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二十九章獎勵殺人王
當袁政府偷偷摸摸地跟日本人舉行賣國密談的時候，全國人民對於日本強盜無不切齒痛恨，都願抵抗強暴而死，不願屈膝求和而生，不少民間團體或個人打電報給袁政府，質問會談的內容，各省市迸發了反對賣國交涉和動員全國抗日救國的呼聲。袁政府用「外交秘密」四個大字拒絕公布條件的內容和會談的經過，同時嚴厲禁止人民群眾舉行抗日救國活動，講什麼「辦理外交，政府自應負責，人民不得輕舉妄動，以免影響外交進行」。
1915年春天，全國各大城市紛紛發起了抵制日貨運動。這一運動立即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不用日本貨，不坐日本船，不跟日本人往來，檢查日貨和處罰販賣日貨的奸商，成了愛國人民的行動公約。日本公使對袁政府施加壓力，認為這是對日本不友好的行為。3月25日，袁下令嚴禁抵制日貨。命令欺騙地說：「近有協議案件，外交部與駐京日使掬誠榷商，可望和平解決。」
上海人民首先發起救國儲金運動，大家相約節食縮衣，每天積下一點錢來，以供抗戰之用。這一運動很快也推及全國。不少華僑從海外匯款回國，要求政府早日宣布抗戰救亡。救國儲金運動中發現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情：工人、店員、窮學生、女用人、人力車夫紛紛把幾個銀角子或幾塊銅板送到經收機關，甚至在街頭討飯的人也參加獻款，使經收人受到很大的感動。
此外，不少青年華僑自願回國參軍。留日學生組織回國請願團，分往北京、上海及各大城市請願抗日救亡，並建議召開國民大會討論救亡大計。至於開會演說，斷指寫血書，發表救亡言論，全國到處風起雲湧，形成一股氣勢磅礴的愛國主義高潮。袁非常討厭這些活動，罵參加活動的人受了亂黨的煽惑，到處興風作浪，企圖危害國家。他在命令中咬牙切齒地說：「倘有亂徒假託名目，擾亂治安，著即嚴拿懲辦，以維大局。」他叫駐日公使陸宗輿解散中國留日學生總會，禁止學生開會，否則停止他們的公費，並且勒令回國，發交親屬看管。關於廣東、湖南等省的留學生，則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停止公費，其唯一理由是說這些省區的留學生都是亂黨派送的。這幾省的留學生因失學、斷炊而被迫回國後，其中不少人因亂黨嫌疑被捕入獄。
在全國人民熱血沸騰的抗日救亡運動中，以馮國璋為首的十九省將軍發了一個「請纓禦侮」的電報。袁大為不滿，命令他們只許對內，不許對外。命令說：「該將軍等既屬軍職，自應致力於軍事，越俎代謀，實非所宜……如有造謠生事者，仰該將軍等協同地方官禁止，至要，勿誤！」
4月26日，日本提出修正案後，抗日救亡運動進入最高潮。袁叫外交部通電全國：「全案確已修正，當可和平解決。外間謠言，統屬無稽。」
5月9日，袁政府決定接受亡國條件後，電令各省軍民長官說：「日本既有讓步，無損主權，故決定由外交部即日答覆。此案已結，中外敦睦，希飭屬曉諭通知。」正由於此案「無損主權，中外敦睦」，所以貴州巡按使龍建章電賀「元首外交勝利」。可是，袁卻不免做賊心虛，於5月10日發出密諭如下：
日本前在閉關時代，其學術政治與中國無殊。自明治維新，步武西法，四十年來所慘澹經營者，無非求達其「東亞大帝國」之政略。當合併朝鮮之時，現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為將來中國之統監……就其近年軍事言之，徵發陸軍又達百萬，海軍戰艦已逾六十萬噸……國事初定，歐戰發生，日本利歐洲列強之相持，乘中國新邦之初建，不顧公法，破壞我山東之中立，軍隊所至，四境騷然……我國受茲痛苦，方以退兵為抗議。