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十八章單騎赴會
孫中山解除總統職務的時候，同盟會內部意見分歧，對於政局前途缺少明確而統一的指導思想。孫中山主張將政權完全讓與袁世凱，同盟會專門從事社會事業，因此不少人盛倡「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之說，作為同盟會放棄政權後的出路。黃興則鼓吹「功成身退，解甲歸田」。他說革命黨人應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不是為爭權奪利而來。在孫黃兩人的思想影響下，汪精衛標榜所謂不做官、不當議員等「六不主義」。此外，宋教仁則主張利用議會政治抵制袁世凱的強權政治。另有部分急進派則認為，同盟會不能放棄武裝鬥爭，應當再來一次革命，徹底摧毀北方封建軍閥的反動巢穴，才能實現名符其實的民主共和。
另一方面，袁世凱依靠帝國主義，利用南北議和，篡奪了總統的地位，取得了他在戰場上所不能取到手的東西，總應該稱心如意了吧！但是，他認為同盟會仍然存在，南方大部分地區也仍然控制在同盟會的軍事力量之下，終覺美中不足。同盟會雖願跟他和平共處，他卻不願跟同盟會兩強並立，時刻抱有以武力征服南方和徹底消滅同盟會的野心，只是因為向帝國主義借款的事尚待進行，北洋軍尚待大力擴充，同時同盟會和臨時參議院對內閣問題採取了一種溫和的態度，他才暫時地把他的野心抑制下來。
唐內閣倒台後，孫中山決定在正式國會未成立前，所有同盟會會員均不參加下屆內閣。同時，由於南北保持著假和平、假統一的局面，袁也不便從北洋派舊官僚中提出組閣人選，他挑選了在唐內閣中擔任外交總長的陸征祥，叫他組織新內閣。
這位同文館學生出身，由低級翻譯員一步步爬到公使地位的職業外交家，長期在國外服務，精通外交儀節，習慣西方生活方式，頗為外國人所稱道。他曾領銜發出勸告清帝退位的電報，也算對袁立過功，所以南北統一時，袁提拔他為第一屆內閣的外交總長。現在唐紹儀走了，袁覺得此人既非北洋派舊官僚，又非同盟會會員，叫他出來組織「超然內閣」，以代前任「混合內閣」，既可表示自己不用私人，而此人又不失為百依百順的好工具，正是一舉兩得。
由於同盟會表示不參加內閣，其他各小黨又都沒有資格爭總理，所以陸征祥的同意案在參議院中順利通過。袁於6月27日發表命令准唐紹儀辭職，29日特任陸征祥為內閣總理。根據內閣制精神，閣員必須與總理同進退，唐紹儀既已辭職，所有唐內閣的閣員也必須全部連帶辭職，另由新總理提出新閣員全部名單，咨請議會同意。可是陸內閣出場時，前內閣閣員除屬於同盟會的蔡元培等四人連帶辭職，非同盟會的熊希齡、施肇基二人自動辭職而外，所有屬於袁系的內務、陸軍、海軍三部總長，均蟬聯不動，也不提交參議院徵求同意，僅僅提出財政、司法、教育、工商、交通、農林六名總長，稱為「補充閣員名單」，咨請參議員同意，這就不是整個內閣改組，而是總統撤換一個總理，補充幾個閣員。參議院對於這種不合法定手續的同意案，也竟未提出異議。
7月18日，新總理出席參議院提出閣員補充名單如下：財政周自齊、司法章宗祥、教育孫毓筠、工商沈秉堃、交通胡惟德、農林王人文。外交由總理自兼，不另徵求同意。根據內閣制精神，總理第一次出席議會，應當宣布大政方針，提供議會討論。可是陸征祥在參議院發言時，打著蘇州官腔，絕口不談大政方針，而把補提幾位閣員比作「開菜單」，表示他的內閣花色品種，樣樣俱全，一定很合大家的口味。此論一出，全場為之譁然。議員們紛紛質問說：「議會乃神聖莊嚴之地，總理為政府首腦。當此國步艱危之日，總理應如何鄭重其事，發抒偉抱，以慰全國人民喁喁之望！何乃出此庸俗不堪之論，徒污同人之耳！」第二天投票表決時，這張「菜單」全部被否決，並且有人動議要彈劾總理不稱職。陸本來膽小怕事，哪裡吃得起這一嚇，當天他便裝病躲進醫院裡去了。
