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十三章雙簧合唱

同盟會的領導人之一宋教仁，是早年華興會的創立人之一。1908年，他跟譚人鳳一道，在上海建立了中部同盟會，為推動兩湖和長江各省起義的指導機關。他經常用「桃源漁父」的筆名[1]，在上海《民權報》發表文章，鼓吹民主革命。南京臨時政府組織時期，他以湖南代表轉任臨時參議院議員。 當革命軍各省代表會議討論政府組織法的時候，宋教仁主張仿照法國內閣制，總統不負實際責任。有人認為，他跟黃興的關係較深，想擁戴黃興為總理，掌握臨時政府的實權。又有人說，他頗想自為內閣總理。內閣制的主張，跟孫中山所制定的革命方略不相符合，因此不為大多數同盟會會員所接受。代表會議決定，臨時政府不設內閣總理，各部總長均對總統直接負責，實際上是仿照美國的總統制。 1912年1月3日，各省代表會議通過孫中山所提臨時政府的組成人員名單如下：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黃興，外交總長王寵惠，內務總長程德全，財政總長陳錦濤，海軍總長黃鐘英，司法總長伍廷芳，實業總長張謇，教育總長湯壽潛。以上人員，大部分為同盟會會員。孫中山原提宋教仁為內務總長，因宋太露鋒芒，不少代表認為他有政治野心，竟不予以通過。孫中山只得改提程德全為內務總長，仍兼江蘇都督；改任宋為總統府法制局長。此外，黃鐘英是率領長江艦隊在九江起義的海籌艦艦長。湯壽潛後改交通總長，其教育總長一職，改由蔡元培擔任。湯的原有浙江都督一職，初由蔣尊簋繼任，後又讓予攻克南京有功的朱瑞。張謇、程德全、湯壽潛三人均為立憲派或接近立憲派的人物。在此之前，北方袁內閣已發表張謇為農工商大臣，孫中山又把他吸收進來，說明立憲派在南北對峙的局勢中，當時頗為雙方所重視。 [1] 宋教仁，湖南桃源人。下面關於宋的資料，都由宋的密友歐陽振聲提供。 同盟會和立憲派均同意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型，以國會為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但在全國未統一、普選無法進行的過渡時期，先由革命軍各省推舉代表組成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職權。1月28日，臨時參議院在南京宣告成立。臨時參議院議員每省三人，由各省都督及咨議局共同選派之。事實上各省所派參議員，大多為參加各省代表會議的代表，臨時參議院不過是代表會議的變名。值得注意的是，咨議局本是清政府的工具，又是立憲派在君主立憲運動時期進行合法鬥爭的大本營，現在國體改建共和，而這箇舊工具仍然擁有地方立法和產生國家立法機關代表之權，因此過渡時期的革命政權就有民主革命派和立憲派兩種勢力的並存，同盟會的領導權顯然被削弱了。 關於國都的問題，孫中山主張定都南京，此案竟被臨時參議院否決，仍決定以北京為民國首都。黃興為此大怒，竟欲派兵監視複議。孫中山提交複議時，親自出席作了說明，臨時參議院才又變更決議，同意以南京為首都。 關於國旗的問題，孫中山主張用同盟會在南方起義的青天白日旗，此案又被否決。臨時參議院議決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理由是五種顏色代表漢、滿、蒙、回、藏五個民族，象徵五族共和，取義非常完美。孫中山認為「取義不合」，咨交複議。臨時參議院竟又予以否決，理由是青天白日旗為同盟會一黨所用的旗幟，不能代表各方面，而五色旗則為湖北首義之區所用[1]，業已通行各省，不應有所變更。這個問題反映非同盟會議員反對同盟會的領導，以武昌起義為民主革命的起點，否定同盟會在武昌起義前領導多次革命的功績。根據議事條例，總統對於議會的決議，如有不同意見，只能提請複議一次，如議會堅持原案，總統即不得再有異議。五色國旗就是這樣定下來了。 關於外交問題，同盟會與非同盟會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認為，過去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之所以失敗，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干涉，此次革命能否勝利，也以能否避免帝國主義干涉而定。正是由於這種崇洋恐外的心理，所以同盟會成立的初期，其政治綱領只提推翻清政府而不敢觸犯帝國主義。