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二
每個柏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對威脅他們的險境做出了反應：有些人固執地對險境視而不見，他們希望險境會自動消失；有些人是自入虎口；還有些人的反應是憤怒或者恐懼；而另外一些人，基於走投無路身陷絕境的可怕邏輯，準備勇敢地直面命運。
在西南部的采倫多夫區（Zehlendorf），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諾夫斯卡（Richard Poganowska）像往常一樣，天還沒大亮就起床了。在過去的幾年裡，波甘諾夫斯卡每天都重複做著那些令人感到單調乏味的工作，但現在他卻對這樣的例行公事心存感激。他在采倫多夫區邊緣時尚的達勒姆地區、有著300年歷史的達勒姆莊園農場裡幹活，該農場離龐大的首都市中心只有幾公里遠。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要是在城市裡面開辦奶牛場會讓人感到奇怪，但在柏林則不然。這座城市總面積的五分之一是公園和林地，它們就在湖泊、運河和溪流的旁邊。儘管如此，波甘諾夫斯卡卻和莊園農場的許多雇員一樣，巴不得農場是在別的某個地方——遠離城市，遠離危險和連續不斷的轟炸。
波甘諾夫斯卡、他的妻子莉絲貝特和他們的3個孩子，在路易絲王后街的主樓地下室里再次度過了一夜。由於高射炮的開火聲和炸彈的爆炸聲，入眠是徹底不可能了，就像任何一個柏林人一樣，這名39歲的大個子送奶工近來老是感到疲倦。
他並不知道炸彈在夜間落在了什麼地方，不過他卻知道莊園農場的大奶牛牛棚附近，一顆炸彈也沒有落下過。這群珍貴的奶牛是安全的，仿佛沒有什麼事情會打擾這200頭奶牛。在炸彈的爆炸聲和高射炮的轟鳴聲中，它們耐心地站著，安寧地進行反芻，而且以某種神奇的方式繼續產奶。這一直令波甘諾夫斯卡感到驚奇。
睡眠嚴重不足的送奶工將牛奶等貨物裝上那輛古老的棕色送奶馬車和拖車，再把兩匹馬套上馬車，那是有著狐狸皮色的莉薩和漢斯，灰色的波美拉尼亞絲毛狗波爾蒂就蹲在送奶工旁邊的座位上。一切收拾停當之後，波甘諾夫斯卡駕著馬車到各處去送奶。院子的鵝卵石路把車輪磨得咔咔作響，他朝右拐上帕采里林蔭大道，向北朝施馬根多夫（Schmargendorf）的方向前進。這會兒是清晨6點，等到他送完奶，都已經是晚上9點了。
波甘諾夫斯卡已經昏昏欲睡，但他依然保持著大大咧咧的樂觀態度——這樣的態度讓他儼然成為1 200名客戶的士氣鼓舞者。波甘諾夫斯卡的送貨路線大概沿著采倫多夫區、舍訥貝格區（Schöneberg）、維爾默斯多夫區（Wilmersdorf）這3個大區的邊緣地帶前進。上述3個區都遭受了猛烈的轟炸，而後兩者因為離市中心最近，幾乎被完全毀滅。單是在維爾默斯多夫，就有超過3.6萬棟住宅被炸毀。在兩個區的34萬人口中，幾乎有一半是無家可歸者。在這種絕境下，一張罕見的快樂臉蛋很快就成了極受歡迎的精神圖騰。
即使在這個陽光微露的時刻，波甘諾夫斯卡仍然發現人們在每個交叉路口等候他。這些日子裡，人們做什麼事都得排隊——等肉販，等麵包師，甚至在自來水管被炸斷時還要等水。波甘諾夫斯卡搖響了一個大牛鈴向排成長龍的顧客們宣告他的到來。從1945年年初起，他就開始使用那個鈴鐺了，因為越來越頻繁的晝間轟炸讓挨家挨戶地送奶成為奢望，只能招呼顧客到路口取貨。對他的顧客而言，這個牛鈴就像波甘諾夫斯卡本人一樣，已然成為某種象徵。
這天上午與往常沒什麼不同，波甘諾夫斯卡照例向他的顧客們打招呼，然後把各人的定量牛奶和乳製品分發下去。在這些人當中，有一些人他已經認識差不多10年了。老顧客們知道，偶爾還能指望他多給一點兒。波甘諾夫斯卡一邊接著食物配給卡，一邊分發貨物。一般情況下，他會為洗禮或者婚禮這樣的「特殊需要」多提供一些牛奶或者奶油。誠然，這樣做是非法的，因而也是冒風險的——不過近來，所有的柏林人都不得不面對風險。
