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四

柏林的老百姓幾乎每天都會朝著轟炸機群揮舞拳頭，時常會為在空襲或者在軍隊中逝去的家人和親朋好友感到悲傷。而現在，他們則熱誠地談論著英國人和美國人。市民們並沒有把英美軍隊稱為「征服者」，而是稱其為「解放者」。在態度上，這是一種非同尋常的逆轉，而這種心態隨後又產生了奇特的效果。 瑪麗亞·科克勒住在夏洛滕堡區，她絕不相信美國人和英國人會讓柏林落入蘇聯人之手，她甚至決心幫助西方盟軍。這位45歲、頭髮灰白的家庭主婦對朋友們說，她「準備全力以赴進行戰鬥，抵擋『蘇聯紅軍』，直到『美國人』到來」。 許多柏林人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留意崩潰中的西線戰事的每個階段——給人感覺就像是在期盼一支勝利的德軍趕來解救柏林一樣，他們通過這種方式來克服自己的恐懼。在空襲間歇期，會計師瑪格麗特·施瓦茨（Margarete Schwarz）夜復一夜地和她的鄰居們待在一起，一絲不苟地構思著英美盟軍穿越德國西部的大規模強攻。對她而言，盟軍所占領的每一公里似乎都是自己奔向解放的又一大步。莉澤—洛特·拉文內似乎同樣如此，她把大量的時間消磨在一棟位於滕佩爾霍夫區（Tempelhof）的擺滿了書籍的公寓裡，她狂熱地期盼美國人向前推進，並用鉛筆仔細地在一張大地圖上畫著美軍的最新進展。拉文內太太是一名半身殘疾者——她的臀部圍著鋼製的矯正架，架子一直延伸到她的右腿。她不願意考慮美國人的推進速度，也不擔憂如果蘇軍搶先進城的話會發生什麼。 成千上萬的人深信美軍會首先沖入柏林，他們的信念近乎天真——朦朦朧朧、含糊不清。安娜瑪麗·許克爾太太是魯道夫醫生的妻子，她開始將舊的納粹旗幟扯得稀爛，打算在美國大兵到來之時，把這些旗幟的碎片當作繃帶來用，為「偉大的戰鬥」出一份力。夏洛滕堡區的布麗吉特·韋伯是一位20歲的新娘，新婚才3個月，她確信美國人正在前來，甚至吹噓自己願意和任何人打賭，美國人鐵定會把尼克拉塞（Nikolassee）的富人區作為居住地。布麗吉特之所以如此篤定，是因為她聽說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高，喜歡講究的生活，而且那片富人區幾乎沒有挨過一顆炸彈。 還有的人雖抱著最好的希望，卻也為最壞的處境做著準備。頭腦清醒的皮婭·范赫芬（Pia van Hoven），以及她的朋友魯比·博格曼（Ruby Borgmann）和埃伯哈德·博格曼（Eberhard Borgmann）夫婦，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奇蹟才能抵擋住蘇聯人首先殺入柏林的腳步。因此，他們欣然接受好友海因里希·舍勒（Heinrich Schelle）的邀請，在攻城戰役開始的時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待在一起。舍勒性格開朗，有著一張胖乎乎的臉蛋，經營著格魯班—蘇夏飯店，那是柏林最著名的餐館和酒店之一，就位於博格曼家所在大樓的底層。他把飯店地下室變成了一個華麗的避難所，裡面有東方地毯、厚帘子和不少給養，以應對城市被包圍的絕境。除了馬鈴薯和金槍魚罐頭之外，食品數量不多，不過在毗鄰的地下室里卻有充足的最珍貴、最精美的德國和法國葡萄酒——另外還有軒尼詩干邑白蘭地和成箱的香檳。舍勒告訴他的朋友們：「當我們等候上帝才知道的結局時，我們不妨先過一下舒適的生活。」隨後他又補充道：「如果停水的話，至少還有香檳可喝。」 