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三十八章眾人齊反袁
上文提到袁世凱正在興高采烈準備登極的時候，雲南突然起義，外交團又藉口干涉，使袁不得不推遲登極的時期。雲南起義是由進步黨人發動的，其中也有國民黨人參加。進步黨人本來害怕革命，為何又要發動起義討袁，這個問題必須從梁啓超的政治活動談起。
梁於1915年參加了袁太子的春宴，知道袁氏父子正在籌備帝制。這一年6月，他跟馮國璋同到北京，知道馮、段二人對袁不滿，並且進一步看出袁所建立的北洋派已經離心離德，內部矛盾日益尖銳。梁與日本朝野人士頗有往來，他又知道日本人詭計多端，表面不干涉中國內政，暗中扶植反袁力量，用以分裂中國。梁又經常接見各地新聞記者，從他們的口中他又知道全國人民反帝制、反賣國、反獨裁、反迫害的暗潮洶湧澎湃，有一觸即發之勢。以上這些矛盾，都是袁所不能克服的，只要有一處點起星星之火，必將成為燎原之局。對他個人來說，他已被袁拋棄，必須另找政治出路。他又看到孫中山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以及依附黃興的國民黨人，都在摩拳擦掌，準備發動討袁，如果進步黨無所作為，反袁的領導權必將落入他人之手。所以，他寫了一封密函給進步黨人籍亮儕說：「當此普天同憤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煽而用之假以張義聲者。我為牛後，何以自存？」在這封信里，他的政治投機心理已經講得清清楚楚了。
梁的滿腔心事，開始並未透露，所以不少進步黨人還想參加帝制活動，在新朝下面分沾雨露之恩。籌安會成立的第二天，進步黨人徐佛蘇、袁思亮二人跑去見楊度說：「如此國家大事，為何不讓任公參加？」楊說：「任公如肯參加，我們當然歡迎。」於是楊找到梁關係密切的湯覺頓、蹇念益二人，請其到天津與梁協商。
湯、蹇二人在天津與梁會見時，還沒有來得及開口，梁就拿出一篇文章來，題目是「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請他們先看一遍。這兩人看了文章，都嚇得變了顏色，說道：「這篇文章一問世，進步黨的政治生命完了，咱們進步黨人的安全也大有問題。」梁說：「我也考慮過這些問題，在動筆寫文之前，題目早已擬定，可是一連幾天沒有寫出一個字來。前幾天，袁忽然派人到天津送我二十萬元，以十萬元為我父親的壽禮[1]，十萬元叫我出國作旅費，到了這個時候，這篇文章就非發表不可了。」
湯、蹇二人異口同聲地說：「文章即使要發表，也應留有餘地，把語氣改得緩和點。」於是梁提筆補加一段寫道：「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俱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膽臥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勝，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接下去又把筆鋒一轉說道：「強鄰迫脅，吞聲定盟之時，果未熟而摘之，孕未滿而摧之。」這樣一改一加，梁所反對的就不是帝制而是反對在條件未成熟之前做皇帝。
梁又寫了一封信回答楊度說：「吾人政見不同，今後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廢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這封信就托湯、蹇二人帶回北京。
