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四章巧計竊兵權
卻說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時，八國聯軍在天津設有「都統衙門」，公然管理民財各政，袁只得暫在直隸省會保定辦公。他派唐紹儀為天津海關道，代他辦理洋兵撤退交涉。1902年，「都統衙門」撤銷，他才移駐天津。
根據《辛丑條約》，中國不得在天津駐兵。但是，沒有兵怎麼能夠行使政權呢？袁想了一個化軍為警的辦法，從所部軍隊中挑選精銳三千人，改編為巡警營，派段芝貴統率，開到天津維持秩序。隨後又將巡警營擴編為若干大隊、分隊，派往北塘、塘沽、秦皇島、山海關一帶駐防。這套改頭換面的把戲，當然瞞不過外國人，但是他們正需要有一支反革命武裝代替洋兵「維持地方秩序」，袁既成了他們的代理人，所以也就熟視無睹了。<
這時期，西太后自覺風燭殘年，更圖及時行樂。她公開賣官鬻爵，把它作為開闢財源的一個手段。當時任何有錢的人都可以出錢捐官，有了官又可以發更大的財，因此捐官成了一件將本求利的好生意，朝為大腹賈，夕戴烏紗帽，官場中比比皆是。西太后對各省疆吏也都記了一筆賬，誰孝敬得最多，誰的官也就升得最快。她所寵愛的李蓮英也是一個無孔不入的撈錢手。此時榮祿因病不大管事，慶親王奕劻成了太后身邊最紅的皇族大臣。奕劻和他的兒子載振把官場當作市場，賄賂公行，有「慶記父子公司」之稱。袁世凱把這些情形看在眼裡，不免喜在心頭。他認為有了這票貨色，他的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奕劻剛進軍機的時候，袁叫心腹幕僚楊士琦送去紋銀十萬兩。奕劻看了這麼多白花花的銀子，口裡荷荷地說：「這怎麼辦，我怎麼能夠了當得起？」楊士琦諂媚地說：「這不過是個見面禮兒，咱們宮保孝敬王爺的日子正長著呢。」奕劻只得半推半就地收下來說：「慰庭[1]實在太費事了。我如果不收，他會怪我不夠交情呢。」從此袁對奕劻按時行賄，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每逢王爺、福晉[2]做壽以及王府婚喪大故，還得特別備上一份厚禮。從此他跟奕劻建立了非常親密的關係。
袁意味到他之得有今日，主要是靠兵權。當年小站練兵時，他請廕昌推薦軍事幹部，廕昌從北洋武備畢業生中推薦了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梁華殿四人。梁在一次夜行軍中掉進河裡淹死了。袁派馮國璋為步兵學堂總辦兼督練營務處總辦，段祺瑞為炮兵學堂總辦兼炮兵統帶[3]，王士珍為工兵學堂總辦兼工兵統帶。這三個學堂都是隨營設立的，比不上正規軍事學校。這是他邊練兵邊培養親信爪牙的一種臨時措施。後來他的攤子越鋪越大了，又從武備生中陸續招收了段芝貴、吳長純、徐邦傑、何宗蓮、趙國賢、馬龍標、王英楷、楊榮泰、曹錕、王占元、陳光遠、盧永祥、田中玉、張懷芝、陸建章、孟恩遠、雷震春等。這些傢伙來自四面八方，出身各自不同，有的是封建文人，在科場中屢試不售，因而改行從軍的；有的是農村中的二流子，不願從事生產勞動，想在戎馬生活中掙個功名。總之一句話，他們都是為升官發財而來。除武備出身者外，清政府還將部分淮軍調到小站來受訓，其中帶兵官有薑桂題、夏辛酉、張勳、倪嗣沖、趙倜等。這些都是行伍出身的舊軍人。
袁任直隸總督後，首先在保定成立督練公所[4]，改任段祺瑞為參謀處總辦，馮國璋為教練處總辦，王士珍為直隸全省操防營務處督理，並派劉永慶為兵備處總辦。袁所訓練的新軍，本來是受北洋大臣的節制的，此時他自己也做了北洋大臣，就將這支軍隊索性改名為「北洋新軍」。
