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二十三章張勳復辟
袁世凱在用兵南方時期，對於他所稱的國民黨暴徒如黃興、陳其美、李烈鈞、柏文蔚等人，表示深惡痛絕，而對於腳踩兩邊船的程德全、歐陽武、譚延闓、孫道仁之流，則又認為情有可原，只要他們取消獨立或者能夠立功自贖，可以不究既往。但這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當他的力量擴大到能夠控制全局的時候，這些話就被一筆勾銷了。
袁戰勝國民黨後，先後任命倪嗣沖為安徽都督，鄭汝成為上海鎮守使，龍濟光為廣東都督，張勳為江蘇都督，李純為江西都督。從此北洋軍的勢力達到長江流域，甚至遠及廣東也在其控制之下。
袁在用兵南方之前，曾以江蘇地盤許給馮國璋，湖北地盤許給段芝貴。馮在上年攻克漢陽後，調任禁衛軍軍統，不久又調任直隸都督[1]。他與江蘇第八師師長陳之驥有翁婿關係，因此袁派他為進攻南京的第二路主將。他的直屬部隊並未南下作戰，而張勳的辮子兵首先攻入南京城，根據「先人關者王之」的成例，袁不得不改派張勳為江蘇都督。
張勳在清朝末年一度護理兩江總督。此番捲土重來，他就把清朝的官制、官場儀節和一切排場整套兒都恢復起來。他禁止軍民懸掛民國的五色國旗，當然他還不敢明目張胆地懸掛清朝的黃龍旗，於是別出心裁地在都督府的轅門內升起了一面寫著斗大「張」字的大紅旗。軍中也不許懸掛民國的軍旗，代之以紅色白邊的蜈蚣旗。軍官要穿清朝的藍色制服，兵士一律腦後垂辮，沒有辮子不得入伍。軍中傳達命令，用的是清朝的龍頭令箭。對於文職人員，他最恨洋裝革履之士，喜的是跟他一模一樣的打扮，因此打轎子上衙門的幾乎清一色都是拖著一條大辮子的舊官僚，而蓄長發和扎假辮子的風氣也在南京城盛行。他絕對禁止在公文上和口頭上用「前清」兩個字，似乎在他的統治下仍是大清朝的天下，他做的是兩江總督而不是江蘇都督。他把總督衙門原有的吹鼓手和炮手都找了回來，每天開吹三次，開炮三次。都督府的大柱子和上樑都重加裝修，一律塗上了原有的朱紅色。他又恢復了清朝的官制如厘捐總辦、督銷總辦、道台、知府、知縣等，而且一律都用札委。知縣衙門恢復了刑名老夫子和捕快人員，縣太爺坐堂審案恢復了藤條、小鞭等刑具。大小官員上院參謁要先遞手本，見了大帥要行跪拜大禮，自稱「卑職」，只許坐半邊屁股。他認為南京城的警察都是附亂分子，把他們全部解散，換了從北方招來的北洋警察。總之，自他開府金陵以來，中華民國的影子在南京就從地平線上消失了，而大清帝國這具殭屍又從棺材裡爬出來了。
[1] 直隸都督原由山西巡撫張錫鑾調任，不久他又調任東三省西邊宣撫使（1912年9月8日改任奉天都督），而以馮國璋繼任直隸都督。
袁的耳目最靈通，完全知道這一切事情。他所顧慮的倒不是民國的影子看得見看不見的問題，而是這個大怪物一心一意不忘故主，對他的統治權將起何種影響的問題。他已成竹在心，只等時機一到，就可照計而行。
