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十四章邊打邊談
袁世凱利用南北停戰議和時期，騰出雙手來鎮壓北方此伏彼起的革命運動，其概況如下：
1911年11月，北方革命黨人陳雄等秘密組織敢死隊，準備在北京暴動。袁得到情報，叫人設法打進去，詭稱「袁宮保完全贊成你們以暴力推翻清室的計劃，你們起事時，將派袁大公子率領部隊打接應」。黨人信以為真。1月29日，敢死隊分五路進攻天安門及東、西華門，袁的軍警分途圍捕，黨人全部落難，為首三人陳雄、李漢傑、高新吾均被殺害。
12月18日，黨人耿世昌在任丘、雄縣起義，袁派毅軍鎮壓，耿世昌等被捕犧牲。
12月20日，北方各革命小團體光復團、急進會、女子暗殺團、北方革命總團、共和會、鐵血會、共和革命黨、北方共和團在天津舉行聯席會議，議決合併各黨團成立「北方革命協會」，以便統一行動。他們反對同盟會對袁的妥協政策，主張在北方發動大規模武裝暴動，首先策動灤州駐軍起義，同時聯絡北京、天津、通州、保定等地駐軍響應，以達掃穴犁庭之目的。
灤州自第二十鎮舉行「兵諫」失敗，張紹曾被迫下台後，清政府將該鎮分散調開，留駐灤州者僅有第四十協第七十九標一標。該標共轄三營，管帶（營長）為王金銘、施從雲、張建功。1912年1月2日，該標在北方革命協會的策動下宣布獨立，推舉王金銘為北方革命軍政府大都督，張建功為副都督，施從云為革命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總參謀長，孫諫生為軍務部長，白毓昆為參謀部長，陳濤為前敵總指揮，凌子煌為敢死隊隊長。馮玉祥也是第二十鎮的管帶，他的一營駐在秦皇島附近的海陽鎮。孫、白、陳、凌四人都是北方革命協會會員，被派到灤州策動起義的。
袁世凱接到情報後，由於兵力一時不易集中，先派通永鎮總兵王懷慶到灤州，用甜言蜜語勸告王金銘等取消獨立。王金銘反勸王懷慶參加革命，本人願以都督一席相讓。王懷慶看見勢頭不對，馬上改口表示同意。隨後藉口視察城外陣地，突然乘人不備，加鞭打馬而逃。
革命軍第一、第二兩營均駐灤州城外，城內駐有第三營張建功部。張建功受了王懷慶的引誘，1月4日據城叛變。王金銘不願同室操戈，決定放棄灤州，率領第一、第二兩營向北京進發。火車開到雷莊，發現雷莊、古冶間的一段鐵路已被清軍拆毀，不能繼續開行。此時王懷慶又派人前來，力言雙方政治目的並無不同，請王金銘、施從雲到古冶開會，討論和平解決。王、施二人挺身前往，當場被捕犧牲。王懷慶隨即指揮毅軍會同北洋軍第三鎮之一部由鐵路兩翼包抄前來，革命軍寡不敵眾，孫諫生、白毓昆、陳濤和革命軍幹部多人均英勇戰死。馮玉祥也在海陽被捕，解往保定治罪，路過北京時由他的親戚陸建章營救得釋。
灤州獨立前，北方革命協會已經聯絡好北京、通州等地毅軍，定於1月9日各在當地響應起義。不料灤州革命軍先兩日失敗，通州聯絡機關又因叛徒告密被破壞，黨人蔡德辰及王丕承父子等七人均被捕殺。至此北方革命協會所布置的京、通、保、灤軍事大暴動的計劃，全盤失敗了。
灤州起義是繼第二十鎮舉行「兵諫」後的第二次灤州事件，起義軍仍是第二十鎮之一部。起義失敗的原因，是由於事前計劃不周，僅憑血氣之勇，倉促發難，陷於盲目軍事冒險。革命派的警惕性也不高，甚至認敵作友，戲劇性地演了「單刀赴會」的一幕。灤州起義雖然失敗，但也震動了包括滿族王公大臣和袁世凱等整個清政府統治集團，使得他們疑神疑鬼，終日惶惶，北京城籠罩著極其濃重的恐惶氣氛。
