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二十章總統殺人
1913年3月21日，宋教仁由上海啟程往北京，參加國會的開幕典禮。剛上火車的時候，突然有人對準他放了一槍，擊中了腰部。宋大叫一聲，「有人刺我！」隨即倒在地下。出事時間是晚10時左右。兇手在夜幕沉沉中向車站外逃走，因為剛下過一陣毛毛雨，兇手在濕漉漉的瀝青馬路上一腳滑倒，巡捕追蹤趕來，他飛快地爬起來開槍拒捕，一霎眼不知去向。巡捕認得出逃犯是個穿黑呢子軍服個子很矮的人。
到車站送行的國民黨人黃興、陳英士、廖仲愷、于右任等急忙把宋扶上汽車，送往附近靶子路滬寧鐵路醫院急治。當晚動手術，在宋的右腰鉗出子彈一顆，發現彈頭有毒，傷勢十分嚴重。半夜裡宋從昏迷中醒轉來，睜開眼睛問道：「我的朋友呢？」留在醫院的黃興搶步上前餵了他一口開水，連聲問道：「怎麼樣，怎麼樣？」他一面喘著氣一面斷斷續續地說：「現在外患日深，庫倫形勢險惡。我本來打算到北京和其他地方去，調和南北意見，以便一致對外。可是……」他說到這裡，感到傷口劇痛難忍，他勉力支撐著喊道：「快拿筆墨來，替我寫上，我要發一個電報給袁世凱！」
黃興急忙拿過紙筆來，照他口中所念的詞句寫道：「望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確立不拔之憲法，則仁雖死猶生。」
此後宋又陷入昏迷狀態，延至22日上午4時身亡，年僅32歲。他是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所以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出緊急通告，叫全體黨員「一律臂纏黑紗為宋先生服喪」。孫中山在東京接到噩耗，於25日匆匆趕回上海，參加治喪典禮，並親筆撰寫輓聯如下：「作民權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政治大血案。過去彭家珍刺死良弼，周符麟暗殺吳祿貞，黎元洪勾結袁世凱殺害張振武，都曾震動一時，但都不及這次血案影響之大。這是因為，這次血案的被害人是國民黨的領袖之一，此時國民黨與北洋派明爭暗鬥，「武力統一」與「二次革命」之說甚囂塵上，而這位國民黨領袖又是一個主張調和南北的溫和派，此番被人暗殺，可能引起又一次南北戰爭。因此全國人心惶惶，預感大禍將臨。
此案發生後，全國各方面紛紛揣測，這件政治謀殺案究竟是誰主使的呢？袁世凱是慣於用暗殺手段對付政敵的老手，可能是他主使的。但是，國民黨已經公開表示擁護他為正式總統，宋教仁又是主張與他繼續合作的中堅分子，殺一宋教仁而與國民黨破裂，南北統一之局也將不保，對袁有何好處？從這一點看來，此案又不像是袁所主使的。
僅僅隔了一天，這個問題的答案就非常清楚地擺出來了。
3月23日，有一個做古董生意的河南人王阿發，跑到四馬路中央巡捕房自行投案。他說：「十天以前，我在文元坊應桂馨的家裡兜售古董。他給我一張照片，叫我下手暗殺此人，許我事成之後酬洋一千元。我是一個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沒有干過殺人勾當，所以一口拒絕了。今天看見報上登出來的宋先生的照片，正是應桂馨叫我暗殺的人，所以特來投案說明。」
捕房根據報告，立即派眼線去跟蹤應桂馨，當天在湖北路迎春坊二十八號妓女胡翡雲家找到，當場予以逮捕。第二天，捕房派人搜查文元坊應宅，又在那裡捉到了一個形跡可疑的矮子，並搜出五響手槍一支，應桂馨與現任內閣總理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二人電報往來的密電碼以及其他有關證件多起。這些證件充分說明：行兇的主謀犯不是別人，正是現任大總統袁世凱、現任內閣總理趙秉鈞；教唆犯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組織行兇者是上海大流氓應桂馨，直接殺人者是失業軍人武士英。
