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十九章宋教仁遇刺

前面講到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國民黨鼓吹政黨政治。究竟同盟會為什麼要改組為國民黨，孫中山既已決定同盟會退為在野黨，為什麼又要搞政黨政治？這些道理，必須講個明白。 前文講過，同盟會和立憲派本來是互相敵對的兩個政治派別。辛亥革命時期，立憲派鑒於大勢所趨，投機參加革命，因此兩派由分而合。但是，立憲派並非真心與同盟會合作，革命剛開始，他們就暗中搗鬼，多方奪取革命政權。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時期，這種爭權奪利的鬥爭更加露骨，因此兩派又由合而分。 由於國體改建共和，立憲派從前所用的「憲友會」那塊招牌掛不出來了，因此他們改頭換面組成了若干小政黨，如湯化龍、林長民等組成共和建設討論會，孫洪伊組成共和統一黨，籍忠寅、周大烈等組成國民協進會，等等。他們經常跟同盟會唱對台戲：同盟會主張建都南京，他們就主張維持北京舊都；同盟會提倡民權主義，他們就鼓吹國權主義等等。 武昌革命爆發後，同盟會內部也起了一些重大的變化。同盟會是由三個革命團體，即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黃興所領導的華興會、陶成章與章太炎等所領導的光復會合併組成的。1906年，章太炎脫離了同盟會，並與陶成章恢復了光復會。孫中山未回國前，同盟會會員陳其美暗殺了陶成章，排斥了光復上海有功的光復會會員李燮和。光復會也反對同盟會所推舉的革命軍大元帥黃興，兩派關係日益惡化。南北議和時期，章太炎回到上海，散布「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怪議論來拆同盟會的台。他發起組織政黨，首先在上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隨後又將這個組織與立憲派「大名士」張謇在辛亥革命前所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合併起來，定名為「統一黨」，以促進南北統一為號召。這是一部分革命黨人與立憲派公開合作，以江浙人士為中心，公然與同盟會相對抗的另一派別。 章太炎是名滿全國的革命先進，孫中山想把他拉回來，所以臨時政府成立時，聘他為高等顧問。1912年5月，章應黃興之召到南京，參加正在舉行的殉難革命同志追悼大會。他寫了一副輓聯如下：「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言虛！」 袁世凱接任臨時總統後，看見這位大名鼎鼎的革命大文豪對同盟會如此深惡痛絕，不免喜在心頭，便也聘為公府顧問，並派王賡與之保持聯繫。王賡是袁的狗腿子，善於吹牛拍馬，而章又是個愛聽奉承話的人，不免受到迷惑。王賡在北京替章掛出了統一黨的招牌，同時袁又叫熊希齡介紹財政部次長張弧打進統一黨，通過張弧供給他們的資金，此後這個黨便成了替袁收買無聊政客和分化同盟會的一個特務機關。 同一時期，同盟會另有一些人也分化出去，例如老同盟會會員劉成禺、孫武、藍天蔚等都是湖北人，他們受了黎元洪的收買，成立了一個以湖北人為中心的政黨名叫「民社」，而以黎為領袖。 1912年5月參議院遷往北京後，同盟會會員在參議院中仍是多數派，其他政黨望塵莫及。為了對抗同盟會，袁派他的狗腿子分途拉攏，把統一黨、國民協進會、民社和另一部分光復會會員所組織的「民國公會」聯合起來，成立了「共和黨」，總部設於北京，推黎元洪為理事長，章太炎、張謇、梁啓超等為理事。這個黨領的是袁的經費，奉的是袁的將令，可是他們絕對不承認是袁的御用黨，而自居為同盟會和北洋派以外的中間勢力。但是，他們跟袁唱著一個調子，暗中指摘同盟會為「暴民黨」，而自稱為「穩健黨」。 章太炎未到北京前，雖對孫、黃二人抱有不滿情緒，但對袁、黎二人也無好感。他經常以「本初後人」[1]和「江左劉表」影射袁、黎。通過王賡等人的拉攏，他一步步地落入了袁的圈套。1912年7月，他應黎元洪之邀到武漢觀光，受到了一次極其隆重的招待，不免有飄飄然之感。他寫了一篇文章，把這個投機軍閥捧上了三十三重天，說黎具有生活樸素、言辭簡明、態度穩重、平等待人等美德，而以堂堂大都督之尊，每月僅支薪水二十元，與普通科員毫無區別，尤其值得稱道[2]。他還推「愛屋及烏」之義，認為湖北的一切東西都是好的。