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七章清廷自掘墳墓
話說清朝咸同年間，湖南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國學家名叫王闓運，別號壬秋，自題所居曰湘綺樓，因此當世又稱湘綺先生。此人博通經史，尤喜研究帝王之學，對於歷代王朝的興廢得失，歷歷如數家珍。他不修邊幅，玩世不恭，研究學術往往不循常軌，因此又有狂士之稱。他早年曾入曾國藩幕。太平天國失敗後，他屢次用冷言冷語想打動曾國藩乘勢而起，取清朝的天下而代之。一天，他又口稱有機密大事，要求屏退左右密談。他所談的都是古代帝王誅戮功臣的故事，嚇得曾國藩低著頭不敢正視，一面用右手食指蘸著茶碗裡的茶水，在茶几上東塗西抹，寫個不停。他見話不投機，只得起身作別。隨後戈什哈進房來收拾殘茗，看見茶几上留下來的水漬，一色都是個「妄」字。
王的門生弟子遍天下，在學術方面有所成就者不乏其人，其中有一人名叫楊度，自稱獨得其帝王之學[1]。楊與梁啓超素有往來，戊戌政變後，因避嫌逃往日本。楊性喜結交天下士，不問政治傾向如何，他都採取了來者不拒的態度。他在東京飯田町的寓所，經常門庭若市，其中既有君主立憲派，也有民主革命派，後者包括黃興、蔡鍔、宋教仁等。由於交遊廣闊，他被推為中國留學生會會長。他的寓所有「留學生俱樂部」之稱。
1905年孫中山到東京時，曾偕程家檉訪楊，想把這位政治活動家拉進興中會。楊很坦率地說，他們政見不同，願意介紹黃厪午[2]做孫的朋友。隨後孫黃二人見了面，在東京組織了同盟會。楊經常吹噓他是孫黃合作的介紹人。
當同盟會創辦《民報》，跟保皇黨的《新民叢報》打筆墨官司的時候，楊也辦了《中國新報》，鼓吹「金鐵主義」，自稱以富國強兵為目的。他既不主張革命反清，也不贊成立憲保皇，而自居為同盟會、保皇黨以外的第三派。其實，他跟保皇黨都是帝制派，其分歧之點，在於保皇黨以「海外孤臣」自居，口口聲聲效忠光緒皇帝；楊則幻想中國出現一個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成帝王之業，他挾其縱橫捭闔之術，以布衣而取卿相。這種抱負同他的老師王闓運相同。
[1] 這是楊度的自負語。王闓運死後，楊撰聯挽之曰：「曠代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生平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
[2] 黃興名軫，早年字厪午，後改名興，別號克強。
楊跟清朝的達官貴人也有往來，拜過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門，兩江總督端方也曾請他回國來主辦法政學堂。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隨員中有一人名叫熊希齡，是楊的同鄉人和老朋友。此人參加過譚嗣同、唐才常所辦的南學會和梁啓超主講過的時務學堂。維新運動失敗，他被革去功名，發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他是湖南鳳凰縣人，鳳凰屬於湖南西路，因此被遣往設在常德的西路師範傳習所擔任體操教習。不久，湖南巡撫趙爾巽以「辦學有功」開復了他的功名。端方是奉旨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保舉他做了隨行參贊。他知道五大臣都是些酒囊飯袋，到外國走馬看花也考察不出個名堂來，因此建議他們在出國之前，先找一位通曉各國憲政的專家，寫好幾篇文章，介紹各國憲政概況，將來出洋回國時，就把這幾篇文章做基礎，加上沿途見聞，作為上報朝廷的奏稿。五大臣就叫他推薦代筆人。熊本想推薦梁啓超，因梁是西太后切齒痛恨的人，於是改推了楊度。恰好楊也是端方所賞識的人，五大臣就叫熊先到東京與楊接洽。