灤州起義失敗後，北方革命黨人又在北京布置了一個暗殺計劃。1月16日，他們在東華門一帶埋伏多人，打算狙擊袁世凱，不料一擊不中，不少黨人壯烈犧牲。這一事件，留待下文補述。
刺袁失敗後，北方革命黨人決定再舉行一次天津暴動，目的在於首先占領天津，然後出兵進攻北京。1月27日，北方革命協會召集派往北京、通州、保定等處聯絡軍隊的代表，和被聯絡各軍所派的代表，在天津老西開吉祥里本部舉行秘密會議，議決組織敢死隊三隊，於29日午夜12時起事，分途撲攻直隸總督衙門；只等炮聲一響，駐紮天津的水師炮筏和駐紮韓柳墅、小站等處的軍隊立即舉旗響應。29日晚間，革命協會派日本人谷村藏身於總督衙門附近的一家木廠里，叫他拋出炸彈兩枚，作為起義信號。谷村因情緒緊張，看錯了鐘點，提前拋出信號，第一路敢死隊隊長姜賜卿率領隊員一百四十餘人向金剛橋跑步前進，直隸總督陳夔龍急忙派人將懸橋拉起，下令斷絕全城交通，並派大隊人馬搜捕革命黨人。由於其他兩路未及配合行動，姜部孤軍奮戰，大多力竭戰死。
在那些日子裡，北方黨人雖然屢次起義失敗，但是接踵而起者不乏其人，更有荊軻、聶政之流，追蹤達官貴人，進行政治暗殺，使清政府防不勝防。
袁世凱忽然想起了汪精衛，於是叫袁克定把他找來密談。原來，汪奉同盟會總部之命，於1911年12月7日在天津成立了同盟會北方支部，經常往來於北京、天津、上海之間。袁把他找來問道：「現在和議已有眉目，而北方暴動事件層出不窮，為什麼革命黨人一定要幹這種殺人放火的勾當？」汪回答說：「這些事件都不是同盟會會員乾的。」袁說：「北方有許多秘密黨團都自稱為革命黨，我只能以同盟會為對象，其他都是冒牌貨色。我給你二十萬元，請你以北方支部長的地位，把那些五花八門的秘密黨團一律解散，所有成員一律資遣回籍。嗣後如再發生破壞行為，即以暴徒論罪。」
1912年2月21日，汪在天津醫學堂召集北方各革命黨團代表舉行聯席會議，當場宣布，為了統一革命組織，北方各黨團一律解散，所有成員均可加入同盟會，但行動須受約束；其不願加入者，一律給資遣散。汪的這一專斷行為，引起了北方革命協會的極大憤慨，他們把灤州殉難七烈士的棺柩抬出來，陳列在天津車站上，作為一種無聲的抗議。
袁一面利用汪精衛制止北方革命黨人的一切活動，一面用金錢和官職收買黨人中的動搖分子，對於不受收買而又繼續活動的黨人，則派特務加以暗殺。同時，他還以「肅清土匪」為名，調兵遣將，掃蕩北方各省的革命軍和民軍。
袁到北京組織內閣後，首先策動山東取消獨立。山東巡撫孫寶琦與清政府關係很深，以前宣布獨立，並非出自本心。參加獨立的第五鎮，本是北洋六鎮之一，其中也有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兩種勢力的並存，而反革命派仍占多數。山東各路巡防軍則均掌握於舊軍官之手。袁指使其爪牙張廣建、吳炳湘等在軍隊中進行分化活動，將革命派軍官排斥去職，反革命派軍官聶憲藩、吳鼎元、張樹元等逐步取得了優勢，孫寶琦乃於1911年11月27日宣布取消獨立。山東從假獨立到取消獨立，為期僅有半個月。孫是一個經不起風浪的老官僚，取消獨立後引咎辭職。袁命布政使胡廷樞署理巡撫，並提升張廣建為布政使，吳炳湘為巡警道，對革命黨人展開了血腥屠殺。黨人在濟南不能立足，紛紛轉移到魯東活動。