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條款，其中最為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為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採買併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予誓以一息尚存，決不承諾，即不幸交涉決裂，予但有一槍一彈，亦斷無聽從之理……乃日本分遣陸軍直趨奉天之瀋陽，山東之濟南，其海軍亦時在渤海出沒游弋……卒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然將最烈四端，或全行消滅，或脫離此案，其他較重之損失，亦因再三討論，得以減免，而統計已經損失權利頗多……日本既有極大政略，此後但有進行，斷無中止……予老矣，捨身救國，天哀其志，或者稍緩須臾，不至親見滅亡，而此林林之眾齒少於予者，決不能免，而子孫更無論矣！……希望各省官吏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屏除私見，各盡職守。幾百有司，其密志之！
這道「密諭」把日本侵略者的力量說得如何了不起，為自己的不抵抗政策作辯護；把日本抽出第五號要求、留待日後討論，說成是自己誓死力爭的效果；末尾一段，又把自己打扮為一個捨身救國的愛國英雄，真是無恥之尤，令人作嘔三日！
7月22日，袁又以政事堂交片、徐世昌具名的形式，發表另一「密諭」如下：
《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今歐人亦謂半開化之國，宜由文明人取而代治以為天職，每一念及，毛骨悚然。吾果無弱、昧、亂、亡之象，誰得而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然試閉目以思，軍隊之龐雜，吏治之廢弛，水旱之災荒，人思權利，罕有公心，厝火積薪，自謂已安、已治，其能知自己之實力，明世界之大勢者幾何人？其地方盜賊絕跡，官吏發憤為雄者幾何處？不謂之弱與昧得乎？不謂之可亂可亡得乎？或謂廣土眾民，殆無亡理，不知朝鮮方里比三島何如？近閱日本報紙謂：「支那雖成空前之大革命，而其內容之腐敗墮落，實與前清無異，賄賂之公行，賭博之熾盛，真為可驚，新國氣象，毫不存在。」局外觀察，意在言外。試思甲午、庚子兩役，何嘗不言臥薪嘗膽，而作偽日拙，以迄於亡。然清之亡也，乃亡朝而非亡國，今之滅國新法，乃亡其語言文字，並亡其人種，波蘭、越南之史，不可不知。近自中日交涉，全國恐慌，若時過境遷，仍復泄沓，亡不旋踵，實可預言。彼東西列強，百事修明，何等氣象，返觀吾國，則蕪穢不治，偷懶苟安，南滿實權，所存無幾，外力所至，臥榻鼾聲，而猶上下恬嬉，不知亡之將至。予老矣！受諸前清而亡諸我躬，其甘心乎？救亡之道，惟有自責，苟有昧、弱、亂、亡之一點，必痛除之。勿謂可以御暴民者即可以對外國，勿以復前清末造之狀況為已足，勿以保各國均勢之局即安。《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兵法云：「置諸死地而後生。」孤舟大海，非從容雅步之時也。昔楚莊王日討國人而訓之，告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心所謂危，涕泣而道。其毋忘五月七日之事，去矜去惰，勇猛精進，以保我子孫黎民。《傳》曰：「能知亡斯不亡」，願共勉之！
袁不僅要用這些奇文妙論欺騙當世的人民，還想進一步欺騙千秋後代。他叫丁佛言寫了一本《中日交涉失敗史》，印五萬冊，寄存山東模範監獄中。這本書指黑為白，諱敗言功，把他說成是個忍辱負重、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他對幕僚們說：「這是一部真實記錄，目前雖不便發表，將來總有一天，我們抬起頭來，這部書就可以公諸於世了。」
