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三
對性攻擊的恐懼就如同一張棺罩，覆蓋在全城之上。在經歷了將近6年的戰爭之後，柏林已經變成一座女性占多數人口的「女兒國」。
在1939年戰爭爆發之初，首都的居民人數有432.1萬。後來的戰爭在城市中造成了巨大傷亡；而為了躲避轟炸，100餘萬市民在1943至1944年間向相對安全的鄉間進行了自發性疏散；再加上相當數量的適齡男女被軍隊徵召服役，這一切使得市內人口總量已經減少了不止1/3。到現在，所剩下的數量較為可觀的男性，唯有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歲以上的老人，18歲至30歲的男性群體總數還不到10萬人，而且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不是免服兵役，就是傷員。1945年1月，城市人口據估計有290萬人，但到3月中旬這個數字顯然是過高了。在不到11個星期的時間裡，柏林城已經遭受了85次空襲，敵軍圍城的威脅更是籠罩在每一個柏林市民頭上，這樣的重壓又讓成千上萬的人落荒而逃。據軍隊有關部門估計，柏林的平民人口現在大約有270萬，其中200萬以上是女性——而這一數字也只是估算。
由於難民正從蘇聯占領的東部各省集體大逃亡，導致要獲得有關人口真實數字的努力變得更為艱巨，有些人認為難民的數字高達50萬。一連數月，這些逃亡的平民背井離鄉，用肩膀扛，用馬車拉，或者用手推車推著他們的家當，甚至驅趕著牲畜，擠滿了進入柏林的道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滯留在柏林，而是繼續西行，但在他們的身後，夢魘般的故事和東方經歷的傳聞被留了下來，然後如同流感一般在柏林城內瘋傳，把恐懼傳染給了許多市民。
難民們談到了一個個急於復仇、兇猛狂暴而又掠奪成性的征服者；很多百姓從遙遠的波蘭逃難而來，或是從東普魯士、波美拉尼亞（Pomerania）[1]和西里西亞（Silesia）[2]的被占領地區艱苦跋涉到了首都，心有餘悸地做證說：敵人要把他們斬盡殺絕。難民們斷言，蘇聯的宣傳是在敦促蘇軍不要饒恕任何一個德意志人。他們談到一則據說是蘇聯頭號宣傳家伊利亞·格里戈里耶維奇·愛倫堡（Ilya Grigoryevich Ehrenburg）所寫的「復仇宣言」，這則宣言不但被廣播了出來，還被印成傳單分發給了所有部隊。「殺！殺！」宣言開門見山地嘶吼道，「德意志種族只有邪惡！……要在法西斯的獸穴里把法西斯野獸徹底消滅！要使用暴力，打碎這些日耳曼女人的種族驕傲，把她們當作你的合法戰利品帶走。殺！當你向前衝鋒的時候。殺！你們是蘇聯的英雄戰士。」[3]
難民們說，向前推進的一線蘇軍紀律嚴明，舉止得體，但跟在後面的二線部隊卻是一幫組織混亂的烏合之眾。這些士兵桀驁不馴，酗酒無度，干出了兇殺、搶劫和強姦的罪惡暴行。難民們聲稱，許多蘇軍指揮員似乎放縱了部下的這些獸行，起碼沒有想辦法阻止他們。不論是農民還是紳士，他們的說法都是相似的。而在潮水般湧來的難民中，到處都有婦女在講述那令人不寒而慄的故事——女性在槍口的逼迫下脫掉衣服，然後慘遭姦污。
這裡面有多少是想像，多少是事實，柏林人並不清楚。很多人對德國黨衛隊在蘇聯犯下的暴行和大屠殺有所耳聞，他們擔心這些故事是真的。有些人知道在集中營里猶太人的悲慘境遇——這是民族社會主義[4]新的和可怕的一面，這是自由世界尚未了解的一面——這些人也相信難民的話。那些更有見識的柏林人完全相信，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位置正在對換，報應的車輪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處。許多人了解第三帝國製造的恐怖達到了何種程度，因而也放棄了最後一絲僥倖。位高權重的官僚和納粹高級官員已悄悄地把他們的家人送出柏林，要不然就是正在送出。
