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十章弄兵蕭家港
前面寫到袁世凱被載灃趕下台去，叫他回籍養疴。他並沒回到原籍項城縣，而是在河南衛輝府停下來，次年夏天再遷往彰德府。
彰德在太行山腳下，是京漢路經過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袁在城外洹上村築有精舍，門前洹水[1]流過，他架一小橋以通往來，題名曰「圭塘」。他此時還不過五十來歲，卻倚老賣老自稱「洹上老人」。他經常跟一批親朋幕僚飲酒賦詩，刻有《圭塘唱和集》。有一天，他化裝為漁翁，披上一件蓑衣，泛舟於煙波縹緲之中，特意拍了一張照片。他還作了一首詩，題曰《煙蓑雨笠一漁翁》，和者不乏其人。他把這張照片和詩集分贈給北京親友。這些瑣瑣生活，看起來似乎無關宏旨，可是袁並不長於作詩，為什麼下台後忽然要做起詩人來，還要拍攝這張怪模怪樣的照片贈給親友，當然別有深意。
他下台的時候，清政府派有武弁一人「隨身保護」。他知道他身後的這條影子是朝廷派來監視他的，因此特別加以款待，平日大魚大肉，年節多加犒賞。這位武弁受了許多好處，在打報告時少不得美言幾句，說他如何安於隱居生活，如何感激天恩，等等。袁覺得這樣做還是不夠的，於是又變戲法，一會兒裝詩人，一會兒又裝漁翁，以示閒雲野鶴之身，並無政治野心。其實，這個大野心家無時無刻不在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他跟慶親王奕劻、北洋軍各級將領以及英國公使朱爾典等人的關係，始終保持不斷。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謀臣策士楊士琦、楊度之流，經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兒子袁克定在北京農工商部掛了一個右參議的官銜，事實上是他的「駐京辦事處長」。他家中設有電報房，經常跟各省督撫通電往來。他身邊還豢養著一批幕僚清客，明里陪他飲酒賦詩，暗中替他出謀劃策。當時，內閣問題、國會問題、鐵路國有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誰都知道，天下洶洶，大變動將要發生。袁既擁有北洋軍這個政治資本，又與各方廣通聲氣，何愁不「東山再起」！果然，武昌的炮聲一響，這位閒雲野鶴就立刻活躍起來了。
[1] 彰德府今改安陽市。洹水即安陽河。
武昌革命後的第二天，有一個狗頭狗腦的客人從北京悄悄地來到洹上村。此人正是所謂北洋派「三傑」之一馮國璋。袁從他的口中得知北京的軍事調動情形。
原來，武昌起義後，清政府當然要派兵去討伐。派什麼軍隊好呢？攝政王載灃所統率的禁衛軍，既非久經訓練之師，又要留在京城保駕。當時能夠迅速調動而又具有戰鬥力的軍隊只有北洋軍。派誰去做統帥昵？有人建議起用袁世凱，理由是北洋軍是在他的手裡建成的，派他去督師，可收「指揮若定」之效。這個建議立即受到以恭親王溥偉為首的滿族王公大臣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此人腦後有反骨，以前好不容易把他趕下台，怎麼現在又要把刀把子遞到他的手裡去呢？載灃一聽言之成理，於是決定派新任陸軍大臣廕昌出馬。廕昌做過北洋武備學堂的總辦，跟北洋諸將既有師生之誼，又有推薦之恩，要代替袁世凱沒有比他更適當的人選了。可是，北洋軍是漢族的軍隊，用漢人打漢人，載灃還不十分放心。怎麼辦呢？最後決定從北洋各鎮中挑選精銳部隊組成戰時混合軍，利用他們互相牽制，以防發生意外。以前袁每次建立新軍，總是從原有各鎮中抽調軍隊混合組成，此次清政府組織戰時混合軍，還是從袁世凱的經驗中學來的。
