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三
在唐寧街10號寂靜的書房裡，溫斯頓·丘吉爾正弓著身子坐在那把他鍾愛的皮椅上接聽電話。他的參謀長、有著爵士頭銜的黑斯廷斯·萊昂內爾·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上將正在電話里讀蒙哥馬利發給盟軍最高統帥的電報，陸軍元帥關於「將盡最大的速度和魄力」的許諾令人感到欣喜。但更大的喜訊則是，蒙哥馬利已經決定向柏林進軍！「蒙哥馬利，」首相告訴伊斯梅，「正在取得引人注目的進展。」
在英美雙方的軍隊領導人進行了長達數月的激烈爭論後，盟軍下一步的戰略已經逐漸明朗了起來。艾森豪威爾將軍早在1944年秋天就提出了計劃綱要，這個綱要最終於1945年1月在馬耳他召開的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會議上被批准。該計劃要求蒙哥馬利的第21集團軍群，跨過下萊茵河並在魯爾區以北發動主攻。丘吉爾在給羅斯福的信中稱這條路線為「通往柏林的捷徑」。而在南面，美軍渡過萊茵河後的下一個目標則是直撲美茵河畔法蘭克福地區。這個方向上的攻勢是輔助性的，意在將蒙哥馬利當面的德軍兵力吸引開，減輕主攻的壓力。不過，一旦蒙哥馬利的進攻遭遇挫折，美軍就將接過主攻的重任，從自己的進攻軸線上發起更為兇狠的突擊。不過在丘吉爾看來，這種預案恐怕派不上用場了，這次「偉大的十字軍東征」即將結束。對首相而言，最令他滿意的就是在這麼多盟軍將領中，將得到攻占德國首都這一莫大榮譽的人正是阿拉曼戰役的英雄蒙哥馬利。第21集團軍群已經為進攻特別增加了兵力，在部隊、空中支援、給養和裝備方面享有優先權。蒙哥馬利麾下大約有35個師和附屬部隊，其中包括美軍第9集團軍，總共約有100萬官兵。
4天以前，丘吉爾和艾森豪威爾將軍一起去了德國，親眼見證了盟國大軍橫渡萊茵河的恢宏戰鬥。當這場歷史性的進攻拉開帷幕時，丘吉爾對艾森豪威爾說：「我親愛的將軍，德國被打敗了。我們逮住了他，他完了。」
的確，在大多數地區，德軍的抵抗輕微得令人吃驚。在美軍第9集團軍的攻擊區域，有兩個師——大約34 000名官兵——與英軍並肩渡河，只有31人傷亡。現在，蒙哥馬利已經有20多個師和1 500輛坦克渡過了河，正在朝易北河大舉猛攻。通往柏林——丘吉爾稱之為「英美盟軍首要而且真正的目標」——的道路似乎已經暢通無阻。
柏林在政治上也敞開了大門，三巨頭從來沒有為到底應該由誰攻占柏林而傷腦筋。柏林是一個公開的目標，先到先得！他們對占領問題進行過大量討論，討論的結果最終被清晰地標註在「日食行動」的地圖上。而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則先知先覺地意識到一個關鍵點：占領和瓜分德國的決定，將會對柏林城的歸屬以及未來政治格局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他認為：一場以柏林為目標的速度競賽即將開始。
讓我們把時針撥回到1943年，早在當年的11月19日，柏林問題就首次擺在了羅斯福面前。當時，他正搭乘著「依阿華號」戰列艦前往中東，去參加即將召開的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這是第五和第六次盟國領導人的戰時峰會。在歐內斯特·約瑟夫·金（Ernest Joseph King）海軍上將的套房裡，總統正端坐在會議桌的主座上，助手和顧問們則坐在他的兩側，其中就有美軍參謀長聯合會的成員。
1943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決勝之年。在蘇聯前線，德國人遭受了他們最大也最慘烈的失敗：史達林格勒戰役，德軍被包圍後徹底斷絕與外界的聯繫達23天[1]，被迫投降，此役德軍有30多萬人陣亡、負傷或者被俘；在太平洋戰場，有100多萬美軍在戰鬥，日本人被迫在每條戰線上撤退；在西線，隆美爾從北非潰敗而歸，義大利在遭受到盟軍自非洲經由西西里的進攻之後已經投降，而德國人仍毫不動搖地堅守在該國北部地區。現在，英美盟軍正在為致命的一擊（coup de grace）——「霸王行動」，也就是對歐洲的全面進攻——做著準備。
在「依阿華號」戰列艦上，羅斯福顯得非常惱火。他面前的文件和地圖是「蘭金行動C方案」計劃的要點，所謂「蘭金行動C方案」，就是圍繞即將進行的全面反攻而做的諸多研究之一。「蘭金行動C方案」考慮的是敵人突然崩潰或者投降時應採取的步驟，一旦出現上述情況，該計劃建議應該由三大國分別占領德國和柏林的一塊區域。令總統苦惱的是，美國的那塊占領區恰恰是由英國的規劃者們挑選出來的。
「蘭金行動C方案」是在特殊而又令人沮喪的情況下制訂出來的，受其內容影響最大的將是身處歐洲的盟軍最高統帥，但此時這名將領還未任命。為最高統帥提前制訂計劃是一件困難的任務，也就是說，既要為渡過海峽實施大反攻的「霸王行動」做準備，也要為德國萬一崩潰而制訂計劃，亦即「蘭金行動」。這個任務交給了英軍中將弗雷德里克·埃奇沃思·摩根（Frederick Edgworth Morgan）爵士[2]，他的代號「COSSAC」非常有名，意思是「盟軍最高統帥候任參謀長」。這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差使。當他被任命這個職務時，英帝國軍隊總參謀長艾倫·布魯克爵士告訴摩根：「嗯，沒有法子。當然，它不會起作用的，不過你必須想法子讓它起作用！」
在準備「蘭金行動C方案」的時候，摩根不得不考慮各種各樣無法預料的事情。倘若敵人突然投降，搞得盟軍一時無法應付，那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這種尷尬的情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真的發生了，當時沒有任何人料到，德國居然在1918年11月就突然投降了。誰的部隊將要去什麼地方？美國、英國和蘇聯的軍隊將會占領德國的哪些地方呢？柏林又是誰的獵物？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基本問題。如果盟軍不想被對手突如其來的崩盤搞得措手不及的話，就必須把上述問題以一種清晰明確的方式全部解決掉。
