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八章武昌起義
前面說過，中國自甲午戰敗後，在政治舞台上出現了君主立憲和民主革命兩大派別，前者被稱為溫和派，後者被稱為激烈派。當兩派開始形成的時候，前者受到社會上層開明人士的歡迎，不久發展為頗有聲勢的變法維新運動，後者則僅有少數知識青年和華僑參加。清政府把領導民主革命的孫中山描繪成紅眉毛綠眼睛的凶神惡煞，還在他的名字旁邊加上三點水[1]，以示深惡痛絕。但自變法運動失敗後，中國人民逐步認識到改良主義行不通，所以到20世紀初期，政治潮流為之一變，民主革命思想壓倒君主立憲思想而成了時代的主流。
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蘇報》上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容也發表《革命軍》一文，鼓吹民主革命，因此《蘇報》被查封，章、鄒二人被捕入獄。儘管這一時期清政府加強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控制，並且勾結帝國主義加緊了對愛國人士的迫害，但是並不能夠阻止革命思潮的廣泛傳播，相反，通過《蘇報》案的教訓，更加激起了廣大人民對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的仇恨。1904年，陳天華在東京發表《猛回頭》、《警世鐘》兩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闡明清政府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要救國就必須先打倒這條走狗。這兩本小冊子不脛而走，並且流傳到國內來，成了家喻戶曉的地下讀物。同時，各省留日學生紛紛發行鼓吹革命的刊物，東京成了民主革命的宣傳陣地，對國內也起了重大的影響。後來，日本政府根據清政府的請求，頒布了取締中國留學生的法令，陳天華忿而投海自殺。另一革命青年楊篤生也因憂憤國事，在倫敦蹈海而死。這些文字宣傳和革命事例，一浪高似一浪，把民主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合併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組織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同盟會發行了《民報》，與君主立憲派所發行的《新民叢報》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戰。1906年，章太炎在上海出獄，到東京參加了同盟會，被推為《民報》主筆。《民報》不斷地揭露君主立憲派的本質，鞏固和擴大了民主革命的思想陣地，為革命行動準備了條件。
[1] 清政府把孫中山的名字改寫作「孫汶」，以示憎惡。