熊到東京與楊相見。楊對這件送上門的買賣，當然滿心歡喜，他又去轉找梁啓超，相約分工合作，請梁代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一文，自己寫《中國憲政宜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實施憲政之程序》兩文，交熊帶回上海。堪笑的是，楊梁二人，一個「借花獻佛」，一個「借屍還魂」，五大臣回國後，就把這三篇文章略加潤色，奏請朝廷預備立憲。西太后根本沒想到這本奏摺的主要內容出自「亂臣賊子」之手，就糊裡糊塗地批准了。
五大臣並未埋沒楊度的功勞，保薦他「精通憲政，才堪大用」。1907年，清政府將前年所設的政治考察館改名憲政編查館，派楊為該館提調，並授以四品京堂銜。
就在這一年，張之洞、袁世凱二人均被內調為軍機大臣。袁是維新派的死對頭，欠了一筆血債，此時眼見新政復活，即使頑固如西太后，也無法阻擋這股洶湧澎湃的潮流，他不得不見風使舵，表示擁護立憲。他迫切需要有一個憲政專家做他的爪牙。楊度既非聖人之徒[1]，而又「精通憲政」，正合他的需要。袁在政治上網羅人才，總是避免直接出面，叫大兒子袁克定做他的代理人，拉攏楊度也非例外。楊此番回國，本想投靠掛名老師張之洞，沒想到袁氏父子這條門路。他把張、袁二人比較一下，一個年老體衰而無雄心大志，一個年富力強而抱有極大野心。他終於找到了他所想望的非常之人了。
清政府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雖然掛起了預備立憲的招牌，說什麼「庶政公諸輿論，大權統於朝廷」，可是滿族親貴中仍然有人反對立憲，認為這是漢族臣民的陰謀詭計，他們不能用武力奪取大清朝的天下，又搞起合法鬥爭來，企圖通過立憲運動奪取皇帝的特權。因此，立憲的呼聲愈高，滿族親貴排斥漢族大臣的風潮也愈烈。袁請奕劻說服太后：「實行君主立憲，乃是緩和民主革命危機，保持愛新覺羅王朝[2]萬世一系的靈丹妙藥。」建議朝廷延攬幾位憲政專家，在頤和園開辦憲政講座，介紹立憲精神，使一般王公大臣都懂得這個道理。這個建議取得了太后的同意，袁就推薦楊度做這個講座的主要講師。
後來楊向人談到開講憲政時的一段笑話。在開講之前，軍機大臣張之洞指示他們：中國推行憲政，必須根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在本國歷史上找根據，而不能標新立異，違反歷朝的規章制度。另一軍機大臣袁世凱指示他們：中國憲法必須吸收東西各國憲法之所長，以富國強兵為目的，不宜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此外，立憲運動的基本精神在於限制君權，而滿族親貴卻要求從憲法上鞏固和擴大君主特權。講師們既要融合兩位漢族大臣的意見，又要調和漢滿兩族的矛盾，講起來礙手礙腳，不免講得牛頭不對馬嘴，莫說聽者茫然，就連講師們自己也都越講越糊塗了。
從五大臣回國之日起，清政府為勢所迫，不得不接二連三地賣野人頭：1907年又派達壽、汪大燮、于式枚三人分赴日、英、德三個君主國家考察政治；派溥倫、孫家鼐二人[3]為資政院總裁，籌備成立資政院；命各省籌備成立咨議局和府、縣議事會。逃亡在外的保皇黨人聽了這些好消息，無不為之雀躍，認為他們回國參加政權的日子就在眼前。同一年，梁啓超在東京組織「政聞社」，國內維新派人士也紛紛在通都大邑辦起「政聞分社」來，這是他們準備參政的一個半公開組織。哪裡曉得，太后並不因舉辦「新政」而赦免康梁之罪，「政聞分社」受到嚴令禁止，於是他們的一團高興又化歸烏有了。
[1] 康有為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時，自比為孔子，倡素王改制之說，並以「長素」為字，寓有「長於素王」之意，因此當世稱為「康聖人」以嘲之。
[2] 愛新覺羅為清朝皇帝之姓。
[3] 資政院沿各部堂官制度，設總裁二人，一滿一漢，不分正副。
但是，另一方面，立憲運動在國內大官僚和地主資產階級之間日益開展，形成了一道勢不可擋的洪流，各省紳商紛紛請願召開國會，開放輿論。1908年9月，清政府被迫公布《欽定憲法大綱》二十三條，規定預備立憲之期為九年。這個大綱就是憲政編查館編查出來的，其內容幾乎全部都是從日本憲法中抄來的，但又變本加厲地把君權規定得更大。由此可見，清政府所能容許的憲法，只能是鞏固和擴大君權而不是削弱君權的憲法，只肯取法日本而不肯取法歐美。憲政編查館的大主纂不是別人，正是出洋五大臣的首席大臣、滿族親貴、鎮國公載澤。他用了一批日本留學生起草這個大綱，自己親自監督，這就無怪乎他們只能寫出這樣一種翻版文章，而不能寫出別的東西來。