同一天，楊度又請蔡鍔立即到天津，叫他以師生之誼勸梁不要發表這篇文章。蔡當天回到北京報告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
梁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在報上發表後，袁氣得哇哇直叫。他要立刻找一個與梁旗鼓相當的大名流來抵擋一陣，他所屬意的是張謇、王闓運兩人，但他們都不在北京，而且估計他們也決不會接受這個任務。他又想起了章太炎，立即叫袁克定派孫武、李燮和二人到東城錢糧胡同去看章，只要他肯做一篇反駁梁的文章，不但可以立即恢復自由，而且可以封他一個大官或者給他一筆大錢。章自被囚於龍泉寺後，曾經絕食表示抗議，他的夫人湯國黎寫了一道「陳情表」，請求放他出來，袁置之不理；後來又有黃節上書為他緩頰，袁才派人在錢糧胡同代賃住宅，把他移禁該處，每月給以生活費五百元，並派警察長期監視。當孫、李二人更番前來遊說他的時候，他表示「決志趨死，義不受辱」[2]。袁不得已又叫夏壽田攜帶巨款去找嚴復，可是嚴也不肯寫。最後，孫毓筠寫了一篇《駁任公論國體文》，劉師培寫了一篇《國情論》，這些袁黨自拉自唱的文章，人皆嗤之以鼻。
[1] 這年4月11日（農曆三月十六）為梁父達澗七旬晉一壽期，袁借補壽為名，贈以十萬元巨款，實系變相賄賂。
[2] 1916年5月，四川獨立後，有一日本人乘北京城人心惶惶之際，到錢糧胡同去看章太炎，叫他化裝為日本人相偕出寓，擬乘火車逃往天津。他們尚未走到東車站，即有一群流氓蜂擁而來，口稱討債，把章扭送警察廳，被警廳派人押解回寓。這批流氓是偵探扮演的。直到袁世凱死後，黎元洪撤退了錢糧胡同的監視哨，章才恢復自由。
隨後，梁又一面聲明脫離進步黨，他說他脫黨是不使個人行為影響全黨的安全，一面繼續寫了《國體問題與五國警告》等文。
梁的反袁態度公開化以後，蔡鍔在北京也經過了一場戲劇性的風波。前文說過，蔡早年在東京留學的時候，經常跟黃興、宋教仁、楊度等不同政見的人往來。清朝末年在廣西、雲南的時候，又跟反清運動的同盟會員秘密往來。國民黨「二次革命」時期，他曾派兵入川，袁疑其有響應國民黨出兵北伐的企圖。國民黨失敗，他被袁電召到京，先後任為昭威將軍、經界局總裁、政治會議議員、約法會議議員、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辦事員、參政院參政。袁總覺得他跟梁啓超的關係太深，他在雲南軍界中又有深厚影響，對他很不放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跟楊度經常往來，楊在袁的面前總是說他的好話。楊發起籌安會時，請他列名為發起人。他說：「軍人不應過問政治。」8月25日，雲南會館舉行將校聯歡會，有人發起簽名寫請願書贊成帝制，他又首先簽名。由於這些原因，袁對他半信半疑，但仍派人隨時監視著他。
蔡是個沉著冷靜的人物，除與梁啓超直接聯繫外，還通過張孝准與國民黨黃興派軍人有間接聯繫，通過戴戡與雲南軍人有書信往來。張孝準是蔡在日本士官的同期同學，同有「中國三傑」[1]之稱，又是黃興留在東京的代理人。國民黨軍人早已看出西南雲貴等省是北洋軍勢所力所不及的空白點，在軍事上可以作為討袁的根據地，同時又看中蔡鍔在雲南軍人中擁有很高的威望，想把他拉過來組織反袁的武裝力量。籌安會發生後，黃興在美國有密函致蔡；勸其早日脫身虎口，組織討袁之師，並告以在東京的張孝准可以隨時協助一切。蔡有密函回答，表示不久即將設法離開北京。於是張孝准派雲南人李某到北京，迎蔡先到東京共商討袁計劃，然後赴滇發動，隨後又派一個姓何的人攜帶密電碼到北京，交蔡收執。戴戡[2]原任貴州巡按使，被袁調來北京任為參政。戴與貴州人王伯群同到北京，蔡經常派王伯群到昆明與雲南軍人聯繫。