武昌起義後的第三天，湖北都督府備文通知漢口領事團，對於清政府與各帝國主義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一概予以承認，目的在於承認他們的既得權益，以交換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不干涉。革命軍中央政府尚未成立時，獨立各省即首先推定伍廷芳、溫宗堯二人為外交代表，以便跟帝國主義各國打交道。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的第二天，又發表了由伍廷芳起草的對外宣言，重申尊重一切對外條約，決不有所變更。這種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和妥協的政策，同盟會和立憲派都認為弱國外交，理應如此。這種政策究竟換來什麼好處，這裡有必要詳細說明一下。 [1] 武昌起義初期，用過十八星旗，不久即改用五色旗。 帝國主義對待中國的政策，在具體策略方面是隨著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而有所改變的。義和團反帝運動後，他們認識到中國人民是不可被征服的，如果他們直接駐兵鎮壓，必將葬身於中國幾億人民的熊熊烈火之中，因此他們被迫放棄了瓜分中國的既定方針，轉而扶植清政府，利用清政府作為他們間接統治中國的工具。但是，由於清政府腐朽無能，中國革命飛速發展，清政府已陷於無可挽救的地步，所以，武昌的炮聲一響，帝國主義不敢公開干涉，10月13日，漢口領事團奉北京公使團之命，對中國交戰雙方宣布中立。其實，他們在中立的幌子下，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對中國民主革命的進攻和破壞，只不過是改公開干涉為幕後活動而已，其中以英、美、日三國的陰謀活動為最多，所起的作用也最大。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武昌起義後，日本認為這不過是太平天國、義和團「暴亂事件」的重演，正是日本趁火打劫的大好機會。日本政府表示支持清政府，願意出兵代為平亂，而以割讓東三省為出兵條件。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所組織的所謂民間團體，如黑龍會的領導人頭山滿之流，則偽裝同情中國革命，經常與同盟會保持聯繫。這是日本朝野反動派共同表演的兩面手法。其實，黑龍會一向鼓吹日本的「大陸政策」，旨在侵略中國，過去曾經促進日本政府吞併朝鮮，這樣一種軍國主義性質的團體，當然不會同情中國的民主革命。它之所以偽裝同情，其目的無非是鼓動中國內戰，製造中國分裂，為日本政府的軍事干涉作開路先鋒而已。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日本應其同盟國英國的要求，出兵最多。武昌起義後，它又藉口地理關係，要求歐美列強委託它就近出兵中國，保護各國僑民。日本政府已動員第十二師團枕戈待命，目的在於實行軍事占領。但是，日美兩國在中國問題上各有野心，日本對美國不能無所顧忌。武昌起義後的第十二天（1911年10月22日），日本政府照會美國政府，探詢美國對於日本出兵中國保護外僑的意見，並且提出了支持清政府和促進中國推行君主立憲制的兩項主張。12月18日，日本駐美代辦奉命又致美國國務卿一個節略，認為「中國革命黨絕少維持其占領區治安之望，中國人無實際運用共和制度之能力，而清政府欲恢復其固有之權威，亦不可能」。因此建議「建立名義上的清朝政權在中國之統治，而消除共和之幻想」。 同一時期，英國政府卻以調和南北為名，在中國舞台上大變戲法，邀請日本參加。日本政府公然提出以促進君主立憲為參加條件。12月23日，日本政府公開警告袁世凱：「日本決不承認中國改建共和！」 日本政府公開站在清政府的一邊，當時論者認為，它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害怕中國變更政治制度，影響日本政局。這是一種隔靴搔癢之談。它所害怕的是，中國如果改建共和制，將日益走上富強的道路，對日本不利，所以它在清政府與革命軍之間，是站在腐朽勢力的一邊，而與進步勢力為敵的。 美國政府的態度與日本不謀而合，同樣主張保存腐朽透頂的封建王朝，以便控制中國。但它堅持各國採取共同行動，反對日本單獨出兵。它對日本政府10月22日所提的照會，遲至12月21日才作回答，勸其「靜待南北議和之結果」。 