更值得玩味的是，清政府開了一張遠期支票，把預備立憲之期拉長到九年之久。有人分析說，太后是寧死也不肯放棄君主特權的，她已日益衰老，自知不能再活九年，等到憲法這個怪物出世之日，她已不在人間。又有人推測說，規定九年是個緩兵之計。清政府爭取喘息時間，整軍經武，加強皇族集權，等到他們的硬刀子磨得更快的時候，這張遠期支票就會變成永不兌現的廢票。以上兩種看法，二者必居其一。所以大綱公布後，太后預備立憲的假把戲進一步被戳穿了，全國人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狗口裡絕對長不出象牙來。
其實，太后用不著顧慮重重，大綱公布後兩個月，她即患病在床。有人挑撥地說：「皇上聽了老佛爺生病，不覺喜動眉梢。」她氣得惡狠狠罵道：「我不能讓他死在我的後頭！」
1908年11月14日，皇后到瀛台去見皇帝，突然發現光緒冷冰冰地躺在床上，不知何時氣絕身死。她又是悲痛，又是害怕，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她披頭散髮地跑去報告太后，太后睡在床上，有氣無力地哼了一聲。她又跑回瀛台想去料理光緒的後事，剛走到半路上，一個太監氣急敗壞地追來叫喊道：「太后業已臨危！」於是她又提起慌亂的腳步，跌跌撞撞地轉回去護理太后。太后死去活來鬧了一整夜，延至次晨才一命嗚呼。
光緒之死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樁疑案。有人說是被太后毒死了的，也有人說是被袁世凱毒死了的，還有一說是出自太后與袁的合謀。關於繼承皇位的問題，根據太后的遺命，以醇親王載灃的三歲兒子溥儀為嗣皇帝，兼祧同治皇帝。嗣君年幼不能親理朝政時，載灃以攝政王的名義代行皇帝的職權。
載灃攝政不到一個月，突然發表上諭說：「袁世凱患有足疾，著即回籍養疴。」這個「宮門抄」傳出來，立刻引起了全國各方面人士的紛紛議論，認為其中必有蹊蹺。當然，說袁患有足疾，並非事出無因。袁早年跟隨嗣父保慶在南京時，曾經墜馬傷足，一直沒有治好，走起路來兩隻腳高低不平。但這不是新近發生的事情。為什麼幾十年來認為不成問題的問題，載灃一上台就挑起眼兒來了呢？不言而喻，這是一個藉口。
當時紛紛傳說，戊戌政變後，光緒把袁恨得要死。他在瀛台活受罪，終日無事，就在紙頭上寫著「袁世凱」三個字。橫也是一個袁世凱，豎也是一個袁世凱。他把這些紙頭撕成碎片，以示碎屍萬段之意。載灃是光緒的親兄弟，一朝權在手，便要殺袁以報乃兄之仇。可是，要殺便殺，為什麼他又沒有把袁殺掉，而僅僅逐之下台呢？
另有傳說，他曾召見張之洞，商談這件事情。張急忙跪下來連連碰頭說：「國家遭逢大故，不宜誅戮舊臣。」張之洞雖然跟袁不和，卻又抱有兔死狐悲之感，所以極力加以諫阻。
於是載灃又用軍機處的名義打密電徵求北洋六鎮統制的意見。第四鎮統制吳鳳嶺、第六鎮統制趙國賢會銜回奏說：「請將臣等先行革職，以免士卒有變，辜負天恩。」這個電報無異乎表示說：「你要殺我們的袁宮保，我們容得你，我們手中的寶刀卻容你不得！」原來滿族親貴雖然費盡心機解除了袁的兵權，但還沒有來得及改造北洋軍，這些軍隊都是袁一手訓練起來的，其中各級軍官又都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袁為首的封建軍事集團，這種關係始終沒有割斷過。今天宮保有難，他們就亮出手中的寶刀來，載灃的手就被他們嚇得軟下來了。
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據當時深悉政情內幕者談，袁的背後還站著一個強有力的大鏢客，此人生得碧眼黃須，威風凜凜，他不是別人，正是清政府望而生畏的英國公使朱爾典。此人於1871年來到中國，1906年升任公使後，就跟袁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當然，這種友誼不是建立在私人關係之上的。太后病死時，袁因冰山已倒而誠惶誠恐，朱爾典立即掩護他乘火車避往天津。袁下車後躲在租界上一個親戚的家裡[1]，朱爾典便在北京替他出面來打圓場。載灃本有殺袁之心，替兄報仇尚居其次，更重要的是要把這個具有野心的漢族權臣除掉，以便貫徹執行皇族集權的計劃。由於軍事和外交關係，殺袁辦不到，退一步一定要把他趕下台去。朱爾典保證了袁的生命安全，袁才敢回到北京打點行裝，並向皇帝謝恩辭行。