[1] 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生蔡鍔、蔣百里、張孝准因成績優良，有「中國三傑」之譽。蔡鍔反對洪憲帝制時，蔣百里住在東城錫拉胡同，亦預其謀。
[2] 戴戡原名桂齡，字錫九，貴州人。後改名戡，字循若。清末曾在雲南擔任公職。辛亥革命時，戴赴雲南請兵入黔，因此唐繼堯帶兵入黔任貴州都督，他任貴州民政長（巡按使）。
蔡的私生活本來很嚴肅，從未涉足花叢，由於楊的關係，有時不免也到八大胡同去「鑲邊」[1]，叫了一個堂差名叫小鳳仙[2]。楊笑他「假道學難逃美人關」。蔡夫人見蔡忽然改變常態，不免嘀咕了幾句，引起夫妻反目，蔡母認為媳婦說得有理，蔡又出言頂撞，氣得蔡母一怒而回湖南，蔡夫人自覺沒趣，也就收拾細軟陪著婆婆走了。
1915年10月14日早晨，蔡起床不久，忽聽得門外有人大吵大鬧，一個看門人的口音說道：「這裡是蔡將軍的住宅，你們休得撒野！」另一個陌生人的口音吆喝著說：「不論王爺宰相，咱們也得搜上一搜！」說得遲，那時快，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帶領著七八個如狼似虎的兵士，衝進門來，在各間屋子裡翻箱倒篋地搜了一遍，卻沒有搜到什麼，才呼嘯一聲而去。蔡打電話找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那邊的回答是「處長尚未起床」。一直到下午，雷才回了一個電話，連聲道歉說：「對不起，大水沖了龍王廟，請您不要介懷。」
隨後雷親自前來解釋說，蔡的住宅以前是天津大鹽商何仲璟的產業，由他的親戚姓福的居住並代為管理。何是大總統的兒女親家。宣統三年，何欠了外國商人一筆債，看來就要抄家，他的姨太太派僕人劉某攜帶珠寶細軟由天津到北京來，交福某代為收藏。事隔多年，何已去世，姨太太也不知去向，劉某卻從軍當了排長。他記起往事，想威脅福某交出寄存物件，以便據為己有。他沒有知道福某已移居東城，此屋由蔡承租，因此發生了這幕陰錯陽差的惡劇。雷說明原委後，向蔡表示深切的歉意，隨後又把劉排長槍斃以示敬。
但是問題並非如此。何仲璟既是袁的親家，而且他的兄弟何頤臣仍然健在，劉排長怎麼敢在老虎口裡搶肉吃呢？雷震春口中說的是劉排長，但是10月17日因此案而被綁赴西郊土地廟執行槍決的犯人，在罪狀上寫的名字是吳寶鋆。軍政執法處是袁的中央特務機關，棉花胡同蔡宅經常有南方人和陌生面孔的人往來，並且在送到一本密電碼以後，突然發生了這件事情，這就說明是有的放矢，而不是什麼「陰錯陽差」。
[1] 鑲邊義同陪客。
[2] 叫堂差是召妓女侑酒。蔡鍔利用小鳳仙出險，報紙誇大其事，竟將黎元洪、譚鑫培、小鳳仙列為「湖北三傑」。當時所傳「英雄、美人」種種事跡，均屬虛構。
由於在蔡宅沒有搜出什麼東西，袁的爪牙便放鬆了對蔡的監視和偵察。從10月下旬起，蔡經常向袁請病假，暗中卻派戴戡先由天津到香港，視察沿途情況。一天，他同小鳳仙乘車出遊，到了東車站，梁啓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買了兩張三等票，等候在那裡。直到蔡上了車，曹福才偷偷地把一張車票遞給他。他們兩人裝作互不相識的樣子，一路平安地到了天津，曹福伴送他先到意租界與梁相見，隨後又伴送他到日租界同仁醫院預先定好的房間下榻。
張孝准也早已由日本到天津迎候。兩人見面後，蔡請他先回神戶布置一切。稍後，蔡乘日本煤船到別府，轉搭火車於11月19日抵神戶。他用十分恭順的言辭寫信向袁請假，說他東渡就醫，不久即回北京。他將隨身攜帶的文憑、勳章和證件等都交給張孝準保存，並預先寫好幾張明信片，都是寄給袁的親信的，報告他在日本遊山玩水的情況，請張旅行箱根、熱海等處，每到一處即發出一張明信片，以示本人並未離開日本。其實，蔡抵神戶之日，即轉乘日輪經上海、香港直趨雲南去了。