辮子軍攻入南京城的時候，到處殺人放火，一時殺紅了眼睛，有三個日本人被他們誤殺身死。消息傳到東京，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頓時沸騰起來，哇啦哇啦亂叫，紛紛請願出兵中國。日本駐華公使山座向袁政府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要求懲辦張勳，袁正想借刀殺人，先派張勳的江西老鄉李盛鐸到南京觀察動靜。張勳對本國人民狠如狼虎，對帝國主義卻又懦若犬羊，他和日本駐寧總領事船津直接談判，表示低頭服罪。9月11日，日方撤回了罷斥張勳的要求，改提六個條件：（1）對於犯罪兵士及其直接指揮官，處以死刑或嚴加懲罰，由南京領事館館員觀刑；（2）對於江蘇都督及其直屬長官，嚴加戒飭；（3）江蘇都督親赴領事館道歉；（4）對於日本僑民的死傷或損害，必須照日方所提條件如數撫恤賠償；（5）犯罪聯隊須至領事館門前捧槍謝罪；（6）中國政府須向日本政府表明陳謝之意。這些無理條件，張勳怎敢不依，9月28日他乖乖兒地親到日本領事館道歉謝罪，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接著，西方帝國主義也向袁政府提出「勸告」，認為把張勳這樣一個胡作亂為的老粗擺在江蘇都督的位子上，西方僑民的生命財產也是得不到保障的；而且張勳禁止懸掛國旗，豈非咄咄怪事。他們把這番話說成是對中國政府的善意建言。由於洋大人有此表示，袁不能置之不理，照話轉告張勳。9月17日，南京城才有五色國旗出現。10月上旬，袁又派張勳的老朋友阮忠樞到南京，把外國人的意見告訴張勳，勸他自動辭職，否則外交壓力加強，就很難保全他的面子了。
張勳聽了這番話，馬上跳腳發火說：「我這個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拼出來的，袁宮保要擺布我，何必勞動你老哥的大駕，又何必用外國人的牌頭來嚇唬我！」阮把張勳發火的話如實上報，袁又大起恐慌，接連派李盛鐸、劉恩源、錢能訓、段芝貴等大員走馬燈似的到南京撫慰張勳。段芝貴解釋說：「紹帥[1]莫誤會，不是袁宮保有意見，外國人是惹不起的呀！」他又伶牙俐齒地談起袁打算改任張勳為長江巡閱使，「巡閱使比都督大，都督只管一省的軍事，巡閱使管好幾省的軍事。」
其實，張勳不是不怕外國人，此時他也不敢公然對袁造反。在袁與外國人的雙重壓力下，他提出了三個調職條件：（1）督府開支六十五萬元，准其報銷了案；（2）中央再撥發軍隊開拔費五十萬元；（3）長江巡閱使須節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五省水上警察。袁同意了這些條件，12月16日下令改任張勳為長江巡閱使，調馮國璋為江蘇都督，而以趙秉鈞遞補直隸都督。
袁調走了非嫡系的張勳，代之以嫡系的馮國璋，總算如願以償。江蘇有了馮國璋，上海又有了鄭汝成，他對長江下游的控制力大大加強了。他對長江巡閱使這個官職，本來也像屯墾使、籌邊使之類的官兒一樣，當作一頂空無所有的大帽子，只因張勳手裡有兵，後來巡閱使發展為位在都督之上的一種超級大官，造成了大軍閥割據數省的特殊地位，卻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前面說過，袁在對南用兵時期，對於獨立後而又宣布取消獨立的各省都督，一律表示不究既往。但他取得全面勝利後，就違反了自己的諾言，把那些風吹兩邊倒的投機者一個個地逐出了政治舞台。江蘇都督程德全始終沒敢回任，袁總算寬大為懷，沒有給以處分。自稱為代理安徽都督的胡萬泰，因為驅逐柏文蔚有功，也算將功折罪，袁給他一個空頭銜，叫他交出兵權滾蛋。