袁下台後，張之洞也於次年病死，於是朝廷大權完全集中在以載灃為首的滿清皇族的手裡。載灃在軍事、政治、外交、財政經濟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用以鞏固其君主特權。茲分別敘述於下。
先從軍事談起。
載灃等深知軍隊對政權的重要性。早在1902年，載灃以「謝罪專使」的名義[2]到過德國，德皇威廉二世企圖拉攏清政府，待以友邦親王之禮。他在接見時提醒載灃說：「一個君主國家，必須採取強幹弱枝的政策，由皇室總攬兵權。這不僅是關係國家盛衰的問題，也是關係皇室安危的問題。」這種心腹之言，正好道著載灃的心病。當時袁世凱得到西太后的信任，訓練北洋新軍，載灃就不免有大權旁落之感，後來鐵良、良弼等主張解除袁的兵權而由皇室自行統率，是得到載灃的支持的。
載灃當政不久，1909年就派他的親兄弟載濤以觀操為名再到柏林，想在軍事、外交等方面取得德國的援助。威廉上一次建議中德美三國同盟雖然失敗，但未忘情於中國。他向載濤重申派太子到中國報聘的諾言，日期在當年冬天或來年春天。載灃接到消息，準備給以特別隆重的招待，除在北京將自己新落成的王府作為德國太子的行館外，還派工匠多名到杭州整修太平天國時被毀於炮火的行宮，以便招待太子遊覽西湖，並指定廕昌率同留德學生蔣百里妥為招待。哪裡曉得，自1909年冬天到1910年春天，太子並未光臨。一直到1911年才有消息說，德國太子中國之行業已作罷，德國政府將改派亨利親王再度訪華報聘。太子換了親王，雖然比不得戲台上的「狸貓換太子」[3]，可是顯而易見，其中必有原因。後來打聽之下，才知道又是日本政府從中搗鬼。1909年冬天，東三省曾經發生鼠疫。日本政府不惜重金買通歐美各國記者，對中國大肆誣衊，說什麼中國每一戶人家都有老鼠，隨時隨地都有傳染鼠疫的可能。又說中國每一個人都不講究衛生，如與中國人接觸，隨時隨地都有傳染肺結核或其他疾病的可能。威廉看了這些報道，便不肯把他的「金枝玉葉」派到中國來了。
[1] 袁世凱的第四子克端娶於安徽何姓，其丈人何仲璟為天津大鹽商，已死。其弟何頤臣繼其業。袁世凱到天津就躲在何家。
[2] 1900年義和團反帝運動時，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1901年清政府根據《辛丑條約》，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國謝罪。
[3] 「狸貓換太子」是京劇中的一個舊劇目。
載灃遵照威廉的啟示，把強幹弱枝的政策當作頭等大事來抓。1908年驅逐了袁世凱，建立了一支禁衛軍，由自己直接統率。1909年宣布自己代理全國陸海軍大元帥。派善耆、載澤、鐵良籌備建立海軍。設立軍咨處，派載濤、毓朗管理。派載洵赴日本及歐美各國考察海軍。裁撤近畿督練公所，所有近畿陸軍均歸陸軍部直轄。設立海軍部，以載洵為該部首任大臣。1910年成立了相當於參謀部的軍咨府，以載濤、毓朗為軍咨大臣。舉行永平秋操，派載濤代臨檢閱。他在上台後三年之內，快馬加鞭地進行了一系列的建軍工作，這種建軍工作與西太后的建軍工作有所不同，是一種排斥漢族軍閥、將軍權集中於皇族之手的建軍工作，而以他本人和載濤、載洵三個親兄弟為其核心。
其實，載灃「日理萬機」，豈能事必躬親，他不過是掛上一個大元帥的名兒，許多具體工作都不能不交給兩個兄弟去辦。他的那兩位貴介弟究竟是些什麼樣的貨色呢？載濤膽小怕事，庸庸碌碌，這還罷了。載洵可就不同，他跟慶親王奕劻都是清朝末年聞名全國的大貪官。有一次，他奉旨派到瀋陽查案，到了瀋陽不肯下車，他說這個地方太冷了，必須有足夠的禦寒工具，因此要地方官孝敬貂皮三千套才肯下車。為什麼要這麼多的貂皮呢？他沒有說，別人也不敢問。東三省雖是盛產貂皮的地方，可是一口氣要拿出三千套來是辦不到的，而欽差大臣一天不下車，地方官就得擔待一天的風險。俗語說得對：「產處不如聚處。」於是他們派急足分途到天津、北京等處去採辦，市場貂皮為之一空。請問：這種貨色幹得了什麼事情，練得好什麼軍隊？