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六
不可避免的是，儘管不斷地遭到轟炸，儘管在奧得河畔出現了蘇聯紅軍的身影，儘管隨著盟軍從東線和西線的進逼德國本身正在縮小，但仍然有一些人頑固地拒絕考慮即將到來的災禍。他們就是狂熱的納粹分子，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似乎都接受了正在經歷的磨難，把它看作是一種煉獄——看作是他們對納粹主義及其目標獻身的一種鍛煉和升華。一旦他們展現出自己的忠誠，一切就都會好起來的，他們堅信柏林會永遠屹立，第三帝國獲得勝利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納粹分子在這座城市的生活中處於一個特殊的地位。柏林人從來就沒有完全接受希特勒和他的狂熱宣傳。就見解而言，他們久經世故見多識廣，國內的國外的什麼沒見過。事實上，柏林人十分刻薄幽默，奉行政治犬儒主義，對元首及其鼓吹的新秩序更是完全不感興趣，這一切都讓納粹黨長期以來頭痛萬分。每當在柏林舉行火炬遊行或者其他納粹集會活動，以此來吸引世人注意的時候，當局都要從慕尼黑運來幾千名衝鋒隊員壯大遊行者的人群。「在新聞片裡他們比我們好看，」柏林人口出妙言道，「他們的腳也大一些！」
儘管希特勒可以做出努力，但他卻永遠也無法贏得柏林人的心。早在城市被盟軍的炸彈炸毀以前，又惱又怒的希特勒就已經計劃按照納粹的形象來打造一個新柏林。他甚至打算把城市的名字改為「日耳曼尼亞」（Germania）[1]，因為他永遠也不會忘記在20世紀30年代的每一次自由選舉中，柏林人都沒有把票投給他。在1932年的那次關鍵性投票中，希特勒樂觀地認為他能讓興登堡[2]下台，可在柏林，他卻收穫了最低的得票率——只有23%。現在，市民中的狂熱分子決心要讓柏林——這個在德國中最不納粹化的城市——成為納粹主義的最後一個要塞，儘管他們在人數上相對是少數，卻仍然控制著整座城市。
成千上萬的青少年是狂熱分子中的主力軍。他們這代人中的大多數都只知道一個上帝——那就是希特勒。從童年開始，他們就被灌輸了滿腦子的民族社會主義目標和思想，更多的人接受了從使用步槍到類似反坦克火箭筒那樣的「鐵拳」反坦克榴彈發射器的訓練，以捍衛這項事業，使之永存。克勞斯·屈斯特（Klaus Küster）就是這個青少年群體的典型人物，他是「希特勒青年團」[3]團員（柏林有1 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團團員），他的拿手好戲就是在50米以內的距離擊毀坦克，而他還不到16歲。
最富有獻身精神的人就是如同機器人一樣堅決執行命令的黨衛隊員（包括武裝黨衛軍的軍人）[4]，他們堅信納粹能獲得最終勝利，並且完全忠於希特勒。在其他德國人看來，他們的精神狀態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他們是如此狂熱，這種狂熱有時看來甚至已經滲透進潛意識裡了。沙里泰醫院的費迪南德·紹爾布魯赫醫生，在為剛從奧得河前線送來的一位受了重傷打了麻藥的黨衛軍士兵做手術時，被眼前的突發事件驚呆了。在安靜的手術室里，處於深度麻醉狀態中的黨衛軍士兵開始小聲但卻異常清晰地反覆說道：「希特勒萬歲！……希特勒萬歲！……希特勒萬歲！」
儘管這些人是真正的極端分子，但也有成千上萬的平民選擇與他們同流合污，有些人甚至拙劣地模仿著自由世界眼裡的那種納粹狂熱分子的模樣。47歲的戈特哈德·卡爾（Gotthard Carl）就是其中一個丑角。儘管戈特哈德不過是臨時在德國空軍里當會計的卑微文員，但他每天卻身著漂亮的藍色空軍軍服上班，那種自豪傲慢的樣子儼然自己就是一名王牌戰鬥機飛行員。當他在傍晚時分走進自家公寓時，他的兩隻腳後跟會「咔嚓」一聲並在一起，然後猛地向前伸出右臂，聲嘶力竭地吶喊「希特勒萬歲」，這樣的表演持續了數年。
他的妻子格爾達已經對丈夫的法西斯狂熱感到徹底厭倦了，但她又憂心忡忡，急切地希望和丈夫討論一下有關未來如何生存下去的計劃。她指出，蘇聯軍隊正在逼近柏林……還沒等她吐出下一句話，戈特哈德當即打斷了她。「謠言！」他大為光火地吼道，「謠言！全是敵人故意散布的惡毒詛咒！」在戈特哈德迷失了方向的納粹世界裡，一切都順風順水，希特勒的勝利是必然的，蘇聯人也並沒有兵臨柏林城下。