證件的主要部分有下面幾個文件：
（1）民國二年（1913年）1月14日趙秉鈞致應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寫著：「密電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可也。」外附密電碼一本，上注「國務院應密，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
（2）2月2日應桂馨致趙秉鈞「應密冬電」一件，內稱：「民黨（國民黨）主宋（教仁）任總理……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
（3）2月1日、2日洪述祖致應桂馨密函兩件，上面寫著：「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價值。」「緊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1]。」「弟[2]（洪稱應）應於題前徑電老趙，索一數目[3]。」
（4）2月4日洪述祖致應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寫著：「冬電（2月2日應的電報）到趙處，即交兄（洪自稱）手，面呈總統。閱後頗色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
（5）2月22日洪述祖致應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寫著：「來函（應的函件）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以後勿通電國務院，因智（智庵，趙秉鈞號）已將應密本交來，純歸兄一人經理。」
（6）3月13日洪述祖致應桂馨密電，內稱：「毀宋酬勛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
（7）3月14日應桂馨致洪述祖密電，內稱：「梁山匪魁四出擾亂[4]，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
（8）3月21日應桂馨致洪述祖密電，內稱：「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
證據確鑿不移地說明：袁世凱決定要暗殺他的政敵宋教仁，叫特務頭子趙秉鈞去執行。趙手下有個秘書叫洪述祖，跟上海流氓幫會有往來，趙叫他物色一個流氓去辦這件事情。洪找到了大流氓應桂馨，許以厚利，叫他執行暗殺任務。通過洪的介紹，趙發下密電碼一本，與應直接通電聯繫。隨後趙察覺到直接通電容易暴露，便又叫洪到上海向應說明，以後由洪居間聯繫。洪回到北京後，一面寫信催應從速動手，這就是密函中所講的要「做一篇激烈文章」，一面向袁匯報情況，袁許以事成之後以勛位為酬。
洪述祖並非無名之輩。清朝末年，他做過直隸候補道，跟唐紹儀拉上了交情。袁任內閣總理大臣時，通過唐的介紹，他上了一道秘密條陳，主張袁在清政府與革命軍之間玩弄兩面手法，以便從中取利。袁雖沒有直接表示，可是心中暗暗讚許。後來唐組織內閣時，派他為內務部秘書，此後他便成為內務總長趙秉鈞身邊的一個謀士，有時也能直接跟袁交談。
[1] 此處是指袁世凱作出的指示。
[2] 應桂馨以晚輩自居，稱洪述祖為「蔭之（洪字）老伯」，洪則稱應為「老弟」。
[3] 洪述祖叫應桂馨預先提出酬金數目。
[4] 應桂馨以「梁山宋江」影射宋教仁，「四出擾亂」是指宋在長江各省鼓吹政黨內閣。