在北洋諸將之中，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的資格較老，地位也比一般人為高。袁在山東的時候，曾請德國軍官觀操，那個德國人用馬鞭子指著這三人稱讚地說：「他們不愧為傑出的將才！」於是他們便被吹噓為「北洋三傑」了。後來軍中進一步把「三傑」形象化，於是又有「王龍」、「段虎」、「馮狗」之稱。這是因為，中國古書上把龍列為鱗介之首，又說龍之為物，夭矯凌空，見首而不見尾。王士珍是「三傑」的第一名，他在政治舞台上又是個時隱時現的人物，所以稱之為龍。段祺瑞暴躁如虎。馮國璋狗頭狗腦。他們各以其個性而得名。
[1] 袁世凱字慰庭。
[2] 滿族稱王妃為福晉。
[3] 統帶又稱標統。一標相當於一團，標統相當於團長。
[4] 督練公所是各省訓練新兵的機構，見下文。
王士珍是直隸正定縣人，本名不叫王士珍，而王士珍卻另有其人。有一年，武毅軍總統聶士成向直隸各鎮調用軍官，朝陽鎮總兵楊瑞生[1]開了一張保單送去，其中有守備王士珍在內。那位王守備不願改投別處。楊總兵身邊有一個姓王的馬弁，為人精細小心，楊就叫他冒名頂替調了出去。這位假王士珍後來轉入北洋武備，又被派往小站成了袁世凱手下的一員大將。他一生最大的「長處」，就在於不樹敵，不露鋒芒，遇事唯唯諾諾，從無疾言厲色。那位真王士珍後來跟隨楊總兵解職回鄉，就在老上司家中挑水煮飯做長工，默默無聞以終。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縣人。他的父親在舊軍中當過管帶，因此自命為「將門之子」。他在北洋武備畢業後，曾到德國鍍過金。當時德國是世界上陸軍最強的國家，而中國留德學生也很少，段就自以為了不起，不把別人放在眼下。他崇拜德國到了一種令人難於置信的程度，什麼東西都是德國的好，甚至生病也非德國藥不吃。他性情固執，不善言談，外表看來頗像個忠誠可靠之士。他斷弦後，袁世凱介紹自己的乾女兒張佩蘅做了他的繼配夫人，所以他跟袁除了長官和部屬的關係，還有干丈人和乾女婿的關係。
馮國璋是直隸河間縣人。早年中過秀才，後來棄文習武，考入天津北洋武備步兵班。武備畢業後，一度派往武衛軍充當下級軍官，不久又重回本行，做過候補知縣。他到小站後，立即受到袁世凱的重視，成為「新建陸軍」的重要骨幹之一。他善於假裝糊塗，好像遇事滿不在乎，但如涉及他自己的利害得失，卻又一點不含糊。他待人接物比較隨和，所以人緣比段祺瑞好。他繼弦後，袁介紹自己的家庭女教師周道如嫁給了他。
在小站部屬中，有兩個比較典型的人物，就是後來爬得很高的曹錕和張懷芝。
曹錕早年在大沽口教蒙館，因教書沒出息，改行做布販子。他叫兄弟曹銳推著車子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後面打鼓。一天，據說路上碰見一位相面先生，眼珠子骨碌碌地打量著他，忽然走近前來搭訕著說：「掌柜的，我看你相貌堂堂，將來準是一位七品縣太爺。」曹錕並不答話，劈頭一巴掌打去，口中喃喃罵道：「跟你素不相識，怎敢挖苦老子！」可是他回到家裡，細味相面先生之所言，卻也怦然心動。他做布販子也沒出息，便又改行投入北洋武備學堂。他在袁手下有「老實人」之稱，善於巴結長官，與同僚相處得也很好。
[1] 楊瑞生是楊度的伯父，湖南湘潭縣人。
張懷芝是山東東阿縣人。早年貧無立錐之地，白天到處流蕩，夜晚在破廟裡棲身。他想當官入了迷，自己講過少年時期的一段故事：有一個夜晚，他沒精打采地進得廟來，納頭便睡。朦朧中看見廟裡的東嶽神畢恭畢敬地站起身來迎接他。他驚問所以，廟神欠身回答說：「你是陽世間的撫台大人，小神怎敢怠慢！」他心中一喜，身子一翻動，發現自己睡在廟裡亂草堆中，原來這是一個夢。他爬起身來向神像拜了一拜說：「有朝一日，果如神明之言，我一定重修廟宇，再塑金身。」
袁任直隸總督後，大舉擴張軍隊，1902年北洋新軍先後成立了三個協。袁表示他「用人唯公」，經常用考試的辦法提拔幹部。成立第一協的時候，王士珍首先考取了，成立第二協的時候，馮國璋也考取了，他們都當上了統領[1]。可是段祺瑞一連兩次都沒有考取。當成立第三協時，他滿腹心事，坐立不安，害怕這次又考不上，不但不能升官，而且面子也將丟盡。到了考試前的一天，袁把他叫了進去，悄悄地把試題遞在他的手裡。後來他並不諱言這件事，每與二三密友談及，認為「受恩深重，終身不忘」。王、馮兩人聽了，肚子裡暗暗好笑，原來他們也都不是沒有受過這種厚恩的。
