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三十六章籌大典醜態百出

袁定於1916年元旦登極。從12月12日到次年元旦，時間不到兩旬，可是他在登極之前就迫不及待地發表了大批授爵封王的命令，用以點綴新朝的開國氣象，並拉攏當時在政治上具有影響的人物。 12月15日，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冊封令說：「光復華夏，肇始武昌。追溯締造之基，實賴山林之啟。所有辛亥首義立功人員，勳業偉大，及今彌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將黎元洪建節上游，號召東南，拱衛中央，堅苦卓絕，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贛寧之役，督師防剿，厥功尤偉。照約法第二十七條特沛榮施，以昭勛烈。黎元洪著冊封武義親王，帶礪山河，與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袁既背叛民國，為什麼要表揚辛亥革命之功？這是他自我解嘲的一套手法。第一，他在大清帝國與中華帝國之間，嵌進一個中華民國，表示中華帝國是在中華民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不是篡奪大清朝的天下，而是得天下於中華民國之手。第二，他把辛亥革命與帝制運動結合起來，表示辛亥革命是人心所向，帝制運動也是人心所向，由民國變為帝國，兩者之間並不存在矛盾。黎元洪既是民國元勛，又是帝國親王，他自己當然也就不存在背叛民國的問題了。第三，他首先封黎元洪為親王，目的在於鼓勵一切參加辛亥革命的人們，不必心存顧慮，「你們過去參加辛亥革命是對的，今天參加帝制運動也是對的」。這個命令稱黎為上將，輕輕一筆，取消了他的副總統的地位。他又根據約法條文封黎為王，看起來這還是中華民國的榮典，使黎受之無愧。更狡猾的是，他把贛寧之役歸功於黎，進一步挑撥黎與國民黨的關係，迫使他不得不死心塌地倒在他自己的一邊。 命令發表的當天，袁命國務卿陸征祥率領在京簡任級以上文官，上校以上武職人員，汽車排成一條龍，到東廠胡同黎宅去道賀。黎見到這個勢頭，倒弄得啼笑皆非。他只說了一句「無功不敢受爵」的話，就閉著嘴巴再不開口了。道賀的人見他神情落寞，只得懶懶散散地鞠躬而退。當天下午，袁又派人將預先制就的一套王服送去，黎也拒而不受。次日，袁又命政事堂將預先擬就的親王官制表送去，黎宅收發人員誤收誤拆，被黎大罵一場，仍將原件退還。19日，袁又補下一道命令，叫他不要固辭王位，並且示意可以再加他一個什麼「輔國大將軍」之類的崇高名位，他還是那麼死古板氣地表示不就，袁也無計可施。黎的幕僚長饒漢祥勸他「明哲保身，勉受王位」，也受了一場搶白，並且從此不許這個酸秀才上門。 黎是個見風使舵的投機軍閥，並不忠心共和，為什麼變得如此堅貞不屈了呢？原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打算。他跟進步黨人比較接近，此時進步黨人正在醞釀反袁，他也看出帝制運動早晚必將失敗，將來他以副總統繼承大總統，何等順理成章。此時如果接受王位，便由「民國元勛」變為民國叛徒，他又何苦為洪憲王朝殉葬？而且袁是個猜忌成性的人，即使他甘心受其利用，將來也不會落得個好下場。這種利害關係，他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從9月上旬參政院討論變更國體以來，黎就一再請辭參政院長，不到院辦公，並請解除副總統之職，俾能「回籍休養」。袁總是給他個「懇切慰留」。他知道袁決不會放他離開北京，便又藉口夫人有病，瀛台過於寒冷，請求遷居別處。袁這才同意他遷居東廠胡同。東廠胡同的房屋是袁早年贈給他的。10月1日，他一面請袁裁撤副總統辦公處，並稱自即日起，不受副總統的薪金和辦公費，一面咨參政院請辭副總統之職。