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二章與虎謀皮
話分兩頭。卻說清朝的最高統治者名義上雖是光緒皇帝，實權卻抓在西太后那拉氏的手裡。她原是咸豐皇帝奕詝的妃子，咸豐十一年（1861年）奕詝死了，她的兒子載淳做了皇帝，改元「同治」，她便「母以子貴」被尊為「慈禧太后」，通稱西太后。她於咸豐十一年，在中外反動勢力的支持下，發動宮廷政變，奪得清王朝的統治權力，垂簾聽政。1874年，同治在19歲上害楊梅瘡死了，西太后要立一個幼君以便繼續把持政權，便在皇帝近支中選擇醇親王奕譞的四歲兒子載湉為嗣皇帝，改元「光緒」。奕譞是咸豐的親兄弟，光緒的母親又是西太后的嫡親妹子。有此雙重血統關係，她認為這個小阿斗會聽她的擺布。
1886年，光緒達到16歲成年之期，她不得不於次年改聽政為訓政，1889年才宣布歸政於皇帝。光緒非常害怕這位性情乖僻的嗣母，每晨入宮跪請聖安，不叫他起來不敢站起來。經常挨罵受責，嚇得戰兢兢面無人色。他名為親政，其實一切軍國大計都必須稟命而行，甚至個人婚姻也絕無自由。
但是，這個西太后最怕外國人。一提到外國人，她就馬上變色，甚至嚇得話都說不出來。她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始終推行一條賣國投降的路線。
她60歲的那年，提用海軍經費培修頤和園。光緒實在看不下去，又不敢出面來反對，只得兜圈子叫一名親信官員上奏諫阻。太后知道是皇帝搗的鬼，氣得惡狠狠地罵道：「誰叫我今天不痛快，我叫他一輩子都不痛快！」
清政府自鴉片戰爭以來，由於內憂外患，早已弄得民窮財盡，但是西太后一直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國庫空虛，她便擴大了前朝納資捐官的制度，公開賣官鬻爵，捐班出身的人充斥仕途，貪污之風大盛。北京城有個木廠老闆，以承包皇室建築起家，納資捐了個三品道台，照例去朝見皇帝。光緒問他：「聽說你生意興隆，幹嗎還要捐官？」這位老闆倒也很坦率，信口回奏說：「做官可以發大財，比做生意好。」光緒聽了大怒，立即傳旨罷免其職。這筆交易據傳是由太后的親信太監李蓮英經手作成的，這又加深了太后與皇帝之間的矛盾。而事實上，光緒所寵愛的珍妃，也並不是不幹這種勾當的。
甲午戰爭前，西太后根本不想抵抗外國的侵略，當然絲毫不作禦侮的準備。後來被迫應戰，戰敗消息傳來，她忙不迭叫李鴻章向日本求和。這一年，廣東有個舉人康有為，來到北京會試，他聯合各省進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上書請求「遷都抗戰，變法圖強」，這就是近代史上所稱的「公車上書」[ 1 ]。雖然清朝統治者不怕「秀才造反」，可是如此大規模的集體請願，卻也震動一時，康有為之名從此大噪。
第二年，康中了進士，授職工部主事，繼續上書請求變法。他主張打破歷朝皇帝傳下來的成規成法，參考現代各國的政治制度，變法維新，改良庶政。守舊派看了這種條陳，斥為妖言惑眾，沒有一個大臣敢把康的奏摺呈遞皇帝。但康並不灰心，他在北京組織了一個鼓吹變法圖強的強學會，並在京內外展開變法活動。有些上層人士，想借「維新」之名，自高聲價，也表示支持強學會，甚至兩江總督張之洞也捐款相助。事為西太后所聞，下令查封強學會。後來張之洞發表《勸學篇》一文，痛斥民權變法之說，為自己洗刷，表示他是堅決擁護綱常禮教的。
袁世凱也曾列名為強學會的發起人。榮祿悄悄問他：「你為什麼要加入這個團體？」虧得他情急智生，脫口回答說：「正要稟告恩相，我想打進去探聽個中虛實，以便隨時上報。」
