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傳 · 第一章小站練兵
19世紀末期，清政府派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個封建軍事集團，叫作「北洋派」。從1895年小站練兵起，到1928年國民黨新軍閥取代北洋舊軍閥的政權，北洋派的產生、發展和衰亡，共歷33年。從1912年袁世凱竊據民國總統起，到僭號大元帥的張作霖垮台出關，北洋派統治中國的時期也長達17年。
1859年，北洋派的開山老祖袁世凱出生於河南項城縣的一個官僚大地主的家庭。在他出生前，西方侵略者對中國發動過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曾經席捲大半個中國；捻軍也崛起於淮河流域，縱橫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四省。項城地當豫皖兩省之交，正是捻軍神出鬼沒之地。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正是以鎮壓捻軍起家的清軍大頭目。袁甲三的子侄輩保慶、保齡、保恆等，也都以「從軍有功」，用人民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真箇是：一門鼎盛，萬人遭災。袁甲三的另一侄兒袁保中，留在家鄉辦理團練，雖不曾掙得功名，卻也不失為地方上的一霸。此人正是袁世凱的生身父親。
袁世凱出生不久，中國局勢又起了一番變化：清政府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並且用洋兵洋炮鎮壓了太平天國，捻軍也因內部分裂而被各個擊破。於是清政府大肆吹噓，說什麼「同治中興」啦，「中外和好」啦。其實，這正是外國侵略者的魔爪步步深入，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步步高漲，清政府處於內外交困的時期。
清朝開國之初，繼承了明朝開科取士的制度，宣揚許多「處世格言」，什麼「士為庶民之首」，「書中自有黃金屋」，「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等，鼓勵青年人參加科舉考試，養成一種「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以利於鞏固其君主專制。可是，每當農民革命風暴掀起之時，皇帝卻又悲嘆「國家無可用之兵」，不得不用升官發財的辦法，鼓勵各地地主豪紳組織武裝力量，共同鎮壓起義農民。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就都是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產物。等到農民革命被鎮壓下去，天下似乎又太平了，皇帝對於那些曾經替他出過死力的走狗們，又不免有「尾大不掉」之感，於是重彈「偃武修文」的老調，設法解除他們的兵權，而把國家的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袁世凱在弟兄中排行第四。他的叔父袁保慶沒有兒子，就把他過繼過來做「一子兼祧」的嗣子。他幼年跟隨嗣父到過濟南、揚州、南京、上海等處。那時候，農民戰爭基本結束，因此，嗣父教導他用心讀書，以便從科舉場中求出路。可是袁世凱受了上代人的影響，覺得軍功出身輕而易舉，總想有朝一日，風雲際會，平步登天，做個八面威風的大將軍，像他們家裡的端敏公[1]一樣。
袁保慶做江南巡鹽道的時候，袁世凱跟隨到南京，經常瞞著家裡人到郊外練習跑馬。他的騎術本來不高明，一天從馬背上摔下來，跌斷了腳踝骨，痛得眼淚直流。他不敢聲張，裝病躲在房間裡，偷偷請走方郎中用草藥醫治。後來傷處雖然合口，可是骨頭沒有接好，走起路來，總不免高一腳、低一腳，像個瘸子，這且按下不表。