其實，開菜單的人不是總理而是總統。總統點出來的山珍海味，參議員全盤拒絕，總統的面子又怎麼能夠下得去呢？於是便有一批人口口聲聲要為總統打抱不平。
隔了一天，北京城不知從哪裡鑽出來一個「北京軍警特別聯合會」，發了一道通電，大罵參議員「不顧大局，陷國家政務於停頓」。又有所謂「兩湖起義軍人」鄧玉麟、閻鴻飛等[1]發出內容相同的一片狺狺之聲。同一天，參議院接到不少怪電話和匿名信件，警告參議員不得無理取鬧，否則將以手槍炸彈對付。此外，北京城還出現將以武力解散參議院的謠言。
儘管北京城出現了一批牛鬼蛇神，對參議院大施壓力，但是總統的態度仍然十分和善，一面吩咐新內閣改提補充閣員名單，一面授意北洋派皖籍軍人薑桂題、陸建章、段芝貴等於7月25日假座安慶會館大宴參議員和北京新聞界人士，矢口否認軍人干涉政治。可是，宴會臨到尾聲，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聞記者陳紹唐，突然站起身來大聲吼叫說：「明天不通過補充閣員名單，即當宣布議員死刑，勿謂言之不預！」
26日參議院開會投票時，通過了第二次補充閣員名單中的財政總長周學熙、司法總長許世英、交通總長朱啟鈐、教育總長范源濂、農林總長陳振先。只有工商總長蔣作賓被否決，改提劉揆一獲得通過。以上六人，周、許、朱三人都是北洋派舊官僚，范是君主立憲派，陳、劉二人都是同盟會會員。同盟會本已約束全體會員不得參加新內閣，可是有人硬要過總長的癮，不受約束，同盟會也只好聽之任之。
這齣文武合璧的連台好戲，分明是民國成立以來北洋軍閥使用武力威脅議會的第一炮。但是，同盟會和參議院諸公，都認為這件事情沒有什麼了不起，為了保證南北統一，為了避免列強幹涉，都應當容忍下去。正由於同盟會採取了這種大量容人的態度，袁的鬼頭刀就磨得更加鋒利，不久便有一件駭人聽聞的血案發生。
8月10日，湖北起義軍人張振武、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等一行13人到了北京。事前袁接到黎元洪的密電，揭發張振武「蠱惑兵士，勾結土匪，圖謀不軌，方維與之同惡相濟，請即捉拿正法」。黎元洪既是湖北「首義軍人」，又是民國第一任副總統，不應無中生有，血口噴人。可是，既然張、方二人圖謀不軌，確有其事，為什麼黎元洪不在湖北捉拿他們就地正法，而要引誘他們到北京去送死昵？這件事情說來話長，必須把黎元洪從南北議和以來所持的政治態度從頭說起。
[1] 鄧玉麟、閻鴻飛等被兩湖當局薦往中央任職，均已被袁收買。
南北議和時期，黎在同盟會與北洋派的明爭暗鬥之中以中立者自居。君主立憲派也自居為同盟會與北洋派以外的另一種勢力。此外，南方各省有些既非北洋派又非同盟會的地方軍閥，以及由同盟會分化出來的若干投機政客，也都自稱為「中間派」。以上這些人，由於臭味相投，不期然而然地都集中在「開國元勛」黎元洪的旗幟下，因此形成了一個以黎為首的所謂中間勢力集團。
黎在武昌斗級營小客棧中找到了一個酸秀才，此人名叫饒漢祥[1]，善寫駢體文章，經常替黎寫些祈禱和平的電報，送交各報發表。在那些日子裡，南北大戰雖已停止，但是各省爭城奪地之戰不斷發生，戰區人民大受其害。對於這種戰爭，黎總要發出一個通電，懇求作戰雙方「化干戈為玉帛，登斯民於衽席」。那位酸秀才又善於堆砌一些悱惻動人的辭藻，有所謂「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等等，寫得既是古香古色，又似乎一字一淚。特別是黎以「開國元勛」而兼副總統，不惜紆尊降貴，向那些好戰的將軍們「垂涕而道」，「泥首以請」，因此這些電文發表後，一般和平主義者無不拍案叫絕道：「副總統說得對，真不愧為救國救民的菩薩心腸！」
