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五

赫爾穆特·科茨（Helmuth Cords）上尉是一名東線老兵，曾因作戰勇敢而獲得「鐵十字」勳章，但他現在的身份是一名被關押在柏林監牢中的囚犯，很可能活不到親眼見證戰爭結局的那一天了。科茨上尉是一群精英分子中的一員，是反希特勒密謀集團7 000名德國人當中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之一，這群人因為與1944年7月20日企圖刺殺希特勒的事件有牽連，在8個月前被逮捕。希特勒兇殘無度地進行了報復：幾乎有5 000名涉嫌參與者被處決，不論有罪或無辜，皆難以倖免；一個個家庭遭受牽連而毀滅，甚至就連密謀者的遠親也被逮捕，而且往往被即刻處決。希特勒曾怒吼道：「叛徒必須像牲畜一樣被吊死！」結果密謀集團的主要成員被以一種極其殘忍的方式剝奪了生命，他們被掛在鉤子上的鋼琴絲而不是繩子活活絞死。 萊爾特街監獄B監區里，一大群涉嫌密謀者正在其中等待著。他們當中既有保守派，也有共產黨；有軍官、前政治人物，也有醫生、大學教授、作家和神職人員，還包括普通工人和農民。有些人並不知道他們被囚禁的原因，因為他們從沒有被正式起訴過；有些人受到了審判，正在等候著審判再次降臨；有些人實際上已被證明是無辜的，但仍然被關在牢房裡；還有的人已經走完了虛假的審判流程，然後被匆匆宣判，現在正等待著被執行死刑。沒有人能夠確切知道B監區到底關押著多少囚犯——有人認為有200個，其他人認為不到100個。無從知道正確數字，因為每天都有犯人被帶出去，然後就徹底消失了。這全都源於蓋世太保頭子、黨衛隊地區總隊長兼警察中將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一時的心血來潮。被監禁的人根本不指望他能大發慈悲。所有人都認為，哪怕盟軍已經打到了監獄大門口，米勒仍會繼續屠殺這些囚犯。 科茨就是無辜者之一。1944年7月，他是駐本德勒街的預備軍司令部的一名下級軍官，直屬上級正是有著伯爵頭銜的預備軍參謀長，37歲的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上校。但這位只有一條胳膊，左眼蒙著黑眼罩仍相貌堂堂的上校是7月20日密謀的關鍵人物，他自告奮勇去刺殺希特勒。 在位於東普魯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波蘭肯琴）代號「狼穴」的元首大本營里，馮·施陶芬貝格利用希特勒舉行的冗長的軍事會議，把一個裝有定時炸彈的公文包放在了希特勒身旁的長地圖桌下。馮·施陶芬貝格隨後溜出了房間，動身返回柏林。幾分鐘後炸彈發出了駭人巨響，但不可思議的是希特勒竟在爆炸中幸免於難。幾個小時以後，柏林的馮·施陶芬貝格沒有受到正式審判，便在本德勒街的預備軍司令部院子裡被槍決，同時遇難的還有參加密謀的另外3名關鍵人物[1]。每個與之有關的人，甚至連他的遠親都被逮捕了——包括赫爾穆特·科茨。 科茨的未婚妻尤塔·佐爾格（Jutta Sorge）是德國前總理兼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萊斯曼的孫女，她也被捕入獄了，同樣被捕的還有她的父母。包括赫爾穆特·科茨在內的所有人，自從被捕之後就一直未經審訊，只是關押著。 赫伯特·科斯奈伊（Herbert Kosney）下士也被關在同一座大樓里，對於7月20日的密謀，他知道的甚至比科茨還要少。不過，科斯奈伊是無意中被牽連的。他是共產黨抵抗組織的成員，對暗殺事件的參與僅僅是把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從利希特費爾德（Lichterfelde）送到了萬塞（Wannsee）。 儘管赫伯特並不是共產黨員，但從1940年開始，他就一直是各種紅色地下組織的外圍成員，後來他居然還被征入德軍，成為一名普通士兵在前線作戰。1942年11月，赫伯特回到柏林休假，他的哥哥庫爾特——自1931年起就加入了共產黨——用激烈的手段阻止他返回前線。庫爾特用一支步槍打斷了赫伯特的胳膊，將他送去了一家軍隊醫院，解釋說自己發現這名受傷的士兵躺在一條溝里。 這個花招見效了，赫伯特從此遠離了前線，被安置在駐柏林的一個預備營里，每隔3個月就從阿爾貝特·奧爾貝茨（Albert Olbertz）醫生那裡獲得一份新的醫療證明，這份證明使得他能一直從事「輕閒的勤務」。