8月14日，袁任命劉冠雄為南洋巡閱使，11月叫他率領北洋軍第四師第七旅旅長李厚基的部隊由海道開往福州，以編造軍隊為名，解散了福建都督孫道仁所帶的湘軍，隨後又在藩台衙門放了一把火，把孫道仁嚇跑，11月29日任李厚基為福建鎮守使，12月5日又命劉冠雄兼領福建都督。對於湖南問題，處理比較困難，因為湖南都督譚延闓，事前曾向黎元洪請示，用假獨立的姿態來穩定湖南的局勢，獨立後又未出兵援助江西，確實情有可原。但湖南既是西南各省的門戶，又是國民黨勢力比較深入的地區，袁不能置之度外。8月9日，他任命趙春廷為湘南鎮守使，王正雅為常澧鎮守使，田應詔為湘西鎮守使，用以安定湖南非國民黨軍人。9月17日，他教湯薌銘以「湖南查辦使」的名義率領楚有等艦開抵岳州，查辦湖南有哪些軍政人員曾經參加二次革命，以便依法處理。同時，任命北洋軍第三十九混成旅長伍祥禎在岳州鎮守使，擺進一著棋子，且看反應如何。接著，他又一次用借刀殺人和調虎離山之計，電請黎元洪兼領湖南都督。黎心中不免暗笑，老袁彈來彈去都是這種舊調，昨天叫我足跨江西，今天又叫我插手湖南，於是又一次「敬謝不敏」。袁就假惺惺地請他薦賢自代。黎知道湯薌銘既是國民黨的叛徒，又是湯化龍的兄弟，目前正走紅運，樂得送個順水人情保薦他為湖南都督。10月18日，袁發表命令任命湯薌銘為湖南都督，並令譚延闓入京待罪。
[1] 張勳字紹軒，故稱紹帥。
黎一面竭力勸譚到北京去，擔保決無危險，一面又根據譚以前所講的「服毒自盡」的一篇鬼話，打電報給袁，竭力為譚解釋，說他獨立出於被迫，「曾仰藥以求解脫，元洪敢力保其無他」。譚通電否認曾仰藥自盡，指出這是「黎副總統心存愛護，力為解免」的一種說法。同時表示，他「身為一省都督，應負一切責任」。從這個電報看來，這位大都督豈不是好樣的嗎？可是事實又非如此。當他「入京待罪」之前，每天拿著一張紙頭，躲在房裡背誦不停。他的衛隊營營長唐生智看在眼裡，不免暗暗納悶：「現在科舉制已經廢除了，我們的都督卻如此低吟默記，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呀！」一天，他偷偷地看到了那張紙頭，原來上面所寫的都是一問一答之詞，袁如何問，他就如何答，事前打好腹稿，背得滾瓜爛熟，以免臨事張皇。
譚到北京後，不敢直接見袁，請他的科場中老前輩徐世昌帶領求見。當袁走出來接見他的時候，他即背誦台詞中的第一句：「延闓罪該萬死。」正待繼續背下去，袁即阻止說：「過去的事不用再提了！」接著，袁的面貌顯得藹然可親，跟他有一搭沒一搭地大談其家常話來，問及「太夫人身體如何」以及家中的一切瑣細事情。譚的父親譚鍾麟是前清的督撫大員，還是袁的老前輩。袁跟他娓娓談世誼，談得非常對勁，根本不提二次革命的事情。譚所預備的材料一句也沒用上。譚走出公府的時候，揩去了頭上冒出來的熱汗，隨即電告黎元洪一切經過情形。
後來，北京陸軍部按軍法判處譚以四等有期徒刑，黎元洪來電為之緩頰，袁即予以特赦。湘軍旅長趙恆惕被檻送入京，也被判處三等有期徒刑。趙跟雲南都督蔡鍔是同學老友，蔡也來電說情，袁也予以特赦。
江西討袁時曾被舉為江西都督的歐陽武，在北洋軍占領南昌的時候，逃往吉安青原山，披上袈裟，剃度為僧，法名止戈和尚。止戈二字是將他的大名「武」字拆開，以示從此永不用武之意。他滿以為躲在深山老林之中，從此青燈古佛，了此殘生，不料有人向江西水巡局長倪占魁告密，倪派隊入山搜捕，把他捉回塵世來。他在獄中寫信給南昌總商會，請其代向新任都督李純乞情。信中告哀乞憐地說：「祖父九旬，老父七十，為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言之心酸。」李純向袁請示，奉命解京處理。9月27日李純把他起解進京。後來陸軍部判以有期徒刑八年，由於乃兄歐陽成呈請保釋，袁也下令予以特赦。
