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十七章略施小技鬧兵變
1912年2月29日晚間，北京東安門和前門一帶忽然槍聲四起，火光沖天。北京城的老百姓打聽之下，據說駐紮北京的北洋軍第三鎮因欠餉鬧事，袁總統派拱衛軍去彈壓，不料他們與變兵合流，打伙兒在京師繁盛市區放火行動，看來事情越鬧越大了。
這個時候，住在迎賓館的南方五專使從睡夢中驚醒，聽見槍聲自遠而近，由疏而密，在一片亂嘈嘈的聲音中有人罵道：「媽的巴子，你們要把咱們的衣食父母搶走，嘿，今晚先把你們揍了再說！」
這分明是一場政治性的兵變。變兵的矛頭就是指向南方五專使。因此，專使們急急忙忙地從床上爬起來，踉踉蹌蹌地跑到六國飯店去避難。
第二天，兵變就像傳染病似的飛快蔓延到天津、保定、通州一帶，警報不斷傳來，人民大遭其殃。帝國主義各國準備調兵到北京來保護僑民，日本軍部首先調動山海關及南滿等地駐屯軍集中秦皇島，馬上要向北京推進。北方各省督撫紛紛打電報阻止袁宮保離開北京，否則京師坐鎮無人，北方前途不妙。這些情形，似乎完全證明了袁在咸電中所講的：「我若一走，必將引起內憂外患，北方將陷於不可收拾之局。」<
有人問道：「第三鎮和拱衛軍都是袁的最親信的軍隊，並未積欠軍餉，而天津、保定、通州等地又無南方專使，怎麼也會亂鬨鬨地鬧起兵變來呢？」這些問題留待下文再表。
兵變發生後，袁在接見五專使時慰問備至，並且向他們百般道歉。他絕口不提不肯南行的話，滿臉誠懇地商量以後應當採取的具體步驟。他說事勢既然如此，看起來他立刻動身到南方去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建議他暫時留在北京六個月，以便鎮撫北方將士，先請黎副總統到南京就職，並以副總統的名義代行總統的職權。這個建議是多麼顧全大局，多麼合情合理啊！
五專使驚魂初定，一時都拿不出主意來。還是汪精衛先開口說道：「今天的問題，應當首先實現統一，成立全國統一政府，才能安定大局。其餘一切問題，都不妨儘量遷就。」3月2日，五專使根據這個意見電達南京臨時參議院。
3月6日，參議院開會討論五專使的來電，除少數同盟會議員支持孫中山所提的新總統必須到南京就職的意見而外，多數議員都認為迅速成立全國統一政府，是避免外力干涉、防止內戰再起的靈丹妙藥，總統就職在北在南是一個無關宏旨的問題。因此議決請袁在北京就職，但仍附以六個條件，其中主要三個條件是：（1）新總統就職前，必須向本院宣誓效忠共和；（2）新總統必須提出內閣名單，徵求本院同意；（3）本院通過內閣名單後，內閣到南京辦妥接收手續，孫大總統始行解職。其實，這些都不是什麼條件，不過是替袁擬定的一張新舊總統交替的程序單而已。
後來證明，北京兵變是袁大公子指使第三鎮統制曹錕去乾的。天津並未駐兵，變兵就是直隸總督張錫鑾[1]的衛隊和維持地方秩序的北洋警察。天津造幣廠、直隸官銀號都被洗劫一空。保定、通州等地兵變是自發性的，他們渾水摸魚，大打起發，事畢回營歸隊。北方各省督撫阻止袁南下的電報，出自袁的密電指使。袁自己不肯說不南下就職的話，於是通過他的代言人提出來，此人就是南方五專使之一汪精衛。這樣一來，孫中山煞費苦心所布置的緊箍咒，就被他略施小技解除了。
可笑的是，北方兵變後，黃興接到北方情報說，袁世凱藉口維持治安，擬招募新兵三十營以擴充北洋軍的實力。他急忙打電報給袁說：「新兵未經訓練，不如南兵北調，南可節餉，北可保安。」這位同盟會領導人竟然天真到如此地步，用「南北一家」的眼光來對待個人野心家的政治陰謀。袁連忙回電阻止說：「各國聯軍在京，南兵北調，恐滋誤會。」
3月8日，袁在北京發表就職誓詞如下：
南京參議院鑒：麻電悉。所議六條，一切認可。凱以薄德，忝承公推，勉盡公僕義務。謹按三月初六議決第二條[2]辦法電達宣誓。下開宣誓詞請代公布。其文曰：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謹守約法，依國民之願望，建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弗渝。俟召開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大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凱。