強學會被封后，它的政治影響反而越來越大，這是因為強學會要求清朝專制政府變法圖強，符合地主資產階級當時的願望。不少青年知識分子也鑒於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因而附和者大有其人。變法維新運動就成為當日政治上的一股新潮。
維新派不能在北京公開活動，其重心便移往長沙、廣州、上海三地。他們採取了成立學會，開辦學堂，發行報紙等方法，積極開展組織和宣傳工作。1896年，康有為和他的大弟子梁啓超在上海發行《時務報》。次年，梁到湖南在時務學堂講學，康也回廣州在萬木草堂講學。梁善於寫流利通俗的文章，有人稱讚他「筆尖帶有情感」，因此康梁並稱，成為維新運動的兩大頭目。
[1] 古代君主用公車徵召賢者。這裡所講的公車，是指進京會試的舉人。
維新派要求封建統治者作出某些讓步，吸收他們參加政權，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型來改變中國的面貌。這種主張觸犯了封建守舊派的利益，因此紛紛著論予以反擊。維新派通過激烈論戰反而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1897年，德國帝國主義派遣艦隊強占膠州灣，朝野大為震動。康有為於這一年年底潛回北京，第五次上書要求變法，翰林院侍讀徐致靖代為陳遞。書中痛哭流涕地寫道，如不採納他的意見，將來國破家亡，皇帝求為普通老百姓而不可得。篇末引明朝崇禎皇帝在北京煤山吊死的故事，說他不忍此種禍事重見於今日。光緒看罷，推案而起，咄地一聲叫道：「此人好大膽子，不怕殺頭充軍！」
光緒向太后痛哭陳詞，說他不甘為亡國之君，如不讓他變法，情願不做皇帝。太后被他說得啞口無言。光緒這才下聖旨派康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叫他統籌新政。光緒在太后的積威之下，不敢一口氣提拔康有為到軍機處辦事，先叫他參加外交機關，就有藉助外國人牽制太后之意。他認為中國變法也對資本主義各國有利，而太后是最怕外國人的。
1898年年初，康有為在第六次上書中提出了「定國是，征賢才，定憲法」的三大政治綱領。同年，他又在北京組織「保國會」，提出了保國、保種、保教的三大政治目標。
隨著維新運動的公開發展，封建衛道者們的反抗情緒也步步加強。在學術思想方面，封建文人猛烈攻擊康有為所著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罵他「其貌則孔，其心則夷」。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梁以謝天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康梁主張化除滿漢之界，加強民族團結，其目的在於鞏固滿洲皇族的統治權，可是滿族守舊派硬說「變法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指責康梁等企圖以合法手段奪取滿洲皇族的政權。滿族御史文悌參劾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想用大逆不道的罪名鎮壓維新派。光緒因朝廷守舊大臣抗拒他的命令，百般阻撓新政，正在氣頭上，便採取「殺雞嚇猴」的手段，傳旨革去文悌的御史之職。
1898年6月11日，光緒下詔「明定國是」。歷史上所稱的「戊戌變法」開始了。
