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四
蘇軍的空襲打了柏林保衛者們一個措手不及。3月28日，星期三，快到上午11點的時候，首批敵機出現了。一瞬間，全城各地的高射炮群紛紛開火，朝天空發射出炮彈。大炮的轟鳴，加上防空警報遲到的尖嘯聲，震耳欲聾。這些飛機並不是美軍的。美國人的空襲很有規律，通常是在上午9點炸一次，然後到正午時分再炸一次。這次攻擊則從東方而來，無論是攻擊的時間安排還是轟炸戰術都是全新的。是蘇聯人！幾十架蘇聯戰鬥機在屋頂高度呼嘯來去，朝著街道傾瀉著彈雨。
在波茨坦廣場，人們四散而逃。在選帝侯大街上，購物的人們衝出大門朝地鐵入口處慌慌張張地逃命，還有不少人選擇湧向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受到保護的遺址。但仍有一些柏林人不為所動，他們已經在購買每周食品配給的長隊中站了幾個小時了，不想因為躲避空襲而讓之前的努力白費。在維爾默斯多夫區，36歲的護士夏洛特·溫克勒下決心一定要為她的兩個孩子——6歲的埃克哈特和9個月大的芭芭拉——搞到吃的。在阿道夫·希特勒廣場，格特魯德·克茨勒和英格·呂林這兩位多年的老朋友，在一家雜貨店前面與別人一起安靜地等待著屬於自己的那份食物。她倆曾做過極端的決定：一旦蘇聯人打進柏林就自殺，但現在她們卻放棄了這種打算。她們現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烘烤一塊復活節蛋糕。幾天以來，兩人都在為買到所需的原料而努力。在克珀尼克區（Köpenick），40歲的胖婦人漢娜·舒爾茨正打算多買點麵粉，好做一塊裱有大理石花紋的假日蛋糕。漢娜還希望為她的丈夫羅伯特買上一副吊褲帶，他僅剩的一副吊褲帶爛得不成樣子了。
在空襲期間，埃納·薩恩格爾總是替「老爸」擔心，她管自己的丈夫康拉德叫「老爸」。同往常一樣，康拉德拒不進入采倫多夫區的防空洞，而是又出門了。他邁著有力的步伐朝自己特別喜愛的老克魯格（Alte Krug）飯館走去，這家飯館位於路易絲王后街上。迄今為止，還沒有哪次空襲能阻止這位78歲的老兵每周三與一戰時的老戰友碰面，今天同樣如此。
有個柏林人實際上很享受空襲的每一分鐘，年輕的魯道夫·雷施克（Rudolf Reschke）戴著一頂老式鋼盔，在位於達勒姆的家門口和路中央之間跑來跑去，故意逗弄那些低空飛行的敵人飛機，他甚至還敢朝著飛行員揮手致意。不過今天，其中的一名飛行員發現了他的滑稽動作，便一頭朝他俯衝過來。當魯道夫奔跑的時候，身後的人行道已經被一片彈雨所覆蓋。對魯道夫而言，這樣的驚險場面並不可怕，反而是遊戲令人激動的一個部分。對於14歲的他來說，這場戰爭是他生命中經歷的頭等大事。
機群對城市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擊。幾個飛行中隊的彈藥打完了，只能依依不捨地脫離編隊向東返航，但其他中隊的飛機又蜂擁而來，迅速補上了缺額，繼續對地面目標進行猛烈的打擊。蘇聯人的空中突襲給柏林的生活添加了新維度的恐怖，平民傷亡慘重。許多運氣不佳的倒霉蛋沒有被敵機的子彈打死，反而倒在了城市保衛者們的火力之下。蘇聯飛機飛得太低了，高射炮不得不以近乎平射的方式開火，造成大量炙熱的彈片在城市裡到處亂飛。炮彈碎片主要來自市內的3組巨型防空塔[1]，它們分別位於洪堡海因（Humboldthain）、腓特烈斯海因（Friedrichshain）和柏林動物園。這些巨大的防彈堡壘是在英國皇家空軍對柏林首次空襲之後，於1941年至1942年間建造的。每座防空塔的規模都很龐大，最大的那組防空塔就建在動物園裡的鳥類保護區附近，顯得不倫不類。每組防空塔都由兩座建築構成：小的叫L塔（Leitturm），指揮塔，是通信指揮中心，上面裝備有雷達；在它旁邊正噴發著烈焰的就是G塔（Geschützturm），炮塔。