所以載灃所推行的強幹弱枝政策，其成效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不能說滿族親貴都是清一色的膿包。禁衛軍第一協協統良弼就有精幹之稱。他出身於日本士官學校，因而特別重視士官生，所用管帶以上幹部，大多為其前後期士官同學。同時，清政府在北京辦了個貴胄學堂，用以培養滿族軍事人才。這些事情引起了北洋軍將士的強烈反應。他們紛紛議論以前袁宮保練的是咱們北洋軍，今天「黃帶子」練的是御林軍；以前袁宮保用的是咱們北洋武備生，今天「黃帶子」用的是日本士官生；將來貴胄學堂的畢業生準會派到咱們北洋軍來，實行「以滿將統漢兵」。他們想起了當年在袁宮保的手下，升官發財何等容易，而今升官發財的是滿洲人和士官生，他們只能做一輩子的奴才，說不定還有一天會被一腳踢開。所以，在滿清皇室大練皇族軍的時候，北洋軍將士的不滿情緒日益滋長，對袁世凱的去後思日益加深，對皇族和禁衛軍都抱有一種敵視的態度。
其次談政治方面。
1909年，海外保皇黨得知「兩宮升遐」的消息[1]，不禁悲喜交集。悲的是他們的「曠代聖主」從此一瞑不視，再也看不見「日月幽而復明」的日子了；喜的是妖后一命嗚呼，政局必有一番更新。他們想道：當今攝政王是大行皇帝的親兄弟，一定會繼承乃兄的遺志，大辦新政，大用維新人才，一反妖后之所為。他們看見攝政王一上台就把袁世凱趕走了，多麼大快人心啊！可惜沒把袁一刀宰掉，未免美中不足。他們伸長著脖子等待清政府召喚他們回國。哪裡曉得，過了一天又一天，只見攝政王所繼承的並不是「先帝爺」的遺志，而是繼續奉行妖后的假立憲、真集權的鬼把戲，他們仍舊是有國難回的「亂臣賊子」，而「六君子」的冤獄也未得到平反。
但是，另一方面，載灃既然不敢卸下預備立憲的假招牌，也就不得不按程序繼續採取一些粉飾門面的措施。1909年，各省咨議局先後成立，當選為咨議局議長和議員的大多為君主立憲派。南通才子張謇當選了江蘇咨議局議長。在張謇的倡議下，各省咨議局派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國會請願同志會」。1910年，各省咨議局代表三次到北京，請願召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清政府為勢所迫，就用魚目混珠的辦法，成立了一個非驢非馬的資政院以代國會。儘管清政府對開放政權並無絲毫誠意，但是各省咨議局所選出的資政院議員[2]，大多為君主立憲派，他們立即在北京成立了以促進憲政為目標的「憲友會」，隨即在各省咨議局成立了「憲友會支部」。這樣一來，清政府所唱的假戲，卻被君主立憲派接過來假戲真唱，從而取得了合法鬥爭的舞台。他們組織起來，行動起來，把清政府用以粉飾門面的中央資政院和各省咨議局當作戰場，經常大吵大鬧，喋喋不休，一定要對他們開放政權。清政府又一次被迫將預備立憲之期由九年縮短為五年，即從1908年宣布預備立憲之日算起，至1913年即宣統五年召開國會，並允許在國會召開前先成立內閣。君主立憲派還是不滿意，打算發動第四次更大規模的請願運動。至此，清政府不肯再讓步了，於是採取了暴力制止的辦法，命令北京軍警押解各省請願代表回籍，有的甚至被發往邊地充軍。
[1] 君主時代，諱言帝王死亡，升遐是上升天堂之意。
[2] 資政院議員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皇帝提名稱為「敕任」，另一部分由各省咨議局推選。
1911年，清政府成立了第一屆內閣，取消了軍機處、舊內閣、會議政務處[1]等機關。內閣名單發表，頭一名總理大臣不是別人，正是銅臭熏天的慶記公司大老闆奕劻。協理大臣[2]二人，一滿一漢，滿族是通國皆知的日本間諜那桐，漢族是著名「水晶球」徐世昌[3]。全體國務員十三人，滿族占了八名，附庸於滿族的蒙古族一名，漢族僅占四名。
名單發表後，全國輿論大嘩。原來這個膽小謹慎的載灃，與潑辣貨西太后毫無二致，他所玩弄的仍舊是君主立憲其名、皇族專權其實的老戲法，建立一個皇族內閣來代替以前的軍機處。各省咨議局又一次請願取消這個「不符合憲政之要求」的內閣，改組一個像樣兒的內閣。至此，清政府索性連假戲也不再唱下去了，它發表上諭猙獰地說：「組閣為皇帝特權，非議員所能干預！」