袁在直隸成立了新軍三個協，這就達到了一省練兵的飽和點，可是他還想練更多的兵，使自己能夠繼淮軍之後建立一個更大規模的軍事系統。同時，他又深知清朝皇帝以少數民族而統治全國，對於在全國人口中占有絕大多數的漢族，經常懷有戒心。他們在全國各主要城鎮駐有八旗兵，由滿族將軍統率，用以防範漢族造反。當太平軍起義席捲大半個中國的時候，由於旗營生活腐化，不堪一擊，清政府才不得不起用漢族軍閥曾國藩、左宗棠等，替他出力打天下。即使在那個時候，皇帝對漢族也仍然不放心。所以曾國藩在建立湘軍時，力保滿族塔齊布為湘軍大將，以消除皇帝的顧慮。袁對於這段歷史，早已有所領會，所以他任山東巡撫時，力保滿族道員蔭昌前往「佐贊戎機」。此時做了北洋大臣，他的政治野心隨著地位的提高而更加擴大，企圖取得全國建軍的大權，就必須找一個皇族大臣來做他的護身符。這是他首先考慮到的一個問題。
[1] 統領又稱協統。一協相當於一旅，協統相當於旅長。
1903年，袁奏請在中央成立練兵處，推舉奕劻主持其事[1]，本人願意從旁協助。這個主意想得很高明，一來由中央練兵，可以打破一省練兵而不受兵額的限制；二來由皇族主持練兵，皇帝可以放心。果然這個建議很快就獲得朝廷的批准，派奕劻為督練新軍大臣，以袁為會辦大臣。練兵處成立後，以徐世昌為總提調，下設三個司，以王士珍為軍政司正使，馮國璋為軍學司正使，段祺瑞為軍令司正使。接著，練兵處奏請在全國範圍內訓練新軍三十六鎮[2]，先在北洋成立六鎮。這是清政府大規模開展建軍工作的一個開端，也是袁世凱擴大兵權的第一步。袁又保薦滿族兵部侍郎鐵良為京旗練兵翼長[3]，挑選旗兵三千人參加訓練，以安皇室之心。
由於大規模建立北洋新軍，需要大批軍官，於是袁把停辦已久的北洋武備學堂恢復起來，派段祺瑞兼任學堂總辦。袁把這個學堂當作培養自己爪牙的基地，經常前往檢閱並向學生訓話。同時，他又奏請設立貴胄學堂，專收滿族子弟。
自從清政府開展建軍工作以來，全國各省都成立了訓練新軍的督練公所，由督撫兼任督辦。同時，由於軍事幹部遠遠不能適應建軍的需要，各省軍事學校也就像雨後春筍般舉辦起來。但是，北洋新軍和各省新軍所吸收的學員，來源有所不同。各省最吃香的是出洋鍍過金的軍事留學生，絕大部分是日本士官生。他們大多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剛剛畢業回國，各省督撫爭相羅致，往往一步做到高級軍事幕僚，而在成立新軍的時候，又往往一步做到中級軍官，很快又被提升為高級軍官。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大本營在東京，這些青年有的接受了革命思想，有的參加了革命組織。同時，大批貧僱農和愛國青年紛紛投入了各省新軍，他們具有強烈的反封建意識和民主革命思想。所以清政府的建軍工作，本以鎮壓人民為目的，但在南方各省，卻又無意中為民主革命準備了條件。北方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北洋新軍的軍官，主要是從北洋武備學堂培養出來的，另一部分是在舊軍人中提拔起來的。袁世凱不肯用留學生，主要是因留學生的家庭出身不同，政治思想複雜，不易加以控制。土學生和舊軍人多由農村中的封建家庭或城市中的非生產者出身，只要給以升官發財的機會，他們就會死心塌地為個人效忠。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已在南方各省生根發芽，而北方各省封建勢力及其影響則根深蒂固，因此北洋軍所招收的兵士，以北方人為限。這也可以看出，袁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打伙求財的北方封建軍事集團，做他個人的政治資本。