比迪·容米塔格是兩個少女的母親，她認為有關美國人和英國人到來的一切議論都「只是些廢話」。出生於英國的她嫁給了一個德國人，她對納粹太了解了，她的丈夫因被懷疑是德國抵抗組織成員而在5個月前被匆匆處決。容米塔格認為，納粹對西方盟軍和對蘇聯人的態度別無二致，都會拚命抵抗。只要看一下地圖就能清楚地知道，英美盟軍首先進入柏林的難度更大。不過，即將抵達柏林的蘇聯紅軍並沒有讓比迪過分驚恐，他們並不敢粗暴地對待她，只要她向所見到的第一批蘇聯人出示她的舊英國護照即可保證安全。這或許是比迪所津津樂道的所謂「英國人的明智方式」。 德國共產黨人覺得沒有必要用證件來保護自己；與之相反，他們不僅預料到蘇聯紅軍會來，甚至還期盼著迎接他們進城。德共黨員的生活大都是在為一個夢想而奮鬥，而蘇聯士兵出現的那一刻將會是他們的夢想實現之時。這群人無時無刻不在被蓋世太保與刑警追捕和騷擾，但在納粹的天網之下，竟然有幾個堅定的基層黨組織倖存了下來，他們和共產黨同情者們都熱切地等候著來自東方的救星。 儘管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希特勒主義的事業中，但柏林的共產黨人太分散了，他們的作用——至少對西方盟軍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一個組織鬆散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確實存在，但它完全聽命於莫斯科，只是作為蘇聯的諜報網絡而工作。 拉杜施（Hildegard Radusch）在1927年至1932年間是柏林市議會的共產黨代表，此刻她幾乎完全是靠信念支撐而勉強維持著，饑寒交迫的她與幾名共產黨員一起，躲在柏林東南邊緣的普里羅斯村(Prieros)附近。拉杜施和她的女性朋友埃爾澤·「埃迪」·克洛普奇(Else 「Eddy」 Kloptsch)一起，住在一個裝機器用的巨大的木製板條箱裡。這個板條箱被固定在一個混凝土墩上，有3米長、2.4米寬。那裡沒有煤氣，沒有電，也沒有水和盥洗設施，但對於身強力壯的42歲的希爾德加德（她自我描述為「當家的男人」）來說，這卻是一個完美的庇護所。 希爾德加德和埃迪從1939年起就住在一起了，她們在普里羅斯村的地下組織存在了差不多10個月。在納粹的「通緝」黑名單上，希爾德加德赫然在目，但這個機智的女人卻一再騙過了蓋世太保。像該地區的其他共產黨人一樣，她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食物，如果去申請食品配給卡，那麼身份會立即暴露，隨之遭到逮捕。幸運的是，埃迪雖為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卻並沒有被當作共產黨員而遭到通緝，因此每周都有食物配給，但少得可憐的定量甚至都不夠自己果腹［納粹官方報紙《人民觀察家報》（Volkischer Beobachter）曾經刊登了一個成年人每周的食物配給：4.25磅麵包，2磅肉和香腸，5盎司黃油，5盎司糖，每3個星期再加上2.25盎司奶酪和3.5盎司人造咖啡］。兩個女人偶爾還能小心翼翼地從黑市上買些東西來補充營養，但那裡的商品價格實在高得嚇人——單是咖啡每磅就要100～200美元。 希爾德加德老是一門心思想著兩件事情：一是食物，二是蘇聯紅軍帶來的解放。不過等待是艱苦的，生存境況也是一個月比一個月更糟糕。她在日記里條理清晰地寫下了這些文字。 1945年2月13日，她寫道：「蘇聯人快要到這裡了……法西斯走狗還沒有抓住我。」 2月18日：「自從7日聽到有關朱可夫的部隊到達柏林前線的報道以來，沒有什麼新聞，我們正絕望地等待著他們的到來。