[1] 陳夔龍辭職下台後，張錫鑾由山西巡撫調升直隸總督。
[2] 參議院議決六條原文如下：（l）參議院電知袁大總統，允其在北京就職；（2）袁大總統接電後，即電參議院宣誓；（3）參議院接到宣誓之電後，即認為袁大總統已受職，並通告全國；（4）袁大總統受職後，即將擬派之國務總理及國務員姓名電知參議院，徵求同意；（5）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任定後，即在南京接收臨時政府交代事宜；（6）孫大總統於交代之日始行解職。
從這天起，袁就改稱「本大總統」而不再稱「新舉臨時大總統」了。可是，孫中山尚未解除總統的職務，內閣尚未改組，仍然是南北兩個政府並存，兩個總統各自為政的局面。
3月11日，《臨時約法》公布。這個約法是《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代替物，但是兩者的實質完全不同：《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採取總統制，不設內閣總理，由總統直接總攬政權；《臨時約法》則採取內閣制，總統為虛位元首，一切權力在於內閣。原來自2月上旬起，南北議和條件接近成熟，孫辭袁繼之局已定。同盟會為防止袁濫用總統權力，推行實力政治，所以建議將《組織大綱》改為《臨時約法》，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這個約法草案從2月7日到3月8日，經過臨時參議院一個月的討論，用開快車的速度制定通過，在新內閣接收政權前予以公布。這是同盟會對袁所設的第二道防線。上文表過，孫中山讓位於袁的時候，對袁布置了兩道防線：袁必須到南京就職，必須宣誓遵守《臨時約法》。第一道防線已被袁的陰謀詭計突破，剩下來的就只有用法律來制約他的第二道防線了。
由於政治制度的變更，有人主張推孫中山為第一任國務總理，以掌握民國的實際政權。這個建議，屬於同盟會的安徽都督孫毓筠倡之於前，非同盟會的廣西都督陸榮廷應之於後。孫中山則擬將政權盡讓與袁，同盟會退為在野黨，內閣總理由袁選擇。此外，貴州立憲黨人主張推梁啓超為內閣總理兼財政總長，那就離題更遠而和之者寡了。
袁宣誓就職後，提名唐紹儀組織內閣，臨時參議院予以同意。3月13日，袁發表命令正式任唐為內閣總理。唐在南北和議告成時，由孫黃二人介紹加入了同盟會。袁之所以選用唐為內閣總理，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第一，袁唐二人早年在朝鮮相識，此後多年來唐一直是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第二，唐在上海與南方人士周旋，取得良好的印象，提名他組織第一屆內閣，不致為臨時參議院所否決。第三，唐是取得袁的同意才參加同盟會的，此時盛倡「孫袁合作」，袁在這一時期不能不保持其與同盟會的合作關係，利用這樣一個「雙棲人物」在合作關係中起橋樑作用，對他非常有利。第四，唐又是著名的英美派外交家，袁在外交上既然緊密地依靠西方帝國主義，叫唐組織內閣，也有利於外交路線的推行。總之，袁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無論用人行政，都以當前的個人需要為其出發點。這個時期，他認為組閣人選沒有比唐更為適宜的了。
3月25日，唐到南京向臨時參議院提出閣員名單如下：外交陸征祥、內務趙秉鈞、財政熊希齡、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寵惠、農林宋教仁、工商陳其美、交通梁如浩。29日參議院討論時，除梁如浩一人被否決外[1]，其餘均照名單通過。
