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十二章角力不如鬥智
話說南京未光復前，革命軍各省對於統一革命組織、建立中央政權的問題，早就有所醞釀。上海同盟會鑒於革命軍兵力所及的地區已達全國一半以上，而各國政府尚未承認革命軍為正式交戰團體，革命軍各省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步調也不一致，因此有迅速建立全國性革命政權的必要。於是由滬軍都督陳其美發起，徵得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的同意，於1911年11月12日用他們三人的名義通電獨立各省，建議在上海召開革命軍各省代表會議，討論建立革命軍臨時政府的問題。
此電發出的當天，江蘇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爾登，即在上海發出通電，催促各省速派代表來滬，並建議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先推伍廷芳為革命軍各省臨時總代表，負責辦理外交。
11月15日，即有七個省區的代表齊集上海。他們協商之下，先在上海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以下簡稱代表聯合會）。同一天，上海方面接到湖北軍政府邀請革命軍各省代表到武昌開會的電報，會議內容也是討論組織革命軍統一機構的問題。此電於11月9日發出，由於交通情況不正常，上海收到時已經隔了六天。七省區代表再度協商，認為武漢方面正在激戰，開會地點仍以上海為宜，因此電請黎元洪速派代表來滬開會。當時，革命軍各省因武昌為革命首義之區，理應表示尊重，所以七省區代表在這個電報中又建議以武昌為中央軍政府的所在地，在中央軍政府未成立前，先推湖北都督黎元洪代行中央職權，請其委派伍廷芳為臨時外交總代表。
就在這一天，代表聯合會通過《革命軍各省代表大會組織大綱》，規定革命軍各省每省派代表二人，由都督府、咨議局各派一人組成代表大會。這個規定把清政府所設的咨議局與革命軍都督府平列，同樣有選派代表之權，顯然是立憲黨人的政治陰謀。
湖北軍政府回答代表聯合會一電，堅持代表會議一定要在武昌召開。十一月二十四日，代表聯合會再開會議，為尊重湖北軍政府的意見，議決各省到滬代表以一人往武昌參加代表大會，一人留滬擔任聯絡事宜。
11月30日，革命軍十一省代表齊集漢口。此時漢陽業已失守，武昌也在炮火威脅下，他們便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召開第一次革命軍各省代表會議（以下簡稱代表會議），公推同盟會會員、湖南代表、白須飄拂的老人譚人鳳為議長。
黎元洪將英國領事建議南北兩軍停戰三日的來文轉交代表會議討論。來文轉達北方所提的兩個方案：一個是全國性的，由袁內閣代表清政府，希望獨立各省公推全權代表一人，與之進行全國和平談判；一個是局部性的，由北洋軍軍統馮國璋代表湖北前線北洋軍，「黎軍門」[1]代表湖北革命軍，先進行湖北地區的停戰談判。英國領事還轉來北洋軍所提的局部地區停戰的條件，其中有「匪軍必須退出武昌城十五里，所屬炮艦必須卸下炮閂交英國領事代保管」等條。這不是什麼停戰條件，而是戰勝者迫使對方投降的命令，而且膽敢稱革命軍為匪軍，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代表會議也提出一個針鋒相對的條件：「清軍必須退出漢口十五里，其運兵火車須交英國領事代封存」。
