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三十三章馮國璋受騙

1915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向袁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中日關係極度緊張，袁世凱的總統變皇帝的連台大戲自不便公開表演。等到對日交涉以接受亡國條件而告一段落，袁認為日本政府收了這筆厚禮，不會出頭來干涉他做皇帝了，因此帝制運動舊調重彈，且有急起直追之勢。 日本報紙的耳報神真快，首先把中國將恢復帝制的消息揭露出來。袁看了這段譯文，立即發表談話說：「辛亥革命初起時，清室願意讓位於我，我堅決不肯接受。我如乘人之危取而代之，便是欺孤凌寡，不仁不義，不忠不信。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犧牲一己，勉強出面來擔負艱危之局。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孫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過於做皇帝。我已犧牲了自己，豈忍再遺禍子孫！」同時，他叫他的御用報《亞細亞報》發表論文，力辟帝制謠言荒謬無稽。 進步黨首領梁啓超非常關心這個謠言。雖然他和進步黨已被打入冷宮，但是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只要袁不做皇帝，不論做獨裁總統也好，做終身總統也好，他們都願為袁繼續效勞。梁啓超知道由共和倒退到帝制，是逆潮流而動，必將自取滅亡。他和某些人一樣，認為袁不會真想做皇帝，而是想做一個皇帝化的總統。但他記起袁克定對他的一席話，卻又不能不引起疑心。原來，這年年初，他接到袁克定的一張請帖，請他到湯山參加春宴。他如時前往，一眼看見只有主人和楊度二人在座，別無其他客人，就不免感到驚疑。袁克定滿面春風地迎接他說：「卓如先生，今天沒有邀請外客，我們好隨便談天。」接著，他們坐下來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漫談中外古今，漸漸談到政治問題。袁克定似有意又似無意地問道：「近來外面輿論都認為共和制不適合中國國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見？」這一問問得突然，梁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他愣了一會兒，才結結巴巴地說：「我生平只研究政體而很少研究國體。」 梁對政治是很敏感的，他把袁老大的話和復辟之謠以及袁的一切措施結合起來加以觀察，就肯定袁家父子正在搞帝制自為的把戲。他急忙把家眷從北京搬到天津租界，自己則於3月25日出京，繞道上海回廣東老家探望他的父親。他跟馮國璋的關係很好，6月間他到南京去看馮，想從馮的口中探聽北京的政情內幕。馮約他同程北上，於是他們二人於6月27日同車到北京。 馮是應袁之召前來述職的。原來，對日交涉屈服後，袁打算召集各省將軍晉京舉行一次大規模軍事會議，公開宣布劃分軍區以及廢省改道等計劃。此時又有狗頭軍師提醒他：「現在正當籌備開國大典的時候，應使將士歸心，廢督廢省等問題還是以緩提為妙。而且，中日交涉解決不久，如果召開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會議，可能引起日本誤會，帶來新的麻煩。」袁聽了這幾句話，又像冷水澆背一樣，於是改變計劃，分批電召各省軍人來京述職，藉以窺探他們對帝制問題的態度。馮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將，首先應召來京。 馮一連見袁三次，袁待他特別親熱，每次都同他共進午餐。馮談到外間關於帝制問題的許多推測。袁說：「華甫，你我是自己人，難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謠言也不是無所本的，往日暴民[1]專政時期，曾經有人說過，共和不適合國情，我在口頭上也曾流露過願意退歸田裡或者還政清室；近來新約法頒布，其中有總統得頒授爵位的一條，有人又認為這是變更國體的一個預兆。我早就感覺到，五族權利一律平等，既然滿、蒙、回、藏各族都可以封王封公，為什麼漢族同胞就不能享受同等權利呢？