就在下詔變法後的第四天（6月15日），太后嚴令光緒開去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 的各項職務，勒令出京回籍。翁同龢是二十多年來與光緒相依為命的宮廷師傅，又是皇帝身邊唯一擁護新政的大臣。太后又叫光緒調王文韶來京參預軍機處，派榮祿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是太后的心腹大臣，直隸總督手握近畿[1]的兵馬大權。以上兩件事，暗示太后別有心機，北京將有一場「苦迭打」出現[2]。在此生死存亡關頭，光緒不能有所讓步，可是他看見太后就像老鼠看見貓兒一樣，怎敢說半個「不」字！這樣，太后手裡的刀把子便舉起來了。
榮祿做了北洋大臣，節制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前文提過，袁被御史胡景桂參了一本，清政府發交榮祿查明辦理。由於榮祿的包庇，此案便以不了了之。
光緒雖然不敢明抗太后的懿旨，可是內心氣忿異常。九月四日，清政府禮部發生了一件「堂司交鬨案」。原來清政府各部均設尚書二人，侍郎四人[3]，滿漢兩族官員人數平均。尚書、侍郎均稱「堂官」，其下屬部員則統稱「司員」。清政府的等級制度非常嚴格，小官無直接上奏之權，有事須由大官代奏。光緒變法後，有旨「廣開言路」，准許臣民直接上書言事。禮部主事王照寫了一封奏摺，請皇帝周遊列國以廣見聞，滿漢兩尚書懷塔布、許應騤都不肯替他代奏。王照一時性起，大罵他們違抗聖旨，阻塞言路。試想，當年做大官的人哪裡容得部下撒野，於是懷塔布大發雷霆，要辦王照一個「目無長官」之罪。事情傳到光緒的耳朵里，立即傳旨將禮部六堂官—滿族懷塔布、堃岫、溥頲，漢族許應騤、徐會灃、曾廣漢一齊革職，賞給王照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這在當年是一件大破常規的事情。因為，在君主專制等級觀念極強的時代，小官碰大官，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王照以一個小小主事而碰倒了六個頂頭上司，這是清朝自開國以來不曾有過的怪事。懷塔布的老婆與太后有瓜葛親，她氣急敗壞地跑到頤和園，連哭帶訴地說：「皇帝偏心漢人，咱們滿洲人將無立足之地了！」其實，被革職的禮部六堂官，滿漢兩族各居其半，這本不應牽涉到民族問題上。可是那個頑固老太婆偏聽一面之詞，硬把政治上新舊之爭和民族上滿漢之界混在一起，正如火上添油。她恨得牙痒痒地說：「好，咱和他勢不兩立！」
[1] 近畿指京城附近地區。
[2] 「苦迭打」譯自法文，指暴力政變。
[3] 尚書相當於部長，侍郎相當於副部長。
僅僅隔了一天，又發生了皇帝提拔四京卿的一件事情。維新派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人被提拔為四品京卿，派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大家知道，軍機處是清政府的政治中樞，光緒雖有重用維新派之心，但又不敢撤換軍機大臣，只能派四個年富力強的維新派打進軍機處來，作為他的左輔右弼。他曾與西太后約定，凡任用二品以上大員，事前須向她請示。四品卿他就可以直接任用，不必請示了。但是，把四個京卿擺在軍機處，整日陪侍皇帝批閱奏章，提出處理意見，那些軍機大臣便成了木雕泥塑的菩薩，不但目前剝奪了軍機大臣的實際權力，將來也必然會影響他們的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軍機大臣從來都是以滿族王公為主體的，所有漢族大臣都不過是「配享聖廡」，擺擺樣子，而這次所用的四個京卿清一色都是漢人，這就更加證實了滿族大臣所散布的謠言：「皇帝只用漢人而不用滿人，只用青年人而不用老年人。」
