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四十章緩辦帝制

雲南獨立後，袁雖極度恐慌，但還故作鎮靜，一再向人表示：「雲南人民素稱善良，雲南將士大多深明大義，僅有少數奸人稱兵抗命，本大總統不忍遽加討伐，希望雲南內部自行解決。」1916年1月7日，他發表命令說：「據上將軍龍濟光、張勳、馮國璋、陸榮廷、段芝貴，將軍趙倜、陳宦、湯薌銘、李純、倪嗣沖等先後電稱，願率師旅入滇申討……公忠體國，殊堪嘉慰。」但他認為雲南問題「不難迅速消滅，無須多用兵力」，命令他們「簡拔精銳，聽候隨時調用」。其實，他正在急如星火地從四面八方調動軍隊，布置了三路進兵，企圖一鼓蕩平。他派虎威將軍曹錕為第一、第二兩路總司令，第二路開入四川南部，第一路開入湖南西部。第二路司令為張敬堯，所轄軍隊有由岳州調動的曹錕的第三師，由南苑調動的張敬堯的第七師，由保定調動的李長泰的第八師之一旅（第八師第十五旅旅長王汝賢部），這是由四川進攻雲南的主力軍。第一路司令為馬繼增，所轄軍隊有由南昌調動的馬繼增的第六師，由奉天調動的范國璋的第二十師之一部，由奉天調動的張作霖的第二十七師之一部，由安徽調動的倪毓棻的安武軍十五營，由河南調動的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這是由湘西經過貴州進攻滇東的側翼。又從湖北調動王金鏡的第二師之一部填防岳州。此外，還擬組織第三路軍由海道運兵南下，假道滇越路進攻滇南，因法國公使康悌不同意，只得作罷，改由廣東振武上將軍龍濟光派兵假道廣西進攻滇南。總之，袁對雲南問題，口頭上說不用兵，事實上除了北洋軍第一、第四、第五等師，分駐北京、上海、山東等處無法抽調者外，凡北方可以調動的軍隊，幾乎全部都已調出。他主觀地認為，雲南護國軍的兵力，比1913年國民黨五省聯合討袁的力量小得多，而他這次投入的兵力又比上次大得多，一定可以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因此限曹錕於六個月內平定雲南。 雲南護國軍方面，雖然編了三個軍，聲勢似乎不弱，但是第二軍李烈鈞所屬張開儒、方聲濤兩個梯團，僅負保衛滇南之責；唐繼堯兼領的第三軍分配任務，留守後方。實際上，只有第一軍獨當其沖。第一軍下設三個梯團。第一梯團司令劉雲峰，轄第一支隊鄧太中、第二支隊楊蓁；第二梯團司令趙又新，轄第三支隊董鴻勛、第四支隊何海清；第三梯團司令顧品珍，轄第五支隊祿國藩、第六支隊朱德。唐繼堯撥給第一軍的部隊，總共只有三千一百三十人，等於一個旅的兵力，而在出發時所發的軍餉不足兩個月，彈藥僅供一個月之用，兵士僅發少許津貼和伙食費。為什麼大敵當前，唐繼堯卻如此輕率從事？其中另有原因。唐繼堯本無意於起兵討袁，只因蔡鍔不遠數千里冒險而來，雲南軍民又一致主張討袁，他才被迫宣布起義。根據當時各方提供的情報，袁與北洋派之間有深刻矛盾，馮國璋、段祺瑞都是反袁的，雲南兩個鄰省的當權派，廣西陸榮廷和貴州劉顯世也都是反袁的，只要雲南的義旗一舉，全國各省就將紛紛響應，像辛亥革命反對清政府一樣，因此他只作象徵性的出兵，希望不戰而勝。萬一戰而不勝，他還可以保全實力，向袁討價還價，而將一切責任委之於人。