G塔體積巨大，占地面積幾乎等於一個城市街區，有40米高，相當於13層的大樓。它的鋼筋混凝土牆厚度超過2.5米，四周是深深的窗口，遮擋著7～10厘米厚的活動鋼板。屋頂上的四座雙聯裝（8門）128毫米Flak 40高射炮正在連續開火，四個角樓上布置的多門20毫米四聯裝高射炮也在以很高的射速朝天空發射炮彈。
防空塔內部的噪聲之大幾乎令人無法忍受。除了高炮群開火的炮聲之外，還有多架揚彈機作業的機械聲響，通過它們，底層軍火庫里的炮彈才能被源源不斷地送到每個炮位上去。就設計用途而言，G塔不僅僅是座炮台，同時還是一個有5層樓那麼高的巨型倉庫、醫院和防空掩體。頂層的炮位下方住著一支100人的警衛部隊，再往下是一個擁有95個床位的空軍醫院，裡面各種設施一應俱全，不但有X光室，還有兩個設備完整的手術室，配備有6名醫生、20名護士和大約30名護理員。再往下就是第三層，內里是一間寶藏庫，貯藏室里存放著柏林頂尖博物館裡的一流展品，比如著名的帕加馬[2]浮雕，那是公元前180年前後由阿塔羅斯王國的國王歐邁尼斯二世下令建造的巨大祭壇的組成部分。還有埃及、希臘和羅馬的各種各樣的古董，包括雕像、浮雕、器皿和花瓶，其中「普里阿摩斯[3]的黃金寶藏」是由德國考古學家海因里希·施里曼於1872年在古城特洛伊遺址里發掘出來的，包括金銀手鐲、項鍊、耳環、護身符、裝飾品和珠寶，這是一批數量龐大的收藏品。此外，藏品中還有堪稱稀世之珍的哥白林雙面掛毯[4]，包括德國19世紀畫家威廉·萊布爾所畫的精美肖像在內的眾多繪畫，大量帶有威廉皇帝頭像的硬幣。塔樓的下面兩層，是面積巨大的防空掩蔽所，裡面有大型廚房、食品貯藏室，還有德國廣播電台（Deutschlandsender）的應急住處。
G塔配套設備齊全，有自己的水電供應，在空襲期間能夠輕鬆地為1.5萬人提供膳宿。這棟綜合建築的給養和彈藥儲備非常充足，警衛部隊甚至自信地認為，哪怕柏林的其他地方都淪陷了，只要有繼續打下去的必要，這座動物園內的防空塔就能堅持抵抗一年之久。
如同開始時那樣突然，空襲猛然間就結束了。G塔頂部的高射炮陸陸續續停止了射擊。在柏林各處，黑色的煙霧正從燃燒彈造成的大火中裊裊升起。蘇聯人的首次空襲只持續了20分鐘就退潮了。柏林的大街小巷上再次擠滿了人。在市場和商店外面，那些為躲避空襲而從所排的購物長隊中跑掉的人，現在正脾氣火爆地想回到原位，但那些堅持排隊的人可不打算把自己冒著生命危險才得到的靠前位置讓出來。
在動物園裡面，G塔頂部的高炮一停火，63歲的海因里希·施瓦茨就匆匆跑到了外面。他焦慮地朝鳥類保護區奔去，隨身提著一小桶馬肉。「阿布，阿布。」他喊道。不一會兒，池塘邊傳來了奇怪的噼里啪啦的聲音，一隻長相怪誕的大鳥邁著高蹺似的瘦長腿，步態優雅地從水裡走了出來，朝呼喚它的主人走去。這是一隻來自尼羅河畔的鸛，品種很罕見，長著灰藍的羽毛，腦袋前頂著一個「如同底朝上的荷蘭木屐」般的大嘴。施瓦茨如釋重負，這隻名叫阿布·馬庫博（Abu Markub）的鸛，在猛烈的空襲後仍安然無恙。
即使沒有空襲，對施瓦茨來說，每天與這隻鳥相處也越來越成了一種磨難。他把馬肉遞了過去。「我只能給你這個了，」他說道，「我能做什麼呢？我知道你最愛吃魚，但我搞不到。你想不想要呢？」
那隻鳥閉上了眼睛。施瓦茨悲傷地搖了搖頭。阿布·馬庫博每天都做出同樣的拒絕。如果這隻鸛一直這麼固執的話，那麼只能被活活餓死，但施瓦茨卻沒有任何辦法。最後一盒金槍魚罐頭早就吃完了，而鮮魚在柏林更是成了稀罕物，至少柏林動物園裡找不到。
在仍然飼養著的鳥當中，阿布·馬庫博是鳥類飼養班班長施瓦茨的真正寵物。他的其他寵兒早就不在了。「阿拉」（Arra），施瓦茨曾經教會那隻75歲的鸚鵡喊「爸爸」，出於安全考慮，兩年前就被送到薩爾州去了；那群「腳步聲很重的」德國鴕鳥，全都在空襲過程中由於衝擊波或劇烈震動而死去了。只有阿布還在，而它正在慢慢地餓死。施瓦茨的擔憂成了絕望。「它越來越瘦了，」他告訴妻子安娜，「它的關節開始浮腫了。可是當我每次去餵它的時候，它哀怨地盯著我，好像在說『毫無疑問你犯了一個錯誤，這不是我吃的』。」