10月12日，清政府降旨派廕昌為督師，並從北洋軍第二、第四、第六三鎮中各抽調一協組成戰時混合軍，以馮國璋為軍統，開往武漢作戰。這種混合組織是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決定的。當時第三鎮遠在東北，第五鎮駐防山東，一時均不便調動，而第一鎮為鐵良會同袁世凱訓練的軍隊，其中有不少滿族子弟兵，也要留在北方看守老家。用馮國璋為軍統也經過一番考慮，馮經常表現忠心王室，他跟良弼的關係又很好，清政府認為在北洋諸將中他是比較可靠的。
同時，清政府又命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長江水師開往武漢助戰。武漢地濱長江，革命軍沒有海軍，而陸軍的兵力也遠比政府軍為少。水陸並進，強弱懸殊，所以清政府對於武昌革命雖然感到驚慌失措，卻又認為不難一鼓蕩平。
命令發表的當天，馮國璋急匆匆趕到彰德向袁匯報請示。袁授以六字真言，叫他「慢慢走，等著瞧」。這明明叫他不要同革命軍打硬仗，必須看準風色行事。1900年西太后命各省出兵「勤王」時，袁也曾把這個真言授給北上「勤王」的張勳。此番已是舊調重彈了。
馮走後的第二天，又有一個公開露面的客人來到彰德，此人正是奉命督師南征的廕昌。他跟袁本來就有老交情，此番路過彰德，不免前來請教一番，隨即作別登車而去。
廕昌在湖北孝感縣紮下了南征大營。他原擬一鼓作氣打下漢口，向清政府報個頭功，不料北洋軍的先頭部隊開到劉家廟與張彪的殘部會合後，藉口兵力尚未集中，不肯展開功勢。同時，他們的後續部隊走一站停一站，武勝關以南各站擠滿了兵車，擺成了一字長蛇陣，前面的車子不開走，後面的車子過不去，廕昌急得搔頭抓耳，沒個辦法。
就在這時候，英國公使朱爾典在北京大放空氣說，袁世凱是當代精通軍事的大員，而北洋軍又是他一手練成的，必須起用他才能指揮如意，否則夜長夢多，只恐前途不妙。美國公使嘉樂恆也在公使團會議上，主張促使清政府起用袁。同時，奕劻在朝廷裡面敲邊鼓，認為朱爾典等人的意見值得考慮。載灃本來是個膽小鬼，自己不敢做主，向隆裕太后請旨定奪。可是，隆裕不比西太后，遇事畏首畏尾，拿不出主意來。她召開御前會議，徵求滿族王公的意見。奕劻在會議上又極口稱讚袁世凱忠心耿耿，才足戡亂。10月14日，清政府下詔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叫他會同廕昌指揮前方各軍。
問題擺得十分清楚，武昌革命爆發後，清政府調兵遣將，所能調動的只有北洋軍。他們既要用北洋軍，又要疑北洋軍。本來決定不用袁世凱，可是，廕昌到湖北還不過一天，又叫袁出馬，會同廕昌指揮前方各軍。他們既要用袁，又要疑袁。袁不過是廕昌手下的一員副將，整個兵權不在他手中。也就在同一天，清政府又起用打入冷宮已久的岑春煊為四川總督。這也是用以牽制袁的另一著棋子。
袁在洹上村養壽堂接到聖旨，不由得呼呼冷笑。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當天奏報朝廷，說他足疾未痊，一時尚難啟程。這是一幕爾虞我詐的把戲：你患你的急驚風，我做我的慢郎中。你以前硬派我有足疾轟我下台，我現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藉口足疾未痊，搭搭架子，又有何妨。