波甘諾夫斯卡的顧客們表現得越來越疲倦、緊張、斤斤計較，沒有什麼人談論戰爭，誰也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關於戰爭的事情，誰都無能為力。更何況，紙上談兵的將軍數量已經夠多了，實在犯不著小老百姓為他們操心。波甘諾夫斯卡的到來也不會讓人們破天荒地去討論新聞。他自己每天也埋頭於本職工作，花15個小時「例行公事」，從而將這場戰爭拋於腦後，這樣一來，他就像其他成千上萬的柏林人一樣，幾乎對戰爭產生了免疫力。
不過現在，波甘諾夫斯卡每天也開始留意那些能夠幫助他「不泄氣」的跡象。比如，道路交通仍然暢通，主幹道上並沒有出現路障或者反坦克壕，沒有火炮或者隱藏起來的戰車，沒有士兵被部署在關鍵性的陣地上。沒有證據表明當局害怕蘇聯人的進攻，或者柏林受到了包圍的威脅。
還有一個雖然小但卻重要的線索。每天上午，波甘諾夫斯卡都要駕車通過弗里德瑙（Friedenau）分區，那裡住著一些地位頗為顯赫的顧客。每次路過此地的時候，他都會朝一個著名納粹分子的家中瞅上幾眼——那是柏林郵政局的一名重要官員。通過起居室敞開的窗戶，他能夠看到鑲在大鏡框裡的希特勒肖像畫。體態傲慢、顯得格外扎眼的「希特勒」仍然佇立在那裡。波甘諾夫斯卡知道第三帝國官僚們的作風：如果形勢確實危急的話，牆上的這座元首「神龕」鐵定早就消失了。
他柔聲喚著馬兒繼續向前進發。或許有這樣那樣的事情，但他卻看不到有什麼真正的理由能讓他過分驚恐。
除了施潘道區（Spandau），這座城市的任何一個部分都沒能從轟炸中完全倖免，這片從狂轟濫炸（這是所有人都最懼怕的攻擊）中幸免於難的區域是柏林的第二大區，坐落於城區的最西部。夜復一夜，這裡的居民都以為會遭到從天而降的打擊，但令他們感到格外驚異的是，預料中的空襲並沒有來臨。要知道，施潘道可是柏林龐大的軍工製造中心呀！
位於城市核心的那些區有50%~75%都被摧毀了，而在如此慘烈的對比之下，施潘道區僅僅喪失了10%的建築物！儘管這意味著有1 000多幢房屋不是被毀掉了就是已經不能再住人，但按照飽受空襲之苦而變得愈發堅強的柏林人的標準來看，這不過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在市中心區被炸彈蹂躪得焦黑一片的廢墟中，有一句刻薄的俏皮話開始流傳開來：「渺小的施潘道區人要最後一個進棺材。」（Die Spandauer Zwerge kommen zuletzt in die Sarge.）
安靜、如同田園詩般美好的施塔肯（Staaken）分區位於施潘道大區的最西邊緣，棲身於此的羅伯特·科爾布（Robert Kolb）和英格博格·科爾布（Ingeborg Kolb）夫婦為自己一家人能住在這麼個僻靜之處而謝天謝地。這個分區沒怎麼遭過災難，哪怕少數落在附近的炸彈，也只是因為沒能擊中機場而意外掉在這裡的，造成的破壞微不足道。他們的兩層樓房抹著棕黃色的灰泥，有一個用玻璃封閉的陽台，四周是草坪和花園——這一切都沒有受到任何傷害。生活幾乎是在正常地繼續著，不過羅伯特本人是個例外。54歲的他是一家印刷廠的技術主管，他發現每天到市中心上班越來越艱難了，這意味著全程都要暴露在猛烈的晝間空襲中。這一直讓英格博格憂心忡忡。
這天晚上，科爾布夫婦打算像往常一樣，收聽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德語廣播——儘管這種行為很早就被禁止了。他們時刻關注著東部和西部盟軍的進展——現在，兵臨城下的蘇聯紅軍距柏林的路程，甚至可以搭乘公共汽車走完。然而，他們所處的鄉間氛圍又讓他們放鬆了警惕。他們一直認為戰爭是遙遠而虛幻的事情，根本無法想像來自東方的復仇怒火對城市的威脅已經迫在眉睫。羅伯特·科爾布確信他們是非常安全的，而英格博格則堅信，自己的丈夫畢竟是一名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他的預感不會有問題。羅伯特曾信心十足地對她說：「戰爭，將會與我們擦肩而過。」