12月12日，黨人在煙臺舉行暴動，逐走膠東道台徐世光、警衛隊統帶鄭汝成，宣布獨立。說也奇怪，這批黨人既已奪得政權，卻又不肯占有政權，適有舞鳳軍艦從天津開來，他們為借重海軍力量，竟然不分青紅皂白，擁立該艦艦長王傳炯為獨立軍司令。袁接到警報後，升任第五鎮炮兵標統張樹元為膠東兵備道，命其率部進攻煙臺。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初期，南北和議發生頓挫，孫中山派海軍次長湯薌銘為海軍北伐司令，率領海容、海籌、建威、豫章、通濟五艦，裝運滬軍劉基炎、閩軍杜潛等部開往煙臺，並任胡瑛為山東都督。藍天蔚為關東都督[1]。孫中山打算第一步鞏固魯東根據地，第二步運兵在遼東半島登陸，進而規復東北。此時膠東半島登州、黃縣、文登、榮成、牟平、諸城、益都、高密、即墨等縣均入革命軍之手，王傳炯因通敵暴露逃往北京。
膠東革命烽火的升起，不但燒紅了山東的半邊天，而且對袁的鞏固華北的整個計劃也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他調走了老朽無能的胡廷樞，升任張廣建為山東巡撫，叫他以武力統一山東。
此時南北和議斷而復續，雙方相約前線兩軍各守原防，袁不便明目張胆地進攻膠東，於是採取「賊喊捉賊」的手法，一面叫張廣建派兵進攻，一面反誣革命軍興師犯境。因此，胡瑛、張廣建二人經常通電打筆墨官司，互相指責對方違反停戰協定，應負破壞和平之責。在此時期，帝國主義對膠東戰爭表面宣布中立，暗中支持清軍，如煙臺英國領事為清軍提供革命軍情報，德國膠州總督藉口膠濟路沿線不得駐兵，壓迫革命軍退出，等等。
當魯東方面打打停停之際，魯南方面也因張勳敗兵入境而不斷告警。1912年2月7日，張勳的辮子軍在徐州譁變，蘇魯邊境突然吃緊，袁命張廣建派兵加強魯南防務。張廣建無兵可派，命台兒莊駐軍分統李奉選就近率部移駐徐州。不料李部移防時，突然起義響應革命軍，張勳狼狽逃往兗州，其殘部退入利國驛、韓莊一帶，徐州遂被江蘇革命軍第三師冷遹部占領。張廣建請袁飛調北洋軍十營增援山東。他在告急電中驚呼：「東省如不能撐持，則北方勢弱，大局可危。」但袁也無兵可調，只得派曲同豐[1]到兗州，偕同兗州鎮總兵田中玉到韓莊視察防務。由於南北和議即將成立，南京臨時政府約束前方各軍停止軍事行動，江蘇革命軍才未越境向魯南追擊。
[1] 孫中山命藍天蔚在煙臺招集東北舊部，俟時機成熟，即由海軍運兵到秦皇島、營口等地登陸。此項計劃，因南北和議告成作罷。
後來南北和議成立，山東有兩個都督，一南一北，形成對峙。袁堅持山東為北方勢力範圍，南軍必須撤走。黎元洪出面來打圓場，主張將胡、張二人同時調開以示公平。於是袁下令調任胡瑛為新疆、青海屯墾使[2]，而將張廣建調為甘肅都督。同盟會認為大處已經退讓，小處不必相爭，便叫胡瑛收束山東軍事，卸職下台。袁派另一爪牙周自齊繼任山東都督，從此山東完全掌握在北洋軍閥手中。
其次是收買投機軍閥閻錫山，奪取山西的地盤。山西革命軍自吳祿貞遇害後，即將石家莊部隊召回娘子關。接著段祺瑞率領第三鎮進駐石家莊。山西革命軍認敵作友，派賈德懋往石家莊談判和平，被段拒絕。袁到北京後，任張錫鑾為山西巡撫，並命盧永祥率領第三鎮攻占娘子關，閻錫山化裝逃往保德，第三鎮一路未遇抵抗進入太原。第三鎮是北洋軍最精銳的部隊，袁宮保的王牌軍，他們一路上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山西人民恨之入骨，在趙城鑄有盧永祥的鐵像，以彰民忿。