授爵條文對各民族都應不加限制，我一定要做到一視同仁。可是，為了避免誤解，目前我不打算授給漢族以爵位。」 馮想說幾句話，可是沒有機會開口。袁又往下說：「華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對你直說。現在總統的權力和責任已經與皇帝沒有區別，除非為兒孫打算，我實在沒有做皇帝的必要。至於為兒孫，我的大兒子身帶殘疾[2]，老二想做名士，我給他們排長做都不放心，能夠叫他們擔負國家的重任嗎？而且，中國一部歷史，帝王家總是沒有好下場的，即使為兒孫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災禍留給他們。當然，皇帝可以傳賢而不傳子。現在總統也可以傳賢[3]，在這個問題上，皇帝和總統不也是一樣的嗎？」 [1] 指國民黨。 [2] 袁克定同他父親一樣，曾墜馬傷足，所以袁說他「身帶殘疾」。 [3] 指新約法所規定的後任總統必須由現任總統預先推薦三人，密為封藏，選舉時由立法機關取出，在三人中選舉其一。 馮急忙擋住袁的話頭說：「總統說的是肺腑之言。可是，總統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與人歸的時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把眉頭緊蹙了一下，似乎要生氣的樣子，堅定地說：「不，我決不幹這種傻事！我有一個兒子在倫敦讀書，我已經叫他在那裡置了一點產業，萬一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國到倫敦，從此不問國事！」 袁說得如此斬釘削鐵，使馮將信將疑。他去找政事堂機要局局長張一麟把袁所講的話照述一番，並且問張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位蘇州才子在小站練兵時就做袁的文案，參與機密最久，跟馮的私交也很深。他說：「有是有這麼一回事，有人想做開國元勛，鼓動老頭子做皇帝，但是老頭子不會這麼傻。他的話是可以信得過的。」 馮把以上談話都轉告了梁啓超，於是兩人同下結論說：「仲仁[1]的話是信得過的，老頭子不會這麼傻！」 梁的周圍經常有新聞記者往來，因此袁、馮二人的談話在上海報紙上發表了一部分，帝制之謠便又突然沉寂下來。 馮回到南京不久，活靈活現的帝制機關「籌安會」公然宣告成立。馮打電報問張一麟，張只好承認他自己消息不靈通，事前毫無所聞。馮不禁跳起腳來發火說：「老頭子真會做戲！他哪裡還把我當作自己人！」 這裡有必要把籌安會產生的過程補上一段。 前面說過，袁有兩個外國政治法律顧問：一個是美國人古德諾博士，一個是日本人有賀長雄博士。這兩個人都是袁用以推行帝制運動的開路先鋒。袁為什麼要搬出這兩個外國寶貝來唱開台戲呢？這是因為：一個寶貝是美國人，美國為共和先進之國，精通政治學的美國博士尚且看出共和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可見中國確有取消共和之必要。一個寶貝是日本人，日本為君主立憲制的強國，日本法學博士出面來鼓吹中國改行帝制，更可說明中國確有改行君主立憲制的必要。1915年8月，古德諾將要回國的時候，袁授意叫他寫了一篇《共和與君主論》，命法制局參事林步隨譯成中文，交《亞細亞報》發表。這是帝制運動公開化的第一聲。 [1] 張一麟字仲仁。 這時，就有善觀風色的政客徐佛蘇、丁世嶧等，秘密呈請改行帝制，袁命內史夏壽田把他們的意見就商於楊度。袁叫楊度授意徐佛蘇等先組織一個研究國體問題的學術性團體，並且網羅一批大名流參加，先為帝制運動製造輿論。袁對任何重大問題，自己從不出面，叫楊度授意可以不落痕跡。袁叫楊度只做幕後人，不要拋頭露面，這是因為楊跟他的關係很深。如果由楊出面，戲法就會被戳穿。但是，楊認為這樣一個改朝換代的大問題，應該讓他親自出馬，如果隱身幕後，將來做不了開國元勛，充其量不過是一名跳加官的小角色而已。 楊度跟袁克定的關係拉得很緊。袁克定最不喜歡徐世昌，背人呼之為「活曹操」。楊也必須排斥徐世昌才能取得新朝宰相的地位。 袁氏父子都想拉攏幾個大名流，掛出「學術團體」的招牌，以便欺騙國人。楊度則想包打包唱以免別人分功。袁克定非常重視梁啓超，因此以春宴為名請他到湯山談話。那次談話談得並不入港。梁走後，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楊即安慰他說：「這個書呆子是不會反對帝制的，他表示只論政體而不問國體，說明他今天仍是立憲派，至於君主立憲或民主立憲，他是無所容心的。」 