他說：「武漢首義之區，即女子亦殊不凡。」此時他斷弦待續，在湖北提出了徵婚條件，對象以湖北籍女子為限[3]。他在湖北公開發表議論，主張袁、黎合作，抵制孫、黃，說什麼「以項城之雄略，黃陂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國宜無滅亡之道」。 [1] 本初是三國時代袁紹的別字。把袁世凱比作袁紹，是譏其「四世三公，不學無術」。 [2] 辛亥革命後，各省都督均不支薪，各級文武官吏一律月支二十元為生活費，並非湖北一省如此。 [3] 章太炎在湖北徵婚，提出四個條件：（1）對象必須為湖北人；（2）文理清順；（3）大家閨秀；（4）不染學堂中平等自由之惡習，而有從夫之美德者。 隨後章太炎由湖北到了北京，正值參議院因不滿陸征祥而將補充閣員六人的同意案一律否決。他竟與張紹曾、孫毓筠、王賡等人聯名致電黎元洪，大罵參議院為「奸府」，說什麼當此「列強瓜分，危機四伏，國土之保全為重，民權之發達為輕」。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說：「宜請大總統便宜行事，勿容拘泥約法，以待危亡。」他們還認為黎副總統「首倡大義，勳業格天」，請其「昌言建議，並與各省都督協商，速振紀綱以救亡」。這個電報藉口國家處在危急關頭，公然鼓動袁世凱撕毀臨時約法，實行個人獨裁，同時還鼓動黎元洪聯合各省軍閥以武力解散參議院，擁護袁世凱獨裁。 此時孫中山已將政權交出，同盟會所屬各省革命軍也正在大量解散或者班師回防。孫中山主張將政權盡讓予袁世凱，同盟會退為在野黨，這個意見受到大多數同盟會會員的反對。他們認為，同盟會出生入死打出來的天下，不能讓別人坐享其成。現在同盟會在參議院中仍為多數派，南方各省的軍政大權也大多在同盟會的手中，將來成立國會，並由國會產生正式政府，同盟會一定可操勝算，前途大有可為。武昌起義立過功勞的宋教仁，帶頭反對同盟會退為在野黨，主張同盟會應當加強組織，積極布置，進為在朝黨。他的具體政見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1）在組織上提出「毀黨造黨」的建議。他認為同盟會是革命時期組織武裝暴動的革命團體，今後進入國家建設時期，原有組織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主張以同盟會為基礎，廣泛吸收各黨各派參加，使之成為一個新型大政黨，積極展開國會的競選活動。（2）在政治上提出「政黨內閣」的主張。他認為同盟會在未來的國會中取得第一黨的地位後，根據民主制的精神，應當出來組織政黨內閣。總之，宋教仁是個議會迷，認為法律神聖，國會萬能。他一方面既要維持同盟會與袁世凱的合作關係，一方面又要以法治精神限制袁的個人權力；一方面主張在軍事上放棄對袁的鬥爭，一方面在政治上又要取得控制一切的權力。他主觀地認為，軍隊不過是政權的附屬物，只要把政權拿到手裡，就可以指揮軍隊，使一切野心家不能跳出他們的手掌心。他還認為，過去袁之所以敢於以武力威脅參議院，因為參議院不過是一個過渡性的代表機關，而國會成立後，袁就不敢再用這種手段來對付由全國人民選舉而產生的正式代表機關，否則他將成為民國叛徒，而叛徒是任何人所不敢為的。 說也奇怪，宋教仁曾因提倡責任內閣制而大受攻擊，他今天所提倡的「政黨政治」或「政黨內閣」，也仍然是老一套，卻大受同盟會會員的歡迎。他的主張成了同盟會絕大多數會員的共同要求，他也立即成了同盟會中最有號召力的領導人物。 宋一度擔任唐內閣的農林總長。他住在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即農事試驗場），經常跟參議院中的各小黨負責人往來。每逢應酬過忙，城門關閉，他就在趙秉鈞的家裡過夜。一天，趙向他說：「像你這樣一位交遊廣闊的人，怎麼能夠缺少交際費呢？總統知道你手中不寬裕，叫我送給你一本銀行支票簿，你隨時可以支款應用，數目不拘多少。」宋知道這是糖衣炮彈。他覺得卻之不恭，用了一筆小款子，即將原折退還。袁又通過趙向他示意，將來一定請他擔任內閣總理，只是不要再提「政黨政治」的話。宋也請趙轉告袁：「這不是個人的問題。政黨政治是民主國家的一個通則，責任內閣制是臨時約法所規定的，內閣向總統負責，總統更好辦事，這有什麼不好呢！」 宋在北京進行「毀黨造黨」的工作，先後與以谷鍾秀和吳景濂為首的「統一共和黨」、以伍廷芳為會長的「國民共進會」、以岑春煊和伍廷芳為總理的「國民公黨」以及董之雲等所組織的「共和實進會」取得協議，它們四個小黨與同盟會合併，成立一個大政黨，取消同盟會的名義，改稱「國民黨」，只等孫中山一到，就將新招牌掛出，並進行上層領導的改選。 