袁對於這些風吹兩邊倒的角色，本無深惡痛絕之心，為什麼要作威作福，擺出兩副面孔來呢？這是他用以立威的一套權術，要通過這些做工，使一切人們知道他是反不得的，而既反之後，如果能夠及早投降，就可貸其一死。然而死罪已免，活罪難饒，一場虛驚是免不了的。
袁自戰勝國民黨後，即貫徹執行其「軍民分治」的方案，先後派汪瑞闓回任江西民政長，韓國鈞為江蘇民政長，屈映光為浙江民政長，王瑚為湖南民政長，張鳴岐為廣西民政長，饒漢祥為湖北民政長。
黎元洪向有「和平天使」之稱。但是，這次袁調兵遣將發動戰爭的時候，這位「和平天使」不但不再反對戰爭，還敞開大門讓北洋軍安全通過，甚至調動軍隊遙為聲援。袁曾親寫「民國柱石」四個大字，製成橫匾，送往武昌，以酬其「功」。袁戰勝國民黨後，頒布了「懲治亂黨」條例，大肆搜殺國民黨人和異己分子，這位「忠厚長者」也就收起了慈眉善目，露出了青面獠牙，執行袁政府的血腥屠殺政策。湖南國民黨人較多，湖北靠近湖南，旅居湖北的湖南人也比旅居其他各省的為多。戰爭結束後，湖南國民黨前輩譚人鳳有一封信質問黎，說他「專以仇殺湖南人為能事，而其被殺之人，不審罪狀，不問姓名，概以亂黨二字加之，立予槍斃……武昌旅館禁湖南人居住，旅鄂（湘籍）在公人役多數命令撤差。居住自由權、行動自由權皆被剝奪」。從這封信看來，黎元洪對待國民黨人和湖南人的態度，與辮子軍大帥張勳，堪稱無獨有偶。
戰爭結束後，袁又親寫「中華民國副總統府」八個大字，製成長匾，派人送往武昌掛在湖北都督府的大門外。至此，黎對袁的某些疑雲逐漸被和風暖流吹散了，覺得這個人雖然慣於使權用詐，但畢竟還是有「人情味」的，因而也是可以「同甘共苦」的。8月5日，各省軍閥聯名電請國會先選舉總統，後制定憲法，黎在這個電報上列名為首。這還可以說他以副總統而兼湖北都督，因而被動列名。但是十月間，他有一個私人電報請「獎敘袁克定翊贊共和之功」。袁克定不是袁的大兒子嗎，他對共和有何貢獻，值得加以獎敘！這個電報顯然出於主動。請看，獻媚獻到下一代，無恥到了何等地步！這樣一個捧臀舐痔的建議，無人不嗤之以鼻，所以，即使是家天下的獨裁者，也不能不報之以婉謝[1]。
儘管黎元洪對袁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但是，一切獨裁者除了對自己鍾愛的兒子以外，對任何人都不會有什麼「人情味」的。黎既非北洋派，而又有「開國元勛」之名，手中握有兵權，又有大好地盤，豈能等閒視之。所以袁處心積慮地想把他調到北京來，解除其都督職權，像清朝皇帝調他為軍機大臣而免去其直隸總督一樣。早在他接任臨時總統的時候，就曾請黎做參謀總長，想用這個有名無實的大官兒交換他的湖北都督。對南用兵時期，一會兒請他兼領江西都督，一會兒又請他兼領湖南都督，也無非想把他先調出湖北，然後另行擺布。可是黎也知道軍隊和地盤都是他的命根子，萬萬離開不得，始終不肯鑽進袁的圈套來。當時軍事尚在進行，袁也未便相強。