但是，這位名滿全國的大菩薩，在湖北起義軍人眼中看來，不過是從床背後拖出來的一個膽小鬼。他忘記了他的湖北都督和副總統的地位都是由南方革命黨死拉活扯拉出來的，今天居然神氣十足，自立門戶，「坐南朝北」，實在太忘恩負義了。同時，黎也感覺到這些起義人物恃功而驕，不把他放在眼裡，對自己的威信大有影響。在湖北裁兵復員的過程中，黎以收束軍事為名，逐步地解除這些人的兵權，分別地把他們推薦到中央去，請袁給以有名無實的大官，以遂其排除異己之私。
張振武是武昌起義的「三武」之一[2]，曾任湖北都督府軍務部副部長，平時對黎頗不禮貌，黎久已視若眼中之釘。黎介紹他到北京去求官，袁給以「蒙古調查使」的空銜，他因無事可做，又回到湖北來，經常跟舊日袍澤往來。這時候，湖北也有「二次革命」的風聲，張既不滿現實，不免常發牢騷。黎疑其不利於己，於是殺機頓起，一面用好言好語勸他再到北京去活動，一面加以「圖謀不軌」之罪，請袁將他處死。
[1] 饒漢祥字宓僧，湖北廣濟縣人。以舉人游福建，不得志而歸，僦居武昌斗級營小客棧中，黎元洪用為機要秘書。他做文章喜用僻典怪字，各省軍政當局紛紛模仿，形成民國初期的一種怪文風。[2] 湖北三武為孫武、蔣翊武、張振武。
袁接到電報後，知道這是借刀殺人之計。他不露聲色，將計就計，作了下面的一些布置。
張振武等到北京後，從8月11日到13日，北洋軍大將馮國璋、段祺瑞等輪流設宴招待。以淮軍老將薑桂題為首的北方軍人，聯名發起召開南北袍澤大會，予以熱烈歡迎。袁也親自在公府設宴接待，氣氛非常融和。
黎見北京毫無動靜，不覺滿腹狐疑，13日又打來一個急電，催促從速下手。
14日，張在六國飯店大宴參議院同盟會、共和黨兩黨議員。這一行動充分說明張振武搞的是「南北一家」，而不是什麼「二次革命」。
15日一大早，張振武、方維和湖北將校團13人突然被軍警逮捕，當天由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親自審問，當天判決處張、方二人以死刑，當天執行。同時，京師步軍統領宣布張、方二人的罪狀，把黎元洪打來的密電一字不遺地照錄出來。
這是民國成立以來北洋政府公開地非法殺人的第一刀，發生的地點在首都，被害人為武昌起義的有功人員，主使者為副總統黎元洪，執行者為大總統袁世凱。此案發生後，各方面人士紛紛議論：「昨為座上客，今作刀下鬼，北京城的政治氣候變動得多麼快呀！」由於張、方二人都是同盟會會員，有人懷疑「袁宮保」將要殺盡革命黨人，為清朝皇帝報仇。此時在北京城的湖北另外「兩武」—孫武和蔣翊武，於17日到公府見袁，要求給以「免死券」，可見這一血案鬧得滿城風雨，革命黨人人自危。
上海同盟會方面，首先由黃興打電報質問袁說：殺人總要有罪證。如果張方二人確實有罪，就請政府拿出真憑實據來。北京方面，同盟會參議員張伯烈提出質問案說，如果沒有罪證，政府何得擅殺革命有功之人？可是，袁在回答參議院的咨文中輕描淡寫地說：「貴院要求提出張、方二人罪證，當令黎都督查明具復。」
袁不但把殺人之罪推得一乾二淨，而且發給張、方二人遺屬的撫恤金各三千元，並將被捕的湖北將校團團員全部釋放，各給一千元為回籍川資。通過這些做法，果然全國輿論為之一變，對袁由懷疑變為諒解，認為他是處於被動的地位，礙於副總統的面子，使他自己做了替罪之羊。在此以前，全國輿論都罵袁是當代最兇惡的劊子手，最狡猾的政治陰謀家，而稱讚黎是忠厚長者，和平天使。通過這一血案，大家才又認識到「忠厚長者」之陰險毒辣，並不在殺人魔王之下。