科爾布夫婦一致認為，無論發生什麼，都不會把他們卷進去，只需要平靜地展望未來就好。春天來臨之際，羅伯特糾結於到底要在花園裡的哪個地方掛上吊床；而英格博格則家務纏身，她還想種些菠菜、香菜、萵苣和早季馬鈴薯。對她而言，橫亘在面前的最大問題是：到底應該在4月初種早季馬鈴薯還是應該再等上些日子，等到了5月，春天的氣息更濃郁一些的時候再種呢？
在離奧得河40公里的蘭茨貝格（Landsberg，今大波蘭地區戈茹夫）城郊，蘇聯紅軍元帥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的司令部就坐落在一棟抹著灰泥的3層樓房之中。朱可夫此刻正坐在司令部里的桌子旁思考著下一步的作戰計劃，身邊的牆上懸掛著一幅巨大的柏林地圖，詳細地顯示了朱可夫為攻占這座城市而擬議的進攻細節。他的桌子上有3部戰地電話：一部是日常使用的；另一部能連通他的同事——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羅科索夫斯基元帥和伊萬·斯捷潘諾維奇·科涅夫元帥，他們二位是北翼和南翼兵力龐大的方面軍的司令員；第三部電話能與莫斯科的最高統帥約瑟夫·史達林直接通話。這位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司令員時年49歲，胸部健壯厚實，他每天晚上11點給史達林打電話，匯報當天的部隊進展情況。現在，朱可夫還不清楚史達林何時會下達攻克柏林的命令，他希望自己還能有一些準備時間，如果有必要朱可夫認為自己能夠立刻拿下柏林，但就準備工作而言，現在仍有一些缺憾。根據他的初步計劃，進攻會在4月底打響，要是幸運的話能在10～12個小時之內進抵柏林城下，並粉碎一切抵抗。他預料德國人會與他寸土必爭，他們大概會在城市的西部邊緣進行最為激烈的戰鬥，正如他所知道的，那裡有德國守軍唯一明確的逃生路線。不過他決定，在德軍試圖突圍的時候從兩側打擊他們，他預期到5月的第一個星期時，一場規模宏大的屠殺將在施潘道區展開。
在位於維爾默斯多夫區的一棟公寓樓的2樓房間裡，卡爾·約翰·維貝格（Carl Johann Wiberg）推開了臥室的法式百葉窗門，邁步走到小陽台上，心裡估算著天氣狀況。兩隻紅褐色的臘腸犬伴隨在他身邊，它們的名字分別叫「奧托叔叔」和「埃菲嬸嬸」。作為維貝格的忠誠夥伴，臘腸犬們正滿懷希望地抬頭看著主人，等待著屬於它們的清晨散步。
散步是近段時間維貝格消磨時間的唯一方式。街坊四鄰都很欣賞這個49歲的瑞典商人，他們認為維貝格首先是一個「好柏林人」，其次才是瑞典人：在轟炸開始的時刻，他並沒有如同很多外國人那樣拋棄這座城市，而是留了下來。
除此之外，儘管維貝格從沒有對自己的不幸發出抱怨，但他的鄰居們都知道這個人幾乎失去了一切：他的妻子在1939年就死了；他的幾家膠水工廠因為轟炸而歇業；這位在柏林打拚了30年的小商人，除了他的狗和這套住房之外，已經一無所有。不過，在一些鄰居看來，他的悲慘遭遇比起許多「真正的德國人」而言，已經好上許多了。
維貝格低頭看了看「奧托叔叔」和「埃菲嬸嬸」，然後自言自語道：「該出去了！」他關上窗戶，穿過臥室，進入了小門廳。他穿上了工藝考究的軟領長大衣，順手把那頂精心拉過絨的洪堡氈帽[1]戴在頭上,隨後打開了身旁光潔的紅木桌子的抽屜，拿出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最後，他站在那裡，呆呆地看了會兒放在抽屜裡面那幅鑲了鏡框的石版畫。
