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二十一章國會大借款

宋案發生不久，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參眾兩院在北京召集開會。袁世凱命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蒞會代致頌詞如下：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我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正式成立，此實四千餘年歷史上莫大之光榮，四億人億萬年之幸福。世凱亦國民一分子，當與諸君子共深慶幸。念我共和國家由於四億人民心理所締造，正式國會亦本於四億人民心理所結合，則國家主權，當然歸之於國民全體。但自民國成立，迄今一年，所有國民直接委任之機關，事實上尚未完成。今日國會諸議員系國民直接選舉，即系國民直接委任，從此共和國之實體藉以表現，統治權之運用亦賴以逐漸進行。諸君子皆識時俊傑，必能各抒讜論，為國忠謀。從此中華民國之邦基益加鞏固，五大族人民之幸福日益臻進，同心協力，以造成至強大之國家，使五色國旗常照耀於神州大地，是則世凱與諸君子所私心企禱者也。謹頌曰：中華民國萬歲！民國國會萬歲！」 4月24日，國會中的第二大政黨出現，這便是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併成立的進步黨。進步黨仍推黎元洪為理事長，理事為熊希齡、張謇、梁啓超、湯化龍等，實際負責人為湯、梁二人。 進步黨仍像共和黨一樣，自居為國民黨和北洋派以外的第三種勢力，是個所謂中間型的獨立自主的政黨。可是事實又是怎樣的呢？在領袖方面，推舉黎元洪以對抗孫中山；在黨綱方面，提倡「國權主義」以對抗國民黨的「民權主義」。這就顯然跟國民黨具有非常強烈的對抗性。其實，進步黨的「撮合山」，仍然是袁的爪牙梁士詒、王賡等；梁士詒不便出面，王賡則列名為理事之一。黨費也仍然由袁供給。他們所提倡的國權主義，又稱為中央集權主義，實質上就是擁護袁的獨裁政治。因此，他們不是什麼中間派，而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御用黨。立憲黨人往日是袁的政敵，今天化敵為友，這是袁利用舊政敵對抗新政敵的一種手法，而立憲黨人之所以依附袁世凱，也不外乎利用袁的實力，插身政治舞台，分嘗杯羹而已。 從進步黨成立之日起，國會便由四黨並存之局變為兩黨對峙之局。 南京臨時參議院時期，議長為林森，副議長為陳陶遺，以上二人都是同盟會員。參議院遷往北京後，改選統一共和黨吳景濂為議長，共和黨湯化龍為副議長。正式國會成立後，4月26日參議院選舉張繼、王正廷為正副議長，以上二人都是國民黨員。28日，在袁的大力支持下，眾議院選舉湯化龍、陳國祥為正副議長，以上二人都是進步黨員。 袁雖然組成了一個半明半暗的御用黨，但還不能改變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優勢地位。於是他又叫王賡用大量金錢收買國民黨議員脫黨入黨。凡願脫離國民黨而加入進步黨者，不分參眾兩院議員，一般得洋四千元，其中三千元由議員本人獨得，一千元為介紹人的「佣金」。脫黨議員必須簽名蓋章，書寫賣身契紙，上面寫道：「此後對本黨（進步黨）服從命令，永不脫離。」一手交契，一手付洋。買賣行情又因具體情況不同而分為三等：凡脫黨而不入黨者為下等，脫黨入黨者為中等，脫黨入黨又能揭露國民黨的內幕，為進步黨擂鼓助威者為上等。