革命軍方面，一開始就對美國抱有幻想，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民主共和的先進之國，中國由君主制改建共和制，美國政府一定會首先給以支持，對美國的外交辦好了，對其他各國即可迎刃而解。所以，革命軍方面先後起用親美分子伍廷芳、王寵惠辦外交，其目的就是要爭取美國的同情和支援。1911年11月11日，伍廷芳以革命軍外交總代表的名義致電美國公使嘉樂恆，請其勸告清帝退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外交總長王寵惠首先電請美國政府承認中華民國。但是，革命軍和南京臨時政府都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他們沒有懂得，美國政府所關心的不是政治制度的異同，而是從它的侵略利益著眼，對於落後國家的新舊兩種勢力的鬥爭，它總是站在舊的一面，以便從反動派的手中榨取更多的東西。因此，革命軍雖請親美分子同它打交道，它卻冷冰冰不予理睬。 美國與日本有矛盾，所以它的遠東政策不能不跟著英國走。美國本來打算支持清政府，後來英國提醒它，清政府這個爛攤子已經擺不下去了，而用袁世凱代替清政府，仍然是用中國的舊勢力對抗新勢力，對他們在中國的特權不但毫無損害，而且更有保障。美國政府這才恍然大悟，從此也積極展開支持袁世凱的外交活動。 當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擁有最大的特權和勢力範圍。武昌革命一開始，首先觸及到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勢力範圍，所以當時英國的外交把中國問題擺在首要地位，英國外相與駐華公使之間，每日電訊往返頻繁。英國外交向來採取實用主義，英國公使朱爾典又在中國任職多年，對於中國情形非常熟悉。朱爾典早已看出清政府的命運好比風中殘燭，早晚必被中國人民推翻，如果繼續予以支持，它不但不能為英國的利益服務，反將成為英國在遠東的沉重負擔。大家知道，帝國主義對待他們的工具，總是反臉無情的，當其失去工具效用之日，即一腳踢開而代之以新工具，絲毫不加憐惜。朱爾典早已物色到一個代替清政府的新工具，多年來擺在夾袋之中，現在到了需要換工具的時候，他便把這張底牌拋將出來。 前文表過，北洋軍占領漢口後，英國駐漢領事奉朱爾典之命，於11月11日介紹袁的使者劉承恩渡江試探和議。北洋軍占領漢陽後，12月1日英國領事又直接出面向革命軍建議停戰議和。當時北洋軍對革命軍打打停停的做法，是英國人與袁世凱表演的雙簧合唱，而導演者則為英國人。11月30日，革命軍各省代表會議是在漢口的一家英國洋行里召開的。12月18日，南北代表的和平會議又是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舉行的。市政廳對面就是老閘區巡捕房，在和會召開時期，租界當局派了大批巡捕和「包打聽」，在南京路自浙江路口至西藏路口一帶，施行臨時交通管制，市政廳門前派有英籍捕頭站崗，其附近地區則派馬隊往來巡邏。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每天和會開會之前或散會之後，南北代表所乘的每輛汽車，均有英籍巡捕二人佩帶手槍，站在車門外踏板上，嚴密加以保衛。北方代表團所住的滄州別墅[1]，不分晝夜都有巡捕往來巡邏。12月20日，南北代表對停戰區域問題發生爭論，當天即由以英國領事為首的六國領事團傳達六國公使的意見，勸告雙方代表以互讓精神謀求解決。自從上海和會召開以來，朱爾典每天都有電報向英國外交部匯報和會的一切動態，其內容之詳盡，遠遠超過中國有關方面所搜集的資料。英國外相接到匯報後，每天都有回電，給以明確而又具體的指示。英國導演中國的「南北和」，跟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相左，幾乎影響到英日同盟的關係。英國政府對中國內政如此關懷，對南北和議如此大費周章，對南北代表的人身安全又如此保衛周密，是否英國政府抱悲天憫人之懷，為排難解紛之舉，力圖拯救中國人民免於刀兵之厄呢？是否朱爾典要幫老朋友袁世凱的忙而不惜全力以赴呢？這個問題不問可知，就沒有加以解釋之必要了。 [1] 滄州別墅是廣東官僚劉學詢的私產，後由洋商租用經營旅館業，改名滄州飯店。解放後名稱仍舊，改為國營。 當時，除上述三國而外，其他帝國主義也都不是置身事外的。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向俄皇建議，壓迫清政府同意舉行中俄談判以解決兩國懸案，主要是企圖取得俄國對外蒙的絕對控制權。