[1] 榮祿於1903年病死。奕劻成了當時最有權勢的皇族大臣。
[2] 一鎮相當於一師。鎮統或統制相當於師長。
[3] 「翼」無一定的兵額。鐵良所練的旗兵，後來編為北洋軍第一鎮，所以此處所講的翼長相當於師長。
袁又認識到警察和軍隊是政權中的兩大支柱，所以在建軍的同時，又作了建警的準備工作。前面說過，袁採取「化軍為警」的辦法，派段芝貴率領「巡警營」接收天津。這是中國有警察之始。同年（1901年），袁在保定、天津開辦了兩個警察學堂，隨後併入天津，改名北洋巡警大學堂，派三品道員趙秉鈞為總辦。以這個學堂為基礎訓練出來的警察，名叫北洋巡警，曾與北洋軍被稱為「孿生兄弟」。
趙秉鈞是袁手下的一個怪人。你問他的姓，他是《百家姓》上的第一姓；你問他的大名，是天子腳下的第一人[1]；別號智庵，是張良、諸葛亮一流人物。他出生於甲子年正月初一日子時，是第一個干支、第一個月、第一個日和第一個時辰。請問：一個人什麼都是第一，世界上果真有這樣巧合的事嗎？其實，這位怪人家住何方，姓甚名誰，多大年紀，父母是甚等樣人，這筆細賬早已被他的老子娘帶到黃泉去了。當他自己知道自己時，他在河南臨汝縣一家仕宦之家做書童。他是一個表里不一的笑面虎，滿臉誠懇老實，滿肚子陰謀詭計，手腕更加毒辣，這些條件都很適合袁世凱的需要。所以他自認識袁以來，就受到大力提拔，步步高升，由典史而同知，由同知而道台，成了袁宮保身邊的頭等紅人。
袁把建軍、建警工作布置就緒後，1903年抽出時間回籍葬母。葬事結束，他到南方拉攏關係，先乘火車到了漢口。此時劉坤一死去不久，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其湖廣總督一職，暫由湖北巡撫端方護理。端方是滿族「三大才子」之一，剛剛生了一個女兒。此時滿漢不通婚的禁令已經解除，袁就為第五子克權納采定婚。袁、端兩人本是把兄弟，現又結為兒女親家，親上加親，關係就更加密切了。
袁由漢口換乘兵輪到了南京，乘馬車入城來到兩江總督衙門。號房大爺打量了他一眼，袁馬上叫隨從差官拿出自己的一張大紅名帖來。號房接在手裡一看，嘿，可了不得，站在他面前的這個矮胖子不是別人，正是權威赫赫的北洋大臣。慌得他跌跌撞撞地通報上去，裡面吩咐打開中門迎接[2]。張、袁兩人聞名已久，但這還是初次見面，一個胖鼓墩墩，一個骨瘦如柴，倒也相映成趣。袁此來事前並未通知，張就很不自在，加以他是個非常重視出身和資歷的老官僚，袁既不是科舉正途出身，在官場中又是他的後輩，因此打從心眼兒里瞧袁不起。由於官場禮節，他少不得大排筵宴為之洗塵。他有白天坐著打盹的一種習慣。他在宴會中泛泛地談了一陣，談得並不入港，不覺低眉合眼打起瞌睡來。袁看了這副神氣，心裡也不痛快，即託詞離席，吩咐戈什哈不要驚動老帥，匆匆出城而去。等到張一忽兒醒轉來，追到下關去送行時，袁的兵輪已經啟碇下駛了。
[1] 「秉鈞」意味秉一國之政，相當於宰相的職能。
[2] 清朝官規，同級或上級官員來訪，必須開中門迎接。
袁到上海後，聽說盛宣懷死了父親，正值開弔之期，便換上素衣白馬前往弔喪。盛也是袁的把兄弟，以前同在李鴻章手下辦事，卻因爭權奪寵，貌和而心不和。此番前去弔喪，只不過是官場中的泛泛應酬而已。
盛宣懷這個人，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大買辦大官僚。他的父親是李鴻章的把兄弟，他本人又是李鴻章的乾兒子。李生平並無貪污之名，可是他同一般達官貴人一樣，既要當婊子，又要起貞節牌坊。這位干少爺就是替他開後門的「內賬房」。李於1872年創辦招商局，1880年創辦電報局，他都無暇兼顧，後來這些「官督商辦」事業一一轉入盛宣懷之手。李任北洋大臣時，保盛為天津海關道，代他辦洋務兼採辦外國軍火，成為洋務派大官僚與帝國主義之間的一座橋樑，而天津海關道一職也就成了直隸總督手下主辦外交的大員。