這幅畫色彩艷麗，畫的是一位手持長矛的騎士，全身披掛，騎在一匹狂奔的白馬上。透過敞開的頭盔，騎士兇狠而銳利的目光正凝視著周圍的一切。他的前額耷拉著一綹頭髮，唇上留著一小撮黑色的鬍子。一面旗幟正在長矛上獵獵飄揚，旗幟上寫著「Der Bannerträger」——「旗手」。
維貝格慢慢地關上了抽屜，把石版畫藏了起來。因為在整個德國，對希特勒帶有挖苦意味的奚落都是明令禁止的。但維貝格又捨不得丟掉它：這幅諷刺畫實在是太有趣了。
他「啪」的一聲給狗扣上皮帶，仔細鎖上前門，然後走下兩段台階，踏上滿是瓦礫的街道。在公寓樓附近的街道上，狗在他前面溜達著，引著主人沿街走去，偶爾在彈坑周圍小心地邁著腳步。維貝格禮貌地向一些鄰居脫帽致敬。他很納悶，現在結局似乎更近了，可那位威風的「旗手」又在哪裡呢？是慕尼黑？是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山中的「鷹巢」？或者，是在——柏林？這樣的疑惑實在太平常了。有關希特勒的下落，始終是一個巨大的秘密，不會有外人知道的。
這天上午，維貝格決定到位於內斯托街7號的哈里·羅斯酒吧落腳。這是維貝格最喜歡的酒吧，更是該區尚在營業的為數不多的酒吧之一。它的主顧們可謂魚龍混雜：納粹要人，德軍軍官，還有少數商人。那裡總有投緣的閒談，因而人們能夠得到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炸彈落在什麼地方了，哪些工廠遭到了打擊，柏林又是怎樣在轟炸之下屹立不倒的。維貝格喜歡在這種快活的氣氛中見他的老朋友，這位牽著狗的男人對戰爭的每個方面都很感興趣，尤其是轟炸的力度以及德國人民的士氣，他還特別想搞清楚希特勒到底在什麼地方。在過街的時候，他再次向一位老熟人脫帽致敬。腦子裡裝滿了各種問題的維貝格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會讓他的鄰居們大吃一驚。因為這個比德國人還德國人的瑞典人，是美國絕密戰略情報局（OSS）中的一員，換句話說，他是盟軍潛伏在柏林城內的間諜。
在克羅依茨貝格區（Kreuzberg）的一間底層公寓套房裡，梅蘭希通教會[2]的福音派本堂牧師阿圖爾·萊克沙伊特（Arthur Leckscheidt）正陷於悲傷和絕望之中。他原先那座有著雙尖塔的哥德式教堂在幾周以前被炸彈直接命中，並在幾分鐘後被燃燒彈化為灰燼，教徒也被戰火驅散了。透過房間的窗戶，萊克沙伊特能看到教堂的廢墟，每次凝視都會讓他感到悲傷，而這種悲傷感至今仍沒有減退。在空襲最猛烈的時候，萊克沙伊特牧師置自己的安全於不顧，衝進了熊熊燃燒的教堂。宏偉的教堂後部和華麗的風琴尚且完好，萊克沙伊特迅速躥上狹窄的台階來到風琴樓，他只想向他鍾愛的風琴和教堂告別。萊克沙伊特博士獨自演奏著告別曲，輕輕地唱出了聲，眼裡滿含熱淚。當炸彈在克羅依茨貝格區各處爆炸的時候，附近的烏爾班醫院裡心存懷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鄰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們，都聽見了梅蘭希通教堂里的風琴奏出的那首古老聖歌：「發自內心最深處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而現在，萊克沙伊特更換了一種告別方式。他的桌子上有一封聯名信的草稿，他要把這封信寄給那些已離開這座城市，或是正在軍中服役的眾多教區居民。他寫道：「儘管東西兩線的戰鬥令所有人緊張，但德國首都卻始終是空襲的中心……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能夠想像，死神正獲得大豐收，甚至連棺材都變得短缺。一個婦女告訴我，為了安葬她死去的丈夫，她用20磅蜂蜜換了口棺材。」