根據責任內閣精神，處理一切國家事務，包括對內對外，閣員應與總理共同負責，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全部閣員應由總理自行遴選。可是唐內閣的閣員名單全部都是袁所指定的。唐既唯唯諾諾地接受下來，而參議院也就照單通過，因此袁在用人問題上擁有絕對權力，內閣總理形同傀儡，這不是什麼責任內閣制，而是不折不扣的總統制。同盟會對於這樣一個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竟然等閒視之，這可以說明他們的麻痹大意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
袁開出這張名單，卻也煞費苦心。同盟會在全部閣員中占有一半名額，即唐紹儀、蔡元培、王寵惠、宋教仁、陳其美五人。此外，陸征祥、施肇基都是無黨無派的外交界人士，劉冠雄也是無所屬的海軍軍人，熊希齡是君主立憲派，此四人可以稱為同盟會與北洋派以外的中間派。北洋派方面只有趙秉鈞、段祺瑞二人。表面看來，這是一個以同盟會為主體的「混合內閣」，分配得天公地道，並無半點私心。
可是，如果進一步加以分析，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唐紹儀是他「派進」同盟會的代理人。那些表面無所屬的外交家和海軍軍人，早已成為北洋派的政治寄生蟲，一切唯袁之命是聽。君主立憲派在同盟會與北洋派之間，早已倒向北洋派。根據這種分析，在閣員分配方面，同盟會對北洋派實際上處於四對六的劣勢。但是問題還不止此。袁將清政府所設的農工商部劃分為農林、工商兩個部。袁根本不重視教育事業與經濟事業，而在他的心目中，司法部門又是從屬於行政部門的，所以教育、工商、農林、司法四個部，都是擺擺樣子的冷衙門。此外，軍隊是政權的命根子，內政掌管全國治安，財政為政府養命之源，外交要跟帝國主義打交道，這些重要部都控制在袁黨的手裡。這筆賬算來算去，唐內閣分明不是什麼混合內閣，而是袁的「家天下」，不過分出些殘羹冷飯，布施給同盟會中人而已。
[1] 梁如浩被否決後，袁命唐紹儀暫兼交通總長，後改任施肇基。
在組織內閣的過程中，同盟會提出保留黃興的陸軍總長[1]，其餘一切均可放棄。袁不便公開反對，於是大捧黃興說：「黃先生乃是全國偉人，豈可屈居閣員地位，參謀總長位在閣員之上，請其改任此席何如？」黃興表示不受。袁又改提與同盟會有關的前江浙聯軍總司令徐紹楨，徐也敬謝不敏。最後，袁請黎元洪以副總統兼任參謀總長。事實上，當時軍令、軍政等實權都由陸軍部掌握，參謀本部也是個有名無實的冷衙門。袁叫黎元洪兼領此席，還另有用意，暫且按下不表。
工商部總長陳其美始終未到北京就職，由次長王正廷代理部務。唐紹儀、陸征祥、施肇基、王正廷四人都是英美派外交家，所以這個內閣又具有十分鮮明的親西方色彩。
參議院通過閣員名單後，孫中山於4月1日宣布解除臨時總統的職務，隨即離開南京，遍游南北各省。孫中山派黃興在南京組織「留守府」，主持南方各省收束軍隊和一切未了事宜。4月2日，參議院議決改以北京為首都。該院也於4月29日遷往北京開會。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各省稅款並未報解中央，對外借款又因帝國主義不肯支持革命軍而無法進行。同時，各省革命軍雲集江蘇，軍費無法張羅。唐紹儀到南京接收政權時，並未將這些實際困難問題一道接收過去，一切都留給黃興自行處理。於是黃興大力提倡裁兵節餉，除鎮軍已由柏文蔚帶往安徽，寧軍已由黎天才帶往湖北而外，各省軍隊一律令其班師回省，就地解決軍餉，如浙軍回浙，滬軍回滬等。其本省兵額太多，財政困難而軍隊又不能調回者，則分別予以編並或解散，如粵軍姚雨平部兩師全部被解散，江蘇全省整編為三個師，以章梓為第一師師長，冷通為第三師師長，陳之驥第八師師長等。江浙聯軍總司令徐紹楨、鎮軍總司令林述慶、光復軍總司令李燮和等均因軍隊被編並而下台。
[1] 黃興原任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總長。