黎的偽善面目被揭穿，受到全國輿論的指責，內心非常惶恐，他不得不借重廣濟才子饒漢祥的一支筆，發表一個洋洋數千言的長電，列舉「張、方二人之大罪十四，元洪之不獲已者三」，來替自己解釋。當然，單靠文字解釋是不夠的，於是他又另做文章，將張振武的功罪問題分別處理，說什麼「其罪固不容誅，其功亦不可沒」。關於張振武的身後事，他保證「贍其母使終年，養其子使成立。特派專員迎柩歸籍，並飭沿途妥為照料，俟靈柩到鄂，元洪當親自祭奠，開會追悼，以慰幽魂」[1]。
儘管黎擠出一副鱷魚的眼淚，可是輿論並未因此而挽回，他越是裝模做樣，別人越是罵他笑裡藏刀。於是黎又耍無賴引咎辭職，並請裁撤副總統一職，推薦黃興繼任湖北都督。這個電報剛發出，他又轉念一想，萬一弄假成真，政府真箇批准辭職，豈不落得名利兩空！於是他又指使湖北全體軍官發表一個通電，表示湖北軍民一致愛戴副總統，千萬不要讓他辭職。電報用最後通牒的口吻威脅參議院說：「湖北非副總統無以有今日，設一旦動搖，議會諸君能否擔茲重責，請於二十四小時內電復！」
這件血案發生後，全國各方面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華民國不過是一塊虛有其表的假招牌，實際上是「中華軍國」，軍閥可以任意殺人，法律等於具文。但是，當時的各黨各派，包括君主立憲派，都把這件血案當作是同盟會與袁、黎二人的爭端，因而採取了隔岸觀火的態度。同盟會雖然放了幾次空炮，但也覺得責任在黎而不在袁。此時同盟會部分骨幹正在提倡所謂「政黨政治」，在全國各地展開國會競選運動，預計將來國會成立，同盟會可以成為多數黨，他們認為，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國會而納入法治軌道，此時不宜引起政爭。
此案發生後，南方空氣非常緊張，袁也磨刀霍霍，準備廝殺一場。由於同盟會悄悄收兵，袁也感覺到擴軍、借款等問題尚未解決，戰爭遲一步發動對他有利，因此南北形勢便又暫時地緩和下來。
[1] 黎元洪給張振武之子二千元，令其入京求學，另給家屬生活費每月三十元，至張子畢業後能自謀生活而止。張子不肯接受，有人告以不接受將有滅門之禍，才不得已受之。張柩由北京運回武昌時，黎在抱冰堂舉行追悼大會，致送輓聯如下：「為國家締造艱難，功首罪魁，後世自有公論；幸天地監臨上下，私情公誼，此心無負故人。」
緊接著，袁發起在北京舉行黨政首腦建設會議，討論民國成立後一切應興應革的問題，邀請孫中山、黃興、黎元洪三人北來參加。他估計前途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孫、黃二人在此危疑震撼之秋，不會也不敢冒險到北京來。如果是這樣，他就可以記下一筆賬，認為同盟會無合作之誠意，留作下一步討伐南方的藉口。一種是他們應召北來，那也很好，既可以利用跟他們二人的合作關係，壓制同盟會中的急進派，又可以藉此粉飾中國的真正統一，爭取各國早日承認中華民國。
剛剛演罷了「惡虎村」，接著又排「南北和」。這究竟是什麼玩意兒呢？同盟會大多數人都認為袁世凱不懷好意，反對他們的領袖身入虎穴。黃興也有同感。孫中山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政權已經交出去了，合作關係就應當維持下去。至於個人的安危問題，那是可以置之度外而不必認真考慮的。
孫中山由上海北行路過天津的時候，有一位總統府秘書登門求見。此人告密說，張振武被殺前，袁總統叫軍政執法處捏造了一封張振武寫給黃興的假信。信上寫道：「承囑殺元洪事，刻已布置周密。」此人再三叮囑，不可泄露他的姓名。孫中山半信半疑，就把這件事情轉告黃興。黃興卻沉不住氣，立即打電報問袁有無其事。袁回電矢口否認，並且否認總統府中有這樣一個秘書。其實，其人其事都不是假的，這是袁所布置的準備跟同盟會決裂的另一陰謀詭計。張振武死後，袁估計同盟會不會善罷甘休，如果他們一定要追究責任，他就把這個偽證公布出來，反咬一口，誣衊同盟會負責人有計劃地布置暗殺暴動，準備二次革命，把破壞大局的責任轉嫁給同盟會，從而大興問罪之師。由於後來事實的發展不是這樣，他才改變主意把這一偽證歸入檔案之中。