清政府所建立的皇族內閣，雖然進一步拆穿了預備立憲的西洋鏡，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反對，但對袁世凱來說，卻大有好處。袁自退職以來，對於奕劻的月規、節規、年規，仍舊按期奉送。奕劻繼續掌權，又有徐世昌為輔，袁就不愁朝里沒有代言人了。
第三談外交。
載灃在外交方面，繼承了西太后、李鴻章、袁世凱一脈相承的「以夷制夷」的政策，特別是「聯美制日」的政策。1909年6月，他叫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與美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舉行美國投資東三省的談判。前文說過，司戴德是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的代理人。此時哈里曼又在巴黎活動，打算聯合各國資本家組織一個對華投資的國際銀行團，繼續執行其「世界大鐵路」的計劃。他向俄國交涉收賣北滿鐵路，俄國代表表示可以考慮；下一步擬再向日本交涉收買南滿鐵路，如果日本仍不同意，他們就向中國交涉另外修建一條由錦州至璦琿的鐵路，仍由英國保齡公司出麵包修。哈里曼正在著著進行之際，不料得病身死。司戴德繼承其志，由中國啟程到歐洲繼續談判，取得了初步成議，即到日本交涉，日本仍然拒絕出賣南滿鐵路。司戴德於8月重來中國，10月與錫良簽訂了修建錦璦鐵路的草約。
[1] 舊內閣設有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等虛銜，並非政權機構。會議政務處原名督辦政務處。
[2] 協理大臣相當於副總理。
[3] 水晶球喻其圓滑。
在錦璦路的談判過程中，清政府有密旨指示錫良說：「東省介處兩強，隱患日深。迭接臣工呈奏，莫如廣辟商埠，俾外人麇集，隱杜壟斷之謀，厚積洋債，俾外債內輸，陰為牽制之計。」錫良在簽訂錦璦路草約後密奏清政府說：「東省大勢，自日俄競爭以來，久成南北分據之局。日人以旅順、大連為海軍根據地，其鐵路直貫東省南部；俄人以海參崴為海軍根據地，其鐵路橫貫東省北部。兩國陸軍均不數日可達，東省命脈蓋已懸於兩國之手……為治標計，非於兩國路線以外別築一路，不足以救危亡。然集資數千百萬，非特無此巨幣，且我若自修，不見阻於日，即見阻於俄，無論何路均無讓修之日……非借外人之款，不足以經營東省，尤非借外人之力，無由抵制日俄。」從以上兩個文件看來，清政府未嘗不認識到東北危機的嚴重性。可是，認識了又怎麼辦呢？自己一點力量也沒有，那就只能出賣國家的主權利益，大借外債，大修鐵路，把日俄兩國以外的帝國主義勢力統統引進來，讓東北成為列強角逐之場，用以抵制日俄。這種「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前行之已久，其結果又是怎樣的呢？不是一兩個強盜被「牽制」住了，而是被一群強盜咬得遍體鱗傷，氣息奄奄，朝不保夕！載灃之流並沒有從中汲取教訓，仍把毒藥當作良方，豈非白日做夢！
美帝國主義從來就是一個怕強欺弱的紙老虎，它既啃不動日本，便又反過頭來跟清政府打交道。它認為東三省畢竟是中國的領土，在中國領土上修建鐵路，中國政府自己答應了，別人要反對也提不出正當理由來。錦璦路與南滿路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能視為南滿路的平行線，日本也不能根據中日兩國所簽定的《東三省條約》來作為反對的藉口。但是，日本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們把東三省南部當作自己勢力範圍，中國不過是名義上的主權國家，關於南滿問題，清政府不取得日本的同意，就休想自由處理。而且，美國人聲稱錦璦路是一條商業性和中立化的鐵路，如果將來在這個地區內發生戰事，這條鐵路除供中國的軍事運輸而外，不許他國干涉。這就顯然具有便利中國而敵視日俄兩國的用心。這條鐵路還將接通西伯利亞鐵路，顯然又是哈里曼的「世界大鐵路」計劃的翻版。以上種種，都是日本政府所絕對不能同意的。
清政府接到錫良的報告後，竟然無恥到如此地步，要向日俄兩國請示後才敢換籤正約。它也預料到這兩個虎狼之國是不會表示同意的，便又退一步想把鐵路問題暫時擱起，先向美國借款，這就是他們所講的「利用外資建立銀行，開發東省實業」的計劃。