儘管袁政府千方百計地掩蓋自己投降簽約的罪行，但是事實擺得非常清楚，通國無人不知。因此，「不承認二十一條」、「出兵收復山東」、「誅賣國賊以謝國人」的呼聲震撼全國。在全國人民的怒吼下，嚇得陸征祥、曹汝霖二人都通電辭職。陸把交涉失敗的責任推在曹的身上，他在電報中說：「曹次長誤簽四字，益費躊躇。」曹在通電中自己辯護說：「此案和平了結，一出於大總統之獨斷，一出於各部總長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項尤力，經用電話請陸總長向主座請示後，方敢加注『容日協商』。」這齣狗咬狗的醜劇，使袁怒不可遏，他本已決定授曹勛三位以獎其賣國之功，因曹不肯代他受過，一怒而將此令取消。有人聽到曹挨了一頓臭罵，認為這個賣國賊已經失寵了，就要下台了，於是紛紛打落水狗，肅政廳提出彈劾案，辮子軍大帥張勳也電請「宣布曹賊越職侵權、誤國害民之罪，明正典刑以謝天下」。這些建議都是隔靴搔癢，當然沒有下文。相反，袁又不准他辭職，還加以「儀同特任」[1]的特別待遇，以安其心。同時，福建巡按使許世英因代轉福州人民堅決主張拒絕簽約的一個電報，受到嚴詞申斥。湖南巡按使劉心源因取締抵制日貨運動不力，引起日使抗議而被撤職。
5月26日，袁又下了一道申令，不許人民愛國。申令說：「倡亂之徒，譸張為幻，著各省文武長官認真查禁。對於藉故暴動，散布傳單，立即嚴拿懲辦。」
6月16日，在日本公使的壓力下，袁又下令嚴切制止抵制日貨運動。
前文說過，袁對外雖然膽小如鼠，對內卻又狠如虎狼。早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前，袁政府先後頒布過《治安警察條例》（1914年3月2日）、《報紙條例》（1914年4月2日）、《亂黨自首條例》（1915年1月1日），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暗無天日的恐怖統治和血腥屠殺。自從簽訂亡國條約以後，全國人民反對投降、反對賣國的聲浪響徹雲霄，袁不能公然宣布一條愛國有罪的法律，於是加愛國者一頂「亂黨」的帽子，硬說愛國運動是國民黨人所煽動的，目的在於顛覆民國政府，破壞全國秩序。他惡毒地散布一種謠言，誣衊在東京進行反袁活動的孫中山，謠言說：「孫文正在勾結日本，以出賣祖國為他東山再起的條件。他向日本首相大隈建議，他取得政權後，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應當仿照英國與印度、加拿大的關係，成為日本的一個自治領。日本打算封他一個王爵，不久即可發表。」根據這個謠言，他編印了《國賊孫文》一書，並於1915年6月16日頒布了《懲辦國賊條例》，加強了對國民黨人和愛國人士的暴力鎮壓。
[1] 袁政府官制，各部總長為特任級，次長為簡任級。所謂「儀同特任」，是給曹汝霖以特任級的待遇。
此時國民黨有「孫黃分家」之謠。此項謠言，起因於1913年宋案發生之後，其時，孫、黃二人在對付袁世凱的問題上，就有武力解決與政治解決的分歧。等到北洋軍源源南下，國民黨不得不起而應戰，孫中山打算到南京策動獨立，黃興又怕他採取激烈行動，引起內部分裂，即自往南京宣布討袁，請孫暫留上海，一俟局勢稍定，再來迎接他到南京主持一切。黃到南京不久，即有南京將組織臨時政府推舉岑春煊為大元帥或臨時總統之謠。這個謠言起自日本在野黨分裂中國的陰謀[1]，黃興絕無此意，但有少數跟日本人有往來的國民黨人，認為岑在前清末年久任督撫，兩廣軍閥多其舊部，把他拉過來做名義上的領袖，可以擴大討袁軍的影響。這不過是一種擬議之詞。於是有人挑撥說，黃興打算脫離孫中山的領導而另起爐灶。討袁軍失敗後，孫、黃二人均由上海到日本。孫有長函切責黃興阻撓起兵討袁，認為二次革命失敗，「非由袁世凱兵力之強，實因黨人渙散所致」，措詞非常激烈。陳其美企圖排斥黃興而自為黨中第二領袖，又從旁煽風點火，並且散布黃興在南京捲款潛逃的謠言[2]。孫中山主張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所有黨員以絕對服從領袖為第一要義，入黨者均須重行登記，在志願書上捺指模手印，宣誓效忠領袖。黨員按入黨先後分為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三級；革命成功後，三級黨員又分為元勛公民、有功公民、先進公民三種，所享權利有所不同。黃反對黨員分級及以權利地位吸收黨員的辦法，特別反對捺指模手印，因此引起爭論。黃為人忠誠老實，對孫崇拜備至，有話當面直陳，而孫對黃也一貫表示尊重，要求黃不要反對他的組黨計劃，並且建議以兩年為期，讓他單獨領導三次革命。如果革命取得勝利，再請黃加入合作；否則，本人自願退避三舍，而由黃來領導進行。
