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六章宦海風波

前文提到，袁世凱利用清政府建立新軍的時機，不斷借公濟私擴張個人的武力，以此引起部分滿族親貴的猜疑。究竟他建立了哪些軍隊，怎樣會露出馬腳，這裡有必要補述一筆。 1904年，練兵處成立了北洋新軍第一、第二、第三三鎮，以何宗蓮、吳長純、段祺瑞三人分任統制。1905年，又成立了第四、第五、第六三鎮，調段祺瑞為第四鎮統制，派段芝貴接任第三鎮統制，以張懷芝、馮國璋分任第五、第六兩鎮統制。同年五月，第三、第六兩鎮舉行會操後，袁將兩鎮番號互相改換：第六鎮改為第三鎮，第三鎮改為第六鎮。又因段芝貴外放，仍調段祺瑞接任第三鎮統制，而以王英楷接任第四鎮統制。 僅在兩年之內，北洋六鎮全部建成，這種建軍的速度是史無前例的，也是各省望塵莫及的。其所以如此之快，是由於採取了一種混合編制的辦法，新成立的一鎮，並非另起爐灶，而是在已成立的各鎮中各抽調一部分，與新軍混合編成的，所以新舊各鎮的規模和質量大體相等。各鎮統制經常調來調去，是袁防止部下在大集團之內另組小集團的一種辦法。 但是北洋六鎮也不是平衡發展的，袁又特地造成了一支王牌軍，以便於必要的時期，投入最需要的地方去。這支軍隊的前身就是段芝貴所統率的天津巡警營。1905年成立的第六鎮，就是以巡警營為基礎擴建而成的。同年，第六鎮的番號改為第三鎮。關於第三鎮的編制、訓練、給養、防地以及人事調動，都是由袁親自安排，特別是統制的人選，必須是他所最中意的人。因此，第三鎮官兵都以「北洋正統」自居，外間都稱他們是袁的看家本錢，而兩段先後任統制，大家也認為是袁最親信的人物。 1905年，第三鎮駐防娘子關時，第五協第九標[1]有一個新兵被洋教習打了一記耳光，此人骨頭很硬，立即原禮奉還，打得那位洋大人搖搖晃晃站腳不住。小兵敢打洋人，這在當時是一件等於造反的大事，長官立即責打他五十軍棍，打得那位兵士皮開肉綻，可是洋大人氣猶未平，硬要袁宮保辦該鎮統制以治軍不嚴之罪，否則決不罷休。袁只得調開了段祺瑞，仍以段芝貴接任。事隔一年，段芝貴將要高升黑龍江巡撫，那個發脾氣的洋教習也已調走了，袁才叫段祺瑞回任第三鎮統制。 袁一會兒採取化軍為警的辦法，一會兒又採取化警為軍的辦法。天津巡警營擴編為軍隊的時候，他又將淮軍兩營改編為警察以接替其任務。 袁在北洋大臣任內，建軍建警同時並舉，魚與熊掌兼欲有之。事有湊巧，1905年，北京城發生了吳樾在正陽門車站行刺五大臣的事件且鬧得滿城風雨，於是袁建議在中央增設巡警部，訓練警察，用以鎮壓革命黨人。清政府認為可行。他又乘機推薦徐世昌為巡警部尚書，趙秉鈞為侍郎。通過這兩人的關係，北京警權也抓在他的手裡了。 袁不以擁有北洋六鎮為滿足。1905年，他提拔薑桂題、夏辛酉兩人為北洋淮軍左右兩翼翼長。1906年東北日軍撤退後，他商得盛京將軍[2]趙爾巽的同意，派淮軍總兵張勳率部開往昌圖府「剿匪」。這些淮軍將領有的在小站受過訓，有的隨袁多年，都成了袁宮保帳下的貔貅之士。袁還企圖把他的勢力打進南北各省，先後保薦劉永慶、王士珍為江北提督，楊善德為浙江新軍協統，孟恩遠為吉林新軍協統，陸建章為廣東北海道總兵，並介紹靳雲鵬、曲同豐到雲南訓練新軍。 袁用以鞏固權位的有兩手，一是用金錢收買，一是建立封建宗法關係。以前官卑職小時，他採取了拜義父和拜門的方法，拉攏當朝權貴。此時他自己也是當朝權貴了，對平級採取拜把兄弟和結為兒女親家的方法，先後與當時的尚書、督撫吳大瀓、張百熙、端方、陳啟泰、孫寶琦、周馥、張人駿等結為兒女親家，把兄弟就更加屈指難數了。對下級則採取收乾兒子和建立師生關係的方法，如段芝貴就是他的乾兒子，段祺瑞是他的乾女婿，北洋武備學生一色都算是袁宮保的學生，等等。