不過，到那時為止，有關戰爭的結束還沒有制訂出什麼特定計劃來。儘管英美雙方的各類政府機構已經討論了停戰後會出現的問題，但雙方只在一點上達成了共識，那就是必須徹底占領德國。而在總體政策的制定上，基本沒有任何進展。
相形之下，蘇聯人在出台政策方面卻沒有什麼困難。約瑟夫·史達林始終認為占領德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且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該如何做好這件事情。早在1941年12月，他就將蘇聯的戰後要求直截了當地告知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毫不諱言地指出他想要占領和吞併的領土。那是一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目錄。史達林想要的戰利品包括：承認蘇聯對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主權要求；蘇聯1939年進攻芬蘭時占領的芬蘭國土；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省；1939年通過與納粹達成協議後蘇聯所侵占的波蘭東部地區；東普魯士的大部分地區。當他平靜地闡述上述條件的時候，在離克里姆林宮不過25公里的莫斯科郊外，漫天炮火中的蘇德兩軍還在進行著殊死戰鬥。
儘管英國人認為史達林在1941年提出的要求至少可以說是不成熟的[3]，但到了1943年，他們也在準備自己的計劃了。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建議，德國應該被完全占領，由三個盟國來劃分各自的占領區。一個被稱為「停戰和戰後委員會」的內閣機構，在副首相剋萊門特·理察·艾德禮的領導下隨即建立起來，艾德禮是工黨領袖。委員會提出了一個粗略的建議，同樣主張三方分割，由英國占領工商業發達的西北地區，還提議柏林應該由三大強國共同占領。美國實際上成了唯一一個沒有對戰敗的德國制訂出占領計劃的盟國，美國官方認為戰後安排應該再等上一段時間，到即將獲得最後勝利的時候再說，因為美國人覺得占領政策主要是一個軍事問題。
在盟軍奪回戰場主動權後，反攻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而隨著勝利之日的臨近，制訂一個對德國的詳細占領計劃來協調各大國間的利益就變得十分有必要了。1943年10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外交會議上，各方就確立共同的盟國戰後政策問題走出了試探性的第一步。盟國接受了這種觀點，即在對德國的控制和占領上負有共同的責任，同時還建立了一個三方機構，即歐洲顧問委員會（EAC），以便「對戰事結束後的歐洲問題進行研究，並向三國政府提出建議」。
但與此同時，摩根又提出了他自己的計劃——占領德國的一份粗略藍圖——「預備」，他後來解釋說「僅僅是在進行了大量的預測工作之後」。一開始，在沒有政策指引的情況下摩根提出了一個計劃，呼籲進行有限度的占領，但他最後提交的「蘭金行動C方案」卻反映出比艾德禮的委員會更為完善的策劃。摩根拿著一張地圖坐下來，把德國精確地分成了三份，「用藍色鉛筆沿著現存的州界輕輕地勾勒出來」。顯然，由於蘇聯人是從東邊衝過來的，就必須占領東部區域。在修訂過的「蘭金行動C方案」中，建議英美盟軍和蘇聯紅軍之間的分界線，是從波羅的海之濱的呂貝克到德國中部的愛森納赫，然後再到捷克斯洛伐克邊境。而至於蘇占區的範圍將達到什麼程度，這並不是摩根應該去關心和考慮的，因為那「自然應該是蘇聯人的事，蘇聯人並沒有包括進我們的『盟軍最高統帥候任參謀長』的班子裡」。但柏林確實令他傷腦筋，因為柏林將會在蘇占區之內。「我們是否要繼續把那個地方當作一個首都，是否還要一個首都？」對此他很納悶。「這個行動的國際性表明，應該有一個平等的三方勢力來占領柏林或者任何其他的首都，占領軍中美國、英國和蘇聯各占三分之一。」
英美兩國占領區的位置也不值得傷腦筋，因為它們之間的南北關係早已被兩軍基地和補給站的位置決定了。這是個難以改變的事實，儘管有些可笑。從第一支美軍部隊到達聯合王國的時候起，美國人就在北愛爾蘭地區安營紮寨，隨後又把駐地拓展到了英格蘭南部和西南部，英軍的防區則是在北部和東南部。如此一來，雙方的集結地、給養和通信都被徹底分開了。在面對歐洲大陸的方向上，美國人始終是在右邊，英國人始終是在左邊。按照摩根對「霸王行動」的預知，這樣安排就是為了越過英吉利海峽攻上諾曼底海灘。而且可能在穿過歐洲攻入德國心臟部位的過程中，英軍會進入德國北部，解放荷蘭、丹麥和挪威，右翼的美軍則按照他們的前進路線，經過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最終進入德國南部各州。
「我並不認為，」摩根後來說道，「當時有誰能夠意識到，這樣安排部隊會產生全面和最終的影響。這個決定大有可能是英國陸軍部的某個小軍官做出的，但一切後果都來源於此。」
在「依阿華號」戰列艦上的美國總統卻完全意識到了南北位置關係的要害所在。這會讓美國遠離富饒的沿海地區，喪失對出海口的控制。羅斯福對「蘭金行動C方案」十分不滿。15點，一次交流會議在船艙內正式開始了。羅斯福開門見山提到了「蘭金行動C方案」存在的巨大問題，看來總統心裡這股火已經憋了很久了。當參謀長們請總統對摩根的修訂計劃做出指示時，羅斯福斥責了他的軍事顧問。在對計劃所附的備忘錄書寫的評語中，羅斯福認為他們「做出了某些假定」，尤其是，美國應該接受英國的建議占領德國南部。「我不喜歡這個安排」，總統表明了他的態度。他想要德國西北部，想要進入不萊梅港和漢堡港的權利，還想要進入挪威和丹麥港口的權利。而且羅斯福在某些事情方面非常執著，那就是美國占領區的範圍。「我們應該一直到柏林，」他說道，「美國應該擁有柏林，」接著他又補充說，「蘇聯人可以占有柏林以東的領土。」
羅斯福還對「蘭金行動C方案」的另外一個方面感到不悅。美國既然在南邊，就應該擁有一個包括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的責任範圍。他對法國感到擔憂，尤其對自由法國軍隊領導人夏爾·戴高樂將軍不放心，他認為戴高樂在「政治上讓人頭痛」。羅斯福對他的顧問說，當盟軍進入法國時，戴高樂就會跟在「部隊後面一公里的地方」，準備接管政府。羅斯福尤其害怕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法國會爆發內戰，他說自己不想介入「法國的重建」，總統宣稱「法國，那是英國的職責」。