袁的這番表演，把本來是糊塗蟲的奕劻弄得更糊塗了。他把徐世昌找來悄悄問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叫我保奏一本，好容易上頭批准了，卻又搭架子不肯出來。菊人，請你辛苦一趟，到彰德去問個明白。」
10月20日，徐世昌從彰德跑回來，氣急敗壞地回報奕劻說：「咱們甭再找他了，難道少了他這齣戲就唱不下去了不成？」
奕劻發急地問道：「他說了些什麼。你說，你說！」
徐也是個會做戲的人，而且做功不瘟不火，恰到好處。他裝出要說又說不出口的一副窘態，等到奕劻問得緊了，他才氣鼓鼓地回答說：「袁慰庭還提出六個條件呢！他說不依這些條件，仗就打不好，他還是不出馬為妙。」
奕劻問：「哪六個條件呢？」
徐把六個條件攤出來：（1）明年召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開放黨禁；（4）寬容武昌起事人員；（5）寬籌軍費；（6）授以指揮前方軍事之全權。
其實，這是袁徐二人串通合演的一出有真有假的政治雙簧劇。袁所提出的六個條件是真的，徐的吹鬍子瞪眼睛是假的。
袁的六個條件，歸納起來只有三個：要早日實行君主立憲，要用和平手段麻痹革命黨，要把全部兵權交給他。當天清政府下了一道「上諭」，對於「從亂者」一概不究既往，嗣後官方如再查獲黨人名冊，一律予以銷毀，以示概不株連。這時候，清政府已經懂得革命黨人是殺不盡斬不絕的。當此星火燎原之際，它只得把「殺無赦」的豺狼面孔改變為「不究既往」的狼外婆面孔，企圖用欺騙政策來緩和革命危機。這一措施跟袁所提的三四兩個條件基本上是合拍的。可是，其餘四個條件，如果統統接受下來，不但廕昌要捲起鋪蓋滾蛋，就是載灃、奕劻之流也得收拾攤子下台。所以袁的條件提出後，平日反袁最力的滿族王公大臣都哇啦哇啦地大喊大叫道：「可不是嗎，這小子尚未登台唱戲，他的一副粉白臉就已亮出來了！」
可是，在那些日子裡，清政府所接到的各方情報，都是不祥之聲。10月19日，漢口前方發生接觸，北洋軍沒放幾槍就敗下陣來退守灄口。薩鎮冰所率軍艦也退往武漢下游。此後，湖南、陝西、江西等省紛紛宣告獨立。清政府被這些壞消息嚇破了膽，只得於10月27日降旨將廕昌調回，命袁世凱以湖廣總督兼任欽差大臣，節制前方各軍。
這是清政府對袁表示屈服的第一步，接受了他所提的第六個條件，把前方軍事全權交給了他。袁打算在他出場之前先給革命軍一個下馬威，以抬高自己的身價。
袁受命為欽差大臣的這一天，馮國璋下了鼓勵士氣的總攻擊令。第二天，第二鎮第三協協統王占元率部沿鐵路線向劉家廟反攻。在此以前，清政府所屬建威、江元等艦已向革命軍投降，由劉家廟江面開回漢口江面停泊，但是革命軍既未派人接收，也無妥善處置，它們便又自動地開往武漢下游，對時局採取了觀望的態度。此時受了清政府的運動，又開回丹水池江面，配合北洋軍反攻，軍艦上的炮彈打在革命軍的側翼和後方，使革命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地位。同時，革命軍前敵指揮張景良受敵人收買，放火焚燒軍火庫，軍心因而動搖，革命軍接連放棄劉家廟、大智門等陣地，28日退守漢口市區[1]。
29日，馮國璋下令猛攻漢口。漢口人煙稠密，房屋鱗次櫛比。為了掃清射界，馮國璋竟然不顧人道，命令炮兵用重炮轟擊市區。炮彈所落之處，立即騰起了濃煙烈火，成堆的房屋被火焰吞沒，成千上萬的老百姓葬身於熊熊火海之中。
馮國璋火燒漢口之日，正是袁世凱啟程南下之時。10月31日，袁的南下車與廕昌的北上車在信陽車站相遇，他們就在火車上辦理交接手續。11月1日，袁的專車繼續南行，在孝感縣屬蕭家港車站停車，就在這裡紮下了前站指揮所。這時候，前方將領紛紛跑來謁見。新官到任，舊主重逢，自有一番悲喜交集的熱鬧場面。他們爭先恐後地報告前方的軍情，並且侈談自己的戰功。可是他們的袁宮保深鎖雙眉，意興不佳，大家都猜不透他有何心事。等到大家匯報完畢，他才慢條斯理地說道：「現在的問題不在南方而在北方。」