美國政府滿心希望成立錦璦鐵路正約，造成既成事實，使日本政府無法否認美國取得的修路權利。不料清政府畏日俄兩國如虎，不敢換籤正約，因此它命令駐華代辦費萊齊提出節略，警告清政府不得視談判為兒戲，必須將錦璦鐵路草約換成正約。同時，它又提出了一個「統一東三省鐵路辦法」，建議由列強共同投資組織「東三省鐵路總公司」，承認中國為「地主國」[1]，先向日俄兩國收買東三省境內已成鐵路，再由公司備資修建未成鐵路。這個建議就是美國資本家哈里曼所提倡的「世界大鐵路」的計劃，現在改由美國政府直接提出。美國政府企圖運用國際力量，壓制日俄兩國，將兩國獨占之局改為國際共管之局。這個建議，美國政府不敢向日本提出，先跟清政府打交道，顯然又是怕強欺弱的表現。
日本也是一個怕強欺弱的國家。以上消息傳出後，日本政府也不敢向美國提抗議，卻叫駐華公使伊集院警告清政府，此項交涉，必須商得日本同意，否則由此而引起不幸後果，應由中國負責。清政府哪裡吃得起這一嚇，不用說從此對美國政府的新計劃不敢贊一詞，就連錦璦鐵路草約也成了一束廢紙。
但是，美國政府不甘心從此罷手。1909年12月，美國國務卿諾克斯親自出面，向中、日、英、法、俄、德六國政府提出一個「滿洲鐵路商業性的中立化」的備忘錄，除將「統一東三省鐵路辦法」作為美國政府的正式建議而外，還對中立化的含義作了具體的解釋：「滿洲鐵路限於商業之用，使滿洲在事實上成為中立地帶，以確保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美國帝國主義政府好大的氣派呀！當時的中國固然不在它的眼中，這個計劃事前未與有關各國交換意見，儼然以大老闆自居，發號施令，叫一群小夥計跟著他的腳跟走。這個計劃受到日俄兩國的反對是理所當然的，就是英、德、法三國也不甘低人一等而嗤之以鼻。這是一個大國在國際舞台上以霸者自居，目空一切，獨斷獨行的外交創舉。結果，放了一個空炮，大大失了面子，而不得不悄悄收兵。這個計劃還引起了另一後果，1910年7月，日俄兩國成立了第二次協定，其主旨在於共同對付美國，以確保他們在東北的既得權利。
[1] 指領土權。
美國政府一計不成，二計又生。早在諾克斯計劃提出前，1909年5月，清政府曾與英、法、德三國銀行團成立修建粵漢鐵路的借款協定，美國要求加入，三國並無拒絕之意。於是1910年5月23日，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在巴黎宣告成立，這是一個以美國摩根財團為首，排斥日俄兩國，壟斷對華投資的西方聯合機構。同年10月，美國政府與清政府成立「改革中國幣制及振興東三省實業」的借款協定，英、法、德三國也要求加入，美國為加強西方聯合陣線，表示可以同意。於是他們把以上兩筆借款統一起來，均歸四國銀行團辦理，於1911年5月20日與清政府成立兩個借款協定：一個是川粵漢鐵路借款六百萬英鎊，一個是幣制實業借款一千萬英鎊。至此，美國政府多年來所憧憬的經濟滲入計劃，終於水到渠成，而袁世凱多年來所未完成的聯美外交，也在載灃的手裡初步實現了。
最後談財政經濟。
清政府的末期，內而貪污浪費，外而割地賠款，早已弄得民窮財盡，只能依靠借外債過日子，而國家的經濟命脈又都掌握在帝國主義的手裡，本身根本無財政經濟政策之可言。要講這個問題，與上文所講的外交問題是分不開的。
上文所講的幣制借款和鐵路借款，一個屬於財政事務，一個屬於交通事務。主持其事者為度支部大臣載澤、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原來，袁世凱倒台後，盛又巴結上滿族親貴載澤，1910年10月代唐紹儀為郵傳部大臣。郵傳部相當於後來的交通部，鐵路事業歸其管轄。盛是當年著名的借債大王和鐵路大王，他的全套本領就在於放手大借外債，大量出賣路權，從而大飽私囊。川粵漢鐵路借款是他捲土重來後的得意之作。