碰巧的是，奧爾貝茨醫生也是一名共產黨抵抗小組的成員。 正是奧爾貝茨連累了赫伯特，令其被捕入獄。在試圖暗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幾天以後，奧爾貝茨讓赫伯特和他一起做一項緊急運送工作，他們乘坐的軍用救護車帶上了一個赫伯特完全陌生的人——他是蓋世太保的高級軍官，黨衛隊地區總隊長兼警察中將、刑事警察總監阿圖爾·內貝（Artur Nebe），此時正遭到追捕。過了一段時間，內貝被逮捕了，奧爾貝茨和赫伯特也被抓住了。奧爾貝茨當即自殺，內貝沒多久就被絞死，赫伯特也上了死亡黑名單，被民事法庭判了死罪。不過，由於他仍然是個國防軍軍人，因此必須經過軍事法庭的再次審判。赫伯特知道，這僅僅是走個形式而已——在蓋世太保頭子米勒的眼中，形式不值一提。當赫伯特·科斯奈伊從牢房窗子朝外眺望的時候，還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慘遭毒手。 就在不遠處，另一個人坐在那裡，不清楚未來有什麼在等著他——他是赫伯特的哥哥庫爾特·科斯奈伊。蓋世太保反覆審訊他，但到目前為止他對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一個字也沒說，更沒有暴露會牽連到弟弟的任何事情。他為赫伯特擔憂，弟弟會遭遇什麼呢？他被帶到哪裡去了呢？其實，兄弟之間只隔著幾間牢房，但不論是庫爾特還是赫伯特都對此一無所知。 另外一群囚犯儘管沒有遭受牢獄之災，但他們卻被留在了柏林。這些背井離鄉的人與無數人一樣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快點獲得自由，誰把他們放出去都行。這些人是做苦工的奴隸——來自納粹所占領的幾乎每個國家的男女勞工，有從東歐地區抓來的蘇聯人、波蘭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也有從北歐掠來的挪威人、丹麥人、荷蘭人，甚至還有來自西歐的比利時人、盧森堡人和法國人。 納粹使用暴力抓來了將近700萬人——幾乎等於紐約市的人口總數——讓他們在德國人的家庭和企業里幹活。有些國家的人口幾乎已經被榨乾：有50萬人來自面積不大的荷蘭（荷蘭的人口總數是1 095.6萬人），6 000人來自袖珍國盧森堡（盧森堡的人口總數是29.6萬人）。外國勞工在柏林從事著每種可以想像得到的工作：許多納粹高層人士家裡都用蘇聯女孩充當家僕；從事和戰爭有關工作的建築師們，會用年輕的外國製圖員做他們的辦公室人員；重工業里充斥著這些被抓來的人，幹著電工、煉鋼工、制模工、技工和無須特殊技能的工作；煤氣、自來水和運輸公司「雇用了」額外的數千人，但事實上並不發工資。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國預備軍司令部，也有外國勞工的身影，法國人雷蒙德·勒加蒂熱（Raymond Legathiére）就受僱在那裡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彈炸碎後立即換上新的。 柏林的人力形勢變得非常嚴峻，納粹便公然把《日內瓦公約》拋諸腦後，讓戰俘像外國勞工那樣從事至關重要的與戰爭有關的工作。由於蘇聯並不是《日內瓦公約》的簽約國，所以德國人認為可以隨意使用蘇聯戰俘。目前，戰俘和外國勞工別無二致。由於條件日益惡化，戰俘們被用來修築防空掩體，幫助重建遭受轟炸的部隊營房，甚至在發電廠里為鍋爐鏟煤。現在，這兩群人之間的唯一區別就是外國勞工的自由要多一些，不過這也得根據在什麼地方、做什麼工作而定。 外國勞工住的「城市」僅僅是由一些木製的營房式建築構成的，要麼在工廠邊上，要麼乾脆就在工廠裡面。他們在社區食堂填飽肚子，佩戴著表明自己身份的特別徽章。有部分企業沒有按照納粹當局的規定辦事，寬容地允許他們的外國勞工住在廠區以外的柏林城內。許多人甚至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城市裡行動，去看電影或者去其他娛樂場所放鬆，只要他們遵守嚴格的宵禁令就行[2]。 有些看守或警衛已經感到德國失敗只是時間問題，厄運將降臨在德國人的頭上，所以對待勞工們的態度有所緩和，許多外國勞工——有時甚至是戰俘——發現，他們偶爾能夠逃掉一天的勞動。有一名看守負責25個法國人，他們每天乘坐地鐵到城裡去幹活，這名看守是個軟心腸，後來乾脆就不再費心清點走出車廂的戰俘人數。