自從有了這個「豬仔」市場以來，不少政治掮客，公然在大庭廣眾之中，揚揚得意地吹噓他買進了參字號上等貨幾件，眾字號中等貨幾件；甚至中人之外又有中人，大包頭之下還有小包頭。有一個名叫屈榮崇的掮客，做了一筆下等交易，講明買價二千七百元，其中賣者實收二千元，以五百元為「佣金」，另提二百元為交際費。不料賣者直接從買主處領得全部買價，掮客毫無所得，於是屈榮崇向法院提出訴訟，訴狀中有「買賣狗羊尚有佣金」之語。隨後又有議員鄧元登報聲明說：「日前有某某送來洋蚨二千餘翼，當將該款分送各義舉備用。某君忽遺函迫脅未能實踐脫黨之約，語多威嚇。不知政黨作用，當以政見為結合，非金錢所能引誘……」此文發表後，醜事傳遍全國，原來號稱「神聖莊嚴」的國會，不過是一個藏垢納污的政治交易所而已。 除收買國會議員而外，袁還用金錢地位收買當時負有盛名的「大名流」、「大政客」。這一年，康有為因母死回南海原籍奔喪，袁致送奠儀十萬元。不言而喻，這是一種變相的收買。袁曾任命章太炎為東北籌邊使，這本來是個有官無職的空頭銜。這位書呆子不知底細，這一年春天，他興高采烈地跑到長春去上任，卻碰了一鼻子的灰回來[1]。宋案發生後，5月間他又一次到武昌去看黎元洪，再由漢口乘車到北京。王賡、孫毓筠二人建議給他一個勛位，袁於5月24日下令授以勛二位。王賡跑去向他賀喜，並借給他一套大禮服，替他穿戴起來，陪著他到公府勤政殿去受勛。 授勳儀式完畢，袁、章二人坐下來聊天。袁首先問道：「聽說黃興要起兵為宋教仁報仇，不知有無其事？」章說：「南方謠言很多，大有山雨欲來之勢。」袁說：「你可知道，宋教仁就是黃興派人去暗殺掉的啊！」章未及回答，他又急促地問道：「你說謠言很多，對北方有何謠言？」章說：「道路紛紛，都說總統想做皇帝。」袁愣了一下，就極口分辯說：「這是哪兒來的話！我受國民重託，當上總統，這完全不是我的心愿。身在北京，忙於政務，田園生活，夢寐難忘。我想不出做皇帝有什麼好處，幾曾見帝王的子孫後代有好下場的！我害了自己不夠，難道還要害我的子孫不成？」章試探地說：「皇帝也不見得一定做不得。如果能夠整軍經武，奮發圖強，一舉而戰勝外國，立非常之功，那時候天與人歸，群情推戴，又有什麼不可以做的！」此時袁的臉色變得陰沉起來，他一本正經地說：「我何嘗不想做一番事業，使國家轉弱為強，怎奈國民黨人太歡喜搗亂了，使我受到牽制。」章說：「那些暴徒好比一群惡狗，見了骨頭就搶，骨頭盡了，又要張牙舞爪亂咬人。」袁聽了這個比喻，不覺拊掌大笑。 章在北京一共住了七天，就回上海跟湯國黎女士結婚。6月15日他們舉行婚禮的一天，孫中山、黃興二人仍舊前往道喜。不久他打電報辭去了那個有名無實的東北籌邊使。 這時候，袁在政治方面儘可能地爭取同盟軍，用以孤立國民黨，而軍事方面，也在秘密動員，準備隨時發動戰爭。4月7日，山東都督周自齊和辮子軍統帥張勳同時接到北京參謀部發來的密電，命令他們集中部隊，枕戈待命。駐紮兗州的辮子軍立即扣留津浦路的客貨車，以備運兵之用。周自齊接到情報，以為辮子軍果然要造反了，於是忙不迭拆毀泰安、兗州間的一段路軌，阻止辮子軍前進，因此雙方前哨一度發生接觸。消息傳到北京，參謀部急忙補發一電有所說明。原來袁政府雖然決定對南用兵，但在準備時期，絕對保持秘密，對於北方各部隊只是分別通知而未說明用兵對象，以致鬧了這個笑話。 [1] 章太炎到長春後，曾以長官的身份召見吉林西南道孟憲彝、長春知府德養源。孟、德二人均置之不理。章又去見吉林都督陳昭常，大發雷霆說：「本使為民國政府所任命，吉林地方官竟敢目無本使，就是目無民國政府！」陳昭常也一笑謝之。 袁政府用兵南方，首先必須解決戰費問題。他們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向帝國主義借款。這筆借款交涉，是帝國主義進一步與袁勾結的一次秘密外交。