他叫他的大兒子袁克定也採取這兩手，一面跟北洋諸將結為兄弟，一面揮金如土，廣結善緣。對於這些將領，每逢年節或有婚喪大事，他自己也都給以犒賞或特殊補貼。 [1] 北洋各鎮每鎮轄二協，每協轄三標。第三鎮所轄為第五、第六兩協，第五協所轄為第七、第八、第九三標。 [2] 瀋陽為清朝的舊都，所以稱為「盛京」，設盛京將軍管理東三省事務，其職權相當於後來的東三省總督。 北洋軍各營都供有袁的長生祿位牌，軍官向士兵們大肆宣傳，袁宮保是咱們的衣食父母，應當祝願他老人家富貴壽考。每晨下操場集合時，官兵先作如下的一段問答。官長問道：「咱們吃誰的飯？」兵士齊聲回答說：「吃袁宮保的飯！」官長又問道：「咱們應當替誰出力？」兵士又回答說：「替袁宮保出力！」袁的爪牙就是用這種宣傳麻醉的方法，養成北洋軍士兵只知有袁宮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國家的奴才心理。 清朝自咸、同以來，湘軍、淮軍相繼產生，軍政權力逐步下移於漢族軍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手。庚子之役，東南各省督撫公然藉口保境息民，拒絕派兵「勤王」，這就說明漢族軍閥一旦羽毛豐滿，就不聽朝廷的調度，形成「尾大不掉」。袁世凱以後起軍閥而建立北洋軍，不到十年工夫，他的軍事勢力飛躍發展，甚至超過前人，當時的天津總督衙門有「第二政府」之稱。儘管袁有一套欺上瞞下的手腕，但是中國人有一句老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加以日俄戰後，全國又一次出現了力爭君主立憲的潮流，滿族親貴認為這是漢族奪取政權的一種手段，於是在清政府最高層也掀起了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之爭，實質上也就是滿族親貴排斥漢族軍閥的一種鬥爭。滿族親貴甚至昌言無忌地說：「漢人肥，滿人危。」他們打擊的對象首先就是袁世凱，主張立即解除他的兵權，把北洋六鎮收歸陸軍部直轄，以鞏固滿洲皇族的統治。 1906年10月，改革官制會議結束不久，清政府突然宣布在河南彰德府舉行南北兩軍大會操，北軍指定為直隸總督袁世凱所訓練的第三鎮，統制為段祺瑞，南軍指定為湖廣總督張之洞[1]所訓練的第八鎮，統制為張彪。清政府挑選這兩鎮人馬來較量高低，這是瞿鴻禨所出的主意，因為第三鎮是「北方之強」，第八鎮是「南方之強」，兩強相遇，藉以測驗雙方的實力。同時，清政府派陸軍部大臣鐵良、北洋大臣袁世凱為閱兵大臣，王士珍為中央審判長，良弼為北軍審判長，馮國璋為南軍審判長。清政府又命各省督撫一律派人觀操，所有觀操人員分別派為南北兩軍的審判員。在這段時期內，各省新軍經常有秋季會操之舉，但是會操規模如此之大，清政府鄭重其事地派出兩個閱兵大臣，又叫各省派員參加評比，卻是一個創舉。更引人注意的是，兩個閱兵大臣和南北兩軍的審判長，都是滿漢各一，而滿方出馬的人員，正是反對袁世凱最露骨的鐵良和良弼，就更不能使人無疑了。 [1] 此時張之洞又由兩江總督回任湖廣總督。 會操一星期結束，證明北軍的裝備和戰鬥力都遠比南軍為優。會操結束不久，便有御史對袁提出參案。袁的耳目素來靈通，知道有人暗算他，特別是「黃帶子」[1]處心積慮地要奪取他的兵權。他也知道滿族親貴排斥漢族大臣的暗潮，太后並不知情，但是「黃帶子」畢竟是惹不起的。他面臨這樣一種局面，要麼準備反抗，要麼暫時退讓一下。他估計自己還沒有足夠的力量抗拒，但又不甘心交出全部兵權。