1912年8月25日，也就是孫中山到北京的第二天，國民黨舉行成立大會，選出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九人為理事，並由理事九人互推孫中山為理事長。國民黨雖是同盟會的後身，但在許多方面有所不同。首先是名稱的改變。這個問題曾經引起不少老同盟會會員的反對，他們認為，同盟會是多年來領導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幟，而在革命成功以後，這面旗幟忽然不見，「何以對死者而慰生者」。但是各小黨都不同意保留這個名稱，因為保留這個名稱，就是意味著各小黨被同盟會吞併，而別立名目，則是意味著各小黨以平等地位跟同盟會一道組織一個新黨。其次是組織上的改變。同盟會採取的是總理制，而國民黨採取的是理事制。為什麼要改變組織呢？據說共和黨採取的是理事制，國民黨也應與之相適應。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是以合議制代替了一長制，削弱了孫中山的領導權。第三是政治綱領的改變。國民黨取消了同盟會所規定的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綱領，而代之以「注意民生政策」的抽象條文。孫中山所制定的革命方略，將民主革命分為三個步驟，即由軍政時期、訓政時期進入憲政時期。這個方略也被拋棄了。這是因為，同盟會的政治綱領和孫中山所制定的革命方略，都不適合一般官僚政客的口味，他們堅決主張保護私有財產，反對土地國有，對於一黨訓政也不贊成。為了遷就他們的意見，也不得不把調門放低些。 國民黨成立後，有人挖苦地說，同盟會的三民主義變成了國民黨的二民主義，民生主義沒有了。有人更加尖銳地指出，只有一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也沒有了。 國民黨剛成立的一天，還鬧了一件大煞風景的事情。原來同盟會的民權主義有「男女平等」的一項條文，這一條對婦女有很大的吸引力。武昌起義後，南方各省紛紛成立女子北伐隊、女子尚武隊、女子救護隊，等等，這些都是女子求自身解放而參加革命的具體表現。其中著名人物有湖南的唐群英、王昌國，浙江的沈佩貞、尹志銳，江西的吳木蘭等。南北議和後，她們已無用武之地，就把這些戰時組織改組為「女子參政同盟會」，力爭女子與男子有同等參加政權的權力。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黨綱中「男女平等」的條文不見了，代之以「人民權利義務相等」。這也是遷就一般官僚政客的意見，因為他們都是反對男女平等和女子參政的。新黨綱公布後，唐群英、沈佩貞等率領一批女子參政會會員跑到國民黨總部，向宋教仁大興問罪之師。宋閃爍其詞說：「男女同屬人民，條文非常明確，如果另列專條，倒反而失去男女真正平等的意義了。」沈佩貞、王昌國等指摘國民黨選舉理事九人，並無女子一人當選，顯系歧視女子，要求下次選舉主任、幹事時，多選幾名女子，以資補救。宋教仁唯唯稱是。不料9月8日國民黨選舉主任、幹事時，女子仍無一人當選。在場參加選舉的女黨員無不深感氣忿。只見一人攘臂而起，直奔主席台上，指著宋教仁的鼻子破口大罵：「騙子，騙子！」當時北京各報誇大其詞，便有「沈佩貞怒打宋漁父」之謠。 隨後孫中山離開北京到日本去，委託宋教仁代理理事長的職務，黃興也回湖南度歲，宋教仁便成了國民黨的實際負責人。 國民黨成立前，袁世凱已將同盟會以外的一些小政黨拼湊起來組成了共和黨，用以抵制同盟會。此時看見同盟會吸收四小黨擴大為國民黨，聲勢比以前更大，共和黨望塵莫及，不免暗暗吃驚。他了解到將來國會選舉告成，國民黨在國會中取得第一大政黨的地位，不僅足以影響總統的權力，而且對他競選正式總統也有所不利。因此，他除竭力拉攏黎元洪[1]而外，又於這年9月以商談國事為名，叫王賡再召章太炎入京，任為東北籌邊使，給以開辦費一萬元，每月支薪三千元，以資聯絡。這一年10月，他又電召梁啓超回國[2]，叫他把「共和建設討論會」、「共和統一黨」合併起來，並吸收立憲派分子分別組織的「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組成了民主黨。這是袁用以抵制國民黨的另一個御用黨。 