在1939年的時候，柏林動物園裡棲息著14 000隻獸類、鳥類、爬行類動物和魚，而現在各個物種加起來只剩下了1 600隻。在這場持續了6年的戰爭中，100多枚高爆炸彈命中了那些逶迤延伸的動物家園，包括水族館、昆蟲飼養室、大象館和爬行動物館等，都在空襲中受損嚴重，哪怕是供遊人和工作人員使用的飯館、電影院、舞廳和行政樓也沒能倖免。最嚴重的損失發生在1943年11月，在鋪天蓋地的空襲中，有大量動物被炸彈奪去了生命，活下來的幸運兒們大部分在後來的日子被疏散到了德國其他的動物園。不過，在柏林動物園還是留下了1 600多隻鳥獸，它們不僅要繼續逃避致命的空襲，還要和飢餓做鬥爭——在實施食物配給制度後的柏林城裡，已經很難幫這群動物搞到吃的了。它們對食物的需求量大得駭人，而且種類繁多：大量的馬肉、魚肉是最為急需的，但麵條、大米、碾碎的穀物、罐頭水果、檸檬醬甚至連螞蟻幼蟲在內的36種其他食物也必不可少。但現在動物園裡只有大量的乾草、稻草、苜蓿和生菜，其他的東西根本搞不到。哪怕飼養員們費盡心思搞出了各種代用食品，但每隻鳥、每頭動物每天能吃到的東西卻連定量的一半都不到，這從它們的模樣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動物園裡原先有9頭大象，現在只剩下了1頭。暹羅大象的皮膚耷拉著，露出巨大的灰色褶子，現在它的脾氣非常暴躁，飼養員們都害怕進入它的籠子。大河馬羅莎的境況很可憐，它的皮膚又干又燥還起了硬皮，不過大家的寵兒，兩歲的小河馬克瑙施克卻仍然顯得年幼活潑。蓬戈，這位一向性情溫和的體重240公斤的大猩猩，現在掉了20多公斤肉，它在籠子裡有時能呆坐在原地幾個小時，悶悶不樂地怒視著每個人，仿佛要吃人一般。5頭獅子（其中2頭是幼獅），還有熊、斑馬、麋羚、猴子以及罕見的野馬，全都露出了營養不良的疲態。
對動物園裡的動物來說，它們的生存還面臨除了空襲、飢餓以外的第三個威脅。飼養員瓦爾特·文特（Walter Wendt）不時報告說，他的一些珍稀動物不知所蹤了。只有一種可能，有些柏林人偷竊並殺掉了那些動物，來補充自身短缺的口糧。
動物園園長盧茨·黑克（Lutz Heck）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境地，甚至連他的狩獵夥伴、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的友誼，或者其他任何一個人的友誼都無法緩解這樣的局面。倘若持續圍城，鳥和動物無疑將會被餓死，更糟糕的是，那些危險的動物——獅子、熊、狐狸、鬣狗、藏貓，以及動物園的珍品狒狒，那是黑克親自從德屬喀麥隆帶回來的珍稀物種——可能在戰鬥期間逃跑。黑克不知道，他應該在什麼時候殺死那隻狒狒，以及他愛得如此之深的5頭獅子。
那2隻9個月大的幼獅蘇丹和布茜是飼養員古斯塔夫·里德爾（Gustav Riedel）用奶瓶養大的，他打定了主意，不管有什麼命令，他都要設法保住這兩隻小獅子的性命。里德爾在感情上並不孤立，幾乎每個飼養員都有讓自己的寵物倖存下來的計劃。卡塔琳娜·海因羅特博士是時年74歲的水族館館長的妻子，水族館已經毀於轟炸，她就在自家的公寓裡照料小猴子皮婭。飼養員羅伯特·埃伯哈德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保護好交給他照料的珍稀野馬和斑馬。瓦爾特·文特最掛念的是那10頭歐洲野牛，它們是美洲野牛的近親，是他的驕傲和歡樂，他把30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它們的科學繁殖上。這些野牛是獨一無二的，價值超過100萬帝國馬克，大致相當於25萬美元。