儘管代表會議因北方提出無理條件而作了「硬碰硬」的回答，但是不少代表對袁世凱抱有強烈的幻想，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只要這個北方實力派反正過來倒向革命軍的一邊，清朝的天下就會完蛋，革命軍就可以兵不血刃而大功告成。12月2日，代表會議竟然作出決議：「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世凱反正來歸」。12月3日，代表會議繼續開會，通過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4日，代表會議接到了攻克南京的捷報，大家不禁眉飛色舞，於是又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的所在地，代表會議移往南京舉行。
5日，代表會議接到清政府通知，已派唐紹儀為內閣總理大臣的全權代表，南下與「黎軍門」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這個通知不再稱革命軍為匪軍，而停戰日期也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這就具有南北對等議和的形式。這個通知建議在停戰期內，在全國範圍內，南北兩軍各守原防，這又顯然是全國性的一種和平方案。代表會議討論之下，認為可以接受，當即議決以漢口為南北議和的地點，並推伍廷芳代表黎大都督為革命軍的全權代表。可是，袁世凱在方案中又掉了一個槍花，指出山西、陝西兩省以及北方「土匪」均不包括在南軍範圍內。他的用意十分明顯，企圖利用停戰時期，騰出手來撲滅北方的革命軍，以保持北方反革命勢力的完整。代表會議不同意，當即議決停戰範圍必須包括全國各地區，不得有所除外。
[1] 這是袁世凱來文上的稱呼。軍門是清朝官場中對提督的尊稱。這裡仍有不承認他是革命軍政府首腦的用意。
12月11日，唐紹儀率領大批隨員到了漢口。伍廷芳則因武漢形勢對革命軍不利，不願到漢口來，希望唐紹儀到上海進行談判。於是代表會議又決定改以上海為議和地點。唐紹儀對此無異議。
袁世凱突然改變態度，願意與革命軍對等議和，放棄局部議和而採取全國性的和平方案，並且很快就派出議和代表南來，而唐紹儀對於變更議和地點也無異議，這可以說明袁世凱利在速和速決，如果戰爭持續下去，他在北方的統治地位也將發生動搖。
從12月中旬起，革命軍各省代表紛紛由漢口赴南京，從此時局重心便移往長江下游而不在武漢了。
在重心轉移的過程中，革命軍各省代表演了一出「雙包案」。事情是這樣的：當代表會議在漢口舉行時，由於交通情況不正常、往來電信經常誤期遲到，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不明漢口會議的真相，認為漢口在敵人的兵力威脅下，代表會議難於順利進行，而建立全國性革命政權又是刻不容緩之舉，於是12月4、5兩日，他們在上海連續舉行會議，議決以南京為革命軍臨時政府所在地，並選出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負責執行臨時政府的最高職權。在漢口的各省代表聽了這項消息，大多表示反對，認為留滬代表違反了11月24日代表聯合會的決議，那次會議決定留滬代表僅負聯絡之責，並無組織政府之權，此項選舉應作無效。留滬代表不同意這種意見，他們反駁說：「代表不分留滬赴鄂，權力地位完全相等。你們一去無消息，怎見得我們就不能行使我們的正當權力呢？」其實，這場口舌之爭，並非地區與職權的爭論，而是同盟會與非同盟會之間的爭論。上海為同盟會的大本營，留滬代表又以同盟會會員為最多，他們選出黃興為大元帥，以便由同盟會掌握臨時政府的領導權，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非同盟會的代表則反對同盟會的領導，因此提出代表的職權問題來否認這個選舉。不但如此，那時光復會已與同盟會分家，浙江是光復會的大本營，攻下南京的浙軍將領又大多為光復會員，他們公開表示：「黃興乃是敗軍之將，不足以當革命軍大元帥之任。」