前文說過，袁是個滿臉都是戲的政治魔術大師。蔡是個嚴肅的軍人。一個嚴肅的軍人，偶然唱起戲來，也能夠唱得惟妙惟肖，情景逼真。什麼簽名勸進哪，嫖堂子哪，家庭中醋海生波夫妻打架哪，母子鬧氣哪，以及在天津請假就醫，在日本遊山玩水，都是蔡所主演的連台大戲中的各個插曲，等到袁發覺一切的時候，蔡已鴻飛冥冥，飛向海天深處去了。
蔡不先請示而赴日本，已不能使袁無疑。他派龔心湛代理經界局總辦，派張元奇代理參政院參政，一面在蔡的呈文上批准給假，盼其早日痊癒，回京供職，一面暗囑英國公使朱爾典電達香港當局，如有反政府人士過境，立即設法扣留。不料蔡又神出鬼沒地偷過了香港、海防兩道關口。袁又命蒙自道道尹周沆、開化縣知事張一鵾，於蔡乘滇越路火車過境投宿旅店時，派人前往暗殺，由於當地鐵路警察的周密保衛，行兇者無從下手[1]。12月18、19兩日，袁又直接致電唐繼堯，如果蔡鍔、戴戡等到達昆明，「准其便宜行事，就地正法」。以上情況說明：袁的特務網布置得非常嚴密，又有帝國主義暗中相助，如果蔡的警惕性不高，即使逃出了北京，也仍然逃不出袁的魔掌，隨時隨地都有被截留或被殺害的可能。
[1] 滇越路由於路險軌窄，夜間不行車，旅客須下車投宿旅店。
早在10月間，東京「歐事研究會」[1]曾派方聲濤到昆明，住在退職軍人黃毓成的家裡。12月14日，王伯群攜帶蔡鍔密函到達昆明。17日，國民黨軍人李烈鈞、熊克武等又都化裝到來。李、熊、方三人都是唐繼堯的士官老同學。李曾任雲南講武堂教官，與雲南軍人頗有淵源。熊在四川軍人中有一定的潛勢力。他們都是前來策動起義討袁的。在這時期內，昆明城就像一座快要爆發的火山，滇軍團長鄧泰中、楊蓁、黃永祉等聽到了蔡鍔住宅被軍警搜查的消息，情緒非常激昂，一致主張起兵討袁。唐繼堯在老上司、老同學和部下的重重壓力下，處境非常困難。在此以前，袁派何國華為專使，齎送開武將軍印信和有關證件來到昆明，並且帶來了一封親筆信，對唐備加慰勉，唐也予以盛大的歡迎。由於反袁浪潮日高漲，唐對部下總是推說各方情況不明，不宜輕舉妄動；否則以一隅而抗全國，必將引起嚴重後果。他對友人又總是推三阻四地說，須等松公[2]到後再作決定。事實上，唐對蔡鍔回滇是大有顧慮的，他過去受過蔡的多次提拔，現有地位又是由蔡轉讓而來，蔡既捲土重來，理應將政權交還，而蔡與雲南軍人的關係都很好，他又無法阻其前來。因此，在那些日子裡，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12月19日，蔡偕同戴戡、殷承瓛、劉雲峰等到了昆明。唐在五華山總部盛宴款待，並命雲南全體軍政要人作陪。宴畢舉行軍事會議，密商討袁大計。唐對滇軍與北洋軍力量的對比仍然存在很大顧慮，認為小不能敵大，弱不能敵強。蔡向他反覆說明：現在不但全國人民一致反對袁世凱做皇帝，就是北洋派大將馮國璋、段祺瑞之流也都反對他做皇帝；不但中國人反對，日本人也反對。袁的地位空前孤立。恰恰這時候，由南京宣武上將軍署轉來梁啓超的一份密電，請「唐將軍轉交蔡將軍」，電報內容是講袁世凱決定派周自齊為赴日贈勛特使，將以賣國條件交換日本承認帝制。這個電報證明了蔡所講的馮國璋反袁的話是有根據的，如果馮不反袁，就不會代替別人發出反袁的電報。這個電報來得非常及時，消除了唐的顧慮。其實，這個電報是由馮的秘書長鬍嗣瑗做主代發的[3]，馮從來懶看公事，根本不知道這回事，而這個內幕是唐所不知的。歐事研究會發起於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參加者大多為國民黨軍人。這些人除一部分移居南洋外，尚有一部分留在東京。
[1] 歐事研究會發起於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參加者大多為國民黨軍人。這些人除一部分移居南洋外，尚有一部分留在東京。
[2] 蔡鍔字松坡。
