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三章高升直隸總督
話說19世紀後期，西方殖民者在屢次出兵打敗中國，大量屠殺中國人和蹂躪中國國土的同時，又源源不絕地把道貌岸然的傳教士送到中國來，於是教堂遍布中國城鄉，甚至出現在地僻人稀的邊區上。外國教士要玉皇大帝讓位於上帝，他們說人類都是上帝的羔羊。羔羊皈依上帝，死後可升天堂。教士們侈談平等、自由、博愛，據說這些都是西方所特有的精神文明。他們確實也辦過一些學堂、醫院和「慈善」事業，滿口為貧窮落後的中國人造福。可是，中國人打開眼睛一看，哪裡有了教堂，哪裡就出現了天堂和地獄的鮮明對比：有些教堂的高樓大廈，聳立在低矮簡陋的貧民窟之中；不少教堂是用低價強征民地，或者霸占民房，把中國窮人趕走而興建起來的。中國人在教士們的身上也嗅不出一絲一毫的平等、自由、博愛的氣息。他們不受中國法律的管束，看不起中國人，自己儼然就是上帝。不但如此，中國的流氓，壞分子一朝吃上了洋教，也就高人一等，可以為非作歹，騎在人民的頭上，官府不敢過問。他們所辦的文教衛生事業，只不過是對中國人民進行「精神麻醉」，學校用以培養洋奴，醫院不為廣大勞動人民開門。中國人還歷歷不爽地看見不少教士披著宗教的外衣，幹著殺人不見血的勾當。有的是派到中國來搜集各種情報的間諜，為本國政府的侵略政策服務；有的隱身於中國大軍閥、大官僚的幕後，操縱中國政治，指揮他們屠殺本國人民。至於走私販毒，開娼聚賭，投機倒把，偷竊中國古代文物，等等，猶其小焉者也。人們不禁問道：「難道這些就是西方文明的體現嗎？」
1897年，山東曹州老百姓打死了兩個在當地橫行霸道的德國教士。德國政府借題發揮，派遣炮艦強占了膠州灣，從此接連出現了外國侵略者強占中國海口和宰割中國領土的滾滾狂潮。山東劃作德國的勢力範圍後，德國教士就像蝗蟲般來到這裡，建立了更多的教堂，大量吸收當地的壞分子入教，做他們的爪牙。這些壞分子倚仗洋人的勢力，在地方上為非作歹，欺壓善良，於是引起了教民與非教民之爭。非教民吃了苦頭，只得硬著頭皮打官司，請求官府替他們做主。哪裡曉得，清朝的官老爺們都具有雙重身份，見了老百姓分明是張牙舞爪的老虎，見了洋大人卻又變成了俯首帖耳的馴羊。他們把牽涉教民在內的一切訟案統稱為「教案」。教民雖然也是中國人，可是他們畢竟沾了點洋氣，就有三分可畏，所以審理教案時，官吏總是「助教抑民」，不問非教民有理無理，一律大板伺候。老百姓們有冤無處伸，無不怒氣衝天。有人帶頭鼓動說道：「洋鬼子、二毛子[1]把咱們欺負到這般地步，狗官又不講理，難道咱們活活等死不成！」此言一出，大家齊聲發出春雷般怒吼：「不成，不成，咱們得自己動手來對付咱們的敵人！」於是山東某些地方出現了武裝自衛的義和拳，以抵制洋人和壞分子的雙重壓迫。不久這個組織推行到全省各府州縣，到處樹竿聚眾，練拳習武。在這時期，全國各地也不斷發生焚毀教堂和驅逐教士的風潮，這股風潮很快就成為中國人民自發性的反帝鬥爭的主要形式。
當然，外國侵略者不可能自己出馬來鎮壓山東全省人民的反帝運動，於是命令清政府派兵分途剿辦。說也奇怪，老百姓一旦組織起來，拿起了武器，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就公然不怕王法，敢於與官軍較量高低。官軍被他們殺得棄甲丟盔而逃。
1899年，清政府特地把曾經做過曹州知府、以屠殺拳民而有「屠戶」之稱的滿族大員毓賢，提升為山東巡撫，叫他負責肅清全省「拳匪」。毓賢所派的官軍仍然屢吃敗仗，義和拳的聲勢比以前更大了。在清政府的嚴旨督責下，毓賢無計可施，只得改「剿」為「撫」，派人跟各地拳民打交道，只求他們不要鬧得太兇，他就承認義和拳為地方合法團練而不加干涉。從此山東拳民改稱「義和團」，取得了公開活動的地位，而毓賢以「山東匪患全部肅清」上報朝廷。
可是，這套把戲瞞不過洋鬼子，他們壓迫清政府撤換毓賢。恰好這一年，袁世凱奉命帶領武衛右軍到山東德州操演行軍陣法，西太后一來念及他戊戌告密之功，二來正要利用他的兵力鎮壓人民，就命毓賢來京陛見，派袁署理山東巡撫。
袁把武衛右軍全部開入山東，又將山東原有舊軍三十四營汰弱留強編為二十營，派馮國璋主持山東全省操練事宜。在此以前，袁不過是北洋大臣手下的一員戰將；到了這時，他一躍而為既有兵權又有地盤的方面大員了。
[1] 二毛子指勾結洋人的漢奸。