1912年唐內閣時期，借款一度發生波折，唐紹儀向四國公使道歉後，談判本可繼續進行，不料帝國主義內部發生矛盾，又把這個問題擱下來。原來，四國銀行團排斥日俄兩國，引起兩國不滿，美國為了緩和這種矛盾，忽又同意吸收日、俄兩國參加，而以兩國承認將滿、蒙地區置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下為交換條件。顯而易見，這是美國又一次企圖插手東北的陰謀。1912年5月15日，英、美、德、法、日、俄六國銀行代表在倫敦舉行會議，討論合作問題，日、俄兩國代表仍堅持他們兩國在滿、蒙的特權，反對國際借款用之於開發滿、蒙；而其他四國代表則又堅持發行債票的所得利益只能由四國銀行共同分配，反對日、俄兩國共享。因此談判陷於僵局。後來經過法國代表調停，談判改在巴黎舉行。6月20日，巴黎會議達成協定，承認日、俄兩國加入，但此後不得再加入任何一國；借款總額規定為六億兩，分作五年支付；借款用途由六國加以監督，並由六國代替中國政府徵收鹽稅。6月21日，六國代表在北京舉行會議，宣告六國銀行團正式成立，並於24日將巴黎會議的決議案通知北京政府。此時唐紹儀已經去職，內閣問題尚未解決，財政總長熊希齡要求六國在大借款以前先成立一筆小借款，以應當前需要，六國銀行團堅持必須全部接受巴黎決議案，否則拒絕任何借款，包括小借款和一切零星墊款在內。就在這時候，英國資本家白啟祿上書財政部，建議中國政府打破六國銀行團的封鎖線，另闢借款途徑，並介紹英國克利浦斯公司提供一筆借款。9月22日，新任財政總長周學熙與英國克利浦斯公司簽訂了一項借款一千萬鎊的合同，指定以鹽稅為擔保。10月23日，六國公使聲稱鹽稅已經指定為庚子賠款的擔保品，不得移作他項抵押，對中國政府向克利浦斯公司借款提出了極其強烈的抗議，嚇得袁政府急忙將此項借款合同取消。以上過程表明，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雖有其共同利益，但又矛盾重重，各方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而產生了這種同床異夢，爾虞我詐的情況。可笑的是，英國公使在其他五國的壓力下，也列名於六國抗議，反對英國借款，這真是外交史上的一件奇聞。在此以後，帝國主義聯合起來用停止一切墊款和小借款的恫嚇之詞，迫使袁政府接受其監督中國財政的苛刻條件。袁政府在全國各人民團體、國會、國民黨和南方各省實力派的一致反對下，也不能無所顧忌，不敢貿然接受巴黎會議所提的借款條件。於是帝國主義進一步用討債逼債的方法，對袁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從1912年冬天到次年春天，他們打伙兒向袁政府索討以前各項墊款和已到期的庚子賠款，逼得財政總長走投無路，叫苦連天。 六國銀行團成立時，美國因未達到開放滿、蒙的目的，心裡已不自在。1913年3月4日，美國代表又未當選為參加監督中國財政的「協理洋員」，更如火上添油。3月20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偽善地聲稱「不願干涉中國內政」，突然宣布美國銀行退出六國銀行團，打算另外成立一個新銀行團來對抗五國，而在新銀行團未成立前，他又聲明並不限制美國銀行向中國投資。威爾遜的這一撒手鐧，引起了其他五國的極大震動，它們害怕夜長夢多，橫生枝節，迫切希望與袁政府重開談判，迅速成立借款協定。而在這時候，宋案突然發生，袁與國民黨的合作關係完全破裂，他決心以武力征服南方各省，為了籌措戰費，也非向帝國主義借款不可。