原來，袁世凱的專車開到信陽的時候，接連接到北方兩件警報：一件是北洋第二十鎮官兵於10月29日在灤州舉行「兵諫」[2]，向清政府提出了最後通牒，有揮戈直搗幽燕之勢；一件是山西於同一日宣布獨立。讀者們，究竟第二十鎮是一種什麼性質的軍隊，它為什麼要鬧「兵諫」，「兵諫」的內容是什麼，其影響如何，它跟山西獨立又有什麼聯帶關係，這些問題都必須從頭說起。
[1] 張景良原任第八鎮第十五協第二十九標標統，起義後任湖北都督府參謀長。曾勸黎元洪棄職潛逃。10月27日被革命軍發覺，擬即處以死刑。其舊部蔡濟民力為緩頰，於是將他調為前敵指揮官，叫他帶罪圖功。他懷恨在心，竟與北洋軍秘密勾結，以放火為內應信號。事發後被處死。
[2] 「兵諫」是春秋時代的故事。楚國臣子鬻拳以兵包圍楚文王，脅迫他接受自己的意見，當時稱為「兵諫」。
第二十鎮也是北方的新軍，但它不是袁世凱所練的北洋軍。以前清政府建軍之初，規定全國共建立新軍三十六鎮，首先由北洋大臣建立六鎮，其餘三十鎮則由各省分別建立。清政府對於全國新軍的番號，事前早有統一規定，如湖北為第八鎮，江蘇為第九鎮，福建為第十鎮等。各省建軍數量視其面積大小、財賦收入多寡和國防需要而定。大體上大省或邊省成立一鎮或一鎮以上，中等省成立一鎮或一混成協，小省成立一協或一協以下。各省因情況不同，建軍也有先後。截至武昌起義之日止，有不少省區尚未完成建軍任務，因此新軍番號留下不少空白點，有的番號在前而尚未建立，有的番號在後而已先建成。東三省為清室的「發祥之地」，又是日俄兩國的角逐之場，所以規定的駐軍數量遠較各省為多。1907年徐世昌外放東三省總督時，除將北洋第三鎮調駐吉林外，又從北洋第五、第六兩鎮中各抽出一部擴編為第一、第二兩混成協，由參將王化東、王汝賢分任協統。1909年錫良繼任總督時，又將第一混成協與奉天巡防軍之一部合編為第二十鎮，以陳宦為統制。前文說過，袁世凱建立北洋軍，對於各級幹部只用北洋武備生而不用日本士官生。錫良打破了這個成規，初則用與北洋派並無歷史淵源的陳宦為第二十鎮統制，繼而派陳宦赴德國考察軍事，以士官生出身的張紹曾繼其任；王汝賢調職後，又以士官生出身的藍天蔚繼任第二混成協協統。這樣一來，在北洋派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新軍第二十鎮和第二混成協，就有非北洋派打進來，做了它們的統兵大員。此外，另一士官生出身的吳祿貞，因同學良弼的推薦，也奉派到東北辦理延吉邊防事務。吳藍二人與第二十鎮參謀長劉一清都是湖北人，在東北軍界中有「湖北三傑」之稱。他們又都是同盟會的秘密會員。這樣一來，除學派和同鄉關係而外，東北軍界又有政治派別的不同。但是問題還不在此。1911年，吳祿貞繼趙國賢之後為第六鎮統制，從此非北洋派又打進了北洋派的嫡系部隊之內。總的說來，自從袁世凱卸任北洋大臣以來，北方軍隊的性質就變得複雜起來。以第六、第二十兩鎮和第二混成協三支軍隊而論，軍隊的老底子都是北洋舊人，而主將卻都換了圈子外的新人物，因此便有北洋派與非北洋派、革命派與反革命派兩種勢力的並存。