狂熱分子仍然待在這裡；而一般的柏林人沒啥消息渠道，對真實的形勢一無所知，因而也待在這裡，他們既不能離開，也不想離開。「啊，德意志，德意志，我的祖國，」一位名叫埃爾娜·森格爾（Erna Saenger）的家庭主婦在日記里這樣寫道，「信任帶來失望。誠心誠意地去相信，就意味著愚昧、盲目……但是……我們要待在柏林。要是每個人都像鄰居們那樣逃走的話，敵人就會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不——我們絕不要那種失敗。」森格爾已經65歲了，是6個孩子的母親。
然而，沒有幾個柏林人敢斷言，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眼前面對的是何等性質的危險，幾乎所有人都聽到過這些故事。住在克羅依茨貝格區的一對夫婦，胡戈（Hugo）和埃迪特·諾伊曼（Edith Neumann），實際上已經通過電話得到了警告。住在蘇占區的一些親戚，就在一切通信手段被切斷前不久，冒著生命危險告誡諾伊曼夫婦，征服者們正在肆無忌憚地強姦、殺人、搶劫，馬上往西跑，跑得越遠越好。然而，諾伊曼夫婦還是選擇留下來——胡戈苦心經營的電器商店遭到了轟炸，但現在又捨不得放棄它。
由於宣傳的緣故，另外一些人寧願拒絕考慮這些事情，不論是難民們散布的還是政府鼓動的「恐怖故事」，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再有什麼意義了。從希特勒在1941年無緣無故命令入侵蘇聯的那刻開始，所有的德國人便都被一連串無情的仇恨宣傳支配著：蘇聯人民被描繪為未開化的野蠻人，近乎禽獸。而當形勢逆轉，德軍在蘇聯的所有戰線上節節敗退之時，帝國那位先天腳部畸形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博士，又強化了他的宣傳努力——尤其是在柏林。
戈培爾的助手維爾納·瑙曼（Werner Naumann）博士在私下承認：「我們的宣傳成功地渲染出蘇聯人的可怕模樣，引起了全體人民對紅軍將施加在柏林頭上的行徑的恐懼，柏林人已經淪入一種純粹的恐怖狀態。」到1944年年末，瑙曼卻哀嘆道：「我們做得過分了——宣傳引起的恐慌已經反彈到我們身上。」
現如今，宣傳的調子又發生了轉變。隨著希特勒的帝國被一點點肢解，一個又一個柏林的街區被摧毀，戈培爾開始從散布恐怖轉向讓人消除疑慮：人民被告知，勝利恰恰已經不遠了。不過，戈培爾所成功做到的一切，大概只是在見多識廣的柏林人當中產生了一種古怪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這種幽默是一種龐大的、集體性的冷嘲。全體人民揶揄地把這種冷嘲對著他們自己，對著國家的領導人，也對著全世界。戈培爾的格言是「元首統率，我們跟隨」，而柏林人很快就把這句格言改成「元首統率，我們承受隨之而來的一切」。至於宣傳部長許諾的（德國）將最終獲得勝利，則被人挖苦成鄭重呼籲所有人「享受戰爭吧，和平將是可怕的」。
難民的傳聞已經造成了接近歇斯底里的氣氛，謠傳占據著主導地位，而理性和事實則被歪曲了。各種各樣的暴行故事在全城蔓延開來。蘇聯人被描繪成了吊眼角的蒙古人，他們在人們眼前屠殺婦女和兒童。神職人員被描述成用火焰噴射器燒死；有傳聞繪聲繪色地告誡所有人，修女被姦污後又被赤身裸體地拉去遊街，女人被強征為軍妓，而所有的男人都被遣送到西伯利亞服苦役。甚至有一家電台報道說，蘇聯人把罹難者的舌頭釘在桌子上。不那麼敏感的人則覺得，這些故事太荒謬了，沒什麼可信度。
還有些人充分意識到即將面臨的是什麼。安妮—瑪麗·杜蘭德—韋弗（Anne-Marie Durand-Wever）醫生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她是歐洲最著名的婦科醫生之一，在舍訥貝格區開辦了一家私人診所，她了解真相。這位55歲的醫生以反納粹的觀點而著名（她是多部捍衛婦女權利、倡導兩性平等和節制生育的著作作者，這些著作被納粹全部查禁了），她就敦促自己的病人離開柏林。她曾給數量龐大的難民婦女做過體檢，得出的結論是，有關強姦的傳聞不僅沒有誇張，反而遠遠沒有充分如實地陳述那些慘劇。