他想來想去，最後決定交出部分兵權，奏請清政府將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鎮改歸陸軍部直轄，並藉口第二鎮駐防永平、山海關一帶，第四鎮駐防天津附近，「現在外兵尚未盡撤，大局尚未全定，請仍歸臣督練，以資策應」。奏摺剛遞上去，清政府立即委派滿族將軍鳳山接統北洋四鎮。這是袁自升任督撫以來第一次遭受的挫折，也是滿族親貴奪取漢族大臣兵權的第一次勝利。 此時袁以一身而兼任十二個重要職務，也是「樹大招風」的一個原因。於是袁又自請除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外，其餘各職一律解除。 袁雖遇到一場宦海風波，解除了部分兵權，但在政治方面仍是炙手可熱的人物。他所提拔的徐世昌、唐紹儀、趙秉鈞等，都已爬到尚書、侍郎的高位，特別是盛宣懷所經營的鐵路事業，也被他搶在手裡，他的勢力又向經濟方面有所發展。當時盛宣懷除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而外，還兼任滬寧、蘆漢兩路督辦。長期以來，他向英、比、俄等國借款築路，乘機大飽私囊，使他成了一個擁資億萬的大富翁。1905年，唐紹儀升任外務部侍郎後，袁保舉他兼任滬寧、京漢兩路督辦。1906年，唐又奏請裁撤鐵路總公司，改設京漢、滬寧、道清、正太、汴洛[2]五路總公所，派梁士詒為總文案，負責主持實際業務。隨後五路總公所改稱五路總提調處，梁的職務改為總提調。至此，盛宣懷被袁趕下台去，梁士詒成了袁在經濟方面的重要爪牙。 [1] 滿清貴族腰間系有黃帶子，故有「黃帶子」之稱。 [2] 汴洛路是隴海路的前身。 徐世昌的地位升得更快。他有一套做官的本領，處世不露鋒芒，喜怒不形於色，能在兩個敵對勢力之間面面討好。1905年他升任巡警部尚書後，一度兼任軍機大臣。1907年4月，清政府改革東三省官制，裁撤盛京將軍，改設東三省總督，節制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軍務，調徐為首任東三省總督，並以唐紹儀為奉天巡撫，朱家寶為吉林巡撫，段芝貴為黑龍江巡撫。東北為滿洲皇族的「發祥之地」，又是日俄兩國虎視眈眈的國防重區，袁雖交出四鎮兵權，清政府卻把袁黨四人擺在這裡，可見太后對他還是很信任的。 徐世昌上任後，按照袁的指示，以加強邊防和肅清邊匪為由，除將北洋軍第三鎮調往長春、南嶺、黑嘴子一帶「剿匪」外，又從第五、第六兩鎮中各抽出一部分編成第一混成協，以王化東為協統，從第二、第四兩鎮中各抽出一部分編成第二混成協，以王汝賢為協統，都開往奉天駐防。這樣一來，滿洲將軍鳳山接收北洋四鎮之局被打破，袁的王牌軍第三鎮和部分北洋軍又間接回到袁的懷抱中來了。 就在這一年，東北發生了一件鬨動全國的官場醜史，案件的主角就是新授黑龍江巡撫段芝貴。有個著名的坤伶[1]楊翠喜，在天津上演，皇族載振一見傾心。段芝貴用重金替楊贖身[2]，把她獻給振貝勒[3]。通過這種關係，段芝貴榮升了黑龍江巡撫。不久，御史趙啟霖提出參案，參劾載振、段芝貴兩人行為惡劣，有玷官箴。這種醜人醜事，在當時本不足為奇，但載振自恃為天子的兄弟行[4]，未免得意忘形。此案宣揚出去，全國輿論群起而攻，太后也未便公然包庇，因此段芝貴被革去黑龍江巡撫之職，載振也被開去農工商部大臣等職，趙啟霖博得了「鐵面御史」之稱。清政府對外公布：「此案調查不實。」趙啟霖以妄參大員也被革去御史之職。此案被參倒的兩個大員，一個是奕劻的兒子，一個是袁世凱的乾兒子，所以當時紛紛議論，此案具有打擊奕、袁兩人的政治背景。 [1] 坤伶即女演員。 [2] 女藝人在舊社會的地位與妓女相等，都是剝削階級玩弄的對象。