應桂馨又名夔丞，是上海流氓幫會的大頭目之一。辛亥革命初期，中部同盟會聯絡會黨軍警起義，他投機混進了革命陣營，陳其美任為滬軍都督府諜報處處長。滬軍都督府撤銷後，轉入江蘇都督府任江蘇巡查長。他自稱「中國共進會會長」，吹噓全國共進會會員在1億人以上，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武士英是山西人，年22歲，就是在應桂馨家中被捕的那個矮子。他在雲南當過營長，因軍隊被裁流浪到上海來，加入了共進會，成了應桂馨的門下食客。
此案發生後，只有一兩天工夫，就把全部內幕揭穿，人證俱獲，鐵案如山，全國人民無不為之駭然。原來當今大總統是這樣一個貨色，他手中持有兩件法寶：一件是黃金，一件是白刃。他對付一切政治敵人總不離乎這兩手：要麼用金錢收買過來，要麼用武器暗殺掉。他曾經用金錢和高官厚祿收買宋教仁而無效，就決定用另一手來對付他。
這篇文章做得如此不乾不淨，鬧得通國皆知，袁做賊心虛，不得不假惺惺地下了一道緝兇命令，講什麼「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還裝腔作勢地說了些「暗殺之風，萬不可長，尤乖人道」的鬼話。他知道單靠一紙命令不能杜人之口，於是又派工商總長劉揆一以弔喪為名到上海，竭力解釋宋案與他無關，千萬不要誤會。劉與黃興、宋教仁都是華興會的老同志。他到上海後，黃興和國民黨人罵他做官心熱，變節求榮，他只得灰溜溜地回北京去了。
由於全國人民口誅筆伐，袁、趙二人心慌意亂，便又做了一篇空中樓閣的文章，企圖轉移視線。3月26日，國務院通電全國稱：「據應夔丞23日函稱，上海發現一種監督政府、政黨之裁判機關，其宣告文內列有宋教仁、梁啓超、袁世凱、趙秉鈞、汪榮寶等罪狀，於3月9日開審，先判處宋教仁以死刑，於20日執行。」這篇文章請出梁啓超、汪榮寶這些不相干的人做陪客，又把殺人主謀犯混在一起，其目的是要使人們相信上海果真有這樣一個殺人機關，這個機關不僅與國民黨為敵，也與其他各政黨為敵，不僅與政黨為敵，也與政府為敵。
這篇文章也仍然無濟於事，反而招來更大的反感。在這種千夫所指的情況下，即使平日殺人不眨眼的大特務趙秉鈞，也不免心驚肉跳，坐立不安。他一面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他跟宋教仁如何要好，外間謠言之來，真不知從何說起；一面向袁辭職。畢竟袁比他更加狡獪，認為此時辭職反而證明心中有鬼，因此勸他說：「不妨告個假兒，我叫芝泉[1]代替你的職務。」於是趙改辭職為請假，袁派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內閣總理。
宋案發生後，國民黨方面當然異常緊張，急需決定對策。3月26日，也就是孫中山由日本趕回上海的第二天，孫中山、陳英士、居正、戴季陶等多人在同孚路[2]21號黃興宅舉行緊急會議。此時上海方面盛傳袁向帝國主義進行一筆大借款，將用以提充軍費，發動內戰。孫中山主張乘借款未成之際，在國民黨勢力所及的南方五省，大興討袁之師，以便先發制人。黃興等人則認為：第一，自袁竊據總統地位以來，大力擴張北洋軍，此時袁的軍事力量已經大為加強，國民黨的勢力僅及江西、湖南、安徽、廣東、福建五省，而在這五省之內，情況也非常複雜，如果不量力而行，南方五省也將保不住。第二，列強迄今尚未承認民國，邊地各省的分裂運動也在日趨惡化，如果發生內戰，列強藉口干涉，中國就有瓜分亡國的危險。第三，國會即將召開，宋案可由法律解決，而不必訴之於武力。總之，他們認為國民黨在政治上處於絕對優勢，而在軍事上則處於劣勢，不宜舍其所長而用其所短。由此可見，宋教仁雖死，宋教仁的精神不死，迷信議會政治者仍然大有人在。