當時，在東京的國民黨人絕大多數都是反對入黨要捺指模手印的，特別是國民黨軍人幾乎全部都反對改組國民黨。如果黃繼續留在日本，就將與孫唱對台戲，引起黨的全部破裂。因此，黃於1914年6月30日由日赴美，以示並無與孫爭奪領導權之意。同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築地精養軒宣告成立。新黨恢復了總理制，推孫為總理，根據孫的提議，仍留協理一席以待黃興。黃到美國後，絕口不談與孫政見不同。美國華僑國民黨支部也未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仍然接受孫、黃二人的共同領導。
[1] 二次革命時期，熊希齡有儉電（1913年7月28日）揭露日本在野黨分裂中國的陰謀。電報說：「報載四省獨立，有在寧設立政府，推岑西林為總統之謠。前南北議和時，犬養毅等於前年（辛亥年）冬來華，運動南北分立。渠與希齡本屬舊交，屢至滬寓密告希齡，謂袁如得志，中國可危，不如勸孫、黃公推岑為總統，與袁對抗，並要求希齡介紹往見。齡與張謇、湯壽潛、莊思緘、趙鳳昌諸君與犬接談數次，竭力反對。幸當時黃興力主和議，岑亦病辭不見，犬乃回國。去年春間再到上海，乃不與齡接洽矣。此日本民黨利用我南北分立之實在情形也。」
[2] 黃興離南京時，第八師師長陳之驥等到江邊送行，見黃身無半文，急找同來送行者湊銀洋七十元交黃。黃乘日本煤船赴滬。
是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國民黨軍人程潛、熊克武、李烈鈞、李根源、林虎、鈕永建、張孝准、劉建藩、但懋辛、耿毅等在東京組織歐事研究會，以研究歐洲戰爭為宗旨，這雖是一個研究學術的團體，實際上卻是中華革命黨以外的另一派別組織。1915年1月，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後，孫中山估計袁政府必將執行賣國投降政策，如果不推翻他，中國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他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仍然堅持反袁鬥爭。但是，歐事研究會的成員們卻另有一種看法，認為值此國難嚴重之秋，應當團結全國一切力量，共同抵抗日本，而不宜繼續進行反袁鬥爭，把袁推向日本的懷抱。同年2月11日，林虎、熊克武、冷遹、張孝准、耿毅、章梓、程子楷、陳強、龔振鵬、程潛、李根源等發表聯名通電稱：「時事日非，大局益殆，西望祖國，彌切憂思。年來國內所傳吾黨消息，動失真相。」接著，他們力辟「效法平西[1]以圖一逞」、「要求當軸立誓投誠」之謠，聲明：「吾人第一主見，乃先國外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他們最後的結論是：「國苟不存，政於何有？政苟有成，何分於黨？」這個電報力辟袁政府所散布的誣衊國民黨人的兩種謠言：一種是說國民黨人仿照明朝末年吳三桂乞援滿洲人攻打李自成的先例，勾結日本，企圖推翻北京政府；一種是說國民黨人根據袁政府所頒布的《亂黨自首條例》，已經紛紛宣誓自首，向袁投降。電報末段把國家、政治、黨派分割為三，表示他們以國家為重，而將政治鬥爭、黨派活動放在次要地位。
同年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聯名發表通電，也力辟「乞援思逞」之謠，並且痛斥袁世凱採行「一人政治」，「只知有私而不知有國，致陷國家於危亡」。他們鄭重聲明，在國家空前危急時期，暫停反袁活動，使袁得以專心對外。這個電報的列名者都是二次革命時期的討袁軍重要將領，國民黨在組織上的分裂進一步明朗化了。