清軍雖然占領了太原，但是歸綏局勢突起變化，駐軍與晉軍聯合宣布獨立，而第三鎮又是袁手中僅有的一支機動部隊，不能長期擺在遠方。於是袁通過梁士詒的關係，把閻錫山收買過來，任為山西都督，而將張錫鑾和第三鎮調回直隸。從此閻錫山背叛了同盟會，成為附庸於北洋派的地方軍閥。
第三是利用淮軍守住了河南，並以河南為基地，進一步將觸角伸入陝西、安徽。
河南地處全國中心，又是武漢方面北洋軍的後方，在軍事上具有頭等重要的價值。袁因兵力不足，不得不用升官許願的方法，拉攏淮軍舊將來保衛河南。
[1] 曲同豐原任第十九鎮笫三十八協協統，雲南起義時逃回北方，即在袁世凱軍中服務。
[2] 湖北軍政府外交部撤銷後，黎元洪派胡瑛為湖北代表，到南京參加革命軍各省代表會議，孫中山任為山東都督。南北和議成立，山東軍事結束，袁政府任他為陝甘經略使，這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頭銜，但袁還不放心，又改任為新疆青海屯墾使，叫他無法上任。
1911年年底，革命黨人在開封起事，雖由舊軍柴得貴等鎮壓下去，但不久民軍又在南陽、魯山一帶揭竿而起，「中州大俠」王天縱由嵩山起兵攻占洛陽，加以毗連河南的陝西、安徽兩省先後宣布獨立，河南形勢非常危急。袁提升武衛軍左翼翼長倪嗣沖為河南布政使，幫辦河南軍務，叫他鎮守豫東地區。調毅軍統領趙倜會同北洋軍第十二協周符麟部掃蕩豫西民軍。河南局勢粗定後，袁改任倪嗣沖為安徽布政使，叫他率部由豫東進攻安徽，叫趙倜率部由潼關進攻陝西。
安徽自宣布獨立後，由於軍事上缺乏中心勢力，野心家爭權奪利，局勢非常混亂。南京政府成立，派同盟會會員孫毓筠為安徽都督。
孫毓筠是個變化多端的投機政客。他的祖先是山東濟寧州人，荒年逃荒逃到安徽壽州來，在城外二十里大柳樹定居。此人生有兩個兒子，他叫大兒子經商求富，二兒子讀書求官。後來長房以販賣布匹起家，一直傳到孫毓筠，才又棄商而仕。二房「世代書香」，其中孫家鼐中了狀元，做到軍機大臣，稱為「壽州相國」。論行輩孫家鼐是孫毓筠的叔祖父。
孫毓筠早年也中過秀才，因見孫家鼐飛黃騰達，於是著了官迷，納資捐了個同知，後來又加捐捐了三品道台。父親死後，他在家中守制讀《楞嚴》、《圓覺》等經，又著了學佛迷，想拋棄紅塵出家為僧。1905年，桐城人吳樾在北京前門外車站行刺出洋五大臣一舉，義聲震動全國，孫毓筠又著了革命迷，先叫妻子汪珏帶領兩個兒子到東京留學，自己也於次年東渡，參加了同盟會。就在這一年，第二次萍醴大暴動發生，東京同盟會總部派人分往長江各省運動新軍起義，孫毓筠與安徽同鄉人段雲、權道涵等奉派往江蘇、安徽等省活動，孫中山在牛込區寓所設宴餞行。他們到南京不久，因叛徒出賣被捕。兩江總督端方知道孫毓筠是孫家鼐的本家後輩，曾將案情電告，有筆下超生之意。孫家鼐回電請端方「嚴加管束」，言外也有刀下留人之意[1]。同時，楊度從東京寫信給端方，請其「愛惜名士，從輕發落」。端方回信說：「孫生文理通順，門第高華，當秉雅誼，求入於輕。」於是端方叫一個姓何的道台到獄中去看孫毓筠，指點他在口供中只談政治改革，莫談民族革命。孫毓筠寫了一篇長文，文中供述革命有兩個派別，一為政治革命，只求改良政治，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一為民族革命，以推翻滿族統治為目的。後者以孫文、黃興為首，而黃興尤為暴烈，其黨徒多為湖南人。「午帥[1]務宜特別注意」。他勸端方不要殺戮過重，因為革命黨人是殺不盡斬不絕的，不如採取懷柔政策，以免鋌而走險。最後表示他如蒙寬赦，情願出家為僧，從此不問政治。果然端方替他開脫了「大逆不道」之罪，處以五年監禁，並叫他搬到督署花園「讀書悔過」，而對於同案被捕的段雲、權道涵二人，則處以終身監禁，發交原籍壽州執行。