前文提過，袁在用兵南方之初，早已內定以他的乾兒子段芝貴為湖北都督。國民黨失敗後，袁的江山坐穩了，於是又打黎的主意，一再去電邀請，說他「渴慕已久」，希望「拜識荊州」，只因職守所羈，本人不能離開北京，最好請台駕來北京一游。這些甜言蜜語當然也是「請君入甕」，但黎仍然非常警惕，藉故不肯動身。
這一年12月8日，袁的第一號大將段祺瑞突然光臨漢口，事前並未通知。段與黎見面時，只寒暄了幾句，就單刀直入地說明他是代表大總統前來接駕的，請副總統即日命駕北行，商談軍國大事。黎知道這是「霸王請客」，此番非去不可，因此召集心腹幕僚秘密研究，決定派參謀長金永炎代理都督的職務，本人只見袁一面，馬上動身回來。黎還沒有決定行期，第二天段就替黎預備好一列專車，催他立即登車。這種咄咄逼人的態度，使黎深感不安，但又不敢反對，只得讓人牽著鼻子走。走到半路上，北京突然發表命令，派段祺瑞權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齊代理陸軍總長。這樣一來，黎派自己的幕僚代理都督的計劃落空了。
[1] 袁復黎元洪一電云：「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兒輩何人，乃蒙齒及。鄙人勉服國務，乃為救民，豈有榮施，及於家屬。若援奚午舉子之例，並無謝元破晉之功。損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閱歷稍深，或堪造就，為公奔走，待諸將來。幸勿復言，以重吾討！」
黎的專車到了北京，袁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輪馬車早已迎候在車站上。黎到後，袁待以上賓之禮，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其歡迎之熱烈，不亞於上年歡迎孫、黃二公的盛況。袁規定副總統月俸一萬元，每月辦公費二萬元，比起上年授孫中山為全國鐵路督辦，每月給以三萬元薪津，一文不多，一文也不少。又指定以瀛台為副總統的行館，而這個地方正是當年西太后軟禁光緒皇帝的所在。這樣一來，黎想一見面馬上回湖北的計劃又落空了。
這時，黎還不失為過渡時期一個很好的政治工具，袁覺得有必要採取拜把兄弟或結為兒女親家的辦法，把他們的關係拉得更緊。於是找黎的湖北老鄉湯化龍做媒人，要娶黎的一個女兒做他的兒媳婦。黎不敢推辭，就把自己的親生女兒許給袁家去做政治上的犧牲品[1]。
最使人忍俊不禁的是，訂婚手續尚未完成，袁就滿口親家長、親家短地叫得十分親熱。一天請親家吃飯，時值大雪紛飛，他披了浙江都督朱瑞花了七千五百元買來進貢的一件狐皮大氅走進來。黎說：「這件東西真名貴！」袁立刻解下來送給親家，黎雖再三婉謝，袁卻執意地要他非受不可。
黎到北京不久，就知道本人已經做了親家的政治俘虜，無法逃出羅網。12月19日，他叫詞章名手饒漢祥代擬呈文，呈請辭去湖北都督兼職。這道呈文滿紙酸腐之氣，說什麼「元洪屢覲鈞顏，仰承優遇，恩逾於骨肉，禮渥於上賓。推心則山雪皆融，握手則池冰為泮。馳惶靡措，誠服無涯」，等等。在批准辭職的指令中，袁也用酸腐回答，說道：「昕夕握談，快傾心膈。褒鄂英姿，獲瞻便座，逖琨同志，永矢畢生。每念在莒之艱，輒有微管之嘆。」
日子一久，黎覺得做「安樂公」太不自由，想借題離開北京。當帝國主義各國承認中華民國的時候，他自請以「專使」的名義出洋答謝各國。袁怕他一去不返，就用拖延的辦法，不作肯定回答。在這時期，湖北代理都督段祺瑞大刀闊斧地解散了湖北軍，剷除了黎的基本力量，從此湖北便成了北洋軍完全統治的地區。段是袁的第一號大將，不能長期放在外面。1914年2月1日，他被調回北京再任陸軍總長，而以袁所預定的段芝貴繼任湖北都督。