同盟會在國內領導過多次武裝鬥爭。1906年，湘贛邊區萍鄉、醴陵一帶爆發了工人、會黨、農民的聯合大起義，同盟會有劉道一、蔡紹南等前往領導。1907年，光復會員徐錫麟在安慶組織武裝暴動，殺死了安徽巡撫恩銘。女會員秋瑾在紹興密謀響應。這些起義和暴動事件，都以流血犧牲而告結束。同盟會鑒於內地起義屢次失敗，革命幹部犧牲慘重，因此自1907年起變更策略，改在西南邊區組織武裝起義。他們認為，西南邊區是清政府鞭長莫及的地方，起義軍火易於從國外運進來，即使起義失敗，革命幹部也易於逃出國境。但是，1907年同盟會領導的惠州、欽廉、鎮南關的幾次起義和1908年的河口之役，又都接連失敗。1911年，同盟會集中黨內骨幹，發動了一次破釜沉舟的廣州起義，又因所聯繫的軍隊未能及時響應，在清朝官吏的殘酷鎮壓下，同盟會優秀會員死難者多達72人，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黃花崗之役。這次失敗使同盟會元氣大傷，不少會員認為至少須經過五年才能重整旗鼓，有的悲嘆革命前途渺茫，孫中山也曾想到革命事業恐怕「不能及身以見其成」。他們沒有看出革命全局的大好形勢，當時除同盟會外，全國各地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此起彼伏地掀起了反飢餓、反壓迫、反剝削的自發性鬥爭，其來勢之猛，有如狂風驟雨，使清政府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它已處在風雨飄搖的垂死階段。
同盟會的多次起義，都是從運動新軍和聯絡會黨入手。清政府嚴令各省督撫切實清除新軍中的不穩分子。兩江總督端方、湖廣總督瑞瀓先後在新軍第九、第八兩鎮中撤換和逮捕了一批傾向革命的中下級軍官。清政府原來打算一面建立新軍，一面裁汰舊軍，此時又因不信任新軍而停止裁汰舊軍，想保存這些頭腦陳腐的舊軍官兵來阻擋革命潮流。
同盟會有部分會員不贊成領導人所決定的改在邊地起義的策略。他們認為，在邊地起義打不中清政府的要害，相反地有利於清政府爭取時間，調兵遣將來撲滅起義軍，而在內地起義，把利劍插入敵人的心臟，可以早日奪取勝利。他們還看到：清政府建立禁衛軍和保存舊軍這些措施，已經引起了新軍的反感，而近來又在新軍中進行「肅軍」工作，更使新軍官兵惴惴不安，因此，把革命的力量打進新軍里去，策動他們起義，條件更加成熟。
1910年6月，同盟會會員宋教仁、譚人鳳、居正等在上海設立中部同盟會，作為在長江流域策動起義的指導機關。這批同盟會員大多為兩湖人士，他們經常化裝到兩湖建立革命組織，策動新軍會黨起義。
湖北是革命黨人[1]最活躍的一個地區。日知會成立於1904年，是湖北最早出現的革命小組織。1906年，該會會員集體加入了同盟會，孫中山派喬宜齋偕同法國武官歐吉羅到武漢視察。那位武官口沒遮攔，在日知會的歡迎會上公開發表激烈言論，引起官方注意，因此日知會被查封，大批革命骨幹被捕入獄。但是，革命黨人是捉不盡殺不絕的，此後又有群治學社繼之而起，以研究學術為掩護，在漢口辦《商務報》鼓吹革命，又派大批社員投入新軍發展組織。1910年，長沙貧民發生搶米大暴動，撫台衙門被焚，清政府從湖北調兵到湖南去鎮壓，群治學社擬乘武漢防務空虛之際，策動新軍起義，不料事機敗露，同時《商務報》又因大聲疾呼反對鐵路國有政策被封，因此會員紛紛走散。同年，部分群治社員另組振武社，也因組織起義失敗而告瓦解。1911年，他們又另組文學社，加強發展新軍中的組織，所吸收的對象遍及步、馬、炮、工、輜各營。除文學社外，又有孫武、劉公、焦達峰等組織共進會，聯絡兩湖會黨起義，相約湖北先動，湖南響應；湖南先動，湖北響應。共進會與文學社雖同屬革命組織，但因保密之故，彼此不相聯繫。