自從6月宣布變法以來，以太后為中心的守舊派就一直散布皇帝病重的謠言。宮中太監卻又露出馬腳，經常在茶樓酒肆交頭接耳，說什麼皇帝將藉助洋人，陰謀陷害老佛爺[1]。這兩種謠言是互相矛盾的，明眼人不難窺見，守舊派處心積慮，製造藉口，準備發動一次政變，把光緒皇帝和所謂新政一股腦兒推翻掉。所以，光緒對守舊派的委曲求全，不但沒有緩和當時的政潮，反而長了他人之志氣，滅了自己的威風。
四京卿進入軍機後，宮廷中帝後兩黨的鬥爭就更加白熱化了。太后在頤和園召開秘密會議，會後派懷塔布、楊崇伊二人到天津傳達密旨。榮祿奉旨後，即調聶士成軍五千人集中天津，甘軍董福祥部進駐長辛店。接著，御史李盛鐸奏請皇帝奉太后於10月到天津閱兵。原來，守舊派害怕引起外交團[2]的干涉，不敢在北京發動政變，所以變更計劃，改在天津布置陣地，只等御駕一到，就由榮祿表演「逼宮」一劇，逼迫光緒交出政權。
光緒在宮廷中也不是沒有耳朵的。他聽了以上消息，嚇得魂不附體。他自翁師傅被逐回常熟原籍以來，身邊無一個可共機密的大臣。一天，林旭在軍機處值班，他悄悄寫了一道密詔，叫林偷帶出去，轉命康有為等速籌解救之策。天可憐見，這些白面書生平日只會信口講大話，提筆寫空文，何曾見過真刀真槍來？他們接過密詔一看，一個個急得搔頭抓耳，想不出救駕的辦法來。還是康有為想到了袁世凱：「此人參加過強學會，翁同龢出京路過天津的時候，又曾登車送行，他跟太后也並無直接淵源。他又是榮祿手下的一軍之長，如果能夠把他拉過來，榮祿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此言一出，大家就像在茫茫霧海中抓到了救生圈似的，屋子裡的空氣頓時活躍起來。只有林旭不以為然。他說：「袁世凱不可靠，他是一個反覆無常的小人。」譚嗣同插話說：「正因其反覆無常，才可以把他拉過來。我們奏請皇帝封他一個大官，他就會倒在皇帝的一邊了。」
[1] 西太后信佛教，宮中稱她「老佛爺」。
[2] 外交團指各國駐京使節。
事實上，維新派並非不知這不是萬全之策，但是除此別無良策。畢竟康有為老練些，主張派人先去試探袁的口風，然後見機行事。他們派去的人當然也是維新派，而袁是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能手，一見此人，他就滿臉堆上忠義之色，把光緒皇帝捧上了三十三重天，說什麼聖德巍巍，超古邁今，雖堯舜禹湯亦有所不及。那人暗示皇帝推行新政，受到守舊派的阻撓，身邊缺少個保駕將軍。袁即指天誓日地說：「今上[1]倘有用得著我袁某人之處，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於是譚嗣同奏請光緒召袁進京陛見。
9月15日，袁應召由天津到了北京。次日黎明，光緒在頤和園玉瀾堂召見，對他在小站練兵略略獎了幾句，即降旨開去其新授直隸按察使的職務，著以侍郎候補。讀者們，侍郎非比等閒，內可升授尚書，外可簡放巡撫，做了侍郎就夠得上稱為朝廷大臣了。一個剛晉級為按察使的地方官，一躍而為朝廷大臣，這在當時不能不稱為「異數」[2]。
17日，袁再到玉瀾堂叩頭謝恩。光緒叫他20日入宮請訓後回天津。
光緒突然召袁進京，榮祿事前並無所聞，他就覺得事情一定有蹊蹺。袁到京後又突然加官進爵，榮祿更加起疑。18日，他捏造英俄兩國已在海參崴開戰以及英艦多艘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假情報，三次急電召袁回津。袁既不敢違抗頂頭上司的命令，又不敢不向皇帝請訓不告而行，那一天弄得他心情忐忑，坐立不安。
18日晚間，有一個器宇軒昂、面貌英俊的青年人驅車到法華寺訪袁，不待通報直入內室。看門人阻擋不住，搶步向前要了一張名帖，高聲喊道：「譚大人到！」袁急忙整衣出迎，譚嗣同已經一腳跨了進來。他二話不說，要求關門密談。袁跟他素不相識，此次突然來訪，時間又在深夜，而且還要關門密談，心裡不覺一跳。