[1] 袁黎結為兒女親家時，黎的女兒只有七歲。後來嫁到袁家，袁皇帝已經崩駕。她因備受虐待而氣成精神病。
調走了張勳、黎元洪，並由湯薌銘、段芝貴、李純、倪嗣中、馮國璋分任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都督，從此長江中下游也都納入了北洋軍的勢力範圍。但是，北洋軍的發展還是趕不上形勢，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浙江六省尚在非北洋派的地方軍閥手中。這些軍閥都不是國民黨人。廣東龍濟光早已成為北洋派的附庸勢力。四川胡景伊、廣西陸榮廷也都表示效忠於袁。雲南都督蔡鍔在南北戰爭時期，曾派兵進入四川，袁認為有舉兵響應國民黨的重大嫌疑。浙江都督朱瑞在北洋軍與國民黨的戰爭中表示過保境息民，也引起袁的不滿。
袁戰勝國民黨後，電召朱瑞到北京面商要政。朱瑞到了北京，按照疆吏入覲大總統的儀式，穿上一套軍服，到總統府承啟處等候召見。坐下不久，只見一位承啟官滿面春風地走進來說：「總統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泥形跡，請換便衣來見。」朱打算回去換衣，那位承啟官搖手阻止說：「這裡有的是，不必徒勞往返。」他把朱導入一間屋子裡，取出了一套狐皮袍子和狐皮馬褂給他穿上。朱對著穿衣鏡打量一下，端的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完全像按照他的身材縫製的一樣。承啟官又把他導入居仁堂。那裡面有一個矮矮胖胖的半老頭子，也穿了一套狐皮袍子和狐皮馬褂，和朱所穿的一模一樣，正在笑容可掬地等候著他。朱知道站在面前的這個矮胖子正是剛剛戰勝國民黨、威震全國的大總統，他緊張得話都說不出來。倒是那個老頭子跟他像老熟人一樣，擺手請他坐下，有一搭沒一搭地跟他談話，談得海闊天空，朱的情緒才漸漸安定下來。
談了老大一會兒，袁才轉入本題談到討伐南方國民黨的問題。他出其不意地問道：「介人[1]，你若是反對我，就該宣布獨立；若是反對亂黨，就該出兵討伐。你保持中立是什麼意思呢？」
朱戰戰兢兢地回答不出話來。
[1] 朱瑞字介人。朱瑞、蔡鍔見袁的情況，是蔣百里轉述蔡鍔之言提供的。
袁看出他的窘態，馬上用別的話岔開，而且臉上老是那樣和顏悅色，似乎對這個問題滿不在乎。談到末了，他站起身來說：「你應該早點回浙江去。地方治安要緊。」
隔了幾天，朱仍舊穿了那套狐皮袍子和狐皮馬褂到總統府請訓、辭行。這天的情形可就完全換了個樣子了，總統府內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非常嚴密，像在舉行什麼國家大典的一樣。走進了居仁堂，那裡站滿了全身披掛的武裝兵士，又像走到了氣象森嚴的閻羅殿。抬起頭來一看，一個穿了一套金光閃閃的大元帥制服的活閻羅高高地坐在上面。沒有等待朱開口，那位活閻羅面罩嚴霜，鼓起銅鈴般大眼，說了一連串的話，什麼「軍人必須遵守紀律」啦，「服從命令為軍人之天職」哪，口氣非常嚴峻，嚇得朱大氣也不敢出，頭也不敢抬起來，渾身淌著大汗，所穿的狐皮袍和馬褂又不敢隨意地脫下來。