1911年，全國出現了保路救國的高潮。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四省為川粵漢鐵路所經之地，人心更為激昂。成都慘案發生後，清政府派端方帶兵入川鎮壓，從湖北調走了新軍一協，革命黨人認為這是又一次發動起義的有利時期。這一年8月，上海中部同盟會派譚人鳳、居正等到湖北，指導文學社、共進會聯合起來組織一個領導起義的統一機關，公推蔣翊武為起義軍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蔡濟民為總參議。為了壯大革命聲威，他們請居正速回上海，迎接在香港的黃興和在上海的宋教仁速來武漢領導起義。起初，黃興認為武漢一地斷難成事，主張多聯絡數省同時並舉，經過宋教仁等解釋，他也就不堅持己見了。
起義日期原定中秋節，因籌備不及，推遲至10月11日[2]舉行。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劉公家中搬運炸彈，失手爆炸，印籍巡捕聞聲前來，劉公急將被單蓋在被炸傷的孫武臉上，偽裝病人怕風，把他攙扶下樓，僱人力車逃走。巡捕在屋內搜出手槍、軍服、炸彈、文件及黨人名冊等件。黨人預料官方即將按名拘捕，因此革命軍總司令蔣翊武臨時決定，提前於當晚12時起義，以中和門外炮聲為起義信號。蔣命王憲章、彭楚藩、楊宏盛三人分途搬運炸彈。楊宏盛用菜籃裝送炸彈至工兵營，值班排長一定要檢查，楊一時情急，向他扔出一顆炸彈，自己回頭就跑，仍被追者捕回。當天下午，清朝軍警追蹤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文學社，當場捕去彭楚藩、劉堯瀓、丁笏堂等五人，僅蔣翊武一人走脫。是日，全城戒備森嚴，擔任傳達起義命令的鄧玉麟，未能及時完成任務，因此當晚起義未成。
[1] 清政府稱一切民主革命派為革命黨人，同盟會之名反而不顯。
[2] 即農曆八月二十。
當晚，清朝官吏張燈夜審。先問彭楚藩：「你們同黨究竟有多少人，從實招來，可以免死。」彭厲聲回答說：「狗官休問，全國四萬萬同胞都是我們的同志！要殺便殺，不必多言！」問官驚得目瞪口呆，次晨即將彭楚藩、楊宏盛、劉堯澂三人梟首示眾。
10月10日，清朝官吏下令緊閉武昌各城門，封鎖新軍各營房，不許士兵外出，並調舊軍在重要街口施行緊急警戒。困守營內的新軍士兵人人自危。
當晚七時許，革命的第一槍起自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前隊。該隊二排排長陶啟勝前來查夜，看見兵士金兆龍正忙著把子彈裝入槍膛，厲聲問道：「這是為了什麼，你想造反嗎？」金大聲咆哮說：「老子正是要造反！」他一個箭步撲上去毆打陶排長，一面提高嗓門大叫：「弟兄們，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同棚兵士程定國聞聲躍出，從陶啟勝的後面用槍柄把他打倒。管帶阮榮發趕來查問，也被兵士呂中秋、徐少斌開槍打死。接著，左隊兵士方興在營前空地上扔了一顆炸彈，振臂高呼：「整隊集合！整隊集合！」後隊正目熊秉堃立即率領士兵約三百人向楚望台軍火庫出發。守庫士兵屬於同營左隊，立即起而響應，公推左隊隊官吳兆麟擔任革命軍臨時總指揮。此時城外炮兵營已知工程營首先發動，立即拖炮入城，占領高地，發出轟轟隆隆的炮聲，於是革命風暴席捲武昌全城，步、炮、工、輜各營紛紛向楚望台集合。吳兆麟率領他們進攻總督衙門。總督瑞瀓從後牆打洞逃走，由文昌門出城，登上楚豫兵艦。第八鎮統制張彪率殘部在望山門一帶頑抗，因為炮聲隆隆，電話不通，即由文昌門渡江逃往劉家廟。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跑到第四十一標第三營「坐鎮」，妄圖抵抗革命。吳兆麟派傳令兵周榮棠持函勸他參加革命，被他親手拔刀砍死。當他聽得滿城文武均已逃走，總督衙門已被革命軍攻下，他的部隊也都棄暗投明參加了革命軍，才屁滾尿流地帶同參謀劉文吉離營逃走。