從小被父母出賣，從此買她的假母視為搖錢樹，把她的一切收入據為己有。脫離假母也要付贖身費，名氣愈大，贖身費也愈高。 [3] 貝勒是清朝宗室的一種爵位，在郡王之下。 [4] 光緒的上一輩為奕字輩，平輩為載字輩，下一輩為溥字輩。 正當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狗咬狗的時候，京外來了一位大臣，此人是太后的另一寵臣岑春煊。他到北京不久，也跳進了狗圈子裡，咬做一團，因此這場風波鬧得更大了。 岑出身於廣西壯族地主家庭。他的父親岑毓英以鎮壓少數民族「有功」，官至雲貴總督。他本人也因上代餘蔭而步步高升。1900年，太后逃出北京時，岑任甘肅藩台，力主出兵「勤王」。陝甘總督陶模因為甘肅距北京較遠，行軍運糧諸多不便，只派騎兵五百人交岑帶領，叫他輕裝前進。岑在口外延慶碰上了鑾駕，太后把這支騎兵編入御林軍[1]，升岑為行宮大臣。這位岑三公子也和袁四公子一樣，非常善於「演戲」，他一馬當先，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每天做好打尖住宿工作。晚間住下來，他又經常在行宮門外露宿保駕。太后到西安後，又提升他為陝西巡撫。後來兩宮迴鑾，太后在歸途中讚嘆地說：「這次咱們不幸落難，雖然吃盡了苦頭，卻也從患難中發現了兩位忠臣。」指的就是袁世凱和岑春煊。 此後岑一帆風順，做過四川總督和兩廣總督。清朝官場中有個制度，本省人不能做本省的官，叫作「迴避本籍」。岑以廣西人而任兩廣總督，這也是一件破例之舉，可見「聖眷」之隆。1906年，調任雲貴總督，未到任前請假到上海就醫。1907年，清政府叫他不要到雲南去了，調他回任四川總督。他有多年沒跟太后見面，奏請到京陛見後再往四川。他到北京時，瞿鴻禨知道他與袁世凱不和，想拉他做幫手，勸他在京內待過一個時期，把上頭的關係拉得更好，然後再求外放。於是他去見太后說：「臣願留京供職，以便長侍天顏。」太后滿心歡喜，即開去其四川總督的職務，改任郵傳部尚書。 岑雖善於做官，卻還有一股子傻勁兒。他入宮謝恩的時候，太后問他在外有何見聞，他把外間對奕劻的輿論向太后直陳。袁世凱的耳朵素來靈通，馬上轉告奕劻。奕、袁兩人商議之下，就發生了下面一件情節離奇的政治陰謀。 [1] 皇帝的衛隊稱御林軍。 就在這一年，袁的兒女親家端方升任兩江總督。岑春煊也正是端方的對頭冤家。原來，1900年，端方以陝西藩台護理巡撫，本有高升之望，不料黑灣里鑽出個程咬金，搶走了他已經到手的熱包子。這還罷了，岑任巡撫後，公然大擺其上司架子，使他氣上加氣。他升任兩江總督不久，接到袁的一封密函，請其設法調查岑在上海有何荒唐行為。他把這件事情交給上海道蔡乃煌火速辦理。蔡乃煌買通了一家照相館的老闆，把岑與康有為的照片複製為雙人合影，寄給端方，最後再經奕劻之手送呈御覽。太后每想到她一向許為大忠臣的岑老三，竟是保皇黨黨魁[1]的知心朋友，她的臉都氣烏了，馬上要革職問罪。奕劻反而做好做歹地勸她不要聲張其事，建議先把岑外放出去，然後再加擺布，以免引起物議。於是太后降旨開去岑的郵傳部尚書，叫他回任兩廣總督。岑僅僅做了一個月的朝廷大員，突然沒頭沒腦地外放，而外放不到三個月，又突然無緣無故地被罷官，並且從此打入冷宮，真像做了一場怪夢。 端方略施小技，把一位紅得發紫的大員趕出廟堂，於是奕、袁兩人下一步打算收拾瞿鴻禨。這個老官僚為人卻非常機警，一時很難找出他的破綻來。事有湊巧，一天他入值軍機，太后心血來潮，偶然談到老慶的名氣太壞，打算叫他退出軍機。瞿回到家中，不免得意忘形地談起這件事情，他的夫人又在無意之中透露口風，轉輾傳入一個外國記者之耳，不久這項消息在倫敦《泰晤士報》登載出來。太后非常震怒，一定要根究其事。