裁兵也仍然非錢不行。袁政權對於南方大舉裁兵當然正中下懷，但不給以財力的支持。黃興只得自己想辦法籌款裁兵。他天真地認為，國家由君主專制轉變為民主共和，人民由皇帝的奴僕翻身作了國家的主人翁，這是全國人民的莫大幸福。現在國家大力裁兵節餉，正是為人民謀福利，國家因裁兵而遇到的財政上的困難，正是主人翁自己的困難，幫助國家克服這個困難，也正是人民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他通電各省舉辦「國民捐」，指定此項捐款專作裁兵之用。他估計全國有四億五千萬人，每人平均捐款一元，即可收入四億五千萬元。他完全沒有想到，中國長期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壓榨下，廣大勞動人民早已陷於貧困和破產，哪有餘財捐獻國家。少數清朝遺老和達官貴人，搜刮民脂民膏，積累巨萬財產，他們早已席捲所有遷居上海、香港、大連、青島等地，託庇於帝國主義，休想動他們的一根毫毛。中國地主階級和工商業資本家又都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者，在他們身上打主意，也無異於向和尚借梳篦。所以黃興號召舉辦國民捐，南方各省紛紛成立籌餉局，徒然惹起天怒人怨，而實際效果毫無[1]。
黃興任命沈秉堃為國民捐總局督辦。這位廣西府台和藩台王芝祥同在桂林起義，並組織援鄂軍由廣西經過湖南開往漢陽助戰。南北議和時期，這支桂軍從湖北調來南京[2]。沈和黃興同是湖南善化縣人[3]，他的年齡比黃大得多，但他口口聲聲稱黃為「克老」[4]，時人引為笑談。黃介紹沈、王二人同時加入同盟會。他們帶出來的軍隊，實際上只有趙恆惕一旅，其中軍官大多為同盟會會員和日本士官畢業生，兵士大多為湖南人。此時廣西軍閥陸榮廷獨霸一方，排斥異己，這支軍隊不能開回廣西，同時黃興又覺得這支軍隊素質比較優良，因此擴編為第八師，以陳之驥為師長，陳裕時、趙恆惕分任第十五、第十六兩旅旅長，劉建藩為獨立騎兵團團長，並派劉建藩到湖南招募新兵補足缺額。陳之驥既是同盟會會員，又是北洋軍大將馮國璋的女婿，頗為黃興所信任。第八師建成後，黃興大招物議，都說這位大元帥[5]大裁別人的軍隊，而自己卻招子弟兵成立一黨一派的軍隊，未免太不公平。黃興曾被人行刺數次，有人說刺客是袁世凱派來的，也有人說是南方被裁軍人忿而出此，二者孰是？黃興從未公開說明。
[1] 以湖南籌餉局為例，該局曾向前清舊官僚指名派捐。當時前清軍機大臣瞿鴻禨在上海作寓公，其草潮門私宅被湖南籌餉局查封，勒令備款取贖。湖南所派參議員張其鍠致函湖南都督譚延闓，竟斥此舉為「暗無天日」，因而派捐之議作罷。
[2] 湖北革命軍曾將作戰部隊編為三個軍：鄂軍吳兆麟部為第一軍，贛軍李烈鈞部為第二軍，桂軍趙恆惕部為第三軍。南北議和時期，贛軍回贛，桂軍調往南京。
[3] 善化縣後與長沙縣合併。
[4] 黃興字克強，時年38歲。
[5] 黃興曾被選為革命軍大元帥，因而南方流行此種稱號。
黃興裁兵時期，將林虎由廣東欽州帶來的粵軍縮編為一團，即派林虎為留守府警衛團團長。留守府撤銷後，該團調往江西歸李烈鈞節制，並擴充為旅，林虎升任旅長。上海新編第二十五、二十六兩師也被黃興解散，其中有張宗昌所招的東北胡匪數百人，併入江蘇第三師，改任張宗昌為騎兵團團長，駐防徐州。
黃興籌款失敗，改而採取精神動員的方法，鼓勵各軍將士功成身退，解甲歸田。對於被裁官兵，並未給以妥善安排，因此南方有不少省區產生了游勇土匪遍地皆是的現象。以湖南為例，黃興調趙恆惕旅前往監督裁兵，所有援鄂軍隊均被強力解散，因此，官兵成群結隊大鬧都督府，索取歷年欠餉。他們還組織了「傷兵請願團」，向商店、居民強討惡索，吃「排家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湘西沅水流域成了殺人越貨的土匪世界，如無軍隊護送，商、旅寸步難行。
黃興做了兩個多月的留守，裁了許多軍隊，招來一身怨氣。6月14日他將留守府撤銷後，即到上海退隱下來。
黃興在南方大力裁兵，袁世凱卻在北方大舉招兵。他為掩人耳目，表面維持北洋六鎮，卻叫北京段芝貴和皖北倪嗣沖各招兵二十營，另外還成立了幾個混成旅，所以北洋軍的實際兵力大為增強。
話休繁絮，言歸正傳。卻說唐紹儀在南京接收事畢回到北京後，於4月21日正式成立國務院，南北統一至此告成。