為向封建王朝和帝國主義兩面效忠，袁對義和團展開了極其野蠻的血腥屠殺。他接連命令所屬軍隊：「你們見匪必殺，對於拳匪成堆的村莊，可以開炮轟擊，不必礙手礙腳。」「你們如作戰不力，無論官兵一律提頭來見！」又命令各級地方官：「你們捕獲匪民，不必開堂審案，可以當場處決！」他的軍隊擁有洋槍大炮，在清朝軍隊中是比較現代化的一支武力，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山東義和團只得又由公開轉入地下。帝國主義因此對袁大加賞識，山東人民則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有人在撫台衙門照壁上畫了一個大黿（袁），頭戴紅頂花翎，匍伏在洋大人的腳底下，見者無不嗤之以鼻。
1900年，山東拳民紛紛向北轉移，沿途與直隸農民聯合起來組成了浩浩蕩蕩的兩支大軍，分途向北京、天津兩地出發。直隸總督裕祿正是毓賢一票貨色，派兵鎮壓失敗，便也承認義和團為合法組織而許其公開活動。這兩支農民大軍在直隸境內如入無人之境，西路占領涿州，東路直趨天津。這時候，李鴻章外放兩廣總督，他坐在五羊城中，遠看北地烽火，不由得點頭讚賞說：「直隸風高浪大，山東浪靜風平，袁家小子真不含糊。」
這一年是反帝運動進入高潮的一年，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成了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義和團為了減輕國內壓力，爭取清政府共同抵抗帝國主義，便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清政府本來是站在帝國主義的一邊，殘酷地鎮壓本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的，可是打從這一年5月下旬起，西太后對待義和團的態度，表現了搖擺不定。她和毓賢、裕祿之流也是一票貨色，看到義和團人多勢大，逼近北京，威脅著她的統治權，也想採取「以撫代剿」的辦法，一面許其公開活動，一面派員統率他們，想把他們的活動範圍限制在保持皇朝秩序的軌道上，以避免農民革命的直接衝擊。同時，她跟帝國主義也不是沒有矛盾的：帝國主義站在同情光緒的一邊，使她的廢立計劃不能實現，她想利用義和團的力量，給帝國主義一點顏色，迫使他們對她放一手。
同一時期，毓賢懷恨洋人摘去了他的「烏紗帽」，寫信給朝中權貴，極口稱讚義和團不但忠勇可恃，而且法力無邊。端郡王載漪也懷恨洋人好管閒事，害得他的寶貝兒子做不成皇帝，他把毓賢的話加油加醬，鼓動太后把義和團召進北京城，以滅洋人的威風。
5月下旬，太后在對待義和團的問題上還沒打定最後的主意，北京城忽然盛傳洋兵將由天津開到北京，幫助光緒恢復政權。太后聽了又氣又怕，心情非常沉重。載漪乘機聯合軍機大臣剛毅、大學士徐桐等上奏，竭力主張利用拳民對付洋人。太后被他們說動了，於是一面默許義和團為民間合法團體，一面調董福祥的甘軍入京自衛。她做夢也不曾想到洋兵入京之謠，就是載漪之流散布出來的。
義和團開到北京城外後，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怒吼聲喚起了人們的戰鬥激情。6月11日，有甘軍士兵一人在永定門外殺死了日本公使館書記杉山彬。太后勢成騎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13日下令允許義和團開進城來。打從這天起，北京城的政治氣氛突然大變，義和團吐氣揚眉，洋鬼子銷聲匿跡，市民、兵士紛紛入團，到處建立壇棚，練拳習武，到處出現了搜殺二毛子、搗毀洋貨店和焚燒教堂的動人心弦的場面。
運動開展後，北京城成了義和團的天下，皇朝秩序無法維持，太后又後悔起來。15日，她下了一道惡狠狠的命令，叫步軍統領「嚴拿滋事拳匪交刑部正法，並將城內壇棚盡行拆毀」。她叫李鴻章迅速來京跟洋人打交道，又召袁世凱帶兵前來鎮壓拳民。她咬牙切齒地說，咱們「寧亡於外寇，不亡於家奴」。