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內政問題是密切而不可分的。載灃上台後，由於繼續採取假立憲、真專制的欺騙政策，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反對，因此民主革命壓倒君主立憲成了時代的主流。人們要革命，不要改良主義，到處掀起武裝暴動。以載灃為首的滿族統治集團，記起了西太后的「寧亡於外寇，不亡於家奴」的遺訓，索性加緊投靠帝國主義，不惜大規模地出賣國家的主權利益，使中國在更大程度上成為帝國主義和他們的合股公司，以便利用帝國主義的力量來鎮壓本國人民。1911年成立的幣制借款和鐵路借款，再加上向日本募集的鐵路公債一千萬元，折合中國幣值，一年之間驟然增加了外債二億元。這種肆無忌憚的借款政策，是前所未有的！
鐵路借款成立後，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已經結成了兩位一體，就有恃無恐地突然宣布所謂「鐵路國有政策」，將以前經過政府批准的、包括川粵漢鐵路在內的所有民辦鐵路成案一筆勾銷，一律改為國有，違者以抗旨論。那時候，皇帝的命令叫作聖旨，違抗聖旨叫作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就得殺頭充軍。請看：這是多麼厲害的一道命令啊！清政府依仗洋人的勢力，殺氣騰騰地與全國人民為敵，把以前某些時期用以欺騙人民的偽善面紗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誰都知道，所謂鐵路國有是國有其名，帝國主義所有其實。這個政策與當時全國各階層人士所發起的拒債、廢約，國人籌款自辦鐵路的保路運動相對立。這個政策也觸犯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利益，因為他們有不少人是民辦鐵路公司的股權人和負責人。他們還碰到了一個刁鑽刻薄的吸血鬼，此人就是主持鐵路國有政策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他過去辦過不少「官督商辦」事業，當清政府將這些事業收歸國有時，他以大股東的身份，代表商股跟清政府打交道，力爭商股作價不能按票面計值，應將歷年所得紅利及股息一併計算進去。此時他自己做了政府的負責人，就毫不顧及股東的利益，在收回股權中多方剋扣，錙銖必較。這種血淋淋的手段，正如火上添油，把資產階級也趕到對立面去了。
1911年，全國人民掀起了保路運動的高潮，各省區成立了「保路同志會」十三處，堅決反對清政府的賣路、賣國政策，請誅賣國賊盛宣懷以謝天下。資產階級改良派也捲入保路運動的漩渦之中。他們利用各省咨議局為合法鬥爭的大本營，籲請維持商辦原案，取消國有政策。各省督撫大人被保路風暴驚得目瞪口呆，紛紛奏請朝廷暫緩執行國有政策，以免官逼民反。清政府恃有帝國主義撐腰，不怕人民造反，於是下旨申斥這些「畏事之徒」，並且責成他們磨快屠刀，大力鎮壓全國人民。
在這場熱火朝天的鬥爭中，資產階級改良派一面利用人民群眾排山倒海的聲勢，壓迫清政府讓步，以保全其階級利益；一面卻又害怕人民真箇造起反來，連累他們殺頭充軍。四川是這個運動發展得最激烈的一省。1911年8月24日[1]，四川人民宣布罷市以抗議清政府的賣路政策，資產階級改良派指使成都各商店供奉光緒牌位，並舉哀號哭，表示他們所反對的只是鐵路國有政策，與民主革命無關。
四川護理總督趙爾豐曾奏請川路暫歸商辦，以免風潮擴大，結果奉旨嚴加申斥。這時候，久被打入冷宮的端方，企圖開復功名，奏劾趙爾豐庸懦無能，自請帶兵入川平亂。原來此人於1909年調任直隸總督時，參加光緒的移靈典禮，偷偷在隆裕太后[2]行宮攝影，以大不敬之罪被革職。此番自告奮勇，想做四川總督，清政府就起用他為川粵漢鐵路督辦大臣，叫他在路過湖北的時候，抽調第八鎮之一部入川，鎮壓保路風潮[3]。
成都人民於9月7日到總督衙門請願，阻止端方入川。趙爾豐本有「屠戶」之稱，不久前因奏請川路暫歸民辦受過皇帝的氣，此番又見人民群眾蜂湧前來，不覺氣沖牛斗，他下令逮捕了保路會代表蒲殿俊、張瀾等人，又命統領田征葵指揮兵士向衙前請願群眾開槍，造成了死傷多人的成都血案。
內閣問題、國會問題和鐵路國有問題交織在一起，全國人民與清政府勢不兩立，眼見革命大風暴就要到來了。
[1] 農曆七月初一。
[2] 即光緒皇后。
[3] 端方所調為第八鎮第十六協三十一、三十二兩標。行抵四川資州，聞武昌起義，11月28日，他被所部殺死，函其首於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