唐紹儀是個資產階級新官僚，跟封建舊官僚袁世凱有所不同，他醉心西方民主，反對個人獨裁。他認為，《臨時約法》既已規定內閣制，內閣就有權處理國家事務，而不必遇事向總統請示。他是南方人，又已加入同盟會，因此不贊成以北洋派為中心的實力政治，主張孫袁合作，新舊合作，而自居為南北之間的一座橋樑。這種態度跟袁對他的期望完全相反。袁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作民主，也從來不把《臨時約法》放在心上。他把總統當作變相的皇帝，把內閣總理當作總統的高級幕僚。正由於袁唐二人抱負不同，所以國務院成立不久，雙方的感情就變得日益疏遠了。
唐雖隨袁多年，但與北洋派軍人很少直接接觸。北方舊軍人有一種極其強烈的地方觀念，對於以南方人為內閣總理，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唐紹儀，看來頗不順眼。袁的手下有不少的北方舊官僚，他們哪個不想爬上高枝兒，如今未能入閣，也視唐為眼中之釘。這些文臣武將經常在袁的耳邊嘀咕著說：「唐紹儀跟孫文都是廣東人，唐又加入了同盟會，看來他已背離總統而搭上孫文的那條船了！」
唐每次出入總統府的時候，袁的侍從人員經常指著他的背影子擠眉弄眼地說：「看啦，今天姓唐的又來欺負咱們的總統了！」
一天，唐到總統府匯報工作。講完了話，袁忽然神色不怡地說：「少川[1]，我已經老了，你就來做總統吧！」
又有一天，唐乘馬車到總統府去，迎面有一輛漂亮馬車疾馳而來，車前車後簇擁著一大堆乘馬的衛士，前面兩個衛士手中揮舞著很長的馬鞭子，大聲吆喝開道，唐的御者幾乎挨上一鞭。唐急忙吩咐讓道，舉眼一看，只見漂亮的馬車裡坐著一位瘦而有須的軍官，此人不是別人，正是總統府拱衛軍統領段芝貴。唐不禁呸了一聲說：「好大的威風，比清朝攝政王的威風還大！」
以上這些，都還可以當作雞毛蒜皮，不必擺在心上。最使唐難堪的是，內務總長趙秉鈞從不出席國務會議，打電話催他前來出席，他總是說事忙抽不出空來。其實，他的腳步在總統府里走得極勤，遇事直接向袁請示匯報，根本不理總理，似乎內務部直屬總統而不屬於內閣。財政總長熊希齡的火氣很大，經常在會議上大吵大鬧，大罵總理侵犯了財政總長的職權。唐上台不久，就發現他處在一群冷麵孔的重重包圍之中，總統、總長、總統府侍衛人員都給他氣受。這種日子很不好過。
唐到南京接收臨時政府前，曾向華比銀行借款一百萬鎊，這本來是一筆微不足道的小借款，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前文說過，清朝末年，西方帝國主義曾經成立一個強盜合股公司，用以控制中國財政，把持中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公司就是英、美、德、法四國財團所組成的四國銀行團。他們嚴格地限制清政府不得向四國以外接洽借款，而他們的借款卻又附以極其苛刻的條件，不許討價還價。他們跟清政府剛剛成立了幣制借款和川粵漢鐵路借款，僅僅付出了一筆墊款英金十萬鎊，清政府就垮了台。帝國主義從來是不肯放棄他們的既得權的，他們要找一個「活人」來頂替這張賣身契，就找到了袁世凱，而袁也認為這張契紙出賣的是民族和國家的主權利益，對自己卻有好處，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帝國主義又不肯冒風險投資，他們必須等待南北和議告成，以袁世凱為首的「統一政府」出現，才肯進行用新約換舊約的借款談判。當唐紹儀南下接受政權時，北方財政捉襟見肘，四國借款「遠水難救近火」，因此他向比利時銀團接洽成立了這筆小借款，以濟燃眉之急。帝國主義認為唐紹儀竟敢衝破他們的封鎖線，向四國銀行團以外借款，真是膽大妄為，所以當唐回到北京時，就接到英、美、德、法四國公使的聯合抗議，責備他違反四國借款成約，並以今後停止借款相恫嚇。
[1] 唐紹儀字少川。
四國提出抗議後，引起了袁政府內部的一場爭吵。袁世凱深怪總理獨斷獨行，沒有取得總統的同意，如今惹出一場是非，以後跟洋人打交道就很棘手了。熊希齡也罵總理沒有取得主管部的同意，侵犯了財政總長的職權。