羅斯福還認為，英國對盧森堡、比利時乃至德國南部地區也負有責任。而總統夢寐以求的美國占領區則將橫貫德國北部（柏林自然也囊括在內），一直延伸到奧得河畔的斯德丁。隨後他再次斟酌字眼，強調自己對原建議中的占領區安排十分不滿。「英國人計劃讓美國擁有南部占領區，」羅斯福說道，「而我不喜歡。」
總統的提議令他的軍事顧問們大為震驚。因為在3個月前的魁北克會議上，無論是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還是美軍自己的參謀長聯合會，都已經在原則上批准了這項計劃。當時，羅斯福總統對分別占領德國興致很高，這讓計劃以更快的速度被制訂出來，他認為盟軍部隊應該「準備與蘇聯人同時抵達柏林」。
參謀長聯合會本來以為，「蘭金行動C方案」所涉及的問題全都定下來了，他們之所以把這個計劃帶到「依阿華號」戰列艦上，只是因為其不僅涉及軍事政策，還事關政治和經濟問題。現在總統挑戰的不僅是占領計劃，而且還有「霸王行動」的基礎本身。如果改變計劃中的占領區以迎合總統願望的話，那麼在反攻之前部隊就必須換防，這就會延誤甚至可能因此危及跨越英吉利海峽的攻勢，而這次進攻又是有史以來最複雜的軍事行動之一。在他的軍事顧問們看來，羅斯福壓根就沒有意識到推翻「蘭金行動C方案」，讓英美部隊進行換防所涉及的規模驚人的後勤物流運作。如果總統明白全面換防所帶來的驚人代價還執意如此，那麼這只能說明奪得德國西北部地區，特別是柏林，帶來的利益是更為巨大的。但軍人們認為，如此代價在軍事上難以承受。
馬歇爾將軍開始婉轉地詳細介紹起形勢來，他同意「重新探討這個問題」，但堅持稱「蘭金行動C方案」中的那些建議主要是出於軍事方面的考慮。將軍分析道：「整個問題其實是由英格蘭港口的布置而決定的。從後勤物流的角度而言，我們也必須把美國軍隊放在右邊。」
美軍海軍作戰部長歐內斯特·金海軍上將支持馬歇爾的看法。他說進攻計劃已經發展到這一步了，要在部隊部署上接受任何改變都是不現實的。
這個問題大到沒邊了，因而馬歇爾認為在部隊換防之前，恰恰需要一個全新的方案——一個靈活的方案，足以應用在「任何發展階段上」，才能得到總統想在德國得到的東西。
羅斯福並不這麼認為。他覺得如果希特勒的帝國全面崩潰的話，美國就應該派出儘可能多的人進入德國。他提出可以派一些人到「蘇格蘭的周邊」，從而可以從北部進入德國。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表示盟軍肯定應該快速趕往柏林；如果這樣的話，美軍的各個師就得「儘可能到達柏林」。哈里·霍普金斯是羅斯福的密友和顧問，當時正在「依阿華號」上，他也有同樣的緊迫感，認為美國得準備「在（德國）崩潰後的兩個小時之內，把一個空降師空投進柏林」。
總統的軍事顧問們一再試圖讓他了解，對「蘭金行動C方案」做改變會帶來什麼樣的問題，但羅斯福不為所動。最後，他把放在桌子上的《國家地理雜誌》裡面的一幅德國地圖拉到面前，開始畫了起來。他先是畫了一條線穿過德國西部邊境，到杜塞道夫後沿著萊茵河朝南直到美因茨，從美因茨他用粗線條沿著北緯50°把德國分成兩半，大致是從西邊的美因茨到東邊的捷克斯洛伐克邊境上的阿施（Asch，今捷克阿斯），然後他的鉛筆向東北方向移動，直到奧得河畔的斯德丁。美國人將會得到這條線上方的區域，下方的區域屬於英國人。不過按照羅斯福勾勒的輪廓來看，美占區的東部邊界和英占區將會形成一個大致的楔形，那個楔形的頂點在萊比錫，從萊比錫朝東北到斯德丁，朝東南到阿施。總統並沒有明說，不過這個淺淺的三角區顯然應該是蘇占區，它所包含的面積還不到「蘭金行動C方案」中建議分配給蘇聯的一半。柏林也沒有包含在總統留給蘇聯的地盤之內，而是位於蘇占區和美占區的邊界線上。馬歇爾的理解是，總統意在讓柏林被美軍、英軍和蘇聯紅軍共同占領。
這張地圖明白無誤地表明了總統腦子裡的計劃。他告訴自己的參謀長們，如果蘇聯占據了「蘭金行動」文件中由「盟軍最高統帥候任參謀長」建議的區域的話，那麼「英國人就會在我們的每一個舉動中削弱我們的力量」。羅斯福說，「英國的政治考慮是這些建議的後盾」，這是非常明顯的。
這番討論沒有做出明確的決定便結束了，但羅斯福卻在參謀長們的腦海里留下了明確的期待。按照羅斯福的設想，美國的占領行動意味著要在歐洲駐紮25萬軍人，「至少1年，也可能2年」。他的戰後計劃與美國對待戰爭本身的態度類似，全力以赴，但卻用最少量的時間，儘可能少地介入歐洲事務。他預見到，盟軍能夠迅速而又成功地插入敵人腹地——「乘坐火車侵入德國，戰鬥很少或者沒有戰鬥」——這將會把美軍帶進西北部地區，再從那裡進入柏林。最重要的是美國總統決心要擁有柏林。[4]
美國的首個對德計劃就是這樣提出來的。只有一個問題，羅斯福經常被人詬病搶了國務卿的角色，這次除了將自己的看法告訴他的參謀長們外，並沒有告訴其他任何人。接下來他們幾乎用了4個月的時間來研究這份計劃。
在「依阿華號」會議結束以後，馬歇爾將軍把羅斯福的那張地圖——美國政府考慮對德占領的一個有形的證據——交給了美國戰爭部作戰局局長托馬斯·特洛伊·漢迪（Thomas Troy Handy）少將。漢迪將軍返回華盛頓以後，那張地圖被歸於作戰局的絕密檔案之中。據漢迪後來的回憶稱，自己從來沒有接到過指示，要把地圖送交給國務院的任何人。
羅斯福的計劃就這樣被自己的軍事顧問束之高閣了。這只是在「依阿華號」會議之後的日子裡，美國官員們在判斷上出現的一系列奇怪而又代價昂貴的疏忽之一。這些疏忽將會對德國和柏林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11月29日，羅斯福、丘吉爾和史達林在德黑蘭會議上首次見面。在這次會議中，三巨頭任命了各自的代表，那些代表將在倫敦至關重要的歐洲顧問委員會裡占有一個席位。這個機構受命起草德國的投降條件，界定各國擁有的占領區，並為盟國治理戰敗後的德國制訂計劃。歐洲顧問委員會中的英國代表是安東尼·艾登的密友，副外交大臣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爵士。蘇聯人選擇了一個難纏的討價還價者，他的固執已是人所共知——費奧多爾·塔拉索維奇·古謝夫（Fedor Tarasovich Gusev）。古謝夫當時正是蘇聯駐聯合王國的大使。羅斯福任命的則是他派駐大英帝國的特使，那位富有獻身精神的既靦腆又常常不善辭令的約翰·吉爾伯特·懷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關於他的新工作，誰也沒有對懷南特講過三言兩語，更沒有人告訴他總統在德國的目標。