至於鳥類飼養員海因里希·施瓦茨，他再也無法忍受阿布·馬庫博經歷的痛苦了。他站在池塘邊再次呼喚那隻大鳥，當鳥到來後，施瓦茨彎下身輕輕地把它抱進懷裡。從現在開始，這隻鳥將在施瓦茨家的浴室里等待著未知的命運——活著，或者死去。
在具有巴洛克風格的紅色和金色相間的貝多芬大廳里，指揮棒的刺耳敲擊聲讓大家突然安靜了下來。指揮羅伯特·黑格爾（Robert Heger）舉起了右臂，擺好姿勢站在那裡。大廳外，在這座被摧毀的城市的某個地方，消防車尖嘯的笛音漸漸地消失了。黑格爾保持這個姿勢又待了一會兒，隨後指揮棒落下。在咚咚響起的低沉鼓聲的引導下，規模龐大的柏林愛樂樂團輕柔地演奏起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
當木管樂器開始與打擊樂器進行輕聲對話時，小提琴獨奏者格哈德·特施納（Gerhard Taschner）注視著指揮，等待著對方的手勢。這座位於克滕訥大街未遭破壞的音樂廳里擠滿了觀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到這裡，就是為了聽這位23歲的才華橫溢的小提琴家演奏。當小提琴的清澈樂音突然響起，又逐漸消失，然後再次驟然升揚的時候，他們聽得入了神。這是三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出席這場下午音樂會的目擊者們回憶說，有些柏林人完全被特施納的演奏征服了，竟輕聲啜泣起來。
在整個戰爭期間，擁有105名成員的愛樂樂團給柏林人提供了難得的極受歡迎的放鬆機會，令人們從恐懼和絕望中解脫出來。這個樂團隸屬於戈培爾的宣傳部，其成員免服兵役，因為納粹高官們認為愛樂樂團有助於提高士氣。柏林人對此完全同意。對於音樂愛好者來說，愛樂樂團就像是一種鎮靜劑，能夠讓他們從戰爭的恐怖中解脫出來，哪怕只是暫時的。
有一個人始終都被樂團營造的藝術氣氛感染。他就是希特勒的軍備和戰時生產部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Albert Speer），現在他正坐在前排中央自己常坐的座位上。施佩爾是納粹統治集團中最有文化的成員，幾乎不會錯過演出，音樂比任何別的東西都更能幫助他擺脫焦慮，而現在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音樂的幫助。
帝國部長施佩爾正面臨著自己職業生涯中的最大問題。在整個戰爭期間，儘管每一種可以想像得到的挫折都出現了，但他卻仍能令帝國的工業產能持續釋放。不過，在很久以前，他掌握的統計數據就清晰地預測出了未來：第三帝國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它存在的時間已經屈指可數。在盟軍越來越深入德國國土之時，正視現實的施佩爾是唯一一個敢對希特勒說出真相的內閣部長。
「戰爭失敗了。」他在1945年3月15日給元首的備忘錄中這樣寫道。
「如果戰爭失敗了，」希特勒怒氣沖沖地反駁，「那麼這個民族也將滅亡。」
3月19日，希特勒發布了一道駭人聽聞的命令，要把德國徹底毀滅。一切都要被炸毀或者燒掉——發電廠、自來水廠和煤氣廠，堤壩和水閘，港口和航道，大工業中心和電力網，所有的船舶和橋樑，所有的火車，所有的通信設施，所有的車輛和各種商店，甚至還有鄉間公路。