快點來吧，親愛的同志們，你們來得越快，戰爭結束得就越快。」 2月24日：「今天去了柏林，買了裝在保溫瓶里的咖啡，還有一片乾麵包。路上有3個男人懷疑地看著我，但我知道，親愛的埃迪就在我的身旁，這真是給我的莫大安慰。哪裡也沒能找到吃的東西，埃迪這次出去實際上是為了用她在黑市上買的食物配給卡買香菸——卡上有10支菸捲的定額。可商店裡沒有香菸，所以她只能買了5支雪茄。埃迪本希望用兩雙長筒襪和一件絲綢連衣裙交換一些食物，結果一無所獲，黑市上的麵包也絕跡了。」 2月25日：「抽完了3支雪茄。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公報都沒有發布。」 2月27日：「在等待中我已經快神經質了。對於一個急於為事業而奮鬥的人而言，被禁錮在這裡簡直是一場災難。」 3月19日：「中午美餐一頓——佳肴是馬鈴薯加鹽。晚上吃的是用魚肝油炸的馬鈴薯餅，味道不算太辣。」 現在，春天來到了，可希爾德加德仍然在等待。她在日記里寫道：「為了找到一些可以拿來填飽肚子的東西，我已經快被逼瘋了」。沒有來自紅軍前線的報道，她能找到的可寫之物，只剩下「春風把冬日的寒氣從田間地頭吹跑了。雪花蓮開花了，陽光普照，空氣溫暖。但空襲卻仍然在進行著……根據爆炸的聲音判斷，飛機離我們更近了」。後來她又寫道，西方盟軍是在萊茵河一帶，根據她的估計，「20天之後就會衝進柏林了」。她辛酸地記錄道，柏林人「寧可迎接那些資本主義分子」，她希望蘇聯人能迅速到達，朱可夫的宏大進攻能在復活節就打響。 在普里羅斯村正北大約40公里處，也就是柏林東部邊緣的諾因哈根（Neuenhagen），另一個共產黨基層組織也在堅持著。它的成員們同樣生活在對被捕和死亡的恐懼中，但與他們在普里羅斯的同志們相比，他們更有戰鬥性，組織得更好，而且也更走運：諾因哈根距離奧得河還不到56公里，因而他們希望，這裡將成為最早被紅軍解放的外圍地區之一。 夜復一夜，這個小組的成員就在蓋世太保的鼻子底下堅持著工作，為解放日的來臨準備一個總體規劃。他們知道當地每一個納粹分子、黨衛隊和蓋世太保官員的姓名及下落，他們知道哪些人會與紅軍合作，哪些人會選擇反抗。有些人的名字被記在了黑名單上，蘇聯人來到後立即將其逮捕，還有的人要被清算。這個組織嚴密的小組甚至已經為未來該鎮的行政管理制訂了詳盡計劃。 諾因哈根基層組織的所有成員都急切地盼望著蘇聯人到來。他們堅信自己的建議會被解放者們接受，但心情最急迫者莫過於布魯諾·扎日茨基（Bruno Zarzycki）。他患有嚴重的胃潰瘍，幾乎不能吃飯，但他老是說蘇聯紅軍到來的那天他的病就會痊癒，這一點他很確信。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柏林各處的小隔間和壁櫥里，甚至在潮濕的地窖和不通風的閣樓內，所有納粹受害者中最易遭到仇恨和迫害的一些人還在頑強地活著，等待著他們能從藏身處出現的那一天。他們並不在乎誰先到，只要有外國軍隊能迅速趕到就行。有些是兩三個人住在一起，有些是一家人擠在一起，還有的甚至是一小群人聚居在一起。他們的朋友大都以為他們早已遇害——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他們的確是「死」了，一些可憐的人甚至幾年都沒有見過太陽，更不敢在柏林喧鬧的大街小巷中行走。他們病不起，因為生病意味著要請醫生，就會立即遭到盤問，身份將暴露無遺。甚至在轟炸最猛烈的時候，他們也待在藏身處，因為若是跑到防空洞裡避難，他們立即會被認出來。他們很早就領悟到一條真理：永遠不要驚慌失措。