萊克沙伊特博士也有些憤懣地提道：「在安葬空襲罹難者的時候，經常沒有請牧師們到場。送葬的人往往拋開牧師就隨便地主持了葬禮……連《聖經》都沒有。」
從始至終，他在信中一再提到城市遭到的破壞。「你想像不出柏林現在是什麼樣子，最美麗的建築被炸成了廢墟……我們經常斷煤氣、斷電、斷水，上帝保佑，讓我們不至於鬧饑荒！要是到黑市買商品，那價格又高得嚇人。」在信的末尾，萊克沙伊特語氣顯得格外心酸和悲傷：「這大概是相當長時間內的最後一封信了，也許我們很快就會失去一切聯繫。我們彼此還能再見嗎？這全都仰賴上帝。」
另一位神職人員伯恩哈德·哈皮希（Bernhard Happich）神父，堅定地騎著自行車穿梭在達勒姆雜物遍地的街道上，他決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已經過去幾個星期，一個微妙的問題始終令他擔心，在夜復一夜的禱告中，他一邊祈求著神靈的引導，一邊思索著自己應該走的道路。現在，他做出了決定。
人們對所有神職人員的服務都有很大的需求，其中以對哈皮希神父的需求為甚。神父時年55歲，還是一位技術高明的醫生，不過他的身份證上蓋著一行橫著寫的鑑定：「耶穌會教士：不適合服兵役」（這是一種納粹的戳記，就像專供猶太人和其他危險而又不受歡迎的人用的戳記一樣）。他從事很多兼職，其中的一個就是擔任達勒姆宗教會所的地方管事，這座會所由聖心修女院開辦的孤兒院、產科醫院和棄嬰收養院合併而成。不過，正是修女院院長庫內貢德斯（Cunegundes）和她的教徒們給神父帶來了問題，也使得他做出了決定。
哈皮希神父對納粹絲毫不抱幻想，對戰爭必定會怎樣結束也持相同態度，他老早就認定，希特勒和他野蠻的新秩序註定是一場災難，而現在危機正在迅速來臨。陷入困境的柏林成了征服者眼中失去光澤的聖杯，當大軍席捲這片土地時，達勒姆宗教會所和那些善良且不諳世事的修女會遭遇到什麼事情呢？
哈皮希神父神情嚴肅，在修女院的外面停下了自行車。大樓只受到表面損傷，修女們堅信這樣的幸運是因為她們的祈禱聲被上帝聽到了。哈皮希神父對此不以為意。他是個講究實際的中年男人，認為這一切不過是運氣以及對手拙劣的瞄準術帶來的結果。
路過門廳時，他抬頭望著那座巨大的聖米迦勒[3]塑像。聖米迦勒是「與一切邪惡進行戰鬥的上帝的騎士」，教堂中的塑像高舉著一柄劍，穿著藍色和金色的衣服。修女們虔誠地期待聖米迦勒的護佑，不過哈皮希神父依然為自己做出了決定感到高興。和許多人一樣，他也從那些東邊逃過來的難民那裡打探到了不少消息，推進中的蘇聯人已經讓德國東部地區陷入一片恐慌。他確信這些說法有許多是誇大其詞，但有一些他認為是真的。哈皮希神父決定必須要告誡那60名正式修女和庶務修女，她們有遭到侵犯的危險！但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樣的字眼去警告她們呢，這一切都讓哈皮希神父感到頭疼。
[1] Homburg Hut，德國人叫它洪堡氈帽，美國人叫它霍姆堡氈帽，這是一種在整個西方國家流行的首產於德國洪堡（Homburg）的男士軟禮帽，帽頂由前向後呈凹形，帽檐微微上翻，使得整體廓型更加流暢，在許多影視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2] 菲利普·梅蘭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德意志基督教新教神學家、教育家，起草《奧格斯堡信綱》（1530），闡明路德宗的立場。主張廢除教士獨身制，改彌撒為聖餐。
[3] 聖米迦勒（Saint Michael），基督教《聖經》中的天使長之一，曾率領他的使者與魔鬼撒旦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