8月24日，孫中山由天津到了北京。他在距離張振武案不滿十天就來到北京，使袁暗叫一聲慚愧。他想道：「往日我不敢到南京去，今天他卻敢到北京來。」他立刻藏起屠刀，堆上笑臉，把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輪馬車，加飾黃緞子窗幔和椅墊，開往車站迎接。同時，他下令待孫中山以總統之禮，全城市民懸掛國旗，軍警沿途警戒，把孫中山迎接到迎賓館來。
孫、袁二人以前從未見面，當他們初次會見的時候，袁熱情地握手，大聲地歡笑，仿佛會見了多年不見的親人一樣。袁是全國聞名的個人野心家，為人陰險惡毒，通過這次接談，孫中山就覺得人言不可盡信。他的腦中忽然閃出一道幻想，想用自己的人格去感化這位封建軍閥，勸他拋棄實力政治，遵守法治軌道，為民主事業作出一番貢獻。孫中山還擬舊話重提，勸他把首都遷往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勢力的包圍。如果袁能夠接受這個意見，孫中山打算進一步歡迎袁加入國民黨[1]，本人願以領袖的地位相讓，以表合作之誠。
孫、袁二人第二次舉行會談的時候，孫中山暢談自己關於建設民國的抱負，袁則洗耳恭聽，態度非常「誠懇」。談到「耕者有其田」的問題，袁讚不絕口地說：「好極了，妙極了，這真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正確方針。」談到發展實業以厚民生的問題，孫中山主張政府集中力量大辦鐵路，首先發展交通運輸事業，以求達到地盡其利，貨暢其流。關於整理財政的問題，孫中山主張吸收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以紙幣代替硬幣作為流通貨幣。孫中山每提出一項意見，袁總是毫不含糊地滿口贊成，從來沒有發生過爭論。孫中山感覺到對方已經逐步地融化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中。
袁也談到吸收各黨人才參加國家建設的問題。他舉一個例說：「我上年組織內閣時，曾請梁卓如[2]擔任司法部副大臣。他雖沒有回國，但此後經常跟我通信往來。從來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主張已經有所轉變，像他這樣一些人，我們可不可以允許他們回國，並且吸收他們參加政治活動呢？」孫中山不加思索地回答說：「這有什麼不可以！我們從來對事不對人。我們國家的人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只要他們確實改變了過去的主張，願意把自己的聰敏才智貢獻給年輕的民主共和國，無論他們從前屬於何黨何派，我們一概歡迎。」
關於召集國會後成立正式政府的問題，孫中山表示本人決不競選正式總統，並且代表黃興放棄競選。又保證同盟會改組後改名的國民黨，一定以全力支持袁當選正式總統。
談到這裡，袁霍地站起身來激動地說：「你所談的一切事情，樣樣都對，都非常之對，我都贊成，非常之贊成。只有這件事情我不贊成，非常之不贊成。我以衰朽之年，勉強出來支撐危局。現在無論外交、軍事、財政諸端，存在的問題實在太多了，太多了。將來選舉正式總統，只有像你這樣年富力強而又才高志大的人，才能當之無愧。我怎麼成！我怎麼成！」
[1] 此時同盟會已改組為國民黨。
[2] 梁啓超早年別號卓如。