此外，還有那些滿懷熱情又容易受影響的人——這些人也從未考慮過失敗的可能性，在德國海軍總司令部供職的埃爾娜·舒爾策（Erna Schultze）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員。這位41歲的婦女剛剛實現了生活中的「遠大」抱負，被任命為一位海軍上將的秘書。今天是她擔任該職務的第一天。
海軍總司令部的建築沒怎麼裝修過，猛烈轟炸在過去的48小時裡一直籠罩在其頭上。不過，灰塵和瓦礫並沒有讓埃爾娜緊張，剛剛放在她桌子上的命令也沒有使她心煩意亂——這份命令提道，所有的絕密文件都要焚毀。但就在快要下班的時候，對新工作興奮不已的埃爾娜卻被領導告知：她和別的雇員要放「無限期長假」，她們的工資將通過郵局寄發。這無異於給這位中年婦女的頭上澆了一盆冷水。
但埃爾娜仍毫不動搖，她對納粹的信念如此強烈，以至於當官方公報承認戰事不利時，埃爾娜都拒不相信。她堅稱，整個柏林的士氣仍然高昂，帝國獲勝只是時間問題；甚至在埃爾娜離開大樓時，她還樂觀地相信，要不了幾天，海軍總司令部就會重新讓她回去工作。
還有一些人的信念非常堅定，他們與等級森嚴的納粹組織高層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因而對戰爭或者戰爭的結局沒有任何想法。簡而言之，他們被特權地位的氣氛和誘惑力徹底迷住了，在這樣虛幻的白日夢中，他們不僅感到自己是安全的，還愚昧地繼續忠於希特勒，認為自己受著他的完全護佑。克特·賴斯·霍伊澤爾曼（Käthe Reiss Heusermann）就是這樣一個人，她長著一雙迷人的藍眼睛。
在選帝侯大街213號，35歲的克特正專心致志地工作著，金髮碧眼、性情活潑的她是納粹領導人的首席牙醫胡戈·約翰尼斯·布拉施克（Hugo Johannes Blaschke）教授的助手。布拉施克由於自1934年以來一直為希特勒及其近臣服務，因而被授予黨衛隊旅隊長的軍銜，負責柏林黨衛隊醫療中心的牙科。布拉施克是一個忠誠的納粹分子，他成功地利用自己與希特勒的關係，成了柏林勢力最大也是牟利最多的私人醫師。現在他打算再賭上一把。與克特不同，他已經清楚地看到納粹政權崩潰的不祥之兆，早就做好了打算，時機成熟後就儘早逃離柏林。倘若他留下來的話，他的黨衛隊軍銜和地位會令他非常尷尬：一旦自己落入蘇軍的手裡，今天的顯赫完全可能成為明天的災禍。
克特並沒有關注戰爭形勢，因為她實在太忙，從一大早忙到深夜，出入各個診所、指揮部，或者布拉施克位於選帝侯大街的私人診所，給他當助手。克特既有能力又有人緣，受到納粹精英們的完全信任，基本上希特勒的所有隨從她都護理過——有一次，她還得到了護理元首本人的殊榮。
那個時刻是她事業的巔峰。1944年11月，她和布拉施克被急召到位於東普魯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大本營，在那裡他們發現希特勒正處於劇痛之中。「他的臉，尤其是右頰腫得厲害，」她後來回憶道，「他的牙齒糟糕透頂。他總共有3個假牙上的齒橋，上牙只剩下8顆，甚至連這8顆牙也用黃金鑲補著。一個齒橋完成了鑲補上牙的工作，用現存的牙齒牢牢固定住，其中的一顆牙，也就是右邊的智齒，被嚴重感染。」
布拉施克看了看那顆牙，他告訴希特勒得把那顆牙齒拔出來，已經沒有辦法保留那顆牙了。布拉施克進一步解釋說，他得拔掉兩顆牙——齒橋後面的那顆假牙以及旁邊那顆受到感染的牙齒，這就意味著要在假牙前面的瓷製和金制的齒橋中鑽個孔，這個過程需要做大量鑽孔和鋸開的工作。接下來，在最後拔出壞牙之後，他要花幾天時間再造一個全新的齒橋，或者把舊的齒橋再次固定。
布拉施克對做這個手術感到精神緊張：手術過程是複雜的，而且誰也不知道希特勒會有什麼舉動。更麻煩的是元首不喜歡麻醉，克特記得希特勒告訴布拉施克，他只接受「最小劑量的麻醉」。不論是布拉施克還是克特，他們都知道希特勒將會經受難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手術過程可能持續30～45分鐘的時間，但對此他們無計可施。