[3] 胡嗣瑗，貴州人，清末翰林。曾加入宗社黨，主張清帝復辟，反對袁做皇帝。胡與康有為、梁啓超均有舊誼，他想利用反袁派的力量，造成混亂局面，為清帝復辟創造有利條件。
會議決定舉兵討袁。
20日，唐先回袁一電說，蔡鍔在雲南的舊部雖多，但已妥為移置，中下級軍官都是服從本人的，不致受人煽惑。
22日，雲南軍高級將領在護國寺召開討袁動員大會，蔡在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他慷慨激昂地說道：「我們興師討袁，所爭者四萬萬同胞之人格，而絕非個人權利地位之私。我們與其屈膝而生，毋寧斷頭而死！」關於組織討袁軍的問題，本擬稱為「共和軍」，以示討伐帝制之意。有人提醒說，討袁乃是全國人民和全國各黨各派的一致要求，如果稱為「共和軍」，恐與共和黨之名相混淆，徒示人以不廣，因此就地取材（護國寺），決定稱為「護國軍」，以示擁護共和國體之意。關於組織機構，決定仿照辛亥革命和癸丑討袁兩個時期的成例，設都督一員為一省最高軍政領袖，設總司令一員負責指揮前方軍事。有人建議，此次討袁應分兩路，北路向四川出發，南路向兩廣出發，每路應設總司令一員；又有人建議，後方應設總司令一員，辦理軍隊補給問題。唐表示願讓都督於蔡。又有人主張另組全國性的中央軍政府，而推蔡為大元帥。蔡堅持仍推唐為雲南都督，反對另有組織。最後決定推唐繼堯為都督兼第三軍總司令坐鎮後方；蔡鍔為第一軍總司令，出發四川；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出發廣西。
蔡來到雲南之前，本已制訂了一套偷襲四川的軍事計劃，估計20天內可以完成這個任務，然後通電討袁。但是，由於接到梁啓超的密電，告以袁政府將派特使赴日，他又顧慮到如果日袁成立某種條約，日本政府將由反袁轉為助袁，因此變更計劃，提前宣布討袁；並由雲南軍政政府發布對外宣言，承認以前北京政府與各國所訂條約一律繼續有效，但在雲南宣布討袁後所訂者則概不承認。這個宣言是針對新的外交形勢而定的。當時，蔡有信給梁啓超說：「宣布（討袁）過遲，固有妨大局；宣布早，殊與軍事計劃大受影響。」由於雲南先通電後出師，使袁得以迅速調兵入川，後來的確使滇軍在四川的進展受到很大的阻力。
23日，雲南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通電勸袁取消帝制。這也是唐所主張的所謂「先禮後兵」的手法。他認為有此一舉，如果袁拒不接受，才算「師出有名」。電報說：「自國體問題發生後，群情惶駭，重以列強幹涉，民氣益復騷然。僉謂大總統兩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約法，擁護共和，億兆銘心，萬邦傾耳……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變更國體之原動力，實發自京師，其首難之人，皆大總統之股肱心膂，蓋楊度等六人所倡之籌安會煽動於前，而段芝貴等所發各省之通電促成於繼。大總統知而不罪，民惑實滋……楊度等之公然集會，朱啟鈐等之秘密協商，皆為內亂重要罪犯。應請立將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及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七人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堯等夙蒙愛戴，忝列司存，既懷同舟共濟之誠，復念愛人以德之義，用敢披瀝肝膽，敬效忠告。伏望我大總統改過不吝，轉危為安。否則，此間軍民痛憤久積，非得有中央擁護共和之實據，萬難鎮撫。以上所請，乞以二十四小時答覆。」這個電報可以看出，一直到討袁計劃已定，唐還想騎兩頭馬，即使雲南宣布獨立，他也是被迫的，而非出於自願的。