國民黨人對於孫、黃二人一向抱有一種偏見，認為孫是理想家，黃是實行家。關於理論方面，大家願意聽孫的話；關於軍事方面，則唯黃之馬首是瞻。黃既不贊成以武力解決，大家也就相對無言。最後決定宋案依法律程序處理，並建議組織特別法庭專審此案，推黃郛為大主裁，王寵惠、伍廷芳為承審官，以避免北京行政方面的壓力。此議推江蘇都督程德全向北京提出。同時，密令南方五省當局，加強戰備，組織攻守同盟，以防北洋派的突然進攻。
袁對於宋案，曾一再表示認真處理，對於國民黨所提的組織特別法庭專審宋案的建議，表示「完全同意」。可是，司法總長許世英出面來反對，他說特別法庭不合司法系統，此案只能在地方法院內加設特別旁聽席，以接待有關人士。於是袁「無可奈何」地表示說：「我雖贊成組織特別法庭，其如司法總長不贊成何！司法總長不贊成，不肯副署命令，我就不能發布這道命令！」
好一個極端守法的總統！他似乎忘記了十個月以前，未經內閣副署，他曾經發表過派王芝祥為南方宣慰使的命令。
[1] 段祺瑞字芝泉。
[2] 即今上海石門一路。
黃興打電報給袁，說明宋案不能由普通法庭審理的理由，因為本案主使犯為內閣總理趙秉鈞，如果按照普通程序上訴到北京，請問如何執行。他還尖銳地指出，許世英乃是趙內閣的一位閣員，應當連帶辭職，有什麼資格玩弄法律！
4月16日，上海會審公堂將應桂馨、武士英兩名犯人移交上海地方檢察廳接收看管。
武士英自被捕入獄以來，就受人指使，叫他把殺人動機和一切責任都承擔下來，將來自有解救之法，因此他一口咬定此案無人主使，拒絕吐露實情。在他移解中國法院後的第八天，他突然在獄中暴斃。這樣一個新鮮活跳的人兒，死得不明不白，人們不禁想起中國歷史上所常有的一篇老文章，這篇文章叫作「殺人滅口」，或者叫作「死無對證」。這篇文章使人一望而知，做得也不高明。
4月26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通電公布宋案全部證件。這是對袁趙二人的一次公開打擊，因此許世英又以「力爭法權」為名，通電指斥地方行政長官宣布罪證為「違法越權」。
這個時候，應桂馨在獄中瀟灑自如，似乎有所恃而無恐。他公然要求吸食鴉片，而法院也就破例許其公開吸食。
另一要犯洪述祖，自宋案揭露後，安詳自若地從北京跑到青島去避風頭。德國膠州總督不明個中底細，以其為殺人教唆犯而加以逮捕。袁命內務部次長言敦源往青島交涉，表面要求引渡歸案處理，暗中替他說情。德國人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於是言敦源回報說，洪述祖已被德國膠州總督釋放，查緝無蹤，就此了事。5月3日，洪述祖公然在青島發出通電，吹噓他過去「協助唐紹儀建立共和有功」，而斥宋教仁「借政黨內閣之名，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他並不諱言曾經說過「毀宋」的話，因為這是白紙黑字寫明，無法抵賴，但他狡辯說：「毀宋僅欲毀其名，並無奪其生命之意。」
由於國民黨公布了宋案證件，袁、趙二人置身無地，於是袁又授意他的爪牙遇有適當的機會，儘可能地為他洗刷罪名。當北京各界人士舉行宋教仁追悼大會的時候，京兆尹王治馨前往致悼詞。他自作聰明地解釋說：「去年應桂馨到北京，向趙總理自告奮勇，要動手殺害宋先生。總理即向總統請示。總統表示，政見雖有異同，暗殺之風究不可長。這些經過情形，可以證明總統、總理與宋案毫無關係。」這種解釋與袁、趙二人抵賴罪行的說法並不合拍，因此成了一篇「欲蓋彌彰」的文章，恰恰反證了袁、趙二人與宋案有關。
此案一步緊似一步，到5月8日，上海地方檢察廳根據原告律師的請求，票傳趙秉鈞、洪述祖到案對質。袁、趙二人知道正面文章已經寫不下去了，不得不動腦筋另寫一篇反面文章。
5月11日，北京方面有一個打扮得妖里妖氣的女學生，名叫周儆予，向京畿軍政執法處自首。她自稱是女子暗殺團團長，奉「血光團團長」黃興之命，在北京、天津一帶組織暗殺機關，企圖顛覆政府，暗殺當權人物。她供出血光團的經濟負責人為謝慧生。此事發生後的第二天，天津軍警捕獲身藏炸彈的「暗殺犯」劉士廷一名，自供為血光團團員，並且供出血光團的財政長為謝慧生。17日，軍政執法處派稽查員郝占元率領憲兵逮捕了謝慧生，原來此人就是參議院川籍議員、國民黨黨員謝持。根據國會組織法，現任國會議員非經國會同意，政府不能擅加拘捕。因此，參議院致函國務院提出質問。國務院回答說，軍警機關事前不知道謝慧生就是謝持，因而誤行拘捕。隨即將謝送回到參議院。