在那些日子裡，北京城的政治行情早晚不同：朝為妖匪，夕作義民。16日晚間，太后接有密報，洋兵即將開到北京，逼她交出政權。17日，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口。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途中被虎神營兵士所殺。這一連串事件，逼得太后無路可走，21日她又咬緊牙關下了對帝國主義宣戰的命令。
命令發表後，北京義和團立即聯合甘軍進攻各國公使館，天津義和團也立即配合清軍進攻租界。不料戰爭剛開始，太后又玩弄兩面手法，一面利用義和團抵抗帝國主義，一面出賣義和團而向帝國主義求妥協。太后滿以為東交民巷彈丸之地，不難一鼓即下，那時她就可以跟洋人討價還價，讓她放手處理皇位問題。由於戰爭出現了膠著狀態，她的信心動搖了。在宣戰後的幾天內，她像患了失心瘋一樣，一會兒下令停止進攻，派榮祿到各國公使館商量和局，一會兒又派奕劻攜帶大宗米、面、瓜、果接濟他們，對於到期外債，一律如數償還，還叫直隸總督和順天府尹調查外國人在事變中所受的損失，承認給以撫恤、賠償。這哪裡是在對敵作戰，分明是想屈膝投降。可是帝國主義決心給她一次狠狠的打擊，暫時不肯罷兵。
7月7日，天津戰敗的消息傳來，太后嚇得面無人色。次日，她下令調李鴻章回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13日天津陷落，她來不及等李鴻章到來，14日派榮祿到東交民巷正式求和。帝國主義拒絕跟榮祿打交道，指名要李鴻章出馬。李鴻章未到前，八國聯軍繼續向北京進兵。在那些日子裡，太后終日長吁短嘆。23日，她又打火急電報催促李鴻章兼程北來。
作戰期間，義和團用刀、矛、弓箭等原始武器抵抗挾有優勢軍火的敵人，表現了中國人民英勇抗敵、視死如歸的民族精神。北京方面，進攻東交民巷前，部分義和團民開往落垡、廊房一帶迎擊進犯北京的侵略軍，他們奮不顧身地衝殺敵人，吶喊聲震天動地。18日，迫使侵略軍向天津敗走。這支侵略軍的統帥西摩爾也不得不承認，如果義和團備有新式武器，他們將陷於全軍覆沒的命運。可是，義和團不但沒有得到清朝軍隊的支援，相反地經常受到清軍的襲擊和屠殺。在天津戰場上，太后命清軍統帥聶士成把義和團擺在前面衝鋒，官軍跟在後面放槍，打死的都是團民。聶士成總算跟洋兵打了幾個回合，他本人在戰鬥中犧牲了。他的後任宋慶索性「見團即殺，見洋則逃」。所以這次戰爭根本不是什麼對外戰爭，而是清政府一面利用義和團進行軍事賭博，一面又利用帝國主義消滅義和團的一出歷史大悲劇。
一國對外作戰，必須舉國動員。可是當時出現了「北打南和」的怪局面。北地干戈擾攘，南方歌舞昇平。南方各省督撫本來是跟清政府一道，馴順地為帝國主義效勞，殘酷地鎮壓愛國人民的。不料朝廷忽然變了卦，要利用義和團來對付帝國主義。這些督撫大人認為，帝國主義碰不得，一碰就得頭破血流。於是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締結了所謂「東南三督聯盟」，公然宣布自6月21日宣戰之日起，北京所發諭旨都是「矯詔」[1]，一概不予接受。他們通過大買辦盛宣懷，於6月26日與上海領事團商定了「東南互保章程」，公然聲稱，「遵守外國條約義務，保障外人生命財產」。這個條約是以英帝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製造兩個中國的「拿手好戲」。英國還想進一步分裂中國，拉攏李鴻章與孫中山合作，據兩廣獨立，張之洞與維新派合作，據兩湖獨立。這個陰謀因中外反動派矛盾重重而未得逞。
[1] 矯詔指假傳聖旨。
山東地當南北要衝，又是義和團的發源之地，所以袁世凱所處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和劉坤一同時接到太后催促出兵「勤王」的命令[1]。劉坤一藉口「保境息民」，乾脆置之不理。袁又找尹銘綬研究應否出兵的問題。這位「智囊」隨袁到山東後，袁保舉他做了山東學政。他摸著後腦勺子想了一想，忽然拱手作賀說：「恭喜撫帥，指日就要開府兼圻了[2]。」袁問：「怎見得？」尹說：「這是又一次向老佛爺表示忠誠的好機會。卑職認為，出兵愈快愈好，而且愈多愈好。今日雪中送炭，來年錦上添花。機不可失，千萬不要錯過。」