杜蘭德—韋弗醫生打算待在柏林，但現在不論到哪裡去，她都隨身帶著一粒小小的速效氰化物膠囊。在當了多年醫生以後，她並沒有把握自己一定能自殺成功。她認為如果蘇聯人攻占柏林的話，從8歲到80歲的每個女性都有被侵犯的可能，包里的這個膠囊能幫助她快速自決以免遭侮辱。
瑪戈·紹爾布魯赫（Margot Sauerbruch）醫生同樣料想會有最糟糕的情況出現，她和丈夫費迪南德·紹爾布魯赫（Ferdinand Sauerbruch）教授都在沙里泰醫院[5]工作，丈夫是德國最著名的外科醫生。沙里泰醫院則是柏林最大和最古老的醫院，位於米特區（Mitte），由於該醫院占地面積大，又緊靠中心火車站，所以接收了最嚴重的難民病例。基於她對受害者進行的檢查，紹爾布魯赫醫生對於蘇聯紅軍在失去控制時所犯下的暴行不抱任何幻想，她非常肯定，那些有關強姦的傳聞並不是虛傳。
瑪戈·紹爾布魯赫被試圖自殺的難民數量驚呆了——其中還包括幾十個並沒有遭到猥褻或者強暴的女人，她們僅僅是被目睹或者聽聞的事情嚇壞了，因而試圖割腕自殺，有的人甚至試圖殺死自己的孩子。不過，紹爾布魯赫醫生只看到那些自殺未遂的人，而至於有多少人自殺成功，誰也無法統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一旦蘇聯人攻占首都，柏林就會掀起一波自殺浪潮。
大多數其他醫生顯然贊同這個看法。在維爾默斯多夫，京特·蘭普雷希特（Günther Lamprecht）醫生在日記里提道：「重大的課題——甚至在醫生當中也是一樣——那就是自殺的技巧。這種絕望的交談已經變得讓人無法忍受了。」
那遠不僅是交談而已，死亡計劃已經在實施了。在每個區，病人及其親友包圍了醫生，人們競相詢問能夠迅速自殺的方法，懇求大夫給予配製毒藥的處方，在醫生拒絕「幫助」時，人們就轉身前去藥店。在歇斯底里的恐懼浪潮中，成千上萬的柏林人下定決心，寧可採取各種方式死去，也不向蘇聯紅軍屈服。
「我看到第一雙蘇聯人的靴子時就自行了斷。」20歲的克麗斯塔·莫尼爾（Christa Meunier）向她的朋友尤利亞妮·博赫尼克（Juliane Bochnik）吐露道。克麗斯塔已經搞到了毒藥，尤利亞妮的朋友羅茜·霍夫曼（Rosie Hoffman）和她的父母也搞到了毒藥。霍夫曼夫婦完全絕望了，他們根本不指望蘇聯人能大發慈悲。然而，尤利亞妮當時並不知道，霍夫曼夫婦是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盧伊特波爾德·希姆萊的親戚，而這位惡魔則是蓋世太保和黨衛隊的最高領導人，對集中營里涉及幾百萬人的集體屠殺負有直接責任。
毒藥——尤其是氰化物——是自殺的首選。有一種被稱為「KCB」的膠囊簡直供不應求，這種含氰化氫的濃縮化合物威力強大，能立即置人於死地，甚至聞到它的氣味就能一命嗚呼。帶著日耳曼人的那種深謀遠慮，政府的某個專業行政部門已經在柏林儲存了大量的「KCB」。
納粹官員、高級軍官、政府部門領導人，甚至小公務員，都能夠輕而易舉地為自己和家人朋友搞到毒藥。醫生、藥劑師，甚至包括牙醫和實驗室工作人員，也有機會獲得藥片或者膠囊，有些人甚至還增強了藥片的效力。魯道夫·許克爾（Rudolf Hückel）是柏林大學的病理學教授，也是該市最著名的癌症病理學家，他為自己和妻子的氰化物膠囊里加上了醋酸。他向妻子保證，如果他們需要用到毒藥的話，醋酸能使毒藥更快見效。
有些柏林人由於無法獲得速效的氰化物，便把目光投向了巴比妥類藥物或者氰化物的派生物。喜劇演員海因茨·呂曼，常常被人稱為「德國的丹尼·凱」[6]，他對同為演員的美貌嬌妻赫塔·法伊勒以及幼子的未來非常擔憂，為了以防萬一，他把一罐子老鼠藥藏在了花盆裡。納粹德國駐西班牙的前大使，已經退休的榮譽中將威廉·福佩爾，打算通過服用過量藥物的方式來毒死自己和妻子。老將軍心臟功能差，心臟病發作的時候就服用含有洋地黃製劑(強心劑)的興奮劑，福佩爾知道用藥過量就能造成心力衰竭，這樣就能迅速地了結自己。他甚至還為他的一些朋友準備了足夠的劑量。