12月中旬，漢口、上海各省區代表分途到達南京，大家聚首一堂，所謂地區和職權之爭都不存在了。通過協商，決定根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於12月16日開會選舉臨時總統。接著傳來消息，唐紹儀曾在漢口表示：「袁世凱並不反對共和制。」於是，又有不少代表在選舉臨時總統的問題上動搖起來。12月16日代表會議開會時，有人臨時動議：「應當根據12月2日漢口代表會議的決定，暫時不選舉臨時總統，虛此席以待袁君世凱反正來歸。」又有人說：「在此過渡時期，應先成立中央軍政府代行臨時政府的職權。」以上兩議均獲通過，於是大元帥的問題又被重行提到會場上來。同盟會代表與非同盟會代表通過協商，採取了互相遷就的態度，將留滬代表所選出的兩個元帥顛倒一下，以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大元帥在武昌主持軍事不能分身來寧，由副元帥代行其職權。
組織軍政府的問題決定後，黃興接到孫中山即將回國的電報，不肯到南京就職，於是已成之局又告擱淺。
孫中山在美國接到黃興的電報，國內革命形勢已有飛躍發展，催促他兼程回國。他由美國赴歐洲有所接洽，然後轉程回國，於12月25日行抵上海。孫中山一到，同盟會又提出不組織軍政府而組織臨時政府的建議。由於孫中山的威望很高，非同盟會代表也不便反對，因此26日代表會議又議決取消組織軍政府的決議，並定於29日進行臨時總統的選舉。但在決議中又拖了一個尾巴：「如袁君世凱反正來歸，則臨時總統當選人即當讓位於袁，以符本會議之諾言。」
29日選舉臨時總統，參加者有革命軍十七省代表，以一省為一票。除湖南代表投黃興一票外，孫中山以16票當選臨時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政府總統。從這天起，國號改稱「中華民國」，紀元改稱「民國元年」。1月3日補選副總統，黎元洪當選。
一支筆不能兼顧兩頭。卻說袁世凱在蕭家港接受組閣大命時，滿族軍咨大臣毓朗已辭職，改由徐世昌接任，禁衛軍也歸徐統率，民政部大臣由趙秉鈞升任，北京軍警大權均入袁黨之手。但袁還是不放心，他又從北洋軍中抽調部分精銳組成一支「拱衛軍」，調段芝貴為司令，保衛他於11月12日由孝感啟程北上。袁命段祺瑞繼段芝貴之後護理湖廣總督，並調馮國璋為察哈爾都統。
袁一到北京，首先把近畿各鎮和淮軍薑桂題等部的節制指揮之權收在自己的手裡。
11月16日，清政府的第一屆責任內閣也是最後一屆內閣組成，除總理大臣袁世凱外，以梁敦彥為外務部大臣，趙秉鈞為民政部大臣，嚴修為度支部大臣，王士珍為陸軍部大臣，薩鎮冰為海軍部大臣，唐景崇為學部大臣，沈家本為法部大臣，唐紹儀為郵傳部大臣，張謇為農工商部大臣，達壽為理藩部大臣。這張名單除達壽外，全部都是漢族。責任內閣成立後，載灃解除攝政王的職務，於12月6日以醇親王的名義退歸藩邸。奕劻改任弼德院院長。
袁請皇叔載濤任軍咨大臣兼禁衛軍總統，以安撫皇室。
在滿族親貴中，袁所畏忌的不是老實無用的載濤，而是年少氣盛的禁衛軍訓練大臣兼該軍第一協協統良弼。袁對清室的手段，認為「豪奪」不如「巧取」。他不願以武力消滅禁衛軍，而禁衛軍繼續擺在北京城內，對他仍是一個威脅。因此他向清室建議說：「當此干戈擾攘之際，皇族必須親自出征，以為各軍表率。」這個建議理由十足，滿族親貴無詞反對，而載濤一向膽小怕事，只得自請解除兼職。袁即於12月10日調馮國璋繼任禁衛軍總統。並升任良弼為軍咨使而解除其實際兵權。