這個電報使袁大吃一驚。他一面請英國公使朱爾典電令駐滇英國領事葛夫以私人名義勸唐收回這個「最後通牒」，英國方面願意從中斡旋，使一場大事化歸烏有。一面命政事堂於25日回答一電，列舉唐以前所發的勸進各電，認為「事隔三日，背馳萬里，本堂不信貴處有此極端反覆之電，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轉呈」。
25日，唐繼堯、任可澄、蔡鍔、戴戡聯名通電宣布雲南獨立。這個電報不再稱「我大總統」了，首先指出：「天禍中國，元首謀逆。」最後作出結論說：「既為背叛民國之罪人，當然喪失元首之資格。」
雲南獨立後，僅有兩人被捕：一個是袁所派來的宣慰特使何國華，他的罪名是毒害了滇軍第二師師長沈汪度[1]；一個是謀殺蔡鍔的開化知事張一鵾。但是何國華不久又被護送出境。
26日，政事堂再來一電，勸唐不要出爾反爾。電報說：「政見不同，盡可討論。為虎作倀，智士不為。既經全國贊成君憲，雲南亦表贊成，奈何出爾反爾，有類兒戲！」
[1] 何國華在清末曾任雲南協統，袁利用他與雲南軍人的舊關係，以宣慰使名義派往昆明活動。沈汪度駐防蒙自，湖南人，與蔡鍔關係甚深，拒絕簽名贊成帝制。沈自蒙自到昆明，曾赴何國華宴會，食物中毒暴死。所遺第二師師長一職，由劉祖武繼任。
27日，袁下令大罵蔡鍔，說他「請假赴日就醫，何以潛行至滇，脅誘唐、任」，真是「詩張為幻，反覆之尤」。直到29日，袁才下令褫奪唐、任二人的官職，派滇軍第一師師長張子貞代理雲南將軍，第二師師長劉祖武代理雲南巡按使，責成他們押解蔡、唐等人來京治罪。這是一個並不高明的老戲法，以前國民黨「二次革命」時期，袁曾採取這種手段引誘江西、廣東等省軍人背叛自己的長官，隨後又派北洋軍嫡系將領驅走這些受過利用的叛徒。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命令都是由朱爾典命昆明英國領事轉交的，張子貞隱慝未報被撤職，劉祖武據實上報未受處分。
袁深恨蔡鍔是反對帝制的發動者。1916年1月5日，他又下了一道申令，恬不知恥地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舉數萬萬人之生命財產，賴一人以保護之；舉數萬萬人之知識能力，賴一人以發育之，責任何等重大。古稱神農憔悴，大禹胼胝，矧在今日，為君之難，百倍於古……予昔養疴洹上，無心問世，支持四載，辛苦備嘗，真不知尊位之有何榮。無如國民仰望甚切，責備甚嚴，同為國民，敢自暇逸……乃有蔡鍔之徙，權利薰心，造謠煽惑……予以薄德，既受國民之推戴，何敢再事游移，貽禍全國。」他命政事堂通知北京各部署，凡與蔡有關的人員，一律予以撤職。各省文武機關的滇籍人員以及與蔡有關者，也都受到岐視和迫害。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鑒查抄蔡在原籍的產業，但並無所獲，蔡母與蔡夫人均已藏匿未見，只有一個辦木廠的兄弟，卻又早已分了家。而另一方面，袁又想通過私人關係，勸蔡「悔罪自投」，可以不究既往。他找到了蔡的老上司李經羲，賜以貂皮大衣一件[1]；又把蔡的老朋友熊希齡請到北京來，留他共進午餐，叫他去信招蔡投降。此外，還想派滇籍大官僚朱家寶或丁槐為雲南宣撫使，騙誘雲南軍人「自拔來歸」，一律免予治罪。這又說明袁世凱外強中乾，他所採取的對付雲南起義軍的手段，與武昌革命時清政府對待革命黨人的手段，如出一轍。
[1] 李經羲曾上折謝恩說：「上（指袁）賜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舉家驚寵，望闕感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