10月11日，武昌全城已無敵蹤，革命軍在蛇山和黃鶴樓升起了十八星旗[1]，改元稱黃帝四千六百〇九年[2]。
革命軍迫切需要組織革命政權來領導革命。其時，同盟會領袖孫中山在美國，黃興在香港。起義前湖北各革命組織公推的鄂軍都督劉公、革命軍總司令蔣翊武，也都不知去向。有人建議推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吳兆麟為鄂軍都督。吳推辭說：「本人官卑職小，壓不住眾。」堅決不肯擔承。有人建議：「黎協統是個大官，壓得住眾。」此論一出，反對者紛紛，都說黎元洪不是革命黨，而且公然反對革命，豈能推此人領導革命？吳兆麟卻贊成「推一個非革命黨人做都督，表示革命軍大公無私，不爭權利，可以鼓勵一般非革命黨人消除顧慮，共同參加革命，這樣，就可以減少革命前途的阻力」。這種重視資歷而敵我不分的論點，當時竟無人再反對而決定下來。
但是，黎元洪已經躲藏起來，一時難於找到。事有湊巧，黎打發一個伙夫[3]回家拿行李，因其行跡可疑，革命軍加以盤問，那人供出黎統領現在躲在黃土坡謝管帶[4]國超的家中。吳兆麟叫馬榮、程正瀛二人帶隊前往迎接。黎聽得外面人喊馬嘶，急忙躲在床帳背後，隨即被搜查出來。馬程二人說明來意，請黎到楚望台臨時總指揮部去，黎疑心革命軍要在那裡槍斃他，嚇得面無人色。當然，他想不去是辦不到的，只得硬著頭皮走出來。馬程二人牽了一匹馬讓他坐上。
在由黃土坡到楚望台的一路上，不少人看見這位身軀高大的統領，身穿灰色呢袍，愁眉苦臉地騎在馬背上，像被押解的犯人一樣，也以為他此去凶多吉少。可是到了楚望台，吳兆麟立即傳令號兵吹號，兵士排隊相迎，吳自己也站在隊伍前面行甩刀禮，黎的心情才安定下來。他跟吳兆麟本是舊相識，見吳並無惡意，便用長官關心部下的口氣連騙帶嚇地說：「你們為什麼要革命？革命是要殺頭充軍的！你們都有身家性命。依我之見，趕快歸隊回營，否則悔之晚矣。」話猶未了，只見一人面帶怒容，手提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從隊伍中閃了出來。吳大喝一聲：「馬榮不得無禮！」又轉過臉來向黎解釋說，武昌各界人士正在咨議局開會，請黎即去參加，本人也陪同前往。
[1] 當時部分邊區尚未建省，一般稱為特區，已建省者只有十八處。十八星旗代表全國十八行省。
[2] 中國漢族奉黃帝為遠代祖先，此時國號未定，所以起義各省均用黃帝紀元。
[3] 炊事員的舊稱。
[4] 管帶相當於營長。
黎在一路上兩眼發直，閉著口不吭一聲。到了閱馬廠咨議局，他一眼望見會議廳里黑壓壓擠滿了咨議局議員和武漢紳商人士，連兩榜出身的咨議局議長湯化龍也在其中，心裡不覺一怔：「難道這些人都是前來參加造反的嗎？」
此時正在討論選舉鄂軍都督的問題。吳兆麟陪著黎走了進來，有人輕言細語說：「都督來了。」其實，革命軍同各界人士早已協商好，通過咨議局選舉，把黎元洪的都督名義定下來。所以黎氏一到場，議員劉賡藻即提議推舉黎統領元洪為鄂軍大都督，屋子裡響起了一陣零零落落的掌聲。黎著急地說：「你們不要抬舉我，我不是革命黨，不夠資格。」