這位特使曾有機會去了解自己到底應該在歐洲顧問委員會中支持何種性質的政策，但這個轉瞬即逝的機會他自己並沒有抓住。開羅會議（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出席）從11月22日開到26日；德黑蘭會議（羅斯福、丘吉爾、史達林出席）從11月28日持續到12月1日；德黑蘭會議之後，羅斯福和丘吉爾於12月4日再次在開羅會晤。那天晚上，在與丘吉爾、艾登，以及總統的參謀長威廉·丹尼爾·萊希（William Daniel Leahy）海軍上將一同進餐的冗長晚宴上，羅斯福再次表達了對「蘭金行動C方案」中的相關提議的反對。總統告訴英國人——顯然他並沒有透露地圖的內容，也沒有透露他做了什麼程度的修改——他認為美國應該擁有德國西北部地區。丘吉爾和艾登對此表示了強烈反對，但最終這個計劃還是被送交到了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進行研究。他們還相應地建議「盟軍最高統帥候任參謀長」，也就是摩根將軍，應該考慮對「蘭金行動C方案」進行修改的可能性。
懷南特儘管是前往開羅參加會議的代表團成員，卻並沒有受邀參加那次晚宴，也從未被告知晚宴上討論的問題。當羅斯福動身回國時，懷南特正在趕往倫敦，去參加歐洲顧問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他對美國總統和政府真正的目標其實只有一些朦朧的意識。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離倫敦美國大使館只有幾公里遠的聖詹姆斯廣場旁的諾福克旅舍里，有一個人卻對羅斯福總統的所思所想一清二楚。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將接到了令他大吃一驚的新命令：將自己手下已經超負荷工作的參謀班子立即投入到對「蘭金行動C方案」的重新檢討中，將設想中的英占區與美占區對調。摩根很快就得出了結論：如此龐大的換防和兵力調動是不可能做到的——起碼也得等到德國戰敗之後。他就這樣向上級做了匯報，根據他日後的記載，「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儘管美國軍方的首腦們聲明不想介入政治，但事實上，他們卻要對美國的戰後歐洲政策做出決定。在他們眼中，對德國占領區的劃分和占領完全就是一個軍事問題，應該由戰爭部民事局來處理。這就讓國務院與戰爭部之間在德國問題上出現了巨大的意見分歧。其後果就仿佛在進行一場拔河比賽，美國在比賽過程中想在該問題上達成一致政策的希望，都不可挽回地喪失了。
首先，所有人都清楚，必須採取某種措施對在倫敦與歐洲顧問委員會進行談判的大使懷南特做出指示。為了協調美國內部互相衝突的觀點，1943年12月初，來自國務院、戰爭部和海軍部的代表在華盛頓成立了一個被稱為工作保障委員會的特別小組，但這個小組內部也吵成了一鍋粥。軍方官員們再次聲稱，德國的投降和隨後對德國的占領「純粹就是一個軍事層面上的事務」，在合適的時候由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來決定就好了。戰爭部那群來自民事局的官員鬧得更大，他們一開始甚至拒絕在這個工作保障委員會裡任職。無盡的甚至有些可笑的分歧讓委員會推遲了兩個星期才完成組建，而懷南特也收不到任何指示，只能在倫敦干坐著。
最後，戰爭部的軍人同意加入，委員會終於開始運作了起來，但這樣的工作也沒取得什麼成果。委員會每個小組的建議只有在得到其部門領導的明確批准後，才能電告倫敦的懷南特。更糟糕的是，每個部門領導都能夠否決建議，戰爭部的頭頭們十分熱衷於行使這項特權。委員會的代理主席是國務院的菲利普·愛德華·莫斯利（Philip Edward Mosely）教授，他後來又成了懷南特大使的政治顧問。莫斯利日後評論說，民事局的官員們「得到了嚴格指示，對任何事情都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對，只能把討論的情況匯報給他們的上級。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按照嚴格的指令行事，而且還能行使否決權，這樣的談判體系與具有更不妥協心態的蘇聯談判者的做法相類似」。
整個1943年12月，這樣的爭論始終持續著。在軍方看來，占領的地盤（大小）或多或少取決於簽署投降書時部隊的最後位置。在這種情況下，軍方代表認為懷南特在歐洲顧問委員會通過談判達成的協議對解決占領區的問題沒有太大幫助。
軍方人士非常固執，他們甚至「槍斃」了國務院提出的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該計劃雖然與英國的方案類似——它也把德國分成三個面積相等的部分——但還增加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成分：在蘇占區的腹地劃出一條走廊，將柏林與西方占領區連通起來。這條走廊的倡議人正是莫斯利教授，他完全預料到蘇聯人會反對，所以他極力勸說將這一條囊括進去。他後來解釋說，「我認為，這個計劃如果在談判的一開始就堅定地提出來，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當蘇聯人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議時，就有可能把它考慮進去」。他主張必須制定該條款，以便「從西方能夠自由而又直接地經過蘇占區進入柏林」。
在委員會的全體會議開始之前，國務院的計劃被提交給了戰爭部民事局研究，結果被擱置起來。最後，莫斯利拜訪了民事局，找到了處理此事的上校。他問那位軍官是否收到了那份計劃，上校打開桌子最底下的一個抽屜說：「就在那裡」。然後，他坐在椅子上朝後仰著，一邊把兩隻腳都伸到那個抽屜里一邊說，「它肯定還要待在那裡」。這份計劃從來也沒有發給懷南特過。