這種兩面手法，下文自有分曉。 蔡鍔分兵兩路，自己率領第一梯團由昭通直趨敘州，命第二梯團由畢節直趨瀘州，而以第三梯團為接應部隊。對方四川將軍陳宦所屬的兵力，計有北洋軍第二混成旅李炳之、第四混成旅伍祥禎、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等部，督署衛隊團一團，川軍第一師周駿、第二師劉存厚兩部，以及黃鵠舉、鐘體道兩混成旅。在袁所調動的大批北洋軍尚未進入四川以前，四川原有的兵力，就遠遠地超過了蔡鍔的兵力。因此，蔡所面臨的不僅是以雲南一省抵抗全國的問題，而且首先是以雲南一小部分的力量抵抗四川全省的問題。 陳宦雖是袁的重要爪牙，但他不是北洋嫡系。他跟蔡鍔又有一種極其微妙的關係。他們都是以文學生而轉入武學堂的，畢業後又都得到當時督撫的提拔，一躍而為高級軍官。他們的門生故吏，大多分布於四川、雲南兩省。他們在北京時又有「湖廣大同鄉」之誼，往來非常密切。陳宦外放四川時，蔡鍔介紹三個湖南人做他的隨從人員，後來陳發錶王某為軍務科長，馬貺生為軍需科長，雷飈為川軍第二師的旅長。雷是湖南寶慶縣人，又是蔡的學生和舊部，早年隨蔡由廣西到雲南，與唐繼堯等同在蔡的手下當過管帶。陳宦的高級將領伍祥禎是雲南人，劉存厚是四川人，都做過蔡的部下[1]，而蔡的前敵指揮韓鳳樓（北方人）又是陳的學生。蔡、陳二人的相互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是多年的老朋友，又是當前的敵人。 陳宦以一個非北洋派的南方人而深受袁的賞識，一個軍事幕僚而被提拔為統兵大員，但他對袁既是感激，又是害怕。他外放出京時，袁曾面許將川、滇、黔三省軍事交他一手辦理。但他到四川不久，袁就派河間人張聯棻湖北人劉一清做他的參謀長。陳完全知道，這個新參謀長是派來監視他的。8月間，籌安會宣告成立的電報到達四川，陳向機要人員講了一句話。他說：「嘿，北京耍起猴把戲[2]來了！」12月間，雲南問題發生，他又向左右作了如下的估計：「蔡松坡不是一個輕舉妄動的人。老頭子也說過『彼直我曲[3]』的話，可見他做賊心虛。我所直轄的三個混成旅，只有玉亭[4]一人靠得住，其餘兩旅，一個不在身邊，一個時刻想把隊伍拖到陝西去[5]。當然，老頭子會派大隊人馬入川援助，那些帶兵官哪個不是為自己的功名富貴而來，即使他們能夠打敗滇軍，我也站不住腳了。」 雲南獨立後，陳由川北調伍祥禎旅到敘州布置防務，命川軍第二師由瀘州移駐永寧，因劉存厚按兵不動，遂派第一師熊祥生旅入駐瀘州，第二師雷飈旅進駐納溪。又派馮玉祥旅駐內江為敘、瀘間的策應部隊。袁政府接二連三地命令各省文武機關撤換與蔡鍔有關的人員，陳始終沒有執行。蔡在進兵之前，密電勸陳響應獨立。他回答說：「事權不一，環境困難。」他在一切文電中從來不罵蔡，蔡也不以惡言相加，他們二人始終保持著似敵非敵，似友非友的暖昧關係。 伍祥禎到敘州後，1916年1月10日，袁政府下命令伍兼任川南鎮守使。1月20日，蔡親率護國軍第一梯團進占橫江渡、燕子坡、柏樹溪等處，伍旅向自流井退卻。21日，楊蓁支部占領敘州。這是護國軍首次取得的勝利。 1月27日，貴州繼雲南之後宣布獨立。