上述事件接連發生後，袁政府立即大肆宣傳，好像北京、天津真有這樣一個殺人機關，其主持人就是國民黨領袖黃興。袁政府將此案移送法庭處理，北京地方檢察廳立即票傳黃興到案對質。這真是「無巧不成書」，上海法院票傳趙秉鈞，北京法院票傳黃興，這齣針鋒相對的鬧戲，把全國觀眾的視線引入五里霧中。
黃興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內，中國法院不能直接票傳。租界對於政治犯有保護的義務，但是對於殺人犯卻不能置之不理。6月11日，上海會審公堂根據北京地方檢察廳的來文，票傳黃興待質。黃興大笑說：「這個把戲倒也變得好！」他一傳就到，而且保證隨傳隨到。
在此以後，袁政府和國民黨的機關報就公開對罵起來，一邊說「總統殺人」，一邊說「偉人造反」。局勢演變到這一步，全國各方面所關心的倒不是宋案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是南北戰爭能否避免的問題。
寫到這裡，應當概括地回顧一下。從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到宋教仁被刺身死，這是同盟會及其後身國民黨與袁世凱「和平合作」的時期。但是，在這不到一年的短短時期內，「和平」經常受到威脅，例如袁世凱製造兵變事件，拒絕到南京就職；隨後又破壞約法上所規定的責任內閣制，逼走了內閣總理唐紹儀；在唐內閣倒台後，他又指使軍警威脅參議院，通過他所提出的補充閣員名單；同一時期，又以軍事審判殺害了同盟會會員張振武等等。國民黨對於這些事件，都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而國民黨每退一步，袁就進一步。和平之所以未破裂，唯一原因在於國民黨的節節退讓。當初孫中山讓位於袁時，對袁築起了三道防線，即民國定都南京，新總統必須南下就職，必須遵守《臨時約法》。通過北京兵變和唐內閣的倒台，這三道防線都被袁突破了。此後，孫、黃二人到北京參加「建設會議」時，還企圖以自己的人格感化袁，使之改邪歸正，甚至委曲求全地列名於袁所獨自炮製的「四人聯合宣言」。這些善良願望，不但未起保障和平的作用，反使對方認為軟弱，助長了袁的破壞和平和武力統一的野心。由此可見，無原則的妥協換得來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與持久的和平，而是假和平與短暫的和平。此外，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由於財政困難，黃興大力裁兵節餉，解除了自己的武裝。接著，宋教仁等又主張放棄對袁的武裝鬥爭，企圖在政治上保持國民黨的優勢，繼續與袁合作。他們認為，軍隊不過是政權的附屬物，有了政權就可以指揮軍隊。他們忽視了這樣一件事實：唐內閣不也是責任內閣嗎？唐內閣被迫下台，責任內閣制已經完全破產了，即使宋教仁的政黨內閣能夠實現，不還是一樣可以受到槍桿子的摧殘嗎？他們另有一種天真的看法，認為政黨內閣是由正式國會產生的，而正式國會又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請問，袁不把臨時參議院放在眼下，他能夠尊重國會嗎？直到宋案發生，國民黨人還主張法律解決而反對武力解決。這些事件說明，國民黨對一切事物的發展都寄托在主觀願望上，以幻想代替現實，抓著稻草當作救命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