中華革命黨反袁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組織暗殺、暴動，運動軍隊、會黨，而以湖南、廣東兩省為其主要目標。袁仿照清政府的先例，請求日本政府加以取締，日本政府置之不理。於是袁派特務分子蔣士立等到東京與駐日公使陸宗輿配合行動，以回國做官引誘黨員變節投降。此時東京黨人生活異常艱苦，幾個人共居一室，經常喝稀飯過日子，少數黨人因為吃不起苦而變節投降，袁就利用他們作鷹犬，在國民黨內部散布謠言，如說某人已經秘密自首，某人暗中接受政府津貼，使國民黨人互相猜疑，然後進一步分化他們。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那些暫停反袁活動的國民黨人，袁也一步不讓，曾電請美國政府捕拿黃興解回國內治罪。黃到美國後，曾要求謁見威爾遜總統，想說服他「仗義執言」，制止日本侵略中國，威爾遜拒而不見。當威爾遜接到袁政府這個電報的時候，一方面覺得引渡政治犯是違反國際通則的行動，另一方面卻又公然承認派人監視黃興的行動。同一時期，岑春煊也在檳榔嶼作政治避難，國民黨軍人陳炯明等因黃興遠在美國，就把岑抬出來作為他們的臨時領袖。這些人在南洋，因此有「南洋派」之稱；而在東京活動的中華革命黨人，則有「東洋派」之稱。
[1] 「平西」是清朝封給吳三桂的王號。
袁戰勝國民黨後，北洋軍源源開入長江各省，北洋巡警也源源調往那些被他征服的地方。北洋軍殺人放火，姦淫搶劫，無惡不作，人民稱之為披著軍衣的活強盜。警察部門豢養大批流氓偵探，到處搜查亂黨，大興黨獄。袁認為單靠軍警還遠遠不夠，於是輔之以特務統治，北京所設的軍政執法處就是人所共知的中央特務機關，各省將軍署所設的軍法課就是它的分支機構。這些特務組織雇用了形形色色的特務，其名稱有督察員、稽查員、調查員、偵探、密探等。偵探既無一定的名額，又無固定的薪金，破一案有一案的獎金，獎金多少視案情大小而定。這是一種殺人競賽的制度，因此，捕風捉影，濫捕誤殺，栽贓陷害，敲詐勒索，羅織成獄的案件經常發生。那時期，偵探成了一種可怕的名詞，人人談虎色變。北京茶樓酒店貼有「顧客光臨，莫談國事」的座右銘。袁政府和各省軍閥不是不知道這些作惡多端的事情，但是，他們害怕影響這些鷹犬們殺人破案的積極性，一般都是置之不問的。
廣東和湖南是孫、黃二人的故鄉，國民黨人較多，袁對這兩省的暴力統治也特別加強。廣東將軍龍濟光、湖南將軍湯薌銘，是袁所特別賞識的兩個大劊子手。1914年3月，龍命濟軍統領李嘉品在上淇、良教等村去「清鄉」，這批吃人野獸一路上燒殺淫擄，人民逃避一空。廣東人民團體派人到香港發電報，請旅京同鄉梁啓超等轉達袁政府，制止這種暴行。這個電報在香港報上登出來，袁命龍濟光查究其事。龍矢口否認，指為「受亂黨利用，破壞濟軍名譽」。袁即下令嘉獎說：「該督忠勇誠樸，夙所倚重。務望搘拄艱危，悉心規畫，以紓中央南顧之憂。」不久又封龍為一等郡王以獎其殺人之功。
1915年7月17日，龍出署訪問乃兄龍覲光，走到半路上，中華革命黨人鍾明光拋出炸彈行刺，龍足部被彈片炸傷，刺客當場被捕，龍命處以寸磔之刑。這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引起全國輿論的嚴厲譴責。袁有電報查詢虛實。龍也矢口否認，但又不打自招地說：「兇犯正法後，軍民人等痛恨此種暴行，剖心食之，實所難免。」