[1] 封建王朝稱皇帝為「上」。「今上」指當今皇上。
[2] 「異數」是官場中的術語，凡不依常規而越級升遷者稱「異數」。
譚首先向袁拱手稱賀，接著問道：「閣下可知恩命何因而來？」
袁惶惑地說：「可不是嗎，不知道哪位大臣在聖主台前謬加推引，愧無尺寸之功，忽受破格之賞，我正在這裡誠惶誠恐，受寵若驚呢。」
譚搖頭不以為然。
袁試探地說：「敢情出自老兄的台愛？」
譚嚴肅地說：「簡在帝心！」他說這話的時候，把一道鋒利的眼光直盯著袁，好像要從他的內心深處搜索什麼東西似的。
袁畢恭畢敬地聽著。
譚把嗓音壓低，身子靠攏一步說：「聖眷如此優隆，閣下何以為報？」
袁斬釘削鐵地回答說：「赴湯蹈火，肝膽塗地，萬死不辭！」
「那就很好，我用不著兜圈子說廢話了。」於是譚把守舊大臣慫恿太后，準備發動政變廢黜皇帝的陰謀和盤托出。他說：「現在皇帝大難臨頭，正是臣子立功報國之秋！」
袁入神地聽著，連眼睫毛都一動也不動。他的神色似乎隨著對方的調門而翻騰不定，一會兒緊張，一會兒憤怒，一會兒又在沉沉深思。
談到末了，譚提出了一個以政變回擊政變的策略，叫袁不動聲色回到天津，等到皇帝閱兵之期，一面妥慎布置，保衛聖駕，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宣布奉詔討賊，即將逆賊榮祿斬首軍前，事畢帶兵護駕回京。譚又保證袁於20日入宮請訓時，皇帝一定有一道朱筆手詔當面交給他，將來事成之後，一定升他為直錄總督以酬其功。
譚鼓勵他說：「你辦好這件大事，對國家、對自己都有很大的好處。否則……」他拍著自己的脖子半真半假地說：「你到頤和園舉發我[1]，這場功勞卻也不小！」
袁把臉色一沉說道：「你把我袁某人當作什麼人！我三代世受國恩，如有三心兩意，管教天誅地滅！」
[1] 當時西太后常住頤和園。
譚又再三叮囑他務必嚴守秘密，因為這件事不僅關係到個人的生死，而且也關係到皇帝的安危，國家的禍福，不可等閒視之。
袁滿有信心地說道：「你放心，我殺榮賊就像宰一條狗一樣！」
譚走後，袁立即把他的智囊尹銘綬喚進來討論這個問題。尹是湖南人，當時兩廣總督譚鍾麟的孫女婿，中過榜眼，授職翰林院編修。他略一沉吟，就提出了他的看法，認為當前應當研究的是誰有力量的問題。太后有兵權在手，皇帝所依靠的不過是幾個赤手空拳的書呆子，太后的力量大，皇帝的力量小。如果站在皇帝的一邊，危險性較大而成功的可能性較小。
袁凝神地傾聽著，沒有表示自己的意見。
9月20日，光緒在乾清宮接見了袁。這是一座陰沉沉的殿宇，光線非常暗弱，而且靜悄悄有如荒山古寺。光緒坐在御座上，輕言細語地講了幾句話，即授以小令箭一支，叫袁辦好欽差後即日來京陛見。這支令箭就像古代帝王賜給大臣們的尚方寶劍一樣，誰拿了這件東西，誰就等於皇帝所派的全權代表，對任何官吏可以先斬後奏，便宜行事。
袁戰兢兢地退出了乾清宮，當天乘火車趕回天津。下車後一步也不敢停留，急匆匆地徑往總督衙門求見。當晚榮祿也急匆匆地帶領衛隊乘火車到北京，下車後徑往頤和園，跪在西太后的面前哭求救命[1]。
太后聽了榮祿的哭訴，氣得額角上青筋暴起，當晚召集懷塔布、許應騤、楊崇伊等到西苑舉行緊急密談。太后叫榮祿先回天津待命，把他帶來的衛隊留下來把守紫禁城。
第二天一大早，光緒照例到中和殿閱覽奏章，即有太監口傳懿旨，太后請皇帝到瀛台相見。光緒懷著一顆戰慄的心跑到那個周圍環水的宮中小島，太后卻不在那裡，從此他就不能離開瀛台一步了。