對其他人來說，最佳也是最勇敢的結束方式莫過於給自己一顆飛速的子彈；但數量多得驚人的婦女，大多是中年婦女，卻選擇了最血腥的方式——剃刀。在夏洛滕堡區（Charlottenburg）的克茨勒（Ketzler）家裡，42歲的格特魯德（Gertrud）原本是一個樂觀開朗的女性，現在卻在錢包里放了一個刀片——她的妹妹和婆婆同樣如此。格特魯德的朋友英格·呂林（Inge Rühling）也帶著一個刀片，兩個女人焦慮不安地討論著，哪一種是確保死亡的最有效方式——究竟是割腕，還是把動脈縱向切開。
還有機會阻止悲劇的降臨，讓種種極端的自殺手段僅僅存在於人們的臆想中而不去付諸實施嗎？或許有的——對大多數柏林人來說，他們還有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出於對蘇聯紅軍的恐懼，大部分老百姓，特別是婦女，現在絕望地想讓英美盟軍攻占柏林。
現在幾乎是中午了，在蘇聯紅軍戰線後方的布洛姆貝格（Bromberg，今波蘭比得哥什），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戈爾博夫（Sergei Ivanovich Golbov）上尉醉眼矇矓，打量著他和另外兩位蘇軍戰地記者剛剛「解放」的這間位於3層豪華公寓套房內的大起居室。戈爾博夫和他的朋友們喝得很盡興。他們每天開車從位於布洛姆貝格的司令部出發，到145公里外的前線獲取新聞，不過此刻一切平靜：在對柏林的進攻開始以前，沒有什麼值得報道的。做了幾個月的前線報道後，相貌英俊、年方25歲的戈爾博夫正在愉快地享受著生活。
他手握酒瓶子，站在那裡，看著眼前精美華麗的室內陳設，那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牆上掛著鑲嵌在華麗沉重的金色畫框中的繪畫；窗前掛著緞子邊的窗簾，家具上鋪著豪華的錦緞料子；地板上鋪著厚厚的土耳其地毯；起居室和毗連的餐廳里懸掛著巨大的枝形吊燈。戈爾博夫十分確信，這個套間的主人一定是個重要的納粹分子。
在起居室的盡頭有一扇小門半開著，戈爾博夫推開門發現是一間浴室。牆上的鉤子上掛著根繩子，下面吊著一具身穿制服的納粹官員屍體。戈爾博夫看了屍體一眼，他曾見過幾千個死去的德國人，但這具懸掛著的屍體卻顯得很傻。戈爾博夫呼喚著他的朋友，但他們正在餐廳里盡情玩耍，沒有任何回應。這幾個蘇聯人正把德國和威尼斯的水晶製品投擲到枝形吊燈上，互相之間樂此不疲。
戈爾博夫又回頭走進起居室，打算在他原先注意到的一張長沙發上坐下來——但現在，他卻發現沙發上已經有人了。此「人」——確切地說是一具已經冰涼的女性屍體，全身伸展地躺在上面，身穿一件古希臘式的長袍，腰間繫著一根裝飾有流蘇的繩子。她非常年輕，而且為死亡做了精緻的準備，臨死前她把頭髮梳成了辮子，掛在兩側的肩膀上，雙手交叉置於胸前。戈爾博夫手裡拿著瓶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看著這具美麗的屍體，在他的身後，餐廳里的大笑和玻璃器皿摔碎的聲音一直持續著。這個姑娘大概20歲出頭，從她嘴唇上青色的血跡來看，戈爾博夫認為她多半是用毒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殺女孩所躺的沙發後面有張桌子，上面擺放著鑲在銀框內的照片——微笑著的孩子們簇擁在一對年輕夫婦身旁，畫面里還有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戈爾博夫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在列寧格勒圍城期間，被餓得半死的爸爸媽媽試圖用一種工業用油煮湯喝，那鍋毒湯奪走了他父母的生命。戈爾博夫的一個哥哥在戰爭爆發初期就陣亡了；另一個哥哥，34歲的米哈伊爾則當了游擊隊長，在被黨衛軍抓住後綁在柱子上活活燒死。戈爾博夫認為這個躺在沙發上的姑娘死得很安詳。他又從瓶子裡悶了一大口酒，走到沙發前抱起那個死去的姑娘，隨後走到了緊閉的窗戶面前。他的身後，在喊叫和大笑聲中，餐廳里的那盞枝形吊燈嘩啦一聲摔在了地板上。戈爾博夫把姑娘的屍體徑直拋出窗外，打碎了很多窗玻璃。