施佩爾不願相信眼前這一切是真的，他向希特勒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施佩爾稱他有特殊的個人理由來扭轉這項政策。如果真的把德國的工商業和所有建築都連根除掉的話，自己的多年心血將毀於一旦，那些寬闊的高速公路、宏偉的大樓、橫跨大河兩岸的橋樑，都是他最為得意的作品，他無法接受這一切的幻滅。更何況，施佩爾還親手鍛造了希特勒總體戰的可怕工具，他對此負有別人無法擔負的責任。而讓施佩爾更為憂心忡忡的，則是毀滅政策給整個民族帶來的災難。他直言不諱地告誡希特勒，無論這個政權是存還是亡，「我們都要竭盡全力，為自己民族未來的生存保留住最後一點基礎，哪怕是通過最原始的方式也好……我們沒有任何權利採用破壞的手段對人民的生存施加毀滅性的影響……」
希特勒並沒有被說動。「再也沒有必要為德國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什麼而操心了，」他回答道，「恰好相反，最好是連這些生存的基礎都破壞掉，而且由我們自己親手毀滅這一切。這個民族已經證明是弱者……」希特勒用這些話把德國人民一筆勾銷了，他對施佩爾解釋說，「那些在這場鬥爭結束之後倖存下來的人都是劣等人，因為優秀者早已經戰死了。」
施佩爾覺得毛骨悚然，那些曾經為他們的領袖浴血奮戰的人，這會兒在元首看來顯然一錢不值。幾年來，施佩爾一直對納粹種種行徑中更為野蠻的一面視而不見，他相信自己理智的所作所為有別於這一切。現在，他終於意識到了幾個月來他一直拒絕面對的事情，儘管為時已晚，正如他對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大將所說的，「希特勒徹底瘋了……必須阻止他」。
在3月19日到23日之間，一連串「焦土政策」的命令，從希特勒的大本營飛快地傳到了全德國的地方長官和軍事指揮官的手中。命令威脅道，將直接處決那些拖延執行「焦土政策」的人。施佩爾明白不能再耽擱下去了，立即採取了行動。他在一小群高級軍官友人的幫助下，力圖阻止希特勒的計劃。他明白，這樣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但他想不了那麼多了。他給工廠主掛上了加急電話，親自飛往軍隊駐地，不厭其煩地拜訪各地的官員。不過，施佩爾的工作仿佛已經初見成效，因為就算是最死硬的納粹分子，也一致認為希特勒的計劃將導致德國徹底滅亡。
不過，奔走在嚴肅緊張的遊說活動中的帝國部長怎麼還會有如此雅興，出席愛樂樂團的交響樂會呢？倘若不是因為一個事實，他這樣做的確有點不合時宜。但那個殘酷的事實就是，在施佩爾為之鬥爭要保留的德國資源的名單上，愛樂樂團是頭號力保目標。由於小提琴家格哈德·特施納極受施佩爾的喜愛，幾個星期以前，樂團經理格哈特·馮·韋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n）博士就讓特施納去尋求這位帝國部長的幫助，保持愛樂樂團的完整。根據法律，這些音樂家是免服兵役的，但隨著柏林之戰迫在眉睫，馮·韋斯特曼擔心整個樂團隨時有可能被征入人民衝鋒隊。儘管樂團事務應該由約瑟夫·戈培爾的宣傳部管理，但馮·韋斯特曼知道從他那裡得不到任何幫助。他對小提琴家說：「你得幫助我們，戈培爾已經忘了我們……去找施佩爾，求他幫忙……我們都要給你下跪了。」
特施納極不情願，只要談到逃避或者逃跑，會被認為是叛國，有可能帶來恥辱或者入獄的後果。但最後他還是同意了。
在與施佩爾會面的時候，特施納說起話來顯得吞吞吐吐。「部長先生，」他說道，「我想和您談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我希望您不會誤解……但現今有些事情是難說出口的……」施佩爾目光敏銳地看著他，很快就讓他不再拘束。特施納受到了鼓勵，便把樂團的困境吐露了出來。帝國部長專心致志地聽著，然後告訴特施納，馮·韋斯特曼不必憂心忡忡，因為他已經想到了一個萬全的計劃，不僅能讓音樂家們逃脫人民衝鋒隊的魔爪，在最後時刻還會把整個樂團的105號人全部秘密疏散出城。