1943年12月15日，歐洲顧問委員會在倫敦舉行了第一次非正式會議。而在懷南特大使看來，會議可能只處理了議事程序的規則。他仍然沒有得到正式的指示，只是從英國人那裡非正式地獲悉，有個計劃令羅斯福不高興，但他卻並不知道那就是摩根的「蘭金行動C方案」，人們對他說那個計劃是艾德禮計劃。他還被非正式地告知（是戰爭部部長助理約翰·傑伊·麥克洛伊告訴他的），總統想要德國西北地區。懷南特估計英國人並不想調換占領區。[5]他的判斷是絕對正確的。
1944年1月14日，新任盟軍最高統帥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上將抵達倫敦赴任。此前制訂軍事計劃的所有機構都是由摩根將軍掌握的，現在正式移交給了他，但有一個計劃時至今日他都無法施加影響。在艾森豪威爾到達後的第二天，歐洲顧問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正式會議，摩根的「蘭金行動C方案」由威廉·斯特朗爵士提交給了美國大使懷南特和蘇聯特使費奧多爾·古謝夫。由於華盛頓的僵局，美國就此喪失了主動權，而且永遠也不會再獲得主動權了。斯特朗爵士後來寫道，他比他的同事們有一種優勢，「就在於他們不得不給一個既遙遠，有時還無動於衷且不明所以的政府發電報來獲得指示，而我卻被充分授權，通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為自己定下行動方針。我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政府已經預先有序地制訂戰後計劃了」。
2月18日，在歐洲顧問委員會的第二次正式會議上，在一個無疑是蘇聯外交決策的紀錄中，那位城府很深的古謝夫沒有做任何爭論，就嚴肅地接受了英國人有關占領區的提議。
英國人的提議給了蘇聯人幾乎40%的德國領土、36%的人口和33%的生產資源。柏林雖然在盟國之間被分割開了，卻深深地位於提議中的蘇占區內部，距離西邊的英美分界線有177公里。「這個提議中的劃分似乎是最公正的，」斯特朗後來回憶說，「即使這樣的計劃可能對蘇聯人過分慷慨了，但這與我們軍事當局的願望也是一致的。他們擔心戰後人力短缺，因而不想要超過需求的更大的占領區。」
美國軍方還擔心，蘇聯以種種藉口不加入對日本的戰爭，這將大大增加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傷亡。英國人則認為，如果再不做出決定，蘇聯人很可能以戰爭中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為藉口漫天要價，要求得到一半的德國領土。
現在，一個無情的事實擺在了美國面前：英國和蘇聯已經達成一致。儘管仍然還要由三巨頭來批准英國的計劃，但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它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了。懷南特除了告知他的政府之外，已無能為力。
蘇聯人對英國方案接受得如此迅速，讓華盛頓和總統感到措手不及。羅斯福匆匆給國務院寫了張條子，問「英國人和蘇聯人草案中的占領區是什麼樣的？我們提出的區域又是什麼樣的？我必須知道這一點，以便讓它與我在幾個月前做出的決定相符合」。國務院的官員們完全摸不著頭腦，原因明擺著，他們並不知道羅斯福在德黑蘭和開羅對占領區做出了什麼樣的決定。
在參謀長聯合會和國務院之間忙亂地打了一陣子電話以後，總統才知道詳情。2月21日，羅斯福詳細查看了蘇聯和英國的計劃，感到極其不快。「我不同意英國人關於邊界線的提議。」他在給國務院的一份正式備忘錄上直言不諱。他並沒有提到蘇占區，而是再次強烈反對分配給美國的占領區，他甚至更強硬地重複了他在「依阿華號」戰列艦上對他的軍事顧問們所說的話。總統的備忘錄讓國務院恍然大悟。
「我們的主要目的，」他寫道，「並不是要參與南歐的內部問題，說得準確一些，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參與根除德國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和起源。關於我國軍隊調動的困難性，各種各樣的觀點都被提出來了……從法國前線轉移到德國北部前線——所謂的『跳背遊戲』。這些異議皆似是而非，因為在德國投降的那一天，不論英軍和美軍在什麼地方，他們要去什麼地方都很容易——北邊、東邊或者南邊……如果把一切都考慮進去的話，別忘了他們的補給品是從5 600多公里以外或者更遠的地方海運來的，那麼美國就應該使用德國北部的港口，漢堡港和不萊梅港，還有……荷蘭的港口……因而，我認為美國的方針就應該是占領德國北部……」
「如果還需要什麼進一步證明與英國人的這種分歧……我只能補充說，美國的政治考慮使得我的決定毋庸置疑。」隨後，為了確保國務卿完全明白他的意圖，羅斯福又補充了一句，「如果對上述內容還有疑惑的話，你可以直接找我談。」他在這句話下畫了著重線。
他通過一種幽默的語氣向丘吉爾解釋了自己的立場。「千萬不要讓我把任何美國軍隊留在法國，」他在給英國首相的信里寫道，「我不能這麼做！我以前曾譴責過你對比利時、法國和義大利的『為父之道』。你確實應該養育和磨鍊你自己的孩子們，讓他們成為你未來的保障。而現在，至少應該替他們付學費！」
美軍的參謀長們顯然也獲悉了總統的意見，戰爭部民事局的軍官幾乎馬上就轉變了他們在工作保障委員會裡面的立場。倫敦的歐洲顧問委員會開完會後數日，一名上校邁著大步走進了莫斯利教授在國務院的辦公室，然後在他的面前展開了一張地圖。「這就是總統真正想要的結果。」他說道。莫斯利看著地圖一頭霧水，他並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出來的，他以前從未見過，國務院裡也沒人見過。這張地圖，就是羅斯福總統在「依阿華號」戰列艦上標註的那一張。
但沒過多久，這張神秘出現的羅斯福地圖又神秘地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莫斯利本來以為，它會被帶到華盛頓的工作保障委員會的下一次會議上，然而卻並非如此。「在這張地圖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我一無所知。」多年以後莫斯利說，「在下一輪會議上，民事局的官員們帶來了一張全新的地圖，他們解釋說，圖上的一些內容根據總統的指示略有改動。到底是誰接受了這些指示，我永遠也沒能弄明白。」