但兩處均無下文。從此他就恢復了辛亥革命時的那種態度，終日裝聾作啞，不言不笑，就像木頭人一樣。 袁的第二個封王對象是清朝的倒台皇帝溥儀。12月16日，袁命步軍統領江朝宗向清室總管世續示意，想把自己的女兒許給溥儀為妻，並且封他為懿德親王，位在諸侯王上。就在這時候，張勳打來密電，請求保存清室帝號，袁對這個腦筋簡單的老粗，倒有幾分畏懼，只得於次日下令：「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同時，他還在優待條件下面寫了一段跋文如下：「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帝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條件各節，無論何時，不許變更。容當列入憲法。袁世凱志。乙卯孟冬。」 在此以前，袁派袁乃寬向清室交涉廢除帝號、遷出大內和交出御璽等問題。「瑾太妃」召集宗室王公舉行「御前會議」，討論對策，大家相對而哭，誰也拿不出主意來。最後決定，清室對變更國體問題採取不過問的態度，如果一定要遷出大內，可以根據優待條件遷居頤和園。曾任資政院總裁的溥倫不以為然，他認為國體問題不表示意見，袁一定不高興，無以保障皇室的安全。大家聽了這話，又不免慌了手腳，於是公推溥倫為清室代表，向參政院表示清室贊成變更國體以及推戴袁為新朝大皇帝的態度。12月17日，清室內務府致參政院咨文說：「本日欽奉上諭，前於辛亥年12月欽奉孝定皇后懿旨，委託今大總統以全權組織共和政府，旋由國民推舉今大總統臨御統治，民國遂以成立。乃試行四年，不適國情，長此不改，後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據國民請願改革國體，議決國民代表大會法案公布。現由全國國民代表決定君主立憲國體，並推戴今大總統為中華帝國大皇帝，為除舊更新之計，作長治久安之謀，凡我皇室，極表贊成。」袁見溥倫如此捧場，即於是日下令任為參政院院長以代黎元洪，並賞食親王全俸以示優異。 袁的第三個封王對象是國民黨的副領袖黃興。袁試探地說：「黃克強如果願意回國，而又不反對帝制，也可以封為親王。」當然這是一廂情願之談，不過自說自話罷了。 18日袁又下令：「滿、蒙、回、藏優待條件，應列入憲法，繼續有效。」 與此同時，袁又覺得在當代人物中，有些人是他的老上司、老朋友，或者是名重一時的先朝大老，「天子不得而臣」，於是又於18日發表「舊侶、故人、耆碩免予稱臣」的命令。他親筆開了一張名單，計有舊侶黎元洪、奕劻、載灃、世續、那桐、錫良、周馥七人；故人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四人；耆碩王闓運、馬相伯二人。命令寫道：「……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時多難，無從息肩，而臨淵履薄，無時去懷。近見各處文電，紛紛稱臣，在人以為盡禮，在予實有難安。現今之文武要職，多予舊日之同僚，眷念故侶，情尤難堪。雖四岳五人，曾無異代之成見，而聖帝賢王，萬非予所可企及。凡我舊侶及耆碩故人，均勿稱臣。時難方殷，要在協力謀國、無取儀文末節也。」 19日，「大典籌備處」公開成立，其組織人員如下：處長朱啟鈐，處員梁士詒、周自齊、張鎮芳、楊度、孫毓筠、唐在禮、葉恭綽、曹汝霖、江朝宗、吳炳湘、施愚、顧鰲；總務科主任沈銘昌，撰述科主任王式通，法典科主任顧鰲，內務科主任阮忠樞，禮制科主任郭則澐，會計科主任袁乃寬，文牘科主任陳燕昌，警衛科主任張士鈺。 「大典籌備處」根據袁的指示，以赤色為新朝的代表色，所有宮檐屋頂一律改用紅瓦。太和殿改名承運殿，袁曾在此就任正式大總統，新朝皇帝也將在此舉行登極典禮。殿內圓柱一律改漆紅色，當中八大柱加髹赤金，並飾以盤龍雲彩。御座扶背各處一律雕龍，上披繡龍黃緞。御座前設雕龍御案，案前左右兩側各列古鼎三座，古爐三座。