孫淡然一笑說：「我們不但今天要你擔任正式總統，而且將來還要你連任下去，擔保十年之內不換總統！」
袁吃驚地說：「孫先生，你這不是越談越遠了嗎？我只能勉力維持到國會選舉正式總統的一天。到了那個時候，我請求你放我回到洹上村去，做個太平盛世的老百姓。」
孫中山開誠布公地說：「我們建立一個新國家，不能設想沒有一段艱難困苦的過程。但是，只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發憤為雄，自強不息，無論任何困難都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我們請你擔任十年總統，正是加強個人責任，保證你對一切事情都能放手去做。你不必氣餒，如果遇到困難，我們願意幫助你去克服，而且，全國四億主人翁也將共同努力，不會把困難擱在一個人的肩頭上！」
袁聽了這番話，內心似乎受到很大的感動，臉上閃耀著一道熱呼呼的紅光。稍停一下，他又搔耳抓腮地說：「我說你不過，你真是太會說話了，道理太多了。不過，這豈不是居我於爐火之上，而你自己落得個逍遙自在之身？」
孫中山嚴肅地說：「這卻不然。我們可以分工合作。我有許多事情要做。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第一件是訓練軍隊以抵抗外國人的侵略，第二件是開闢交通以發展國民經濟。我們不妨制定一個宏遠的規劃，十年之內，你練成精兵一百萬，我造好鐵路二十萬里！」
袁聽到這裡，興奮得無以復加，站起身來引吭高呼：「孫中山先生萬歲！」
當天晚上，孫中山打電報給黃興說：「弟到京後，與項城接談兩次。關於實業各節，彼亦向有計劃，大致不甚相遠。至國防、外交，相見略同。以弟所見，項城實陷於可悲之境遇，而絕無可疑之餘地。張振武一案，實迫於黎之急電，非將順其意，無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來，大消北方意見。兄當速來，則南方風潮亦可平息，統一當有圓滿之結果。」
8月27日，袁在迎賓館大張盛宴歡迎孫前總統，叫他手下的眾位將軍作陪。酒過三巡，孫中山隱隱聽得交頭接耳之聲，又有人提高著嗓子在罵人，因為隔座太遠，孫中山只聽到「暴徒搗亂」的幾個字，同時又聽得侍衛人員撫弄兵器之聲。他又偷眼一看，只見那位東道主正在據案大嚼，對於當前發生的事態，似乎毫不在意。孫中山心中不免暗笑，但是沒說什麼。
孫中山到北京後，一般前清遺老，亡國大夫，紛紛散布謠言，說什麼：「大清朝的錦繡河山就斷送在此人之手，我們應該讓他直著走進來，橫著抬出去！」為了消除民族誤解，孫中山親去訪問前清攝政王載灃，說明民主革命並非以排斥滿族為目的，而是以平等地位聯合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1]組成一個多民族的大中華民國，希望皇族勿為謠言所惑。當天載灃即到迎賓館答拜。
9月11日，黃興也從上海來到北京，當然又有一番隆重的歡迎，不必細表。
9月12日，清室在金魚胡同那桐宅設宴歡迎孫、黃二人。貝子溥倫代表皇室致歡迎詞說：「此次國體改建共和，皆孫、黃兩先生奔走鼓吹之功。兩先生以非常之人而建非常之業，咱們皇太后非常欽佩，因而有還政於民之舉。希望五族從此一律平等，國基從此日臻鞏固，皇室也得以享受共和幸福，謹以此為祝。」黃興在答詞中把建立共和歸功於「孫先生數十年來的辛勤領導，全國人民萬眾一心」。他沒有駁斥「還政於民」的謬論，反而奉承地說：「然非隆裕太后之明哲，其成功必不能如此之速。」
孫黃二人在北京的一段時期，經常有人請他們題字留作紀念。孫題「天下為公」，黃題「南北一家」，以表達他們對國家前途的善良願望。