其實，四國公使所謂停止借款，不過是一種虛聲恫嚇，他們絕對不會放棄這個一本萬利的好買賣。可是袁政府沒有外國借款就活不下去，因此把問題看得十分嚴重。就在四國公使裝腔作勢的時候，美國公使單獨出面來打圓場，主張用談判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四國公使立即見風轉舵，提出了今後談判借款的四項先決條件：（1）取消比國合同，退還一百萬鎊借款；（2）中國政府正式向四國道歉；（3）中國政府保證今後不再向四國以外任何一國借款；（4）中國財政預算須交四國公使備閱。袁對於這些豈有此理的條件，立即全盤接受。在袁的壓力下，4月23日唐以一國總理之尊，親往四國公使館道歉，四國銀行團才答應在進行大借款談判之前，先成立一個臨時墊款合同。
這件事情，不僅關係外交和財政，而且牽涉到袁唐兩人的內部鬥爭。袁對於這位追隨多年的老朋友，認為已不可靠，因此借題發揮想把他趕下台。外交問題解決不久，袁又指使其爪牙指責比國借款用途不明。有的說，這位總理向來生活豪華，他假公濟私把這筆借款裝進自己的荷包里去了。有的說，這筆借款已經撥交革命黨人黃興，作為南方軍費。後一說更觸北洋軍人之忌，公然罵他是個忘恩負義、賣身求榮的叛徒。
唐上台不久，就碰到這件大丟面子的事情，已經站不住腳，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去又發生了另外一件更傷腦筋的事情。
唐在南京的時候，黃興介紹王芝祥跟他見面。王是直隸人，辛亥革命時，以廣西藩台起義響應革命，被推為桂軍援鄂司令，隨後又因軍隊改編下台。黃興介紹他加入了同盟會。參議院同盟會議員主張推他為直隸都督以酬其功，順直議會[1]也就根據革命初期各省咨議局推舉都督的成例，推舉他為直隸都督。唐對這個問題，表示本人無成見，但須向袁請示決定。他回到北京向袁請示的時候，袁點頭認可，於是唐打電報叫王芝祥親自到北京來，等候命令發表。唐不是別人肚子裡的蛔蟲，沒有想到這位大總統表面是一套，內心又是一套。等到6月間王應召到北京的時候，突然發現「直隸五路軍人」反對以王為直隸都督的聯名電報，措辭非常激烈。袁拿了這個電報，裝作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向唐訴苦說：「你看看這個電報，不是我不叫王鐵珊[2]做直隸都督，其奈直隸全體軍人反對何！」
其實，內幕情形並非如此。王到北京的時候，袁就向左右親信大發脾氣，強調任免各省都督是本大總統的特權，絕對不能讓省議會擅行推舉。特別使袁生氣的是，王已加入了同盟會，把一個異派分子擺在北京附近，讓他掌握一省軍權，豈非「引狼入室」。所以袁把直隸警察廳長楊以德叫來，附耳吩咐如此如此，於是這個來歷不明的匿名電報就發表出來了。
袁提議改派王芝祥為南方宣慰使，叫他仍回南方宣慰軍隊。這句話把唐驚得目瞪口呆。唐心中暗忖：「你說話可以不算數，叫我有何面目見人！」他氣滿胸膛，也就顧不得對總統的禮貌，大聲大氣地說：「這不是出爾反爾嗎？我不能同意總統的意見！」
總理不同意又怎麼辦呢？6月15日，袁就直接把派王芝祥為南方宣慰使的命令公布出來。事情演進到這一步，唐無法再幹下去了，第二天他留下了一道辭呈，也不與袁話別，就乘車到天津去了。
唐內閣從4月21日成立起，到6月16日總理拂袖而去，總共不到兩個月。這次倒閣風潮被稱為民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府院衝突」[3]，也是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短命內閣。根據責任內閣精神，總理辭職下台，全體閣員應當連帶去職，所以同盟會四閣員—教育總長蔡元培、農林總長宋教仁、司法總長王寵惠、署理工商總長王正廷，都向袁提出了辭呈。令人詫異的是，其他非同盟會閣員卻都端坐不動，就像不曾發生過什麼事情的一樣。
[1] 南北統一後，各省咨議局均改稱省議會。順直議會系指包括順天府在內的直隸省議會。
[2] 王芝祥字鐵珊。
[3] 府院為總統府和國務院的簡稱。府院衝突指總統、總理不和。
事件發生後，袁假惺惺地向四位辭職閣員說道：「我代表全國四億人請諸位留任。」蔡元培也用尖銳的口氣回答說：「我們也代表四億人請求總統批准我們的辭呈！」