[1] 袁世凱死後，他的幕僚張一麟發表了袁所寫的一篇回憶錄，名叫「戊戌政變日記」。在日記里，袁把西太后比作祖母，把光緒比作父親，吹噓他在帝後之間盡力調護，煞費苦心。又把譚嗣同描繪為少年氣盛，殘忍嗜殺之徒。他並不諱言向榮祿告密，但又矢口否認出賣光緒。他說，他曾面諫光緒，一切國家大計不宜輕信新進小臣（指譚嗣同等維新派）。回到天津後，他又曾力勸榮祿「保全皇上」，否則他將「仰藥而死」。榮祿也指天誓日地表示「決不累及上位」。其實，光緒與維新派已成「同命之鳥」，怎麼能夠只出賣維新派而不出賣光緒呢？證以後來光緒被囚於瀛台的種種事實，所謂「保全皇上」和「決不累及上位」，都是欺人之談。袁的日記可能是張一麟代筆，替袁掩蓋其歷史罪責。當時外文報刊和梁啓超所寫的《戊戌政變記》，以及後來英國人濮蘭德根據宮中滿人提供材料所寫的《慈禧外記》，才都是比較可信的。
宮廷傳出消息，皇帝驟患重病不能視朝。當天太后再臨朝聽政，下令搜查南海會館逮捕康梁二人。康有為已於先一日奉密旨避往上海，梁啓超也在日本人的掩護下逃走了。
這是9月21日，距離四京卿入軍機處不到20天，距離下詔變法也只有103天，所以歷史上稱為「百日維新」。
太后再臨朝後，所有百天來光緒宣布的新政，統統被取消了。
譚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瀏陽會館。政變的那天，一位日本朋友氣喘吁吁地跑來勸他逃走，譚卻毅然不動。那位朋友發急地說：「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老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留得此身，將來可以重整旗鼓，對國家對自己不是更有利嗎？」譚說：「自古以來，未有不流血而能成大事者。我願流血以待後人！」
譚身邊有兩個傳奇式的「江湖俠客」，一個叫通臂猿胡七，一個叫單刀王五。這兩人以前都是北五路的著名鏢客。譚先認識胡七，向他學耍鐧，打太極拳、形意拳和使雙刀，後來又想學單刀。胡介紹善使單刀的王五來教他。這兩人結拜有十八名弟兄，每人身懷一套絕技，只是缺少一位龍頭大哥。江湖上習慣，做大哥的人不一定是年紀最大的和武藝最高強的。《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和《水滸傳》中的宋江，就都不是衝鋒陷陣的戰將，而宋江在一百零八將中也不是年紀最大的。做大哥的人，必須胸襟磊落，氣概不凡，辦事公平，疏財仗義。他們想推譚嗣同做大哥，可是他的父親譚繼洵現任湖北巡撫，而他本人也是四品京卿，不能公開做幫會頭目。所以胡王二人先打進譚的身邊，其餘十六人則暗中跟隨，打算以譚為中心，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業來。
譚也知道胡王二人身外有身。政變發生後，他想依靠這批「俠客」營救光緒出險。只因深宮內苑，警衛森嚴，一時無從下手。
政變後的第四天（9月25日），太后才有命搜捕康梁餘黨。胡王二人先一晚得到消息，沒等天亮就一口氣跑到瀏陽館來，勸譚馬上遠走高飛。譚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口裡也沒說什麼，他卻從容不迫地把放在床頭的紅漆枕頭箱子打開，從裡面拿出七封信來，這些信都是他父親近月以來陸續寄給他的。他在昏暗的燈光下，提起筆來，摹仿父親的筆跡寫假信，信中都是訓斥兒子的口氣，寫好了一封假信，就燒掉一封真信，把假信套在原來的信封里。他此時決心一死，害怕連累父親，所以寫假信證明父子倆的政見不同，以混淆邏者的耳目。他寫了一封又一封，胡王二人都急得熱鍋螞蟻似的，一再勸他不要再寫了，可是他邊寫邊勸他們二人從速離開：「人各有志，我已打定主意不走。你們為什麼不走呀？快走快走！留在這裡陪死是白死！」