袁卻沉吟不語，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他的腦中閃動著戊戌年的一段往事。那時候，他跟這位「智囊」討論過在太后與皇帝之間何去何從的問題。尹把太后和皇帝的勢力作了一個對比，認為太后的勢力大，皇帝的勢力小，主張倒在太后的一邊。今天的情形，也應當把外國人的勢力和太后的勢力對比一下。顯然，勢力大的不是太后而是外國人。他又轉念一想，太后畢竟是當朝的主子，也不能完全不買她的賬。最後他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一方面他打電報以山東省的名義參加了「東南互保條約」，宣布對外國人「負完全保護責任」；一方面回奏朝廷，說他即日調兵一萬，兼程北上勤王。
他把淮軍總兵夏辛酉、副將張勳叫進來附耳吩咐說：「我命令你們帶兵六營北上去勤王。你們必須慢慢走，等等瞧，走到直隸邊界，就得停下來，看準風色行事，千萬不要跟洋兵打仗。如果北京城被洋兵打下來了，兩宮必然蒙塵在外，你們就得找到行在所[3]，帶兵前往保駕。這時候，行動就要愈快愈好。」他料定北京城早晚必被洋兵攻破，此番調兵遣將，並不是真心叫他們去勤王，而是「等因奉此」，表現一番。他口稱出兵一萬，實際不滿三千。這支淮軍也不是他的嫡系部隊，萬一出了岔子，跟他毫不相干。當時有人看出，山東並未執行清政府的命令，儼然是個獨立王國，因此戲稱袁為「魯王」。袁聽了呼呼冷笑說：「區區一省之王，老子並不在乎！」
話分兩頭。卻說李鴻章接到「聖旨」，調他回任北洋大臣，又叫他迅速北上主持和局，他摸不准外國人究竟怎樣對待西太后，因此並不立即動身。當他知道俄國決定要保全太后時，7月17日才離開廣州。21日到了上海他又不走了，他覺得太后對和戰問題尚在舉棋不定，萬一又有變卦，豈不進退兩難？他想再等一下，等到義和團打得一敗塗地，真正到了國破城亡的時候，他再出面來跟外國人講和，就有「救國救民」之功，別人就不能罵他是投降外交了。
[1] 勤王是指皇帝遇有危難，叫臣屬出兵救駕。
[2] 清朝官制，巡撫管轄一省，總督管轄一大省或二、三省。開府兼圻指巡撫升任總督。
[3] 兩宮指太后和光緒。天子逃亡在外叫作「蒙塵」。天子出巡所到之處叫作「行在所」，簡稱「行在」。
8月7日，太后正式任命李鴻章為議和全權大臣，求和之局已定。李鴻章又暗暗思量：「反正洋人打的是北京城，我又何必急於跳進圈子裡去？」因此仍舊留在上海不走。14日，英、美、德、法、日、俄、意、奧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城，太后和光緒率領宮眷落荒而逃。
八國聯軍在北京城表演了「西方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精彩節目：到處殺人放火，強姦婦女，掠奪財物。這座莊嚴燦爛的東方古城，到處屍橫遍地，槍聲不絕，成了人間的活地獄。這番血的教訓永遠銘記在中國人民的心上，世世代代不會忘記。
北京城雖然打下來了，可是八個強盜國家各有一條心，彼此明爭暗鬥，提不出一個處分中國的共同方案來。另一方面，他們卻也有一個共同之點，這就是：它們領教了義和團的頑強戰鬥精神，認識到中國人民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它們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兵力來控制偌大的中國，因此放棄了多年來準備瓜分中國的方案，決定保全清政府，作為它們間接統治中國的工具。
太后和光緒逃出北京後，惶惶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9月7日，太后在逃亡途中用光緒的名義發表「上諭」，把戰爭責任統統推給她以前稱道過的「忠勇可恃」的義民，責成各省「嚴行拿辦，務絕根株」。他們聽見洋兵追趕前來，又由山西逃往陝西。他們帶領著一批扈從人馬，一路上打家劫舍，勒索酒肉錢財，鬧得雞犬不寧。到了西安，在撫台衙門設立行宮，驚魂粗定，於是他們又神氣起來了，每天忙於打電報，催促各省解款孝敬。太監李蓮英又像過去一樣公開收受賄賂，不但對各省所貢方物要收陋規，甚至地方官每天所供的御膳也要納「官門費」才肯遞上去。李鴻章到北京後，太后求神拜佛，希望和局早成。好容易等到12月23日，十一國公使提出和約大綱十二條交與李鴻章。當太后知道外國人並未把她列為禍首，而她仍可安享榮華富貴的時候，不禁欣喜若狂，馬上表示可以接受。