御座後設九折雕龍嵌寶屏，寶屏左右兩側各設日月寶扇一對。皇帝所用龍袍共有兩件，一件備登極用，一件備祭天用，均由北京著名服裝店瑞蚨祥承制，代價共八十萬元。皇帝所用平天冠，四周垂旒，每旒懸珍珠一串，冠檐綴以大珍珠一粒。皇帝所用玉璽，四寸見方，鐫以「誕膺天命，歷祚無疆」八個字，代價十二萬元。此外還有金印五顆，代價六十萬元。除御用鑾儀暫向清室借用外，以上各項設備連同登極、祀天所用儀仗、鹵簿等費用，共達二千餘萬元。 根據袁的指示，中和殿改名體元殿，保和殿改名建極殿。新朝仍用五色國旗，上端加繪紅日一輪，表示「五旗共戴一君」。 20日，袁又發表以徐世昌等四人為「嵩山四友」的申令。申令說：「自古創業之主，類皆眷懷故舊，略跡原情，布衣昆季之歡，太史客星之奏，流傳簡冊，異代同符。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皆以德行勛猷，久負重望，在當代為人倫之表，在藐躬為道義之交。雖高躅大年，不復勞以朝請，而國有大故，當就諮詢，既望敷陳，尤資責難，匡於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壯猷，關係至大。茲特頒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堅白首之盟，同寶墨華之壽，以尊國耆，其喻予懷！應如何優禮之處，並著政事堂具議以聞。」 隨後政事堂議決優禮「四友」辦法五項：一、朝謁時免其跪拜稱臣；二、入宮時賞乘朝輿，到內宮換乘肩輿；三、皇帝臨朝時，設矮几賜坐；四、賞穿特種朝服；五、每人給歲費二萬元。 在「嵩山四友」之中，徐世昌是袁少年時期的老友，小站練兵時期的幕僚長，同袁的關係最深。清末官至內閣協理大臣。清亡後避居青島，表示不入貳臣之傳。袁廢除內閣制改設政事堂時，請他出山擔任國務卿。後來，袁自己要做皇帝，徐既不忍背棄先朝，又不願矮下身材向老朋友下跪稱臣，所以他一面向袁辭職，一面遷出公府移居蝴蝶胡同，以示與帝制無關。其實，這些都是皮相之談。徐既做了國務卿，就談不到貳臣不貳臣的問題，更談不到願不願矮下身材的問題。袁、徐二人的關係，完全建築在相互利用的基礎上。袁在由總統變皇帝的過渡時期，利用徐袍笏登場，其目的在於故布疑陣，使人莫測高深，所以當時清室復辟之謠，掩蓋了他帝制自為的痕跡，並使清朝留下來的一批遺老重臣參加了約法會議和參政院，為他所策劃的變更國體問題鳴鑼開道。等到帝制運動逐步成熟，徐的工具作用已經消失，袁就覺得把這個老朋友擺在身邊，不免礙手礙腳，因此就懶得再到遐矚樓去訪友聊天了，更不用說有關帝制的一切機密，絕對不讓徐知道。徐見老朋友對他的的情意日益疏遠，頗有「醴酒不設」[1]之感。自從楊度等發起籌安會以來，他才知道老朋友自己要做皇帝，這樣一件好事，卻把他蒙在鼓裡，又見楊度的密友內史夏壽田早晚坐在袁的身邊，參預機密大事，更加悶悶不樂。他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平日喜怒不形於色，此時卻也沉不住氣了，有人問他對時局的看法，他冷冷地回答說：「你們問夏內史去。」他於10月間提出辭職，袁命陸征祥代理國務卿。12月袁表示接受帝位後，就正式任陸為國務卿，而將他列為「嵩山四友」之一。 趙爾巽也是一個要為大清朝保全臣節的「大好老」。袁聘他為清史館館長，他說生為清朝之人，死作清朝之鬼，不做民國的官。但他隨後又應聘到京，說他為清朝修史，報故君之恩，不算身仕二朝。自籌安會成立以來，徐相國罷了官，許多大員紛紛辭職出京，他不好意思再到館辦公了。 李經羲雖也是清朝的大官，卻不以臣節為重，袁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先後做過政治會議議長、審計院院長，此時又榮幸地列為四友之一，他就心安理得地在北京定居下來。 袁在清朝做過總督，對有同等資格的老官僚看得最重，所以徐、趙、李三人都被列為「天子不得而臣」的故人。