時局發展到這一步，袁政府不必再顧慮來自各方的反對，因此五國銀行團大借款就「水到渠成」了。 1913年4月26日，正是江蘇軍民兩長宣布宋案證件的一天，國民黨人還想跟袁打一場筆墨官司，阻止大借款的進行。黃興在通電中舉出宋案證件中的一段資料說，在應桂馨的證件中，有一件說明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渴望大借款早日告成，為政府鋤除異己之用」。此電一出，國民黨勢力下的江西、湖南、廣東、安徽四省軍事當局立即通電響應，反對此項用以發動內戰的大借款。到了這時候，袁政府已經橫刀在手，當然沒有再向國民黨賠笑臉的必要了，所以財政總長周學熙氣沖沖地回答黃興一電說：「黃先生為手創民國之元勛，一言為天下重。學熙奉職無狀，敢不引咎自責，惟有肉袒面縛，敬候斧鉞而已！」這個電報的意思是說，現在已經不是講道理的時候了，有本事的不妨放馬過來，真刀真槍相見，拼一個你死我活吧！ 也正是這一天，稱病請假的內閣總理趙秉鈞，忽然不藥而愈，他偕同外交總長陸征祥[1]、財政總長周學熙兩人，偷偷摸摸地溜進了北京東交民巷滙豐銀行，跟守在裡面的五國銀行團代表們見了面，雙方不聲不響地在早已預備好的借款合同上籤了字。這件事情，上海國民黨早有所聞，事前電告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叫他率領一批國民黨議員守候在東交民巷口，阻止閣員進去。袁政府也早已作好準備，屆時派來一批軍警，惡狠狠地把這批手無寸鐵的議員轟走了。 [1] 陸征祥辭去內閣總理後，袁世凱又於1912年11月任為外交總長。 這筆大借款名為二千五百萬鎊，按八四折支付，實際只有二千一百萬鎊。帝國主義指定借款用途，首先把歷年來各國借款、墊款、到期庚子賠款，以及各國在辛亥革命時期所受損失，一股腦兒都在借款內扣除，因此袁政府實際到手的只有八百二十萬鎊。利息規定五厘，借款期限為47年。從第十一年起，按年還本。借款條件：借款期內，中國政府不得向五國銀行團以外任何一國銀行團借款；中國政府領款憑單須由審計處所屬稽核外債室華洋稽核員會同籤押，方能核准；中國財政部鹽務署下設立鹽款稽核總所，由中國總辦一員、洋會辦一員主管之；各地鹽斤納稅後，須由該地華洋經理、協理會同簽字，方准放行；鹽款存於外國銀行，非經總會辦會同簽字，不得提用。這筆借款在47年之內，中國方面連本帶利須付出六千七百八十五萬餘鎊。 這是一個從壟斷借款到指定用途，又從指定用途到監督中國財政的亡國條約。有了這筆借款，袁政府用以發動內戰的戰費問題得到解決，袁即批准趙秉鈞辭職，仍命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內閣總理。 同一天，袁將大借款的問題咨交國會備案。值得注意的是，備案不等於提案，國會只能承認既成事實，而無可否之權。袁在咨文中耍了瞞天過海的手法，輕描淡寫地說：「此項借款條件，業於上年12月27日由國務總理暨財政總長赴前參議院出席報告，均經表決通過，自系當然有效。」不錯，袁在上年曾命周學熙出席參議院，報告政府與外國銀行團接洽「善後大借款」的大概情形。當時既未提出正式咨文，又未成立借款草約，參議院也就沒有表示具體的意見。這樣一種非正式的口頭報告，怎麼能夠說已經取得「表決通過」的法律根據了呢？這不是「強姦民意」又是什麼！ 當時，國民黨對於宋案和大借款的問題，口口聲聲說要「法律解決」和「政治解決」。不錯，國民黨在國會中為多數黨，不論法律解決或政治解決，他們都是滿有把握的。可是，在槍桿子的面前，抽象的政治和法律有什麼用處？當時，國民黨議員有的到南方躲避政潮去了，有的被袁收買而「抱著琵琶向別彈」，有的在北洋派軍警威脅下，躲在家裡不敢出席。