楊為搶奪頭功，立即寫了一篇《君憲救國論》，托夏壽田轉呈。袁親筆寫了「曠代逸才」四個字，製成長匾賜給楊[1]，並把這篇文章寄給段芝貴，叫他秘密付印，分發各省軍民長官參考。但仍無叫楊出場露面之意。 楊知道一個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須找幾個知名之士，才能使袁滿意。他找到了孫毓筠、胡瑛、嚴復、劉師培、李燮和五人。這些「知名人士」，有的是楊的老朋友，有的是被楊硬拉過來做他的幫手的。其中有四個是同盟會（國民黨）的變節分子，一個是學者。在變節分子之中也有一個是學者。 楊度和孫毓筠、胡瑛、李燮和等人的歷史，前文已經寫過，這裡再把嚴復、劉師培的歷史簡介一下。 嚴復，字幾道，別號幼陵，又號又陵，福建侯官縣人。1876年（光緒二年）以福建船政學堂學生被派到英國學習海軍，回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教習。1900年避難到上海，曾與章太炎同去參加唐才常所召開的張園「國會」，被推為副會長。事後清政府拿辦首事諸人，他便躲在租界裡以譯書自遣，譯有西方名著《天演論》、《原富》等書，傳誦一時。他的脾氣很古怪，歡喜同別人抬槓子，別人說往東好，他偏要說往西好；等到別人也說往西好時，他又反過來說西不如東了。袁世凱任北洋大臣時，曾經延攬過他。他鄙夷地說：「袁世凱什麼東西，夠得上延攬我！」但是，當載灃逐袁下台時，他又惋惜地說：「此人國之棟樑，奈何置之閒散！」民國成立後，他被聘為京師大學堂監督。袁很重視他，先後聘為公府顧問、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袁氏父子進行帝制活動，想找幾個大名流組織「學術團體」，因為找不到梁啓超，就叫楊度去找他。他雖列名為籌安會的發起人，但始終沒有寫過擁護帝制的文章。 [1] 1914年3月18日，袁授楊度勛四位，並給孫毓筠一等嘉禾章。5月31日，親題「曠代逸才」四字贈楊。楊有謝恩折說：「為恭達謝忱事：五月三十一日奉大總統令：楊度給予匾額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由政事堂頒到匾額，賜題『曠代逸才』四字，當即敬謹領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謬參眾議，方慚溺職，忽荷品題，維袚飾之逾恆，實惶悚之無地。幸值大總統獨膺艱巨，奮掃危疑，度得以憂患之餘生，際開明之佳會。聲華謬竊，返躬之咎彌多；皮骨僅存，報國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謝下忱，理合恭呈大總統鈞鑒。」 劉師培原名光漢，別號申叔，江蘇儀征縣人。早年著有《攘論》、《中華民族志》，鼓吹排滿革命。他和章太炎都是光復會的發起人。他又是博覽群書的國學家，著有《國學發微》、《清末學術史》、《讀左札記》、《中古文學史》等書。他在東京作亡命客時，身染肺病，生活非常困苦。由於金錢的誘惑，他變節成為兩江總督端方的政治情報員，提供革命黨人的情報。1911年隨端方入川。端方被殺後，他流落成都。其妻何震則由漢口到北京，經友人介紹，再往太原擔任閻錫山的家庭教師。她請假入川迎劉到山西。閻任劉為軍署顧問，隨後又向袁推薦，袁先後任為公府咨議、參政院參政等職，併兼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他也寫了一篇《國情論》，還發表《勸告舊同盟會諸同志書》，以見好於袁。 孫毓筠自交卸安徽都督後，即在北京定居，袁任為公府顧問，月支八百元。國民黨二次革命時，他曾組織「國事維持會」，以調和南北為名，暗中為袁效勞。袁先後任為約法會議議長、參政院參政。他早年在東京時即與楊度相識，在南京入獄後楊又加以營救，所以他們二人關係很好。胡瑛與楊有舊友而兼同鄉之誼。他交卸山東都督後，通過楊的關係被袁收買。國民黨二次革命時，曾南下勸黃興不要舉兵反袁。李燮和交卸光復軍總司令後，被任為長江水師總司令，駐防太平，授陸軍中將及勛五位，因缺少軍事實力，不久被裁下台。宋案發生時，他也以調和南北為名，到北京有所活動，曾電勸黃興適可而止。此時也被楊拉攏成為籌安會的發起人之一。 1915年8月14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聯名通電各省，發表組織籌安會的宣言。