接著，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都勸黎元洪順應人心，接受推舉，共伸大義，黎卻執意不從。他告哀乞憐地說：「我平日待人不薄，諸位切莫害我。」於是又有一人從人叢中閃出來，握著手槍大聲吆喝：「誰甘心當滿奴，誰吃我一槍！」此人是率領測繪學堂學生參加起義的李翊東。吳兆麟又急忙搖手制止了。
湯化龍走近黎的身邊，向他咬了個耳朵，叫他不要再做聲了。這時候，大廳里突然變得鴉雀無聲，大家的眼睛不約而同地都集中在那張胖篤篤的臉膛上。只見黎有氣無力地說：「武昌靠近大江，海軍那麼厲害，怎麼守得住呢[1]？」
鄧玉麟回答說：「守得住就守，守不住我們退湖南。」
「湖南，怎麼好退呢？」
「那邊有我們的同志，他們會來打接應的。」
「餉呢？」
「打開藩庫[2]，用了再說。」
以上問答之詞，說明黎的內心壓根兒反對革命，斷定革命軍無險可守，無援無餉，絕無成事之理。他又怕吃眼前虧，從此就裝起啞巴來，不再開口說話，而大家也就以為他已默認擔任都督，會議至此結束。
當天湖北軍政府就在咨議局內宣告成立。可是那位被推舉出來的大都督，接連兩天如醉如痴，不進飲食，也不開口說話，似乎想用絕食的辦法來「盡忠完節」。據警衛員報告，他有兩次圖逃未遂。這種陰陽怪氣的態度，又激怒了性情暴躁的張振武，他主張一刀把他揮為兩段。參謀甘績熙、陳磊也說，此人不殺，恐有後患。可是吳兆麟等又一再加以阻止。他們認為：廟也有了，菩薩也有了，菩薩本來就是不言不語的，廟裡的事情，自有和尚來管。於是革命黨人推舉蔡濟民、吳醒漢、陳宏誥、鄧玉麟、高尚志、張廷輔、王憲章、徐達明、王文錦、梁鵬等組成「十人謀略團」，負責主持軍事，對外則用都督之名以行。因此府中人員背地裡都稱黎元洪為「黎菩薩」，不久「泥菩薩」之名傳遍武漢三鎮而無人不知。
[1] 黎元洪早年學習海軍，對海軍情況比較熟悉。當時漢口尚有張彪殘部，武漢江面又泊有北方軍艦，革命軍沒有海軍，如果軍艦向武昌開炮，可以掩護清軍渡江反攻，所以他認為武昌不是可守之地。
[2] 布政使又稱藩台，掌握一省民財各政。藩庫是儲存錢糧稅款的地方。
12、13兩日，漢陽、漢口兩鎮相繼光復。湖北各府州縣接到省里的電報，也紛紛趕走清朝官吏而宣布獨立，全省革命形勢大定。
在那些日子裡，武漢三鎮人心沸騰，千千萬萬的市民都把革命的勝利當作自己的大喜事，彼此見面打招呼，都抱拳拱手互道恭喜。大街小巷到處可以聽到人們高談闊論地說：「這一下子壓在我們頭上的清朝皇帝和狗官們都倒下來了，從此我們四億同胞都是一品大百姓，都成了國家的主人翁了。」「從此四億人就是四億個皇帝，而今天擔任國家公職的官員，都是人民的公僕。」
在這種民主思想的指導下，社會風氣立刻為之一變。首先革除了「大人」、「老爺」這類不平等的稱呼，所有磕頭、作揖、打扦等舊禮節也都被廢止，而代之以握手、脫帽或鞠躬。
關於服裝問題，意見分歧，莫衷一是，有人主張恢復明朝的舊衣冠，有人主張西裝革履，可是絕大多數人都不贊成衣冠復古或全盤洋化，因此未作具體規定。街頭所見大多為短打朋友或長褂子先生[1]。
流行最早而又雷厲風行的是剪辮子的風氣。腦後垂辮，本來是滿族入關後強加於各族人民的一種怪現象，外國人把它叫做作「豬尾巴」，所以出洋留學生都把這條尾巴剪掉，以免受人侮辱。清朝末年，留學生大多參加了民主革命，清政府往往把剪掉辮子的人當作革命黨而加以迫害[2]。武昌革命的炮聲一響，不少人腦袋後面搖搖晃晃的這條尾巴立即化歸烏有，剪遲了的，就要受到「千夫所指」，「萬人笑罵」，辮子又成了甘心作「滿奴」或亡國奴的一種標記。而且，你不剪，會有人替你來剪。你出得門來，走在大街上，往往碰到一向不相識的人，攔路揪住，拿出利剪，把你這條孽根硬是連根剪掉，路人拍掌歡笑。也有一小撮頑梗不化之徒，害怕腦後空空，生前見不得皇帝，死後對不起祖宗，他們把辮子盤在腦門上，用一頂大帽子遮蓋起來，有的索性改作道士裝，這種人被稱為「遺老」或「亡國大夫」。