1873年，袁保慶死於南京任所。袁世凱扶柩回項城原籍安葬。次年，他的另一在北京當戶部左侍郎[2]的堂叔袁保恆，把他接到北京去。又一年，他的生身父袁保中在項城病死。1877年，袁保恆奉旨到開封放賑，不到一年也病死了。袁世凱上一輩子的人，官運雖然亨通，壽命卻都不長，沒有一個人能夠活到58歲的，所以風水家紛紛議論，說什麼袁家祖墳穴位不正，掌祿而不掌壽。這種宿命論從小就給袁世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世凱曾在陳州結識了一位坐蒙館[3]的天津窮秀才，此人名叫徐世昌。後來，袁資助他回籍應考，因此兩人遂結成莫逆之交。
1876年，即袁保中死後的第二年，袁世凱在家鄉同一個于氏女子結婚，次年長子袁克定出生。在封建社會裡，世家大族遇有湯餅之會，總得編造一番鬼話，吹噓兒孫來歷不凡。袁世凱也是如此，說他夢見一位貴人乘軒而來，正待叩問來歷，就被一陣呱呱的啼聲驚醒了。替袁家看風水的地師隨聲附和說，他也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白髮老婆婆，大概是梨山老母吧，提著一籃子紅蛋送到袁府來，可巧孫少爺就在這時候出世了。
[1] 大臣死後賜諡，端敏公是袁甲三的諡號。
[2] 袁保恆是袁甲三的兒子。戶部是管理戶籍和全國賦稅的一個部門。侍郎相當於副部長。
[3] 蒙館俗稱「子曰店」，即舊時的私塾。
袁世凱雖然生了兒子，做了父親，可是他自己還是個胡地胡天的惡少，家裡沒人管得住他。他結識了一批市井無賴少年，經常帶領他們演習行軍作戰，自己發號施令，儼然一世之雄。他暗自思量：「我老是待在家裡，何日方能出頭？」他猛然想起他的嗣父袁保慶有一位同寅弟兄，名叫吳長慶，官至提督，鎮守山東登州[1]。「我幹嗎不去闖一下，說不定能夠闖出一番事業來。」袁世凱所想起的吳長慶，也是李鴻章手下的一員戰將，以總兵升授浙江提督，尚未到任，有旨改授廣東水師提督，暫駐浦口待命。1880年，法國侵略越南，越南政府請清政府派兵援助。清政府鑒於外國侵略者往往派遣炮艦從海道進攻中國，不得不加強沿海一帶的防務，於是叫吳長慶不去廣東，由浦口開往山東登州駐防。袁世凱同他手下的小兄弟們商議，想仿照薛仁貴投軍的故事，打伙兒前往登州投軍。1881年，袁率領他們來到登州，找到了慶字營[2]，投刺求見「吳軍門」。
袁世凱滿以為遠道來投，這位老世伯一定會熱情接待，哪知見面之下，吳長慶的臉色就很不自在。他責備袁不該不告而來，更不該拖泥帶水地率領一批來歷不明的小伙子前來投軍。他取出了若干銀兩，叫袁資遣他們克日回籍，只許袁一個人留下來。
袁世凱乘興而來，此時又不便拂袖而去，只得憋住一肚皮悶氣，暫時留下來。
吳長慶倒不是不關心故人之子，他同袁保慶一樣，認為此子應當埋頭書城，從科舉場中求出路，不應投筆從戎。他身邊有一位文案老夫子名叫張謇[3]，別號季直，當時被看作是個譽滿大江南北的才子，因此叫袁跟張謇學習時文八股，以備鄉試應考。
袁雖勉強地留下來，但是心中有說不出的委屈：「我在家裡不好讀書，要老遠地跑到這裡來活受罪！」於是他終日懶洋洋，得過且過，無心讀書。張謇免不得教訓了幾句，他就鼓起銅鈴般大眼發火說：「大丈夫當提三尺劍，立功萬里外，豈甘伈伈俔俔，老死牖下，以腐儒而終其身！」說也奇怪，這幾句牢騷話卻打動了張謇，認為此子心雄志大，終非轅下之駒。原來這位老夫子比袁只大得六歲，也是個有志四方之士，不禁同情地問道：「你不願讀書，卻待怎的？」袁索性大放厥詞說：「我袁某人豈是到這裡來混飯吃的！既無用武之地，何處不可容身？我不久就要遠走高飛了。」張笑著指點他說：「此間正是用武之地，何必舍近圖遠！莫性急，待我安排一下，遲早自有好音相報。」
[1] 登州，即今山東省蓬萊。清代為登州府，屬登萊青膠道，為總兵駐地。
[2] 清朝軍隊一般用統帥名字中的一個字作標記，所以吳長慶的軍隊稱「慶字營」，新軍成立後才有正式番號。
[3] 清朝官場中的秘書叫文案，又稱師爺。文案老夫子是秘書的尊稱。張謇，江蘇南通縣人。
