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五章野心暴露

日俄戰爭爆發於1904年2月，是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的必然結果。早在「三國干涉還遼」時期，日俄兩國在中國領土上已呈劍拔弩張之勢。其後中國發生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運動，帝國主義組成聯合陣線，共同出兵中國，但是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並未得到解決。俄國出兵東三省，有長驅入關控制北京之意；英、美、日三國急忙調兵把守山海關，阻止俄軍深入。《辛丑條約》簽訂後，俄國又有久占東三省，成立「黃俄羅斯」的領土野心。於是，1902年英日兩國成立第一次同盟以對付俄國。俄國在英、美、日三國的壓力下，不得不同意撤退占領東北的軍隊，但它僅撤走了第一批，當第二批應於1903年撤退時，它不但違約不撤兵，反而提出了封鎖滿洲、獨占東北的撤兵條件，這與日本在東北的野心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日本得到英、美兩國的支持，終於在中國領土上發動了對俄戰爭。 在此以前，清政府繼續執行李鴻章的「以夷制夷」政策，走的是聯俄制日的路線。由於俄軍占領東北，中俄矛盾上升，清政府才又改走聯日制俄的路線。袁世凱早年與日本唱過對台戲，走的是英美路線，此時因英、美、日三國聯合對俄而站在日本的一邊。他的日籍軍事顧問守田，就是日本政府派到中國來的軍事間諜。同時，他還派了一批軍事測繪員，化裝為商販和旅客，乘帆船到旅順、大連一帶，幫助日本收集俄方的軍事情報。 日俄兩國在中國領土上交戰，清政府無力阻止，竟然宣布中立，並將遼河以東地區劃作他們的戰場。日俄兩國軍隊根本無視中國的中立，任意燒殺掠搶。東北人民呼籲無門，清政府甚至連抗議也不敢提。 日俄開戰不久，俄國吃了敗仗，美國深知日本無力作持久戰，急忙出面調停。1905年9月，日俄兩國代表在美國朴茨茅斯城舉行會議，簽訂了和約。俄國被迫將旅順、大連租借地，長春、大連間的南滿鐵路以及租借地，連同鐵路有關的一切權利讓與日本。這個條約顯然與中日兩國所簽訂的《馬關條約》不同，並未損害俄國的領土主權。奇怪的是，日俄兩國打仗，在和約中被處分的卻不是戰敗國而是中立國，對於中國的領土主權私相授受而不問中國同意與否。中國人民不禁痛切地問道：「河山易色，宰割由人，中國這個國家究竟成了個什麼樣的國家？」 日本政府在俄國人的手中所取得的中國領土上的利益，不能不向清政府辦理「過戶」手續。這一年10月，日本議和代表小村從美國來到北京，與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同被派為日本全權代表，要求清政府補簽轉讓權利的契約。清政府逆來順受，也派軍機大臣奕劻、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北洋大臣袁世凱三人為全權代表，與日本代表舉行會議。參加會議的清方助理人員有外務部侍郎唐紹儀、商部參贊楊士琦、商部主事曹汝霖等。他們都是袁世凱的夾袋中人物。 會議自11月至12月，連續開了22次，最後簽訂了中日兩國《東三省條約》正約三條，附約十二條。清政府不但完全同意了日俄兩國非法處分中國的條約，而且補送了一份禮物，予日本以在東北開設商埠之權。從此日俄兩國在東三省平分秋色，北部仍屬俄國的勢力範圍，南部卻成了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在「三國干涉還遼」後被迫放棄了的權利，又因日俄戰爭而全部撈回。 俄國因戰敗而不能再干涉朝鮮，於是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到漢城，壓迫朝鮮國王簽訂條約，承認朝鮮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在朝鮮設統監一員，管理朝鮮國務，即以伊藤為首任朝鮮統監。可是日本侵略者並不認為滿足。1907年，他們叫朝鮮國王李熙高升一步做「太皇帝」，讓位於太子李坧。1910年寺內繼任朝鮮統監時，連這個兒皇帝也不要了，索性宣布「日韓合併」。 日俄戰爭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初期所受到的又一次非常強烈的刺激。如果說中日戰爭提醒了清政府改革軍事制度，那麼，日俄戰爭又迫使清政府玩一套改革政治制度的花招。