貴州的獨立，穩定了雲南的外圍，並使北洋軍在四川和湖南兩個戰場上都受到側面威脅，這是護國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重大勝利。 [1] 蔡鍔在清朝末年任雲南第三十七協協統時，唐繼堯、劉存厚、雷飈都是他手下的管帶（營長）。 [2] 袁、猿同音。當時稱洪憲帝制為「猴子登殿」，也就是「沐猴而冠」的意思。 [3] 老頭子指袁。陳宦所講的是根據北京傳來的消息。 [4] 伍祥禎字玉亭。 [5] 李炳之旅駐宜昌，未參加戰鬥序列。馮玉祥在洪憲帝制時期，本不願為袁效忠，想撤回到陝西，依附其舅父陝西將軍陸建章。 貴州在地形上與雲南具有唇齒相依的關係。自民元以來，貴州政局即受進步黨人的操縱。貴州地方軍閥劉顯世，繼唐繼堯之後掌握該省軍權。袁因貴州是個小省，兵額也不多，僅給以護軍使的名義，直到1915年10月14日，才加以「督理貴州軍務」的頭銜；封爵時又僅給以子爵，與各省將軍封公封侯者顯有厚薄之分。特別使劉不安的是，這一年11月20日，袁派龍建章繼戴戡之後為貴州巡按使，事前並未徵求劉的同意。戴戡、王伯群二人乘機勸劉與雲南同時起義，劉則意存觀望，以雲南先發動，貴州隨後響應為言。黔軍團長王文華、熊其勛也一致勸劉速下決心討袁，王文華是劉的外甥，也是王伯群的兄弟。 雲南宣布獨立後，龍建章看見貴州形勢不穩，為保全自己起見，12月29日他電請袁政府另行召集國民會議，將變更國體問題重複表決。袁一怒之下，一面指使參政院於1916年1月7日復龍一電予以駁斥，一面於同月10日下令叫他離職北上，取消其一等男爵，交付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懲戒，並為討好劉顯世起見，任命其弟劉顯潛繼任貴州巡按使。1月16日，龍化裝逃走。18日，貴州人民舉行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促劉宣布獨立，並舉為護國軍貴州都督。但劉不敢接受，電請袁速匯軍餉以固軍心。 雲南護國軍進兵四川時，蔡鍔派戴戡率滇軍一營由畢節趨貴陽，策動貴州獨立，並派王伯群往黔南興義一帶運動駐軍響應。1月24日，戴戡行抵貴陽。26日袁政府匯到軍餉三十萬元。27日，劉顯世通電宣布獨立。 2月8日，袁政府下令：「劉顯世先行開缺，聽候查辦。」袁派唐爾錕繼任貴州護軍使。唐是劉手下的一個團長，這仍是引誘別人部下倒戈的一貫手法，但是這道命令成了放不響的潮濕爆竹。 貴州獨立後，戴戡遵照蔡鍔的指示，率黔軍六團人由松坎出綦江向重慶進攻。這六團的兵力實際上不足八個營。這是護國軍在四川開闢的第二戰場。蔡將黔軍編為護國軍第一軍第四梯團，轄第七支隊熊其勛、第八支隊王文華兩部。又將護國軍第一軍分編為左右兩翼，自己兼任左翼總司令，不久改派他的參謀長羅佩金[1]繼任，派戴戡為右翼總司令。戴又派王文華為右翼軍東路司令，率新成立的黔軍十三營向湘西出發。這是護國軍在湖南開闢的另一戰場。這十三營的兵力，實際上也不過是一團人，但在湘西民軍配合下，2月3日占領晃縣，16日占領麻陽。這是護國軍從側面取得的勝利。 [1] 蔡鍔任第三十七協協統時，羅佩金任第七十四標標統，位在唐繼堯之上。 