袁召見朱瑞，為什麼要唱這兩場截然不同的折子戲呢？這就是歷代帝王駕馭群雄的權術，既要畏之以威，又要懷之以德，雙管齊下，「從此南人不敢復反矣」。他雖放走了朱瑞，但還放心不下，叫北洋軍第四師師長楊善德率部移駐松江，任為松江鎮守使，以扼浙江之咽喉。
同一時期，蔡鍔也接到袁的密電，叫他到北京西山來養疴。蔡鍔多年患有肺病，身體非常單瘦。但是，療養肺病在四季常春的昆明不是很好嗎？為什麼要到氣候寒冷的北方來，此中當然另有文章。袁事前準備好一份材料，這是一件無中生有的假情報，據說蔡鍔野心很大，打算割據川滇黔三省，脫離中國版圖，另建「大漢」國而自立為王。袁在這個假情報上親批「應查」兩個字，納入人事檔案之中。如果蔡鍔抗命不肯北來，袁就可以根據這個假情報加以叛國之罪，然後派兵討伐。
蔡鍔尚未動身，袁即於9月25日下令著其來京調養，准給病假3個月。28日又調唐繼堯署理雲南都督，以劉顯世為貴州護軍使而不另派貴州都督。事情擺得十分清楚，給假養病是假，調虎離山是真。
蔡派滇軍軍長謝汝翼代管都督事務，於10月10日啟程北上。他路過上海的時候，被人行刺未中，但他秘而不宣。
蔡鍔到了北京，袁像對待朱瑞一樣，仍舊把那兩場截然不同的老戲重演一番。不料蔡鍔處之泰然，絲毫不動聲色，袁就覺得這個瘦小子大非朱瑞可比，便不肯放虎歸山，12月28日下令解除其雲南都督的職務。
以上這些，都是袁排斥非嫡系軍人的一系列措施。同一時期，他對異己文人也不例外。他最重視章太炎。章在上海結婚時，仍與國民黨領袖往來，他就覺得此人終非好相識。這一年8月，章又到北京來觀光，下榻共和黨總部，袁命北京警備副司令陸建章派兵監視，不許離開北京。11月，章寫信要求陸撤退監守兵士，讓他到青島避寒。他在信中大發牢騷，自稱是中華民國的創始人，此番來到北京，乃是觀察當前形勢，現在親眼看見這個民國已經被糟踏得不成樣子了，他也獨木難支，打算閉門讀書，從此不跟外界人士往來。陸拿了這封信向袁請示，袁說：「不要理睬這個瘋子！」過了七天，章沒有得到回信，又直接寫信給袁說，「陸副司令不給我回信，這是什麼道理呢？如果讓我離開北京，我發誓一輩子不反對你好了。」
當然，袁也是不會給他回信的，於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跑到東車站，想買車票南下。這當然是辦不到的，在車站上被憲兵像老鷹抓小雀子一樣把他抓了回來。他氣極了，便又佩戴袁所授予的勳章，堂而皇之地跑到總統府，要見袁當面評理。袁不肯接見他，他就賴在那裡不走。等了老大一會兒，始終沒有人理他，他霍地站起身來，把台子上擺設的花瓶、茶具使勁地摔在地下，以泄心頭之忿。這時，便有幾名彪形大漢跑進來，把他拉出去，強塞在一輛破舊的馬車裡，送往軍事學校廢址幽禁起來，不久又移往龍泉寺，這且按下不提。
對於南方各省的所謂民意機關和參加二次革命的國民黨國會議員，袁的態度就更加兇狠了。8月間，他以附逆從亂的罪名，先後下令解散江西、廣東、湖南三省省議會。又根據黎元洪的呈請，以在鄂謀亂的罪名，下令通緝湖北籍國會議員居正、胡秉柯、楊時傑、田桐、白逾桓、劉英六人。8月22日，槍決眾議院議員謝漢持。27日，逮捕參議院議員丁象謙、趙世鈺、張我華、高蔭藻、朱念祖，眾議院議員常恆芳、褚輔成、劉恩格等八人。9月1日，槍決眾議院議員徐秀鈞。11月12日，對於各省省議會的國民黨籍議員，袁下令一律予以除名。至於各省省議員被明槍暗箭殺害的，就更加擢髮難數了。