這個新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與總統在「依阿華號」戰列艦上畫過的地圖相類似，但又有許多區別。美國占領區仍然在西北部，英國在南部，但它們之間沿著北緯50°走勢的分界線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邊界就戛然而止了。除此之外，美國占領區的東部邊界在萊比錫以北直接向東折了過去，包含了更多的領土。而最重要的改變則是，柏林從美國占領區的版圖中消失了。在羅斯福的最初設想中，美占區的東部邊界通過德國首都，但現在，那條線轉向了西邊，圍著柏林市形成了一個搖擺不定的半圓形。羅斯福本來是對他的參謀長們堅持「我們應該直衝柏林」，「柏林是屬於美國的」，怎麼現在又改主意了？民事局的軍官們並沒有對地圖上的改變做出任何解釋，但他們要求這個新的提議立即發往倫敦，讓懷南特要求歐洲顧問委員會接受！
在國務院眼中，這份新提議是很荒唐的：英國和蘇聯的占領區都比原定計劃更小，在兩國已經就原先更有利的地盤劃分達成一致後，是不可能接受如此不利的修改的。民事局的軍官們只是把這份提議唐突地扔給了懷南特，但並沒有交給他配套的備忘錄，也拒絕準備相關的背景文件——他們認為那是國務院該幹的事情，不屬於自己的本職工作。這可讓懷南特傷透了腦筋，他根本無法在歐洲顧問委員會面前解釋清楚新計劃的合理性。這位大使發狂一般向國內拍發電報，要求得到更詳細的指示，但一無所獲。最終，懷南特把這份計劃束之高閣，壓根就沒有提交出去。
美國兜售自己如意算盤的最後努力宣告終結，但羅斯福仍然拒不接受英國的劃分方案。到了1944年3月底，事情出現了轉機。喬治·弗羅斯特·凱南當時是懷南特大使的政治顧問，他飛到華盛頓，專程向總統匯報了有關歐洲顧問委員會的問題。凱南稱，各國在占領區劃分問題上形成的僵局已經在委員會中造成了不利的影響。羅斯福仔細審度了當時的形勢，還再次詢問了英國人的提議。他最終告訴凱南，「把一切都考慮進去的話，它大概是一個公平的決定」。隨後，總統認可了蘇聯占領區和總體計劃，但有一個附加條件。他堅持美國必須擁有西北部區域。按照凱南後來對莫斯利的說法，在會面結束的時候，凱南詢問總統他本人的計劃發生了什麼事情，羅斯福笑了起來。「噢，」他說道，「那只是一個想法。」
時間進入1944年後，盟軍在各條戰線上發起了宏大的進攻。英美軍隊已經登上了歐洲大陸，把德軍趕出了法國，並朝德國本土挺進。但在凱歌高奏之際，各方在幕後的政治鬥爭也愈發激烈了起來。羅斯福仍堅持自己對德國西北部地區的要求，丘吉爾也從他的立場出發，固執地拒不改變主意。
在4月份，懷南特將美國政府的立場口頭告知了歐洲顧問委員會，但他並沒有立即把總統的願望以書面形式擺在代表們的面前。在一個他認為關鍵的問題得到指示之前，這位大使不打算這麼做。在英國人的計劃中，仍然沒有讓西方盟國進入柏林的條款。
英國人估計西方國家進入柏林並不存在問題。他們樂觀地認為，當戰爭終結之時，某種形式的德國當局就會簽字投降，並在盟軍最高統帥的控制下掌管國家。沒有一個地區會與其他任何地區隔絕起來，按照斯特朗的看法，「德國人將會在某些地區之間自由地遷徙，從西方地區向首都遷徙……派駐德國的盟軍士兵和民政工作人員，在有正當目的的情況下，也都能自由往來」。而且，每次這個話題在歐洲顧問委員會一被提及，蘇聯的古謝夫就爽快地向斯特朗和懷南特保證，他看不到會有什麼困難。古謝夫一再表示，畢竟單是柏林有美軍和英軍，就自動帶來了進出的權利，這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是一種君子協定。
然而，懷南特卻認為這項條款應該最終確定下來，他認為在三巨頭正式接受英國的方案以前，必須先把莫斯利提出的那些「走廊」包括進去。他打算在把總統有關占領區的觀點正式擺在歐洲顧問委員會面前的同時，提交這樣一個提議，他想要在通過蘇占區進入柏林的特定鐵路、公路和空中航線方面得到保證。5月份，大使飛到華盛頓面見總統，並向戰爭部概述了他的「走廊」條款。民事局斷然拒絕了懷南特的計劃。[6]民事局的軍官們向他保證，柏林進入權的問題「不管怎麼說都是嚴格意義上的軍事問題」，在德國被占領後將由當地的駐軍指揮官通過軍事渠道來處理。懷南特受挫之後返回了倫敦，6月1日，他正式同意了英國的計劃和提議中的蘇占區，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美國應該擁有西北部地區。在這份文件中，沒有一項條款規定了進入柏林的權利。[7]起碼，盟國已經試探性地為這個城市的未來做出了決定：當戰爭結束的時候，它幾乎就是蘇占區中央的一個被盟軍共同占領的孤島。
這場權力鬥爭現在迅速走向結局。1944年7月末，古謝夫由於急於把蘇聯在歐洲顧問委員會中獲得的收益正式定下來，於是便有意把事情導向一個轉折點。他泰然自若地說道，除非英美之間的分歧得到解決，從而令三巨頭能夠簽署協定，否則蘇聯就沒什麼理由繼續坐看歐洲顧問委員會的討論。如果他退出顧問委員會，就會使幾個月的工作化為烏有，這個含蓄的威脅取得了預期效果。
在大西洋兩岸，焦慮不安的外交官和軍事顧問敦促他們的領導人做出讓步，但丘吉爾和羅斯福都不為所動。羅斯福似乎不拿蘇聯的威脅當回事。懷南特被告知，既然美國已經同意了蘇占區，所以總統無法理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還有必要同蘇聯人繼續討論」。
但羅斯福現在卻正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在政治口角繼續進行的同時，英美盟軍的各大集團軍正在朝德國蜂擁而去。8月中旬，艾森豪威爾將軍給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發報，提醒他們可能要「面臨比預期更快地占領德國的局面」。摩根在其「蘭金行動C方案」中曾預見到存在著一個部隊的部署問題，現在這個問題又回來折磨決策者們了：位於左翼的英軍正在朝德國北部挺進，位於右翼的美軍朝德國南部進軍。如今艾森豪威爾在占領區的問題上尋求政治上的指導，他是第一個這樣做的美國軍人。「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純軍事的基礎上著手處理這個問題」，而這就意味著將保持「我們各集團軍的當前部署狀況……」。艾森豪威爾又補充說，「考慮到我們可能面臨的形勢，以及缺乏涉及占領區問題的基本決策，除非我們接到相反的指示，否則我們就必須假定這個解決辦法是可以接受的……」