龍濟光等人經常捏造黨人「三次革命」和暴動、暗殺的假情報，似乎在他們的轄境內，到處刀光劍影，到處禍事重重，幸虧他們及時採取措施，才能轉危為安，以此向袁政府報功。這些八面威風的大將軍們，本來都是貪生畏死的膽小鬼，他們一方面自己製造恐怖氣氛，一方面又為恐怖氣氛所嚇倒，於是盛陳兵衛，深居簡出，偶然有必要出門，也得清道淨街斷絕行人交通，並且帶上成千成百的武裝衛隊，把他團團圍住，活像押解江洋大盜一樣。龍濟光在廣州觀音山建有豪華住宅，由住宅到將軍署，上面通以天橋。上下山均有升降機。山上電燈備有專用發電機。如果步行上山，沿途備有保衛站28處，每站都有兵士把守。山上建有炮壘83座，配備十五生的大炮2尊，十二生的大炮6尊，馬克辛炮4尊，其餘都是七生的半大炮。在三元宮的要口上，配備十二生的大炮2尊。住宅附近建有水泥鋼骨防空壕l所，四周布以鐵絲網。另有高射炮樓台兩座，瞭望鏡、探照燈等工具應有盡有。山上共有軍火庫6所。此項工程費用達三千餘萬元，施工日期達三四年之久。龍濟光吮吸了廣東人民的大量血汗，建築了這座攻不破的「龍王宮」，自以為萬年不拔之基，可是全部工程尚未完成，他就被廣東軍民趕走，這且按下不表。
湖南將軍湯薌銘的殘忍嗜殺，更在廣東「龍王」之上。他於1913年10月到湖南後，首先逮捕了內務司長蕭仲祁、財政司長楊德鄰[1]、教育司長唐聯璧、會計檢查院長易宗羲、富訓商業學校校長文經緯、籌餉局長伍任鈞等。楊、伍、易、文四人均以「附亂」之名被槍斃。他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誘騙湘軍軍官趙恆惕、陳復初等到長沙，予以逮捕，解送北京治罪。袁政府叫他查辦湖南首要國民黨人，他開了一張43人的黑名單，由袁政府下令通緝，其中劉季和本是劉欽實的別號，名單上卻寫成了兩個人；劉承烈曾任實業司司長，名單上卻寫成曾任教育司司長；王仆本是省議會議員，名單上卻寫成軍人。這幾個人雖然寫得「魯魚亥豕」，但還是有名有姓的。更奇的是，名單上有眾議院議員陳宏齋，但眾議院並無其人。名單上有田鳳丹，這是湘西鎮守使田應詔的別號，田打電報來質問，湯急忙回電解釋說，這是錄寫人寫錯了，「把王鳳丹寫成了田鳳丹」，但湖南省並無王鳳丹其人。這種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無中生有的黨獄，不僅湖南有之，其他各省亦皆有之。
[1] 楊德鄰為辛亥革命前在倫敦投海而死的革命烈士楊篤生之兄，其被殺與財政移交有關；湯薌銘接任時吞沒公款甚多，遂殺楊以滅口。
湯薌銘有「湯屠戶」之稱，他的軍法課長華世羲則有「活閻王」之稱。華世羲經常用毒刑拷打政治犯人。有一種炮烙之刑，是用炭火燒紅鐵絲床，逼令犯人赤身睡在床上，把他燒得皮焦肉爛，所以犯人一見此床，就嚇得魂飛魄散，立刻願意「招供」，要招什麼就招什麼。此外還有敲牙割舌、斷骨抽筋等刑。為了節省囚糧，這位閻王對於被捕犯人，往往不論案情輕重，一律判處死刑了事。長沙市民經常聽到一種衝鋒陷陣的號角聲，吹一聲號，喊一聲殺，就有犯人在一批武裝兵士的押解下，頭插標籤，雙手反縛，赤身露體，推往瀏陽門外識字嶺槍決。有時一次處決政治犯達數十人之多，也不宣布罪狀，而以藁葬了事。湯在湖南任職三年多，被他屠殺的人有案可稽者達一萬七千餘人。最使人觸目驚心的是楊王鵬一案。1916年2月20日，楊王鵬率領一批中華革命黨人在長沙舉行暴動，他們憑血氣之勇，並未偵察敵情，用手槍炸彈攻入照壁後將軍公署。其時轅門內適有衛隊營舉行演習，即用機關槍掃射，黨人42名除當場被打死者外，全部被捕，無一倖免。當天華世羲開庭審問，把他們打得骨斷膚裂，就用籮筐抬往刑場行刑。楊王鵬被割舌挖心而死。
偵探滿天飛，牢獄人滿為患，瀏陽門外殺人號聲不絕，這是湯薌銘治理湖南的三大特色。有人向袁告狀，湯薌銘殺人未免殺得太多了，用刑也未免用得太殘忍了。哪裡曉得，湯正因殺人殺得太多，用刑用得太殘忍，而博得袁的寵愛。袁每次提到「中將湯」[1]，就喜上眉梢，稱讚他很有魄力，做得很好。
除了殺人而外，壓制輿論，摧殘教育，也是湯的拿手好戲。湯到湖南後，封閉《長沙日報》、《國民日報》；停發留學生經費，停辦師範學校；湖南教育界名人陳潤霖、胡元倓都被他逼走。邵陽中學教員李洞天出了一個提倡民權的作文題目，竟被指為亂黨而遭槍決。
在袁政府的黑暗統治下，這種瘋狂殺人的野蠻行為，不但湖南、廣東兩省有之，其他各省亦皆有之。正是：西山老虎也吃人，到處烏鴉一般黑。
[1] 「中將湯」是日本醫治婦女病的一種藥名。湯薌銘為海軍中將，袁經常以「中將湯」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