為此，這群人保持著一種鋼鐵般的鎮定，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納粹的鐵蹄下倖存至今，完全歸功於他們具有把幾乎所有情感都壓抑下去的能力。他們善於隨機應變又頑強不屈，在經歷了6年的戰爭，以及在希特勒帝國的首都經歷了近13年的恐懼和騷擾之後，他們當中幾乎有3 000人仍然活著。他們的倖存，也證明了這座城市中部分基督徒的勇氣。這些基督徒保護了那隻被新秩序鄙視的替罪羊——猶太人，而他們中卻無人能在這個事實上得到充分認可[1]。 西格蒙德·韋爾特林格爾（Siegmund Weltlinger）和妻子瑪格麗特都已經50多歲了，他們藏在潘科區的一套小型底層公寓裡。默林夫婦是基督教科學派成員，冒著生命危險接納了他們。房間裡擁擠不堪，默林夫婦、他們的兩個女兒以及韋爾特林格爾夫婦一起擠在一套兩居室里，但默林夫婦讓韋爾特林格爾夫婦分享他們的食物配給和其他一切，從無怨言。在許多個月裡，韋爾特林格爾夫婦只有一次冒險外出的經歷：牙痛促使他們冒險，而那位拔牙的牙醫也接受了瑪格麗特的解釋，她是「來走親戚的表姐」。 一直到1943年以前，他們都是幸運的，儘管西格蒙德在1938年就被驅逐出證券交易市場，但此後不久他便應邀接管了柏林猶太人社區局的特殊事務。當時，在海因里希·施塔爾（Heinrich Stahl）的領導下，該局主要負責登記猶太人的財產和權屬人。後來，西格蒙德又試圖與納粹談判，以減輕在集中營里的猶太人的苦難。施塔爾和韋爾特林格爾知道，社區局遲早是要被關閉的——但他們仍然勇敢地堅持著他們的工作。在1943年2月28日，蓋世太保關閉了該局，施塔爾消失在了特萊西恩施塔特隔離區[2]，而韋爾特林格爾夫婦被命令搬到賴尼肯多夫區（Reinickendorf）一處由60個家庭組成的「猶太人之家」。韋爾特林格爾夫婦在賴尼肯多夫區的「家」中待到太陽落山後，把衣服上的「大衛之星」標記摘下，然後迅速消失在黑夜裡。從那以後，他們就一直與默林一家住在一起。 在兩年的時間裡，韋爾特林格爾夫婦的外部世界就是一片被大樓框住的天空，外加一棵長在陰暗院子裡的樹。套間的廚房窗戶已然成了他們禁錮生活之中的一本日曆。「栗子樹披上了銀裝，這已經是第二回了，」瑪格麗特對她的丈夫感嘆著，「樹葉變黃了兩次，但現在它又再次開了花。」她絕望了，他們是不是還要再躲上一年呢？瑪格麗特告訴她的丈夫：「也許，我們真的被上帝拋棄了。」 西格蒙德安慰她，他們必須為了很多事情而堅強地活下去，比如，為了他們那一雙兒女。西格蒙德安排他們在1938年逃到英格蘭，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們。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女兒已經是17歲的大姑娘，兒子也應該變成了15歲的俊朗少年。一定要活著見到他們！為了給妻子鼓勁，西格蒙德打開《聖經》，翻到詩篇第91章，輕緩地念著：「雖有千人撲倒在你左邊，萬人撲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他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西格蒙德堅定地對妻子說：「上帝與我們同在。相信我，納粹就要完蛋了！」 在過去的一年裡，有4 000多名猶太人在柏林街頭被蓋世太保逮捕。他們很多人是因為再也無法忍受被禁錮在黑暗中的生活，寧可鋌而走險，也要來到大街上曬曬太陽，看一下奢望中的白天和城市。 20歲的漢斯·羅森塔爾（Hans Rosenthal）仍然躲藏在利希滕貝格區，一心要堅持下去。