黃興本來不打算到北京來，而既來之後，看見袁的笑眯眯的面孔，熱呼呼的招待，不覺墜入迷魂陣中。他開門見山地勸袁加入國民黨，並且代表孫中山和他本人願以黨的領導地位相讓。袁謙遜不遑地說：「我怎麼成，我怎麼成！」但言下並無拒絕之意。
袁把黃興拉他入黨的話告訴楊度，並且扮了個鬼臉說道：「皙子[2]，你看我像個革命黨嗎？」說罷，哈哈大笑。楊度也撲哧一笑說：「正要報告總統，廑午也在拉我入黨呀！」
袁說：「你為什麼不答應加入他們的黨呢？你們不是多年的老朋友嗎？」
楊說：「當年我在東京的時候，他們就勸我加入同盟會。而今更不用提了，我只能跟著總統走！」
[1] 民國初期所稱的五族共和，漏掉許多少數民族，此種提法根本不妥。
[2] 楊度別號晳子。
袁連連搖晃著腦袋說：「你這種想法不對。你看，目前的形勢，孫黃之徒想在軍事上打倒我是辦不到的了，可是他們又在政治上變把戲，主張實行什麼政黨政治，想在我的頭上套上一道緊箍咒。前幾天孫悟空要把正式總統讓給我，今天你的老鄉又要把國民黨領袖讓給我。我若鑽進他們的圈套，以後只能讓別人牽著鼻子走，自己不能行動一步，這種場面我可受不了！如果他們肯放棄政黨政治，皙子，你不妨做個革命黨，我也不妨做個革命黨，大家都做革命黨，倒好耍子。」他邊說邊又大笑起來。
他們談得正起勁的時候，趙秉鈞一腳跨進來，大驚小怪地說：「報告總統，黃興拉我入國民黨！」
袁說：「那有什麼不可以呢？智庵，你若加入國民黨，你又可以高升一步了。」他叫趙秉鈞附耳過來，吩咐了一些言語，隨即一本正經地說：「現在我命令你加入他們的黨，不得違誤！」
這裡應當交代一筆。自從陸征祥稱病辭職以來，袁叫趙秉鈞以首席閣員代理國務總理。趙把國務會議搬到總統府舉行，因此內閣事實上成了總統府的秘書廳。袁叫趙加入國民黨，當然又是一套新戲法。趙領了將令，果然去找黃興，填了志願書，加入了國民黨。
隔了一天，袁找黃興商量內閣問題，他說準備提名沈秉堃繼任內閣總理。沈已由黃興介紹加入了國民黨，並且掛了個國民黨參議的頭銜[1]，袁之所以有此口風，大有拉攏黃興之意，當然是一種試探性質。孫、黃二人早已決定國民黨人在國會成立前不參加內閣，何況沈秉堃入黨不久，不宜叫他負此虛名。黃把不同的意見告袁，袁躊躇不安地說：「總理一席未便久懸，希望你們早日推定一位。」黃建議即將趙秉鈞的代理總理改正式總理，並推薦沈秉堃為內務總長。這個建議有一半正中袁的下懷，另一半則非他所能接受，原因是內務總長兼管全國警察，袁一定要派自己的爪牙擔任。9月22日，袁將提名趙秉鈞為國務總理一案咨交參議院，黃興疏通國民黨議員投同意票，得以順利通過。袁又改提舊官僚朱啟鈐繼任內務總長，而派沈秉堃為有名無實的蒲口商場督辦[2]。
趙案通過後，袁就煞有介事地大放空氣說：「看哪，新任總理是國民黨員，又是根據國民黨領袖的意見提出來的，國民黨所主張的政黨內閣制不是已經實現了嗎？」
[1] 國民黨成立時，除推定理事長一人，理事九人外，另推社會知名之士30人為參議。
[2] 浦口商場督辦並未設立機構，正如籌邊使、屯墾使一樣，是個有名無實的虛銜。這年11月28日，沈秉堃赴公府宴會，回到楊梅竹斜街鴻升客棧，突患腦溢血逝世，傳為袁所毒死。
袁所召集的建設會議，曾經邀請黎元洪參加，黎因張振武一案做賊心虛，怕見孫、黃二人的面，稱病不肯北來。9月25日，袁通電宣布他與孫、黃二先生會談後，並徵得黎副總統的同意，成立了國家元首與政黨領袖的協定政綱。其文曰：「茲決定八大政綱條文如下：（1）立國取統一制度；（2）主張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暫時收束武備，全國軍隊由陸軍部統一編造；（4）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5）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6）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權主義；（7）迅速整理財政；（8）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各國承認之根本。」