布拉施克給希特勒的上顎打了一針，手術隨即開始。克特站在元首的身旁，用一隻手朝後拉著他的面頰，另一隻手舉著面鏡子。布拉施克手中的鑽頭在刺耳聲中迅速鑽進齒橋，隨後他換下鑽頭開始鋸了起來。希特勒一動不動地坐著——「就像凍僵了一樣」，她回憶道。最後，布拉施克把那顆牙清理乾淨，迅速拔了出來。克特後來說道：「在整個過程中，元首既沒有動，也沒有說一句話。那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表現，我們無法理解，他怎麼受得了那種鑽心的疼痛。」
那是5個月以前的事情了，但直到現在，元首那個懸垂的齒橋並沒有接受後續的治療。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以外，幾乎沒有人知道手術的詳情。那些為元首工作的人遵循著一個基本原則：有關他的一切，尤其是他的疾病，都是絕密。
克特善於保守秘密。例如，她十分清楚布拉施克正在為帝國公認但尚未成婚的第一夫人特製一副假牙。布拉施克打算在她下一次來柏林時把金齒橋安上去，希特勒的情婦——埃娃·布勞恩，肯定需要它。
最後，克特還知道一個最為嚴格保守的秘密——希特勒的確切位置。因為她的責任就是，不論元首到哪裡去，她都要亦步亦趨地送去一整套牙醫工具。除此之外，她還在為希特勒4位秘書中的一位，準備一個帶有金齒冠的新齒橋——她便是五短身材、45歲的約翰娜·沃爾夫（Johanna Wolf）。不久後，克特就要在總理府的手術室里，把新齒橋給沃爾夫裝上去。在過去的9個星期里，她幾乎每天都來往於布拉施克的診所和總理府之間，自1月16日以來，阿道夫·希特勒就一直居住在那裡。
隨著春天的夜幕降臨城市，柏林呈現出一派荒涼的悲慘景象。這個已經淪為廢墟的龐然大物，如同癱瘓的幽靈一般易受攻擊，它在蒼白的月光中伸展著軀體，為夜間行動的敵人提供了一個再明顯不過的打擊對象。在地底下，柏林人靜靜地等待著轟炸機群的光臨，不知等到清晨降臨時分，他們當中有誰還會繼續活著。
21點，英國皇家空軍的「蘭開斯特」們如期而至，防空警報在24小時內第四次哀號著嗡鳴起來，柏林遭遇的第317次空襲就這樣開始了。在位於霍亨索倫路的衛戍司令部里，赫爾穆特·雷曼（Hellmuth Reymann）中將[5]正在桌子邊按部就班地埋頭工作，對高射炮火和炸彈的爆炸聲充耳不聞，他正在為贏得時間而拚死戰鬥——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供浪費了。
僅僅在16天以前，電話鈴聲在雷曼位於德勒斯登的家中響起，那是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埃馬努埃爾·布格多夫（Wilhelm Emanuel Burgdorf）步兵上將打來的。布格多夫用略顯蒼老的聲音對他說道：「元首任命你為德勒斯登城防司令。」
一開始雷曼甚至都不知道說啥好，這座建於16世紀的薩克森州首府，擁有童話般的尖塔、城堡和鋪著鵝卵石的街道，但這些美麗只是昨日的美好回憶罷了，因為整座城市已經基本上在3次大規模空襲中被完全毀滅了。雷曼因此感到心痛欲絕，他發了脾氣，對著話筒吼道：「告訴他，這裡除了瓦礫之外沒什麼好保衛的！」然後「啪」的一聲把電話掛斷。
他憤怒的話語是一種不顧一切的放肆。但一個小時以後，布格多夫再次打來了電話，他說：「元首重新任命你為柏林衛戍司令。」
雷曼於3月6日上任，只用了幾個小時他就有了驚人的發現。儘管希特勒宣布柏林是一座要塞（Festung）城市，但防禦工事只存在於元首的想像之中。這座城市在防禦敵人即將發起的進攻上什麼都沒有做：沒有計劃，沒有防禦工事，實際上連防禦部隊都沒有——一切都是空白。更糟糕的是，當局沒有為城內的居民準備給養，而且撤離婦幼和老人的計劃也根本不存在。
現在雷曼是在24小時連軸轉，忙亂地試圖理清當前混亂的局面。他遇到的問題非常棘手：從哪裡能搞到守衛城市的部隊、槍炮、彈藥和裝備？從哪裡能搞到修建防禦工事的工兵、機械和所需材料？是否允許他把婦幼和老人撤出城市？如果不允許的話，那麼當圍城戰開始之時，又如何給他們提供食物並保護他們？他的腦海里一再閃現那個大問題：時間——還剩下多少時間？
甚至得到高級軍官們的協助更成為一種奢望，時至今日，上級僅僅在最後關頭才給雷曼指派了參謀長：漢斯·雷菲爾（Hans Refior）上校。這位幹練得力的上校幾個小時以前剛到柏林，首都的混亂局面讓他大吃一驚。幾天以前，他在圖片雜誌《帝國》（Das Reich）里看到了一篇文章，聲稱柏林固若金湯。他對其中的一句話記憶猶新：「有著環形築壘陣地的柏林，到處布滿了防禦工事。」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這些工事一定進行了「絕妙的偽裝」，因為雷菲爾壓根就沒能找到幾處工事。