一月下旬，護國軍攻占敘州後，蔡鍔親率第二梯團進攻納溪、瀘州。對方將領劉存厚、雷飈等都是蔡的舊部，蔡勸其響應起義。劉存厚於2月1日宣布獨立，自稱護國軍四川總司令，倒戈反攻瀘城。2月6日，對方熊祥生旅撤走，護國軍占領瀘州。2月14日，右翼黔軍攻占綦江。這一時期，護國軍在四川作戰雖然連續取得勝利，但是勝利的範圍只限於川南一隅，而對方的作戰部隊也只是原駐四川的少數軍隊，對袁政府的打擊不大。袁則利用陳、蔡交兵時期，以高速度調動大批北洋軍源源入川，因此自2月下旬起，北洋軍與護國軍力量的對比起了重大的變化，護國軍的處境非常不利。 2月中旬，北洋軍第三師吳佩孚旅、第七師張敬堯部都集中到瀘州一線，協同川軍熊祥生旅反攻瀘州。由於寡眾懸殊，蔡鍔主張集中兵力突破一點，由綦江直衝重慶以斷北洋軍的後部，而以少數部隊堅守瀘州。但是他的部下都不以孤軍深入為然。蔡鍔接二連三致電唐繼堯，請其每月補充兵力一千人或五百人，認為只要能夠做到這一點，「則逆援雖眾，不足平也」[1]。唐繼堯對於這樣一個頂起碼的要求，也視若「耳邊之風」。軍餉方面，由於後方不按時接濟，以至軍士「衣不蔽體，食無宿糧」[2]，蔡鍔用私人名義向地方商人出息借款，甚至派人遠走湖南向礦商借款。軍火方面，蔡鍔電催後方火速接濟炮彈30顆，步槍每支補充子彈三百發，以應前方急需，這也是一個頂起碼的要求，也未得到回答。 由於戰線拉得太長，後方沒有預備隊，兵力實在不敷分配，蔡鍔不得已下令放棄瀘州，退守納溪。2月21日，川軍熊祥生旅首先回到瀘州。這是袁家軍自開戰以來轉敗為勝的第一仗。袁得報大喜，下令封熊二等男爵，又封李炳之、吳佩孚三等男爵。這些都是「破格之賞」[3]。 儘管袁家軍打了一次勝仗，四川形勢暫時穩定下來，但從整個國內外形勢看來，袁的處境還是十分不妙。首先是來自外交方面的壓力。日本拒絕袁的贈勛特使後，公開干涉帝制，甚至揚言將承認南方護國軍為交戰團體。在日本公使的鼓動下，五國公使接連提出口頭警告，認為袁政府已無力量平定雲南，如果戰事擴大，必將影響全國秩序和外僑安全，他們不能坐視。其次是北洋派內部矛盾日益加深。雲南獨立前，袁力圖削弱北洋諸將的兵權，曾擬建立模範軍來代替北洋軍。雲南獨立後，袁又需要北洋軍替他平定南方，可是，北洋諸將離心離德，陽奉陰違，紙上談兵的多，自告奮勇的少。有的趁火打劫，向袁要餉要械要地盤，等到這些東西騙到了手，他們卻又按兵不動，企圖保全實力。袁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調動曹錕、張敬堯、李長泰等部組成了第一批征滇軍，還想組織第二批，卻始終組織不起來。甚至找不到一個指揮全局的主將，不得不自己指揮一切。第三是財政羅掘俱窮。他的聚斂之臣梁士詒，替他舉辦鴉片煙稅，盜賣上海存土，甚至1915年全國人民節衣縮食積累起來的救國儲金，也被他們提用，共計搜刮到手六千萬元，分別用在籌備大典、調兵遣將、收買「國民代表」及軍人政客等方面，早已用得精光。對內無法開源節流，對外借款不成，梁士詒之流只得大量發行中國、交通兩銀行鈔票，以應軍事急需，因此造成了兩行信用破產，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經濟危機。 [1] 均引自《松坡遺墨》。 [2] 均引自《松坡遺墨》。 [3] 根據洪憲封爵條例，師長一級只能取得「輕車都尉」（男爵以下），旅長被封男爵為「破格之賞」。 由於以上情況，1916年年初，在用兵雲南的同時，就有人主張停辦帝制，以緩和來自各方面的種種危機。首先提出來的是都肅政史莊蘊寬。他用公函請國務卿轉呈袁世凱，提出三項建議：一、帝國尚未成立，應即取消洪憲年號；二、撤銷大典籌備處；三、參政院無存在之必要，應即閉會。這種建議當然逆袁之耳，莊蘊寬因此拂袖而去，袁派參政張元奇繼任都肅政史。 隨後又有袁的策士獻計說：「當前的問題，軍事決定一切。緩辦帝制可以減少因帝制問題而引起的各種壓力。緩辦帝制不等於取消帝制，軍事問題解決了，帝制問題也就可以復活。」這種建議雖非袁世凱所喜，但在某種情況下，是袁所能接受的。 2月23日，袁下令緩辦帝制，所有各省「吁懇早正大位」的文電，一律不許呈遞，並將大典籌備處撤銷。28日下令，定於5月1日召集立法院，指定以國民會議複選當選人為立法院議員複選當選人。29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宣告閉會。 由於袁採取了以上措施，全國便有取消帝制以及召開南北和議解決國是的種種傳說。因此肅政廳全體肅政史聯名提出，請對莊蘊寬的三個建議再加考慮。袁只得心平氣和地回答說：「此事關係重大，應徵求各省同意後再作決定。」 這是袁在困難重重的國內外形勢下，在全國人民反帝制，反獨裁，反賣國的巨大浪潮下，企圖擺脫政治危機，緩和內部矛盾的一套手法。如果說他知難而退，從此取消帝制，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他正在傾其全力指揮北洋軍分途進攻納溪、敘州。 從2月下旬到3月上旬，護國軍與北洋軍在納溪隔江對峙。北洋軍又開到生力軍第八師王汝賢部之一旅。蔡鍔打電報給唐繼堯說：「敵能更番休息，我則夜以繼日；敵能源源增加，我則後顧難繼。」[1]3月7日北洋軍分途渡江南犯，川軍劉存厚部一觸即潰。蔡在戰報中敘述說：「劉部號稱四千，臨陣不見一人[2]。」蔡主張堅守陣地，跟北洋軍硬拼到底。羅佩金則認為兵疲彈盡，敵眾我寡，不宜孤注一擲，主張退守待援。9日，護國軍由納溪退守大洲驛。 納溪鏖戰時，馮玉祥旅由內江進占南溪。3月7日，又乘虛而入敘州。這是北洋軍在四川正面取得的第二次勝利。袁發表命令，稱讚馮「忠勇奮發，極堪嘉尚」，封以三等男爵。並授張敬堯勛三位、加陸軍上將銜，旅長熊祥生、吳佩孚、吳新田均晉授陸軍中將。3月8日，熊部團長劉湘占領江安，袁也升授他陸軍少將，並給以勛五位。 與北洋軍攻占納溪的同時，護國軍右翼黔軍也退出綦江，廣西方面龍覲光軍攻占剝隘，湘西方面北洋軍第六師奪回麻陽[3]。此外，還有一支攻入雲南境內的「奇兵」：據川軍統領楊起元從寧遠（西昌）來電稱，2月23日，他率領部隊偷渡金沙江，夜襲摩魚鮓，已由江驛進抵芝麻口。袁下令稱讚他「出奇制勝，深入滇境，占領要隘，驍勇絕倫」，並授勳五位以資鼓勵。 袁世凱接二連三地接到前方的捷報，他又大大地神氣起來了。