1901年9月7日，清政府批准了這個條約，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所稱的《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賠償這幫侵略者的戰費四億五千萬兩。五年前的《中日馬關條約》，日本估計中國有四億人，平均每人以半兩銀子計算，規定中國賠償日本戰費二億兩。這時候他們估計中國人口已增至四億五千萬，平均每人也增為以一兩銀子計算，規定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由於清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內付出這筆賠款，所以和約規定分作39年還清，年息四厘，39年連本帶利合計近十億兩。這是按票面計算，實際上賠款要有擔保品，帝國主義又乘機奪去了中國海關和鹽稅的管理權，因此這是一筆無法估計的債務。為了償付這筆債，清政府每年強迫各省攤派二千幾百萬兩，實際上也就是加捐加稅把這筆負擔轉嫁在廣大勞動人民的身上。
條約還規定，清政府必須負責鎮壓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永遠禁止任何人組織或參加反帝性質的任何團體，違者處以死刑。這是一條不成文的法律，中國人民稱之為「愛國有罪」，其有效期竟長達半個世紀之久[1]。
[1] 清朝滅亡後，經過袁世凱王朝、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和蔣介石王朝，這條「愛國有罪」的法律繼續有效，直到1949年中國解放而止。
帝國主義藉口保護北京公使館，並為保護外國人由北京通往海口的交通孔道，和約規定它們得在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駐兵，得派兵駐守由北京至山海關沿鐵路線的一帶地方。為了防止中國人再發生反抗行為，和約又規定拆毀大沽口炮台，中國不得封鎖海口，天津周圍二十里內不得駐兵。
《辛丑條約》，說不清傷心往事，道不盡奇恥大辱。和約在形式上保存了中國這個國家，事實上中國卻成了列強共管的半殖民地。清政府在這張賣身契上簽字畫押後，這才死心塌地地投降帝國主義，永為百依百順的工具。中國從此成了一個門戶洞開、沒有國防的國家，清朝皇帝成了外國人的「奴隸總管」。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當然不承認這張賣身契，不承認就得抵抗，這種抵抗從來沒有停止過。清政府只能依靠帝國主義，共同鎮壓人民，才能苟延殘喘。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的命運從此就緊密地聯在一起了。
9月7日是全國人民苦大仇深永不能忘的日子，西安行宮卻是如逢佳節，喜氣洋洋，長期以來愁眉苦臉的老佛爺，此時又有說有笑了。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袁世凱打來恭請「兩宮迴鑾」的電報，接著便湧現出一片迎鑾接駕之聲。陽曆10月，秋高氣爽，太后喜滋滋地帶領光緒和宮眷以及保駕人馬，浩浩蕩蕩地由西安啟節，取道河南、直隸兩省回京。沿途又搜颳了大批財物和貢品，馬蹄嘚嘚，飽載而歸。
條約簽訂不久，79歲的李鴻章得病死了。當時大家都很注意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繼任人選。直隸總督一席，外而表率群倫，內而拱衛京畿，位列各省疆吏之首，太后從不隨便給人。這些年來，先後擔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榮祿、裕祿、王文韶等，不是元老重臣，便是太后的死黨。此時大家胡思亂猜，有的猜劉坤一，有的猜張之洞，可是誰也沒有猜中，發表出來的是袁世凱，朝野人士無不感到意外。袁在各省督撫中是個後起人物，論資格、論威望都輪不到他。有人說，這是根據李鴻章的遺奏決定的。李在奏摺中保薦袁堪以繼任直隸總督，說道：「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之右者。」