她猛然想起，這件事情，她只向瞿鴻禨一人談過，別無外人得知。於是奕劻指使御史彈劾瞿鴻禨私通外人，分布黨羽，泄露國家機密，不宜置身廟堂。太后降旨著瞿開缺回籍，永不敘用。這件事情離開岑春煊奉旨外放還不到一個月。 奕、袁兩人在一月之間趕走了兩個政敵，正在彈冠相慶，不料「天有不測風雲」，離瞿鴻禨開缺只有兩個月，1907年8月，清政府又降旨調張之洞、袁世凱二人為軍機大臣，叫袁兼任外務部尚書，即日來京供職。按照清朝制度，軍機大臣相當於當朝宰相，因而有「相國」之稱，總督轉任軍機大臣是升級而不是降級。但是，軍機大臣不過是皇帝身邊的「佐命之臣」，遇有軍國大計，均須請旨定奪，而總督則既有兵權又有地盤，可以獨霸一方。清朝統治者有一套「明升暗降」的做法，對於某些失寵而一時又不便革職的大臣，先削去其實權，給以一頂大而無當的帽子，然後加以擺布，這和古代帝王「杯酒釋兵權」正是同一作風。張、袁二人都是當時最有權勢的漢族大臣，手裡都有兵權財權。把他們調到北京來，當時認為是調虎離山之計，與加強中央集權及滿族排漢風潮有關。 [1] 維新派康有為、梁啓超等逃往日本後，仍然從事政治活動，聲稱保皇帝不保太后，因此有保皇黨之稱。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袁世凱從此失勢而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了。當時排漢風潮尚未表面化，這只不過是部分滿族大臣的陰謀詭計，太后並未直接參預。「上諭」發表後，袁保薦楊士驤繼任直隸總督[1]，獲得朝廷核准，可見他並未因調職而不為太后所信任了。 袁到外務部後，仍然執行李鴻章的「以夷制夷」政策，所不同的，一個是聯俄制日，一個是聯英美制日。但袁又畏日如虎，遇事遷就妥協。他就職後打頭一件事就是辦理對日外交。 1908年1月，日本輪船二辰丸私運軍火駛入中國領海，被廣東水師扣留。日本人做了壞事，當場人證俱獲，並不低頭認錯，反而恃強逞凶，向清政府提出賠償、懲凶、謝罪等條件。袁不敢討價還價，全盤接受了日方的無理要求，懲辦了依法執行任務的海防人員，備價收購了軍火，即將二辰丸放回，並向日本國旗鳴炮謝罪。他一登場就把一出打泡戲唱瘟了。 日俄戰後，日本公然視中國東三省為其「生命線」，大有鯨吞蠶食之意；而美國也不能忘情於東北，正在千方百計地想把它的經濟勢力打進來。鑒於此種形勢，袁竭力主張把東三省境內修築鐵路、開發資源、設立銀行的種種權利許給美國，利用美國抵制日本，以保全中國名義上的領土主權。這個政策給東北帶來了變本加厲的國際鬥爭，而清政府在這當中所扮演的，仍舊是個極不光彩的角色。 早在日俄戰後，美國恃其援助日本之功，事前不與日本協商，制訂了一個野心勃勃的「世界大鐵路」的計劃。1905年，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向日本要求收買南滿鐵路，下一步打算再向俄國收買北滿鐵路，然後把這條路線接通西伯利亞鐵路，使它成為橫貫歐亞兩洲的世界大鐵路。哈里曼到東京接洽時，日本桂太郎內閣表示同意，雙方簽訂了轉讓南滿鐵路的草約。但是，日本軍人視中國東北為其禁臠，不許他人染指，日本政府是受東洋刀的指揮的，所以，當哈里曼捲土重來打算簽訂正約的時候，忽又受到日本政府的拒絕，從此日美關係轉為惡化。美國不甘心放棄這個計劃，便又掉轉頭來跟清政府打交道。 1907年，唐紹儀以郵傳部侍郎外放奉天巡撫。他是早期的留美生，也正是袁世凱執行英美路線的主要助手。恰好這一年，袁調任軍機大臣和外務部尚書。哈里曼委託美國駐奉天總領事司戴德向唐提出兩項建議：（一）由英國保齡公司出面，美國人投資，修築由新民屯到法庫門的一條鐵路，將來此路延長到齊齊哈爾和璦琿，與西伯利亞鐵路接軌。