武昌起義前，清政府每年都要舉行一次秋季大會操以檢驗新軍各鎮的成績。1911年，第六、第二十兩鎮奉命在永平舉行會操。當時第六鎮駐防保定至石家莊一帶，鎮本部設在保定。第二十鎮由關外乘火車到達永平附近灤州時，武昌革命突然爆發，清政府下令中止秋操，打算調第二十鎮到南方去打革命軍，暫駐灤州待命。吳張兩統制密謀在北方響應革命。恰好這時候，奉天運出一批軍火接濟在漢口作戰的北洋軍，火車經過灤州時，第二十鎮革命派軍官予以截留。他們一不做，二不休，打算大幹一場，即日宣布獨立，出師直搗北京。但張紹曾是個畏首畏尾、多疑不決的軟骨頭，認為本鎮內部還有反革命派，害怕引起分裂，主張分作兩步走，先以「兵諫」的形式將清政府一軍，要求皇族放棄特權，即日實行君主立憲。他估計清政府一定不會答應，那時激怒軍心，勢成騎虎，反革命派也將被逼上梁山而只能跟著大夥走。張紹曾還愁孤掌難鳴，想把駐防東北的第三鎮代理統制盧永祥[1]和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統統拉進來，共同宣布起義。
10月29日，張紹曾、盧永祥、藍天蔚等聯名致電清政府，提出十二項條件，主要是要求於年內召開國會，由國會起草憲法，選舉責任內閣，並宣示皇族不得充當國務大臣。這個電報名為「兵諫」，其實是一道最後通牒、威脅清政府要把多年來拖延未辦的大事，在兩個月之內全部辦完，如果敢道半個不字，他們馬上殺奔北京，絕無討價還價之餘地。
這道催命符把北京城的滿城文武嚇得心膽俱裂。他們急忙把京奉線上的火車掃數開回北京，以阻止第二十鎮運兵前來，一面滿臉堆下笑容，滿口甜言蜜語，嘉獎張紹曾等「忠勇為國」，對於他們所提的十二項條件不折不扣全盤接受。次日頒布明旨，撤銷皇族內閣，命資政院起草憲法。賞給張紹曾侍郎銜，授為宣撫大臣，派往長江一帶宣示朝廷德意。清政府還發表了「罪己詔」[2]，把自己痛罵一通，並明令釋放自戊戌政變以來被捕入獄的一切政治犯。1910年行刺攝政王的政治犯黃復生、汪精衛、羅樹勛三人也在赦免之列[3]。資政院開快車於11月3日制定了憲法信條十九條，清政府即日批准公布，並稱即將宣誓太廟[4]，以資信守。
清政府採取了這些「從善如流」的措施，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多年來，清朝的統治者一脈相承，變來變去，都是君主立憲其名、皇族集權其實的老戲法。不知多少人為立憲而流血，多少人作了海外逋臣。在國內還有更多的立憲黨人進行合法鬥爭，用叩頭請願的方式，哀求皇帝「俯順輿情」，開放政權。他們輕則受到皇帝的傳旨申斥，重則發往邊地充軍。可是，而今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僅憑張紹曾等人的一紙電文，在三五天之內，就取消了皇族內閣，頒布了憲法信條，赦免了「罪大惡極」的政治犯。皇帝罵了自己一通不算，還要在祖宗靈前賭咒發誓以保證自己的新諾言是靠得住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皇帝變得明智了嗎？顯然不是。這件事教導人們認識了一條真理。這條真理寫道：當刀把子握在反動統治者的手裡的時候，他們就是凶神惡煞，誰不服從他就砍誰的腦袋，刀下決不留情；而當刀把子握在反抗者的手裡的時候，皇帝卻又假裝成百依百順的可憐蟲，表面上你要什麼就給什麼。這條真理諄諄告誡人們，離開刀把子而空談革命與過渡，不過是痴人說夢而已。
[1] 盧永祥是第三鎮第五協協統，代理統制曹錕的職務。
[2] 「罪己詔」是皇帝在統治權發生危機的時候，向全國人民檢討自己的錯誤，用以平民忿的一種狡猾手段。
[3] 1910年（宣統二年）2月21日，黃復生、羅樹勛、汪精衛三人同謀行刺攝政王載灃。黃羅二人在攝政王每日上下朝必經之地地安門外銀錠橋橋下埋置炸彈，因事機敗露，三人均被逮捕。此時清政府已面臨末日，不敢大肆殺戮，因此採取懷柔政策，判處汪黃二人終身監禁，羅則監禁十年。