寫完了七封信，譚按時間先後一一納入枕頭箱子裡。此時天色已經微明。猛聽得門外一陣急促而沉重的腳步聲。胡七緊張地說：「現在已經跑不出去了。快跳上屋脊，我們一前一後夾著你越牆逃走！」譚的眼睛突然一亮，指著牆頭命令地說：「快跳！」說時遲，那時快，當胡王二人縱身而上的時候，一群捕快隨即破門而入。
這兩人急匆匆找到了他們的一夥弟兄。大家商議之下，事已至此，最後只有劫法場一策。他們決定在行刑的一天，各人暗藏武器，分別躲在順治門城牆上窟窿里，只等囚車一到，大家動起手來，先放火引起刑場上騷動，隨即乘亂搶人。
哪裡曉得，9月28日行刑的一天，步軍統領派出了大隊人馬，一色弓上弦，刀出鞘，就像派出去衝鋒打仗的隊伍一樣。菜市口刑場周圍布置得特別森嚴，密密麻麻，擠滿著手提大刀的兵勇。只見塵土滾滾，號角聲聲，嚇得觀刑的老百姓們跌跌撞撞地分向兩旁閃開。囚車走過時，大家看見車上綁著康廣仁、林旭、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楊深秀六名犯官，一色五花大綁綁得結結實實。這種排場莫說殺戮朝臣，就是處決江洋大盜也不曾見過。原來這又是袁世凱所出的主意，他知道譚嗣同身邊有一批飛檐走壁的「俠士」，特地關照刑部，必須加意防範，以免發生意外。
十八名好漢看到這種場面，暗中叫苦不迭。他們劫法場的計劃當然行不通了。後來據胡七回憶[1]，當六名「犯官」到達行刑地點時，他跳下城牆，站在王麻子剪刀店的屋頂上，裝作看熱鬧人的模樣。他看見開頭刀的是康廣仁，一刀砍下去，鮮血汩汩地冒出來，可是腦袋兀自裝在脖子上，連砍幾刀也沒砍下來。原來清朝刑部有一項規定，殺官吏的刀子和普通刑刀不同，是一種上了銹的鈍刀，越是殺大官所用的刀子越鈍。清朝統治者認為，官吏是皇上家的奴才，官吏敢於謀反叛逆，罪應加人一等，叫他們死也死得更痛苦。那天所用的刑刀是一把久未磨過的叫作什麼「大將軍」的鈍刀。康廣仁臨刑時早已三魂出竅，兩眼半開半閉，渾身抽搐不停。由於頭砍不下來，那個濃眉大眼的劊子手就一手把他的脖子拉長，一手用刀去剁，好容易才把那顆頭剁下來。這種慘絕人寰的酷刑，莫說受刑者，就是觀刑者也都嚇得魂不附體，掩面而不忍看。譚嗣同輪到第五人，他卻神色不變，叫監刑官、軍機大臣剛毅走過來想跟他講幾句話，剛毅卻理也不理走得更遠了。
[1] 1917年，北京教育部高級職員易克臬（解放後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員）跌斷了手骨，請京師警察廳教拳的胡致廷替他接骨，往來日久，胡才講出他就是譚嗣同身邊的胡七，時年62歲。這段材料是胡七親口所述。譚嗣同有一首絕命詩寫道：「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仰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梁啓超批註：「蓋念南海也」（想念康有為）。據胡七所述，他和王五二人所練武功均屬崑崙派，因此「兩崑崙」應指胡王二人。梁在瀏陽館見過王五，但未見過胡七，所以《譚嗣同傳》中只提到王五，而又誤「單刀」為「大刀」。胡七還說，義和團起義時王五在河北被誤殺。
「六君子」被殺後[1]，太后本擬大興黨獄，把全國同情維新派的知名之士一網打盡，因有洋人干涉之謠，才不得不「從輕發落」，分別予以革職、充軍和永遠監禁的處分。太后調榮祿為軍機大臣，派裕祿繼任直隸總督。裕祿未到任的時候，袁世凱做了幾天的護理總督。太后賜給袁白銀五千兩，並補發命令授為候補侍郎。