前面說過，臨時參議院是民國過渡時期的立法機關，《臨時約法》是過渡時期的憲法。臨時約法規定，臨時總統應於就職後十個月內，根據臨時參議院所制定的國會選舉法，公布命令，進行國會的選舉。國會成立後，應即選舉總統成立正式政府，並制定國家憲法以代《臨時約法》。臨時參議院已於1912年1月5日議決國會採取兩院制。8月10日，臨時總統公布了臨時參議院所制定的國會組織法和參議院、眾議院兩院議員選舉法，通令全國進行國會的選舉。接著，孫中山、黃興二人到了北京，演了「南北和」的一齣好戲。等到孫、黃二人出京，選舉國會的鬧戲就緊鑼密鼓地登場表演了。 在選舉國會的高潮中，大批時髦政客出現。他們頭戴博士帽，手拿司的克，滿面春風地在公共場所發表競選演說，吹噓他們如何了不起，如何熱心替老百姓辦事，講得天花亂墜。他們的口中經常吐露著平等、自由、博愛之類的新名詞，這些都是老百姓前所未聞的新鮮玩意兒。同一時期，全國各地茶樓酒館的生意也突然地興隆起來了，做東道主的都是那些神氣十足的競選人，而吃白食的都是替他們「抬轎子」的紳士之流的人物。 [1] 黎元洪好發表議論時局的通電，命秘書饒漢祥執筆。袁世凱每電必復，並且百般奉承。此時黎任饒漢祥為湖北內務司長，國民黨人攻擊他吸食鴉片，饒懼而逃回廣濟辭職。袁派人持親筆函前往慰問。 [2] 梁啓超回國後，在北京德昌飯店招待報界人士。他說他在東京辦有《新小說報》，寫過一篇政治小說，題名《新中國未來記》，其假設國名為「大中華民主國」，紀元為壬子年（1912年即民國元年），第二代大總統的假設人為黃克強。他說這篇小說竟像預言一樣，大體均已實現。他說他從來只論政體而不論國體，國體改為共和，政體實行立憲，與他的政見並無不合。這種抹煞事實的詭辯，聞者無不嗤之以鼻。 老百姓們發現，有資格競選議員的人們，都是什麼黨的黨員。這些黨究竟做了些什麼事呢？有人說，各黨都有黨章，一看就會明白。打開各黨的黨章一看，上面說了許多好聽的話，可是空空洞洞不知講些什麼。有些黨抬出一個「大人物」做領袖，其實這個「大人物」並未過問黨內的事情，而這個黨也不過是掛出了一塊空招牌，根本無事可做。有些競選人既是甲黨黨員，又是乙黨黨員，還有以一人而兼跨三四個黨的。有些人今天是甲黨黨員，明天又變成了乙黨黨員。不少黨的名稱和內容也是大同而小異，看不出有何實質上的區別。因此老百姓們開始懷疑起來：「這些老爺們能夠替咱們辦事嗎？」 國會選舉從8月辦到12月，總算把這件事辦成功了。1913年1月10日，臨時總統公布了第一屆國會的召集令。2月選舉名單揭曉，國民黨黨員在眾議院596席中占了269席，在參議院274席中占了123席，即使把跨黨分子除外，也超過了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1]三個黨的當選人的總和。果然不出宋教仁所料，國民黨成了國會中的第一大政黨。國民黨在競選中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主要是由於它的前身同盟會有革命黨之稱，現在革命成功了，加入革命黨就有升官發財的機會，因此各省的頭面人物包括政學紳商各界，紛紛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所控制的省區相當廣大，其政治影響也遠遠超過其他各小黨。此外，宋教仁親自巡視南方各省，主持國民黨的競選工作，他由北京到上海，又由上海到南京、安慶、漢口、長沙等地，到處指授機宜，不斷發表演說，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國會選舉揭曉後，國民黨以多數黨成為執政黨，全國各方面一致預測宋教仁將被推為內閣總理。 與此同時，國民黨人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國會成立後他們的三大政治目的：（1）擁護南北統一；（2）實行政黨政治；（3）與袁世凱繼續合作。為了保證袁世凱當選正式總統，孫中山、黃興二人發表通電放棄正式總統的競選。此電一出，黎元洪也不得不作出相應的表示。這樣一來，全國各方面又一致預測將來選舉正式總統，袁世凱一定能夠當選。 正當國會召開的前夕，突然傳出消息，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車站被刺身死。正是：平地忽起風波，晴天何來霹靂。 [1] 此時統一黨又脫離共和黨而恢復其原有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