這是美國撇開日本而直接打入東北的一個計劃。（二）美國投資二千萬美元成立東三省銀行，作為開發東北資源和改革東北幣制的金融機構。這是美國以經濟援助為釣餌，企圖掠奪東北資源的另一計劃。談判正在進行，美國突然發生經濟危機，這筆交易只得暫時停頓下來。 [1] 楊士驤、士琦兄弟均為李鴻章幕僚，與袁世凱的關係非常密切。 相隔不久，仍由英國保齡公司出面，與唐紹儀簽訂了建築新法鐵路的草約。事為日本政府所聞，藉口中日兩國所定的「東三省正約」，規定中國不得建築與南滿路平行的鐵路，接連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以日本對此將採取適當辦法相恫嚇，清政府只得中止進行。 美國企圖插手東北，日本堅決反對，引起了日美關係的進一步惡化。美國為報復起見，頒布了一道排斥有色人種的移民律，包括日本人在內。日本為反抗美國，便與俄國棄怨修好，成立了秘密同盟和兩國瓜分滿蒙的密約。日美兩國變友為敵，日俄兩國化敵為友，這是日俄戰後遠東外交關係中的一個大變局。 可是問題還有出人意料的發展。德皇威廉第二也想在遠東插上一手。在此以前，他把清朝出使德國大臣[1]孫寶琦請到宮裡密談。他說：「當今之世，德國是歐洲最強的國家，中國是亞洲最大的國家，美國是美洲最富的國家。我們三國結成同盟，就將無敵於天下，對遠東和平有重大的貢獻，對中國更有很大的好處。」孫寶琦和奕劻、袁世凱二人都是兒女親家，他不敢怠慢，立即打電報告訴他們。 袁在軍事上一向崇拜德國，在外交上又走英美路線，當然深表贊成。不料太后生平最怕英國，認為中國如與外國締結同盟條約，不能不讓英國參加。奕袁二人把這個意見電告孫寶琦，孫又據以轉報威廉。威廉不覺一怔：這是一件秘密外交，怎麼好讓英國預聞，真是牛頭不對馬嘴。他不便把西洋鏡拆穿，於是假裝糊塗說：「這個意見容後商量，目前我們三國先行一步，務須嚴守秘密。」 不久孫寶琦奉調回國，他的後任是滿人廕昌。 袁在1907年冬天接任外務部尚書後，記起了這件事情，他明知德皇威廉倡議建立中、美、德三國同盟，並非有所愛於中國，可是這個建議符合他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因此直接向太后密陳：中、美、德三國同盟，目的在於防俄制日，保全東北，英日有同盟關係，故不宜讓它參加。太后這才恍然大悟，便派皇弟載濤以觀操為名到德國，協助廕昌進行其事。 [1] 清政府對外稱大清帝國，駐外使節稱出使大臣。 載濤到了柏林，威廉非常高興，他在無愁宮與載濤、廕昌二人進行了三刻鐘的扃門密談。他主動提出派自己的皇太子到中國報聘，並建議中國先派一位大員到美國試探一下。 與此同時，美國也正在竭力拉攏中國，建議中美兩國外交代表升格為大使。這正是清政府求之不得的事情。原來，中國雖是亞洲的一個大國，可是誰也看不起這個既窮且弱的老大帝國，他們派來的外交代表都不過是公使級，與派往小國的外交代表級別相等。美國建議升級為大使，當然也不是為了要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根據國際通則，外交代表應按大使、公使、代辦三級排列席次。當時沒有一國在中國派有大使級代表，如果美國派了大使，不但席次排在最前，而且這位大使在國際通則上也就成了各國駐華代表的當然領袖，可以代表各國向中國政府交涉有關各國的共同事務。這樣一來，美國在中國外交上就可以取得主動權了。 美國拉攏中國的措施還不止此。