太后本擬廢黜光緒，改立端郡王載漪之子、年僅十五歲的溥儁為皇帝，以便繼續訓政。她又害怕廢立之舉會引起國內外的強烈反對，因此先叫軍機處密電徵求各省督撫的同意。兩江總督劉坤一首先回電說：「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劉坤一反對變更帝位，正是代表西方帝國主義的意見。太后看了這個電報，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只得把廢立計劃推遲一下，先立溥儁為「大阿哥」[2]，打算等待一個時期，藉口光緒病情惡化，逼迫他傳位於大阿哥。根據外交習慣，一國建立儲君，各國公使均應入賀，可是他們對於清朝建儲一舉，採取了不理不睬的態度，因此太后更不能無所顧忌，只得讓光緒仍舊掛著皇帝的空名，直至死亡為止。
戊戌政變後兩年，另一維新派急進分子唐才常在兩湖起義失敗，為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殺，兩湖維新派株連被殺者又有二百餘人。
甲午戰爭失敗後，維新派受世界民主潮流和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提出了兩項政治目標：挽救國家危亡，發展資本主義。他們一方面力求避免列強瓜分之禍，一方面又對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存在幻想，企圖在它們的支持下實現其變法主張。當時同情光緒變法的有英、日等君主立憲國家，同情太后和守舊派的有君主專制的俄國。當時中國新舊兩派的鬥爭，都具有明顯的國際背景。維新派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帝國主義的本質，不了解某些國家同情中國變法維新，它們的實際目的是什麼，事實上，在當時的條件下，經濟侵略已經成了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某些國家企圖利用中國改革政治，以投資、借款、開發資源等方式作為幌子，把它們的經濟勢力更加深入地滲透進來，使中國淪為它們的半殖民地，而絕對不會允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無論支持哪一派，也絕對不會放棄其侵略政策，只不過是不同的帝國主義，在爭奪中國的問題上，採取不同的手法，利用不同的工具而已。
[1] 維新派六人被殺後，時人稱為「六君子」。
[2] 大阿哥即皇太子的意思。
維新運動的失敗，論者往往歸咎於袁世凱的叛賣。其實，當時榮祿擁有軍隊四五萬人[1]，加上北洋淮系各軍和北京旗漢各營又有幾萬人，而袁的軍隊僅有七千人，強弱之勢懸殊，即使袁倒在皇帝的一邊，也將無法改變維新派失敗的命運。有人認為，如果袁按照譚嗣同的指示，在天津閱兵時舉行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擊，攻其不備，就能以少勝多。這種設想也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時，後黨一面布置政變，一面已經作好軍事準備，京津兩地都牢牢控制在他們的手裡。光緒召袁進京，並且破格加恩，榮祿並未昏睡不醒。在這種情況下舉行突擊，狡黠陰狠的袁世凱是絕不會冒險出此的。
在戊戌政變中，袁世凱因為擁有北洋新建陸軍，成了新舊兩派爭相拉攏的對象。這是他使用反革命武裝作為政治資本進行投機的第一幕。政變後的兩年，中國又出現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風暴。
[1] 榮祿接任直隸總督後，改編所部為「武衛軍」五個軍：前軍聶士成，後軍董福祥，左軍宋慶，右軍袁世凱，中軍榮祿自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