施佩爾現在已經完成了計劃的第一部分。坐在貝多芬大廳舞台上的那105個人，身上穿的不是平常演出穿的燕尾服，而是黑色西裝，但在台下的所有觀眾中，只有施佩爾知道箇中原因。那些燕尾服連同樂團的名貴鋼琴、豎琴、著名的瓦格納大號以及樂譜，已經在3個星期前用一隊卡車悄悄運出了城。這批珍貴貨物大部分被秘密藏在庫爾姆巴赫（Kulmbach）附近的普拉森堡（Plassenburg）里。這個地方位於柏林西南約386公里處，更為重要的是，這裡就在美軍推進的必經之路上。
施佩爾計劃的第二部分——把人救出來——要複雜一些。儘管空襲強度很大，入侵的敵軍近在咫尺，但宣傳部從未打算減少愛樂樂團的演出場次。音樂會的安排是每周演出3~4次，在空襲的間隔當中一直要持續到4月底，那時演出季將正式結束。在那個時限之前疏散音樂家們是無法辦到的，毫無疑問戈培爾將會指控音樂家們擅離職守。施佩爾決心把樂團疏散到西方，他絕對不能讓這些人落到蘇聯人的手裡。但他的方案完全取決於西方盟軍的挺進速度，他指望英美盟軍能夠先於蘇聯紅軍到達柏林。
施佩爾並不打算等到西方盟軍入城再實施自己的計劃。只要他們近到離柏林只有一夜車程的距離，他就會下達疏散的命令。計劃的核心在於在恰當的時候隱秘地發出離開信號。音樂家們必須在黃昏後全部撤離，這就意味著逃跑行動必須在音樂會一結束時就開始。為了避免惹出不必要的事端，行動的命令只能拖到最後一刻才發出。施佩爾苦思冥想出一個通知音樂家們的絕妙方法：在最後一分鐘，樂隊指揮將宣布更換節目，讓樂團的音樂家們演奏施佩爾挑選的一個特定曲目，這就是撤離的暗號。等到演出一散場，愛樂樂團的成員們將立即登上一隊在貝多芬大廳外的夜色中恭候多時的公共汽車。
施佩爾要求用作暗號的樂譜由馮·韋斯特曼保管著。當樂譜由施佩爾的文化事務專家送來的時候，馮·韋斯特曼無法壓抑住自己的驚訝。他詢問施佩爾的助手：「你肯定熟悉最後幾幕的音樂，那些旋律描繪的畫面是眾神的隕落、瓦爾哈拉的覆滅和世界末日。你確信這就是部長命令演奏的嗎？」
完全沒錯，施佩爾要求柏林愛樂樂團在最後一場音樂會上演出的終章，正是瓦格納《諸神的黃昏》（Die Götterdämmerung）[5]中的插曲。
馮·韋斯特曼並不知道，這首看上去有些不合時宜的插曲也許正是反映施佩爾內心世界的一條隱晦線索。此時，他正在實施著自己最雄心勃勃，也是最後的一個工程——刺殺希特勒。這位帝國部長堅信，要拯救自己的祖國，只有這唯一一種方法。一連幾個星期，力求完美的阿爾貝特·施佩爾一直都在尋找著行刺的合適機會。
蘇聯的大軍正在東線各地集結，但他們仍沒有做好對柏林發動最後一擊的準備，預想中的戰役仍遙遙無期。蘇聯紅軍的指揮官們對行動的屢屢延誤感到萬分惱火。奧得河是一道令人畏懼的障礙，今年春季冰雪融化得又格外晚，奧得河仍有部分河面覆蓋著冰層。河對岸就是德軍的防禦工事——地堡、雷區、反坦克壕和掩體內的炮兵陣地，現在德軍每天都變得更強大，這個事實令蘇聯紅軍將領們擔憂不已。
最急於發動進攻的人，當屬45歲的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上將，他是近衛第8集團軍的司令員。他曾經領導第62集團軍在史達林格勒的殘垣斷壁中浴血奮戰並最終取得了勝利，這項功勳讓他在蘇聯名聲大振。崔可夫認為，柏林戰役之所以遲遲都沒有打響，很大程度是西方盟軍拖了後腿。1944年12月，德軍在阿登高原發動了突然進攻，此後英國人和美國人要求史達林儘快讓蘇聯紅軍在東線發起大規模強攻，以緩解西線的壓力。史達林同意了，於是蘇軍在波蘭的攻勢提前發動。崔可夫後來說，他認為「如果不是因為蘇軍拉得過長、鋪得過廣的交通線已經不堪重負，我們在2月份就可以發起針對柏林的突擊」。但蘇軍殺出波蘭後，推進的速度太快，結果當各個集團軍抵達奧得河畔時已成強弩之末。前線部隊發現自己已經把補給品和交通系統徹底拋在後面了。正如崔可夫所言，蘇軍的攻勢停頓下來，是因為「我們需要足夠的彈藥、燃料和浮舟來強渡橫在柏林前方的奧得河、各條水道和運河」。由於需要重新編組部隊和進行準備，德國人得到了幾乎兩個月的時間來組織他們的防禦。崔可夫對這一切感到十分煎熬。每多耽誤一天，敵人的防禦兵力就會增強一分，他手下征戰了半個歐洲的近衛軍官兵們就會在戰役開始後遭受更大的傷亡。