他在一個不到1.8米長、1.5米寬的小隔間裡待了26個月，實際上那只是一個小小的工具棚，搭在漢斯母親的一個老朋友家的後牆邊。到目前為止，羅森塔爾的生存環境非常險惡，他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而他本人在16歲的時候就被扔進了勞動營。1943年3月，他逃跑了，在沒有身份證件的情況下坐火車到了柏林，寄居在他母親的朋友家裡避難。那個小牢房式的藏身處沒有水也沒有電，一個老式的便盆是唯一可用的如廁設施。他在晚上空襲的時候倒便盆，因為只有那時他才敢離開藏身處。除了一張窄窄的長沙發之外，隔間裡一無所有，不過漢斯卻擁有一本《聖經》、一台小收音機，牆上還有一張仔細做了標記的地圖。儘管他對西方盟軍抱有極大的希望，不過在他看來，似乎蘇聯人會搶先攻占柏林。這讓他憂心忡忡，即使這意味著他將會被放出來。不過，他安慰自己說：「我是猶太人，我既然可以逃出納粹的魔爪，也同樣可以從蘇聯的劫難中生還。」 在同一個行政區的卡爾斯霍斯特（Karlshorst），躲藏在地下室的約阿希姆·利普希茨（Joachim Lipschitz）生活在奧托·克呂格爾（Otto Krüger）的保護之下。總的看來，克呂格爾家的地下室里是安靜的，但有時約阿希姆認為自己聽見了遠處傳來的蘇聯紅軍的隆隆炮聲，那聲音就像不耐煩的觀眾戴著手套鼓掌一樣，柔和低沉。他自己也承認，這只是自己的臆想——蘇聯人其實還在很遙遠的地方。不過，他曾領教過紅軍的持續炮擊，約阿希姆曾在德國國防軍中服役，1941年來到東線作戰，並在戰鬥中失去了一條胳膊。但為德國服役的經歷並沒有讓他逃過納粹的迫害——他是一個猶太人醫生和一個非猶太人母親的兒子，是「半猶太人」。1944年4月，他被納粹當局挑選出來準備關入集中營，從那時起至今，他就一直處於東躲西藏的狀態。 27歲的約阿希姆想知道，當高潮臨近之時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每天晚上，克呂格爾的長女埃莉諾（Eleanore）都會來到地下室，和他一起討論形勢。從1942年以來，他們就是一對戀人了，但埃莉諾沒有保住這個秘密，結果失去進入大學深造的機會——因為她在和一個「劣等」人交往。現在他們渴望能夠結婚。埃莉諾確信納粹在軍事上已經完蛋了，崩潰很快就會到來。約阿希姆卻不這麼想：德國人將會血戰到底，柏林註定會成為一處戰場——也許是另一個凡爾登[3]。至於誰將攻占這座城市，他們之間出現了分歧：約阿希姆估計是蘇聯人，而埃莉諾則認為是英國人和美國人。不過約阿希姆認為，他們應該為可能出現的任何結果做好準備，因而埃莉諾在學習英語，約阿希姆則在鑽研俄語。 在等待柏林陷落的人中，沒有人比萊奧·施特恩費爾德（Leo Sternfeld）、他的妻子阿格內斯（Agnes）以及他們23歲的女兒安娜瑪麗（Annemarie）更為苦惱了。施特恩費爾德一家並沒有躲藏，因為他們家是新教徒，但萊奧的母親是猶太人，所以他被納粹劃歸為半個猶太人。結果，在整個戰爭期間，萊奧和他的家人都被恐懼折磨得坐臥不安。蓋世太保如同貓耍老鼠一樣戲耍他們，儘管他們現在還有人身自由，但隨時有可能遭受牢獄之災。 戰火越是臨近，危險就越大，萊奧一直努力為妻女打氣鼓勁。頭天晚上，一顆炸彈把附近的郵局夷為平地，但萊奧居然還能以此來打趣。「你再也不用走那麼遠去取郵件了，」他告訴妻子，「郵局就躺在台階上。」 萊奧原本是個商人，現在卻在蓋世太保的淫威下干起了收垃圾的活。3月的這個清晨，當萊奧離開位於滕佩爾霍夫區的家時，他知道由於自己一再推遲制訂計劃，現在再做打算已經為時太晚了。他們無法逃離柏林，也沒有時間躲藏起來，如果柏林還能堅持幾個禮拜，就等於宣告了他們的死刑。