所謂多數黨的作用，比紙張還薄，比豆腐還軟，袁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國民黨似乎視而不見，這真是一件難於理解的事情。 但是，袁政府這種無視國會的專橫態度，在國會中也不能不引起一片微波。有人提案，指摘政府未經國會通過，擅簽對外條約，不合法律手段。這個提案只不過是輕輕拍了袁世凱一下，措辭非常軟弱，可是袁在答覆質問案的咨文中就用半威脅半放刁的口吻，氣勢洶洶地說：「此次合同簽字，在勢無可取消！倘國會能諒苦衷，固為國家之幸；否則惟有向國民代表辭職，以明責任！」 眾議院不滿意這種答文，請代總理出席回答議員們所提的關於大借款問題的質問案。5月5日，這位北洋派頭號大將，帶領大隊人馬，前呼後擁地來到象坊橋眾議院，竟像身臨前敵的一樣。許多準備發言的議員，看見他目露凶光，板起一副鐵青面孔，嚇得把話都咽下去了。有些議員不敢正面反對借款條件，只是提到政府不咨交國會表決，未免手續欠缺。這位代總理就吼聲如雷地說：「木已成舟，毋庸再議！」說罷，拂袖而去。 5月6日，袁政府突然發表了一道「除暴安良」的命令。命令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人人都知道他所講的「暴民」是影射國民黨人。與此同時，他經常把他同別人的談話記錄送交各報發表。談話的內容主要如下：「我活到這把年紀，還有什麼想頭？我時時刻刻想回到彰德故居，以釣游生活度過我的餘年。可是，全國人民把國家的重擔子交給了我，而現在卻有一股暴民鼓吹二次革命，企圖破壞國家，我能夠丟開不管嗎？你們看，外國人都相信我，如果我不在台上，他們老早就動手瓜分中國了。同時，北方軍隊也只肯服從我，如果我下台去，全國秩序也將無法維持。」接著，他就唉聲嘆氣地自怨命苦說：「這些情形，牢牢綁住了我，使我求去不得。誰知道我這個大總統過的是一種活受罪的日子啊！」從這些言辭中可以看出，他已下了討伐國民黨的決心，同時又用外交背景和軍事實力嚇唬人，以表示他的「強大」。 袁每次對他的敵人採取行動之前，總要指使北洋軍發出一片叫囂，用以懾服對方。大借款成立後，他又指使北洋軍將領發出聯名通電，第一步痛罵國會對大借款問題「不顧大體，無理取鬧」，以打擊以國民黨為多數黨的國會。第二步向國民黨開刀，指責黃興在湖北製造軍事叛變，同時派人到兗州煽惑軍隊。這兩件事情倒也不是無所本的。這一年3月，黎元洪在湖北破壞了一個國民黨的秘密機關，名為「改進團」，主持人為鄂軍第八師師長季雨霖。那個時期，黎以改編軍隊為名，逐步地排斥起義有功人員和國民黨軍人，引起了湖北軍隊中倒黎反袁的一股暗潮。「改進團」被破壞後，季雨霖棄職出走，黎即呈請袁政府下令通緝。黃興又曾派人到兗州，勸告張勳應以國家為重，不要效忠袁世凱個人，張勳即據以向袁告密。兩件事情一齊發作，這位開國元勛便成了叛國罪人。於是陸軍總長段祺瑞加了一些按語，呈請撤銷黃興的陸軍上將。袁於5月15日下令照辦。同月17日，奉軍師長張作霖首先發出通電，痛罵黃興「傾陷政府，危害民國」，並且自告奮勇說：「作霖對民國存亡，不容坐視，惟有本國民公意，負弩前驅，為我莊嚴燦爛之民國，掃除妖氛！」接著，河南護軍使雷震春、毅軍翼長趙倜聯名發出通電，痛罵黃興「爭總統不成而搗亂」。北洋派大將馮國璋、薑桂題、段芝貴、張勳也聯名發出通電，籲請大總統「大張撻伐」。使人奇怪的是，在這個時期內，北方忽然出現了一大群誓死擁護共和的英雄好漢，而他們恰恰是兩年前誓死擁護君主的清室忠臣。 在北洋派大喊大叫之中，有人主張一面討伐國民黨，一面由北方軍人推戴袁為正式大總統。原來他們所擁護的中華民國，就是這樣一個由軍人決定一切的「中華軍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