基里洛維奇·波佩爾中將記載了下來。科涅夫元帥向本書作者說明了會議的背景，並提供了一些迄今為止無人知曉的細節。他於196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回憶錄的第一部中，還描述了部分細節，他的說法和朱可夫的說法之間有一些不同。例如，朱可夫並沒有提到蒙哥馬利將向柏林進攻，科涅夫也沒有提到擬議中英美聯軍空降師在柏林空降。什捷緬科將軍宣讀的報告的資料來源從未被披露，根據本書作者的判斷，它是對艾森豪威爾頭天晚上發來的電報的一種明顯誇張的軍事評價。這個評價的基礎，部分是對艾森豪威爾的動機的懷疑，部分是一種編造，其意圖是為史達林本人的目的提供依據。——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