張謇是四友中唯一沒有做過總督的，但他中過狀元，做過袁的老師，又是全國聞名的「大名流」，所以也得名列嵩山，叨陪末座。他在「名流內閣」中擔任過農商總長，這個內閣倒台後，只有他一人留任，並且還兼任導淮督辦、水利局總裁等職。他制定了一套「導淮入海」計劃，同美國簽訂了導淮借款條約，他說他不得不留任以觀其成。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美國借款成為泡影，不久帝制問題發生，進步黨人紛紛出京各奔前程，他也辭職南下，做他的南通土皇帝去了。 [1] 醴酒即美酒。這個典故出於《漢書》。古代王侯敬禮賢士，常設醴酒相待，如果不設醴酒，就是禮意疏淡，對方往往見機求去。 12月21日，袁又下令大封各省文武人員：封龍濟光、張勳、馮國璋、薑桂題、段芝貴、倪嗣沖為一等公；湯薌銘、李純、朱瑞、陸榮廷、趙倜、陳宦、唐繼堯、閻錫山、王占元為一等侯；張錫鑾、朱家寶、張鳴岐、田文烈、靳雲鵬、楊增新、陸建章、孟恩遠、屈映光、齊耀琳、曹錕、楊善德為一等伯；朱慶瀾、張廣建、李厚基、劉顯世為一等子；許世英、戚揚、呂調元、金永、蔡儒楷、段書雲、任可澄、龍建章、王揖唐、沈金鑒、何宗蓮、張懷芝、潘榘楹、龍覲光、陳炳焜、盧永祥為一等男。22日，追封趙秉鈞為一等忠襄公，徐寶山為一等昭勇伯。共計封爵的128人，師旅長、鎮守使授輕車都尉的七十餘人。 事實上，各省軍人封爵最早的為上海鎮守使鄭汝成。1915年11月3日，駐滬日本總領事舉行天長節慶祝酒會，鄭乘汽車前往道賀，行至外白渡橋，被中華革命黨人開槍擊死[1]。10日，袁下令追封為一等彰威侯。有人諷刺地說，第一次封漢人的爵位就封了一個死人，當系不祥之兆。 以上命令發表前，內史廳開列了各省將軍、巡按使、護軍使、鎮守使、師長的詳細名單，由袁自行決定爵位等級。根據民國官制，各省將軍均為平級，將軍和巡按使也為平級。但袁根據清朝的官製作了不同的等差：以前大省駐有總督，大省將軍就被封為公爵；小省駐有巡撫，小省將軍就被封為侯爵。但也不是一律對待，某些大省將軍由於資格較淺，也僅給以侯爵；某些邊區小省的將軍，則僅給以伯爵或子爵。大體上，各省軍閥凡有「上將軍」之稱號者均被封為公爵，有「將軍」之稱號者封為侯爵，有「將軍銜」或地位與之相等者則封為伯爵或子爵。各省護軍使、鎮守使及師長級的軍官也有等差，資格較深和實力較大者可以得到伯爵，一般則只能得到男爵或輕車都尉。袁又把各省的巡按使看作相當於清朝的布政使（藩台），除個別資格較深或兼攝軍務者給以伯爵而外，一般則給以男爵。袁在名單上硃筆加圈，凡有五個圈者為公爵，依次遞減至一個圈為男爵。這樣，就使各省將軍之間有了等差，而巡按使則名符其實地下降為將軍的僚屬。不但如此，袁以前一再設計廢省改道，廢督裁兵，降低各省軍閥的實力和地位，以求避免新朝開國後的藩鎮之禍，此時則因做皇帝心切，完全拋棄了這個「強幹弱枝」政策而專以實力為重了。 [1] 鄭汝成被中華革命黨人王小峰、王銘山拋擲炸彈炸死。兩王當場被捕，12月7日被槍決。此案主持人陳英士，被袁命特務暗殺於上海薩坡賽路（淡水路）14號寓所，以資報復（1916年5月18日）。袁除追封鄭為侯爵外，並給治喪費二萬元，在上海及直隸原籍建立專祠，撥自己在小站的私產營田三千畝贍養其家屬。鄭死後，袁將松江、上海兩鎮守使合併，改稱松滬護軍使，即命第四師師長楊善德兼任。 22日申令，內廷永禁太監，改用女官。 25日申令，改民國五年（1916年）為洪憲元年。自明年元旦起，總統府改名新華宮，總統府收文處改名奏事處，總統府護衛總指揮部改名大內總指揮處。 袁雖定於1916年元旦登極，但在籌備大典時期，除了一批狐群狗黨興高采烈而外，凡是不贊成帝制的人們，紛紛辭職或請假出京。袁怕他們離京造反，於是派出大批便衣軍警守候東西兩車站，禁止官吏擅自出京。同時，密令各省當局採取緊急措施，加強對人民的暴力鎮壓。其實，對內問題尚居其次，最使袁傷腦筋的莫過於外交方面又起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