曾經建議成立中、美、德三國同盟的德皇威廉二世，又想邀請美國共同干涉中國革命，美國因與英國一道扶植袁世凱，無意與德國合作。同時，日本報紙登載德國增兵膠州的消息，鼓吹日本出兵占領山東，德國為此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一度引起日德關係的緊張。 儘管帝國主義各國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有所不同，但他們有一共同之點，這就是繼續保持和不斷擴大他們在中國的種種特權和既得利益。關於這個問題，日本政府曾向有關各國提出：必須取得交換條件，才能承認中華民國。各國對此一致樂從。事實還不止此，日、俄、英三國還偷偷摸摸地舉行了一次聖彼得堡[1]會議，成立了一個宰割中國的密約，它們相互承認俄國在外蒙、英國在西藏的特權，而將東蒙劃作日本的勢力範圍。 帝國主義披著中立的外衣，藉口避免助長中國內戰，相約在南北議和時期，不向南北雙方提供任何借款。其實，南方軍費困難，希望取得借款，他們拒絕提供，想在財政上迫使南京臨時政府不得不向北方謀求妥協，而對北方袁內閣則以「維持北京市面」之名，經常借款予以支持。美國公使嘉樂恆曾經一語道破：「維持袁政權，目的在於打擊南方領導之氣焰，使之不敢提出過高的要求。」 同盟會和革命軍方面，對當時的敵情是怎樣估計的呢？他們認為：袁世凱既挾有北洋軍的優勢兵力，又得到帝國主義的大力支持，勢力非常強大。他們害怕革命事業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所以當英國建議南北雙方停戰議和的時候，他們並不考慮這是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陰謀，立即予以接受。他們還認為，袁世凱是個不講信義的人，為了保證和平條件不致成為虛文，甚至歡迎帝國主義作為南北和議的公證人。同盟會的某些領導人把帝國主義承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問題作為這次革命能不能取得最後勝利的一個關鍵性問題，認為他們一天不承認，民國的地位就一天沒有保障，亡國瓜分之禍就難以避免。在這些錯誤思想的指導下，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寵兒袁世凱，就不能不百般遷就，只求其贊成共和，其餘一切都好商量。 [1] 即今列寧格勒。 但是，當時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武昌起義後，在很短的時期內，革命軍在全國占有「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絕對優勢。帝國主義看見中國人民的革命熱情和巨大力量，更非義和團時期所能比擬，這才不得不放棄其對清政府的支持，轉而玩弄換馬的戲法，以袁世凱代替清政府，以假共和代表君主專制。由此可見，帝國主義不過是外強中乾的紙老虎，在中國人民的面前，高壓的手法行不通了，就轉而採取欺騙的手法。如果領導民主革命的同盟會能夠和廣大人民結合起來，不許帝國主義插手中國內政，帝國主義扶植袁世凱的陰謀是不能得逞的。至於袁世凱的方面，其反動勢力也並不強大。他所依靠的政治資本不過是北洋六鎮，這支反革命武力有的因看守老巢而無法調動[1]，有的已在前方被打得殘破不全。而且當時的革命勢力已經深入到北方各地區，甚至打進袁的基本武力之內，袁的北方反革命根據地也在風雨飄搖之中。因此，袁所採取的策略是緊緊依靠帝國主義，利用南北議和，爭取喘息時間，以便騰出雙手來鎮壓北方此伏彼起的革命運動，鞏固其反革命陣地，然後通過帝國主義，壓迫南方接受有利於己的和平條件，從而篡奪民主革命的果實。同盟會對敵估計過高，看不見人民的力量，看不見敵人的內部矛盾和弱點，沒有認識到袁世凱這個反革命軍閥必須打倒而且一定能夠打倒，貪圖廉價革命，害怕流血犧牲，不惜以最大的耐心和最高的代價去交換袁的假共和。同盟會的妥協態度，助長了袁世凱的政治投機勾當的勝利，適應了帝國主義的需要，麻痹了人民的革命意志，而北方蓬蓬勃勃的革命運動，也因被同盟會拋棄而各個失敗。 [1] 北洋第一鎮由滿族鐵良與袁世凱會同訓練，不是袁的基本武力。第二、第四、第六三鎮大部南調作戰。第五鎮防守山東，鎮壓魯東革命，不能外調。第三鎮是袁所掌握的王牌軍和機動部隊，這支部隊既要用以拱衛北京，又經常調來調去，用以鎮壓北方的革命風暴，頗有疲於奔命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