袁調馮國璋接統禁衛軍，表面是叫他整頓禁衛軍以備征南之用，其實並非如此。馮是袁的好學生，善於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他打下漢陽後，清政府封以二等男爵，他就經常表示天恩高厚，感激涕零，願意粉身碎骨以報。他嘮嘮叨叨地埋怨袁宮保為什麼不叫他乘勝渡江作戰，武昌豈不唾手可得，為什麼又要跟匪軍講和，豈不大失朝廷體統？這些鬼話騙得滿族親貴滿心歡喜，覺得此人忠勇可嘉。良弼是個慣於賣弄小聰明的人，他認為袁、馮二人已經分家，可以聯馮倒袁。所以袁派馮接收禁衛軍的統率權，在滿族親貴和禁衛軍內部均未引起不好的反響。馮接事後即以準備出征為名將禁衛軍調駐西苑，城內防務悉交拱衛軍接收。從此袁在北京城內可以高枕而臥了。
袁的所謂責任內閣，不過是政治上的一個花招，大權由袁一人獨攬，非袁黨大臣多未就職。在副大臣[1]之中有三個值得注意的人物，即學部副大臣楊度，郵傳部副大臣梁士詒，法部副大臣梁啓超。楊、梁（士詒）二人當時都是袁黨，這裡不必細表。梁啓超是袁的死對頭，為什麼也在選拔之列？1902年，袁實授直隸總督，他見袁地位日高，就通過一個外國人的關係，與袁暗中聯絡。這個外國人名叫李提摩太，是個能說中國話的「中國通」，當時任山西大學堂監督，經常頭戴紅頂花翎，與清朝的達官貴人往來。這一年他請假回英國，路過東京的時候，梁托他把自己的一些著作帶回中國，轉交給袁。此後梁、袁二人經常有密信往來。此次袁組織責任內閣，正要利用立憲派做他的政治工具，所以樂於把這個立憲派大文豪網羅到內閣中來。事實上樑啟超、張謇這兩個立憲派，都未到北京就職，袁也不指望他們前來。
[1] 副大臣相當於副部長。郵傳部大臣初為唐紹儀，後為楊士琦，唐、楊二人南下議和後，以另一副大臣梁士詒代理部務。
袁上台後，任命張鎮芳護理直隸總督，張廣建為山東巡撫，張錫鑾為山西巡撫，齊耀琳為河南巡撫，張懷芝為安徽巡撫。這些人都是他的心腹爪牙。這是他鞏固北方陣地的重要措施。
袁在北京主持南北和議，究竟不是一帆風順的事情，滿族王公大臣反對與南方革命軍議和者仍然大有人在，甚至有人主張推倒「奸細內閣」，另組戰時內閣，繼續對南用兵。袁不能對他們開硬弓，便用花言巧語哄騙清室說：「停戰議和不過是緩兵之計，我們可以騰出時間，集中兵力，首先消滅侵入北方的革命黨，然後繼續討伐南方。我們將堅持君主立憲制，絕對不會讓步。」那些尸居餘氣的滿清貴族，看見他正在調兵遣將進攻山東、山西、陝西等省的革命軍，有人信以為真，有人將信將疑，但是兵權落在別人的手裡，誰也拿不出另外一套辦法來。
對於全國蓬勃發展的革命勢力，袁認為角力不如鬥智。他深深懂得敵人的堡壘必須從內部攻破的道理，因此他一面賠笑臉跟南方講和，一面用金錢地位收買南方的變節分子，對革命軍進行分化活動。他找到了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此人就是以行刺攝政王而名聞全國的同盟會會員汪精衛。汪自1910年被捕入獄以來，由於清政府變更策略，對革命黨人採取了懷柔政策，他在獄中備受優待，當時的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還親自下牢探望他，跟他親切談話。在敵人的笑臉下，他那一股子「引刀成一快」的「革命」勁頭[1]就完全消失了。
1911年11月6日，由於「灤州兵諫」事件，清政府被迫釋放政治犯，把汪精衛釋放出來，發回廣東原籍，交兩廣總督張鳴岐「試用」。袁的爪牙趙秉鈞看出此人大有用處，勸袁請旨「留京試用」。袁剛到北京的時候，把他接到家裡來密談，見他生得眉清目秀，而且口若懸河，不禁大為讚賞。袁自己不便經常接見他，便叫袁克定跟他結拜為異姓兄弟，保持密切聯繫。通過袁克定的關係，汪完全了解袁的政治野心和他所耍的兩面手法。他用密函分別報告上海同盟會和武漢友人，竭力為袁效勞，說袁不是清朝皇帝的忠臣，你們不要把他當作敵人，如果推舉他為民國總統，他以一舉手之勞就可以推翻清朝皇帝，革命事業就可以兵不血刃而大功告成。