米哈伊爾·葉菲莫維奇·卡圖科夫上將是近衛坦克第1集團軍的司令員。他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和崔可夫一樣，期盼著這次進攻早日發起。但另一方面，他也對戰役的延遲發動心存感激。他的坦克兵們太累了，需要休息，手下的維修人員也急需一個整備裝甲車輛的機會。在抵達奧得河之後，卡圖科夫告訴自己的副司令員格特曼（Andrei Lavrentievich Getman）中將[6]：「這些坦克理論上的行駛距離，按直線算大概是570公里。」但他隨後話鋒一轉，「不過，安德烈·拉夫連季耶維奇，實際距離比地圖上的要遠得多。很多坦克的里程表顯示出來的讀數竟然是2 000多公里！我們的士兵身上可沒有里程表，所以誰也不知道人被磨損成什麼樣子了。」
格特曼十分同意卡圖科夫的說法。他毫不懷疑德軍會被粉碎，柏林將被攻占，不過他也對有休整的機會感到高興。「將軍同志，」他對卡圖科夫說，「戰爭有一條基本理論，那就是贏得勝利不是靠攻城略地，而是靠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拿破崙是一位了不起的領袖，但在1812年冬天，連他也忘記了這一點，結果在莫斯科遭遇了慘敗。」
在整個前線，其他集團軍司令部里的情況也完全相同。儘管每個人對進攻延誤都感到不耐煩，但同時也在充分利用這個喘息的時機整軍備戰。沒有人對眼前這場危機重重的戰役抱有任何幻想。朱可夫元帥、羅科索夫斯基元帥和科涅夫元帥，都已經收到了令人膽寒的敵情報告。情報部門估計，當面的防線里部署有100多萬德軍，還有多達300萬的平民可能幫助軍隊為保衛柏林而戰。如果這些報告是真實的話，那麼蘇聯紅軍就可能在人數上以1：3處於劣勢。
進攻將在什麼時候發動？到目前為止，元帥們都還不知道。按照已經制訂好的計劃，朱可夫指揮的龐大方面軍將直接攻擊柏林城，但也有可能發生變化。西線的英美盟軍正在等候著艾森豪威爾下達「出發」的命令；同樣，蘇軍指揮官也在盼著自己的最高統帥下達同樣的作戰號令。最令這些元帥們擔心的是英美盟軍從萊茵河出發後向前推進的速度，現在他們每天都更靠近易北河，也更靠近柏林。如果莫斯科再不下達總攻令，英國人和美國人就可能先於蘇聯紅軍進入該城。可到目前為止，約瑟夫·史達林還沒有下達「出發」的命令。他仿佛是在獨自等待。
[1] 原文寫的是6座防空塔，雖然德國的防空塔共有三種類型，但一般來說每組防空塔都會分一大一小的兩座塔——炮塔（G塔）和指揮塔（L塔），由於耗資巨大和其他原因，柏林計劃中的6組防空塔只建成了3組。
[2] 帕加馬（Pergamon）是密細亞（安納托利亞西北部）的一座古希臘殖民城邦，距愛琴海約26公里，城市本身坐落在巴克爾河北岸，現在是土耳其貝爾加馬的一處歷史遺蹟。
[3] 普里阿摩斯（Priam），特洛伊的末代國王，特洛伊城被希臘人攻破時在城中心的宙斯祭壇上戰死。
[4] 哥白林雙面掛毯，由法國哥白林掛毯廠製造，多鮮艷圖景。
[5] 威廉·理察·瓦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德國作曲家。《諸神的黃昏》是他的一部歌劇，歌劇名的意思就是「世界末日」。
[6] 此處原文有誤，將格特曼的職務寫成了軍長，其實早在1944年8月他就成了卡圖科夫的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