袁對待自己的走狗，當其需要他們奔走效勞的時候，往往不惜千金之賞，或者給以高官厚祿；而當時過境遷，卻又往往毫不留情地把他們送入枉死城中。他戰勝國民黨後，首先把刺死宋教仁的主犯應桂馨暗殺掉。原來，應桂馨於1913年7月25日，乘上海局勢混亂之際，越獄逃往青島。這個流氓公然一再發表通電，說什麼宋教仁是內亂中的罪魁禍首，武士英奉命討賊，有為民除害之功，而他本人也因此案弄得家破人亡，應請政府明令「平反冤獄」。10月20日，這個流氓公然出現於北京，寫信請袁實踐其「毀宋酬勛」的諾言，給以勛二位和獎金五十萬元。袁派人示意打發他一筆錢，叫他快快離開北京，以後也不許在外面惹是生非。不料這個流氓竟敢在老虎頭上捉跳蚤，向來人大講斤頭說：「老頭子有言在先，難道今天想賴掉不成!老子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兩個條件少一個不成？」有人提醒他說：「老頭子是不好惹的！」應指著自己的鼻尖大聲咆哮說：「嘿，我應某人又豈是好惹的！」
應的舊相識胡翡雲早已搬到北京來，在胭脂胡同松翠班搭班。應到北京後，經常在那裡過夜。1914年1月18日深夜，突然有四個彪形大漢越牆而入，大呼搜查煙土，恰好這一夜應不住在那裡，那些人撲了一場空，就呼嘯一聲，揚長而去。應桂馨這才知道大流氓敵不過大總統，嚇得屁滾尿流，次日乘京津火車逃出北京。當天他在車中被人暗殺身死。後來發現，這個兇手不是別人，正是軍政執法處的偵探長郝占一，隨後他也死於非命。宋案的教唆犯洪述祖，長期避居青島，後來也不免於一死[1]。只有誣告黃興為「血光團團長」的周予儆，領了一筆賞金到東京，逢人自誇為「大總統特派的留學生」。她是宋案中唯一能夠保全性命的人。
應桂馨不過是一名小走狗，還有大走狗趙秉鈞，1913年12月16日繼馮國璋之後任直隸都督。應桂馨被殺一事，他完全不知底細，還通令懸賞緝拿兇手。後來知道這件事情就是老頭子自己乾的，他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埋怨袁說：「應桂馨落得如此下場，以後誰敢替總統辦事？」哪知不到一個月（1914年2月17日），這位追隨袁宮保多年，替袁干過不知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情的大特務，突然食物中毒，七竅流血而死，其死狀與林述慶一模一樣[2]。自此以後，北洋諸將一提到老頭子，就無人不戰慄失色，無論人前人後都不敢道他的半句短長了。
[1] 袁世凱死後，洪述祖於1917年化名張皎安，回到上海。他與德國商人發生債務糾紛，被法租界捕房傳去問話。他從捕房走出時，迎面與宋教仁之子宋振呂（年儀15歲）及宋教仁的秘書劉白相遇，即被二人扭送上海法院。後來解往北京受審，1919年，以主謀殺人罪被處絞刑。
[2] 1912年南北統一，南方各省起義將領解除軍職後，多到北京掛上一個名譽職。林述慶也是其中之一。袁對他們表面非常優禮，經常設宴招待。1913年4月16日，林在公府宴畢回家，突患暴病，送往日本人所設山本醫院急救無效，七孔流血而死。此事引起外界猜疑，均謂食物中毒，袁特公布該院診斷書，說他因惡性出血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