[1] 短打指勞動人民所穿的短裝，長褂子指非勞動人民所穿的長衫。另外還有一種馬褂，是滿族的高級服裝，形似短裝，當中開紐，用高級呢絨綢緞製成，套在長衫上，漢族大官僚、大地主也沿滿俗穿用。
[2] 留學生回國後，為了避免迫害，便在短髮上裝上一條假辮子。
當然，女子又當別論。婦女的髮型不同，她們留辮子也跟男人的辮子有區別，可以存而不論。也有個別摩登女性，醉心男女平等，不惜犧牲萬縷青絲與男子看齊，反而引起社會的歧視，甚至受到官廳的取締[1]。
女子最流行的風氣是放足。武昌革命的炮聲一響，不但閨門少女不約而同地下決心不再纏足了，不少成年婦女也把裹腳布扔在茅廁坑裡，放成了一種不大不小的「黃瓜腳」。女子纏足是千百年來中國封建社會摧殘女性的一種陋俗。19世紀後期，不少進步人士大聲疾呼，提倡女子放足，但是社會上的習慣勢力，認為女子不纏足不美觀，嫁不出去。說也奇怪，以前以三寸金蓮為美，此時則以小腳為丑，社會風氣變了，人們的審美觀念也隨之而變了。有人打趣地說：「辛亥革命，男子解放了頭部，女子解放了足部。」
女子最引人注目的是要求男女平權，包括參政、參軍、婚姻、教育、職業，等等。這也是幾千年來所未有的一個突變。革命剛開始，就有不少地區的女青年們，拋卻紅裝換武裝，成立了女子北伐隊、女子救護隊。不少大城市成立了女子參政會，出現了身佩徽章，出入官府，被稱為「女偉人」的女子活動家。沒有人敢於公開反對女子參政。有些「女偉人」被聘為總統府、都督府的顧問、參議、咨議等。但她們都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的時髦人物，實際上仍被排斥於政權之外。
儘管女子所爭的教育平等和婚姻自由均未完全實現，但也初步地打開了封建舊禮教的缺口，打擊了孔孟之道，取得了社會人士對她們的某些讓步。女學校逐步有所發展。女子選擇配偶，「先斬後奏」，木已成舟，也不是家長們所能完全阻止的了。
儘管婦女解放尚有遙遠的距離，上述點滴改革，卻也引起了封建衛道者們的狂喊大叫，說什麼「人心不古，世道陵夷，陰盛陽衰，成何體統」。
[1] 當時有若干省區禁止女子剪髮。湖南民政長出示，指女子剪髮是不男不女、不中不西的怪物。
此外，社會風氣的改變，還表現在從軍的問題上。武漢革命軍初起時，全部官兵僅有四千餘人。為了革命的需要，湖北都督府決定擴充為五個協。往日清政府建立新軍，採取了募兵制，應募入伍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破產農民和城市貧民。他們都是因為活不下去才不得不出來吃糧當兵。革命軍也仍然採取募兵制，在武漢三鎮插旗招兵。沒有想到，不到三五天工夫，全部兵額如數募足。從新兵的家庭成分來看，有不少半無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這些人顯然不是為生活問題，是為參加民主革命而來。
軍政府成立的初期，也打破了往日官場中界限分明的等級制，自大都督至司書生[1]，一律月支生活費二十元。軍政府也沒有清朝總督衙門那種森嚴氣派，如有機密大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要求面見都督而能暢所欲言。黎元洪住在府中大樓東頭的一間，吳兆麟的革命軍臨時總指揮部設在西頭的一間。黎是名義上的大都督，軍事由十人謀略團主持，來訪人士也由他們接待。