早在1901年，西太后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在西安下詔「變法」，並於次年成立「督辦政務處」，主持籌辦「新政」。這不過是太后用以應付外國人的一塊假招牌，可是留在國內的維新派又從冬眠狀態中蠕動起來，紛紛要求君主立憲，變法維新運動頗有復活之勢。1904年袁世凱奉旨參加政務處時，接到張謇的一封長信，勸他促成君主立憲。日俄戰爭結束後，維新派人士乘機鼓動說，日本不過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島國，為什麼能在十年之內，接連戰勝中俄兩個大國？推求其故，政治制度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日本以君主立憲而強，中俄兩國以君主專制而弱。通過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更加證明了君主立憲的優越性。這種議論得到社會上層人士的支持，在輿論上形成了一種巨大的聲勢，清政府此時也不敢正面加以壓制。這時候，民主革命已經逐步展開，特別是愛國青年認為中國如欲救亡圖存，首先必須推翻清朝政府。清朝的外交官和各省督撫因而紛紛奏請立憲，以阻止民主革命的進一步發展。西太后鑒於君主立憲不過要求皇帝讓出部分政權，而民主革命則要革他們整個的命，兩害相權，取其輕者，於是她在表面上也不反對立憲了。 1905年，太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這也不過是太后應付本國臣民的一個騙局。五大臣出洋不久，還沒有考察出一個所以然來，她就接連電令他們提早回國。 1906年五大臣回國時，形勢更加逼人，太后這才被迫召開御前會議，宣布「預備立憲」。清政府打算立的是什麼憲呢？說來好笑，王公大臣議來議去，認為首先必須確定原則，以日本憲法為藍本。他們發現日本憲法並無督撫這個制度，因此主張變更中國現行的督撫制，保存其名而縮小其職權，使之與日本的府縣知事大體相等，其一切軍權財權則均由中央收回。太后看了這個方案，這才轉憂為喜，立即下詔「仿行立憲」，先從改革官制入手。這一來太后的狐狸尾巴就完全露出來了，她不過是假預備立憲之名，收中央集權之實，不是讓出部分政權，而是要把君主特權更加強化起來。 此時袁世凱也非常熱衷於君主立憲。他有自己的一套打算：太后風燭殘年，這座靠山早晚必倒，將來光緒恢復皇帝的職權，必有身首異處之危。如果實行君主立憲，皇帝擔負國家元首的虛名，政權屬於責任內閣，根據當時的皇族人事關係，內閣總理必由奕劻擔任。奕劻早已被他收買。他還打算自兼副總理一職，目前既可控制這個內閣，將來還可進一步升任總理。但是，他聽得清政府打算先議改革官制，並且打算廢除現行督撫制，又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袁是政務處大臣之一，1906年到北京參加了改革官制的會議。他建議自上而下先議中央官制，後議地方官制，並主張中央先建立責任內閣制以代替現行的軍機處。當時參加政務處的滿族王公則多主張先議地方官制，削減督撫大權。在奕劻的主持下，決定先議中央官制。 [1] 各種書刊均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此中有一字之差。五大臣出洋時，因為西太后惡聞憲政之名，所以只說考察政治而不提憲政，直到回國後才將「政治考查館」改名「憲政編查館」。這是五大臣隨員陳堯甫提供的資料。 會議經過討論，決定中央官制採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權鼎立的原則。立法部分，在國會召開前先成立「資政院」，代行立法機關職權。司法部分，大理寺改稱大理院，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並在各省次第成立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推行三級三審制。行政部分，成立責任內閣，以國務總理為內閣首領。內閣各部設尚書一人，均為國務大臣；所有政務，須由國務會議通過。內閣成立之日，現行之軍機處及內閣[1]一律裁撤。 以上方案，由全體政務處大臣會銜上奏。10月，太后頒布上諭批答說：軍機處不變。各部尚書均充參預政務處大臣。外務部、吏部、學部、禮部照舊。軍機大臣除可兼管外務部外，不得兼任各部尚書。巡警部著改為民政部。戶部著改為度支部。兵部著改為陸軍部。刑部著改為法部。大理寺著改為大理院。理藩院著改為理藩部。工、商兩部合併，改為農工商部。增設郵傳部，管理輪船、鐵路、電報、郵政事宜。各部均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滿漢。