這件事情不是個人去就的小問題，而是國家根本大法應不應該遵守的大問題。《臨時約法》採取責任內閣制，規定總統命令必須內閣副署才能發表，否則不生效力。袁不取得內閣的同意，不經過法定手續，擅自發表命令，這是公然破壞《臨時約法》和責任內閣制的嚴重違法事件。《臨時約法》是同盟會對袁所設的第二道防線，也就是最後的一道防線。如果這道防線又被衝破，袁就可以為所欲為地推行獨裁政治，同盟會就連最起碼的一根稻草也都抓不到手了。
可是，同盟會占有多數議席的臨時參議院，對於這樣一個原則性大問題，只當作袁唐二人的意氣之爭，竟未表示態度。某些政黨和報紙甚至對唐極盡冷嘲熱笑之能事，罵他不忍小忿而輕棄責任，似乎錯處全在唐而不在袁。另一方面，同盟會的左派人士從內閣問題上更加清楚地看出，這位大總統不是什麼華盛頓第二，而是拿破崙第二。他第一步可以推翻《臨時約法》，第二步就可以推翻共和制而帝制自為。他們嚴正地指出：「我們用熱血換得來的江山，不能任其斷送於個人野心家之手！我們要再來一次革命，打倒這個獨夫！」
「二次革命論」從南方傳到北京，袁耳有所聞，便於六月二十五日發表一個闢謠電報。原文如下：
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鑒：世凱束髮受書，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風，以為歷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兩念。洎乎中歲，略識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規，謂為深合「天下為公」之古訓。客歲武昌起義，天下景從，遂使二千餘年專制之舊邦，一躍而為共和政體。世凱以衰朽之年，躬茲盛舉，私願從此退休田裡，共享昇平，乃荷國民委託之殷，膺茲重任。當共和宣布之日，即經通告天下，謂當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見於中國。就職之初，又復瀝忱宣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乃近日以來，各省無識之徒捏造訛言，搖惑觀聽，以法蘭西拿破崙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懼，其用心如何姑置不論，大抵出於誤解者半，出於故意者亦半。民國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強承認尚無端倪，內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復，危機一發，稍縱即逝。世凱膺茲艱巨，自不得不力為支持，冀挽狂瀾。乃當事者雖極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終難開懷以相諒。殊不思世凱既負國民之委託，則天下興亡，安能漠視！倘明知不可為而復虛與委蛇，致民國前途於不可收拾，縱人不我責，自問何以對同胞！區區此心，可質天日。但使內省不疚，尚復遑恤其他。惟當此艱難締造之秋，豈容有彼此猜疑之隱。用是重為宣布，凡我國民，當以救國為前提，則自能見其大，萬不能輕聽悠悠之口，徒為擾亂之階。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壞，借端熒惑，不顧大局，則世凱亦惟有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事關大局，不敢不披瀝素志，解釋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論。特此宣告，維祈亮察！世凱叩。有。
這是一篇顛倒是非的奇文。文章的前一部分，吹噓他如何醉心共和，如何不爭權位，簡直是個大公無私的偉大人物。中間部分，影射同盟會不肯「開懷相諒」。他在字裡行間暗藏殺機，意在言外。後一部分講得更加露骨，大罵同盟會會員是「無識之徒」，「不逞之徒」，「意存破壞」，「不顧大局」。並且殺氣騰騰地說，他不願「虛與委蛇」，而要「與天下共棄之」。從這篇文章看起來，擁護共和的是他袁世凱，而破壞共和的倒是同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