為了鼓勵北洋軍將士繼續替他賣命，他採辦大批咸牛肉、鹹豬肉、罐頭食物、紹酒、采緞、貢綢、金銀用具、時計、衣帽、刀劍、古玩字畫、碑帖、相片、磁器等件，送往前方慰勞將士。對立功將領，給以一至五等榮光寶星章，得到這種勳章的人每年可以領到三千元、二千元、一千元、五百元、二百五十元不等的年俸。3月10日，他又公布發行洪憲元年六厘內國公債，用以充實戰費。 [1] 均引自《松坡遺墨》。 [2] 均引自《松坡遺墨》。 [3] 北洋軍第六師師長李純升任江西都督後，以馬繼增繼任師長。馬赴湘西時，兼任「征滇軍」第一路司令，突於1916年2月26日開槍自殺，傳為唐天喜所殺。馬死後，所部第十一旅旅長周文炳升任第六師師長，以攻占麻陽升授中將。其後周又因精神病去職，所遺師長由第十二旅旅長齊燮元升任。 儘管北洋軍在川湘戰線上打了幾次勝仗，但是全國人民的反袁烈火愈燒愈旺，民軍活動的範圍愈來愈廣，總的形勢對袁說來還是不利的。北洋軍在戰區內採取了搶光、燒光、殺光的「三光政策」。搶的辦法有三種：第一種是用「借」的名義，向民間強借物資，有借無還，這是最文明的一種。第二種是藉口搜查違禁物品，乘機栽贓陷害，從而向民戶勒索巨款。第三種是殺豬宰羊，翻箱倒篋，這是明日張膽的搶劫行為。燒的原因也有兩種：第一種是在戰區內以「掃清射界」或防止窩藏南軍為名，大量焚燒民房。第二種是由於人民採取了「堅壁清野」的辦法，或者躲得無蹤無影，他們不能就地取得給養，又找不到婦女供其蹂躪，於是放火焚屋以泄忿。殺的對象就更加廣泛了，凡被認為不肯跟他們合作的人民，例如逃避差役，拒絕供養，以及有「敵探」或南軍便衣隊嫌疑的青壯年，都被他們任意屠殺。殺人殺得最多的是號稱「北洋驍將」的張敬堯。蔡鍔寫信譴責他說：「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苟無百姓，何以為國？足下媚茲一人，已屬罪不容死；況復虐我同胞，人將不食爾肉！」 正是由於北洋軍對廣大人民進行了強派捐稅、掠奪物資、拉走壯丁、強姦婦女、濫捕濫殺、放火焚屋等滔天罪行，更加引起了廣大人民的誓死反抗。戰區農民經常埋伏在山林深處，用鋤頭扁擔打死北洋軍的哨兵和瞭望隊，或者成群結隊截擊北洋軍的殿後隊伍而奪其槍支。城市居民紛紛逃往山區，使北洋軍在物資供應和軍事運輸等方面受到嚴重困難。戰區人民對護國軍則輸送彈藥，供給情報，修路架橋，嚮導引路，護送傷病員歸隊，甚至在兩軍陣前吶喊助威，勝則幫助搜殺殘敵，敗則掩護退卻。護國軍退出敘州後，未及隨軍撤走的傷病員，由慶符、高縣、筠連、興文、敘永等地退往大洲驛時，沿途人民招待食宿，指引路途。甚至號稱「匪巢」的大壩、金鵝池一帶的土匪，也都熱情地致送旅費，派人護送歸隊。在這種情況下，北洋軍雖然打了幾次勝仗，也仍然處在人民群眾的重重包圍之中，他們只能龜縮城內或者保守幾個據點，不敢長驅深入。相反，護國軍利用川南山嶽地區負險固守，並在人民的協助下不斷舉行夜襲，打得張敬堯的九千兵只剩下五千兵，其他各部則都保全實力，不敢出擊。 3月15日，廣西突然宣布獨立。這一消息正如晴空中起了霹靂，川湘前線北洋軍更加喪失鬥志，全國形勢迅速進入到帝制必敗和反帝制必勝的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