這個宣言首先瞎說一通，講什麼辛亥革命時，全國人民激於一時情感，倉促成立共和國體，沒有一個人敢於提出不同的意見，以致「深識之士」，雖明知其後患無窮，也「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這個「深識之士」指的是袁，這種說法是替袁洗刷其忽而贊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反覆無常，自私自利的罪行。宣言把「國家所歷之危險，人民所感之痛苦」，都歸罪到人民自己的頭上。接下去援引拉丁美洲各國內戰不停的惡例，以證明共和制不善。然後把美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抬出來作為一塊金字招牌，說他不久以前發表高論，認為「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政體」。於是宣言論證說：「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為深切明著。」最後，宣言又把筆鋒一轉說，他們組織這個學術團體，「以籌一國之安」，「將於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攄己見，以盡切磋之議」，希望「全國遠識之士，惠然肯來，共相商榷」。 在發表這個宣言的同時，他們六人還聯名電請各省將軍、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團體派遣代表到北京，共同研討國體問題。但是，他們不等各省代表到來，即於8月23日在石駙馬大街成立籌安會，並自行決定以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四人為理事。他們發出通知說：「本會宗旨，在於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何者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為討論範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其實，他們在宣言中已經作出結論，君主制優於民主制，所謂研究、討論，顯然都是廢話。 宣言發表後，各省將軍、巡按使看出這個團體的後台老板就是袁氏父子，因此紛紛派代表到北京，並且填寫志願書加入該會。該會發給會員每人表決紙一張，請其填寫「君憲」或「民憲」二字，根據票數表決。於是這個學術研究團體進一步成為表決國體的團體。當然，那些由各省軍民長官所指定的代表，都會仰體「憲意」，一致主張「君憲」，於是該會發表了主張「君憲」的第二次宣言。宣言內容分為「求治」與「撥亂」的兩部分。求治部分說：「中國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足以求治；中國而行今日之偽共和，更不足以求治。計惟有去偽共和而行真君憲，乃能名實相符，表里如一。」撥亂部分說：「如無強大之兵力，不能一日安於元首之位……憲法之條文，議員之筆舌，槍炮一鳴，概歸無效，所謂民選，實為兵選。」宣言的結論是：「我國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制而行君主立憲。」這個宣言雖是滿紙胡說，但在字裡行間卻也暴露了袁世凱假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並且對他的實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國會，廢除舊約法，頒布新約法等罪行，作了貨真價實的供狀。 該會原擬組織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參政院）舉行變更國體的請願，以示此舉出自真正民意，但因參政院已定於9月1日開會，所謂各省代表來不及全體趕到北京，於是他們採取了偷工減料的速成辦法，指使各省旅京人士組織「公民團」，分途向參政院請願，所有請願書都由該會代為起草。9月1日，參政院開會時，便有所謂山東、江蘇、甘肅、雲南、廣西、湖南、新疆、綏遠等省區的「公民代表」紛紛呈遞請願書。從籌安會成立到組織請願，為期不到十天，像這種高速度的「改革政治運動」，古今中外尚無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