[4] 太廟是皇帝奉祀祖先的廟堂。宣誓太廟是將國家大事祭告祖先，以示決無翻悔。
清政府除採取以上措施而外，還因吳祿貞平日與張紹曾、藍天蔚等人頗有交情，特地派他到灤州撫慰第二十鎮官兵。
這裡應穿插一段往事。武昌起義時，吳祿貞自告奮勇，願率所部第六鎮南下討伐叛軍。清政府還沒來得及回答，吳又改變了主意，說他是湖北人，與武昌起事諸人多屬舊交，願意單騎到敵營，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他們悔罪歸降。清政府對他早已有所懷疑，於是將計就計，叫蔭昌先調第六鎮第十一協帶往武漢作戰，叫吳在保定布置後續部隊候令出發。這是一種明獎暗防的陰謀，不動聲色地奪去了吳的一半兵力。對於這樣一個懷疑的對象，派他宣慰異動軍隊，這又是什麼道理呢？下文自有交代，暫且按下不表。
吳接到聖旨後，卻不知是計，喜滋滋地拿著「奉旨撫慰」做幌子，立即乘車到了灤州，向第二十鎮官兵作了一番鼓動軍心的講話。他跟張紹曾、劉一清和第二十鎮革命派軍官舉行密談，商定了兩路出兵的計劃：第二十鎮由京奉路，第六鎮由京漢路，同時並舉，會師北京。這件機密大事，早有奸細飛報北京。同時，清政府又接到山西獨立的另一警報，正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他們打算遷都熱河以避兵鋒。但是，從來歷史上又有一個規律：一切反動派不走到盡頭是不肯放棄最後的掙扎的。在這緊急關頭，清政府忽又發表明令提升吳祿貞為山西巡撫，叫他帶兵去打山西。這是兩計並用，既是調虎離山之計，又是釜底抽薪之計，並且想用高官厚祿把革命黨人收買過來。
清政府升授張吳二人的官職，當然都是表面文章。同一時期，它暗中又用統制的地位勾引第二十鎮第四十協協統潘矩楹，叫他取張紹曾而代之；又以實授協統的地位勾引第六鎮第十二協代理協統吳鴻昌，叫他不必等待吳統制從灤州回來，先行出兵正太路向山西進攻。清政府對於第六、第二十兩鎮的分化破壞活動，又說明了另外一條真理：當反動統治者為勢所迫而不得不作出某些讓步的時候，如果認為他們的本性已經有所轉變，可以和平解決，那又是大錯而特錯了。他們的一副可憐相的後面，掩蓋著青面獠牙，無時無刻不想把刀把子奪過去，再跟你較量一番。清政府派吳祿貞到灤州撫慰第二十鎮，也是調虎離山之計，趁他離開軍隊的時候，好對他的部下進行分化活動。
單是清政府的陰謀詭計，還不足以扭轉北方的危局。這就要看袁世凱的一手了。在吳張聯合反清和山西獨立的形勢下，袁跟清政府的利害關係基本上是一致的。清政府處在東西兩面的夾攻之中，袁也處在南北兩面的受敵之中。如果清政府馬上垮台，南征軍的後路被切斷，袁就沒有什麼戲可唱了。所以他到孝感蕭家港之日，前方將領向他娓娓匯報戰功，談得眉飛色舞，他卻悶在心頭，沉吟不語。那時，他的首要問題不在前方，而是怎樣才能解除他的後顧之憂。
袁手下的號稱「北洋三傑」之一的王士珍，在他身邊擔任隨營參贊，此外，馮國璋在前方指揮戰事。只有段祺瑞留在北方替他看守老家。因此，安定北方的責任自然地落在段的肩上。袁從電報中授以錦囊妙計，叫他照計而行。
第一個計策是叫段迅速把北洋軍第三鎮從東北調回來，調到廊坊一帶，以切斷第六、第二十兩鎮的聯絡線。前文說過，第三鎮是袁的王牌軍，段屢任第三鎮統制。現任代統制盧永祥又是袁、段二人的忠實走狗。盧列名於灤州兵諫的通電，是由別人代簽的。所以，他接到段的密電後，立即率部乘火車入關。當第三鎮的兵車經過灤州的時候，有人主張加以截擊，張紹曾卻認為是友軍而任其通過，於是反動派就拿到一把刀在手了。
第二個計策是從吳祿貞的內部收買叛徒以瓦解第六鎮。