長期以來一直不可避免的決定性時刻現在來到了。美國戰爭部和國務院此時的狀況完全一致，都面臨兩難的境地，誰也不打算與總統重新審議這個問題。無論如何，這個問題預定要在羅斯福與丘吉爾的新會晤中討論，而會晤定於秋天舉行，任何最終的決定都要等到那時再說。與此同時，艾森豪威爾的計劃卻不能延誤。美軍的參謀長們已經為美國的占領計劃做好了準備，要麼是西北部地區，要麼是南部地區，8月18日他們通知艾森豪威爾說「完全同意」他的解決辦法。這樣一來，儘管羅斯福尚未宣告他的決定，認為美國將占領德國南部地區的設想卻被允許繼續存在下去了。
1944年9月，羅斯福和丘吉爾再次在魁北克會晤。羅斯福的身體狀況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這位一向精力充沛的總統現在顯得十分虛弱，面色蒼白。過去，他的個人魅力和不拘小節的詼諧能很好地掩蓋住身體上的殘疾（羅斯福因為脊髓灰質炎的後遺症再也無法站起來了），但現在，這一切卻都在他因為劇痛帶來的猶豫上暴露無遺。自從1933年當選總統以來——比別的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在位時間都長，甚至當下還在尋求第四次連任——競選活動、處理國內和國際事務、戰時的沉重壓力，都在摧殘著他的健康。他的醫生、家人和朋友們都在懇求他，不要再次參加總統競選了。對於魁北克的英國代表團來說，羅斯福似乎在迅速地垮下去。丘吉爾的參謀長黑斯廷斯·伊斯梅上將看到他的樣子大為震驚。「兩年以前，」他說道，「總統一直是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寫照，但現在他消瘦了太多，似乎整個人都縮了進去。上衣從他寬大的肩膀上面垂了下來，衣領顯得大了好幾個尺寸。我們察覺到，留給他的時日已經不多了。」
面對疲憊、失意，以及顧問們和丘吉爾施加的壓力，總統終於妥協了，接受了德國南部的占領區。英國人做了讓步，其中的一個舉動就是同意讓美國控制大港灣以及不萊梅州的軍隊集結地和不萊梅港。[8]
三巨頭的最後一次戰時會議於1945年2月在雅爾達舉行，那是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勝利就在眼前，但顯而易見的是，政治的考量已經壓倒了軍事上的需要，維繫盟國領導人團結的紐帶被大大削弱了。蘇聯人每深入中歐一公里，他們的貪婪和傲慢也就增加了一分。丘吉爾一直都是共產主義的死敵，他尤其關注類似波蘭這類國家的命運。此時此刻，蘇聯紅軍已經把這個國家收入囊中，並建立了對它的統治。
羅斯福面容憔悴，比在魁北克時還要衰弱得多，不過他仍然認為自己在扮演著偉大的仲裁者的角色。在他看來，成就戰後和平的唯一途徑就是和史達林合作。他曾經用這樣的話語闡述了自己與這位共產黨領導人的相處之道：「我認為，如果我把能給他的東西全都給他，並且不談條件，那麼位高權重的史達林也就不會試圖霸占任何東西，並將和我一起致力於（建立）一個民主而又和平的世界。」
總統相信美國能夠「與蘇聯和睦相處」，而且他能夠「駕馭史達林」，因為有一次他解釋說：「在開誠布公的基礎上……喬大叔（指史達林）……是平易近人的」。儘管總統對蘇聯的戰後意圖越來越擔心，但他基本上仍然堅定地抱有樂觀態度。
在雅爾達會議期間，三巨頭做出了戰爭時期最後的數個重大決定，其中一個就是給予法國在對德占領方面全面的夥伴關係。法國在德國和柏林的占領區都是從英國和美國的區域中劃出來的，史達林則希望撇開法國，更拒絕向法國劃出蘇占區的任何一部分。1945年2月11日，三巨頭正式就各自的占領區劃分達成了協議。
就這樣，在經歷了16個月的混亂和爭吵之後，美國和英國也終於結束了分歧。這個占領計劃是以原先的「蘭金行動C方案」為基礎的，現在軍方稱其為「日食行動」。但這個殫精竭慮的計劃有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遺漏：文件里根本就沒有提及英美進入柏林的權利條款。
僅僅過了6個星期，史達林就將雅爾達協定的條款拋之腦後了。在會議結束後還不到三個星期，羅馬尼亞政府就被蘇聯占領軍趕下了台，在給國王米哈伊一世[9]的最後通牒中，蘇聯紅軍毫不客氣地命令他任命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彼特魯·格羅查（Petru Groza）[10]為首相。波蘭也丟掉了。原先許諾的自由選舉壓根就沒有進行。史達林似乎對雅爾達協定的核心內容反悔了。協議中聲明，盟國將幫助「從納粹德國以及……前軸心國的附庸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各個民族……去建立他們自己選擇的民主制度」。但史達林卻要確保雅爾達協定中每一個有利於他的條款——比如對德國和柏林的分割——都得一絲不苟地實施。
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威廉·埃夫里爾·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曾經提醒羅斯福，史達林對領土的野心是無窮無盡的。但現在這位蘇聯領導人如此明目張胆地失信，還是令他感到震驚。3月24日，星期六下午，在白宮頂層的一個小房間裡，羅斯福剛剛和安娜·羅森堡（Anna Rosenberg）太太一起吃完午餐。羅森堡太太是他的個人代表，負責研究退伍軍人問題。此時哈里曼發來了一封有關波蘭局勢的電報。總統讀了電文後怒不可遏，拚命捶打著輪椅扶手。「當他『砰砰』猛擊椅子的時候，」羅森堡太太后來回憶說，「嘴裡反覆念叨，埃夫里爾是對的！我們不能和史達林打交道！他違背了自己在雅爾達許下的每個諾言！」[11]
在倫敦，丘吉爾也對史達林的所作所為感到忐忑不安。他告訴自己的秘書，他擔心全世界可能會認為「羅斯福先生和我簽署了的計劃書完全就是在欺騙民眾」。從雅爾達返回時,他曾信心滿滿地告訴英國人民：「史達林和蘇聯領導人希望與西方民主國家在光榮的友誼與平等之中共同生活。我覺得……他們言出必行。」