[1] 這是清朝官場中暗送人情的一套手法。端方電問孫家鼐：「孫毓筠是否華族？」示意叫他來個電報說情，就可從輕發落。孫家鼐身為朝廷大臣，不敢明保革命黨人，所以回電請端方嚴加管束，示意請其刀下留人。
南京光復後，孫毓筠恢復了自由，被任為江浙聯軍總部副秘書長[2]。其時安徽各地稱兵獨立的黨人，紛紛組織軍政分府，割據一方，互不相下。孫毓筠在安徽有聲望，因此南京臨時政府任為安徽都督，命鎮軍統制柏文蔚（他也是壽州人）派兵一營護送赴任。行至大通，為大通軍政分府都督、光復會員黎宗岳所阻。柏文蔚增兵護送，到安慶後立即出兵討伐黎宗岳，將其驅走。
孫毓筠不僅不能統一安徽，而且柏文蔚也覬覦都督一席，不久即為柏所取代。
當安徽群龍無首之際，袁世凱命倪嗣沖率部沿潁水向太和、阜陽前進，與皖北民軍「淮上軍」發生戰鬥。倪嗣沖家族都是阜陽縣的大地主，他帶領子弟兵返回故鄉，太和、阜陽一帶的土豪劣紳紛紛響應蠢動。在裡應外合的局勢下，太、阜兩縣於1911年12月10日、15日先後被倪家軍占領。倪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將所俘淮上軍全部殺光。他在故鄉招兵買馬，將所部擴充達四十營之多，成為北洋派的一支外圍反動勢力。
倪軍侵入皖北，是袁世凱蓄意奪取整個安徽的第一步。南北停戰議和時期，袁藉口南北兩軍「就地停戰，各守原防」，不肯將倪軍撤回河南，而安徽革命軍也無力驅之出境，因此安徽成了南北兩種勢力對峙的局面。
以上情況，說明袁世凱的反動勢力並不強大，但野心很大，到處伸手。由於力不從心，他不得不拉攏一些北洋軍以外的舊軍舊將來助虐揚威。當時革命黨人反對停戰議和，主張出兵北伐者不乏其人。李燮和曾上書孫中山說道：「袁世凱一生歷史，乃一反覆無常之小人。國中經一次擾亂，彼即增加一分勢力。彼乘時竊勢，安知所謂盡力民國？又安知所謂效忠滿廷？……事之可以和平解決者，則以和平解決之；其不能和平解決者，則戰爭乃以促進和平……今日斷非和平所能解決，遷延愈久，損失愈大……此次（南方）倡義，非恃兵力，更恃人心。北方義師屢仆屢起，響應民軍，而我對岸觀火。」李燮和後來雖然變節投敵，但就當時情況而論，所言亦足代表大部分黨人反對妥協的心理。
[1] 端方字午橋。
[2] 江浙聯軍秘書長為于右任。
孫中山就任臨時總統後，雖然採取了總統制，可是他的總統地位帶有先天性的虛弱症，號令不能暢行。他一到南京，便處在同盟會的所謂「穩健派」、立憲派、舊軍閥、舊官僚的層層包圍之中。這些人都說打不得，打下去就會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革命就會流產，還有瓜分亡國的危險。另一方面，南京臨時政府從它誕生的一天起，就是個有名無實的中央政府。名義上在它管轄之下的南方各省，有的同盟會與反動派兩種勢力並存，有的政權落入立憲派之手，有的投機軍人因爭權奪利而爆發內部戰爭，有的當權派是「坐南朝北」[1]的地方軍閥，甚至同盟會員與同盟會員之間也有爾虞我詐、互相排擠的鬥爭。正是：革命尚未成功，牛鬼蛇神出現。
[1] 「坐南朝北」是說身在南方，心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