這一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突然宣布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並建議以此款撥充中國派遣留學生到美國以及美國人在中國辦理教育事業之用。美國主動退還賠款，並且熱心大辦教育，說要幫助中國培養人才，這種「慷慨無私」的精神是史無前例的，清政府認為美國真是中國的好朋友，中國資產階級分子更受迷惑，於是中美親善之聲高唱入雲。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想到強盜發善心是不會有的事，這是美帝國主義所採取的對華文化侵略政策，從精神上麻醉中國人，用中國人的錢培養親美、崇美的高等華人，為美國政府的利益服務。 由於美國政府採取了這些措施，袁世凱的親美政策便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通過他的推薦，清政府以答謝美國政府退還庚款為煙幕，派唐紹儀為赴美特使，此行負有籌商中美兩國外交代表升格，中、美、德三國同盟以及向美國接洽借款的三大任務。 此時太后完全知道三國同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秘密外交，她告誡左右說：「你們莫讓那桐知道。」那桐是當時的民政部大臣。太后為什麼要瞞過這位滿族大臣呢？其中有個原因。1900年，在義和團的抗帝風暴中，日本公使館書記杉山在北京被殺。辛丑和約規定，清政府應派大臣一人前往日本謝罪。那桐被派為赴日謝罪專使。他到了東京，日本政府不以辱國使臣相待，反而給以隆重熱情的歡迎。那桐聲色貨利無所不好，他在東京要什麼就有什麼。他感激萬分，回國後就經常把國家機密供給日本，成了日本政府擺在清政府內部的一個情報員。奇怪的是，太后明知其事，卻仍要重用他，既要重用他，又要提防他。在清朝那個腐敗透頂的宮廷里，根本談不上保密，所以中國赴美特使尚未出國門一步，日本卻已通國皆知。 德國陸軍最強，日本對它從來就有敬畏之心。如果再加上一個最富的美國，跟中國建立三角同盟，日本在中國就不能暢所欲為了。所以它得到這個情報後，立即展開了緊張的外交活動，想把這件事情打消於未成熟之時。在此以前，日、美兩國在中國問題上針鋒相對，日本又因美國頒布移民律而向美國政府提出過強烈抗議，兩國關係極度緊張。此時日本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移民問題上作了讓步，同時訓令它的駐美大使高平與美國政府迅速舉行談判，解決日、美兩國在中國問題上的爭端。 1908年夏天，唐紹儀經過日本前往美國。根據國際通例，一國政府對於過路客人，本無隆重招待之必要，可是唐到東京的時候，日本政府排定招待日程，朝野要人輪流設宴，千方百計推遲他的行程。等到十一月唐到了華盛頓的時候，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已與美國國務卿羅脫成立了協定，日本以承認「機會均等」原則交換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既得利益。原來日本政府設法絆住唐的腳，目的在於爭取時間，達成日美協定。日美兩國在中國問題上取得諒解後，美國政府改變了態度，中美外交代表升格成為畫餅，中、美、德三國同盟也就無從談起了。 唐在美國會見了當時代理美國遠東司司長的司戴德，同時哈里曼也回到美國，他們進行過中國幣制借款的談判。不料消息傳來，清政府突然發生重大變故，袁世凱幾乎性命不保，談判因而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