他並不在乎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丟失」了，只要一到18點，每個人都能來到波茨坦廣場的地鐵站集合，然後返回營地就可以了。 但並非所有的外國勞工都如此幸運，成千上萬人的活動遭到了嚴格限制，根本沒有自由可言。在城市經營的或者是政府設立的工廠里，情況皆如此。在柏林南部馬林費爾德（Marienfeld）的煤氣服務公司，那裡的法國工人就沒有什麼優待，與在私人工廠里幹活的工人相比，他們的伙食相當糟糕。不過，這些人的情況仍然要比蘇聯同行好。有個叫安德烈·布爾多（André Bourdeau）的法國人在日記中寫道，看守頭子費斯勒「從來都不送任何人去集中營」，而且在一個星期天，為了讓勞工們補充食物甚至「允許我們到地里揀幾個馬鈴薯」。布爾多為自己不是來自東方的蘇聯人而感到慶幸。他寫道，蘇聯人住的院子裡「擁擠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全都擠在一起……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們的食物根本就不像人吃的」。不過，在一些私人開辦的工廠里，蘇聯勞工的處境稍微好一些，起碼在伙食上，他們與西方勞工是差不多的。 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勞工都注意到，蘇聯人身上有一種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的變化。在位於夏洛滕堡區的舍林製藥和化學股份公司里，人們以為隨著戰爭的推進那些蘇聯人應該高興和驕傲才是；可與此相反，他們看上去異常沮喪。來自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女工，似乎對於城市可能被他們的同胞攻陷而感到特別不安。 兩三年以前，當她們來到這裡的時候，這些女人穿的是簡單樸素的農民服裝。漸漸地，她們產生了變化，開始考究自己的服裝和舉止，許多人開始第一次使用化妝品。蘇聯姑娘們模仿著身邊的法國或者德國女人，從髮型到服飾都有了可觀的變化。現在，很多人注意到，這些蘇聯姑娘幾乎在一夜之間又回歸到農民的裝束了。許多勞工認為，她們預見自己會因為太過西方化而遭到蘇軍的報復與懲罰——即使她們當年是從蘇聯強征而來的，在德國生活也並非自己的本意。 整個柏林城內的西方勞工士氣高漲。位於魯勒本（Ruhleben）的阿爾克特工廠坦克生產線上有2 500名法國、比利時、波蘭和荷蘭人，除了德國看守之外，那裡的每個人都在為未來做著規劃。法國工人尤其興奮，一到晚上就談論起將來踏上法國的土地後要享用的法國大餐，他們還唱起了流行歌曲，莫里斯·舍瓦利耶的《我就是我》（Ma Pomme）和《繁榮昌盛》（Prospère）是他們的最愛。 20歲的讓·布坦（Jean Bouting）是一位來自巴黎的技工，他為自己的行為加速了德國人的垮台而格外感到快活。幾年來，布坦和一些荷蘭工人一直在破壞坦克的零部件生產。德國工段長一再威脅說要把破壞分子送到集中營去，但因為人力短缺，他從來也沒有這樣做過——幾乎整座工廠都完全依賴外國勞工維持。讓·布坦認為，這種形勢很有意思。比如，他所製作的每個滾珠軸承部件都應該在54分鐘之內完成，但他卻磨起了洋工，想盡一切辦法把工期拖到一天，搞出的部件還都是問題產品。在阿爾克特工廠，被強迫勞動的工人們堅信：他們悄悄逃過工段長的耳目而交出的每一個報廢零件，都使勝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被抓住。 [1] 這3人是預備軍副總司令弗里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步兵上將、默茨·馮·奎恩海姆上校和維爾納·馮·黑夫滕中尉。 [2] 還有另外一種勞工——外國志願工人。數以千計的歐洲人——有些是納粹的同情者，有些人認為他們是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進行戰鬥，而絕大多數人則是憤世嫉俗的機會主義分子——他們對德國報紙上的廣告做出了響應，那些廣告提供了帝國內的高報酬工作。這些人獲准可以自由地住在僱傭地點附近。——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