都督府成立最早的直屬機構是外交部。部長鬍瑛原名宗琬，別號經武，湖南桃源縣人。早年進過長沙經正學堂。黃興在湖南組織華興會時，他首先參加[2]，後來又到漢口加入了日知會。日知會被查封時，他被捕入獄，清政府處以終身監禁。他在獄中宣傳民主革命，獄吏談國華被他感動，把女兒許給了他，還掩護他跟外面通信往來，因此他在獄中又先後參加了振武社和文學社，還經常與湘西會黨密切聯繫。武昌的炮聲一響，他一腳跨出牢門，一腳跨進都督府而自立為外交部長[3]。
都督府成立後，民主革命派和君主立憲派立即展開了尖銳的鬥爭。立憲派想把革命政權從革命派的手中奪過來，於是布置了兩套辦法：一套建議鄂軍大都督舉行祭告黃帝典禮和革命軍誓師大會，一套主張制定湖北軍政府的組織條例。立憲派企圖抬高非革命黨人黎元洪的地位，以抑制革命黨人。那位形同俘虜的黎菩薩，因見革命形勢穩定，也就態動神流，眉宇開朗，而不再裝啞子做木頭人了。
[1] 司書生又稱錄事，為軍中抄寫文件的低級文職人員。
[2] 湖南經正學堂與明德學堂為兄弟學校，都是胡元倓開辦的。黃興曾在該校擔任體操和地理教習，以掩護其革命活動。華興會就是在經正學堂成立的。辛亥革命後，經正併入明德。
[3] 外交部設於都督府附近一個滿族大員的家裡。除部長鬍瑛外，尚有次長王正廷。根據都督府組織條例，民政部之下設有外交司，但胡瑛不甘居湯化龍之下，不肯改部為司。直至伍廷芳任革命軍外交代表，鄂軍都督府外交部才不存在。胡瑛被派為臨時參議院參議員，後又改任革命軍山東都督。
1911年10月16日，鄂軍都督府門前廣場上搭上一座高台，舉行革命軍誓師典禮。中部同盟會代表譚人鳳站在台上授劍、授旗。黎元洪身著上將制服，站在台口中央，口中念念有詞，由於嗓門太低，台下只聽得有「請中山先生來鄂領導革命」的一句話。詞畢，禮成，軍樂大奏。隨後都督走下台來，騎上鄂軍中最高大的一匹馬，繞場檢閱軍隊。都督所經之處，軍官一律行甩刀禮，兵士行舉槍注目禮。看熱鬧的人群稱讚說：「人又高，馬又大，都督端的威武不凡。」
接下去又演第二幕。都督府邀請武漢各界人士在教育會開會，宣讀湖北軍政府的組織條例。立憲派放出空氣說，這個條例是由孫中山先生制定，派居正帶到湖北來的，所以未經討論，大家一致舉手贊成。條例規定都督為一省軍民兩政的最高長官，下設軍政、民政兩大部。軍政部設戰時總司令一員由都督兼任之，下設參謀、軍令、軍務三部。民政部設部長一人，由咨議局推選之，下設內務、外交、交通、財政各司，各司司長由民政部長提名選任之。條例通過後，除由黎元洪兼任戰時總司令外，並推楊開甲、吳兆麟為參謀部正副部長，杜錫鈞為軍令部長，孫武、張振武、蔡紹忠為軍務部正副部長。同一天，湖北咨議局選舉湯化龍為民政部長兼法制局長。由於都督府有了規章制度，都督直接總攬兵權，十人謀略團被取消了。其實，軍政府組織條例是由湯化龍起草制定的。立憲派耍了這一花招，革命的領導權便由革命派移於反革命軍閥和君主立憲派之手。
10月18日，革命軍在劉家廟對岸青山、紅關之間布置炮兵陣地，向停泊武漢江面的清朝軍艦進攻。這些軍艦有炮艦楚豫、建威、江元三艘和魚雷艇飛鷹、湖隼兩艘。湖廣總督瑞瀓就躲在楚豫軍艦上。革命軍拂曉攻擊，共計開了三炮，一炮擊中楚豫尾部，楚豫也向岸上回了一炮，即撥轉船頭向下游駛去。其餘各艦均樹白旗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