[1] 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中北歐地區的一個歷史地域名稱，現在位於德國和波蘭北部，處於波羅的海南岸，一般以奧得河為界，河東地區稱為東波美拉尼亞，河西地區就是西波美拉尼亞。二戰後德國和波蘭基本上以奧得河為國界，德國割讓東波美拉尼亞的全部領土給波蘭，因此今天波蘭的西波美拉尼亞省實則是歷史上的東波美拉尼亞的西部地區，與德國人所稱的西波美拉尼亞——今德國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的部分地區）——不能混淆。
[2] 西里西亞（Silesia），中歐的一個歷史地域名稱。目前，該地域的絕大部分地區屬於波蘭，小部分屬於捷克和德國，奧得河及其支流幾乎流經整個地區。該地區沿著蘇台德山脈，其南部與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接壤。西里西亞最大的城市是今屬波蘭的弗羅茨瓦夫和卡托維茲，前者曾經是德國歷史名城布雷斯勞。西里西亞的東南部分叫上西里西亞，西北部分屬於下西里西亞，卡托維茲就屬於上西里西亞。
[3] 我並沒有見到愛倫堡的傳單，但我採訪過的許多人見過。此外，德國的官方文件、作戰日誌和眾多的歷史著作都一再提到這份傳單，傳單的最完整文本見於海軍總司令鄧尼茨的回憶錄第179頁。對於傳單的存在，我絲毫也不懷疑。不過我對上述文本有疑問，因為眾所周知，俄文翻譯成德文的譯文是不精確的。不過愛倫堡還寫了一些同樣惡劣的小冊子，任何人從他的作品中都能夠看得出來，在戰爭期間由蘇聯人自己正式出版的那些小冊子尤其如此，在1941—1945年間的《蘇聯戰爭新聞》第1~8卷，他的「殺死德國人」主題一再被重複。1945年4月14日，在蘇聯紅軍報紙《紅星報》的一篇絕無僅有的社論中，他正式受到蘇聯宣傳人民委員亞歷山大洛夫的訓斥。亞歷山大洛夫寫道：「愛倫堡同志是在誇大其詞……我們並不是和德國人民打仗，只是和世界上的希特勒分子打仗。」對任何其他的蘇聯作家來說，這樣的指摘都會是災難性的，但對愛倫堡來說則不然。他繼續他的「殺死德國人」的宣傳，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似的。1963年，愛倫堡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在莫斯科出版，在這部回憶錄的第5卷，愛倫堡輕易地忘掉了他在戰爭期間寫的東西。他在第126頁寫道：「在幾十篇文章里，我強調，我們不可以，其實我們也不能夠追殺人民——畢竟，我們是蘇聯人民而不是法西斯。」但下面的話也必須說：不管愛倫堡寫的是什麼，它也不會比當時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所發表的言論更為惡劣——這個事實許多德國人也輕易忘掉了。——原注
[4] 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為希特勒所倡導的納粹主義。
[5] 沙里泰醫院，在柏林和巴黎兩地均有此醫院，原文是法文（Charité），字面意思是「濟貧」或者「慈愛」醫院。
[6] 丹尼·凱（Danny Kaye），美國著名喜劇演員、歌手，生於1913年，卒於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