11月4日，有一列軍火輜重車由北京開往漢口，經過石家莊的時候，吳祿貞下令予以扣留。當天吳與所部李純、吳鴻昌兩協統發出聯名通電，警告清政府必須下令停戰，大赦革命黨人。吳在這個電報中又一次表示願往武漢說服革命軍停戰議和。電報大罵馮國璋火燒漢口，慘無人道，應將馮軍調回北方，並將蔭昌拿問治罪。電報警告說，以上請求，政府如不接受，則「將士忿激，一旦阻絕南北交通，妨礙第一軍[1]後路，祿貞不能強制。」當時有人提醒說：「現在的問題在於袁世凱。」吳咬牙切齒地說：「袁世凱算得個什麼東西！如果他敢於路過石家莊，看我一刀把他揮為兩段！」
吳祿貞的確不失為氣概觥觥的革命軍人。他的一舉一動都是開門見山。但可痛惜的是，他竟絲毫沒有注意到革命的警惕性和機密性。他的支電比之張紹曾等人的兵諫通電又進了一步，只差沒說造反的話。但是，第六鎮也有革命派與反革命派兩種勢力並存，甚至反革命派的勢力遠遠大於革命派。吳手下的兩個協統，第十一協協統李純在漢口作戰，正是火燒漢口的主要幫凶；第十二協代理協統吳鴻昌未奉統制之命而擅自出兵正太路，也是一票貨色。這兩人在支電上列名，都是吳代簽的。
吳在石家莊放了一炮後，當天乘火車到娘子關，在車站上與山西革命軍代表會談。當時決定，山西革命軍與第六、第二十兩鎮聯合，三路進攻北京，推吳為燕晉聯軍大都督，晉軍首領閻錫山為副都督。會議結束後，吳又匆匆回抵石家莊，將第十二協由井陘撤回京漢線，並歡迎晉軍進駐石家莊，派人犒以酒肉。吳又用假情報報告清政府說：「山西匪軍業已就撫，不必用兵。」但是，在那幾天裡，這位青年統制東奔西跑，馬不停蹄，他的一切活動幾乎全部都暴露在敵人的眼裡，他自己卻絲毫沒有察覺到，認為清政府和袁世凱的命運，都已掌握在他的手裡。
這時候，清政府正如一個奄奄一息的病夫，他們已經撤銷了皇族內閣，想打強心針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內閣來挽救其不絕如縷的命運。當時強有力的漢族軍閥只有袁世凱一個。當御前會議討論組閣人選時，雖然有人仍然反對袁世凱，可是在那些日子裡，袁經常對清室表示鞠躬盡瘁，北洋軍又在前方打了勝仗，第三鎮也已調來保衛北京。在這些情況下，除了組織袁內閣而外，別無起死回生之方，所以11月1日的御前會議，終於決定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當時論者認為，灤州兵諫和吳張晉三角聯盟，本來是對袁的一套絞索，看看把他絞死，不料反而幫助了他，迫使清政府把全部政權交給了他。袁在彰德所提的六個條件，除召開國會而外，至此全部都已實現，而召開國會只不過是陪襯之筆，他根本不需要國會這件東西。
[1] 北洋軍開往漢口時，馮國璋組織第一軍投入戰鬥，段祺瑞組織第二軍為後援部隊。
袁在前方接到京報後，當然正中下懷，他的戲法變得非常巧妙，等待多年的日子果然到來。當天他發了一個電報，極力諫阻清政府遷都熱河。他認為遷都意味著立即垮台，而清政府立即垮台，他將成為無皮之毛。他此時還不能立即到北京接收政權，要等待另一事件的到來。這一事件說到就到，11月6日，吳祿貞在石家莊被人行刺身死。
吳的司令部設在石家莊正太鐵路車站。11月6日，吳的衛隊營管帶馬惠田口稱有機密大事，要面見統制，不待通報就走進了統制的辦公室。吳見他神色張皇，並且從腰間摸出手槍來，情知有異，急忙大喝一聲：「不許動！」可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槍聲一響，這位年僅32歲的青年革命者應聲而倒。接著伏兵從車站周圍衝殺出來，吳的幕僚紛紛奪門而走，鎮本部副官周維寅和前來作客的奉天陸軍小學總辦張世膺都被亂兵打死，吳的首級也被割去。