[1] 汪精衛被捕後，曾賦絕命詩云：「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11月下旬，南北議和之局已定。袁克定供給大量資金，叫汪精衛與楊度二人合組一個政治團體，名為「國事共濟會」，以「同舟共濟，調停南北，促進和平」為宗旨。楊度以副大臣的身份代表北方（袁），汪精衛以同盟會會員的身份代表南方（革命軍）。這個政團表面看來具有融合南北的一種作用，實際上這是一個收買南方政客和同盟會的動搖分子，搜集南方情報，分化革命陣營，散布各種謠言，破壞民主革命，為袁氏父子服務的特務機關。
12月10日，袁派唐紹儀由北京南下議和。唐攜帶大批隨員，其中首席隨員為楊士琦[1]。袁是個疑心病很重的人，唐紹儀雖是他的老朋友，但他也不放心，叫楊士琦跟隨前往而暗中監視之。同時，又叫汪精衛到上海，替他進行側面活動。汪到上海時，同盟會把他當作死裡逃生的出色同志，予以熱烈歡迎，請他擔任南方議和代表團的首席參贊[2]。汪住在南方代表伍廷芳的私人住宅觀渡廬[3]，代表團的機密文件均出其手。他利用職權經常向袁提供情報。此時孫中山尚未回國，同盟會的最高負責人為黃興。汪打電報告訴楊度說，他已說服黃興，只要袁宮保表示贊成共和制，南方就一定選舉他為臨時總統。
楊度跟黃興有同鄉之誼，往日在東京時頗有往來，此外，楊還認得不少的同盟會會員，因此袁又派他到上海，加強側面活動。楊到後就向各方面散布空氣說：「現在的南北和議，不是革命黨與清朝皇帝議和，而是革命黨與袁項城[4]議和。袁不想做曾國藩、李鴻章，你們切莫把他逼上梁山。袁的問題解決了，你們的革命也就成功了。」
楊、汪二人一明一暗，裡應外合，製造種種空氣，為袁的政治投機勾當效勞，因此革命軍對袁的妥協傾向日益明顯。
[1] 北方代表除唐紹儀外，其餘均稱隨員。
[2] 南方代表除伍廷芳外，其餘均稱參贊。
[3] 觀渡廬在上海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一百號。
[4] 以出生地點稱呼人是當時的一種敬稱。袁世凱是河南項城縣人，故稱袁項城。
袁知道立憲派是民主革命的投機者，他們與同盟會貌合神離，所以，他叫唐紹儀到上海後，必須竭力拉攏立憲派，首先要拉攏正在上海活動的張謇。當時，立憲派迫切希望早日結束戰爭，好讓他們早日參加政權。他們認為要結束戰爭，必須對北方唯一的實力派袁世凱多作讓步，而袁世凱這個人，雖然過去跟他們有過一段不愉快的歷史，但就目前而論，卻比孫、黃之流更合他們的胃口。立憲派公然製造輿論說：「革命黨人都是亡命之徒。只知破壞而不知建設。」其言外之意，是說革命黨人只能在革命戰爭時期充當衝鋒陷陣的馬前卒，而一旦戰爭結束，他們就得退下台去，讓我們這批富有政治經驗的人來干。這種論調不僅出自立憲派之口，就是從同盟會分化出來的革命派大文豪章太炎，也公開發表了「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議論。所謂「革命黨消」，就是要取消同盟會。這種「取消論」大為立憲派人所欣賞，因此張謇與章太炎二人以江浙大同鄉的關係結合起來，組織了一個「中華民國聯合會」，以與同盟會相對抗。張、章二人，一個是清朝狀元和現任江蘇咨議局局長，一個是革命老前輩和馳名全國的國學大師，他們一唱一和，互相標榜，對同盟會起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張謇有一個好友名叫趙鳳昌。此人做過湖廣總督張之洞的總文案，有足智多謀之稱，曾經拉攏張之洞參加1900年的「東南自保條約」。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南陽路建有住宅一所，題名「惜陰書舍」，張謇經常在此接見各省立憲黨人。唐紹儀到上海後，也經常來此拜訪張謇。因此之故，這個地方吸引了大批政客官僚，甚至同盟會骨幹宋教仁、汪精衛，有時也來打聽政治行情。有人認為，惜陰書舍車水馬龍，趙鳳昌穿針引線，所以不待南北和會開幕，這筆政治交易已經接近成熟。張謇曾直接打電報向袁保證說：「今日清帝退位，明日擁公為總統。」