但是，李鴻章之為人，恩怨分明，睚眥必報，袁是他一手提拔而後來又出賣過他的人，他不會「以德報怨」、「外舉不避仇」。而且，李在辦理投降外交的後期，病勢日益沉重，其一切日常工作，均由他的兒子李經方代辦；他自得病以至死亡，從未發電請假，更談不到有「薦賢自代」之舉。又有人說，保薦袁世凱的不是李鴻章而是孔方兄[1]。其理由是，袁是一個善於鑽營投機的人，當他知道帝國主義還要保全太后的時候，他就忙不迭採辦大宗綢緞食物，另備白銀二十萬兩，派差官吳長純帶往太原上貢，對於隨駕西行的王公大臣以至宮廷太監，也都各有點綴。中國有句老話：「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太后正當顛沛流離之際，有人雪中送炭，怎不另眼相看。這一說雖也言之成理，但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時候，李鴻章死了，榮祿也在病中。北洋大臣所轄各軍已被八國聯軍打得七零八落。北京、天津兩地仍在帝國主義的軍事占領下。戰後人心浮動，到處瀰漫著火藥氣味。在這種局面下，對外必須有一個為帝國主義所讚賞的人，出來辦外交，爭取撤退外國軍隊。對內也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軍閥，鎮壓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袁在對外戰爭中因局外觀望而保全了實力。山東靠近天津，處於近水樓台之勢。根據這些情況，當時直隸總督一職，除袁而外確實沒有更適當的人選。
這一年，袁的生母劉氏在濟南病死。根據清朝制度，袁應丁憂辭職。他正在官星高照之際，哪裡捨得棄官守制，因此他指使山東士紳電請清政府，命袁「奪情應變，移孝作忠」。這樣一來，他不但得以破格留任，而且能在縗絰之中[2]高升一步，做到直隸總督。這在清朝官場中也是少有的。
是年12月15日，袁到直隸順德府迎接兩宮鑾駕。他看見太后的御輦冉冉而來，立即匍伏道左，跪請聖安，隨又放聲大哭起來。這是一件大犯忌諱的事情。原來清朝制度，王公大臣除「國喪」[1]必須舉哀號哭而外，平日絕對不許對皇帝哭泣，否則就有大不敬之罪。隨駕官員見袁觸犯天條，都不免替他捏著一把冷汗。太后也很吃驚，問他為什麼要哭。他抽抽噎噎地回答說：「臣見聖容清減，痛徹於心，不覺失禮！」太后聽了，也不由得眼圈兒一紅，反過來安慰他說道：「好孩子，咱們今天能夠見面，總算菩薩保佑，你也用不著傷心難過了。」說罷，又回顧左右近臣誇獎地說：「你們瞧，這才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大忠臣啦！」
[1] 古代制錢有一方形大孔，古人因此稱金錢為「孔方兄」。
[2] 縗絰，指喪服。
這件奇聞馬上傳到北京，滿朝文武心裡雪亮，袁世凱絕對不會把這個老太婆的胖呀瘦呀擺在心上。他真會做戲，不知從哪裡擠出來一副急淚，故意荒腔走板，反而博得彩聲。此例一開，於是紛紛仿效，當太后回到北京再臨朝的時候，大家鼻涕眼淚流成一片，鬧得宮廷里出現了一個「無喪舉哀」的怪場面，而他們下得朝來，卻又嘻嘻哈哈引為笑談。
太后回京後，頭一件事就是遵照洋大人的意旨，處理「戰爭罪犯」。她老著臉皮撇開自己，對於以前主張「招撫」拳民的王公大臣，分別給以殺頭充軍、永遠監禁、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對於各省新黨，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儘管戰後瘡痍滿目，不少老百姓吃樹皮草根過日子，可是太后還是無孔不入地搜刮民脂民膏，過著比以前更加奢侈的生活。她又大修頤和園，在裡面朝歡暮樂，每天開支竟達四萬兩銀子之多。
袁世凱因鎮壓義和團有功，取得了帝國主義的信任，又在戰爭中投機觀變保存了實力，打進了清政府的最高層，成了帝國主義和封建王朝的雙重奴才。這是他用反革命武裝作為政治資本向上爬的又一次表演。此時他年方43歲，清政府賞給他雙眼花翎並加宮保銜。他的部屬從此便以袁宮保相稱了。正是：一枝獨秀萬木枯，一門歡樂萬家愁。
[1] 皇帝死亡稱「國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