石家莊血案是當時震動全國的一件大事。血案的主使者不是別人，正是清政府新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執行者不是別人，正是袁世凱的親信爪牙段祺瑞。原來袁授給段的第二條錦囊妙計，就是叫他設法收買吳祿貞的部下，進行暗殺，以除心腹之患。段是安徽人，他找到了同鄉人周符麟，此人是被吳革職的前任第十二協協統。段以二萬元的賞格購吳的頭，並許以事成之後官封原職。周符麟又去找到了另一同鄉人馬惠田，此人原任第六鎮直轄騎兵營管帶，深得吳的信任，調為衛隊營管帶。就是這個叛徒，貪圖二萬元賞金，出賣了上司。
血案發生後，石家莊陷於一片混亂，革命派官兵紛紛逃散，吳鴻昌於次日率領殘部退往欒城。已經開到石家莊的晉軍一營也撤回到娘子關去了。11月8日，段祺瑞率領第三鎮進駐正定，命周符麟招回第六鎮散兵。次日，吳鴻昌又回到石家莊來，退居第十二協二十三標標統，周符麟回任第十二協協統。
石家莊血案使北方革命勢力受到了一次無可補償的損失。在此以前，北方軍隊因為受到革命潮流的衝擊，形勢非常不穩，就是袁世凱的王牌軍第三鎮，也有革命派打進來。該鎮開抵石家莊後，段祺瑞進行了一次大整肅，馬標管帶黎本唐[1]、步兵第九標第一營管帶張學顏、第三營管帶孫岳均被清洗去職。
同一時期，第二十鎮也在灤州展開了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尖銳鬥爭。張紹曾被調職後，在革命派管帶馮玉祥、王金銘、施從雲的鼓動下，曾以該鎮全體軍官的名義，電請清政府收回統制調職的命令，清政府正在無計可施，不料石家莊血案突然發生，張紹曾認為大勢已去，即棄職避居天津。清政府又在第二十鎮內進行了一次大整肅，清洗了不少革命派軍官，並將該鎮分散調開。所謂灤州兵諫遂以虎頭蛇尾而告結束。
[1] 黎本唐後改名唐克明，1917年在鄂西獨立，反對段祺瑞的北洋政府。
吳張二人一死一走，北方形勢便又暫時穩定下來。11月9日，通過資政院形式上的選舉，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照例要「謙遜」一番，詭稱本人才識疏庸，不足以當茲大任，請求另簡賢能。清政府也少不得照例講幾句好話，勉其出膺艱巨。
當時，袁手下的一般攀龍附鳳之士，文有張一麟等，武有倪嗣沖等，有的上條陳，有的打密電，都主張乘此大權在握，早日黃袍加身，取清朝的天下而有之。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武漢三鎮一鼓可下，大清朝的錦繡河山也已殘破不全，此時不取，更待何時？但是袁的看法跟他們不一樣。他看到民主革命已經席捲全國，即使北洋軍能夠把武漢三鎮打下來，也不能解決問題。革命軍和全國人民都渴望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如果他不待時機成熟而貿然建立一個新王朝，必將成為眾矢之的，處在清政府與革命軍的兩面夾攻之中。就北方形勢而論，自他被逐下台以來，民主革命勢力已經打進了北方，此外還有不少的異己勢力，也必須有一個足夠的時期，先鞏固北方陣地，然後集中力量對付南方革命軍，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清政府雖然風雨飄搖，但它究竟是「百足之蟲」，在一定的時期內，保存這個「正統」工具，利用它發號施令以鞏固北方的陣地，同時又利用它向南方討價還價，以換取有利於自己的條件，實為計之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