唐紹儀到上海的第二天，12月18日，南北議和代表在英租界市政廳舉行第一次會議。雙方互閱證件後，南方代表伍廷芳首先提出，必須以成立共和國為雙方進行談判的先決條件。唐紹儀暗示袁內閣並不反對共和制度，但因所處地位不同，目前不便直接表示，建議召開臨時國會解決這個問題。伍說：「這個問題如不確定，下文從何談起？」唐解釋說：「召開臨時國會不過是一種形式，藉口減少北方反對和議的阻力。」
由於第一次會議沒有取得具體成就，20日，英、美、德、法、日、俄六國駐滬總領事分訪南北代表，傳達各國公使來文，勸請雙方以互讓精神達成協定。因此，伍廷芳對這個問題也就不再堅持了。
關於召開臨時國會的問題，袁世凱接到了唐紹儀請示的電報，同時楊度、楊士琦二人也有密電來，贊成此項意見。不過兩楊的目的與唐大有出入，他們主張事前作好準備，臨時國會必須由北方控制，表決國體必須為君主立憲制，但是這個君主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改朝換代的新君。
袁內閣決定了召開臨時國會的意見後，他害怕滿族王公大臣反對，於是哄騙他們說：「這不過是一種形式，咱們事前作好布置，屆時一定表決國體為君主立憲制，革命黨就無話可講了。」
12月27日，隆裕太后召開御前會議，討論應否召集臨時國會的問題。奕劻首先表示贊成，大家也無異議，次日即下詔予以公布。
但是部分滿族親貴懷疑此中另有玄虛，他們雖不便公開反對，卻在暗中組織了一個「君主立憲會」，堅持表決國體必須為君主立憲制，帝位絕對不能變更。這個「君主立憲會」就是後來「宗社黨」的前身。
29日，唐紹儀將清政府同意召開臨時國會通知伍廷芳。當天討論臨時國會的組織法，雙方達成協議，全國各省每省推舉代表三人參加臨時國會。革命軍所屬十四省代表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召集之；北方直隸、山東、河南、甘肅、新疆、奉天、吉林、黑龍江八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之。關於臨時國會的開會地點，南方代表主張在上海，北方代表主張在北京，沒有達成協議，留待下次討論。
這一天，袁在北京接到革命軍各省代表會議選舉孫中山為總統的消息，正在火冒三丈，接著又接到唐紹儀報告臨時國會組織法的電報，不由得氣上加氣，氣得半晌說不出來話。他心裡想道：「你們已經許我做臨時總統，為什麼又要選出孫中山來？這明明是個騙局，想利用我推翻清朝皇帝，而你們坐享其成。我袁某人豈是受人之騙的！」他又認為，根據臨時國會組織法，南北代表名額為三對二，南方控制了多數，這不是「請君入甕」又是什麼？因此，他立即打電報斥責唐紹儀行動越權，此項決議未經本人同意，不能認為有效。唐碰了這個大釘子，覺得自己有全權之名，而無全權之實，也就氣呼呼地通電辭去北方代表的職務。
袁立即批准唐紹儀辭職。他不另派代表，電請伍廷芳到北京與本人直接談判。伍接到這個電報，也不禁呼呼冷笑：「好傢夥，你公然命令起我來了。」於是原禮奉還，也去了一個電報，叫袁親自到上海來重開談判。雙方為代表問題，舌劍唇槍，大鬧彆扭，和議因此而停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