但在3月24日，在這同一個星期六，憂心忡忡的首相卻對他的助手說：「只要我還對蘇聯的最終意圖心存懷疑，我是不會同意去瓜分德國的。」
在蘇聯咄咄逼人的行動面前，丘吉爾清醒地意識到，西方盟國和蘇聯討價還價的最大籌碼就是讓自己的軍隊進一步深入德國境內，在「儘可能以東的地方與蘇聯人會師」。當蒙哥馬利元帥發來電文，宣稱他有決心突向易北河甚至殺進柏林城時，許多人都對此歡呼雀躍。在丘吉爾的眼中，柏林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目標，對它的進攻應該迅速展開。但上述這一切只不過是蒙哥馬利的一廂情願罷了，儘管他發出了鬥志昂揚的電報，但西線各地的指揮官們卻無人收到針對柏林的總攻令。因為那道命令只能來自一個人——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
[1] 史達林格勒的德軍被包圍遠不止23天，此處原文應該指的是「指環行動」，即蘇聯紅軍發起殲滅被圍德軍的最後總攻，時間是1943年1月10日～2月2日，正好是23天。
[2] 按照1943年時的最初構想，實際上「蘭金行動」分為三個部分：「A方案」應對的是這樣一種形勢，德國人可能變得實力不濟，反攻也許只需要一個「微型的霸王行動」；「B方案」的設想是德國人從被占領國家的某些地區實施戰略撤退，同時他們的主要兵力仍然駐留在歐洲海岸線上，以擊退盟軍的反攻；「C方案」所應對的，是在反攻開始之前、反攻期間或者反攻之後，德國突然崩潰。「A方案」和「B方案」很早就被放棄了，摩根回憶說，它們只在短期內被考慮過。——原注
[3] 丘吉爾獲悉史達林的要求時，他正搭乘英國皇家海軍的「約克公爵號」戰列艦橫渡大西洋去和羅斯福會晤。當時美國剛剛參戰，此時此刻向強大的新盟友提出這樣的問題，丘吉爾有些疑慮。他打電報給艾登：「想必你不會對史達林不恭敬，我們有責任不讓美國為難，不能和他們達成秘密且特殊的協議。若是帶著這些建議去見羅斯福總統，就會招致斷然拒絕，可能帶來長久的麻煩……即使非正式地把它們提出來……在我看來也是不妥當的。」艾登與史達林的交談已經告知了美國國務院，不過卻沒有證據說明，當時曾有人費心告訴美國總統。但到1943年3月的時候，羅斯福已經被充分告知了，艾登與他討論了這件事情。按照艾登的說法，總統預見不會同蘇聯產生大的麻煩。「羅斯福理所當然要考慮的那個大問題，」艾登說道，「就是現在和戰後是否有可能與蘇聯合作。」——原注
[4] 「依阿華號」戰列艦上的事件描述，來自喬治·C.馬歇爾將軍手寫的會議記錄。正式的備忘錄裡面並沒有直接引語，只有一些筆記可以用作參照依據。我是在通過各種情況表明那些內容顯然是總統或者他人所說的前提下，用直接引語來表述總統或者他人的話。——原注
[5] 「長期以來英國人就在經濟上與德國西北部地區有著緊密的聯繫，」麥克洛伊在12月12日給馬歇爾將軍的信中說，「懷南特告訴我，這個計劃是在與他們的政治界和經濟界的人士商討後提出來的。我不知道，面對英國人的強烈反對，總統想在什麼程度上堅持對這些地區的占領……總的看來，我贊成占領北部地區，但我認為並不值得為此而吵得這麼厲害。」國務院顯然對此未置可否。麥克洛伊親筆補充說，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來電話說：「在北部和南部地區之間，我沒有偏愛」。——原注
[6] 在羅斯福和懷南特會面的時候，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總統對過境柏林的問題的立場是什麼，現在不得而知。戰爭部對懷南特的「走廊」計劃究竟是反對還是接受，同樣不明了。據報道，戰爭部民事局局長約翰·H.希爾德林少將曾對懷南特說，「應該規定進入柏林的權利」。這裡的說法涉及三位最重要的美國歷史學家對這段歷史的觀點：菲利普·莫斯利教授（見其《克里姆林宮與世界政治》一書）、赫伯特·費斯（見其《丘吉爾、羅斯福與史達林》一書）以及國務院歷史辦公室主任威廉·M.富蘭克林（見其《占領區邊界與進入柏林的權利》一文，載於《世界政治》1963年10月號）。「懷南特，」富蘭克林寫道，「顯然沒有對這些交談做備忘錄……然而，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華盛頓的任何人都沒有給予懷南特指示，也沒有支持他與蘇聯人進行交涉。」——原注
[7] 出於一些總是令人費解的原因，從華盛頓返回之後，懷南特在進入柏林的權利上的立場改變了。資深外交官羅伯特·墨菲回憶說，在他於1944年9月加入盟軍最高統帥部之後，他立即和懷南特在倫敦共進午餐，討論了過境柏林的問題，墨菲敦促懷南特重新審議這個問題。他在回憶錄《戰士當中的外交官》中寫道：「懷南特表明，我們自由進入柏林的權利，包含在我們待在那裡的權利當中了。俄國人……無論如何都會有懷疑我們的傾向，如果我們在技術上堅持這一點的話，我們就會強化他們的不信任。」按照墨菲的說法，懷南特不願意把這個問題強加在歐洲顧問委員會的身上。——原注
[8] 在這次會議上，還出現了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當時美國總統和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推出了一個嚴厲而又含意深遠的經濟計劃，要求把德國變成一個沒有工業的農業國。起初丘吉爾贊同這個方案，但由於其顧問們的壓力，後來又改主意了。幾個月以後，羅斯福放棄了這個有爭議的摩根索計劃。——原注
[9] 米哈伊一世（Michael Ⅰ），羅馬尼亞國王，卡羅爾二世之子。1927年（6歲）登王位，1930年其父卡羅爾返國，將他降為王儲。1940年9月卡羅爾退位，他復登大寶。1947年12月30日被迫退位，流亡國外，在日內瓦給一家美國經紀行當經理。
[10] 此處原文有誤，彼特魯·格羅查當時是羅馬尼亞農民陣線（Ploughmen's Front）主席，而非實力並不強大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的總書記。
[11] 這件事情來源於羅森堡太太的一次私人會談，羅斯福太太也在場。這兩個女人後來交換了意見，在總統到底說的是什麼上達成了一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