1895年，李因兵敗議和而聲名掃地，外調兩廣總督，盛跟新任直隸總督王文韶又拉上了師生關係。就在這一年，有人參劾他貪污，清政府發交南北洋大臣會同查辦。原來盛所經營的招商局事業，職務上受北洋大臣的管轄，地區上又受南洋大臣的節制[1]。北洋大臣王文韶跟他有師生之誼，當然可以替他回護，南洋大臣正是新由湖廣總督調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卻很不好說話。張之洞也是洋務派大官僚。他在1891年創辦漢陽鐵政局，因為辦理不善，歷年虧空達六百餘萬兩，調任時必須設法彌補。他知道盛宣懷是一隻肥羊，就叫他接辦漢陽鐵政局，替他彌補虧空，否則筆下決不留情。盛當然不敢拒絕，但也反累司一手，要求保舉他兼辦鐵路事業，以便挖肉補瘡。於是南北洋大臣會銜保薦盛宣懷為蘆漢鐵路督辦，清政府也就批准了。一個被參的貪污人員，不但未受處分，反而從此大走紅運，不久身兼中國鐵路總公司督辦、滬寧鐵路督辦、全國電報局督辦、招商局總辦等要職，成為官場中炙手可熱的紅人。這就是清朝末年的政治史，而盛宣懷也就成了斷送清朝二百多年江山的一個導線人物。
[1] 南洋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招商局設於上海，上海屬於江蘇，所以招商局總辦又受到兩江總督管轄。
盛並無點石成金的神通，他之所以官運亨通，不過是利用洋務派大官僚和帝國主義這兩座靠山，大膽拍賣國家的主權利益，大膽借外債，大膽侵吞公款，假公濟私而已。他辦鐵路大發橫財，而漢陽鐵政局擴大為漢冶萍公司後，依然大鬧虧空，他又大借日債而把這個煤鐵企業斷送給日本人。盛宣懷在外交上也曾顯過身手。1900年，東南三督與上海領事團成立所謂「東南互保條約」，他就是穿針引線人。不料李鴻章死後，他的把兄弟袁世凱繼任北洋大臣，成了他的頂頭上司，從此他在官場中就走下坡路了。
袁由上海回天津後，奏請將全國水陸電報事業改為國營，奉旨報可，即派袁兼任全國電報督辦。這是袁向盛宣懷開的第一刀。
就在這一年（1903年），有個廣東舉人名叫梁士詒，到北京應考經濟特科，考取了第一名。他以同鄉關係拍上了天津海關道唐紹儀，通過唐的關係去見袁。此人生得儀表不俗，口齒也很伶俐。他向袁條陳時政，認為鐵路事業是當前不容忽視的一個大問題。那時清政府雖設有統籌全局的南北鐵路總公司，卻又劃分區域，把鐵路經過的地方劃歸當地督撫管理，例如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即兼任京榆路、津鎮路[1]兩路督辦，因此鐵路行政系統非常紊亂，總公司形同虛設。梁竭力鼓動袁奏請清政府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管理機構，把全國鐵路事業統統攬在自己的手裡。他指手畫腳，侃侃而談，認為鐵路事業不但便利交通，能使貨暢其流，有利於開發資源，在經濟上具有很大的價值，而且便利軍運，在軍事上也具有很大的價值。他估計國家無此財力，因此主張大借外債，大辦鐵路。說到這裡，他把身子湊攏一步，壓低著嗓音說道：「宮保明鑑，在必要的時候，鐵路借款還可以移作政治用途，豈非一舉數得！」
袁是個野心勃勃的軍閥，平日只知著眼於擴大軍事勢力，當時他的見識還很少注意到經濟與軍事、政治具有密切關係。梁勸他在經濟方面開闢陣地，首先從鐵路事業著手，這個計劃既有利於擴大他的政權和軍權，又可以把他自己和帝國主義的關係拉得更加緊，所以他大為讚賞，派梁先在唐紹儀處充當文案，以備隨時諮詢。
袁正在打算從盛宣懷的手裡把鐵路事業奪過來的時候，不料日俄戰事爆發，中國東北成為戰場，這個計劃只得暫時擱起。
[1] 京榆路是京奉路（又稱北寧路）的前身。津鎮路是津浦路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