另設資政院博採群議，審計院核查經費。 這道上諭，除了變更幾個部的名稱和增設郵傳部、資政院、審計院而外，原封不動地保存了原有的中央機構體制。其中外務部的體制是根據《辛丑條約》而定的。在此以前，清政府設有一個辦理外交的機構，名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名太不雅馴，外國人叫清政府改名為外務部。外務部的官制與各部有所不同，既有一個管理部務的尚書，又在尚書之上加設一個最高管部大臣，而這個大臣必須由軍機大臣兼任。這也是外國人所規定的。他們認為，清政府講話向來不算數，外務部是跟他們打交道的機關，有時尚書答應了，上面軍機處不答應，又隨時可將前議全盤推翻。在尚書之上加設一個最高管部的軍機大臣，辦起交涉來就有保障，而不能再把責任往上推了。 清政府召集這樣一次重要會議，指定政務處大臣共同討論，通過爭論成立決議，最後卻由太后一人做主將全案推翻，這真是籌備立憲聲中的一個大笑話。原來此中另有內幕。當政務處會銜上奏之際，有一位漢族軍機大臣，就是兼任外務部尚書的瞿鴻禨，單獨去見太后。他放了一把野火說：「根據這個官制，老佛爺從此就不必為軍國大事而過度操心了。」他又加以解釋：內閣制與軍機處的性質不同，軍機處所討論的問題，事前必須請旨定奪，內閣則由會議決定後上奏。太后是個一天不進棺材一天不肯放棄特權的人，聽了這番話，不禁勃然大怒，就叫瞿擬旨加以駁斥。這道上諭就是瞿的手筆。 [1] 清政府除軍機處外，還有內閣之名。內閣設有大學士和協辦大學士，都是沒有職權的空銜。 上諭頒布後，清政府公布軍機大臣和各部尚書的名單如下：奕劻、瞿鴻禨均留任軍機大臣。奕劻兼管外務部，瞿鴻禨兼任外務部尚書。補授世續為軍機大臣。徐世昌開去軍機大臣，專任民政部尚書。吏部尚書鹿傳霖、學部尚書榮慶、陸軍部尚書鐵良均照舊供職。補授溥頲為度支部尚書，溥良為禮部尚書，戴鴻慈為法部尚書，張百熙為郵傳部尚書，壽耆為理藩部尚書，載振為農工商部尚書。 這張名單共有十三人，其中滿族六人，附於滿族的蒙古族一人、內務府一人，漢族五人。當時稱為「滿八漢五」。在此以前，清政府規定各部大臣滿漢各居一半，還有人認為，以全國人口計算，滿族僅有數百萬人，而漢族則有四五億人，所以這種分配實際上是不公平的。此次規定滿漢不分，表面上消除了民族界限，更加做到一視同仁！實際上卻是「增滿抑漢」，以保持滿族對漢族的絕對優勢。所以名單發表後，清朝統治集團內部馬上出現了滿漢大臣狗咬狗的激烈鬥爭。漢族大臣認為，太后所講的籌備立憲，不僅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把戲，借籌備立憲之名，收中央集權之實，而且戲中有戲，所謂中央集權又是排斥漢族的滿族集權。 在這場鬥爭中，滿族王公大臣排斥漢族大臣是主要的一面，但還穿插著其他錯綜複雜的關係。奕劻仍然支持袁世凱，瞿鴻禨卻向太后大獻殷勤。這就不是民族之爭，而是個人利害得失之爭了。 此時奕劻雖居軍機大臣之首，但他實在昏庸得不太像樣了，有時太后問下話來，他答得牛頭不對馬嘴。瞿鴻禨則有「活檔案」之稱，不僅遇事對答如流，而且能夠提出解決辦法來。因此，太后非常重視他，而把奕劻冷在一邊。奕劻對此頗感不快。奕劻因金錢關係而為袁世凱所用，卻又引起其他滿族大臣的不滿，他們就把瞿鴻禨拉過去以對付奕、袁二人。在這次官制會議上，始而袁世凱得到奕劻的支持占了上風，終於為瞿鴻禨的暗箭所傷。儘管這場鬥爭有個人關係牽扯在內，但是核心問題仍是滿漢兩族大臣爭權奪利的鬥爭，而滿族所要排斥的對象，主要就是袁世凱。 以前清政府採納袁世凱的建議，在中央成立練兵處，目的在於集中軍權於中央，以加強皇室對全國的統治。袁卻利用一個有權勢的親王打掩護，把軍權集中在他個人的手裡。這種偷梁換柱的手法，不少滿族大臣看得非常清楚，其中以鐵良、良弼二人對袁最有戒心，認為此人不除，必為清朝的心腹之患。袁對他們雖然多方拉攏，例如先後保舉鐵良為旗兵翼長、兵部侍郎，鐵良即由此而升任陸軍部尚書；良弼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袁札委他為第六鎮第二十三標標統[1]。但是他們二人都不受袁收買，仍然站在滿族立場與袁作對。這次清政府在海淀舉行官制會議，袁的野心更加暴露，良弼主張乾脆把袁幹掉，只因太后對袁「聖眷未衰」，又怕引起反響，才不敢冒昧下手。官制會議結束後，他們又想首先奪去袁的兵權，然後把他驅逐下台。瞿鴻禨又替他們出了個主意，管教袁世凱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1] 標統在當時是個相當高的軍職。一個剛回國的留學生，一步被提拔為標統，算是破格錄用，但良弼受委後並未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