這個政綱沒有片言隻字涉及臨時約法、責任內閣制等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它所規定的一些原則，只能是有利於鞏固個人獨裁政治。如所謂「中央集權主義」，這個中央就是袁世凱個人的中央；所謂收束武備，全國軍隊由陸軍部統一編造，就是要大裁南方各省之兵，而北洋軍可以利用國家職權改編為正規軍隊；所謂開放門戶、輸入外資、整理財政等，都是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並為袁世凱大借外債廣開方便之門；所謂調和黨見，維持秩序，就是要利用國民黨領袖的合作關係，抑制國民黨急進派的「二次革命」。這樣一個立國大計，既未廣泛徵求全國人民的意見，甚至也未提交參議院討論，僅憑四個有實力地位和政黨背景的「巨頭」聯名發表，根本是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的。其實，所謂「四巨頭會議」也不過是表面文章，袁世凱一人自拉自唱，孫、黃二人均未細察，馬馬虎虎地讓袁公布出來。
大綱公布不久，袁即發表命令授孫中山為全國鐵路督辦，黃興為川粵漢鐵路督辦。
孫中山在北京一共待了一個月，跟袁進行過十三次會談，始終沒有談到遷都南京的問題。黃興到處拉人入黨，特別重視袁的周圍人物，認為只要他們加入了黨，就可以成為革命同志，就可以實現「南北一家」。楊度根據袁的指示提出他自己入黨的條件說：「你們哪一天放棄『政黨政治』的主張，我就哪一天入黨。」黃興驚異地說：「什麼，入黨要有條件？真是千古奇談！」
孫、黃二人出京後，袁在中華民國第一個國慶日[1]發表命令，特授孫文以大勛位[2]，並授黃興、黎元洪、唐紹儀、伍廷芳、程德全、段祺瑞、馮國璋七人以勛一位。孫、黃二人都表示不受。
黃興離開北京的時候，委託同盟會老同志胡瑛繼續說服楊度入黨。此時胡瑛已移居北京，跟楊有密切往來。黃在長沙接到胡的電報說：「皙子本舊時同志，去歲輔助項城宣布共和，慘澹經營，厥功甚偉。既欲邀之入黨，其所建議，理宜委曲贊同。」黃又直接電楊勸駕。11月14日接到楊的回電，認為「政黨內閣」影響總統權力，希望國民黨勿再堅持。胡也有一電說：「皙子前電，意志懇切。瑛承囑往來極密，知之極深。瑛以為吾黨處此時勢，急應將事實上之一切障礙誤解，委曲解釋，以達進行之目的。」11月22日黃再致楊一電說：「政黨內閣，對於內閣，可負完全責任；對於總統，可永遠維持尊榮。國民黨主張此制，純為救國起見。來電謂與總統有妨，並指為不信任袁總統之證，於學理、事實均屬誤會。公前與興面談，亦曾極力主張政黨內閣[3]，今忽變更前議，並另生枝節，恐非出於本心。」
黃興終於做了一筆賠本生意：他叫胡瑛把楊度拉出來，不料胡瑛反被楊度拉過去。正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人各有志，豈能相強。
[1] 武昌於10月10日起義，後定是日為國慶日，又稱雙十節。
[2] 大勛位為民國最高榮譽，限于贈予外國元首，授與本國前任大總統或大有功於國家之人。
[3] 楊度所指的是趙秉鈞的「政黨內閣」，這是一種張冠李戴的政黨內閣，掛羊頭賣狗肉的政黨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