已有人向萊奧透了底，蓋世太保計劃在5月19日逮捕所有擁有猶太血統的人，哪怕只有一滴血也不放過。 英軍第2集團軍指揮部遠在德國西部靠近荷蘭邊境的瓦爾貝克（Walbeck），集團軍醫務部長休·盧埃林·格林·休斯（Hugh Llewellyn Glyn Hughes）准將，試圖就未來幾周內他可能遭遇到的一些醫療衛生問題做出評估——他很擔心，當大軍抵達柏林時，城內會爆發大範圍的斑疹傷寒。 他的助手們曾憂心忡忡地匯報說，已經有一些難民在各處穿越了戰線，他們身上攜帶著各種各樣的傳染病。和盟軍前線的其他醫生一樣，休斯准將正在仔細地關注事態發展，要是出現一種嚴重的傳染病，那就可能造成一場災難。他用力拉扯著自己的鬍子，不知道當涓涓細流變成滔滔洪水時，自己應該怎樣應付那些難民，況且，還有成千上萬被解放的盟軍戰俘。當他們到達柏林的時候會發現什麼，可能只有上帝才知道。 准將還關心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集中營和勞動營。與之相關的一些消息，是通過中立國傳來的，但誰也不知道二者是如何運轉的，其中關押了多少人，狀況如何。現在看來，英軍第2集團軍將會是占領集中營的首支軍隊，他的桌子上有份報告，說漢諾威北部有一個集中營，就位於部隊的推進路線上，除此以外幾乎沒有與之相關的任何信息。休斯准將不知道他們將會發現什麼，他希望德國人在醫療問題上也表現出他們通常具有的那種徹底性，把健康衛生狀況保持在可控狀態。他以前從未聽說過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叫貝爾森（Belsen）。 [1] 猶太人倖存者的估計數字來自柏林市政府的統計資料，該資料是由柏林自由大學的沃爾夫岡·舍夫勒（Wolfgang Scheffler）博士統計的。有一些猶太人專家對此提出了異議——其中就有西格蒙德·韋爾特林格爾，他是戰後政府的猶太人事務委員會主席，他把倖存者的人數定為只有1 400人。舍夫勒博士說明，除了那些處於秘密狀態的人之外，起碼還有5 100名猶太人與基督徒結婚，在所謂的合法狀態下在該城生活。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種夢魘般的不確定狀態，因為那些猶太人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們何時會被捕。今天，有6 000名猶太人住在柏林——這隻相當於1933年該城160 564名猶太人口的一小部分，希特勒就是在1933年上台的。誰也無法確切知道，在那個數字當中有多少猶太柏林人是離開了該市，移民離開了德國，或者是被驅逐出境，又或是在集中營里被消滅了。——原注 [2] 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cienstadt），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波希米亞地區北部市鎮，1941—1945年間納粹德國用作關押猶太人的隔離區，先後共關押14萬人，33 000人死於該地，19 000人從這裡轉往瑞典或瑞士而生還。約88 000人被運往各死亡滅絕營，其中僅3 000人在戰爭結束時生還。 [3] 凡爾登（Verdun），法國東北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德兩軍曾在此激戰，這場戰役傷亡之大留下了「絞肉機」的外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