多年的職業軍人生涯後，有著一頭灰發的雷曼從來就沒有想到，53歲的自己要面對這樣一個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不僅要迎頭而上，還得為每個問題找到——而且是迅速地找到答案。拯救柏林是可能的嗎？雷曼決心拼盡全力。軍事史上類似的戰例不勝枚舉，當時失敗似乎已不可避免，然而最終卻柳暗花明，勝利最終還是到來了。他想到了維也納。這座城市曾在1683年成功地擋住了土耳其人的猛攻；他還想到了奧古斯特·威廉·馮·格奈森瑙元帥[6]，他是格布哈特·萊貝雷希特·布呂歇爾元帥[7]的參謀長，曾於1806年成功地守住了科爾貝格要塞。當然，這樣的比較是相形見絀的，但也許給予了他們某種希望。然而，雷曼知道，這一切都將依賴于堅守奧得河防線的德軍部隊，依賴於指揮這些部隊的將領。
那些大人物都不在了，隆美爾、馮·倫德施泰特、馮·克盧格、馮·曼施泰因……這些曾家喻戶曉、立下赫赫戰功的名將們如今已全部銷聲匿跡，他們要麼死了，要麼被打入冷宮，要麼不得不隱退。現在，這個國家和軍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名一流的軍人——另一個富於創造力和幹勁的隆美爾，另一個嚴謹到一絲不苟的馮·倫德施泰特。柏林的安全，或許連德國是否能作為一個國家而繼續存在，都將有賴於此。可是那個人，現在又在何方呢？
[1] 希特勒以此命名的理由是「日耳曼尼亞」作為所有日耳曼人的中心，無論日耳曼人身處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只要一聽到這名字，就能激發他們心中的民族自豪感。
[2] 保羅·路德維希·馮·興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1934），陸軍元帥，1925—1934年間任德國總統。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擊潰俄軍，後任總參謀長，總統任內支持保皇派和法西斯組織，授命希特勒為總理。
[3] 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1924年納粹黨建立的大德意志青年運動（Grossdeutsche Jugendbewegung）演變成了「德意志勞動青年的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Jugend Bund der deutschen Arbeiterjugend），1933年在合併了德國的各類青少年組織後正式更名為希特勒青年團，1936年12月成為德國法定的青少年必須加入的組織。該組織訓練青少年使用武器，學習軍事策略，並加強身體能力和灌輸反猶太主義，將德國的青少年變成了可以執行戰鬥任務的輔助部隊。
[4] 希姆萊的黨衛隊系統龐大而複雜，為了以示區分，按照國防軍編制直接上戰場作戰的部隊被稱為武裝黨衛軍（簡稱黨衛軍），其他系統的單位統稱為黨衛隊。
[5] 原文中雷曼的軍銜寫的是少將，可他在1943年4月1日就晉升中將了。
[6] 格奈森瑙（August Wilhelm Antonius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 Graf von Gneisenau，1760—1831）伯爵，普魯士陸軍元帥，普魯士軍事改革和第六次反法同盟戰爭中的重要人物。他曾與沙恩霍斯特中將一起在普魯士進行軍事改革，組建正在形成中的總參謀部，實行徵兵制，對普魯士和德國的軍事制度產生巨大影響。1806年，他成功地率部抗擊法軍，保衛了科爾貝格要塞。
[7] 布呂歇爾（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普魯士陸軍元帥，在數次重大戰役中名聲遠揚，他積極進攻的指揮風格為他贏得了「前進元帥」的稱號，並在擊敗拿破崙的滑鐵盧大捷（1815）中起到了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