果然隔不多時，吳長慶札委袁世凱為營務處幫辦，月支餉銀三十兩。
1882年，朝鮮政府因壬午兵變，也請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
自19世紀40年代以後，清政府內政腐敗，軍備廢弛，對外屢次戰敗，國力一蹶不振。中國周圍鄰邦也都成了外國強盜鯨吞蠶食的對象。日本當時是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經過明治維新，國力日臻強盛。日本政府對外採取擴張政策，矛頭首先指向中朝兩國。1874年，日本侵略者向中國領土台灣進行了一次試探性的挑釁，清政府害怕戰爭，以和平讓步了結。由於清政府軟弱無能，次年日本政府派「雲揚艦」侵入朝鮮領海，隨後又派戰艦六艘前往示威，壓迫朝鮮政府與之簽訂《朝日通商條約》。同時，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到北京商談這個問題。清政府辦理外交的恭親王奕?，是個著名的膽小鬼，他不敢得罪日本軍國主義，就說「朝事朝人自理」的話。日本政府認為這正是可以用來擴大侵略的一個話柄，於是壓迫朝鮮政府照簽了《朝日通商條約》。清政府方面，除奕 外，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外交事務中也是主要負責人之一。李鴻章知道所謂「朝日通商條約」不過是日本魔爪伸向朝鮮的第一步，侵略者的野心漫無止境。可是他的膽子也不比奕大些，他勸朝鮮政府「忍讓為國」，以免事態擴大。他還替朝鮮政府出了個「以夷制夷」的主意。什麼叫作「以夷制夷」呢？打個比方說，一個強盜打進大門來了，你抵擋不住，就不妨把全屋子的邊門、後門統統敞開，再引進一批強盜來，讓他們你爭我奪，造成一個互相牽制、誰也不能獨吞的局面，以為就可「太平無事」了。這是這位中堂大人行之已久的外交策略，可是這個策略，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毫無效驗，不斷破產。
1879年，日本又向琉球進攻。琉球國王向清政府請援，清政府愛莫能助，琉球遂為日本所滅。
由於清政府害怕戰爭，不敢履行援助鄰邦共同抵抗侵略的義務，這就更加縱容了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向外擴張的野心。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以朝鮮為起點，第一步割斷中朝兩國的關係，以孤立朝鮮。第二步迫使朝鮮淪為日本的「保護國」。第三步則以朝鮮為基地，進而侵略中國，以遂其征服亞洲和稱霸全世界的野心。當時的國際形勢有利於日本的侵略政策：英俄兩國在亞洲展開了爭奪殖民地的鬥爭。為了阻止沙俄勢力的東進和南下，英國利用日本做它的助手。美帝國主義也想插手遠東，同樣利用日本做它侵略中國的跳板。這兩個西方大國都是支持日本的。當時的朝鮮政府腐朽無能，對外喪權辱國，對內橫徵暴斂，引起朝鮮人民的普遍不滿。朝鮮國王李熙是前王的嗣子，登基的時候，他的生身父親李昰應以「大院君」的名義臨朝攝政，直到他成年後才將政權交還，但大權又落入寵妃閔氏之手。朝鮮宮廷中的父黨妃黨爭權奪利，造成了政治上的嚴重危機。
1882年8月，正當袁世凱在吳長慶軍中初露頭角的時候，朝鮮在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中，被裁的士兵們因欠餉而聚眾起義，發動壬午兵變。閔妃逃匿，李昰應乘機再奪政權。事變發生後，朝鮮政府無力應付，請清政府出兵援助。清政府交署理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張樹聲負責處理。張樹聲原任兩廣總督，也是李鴻章手下的一個淮軍軍閥。此時李鴻章死了母親。按照規定，官吏如有父母之喪，必須開缺回籍守制，三年服滿後才能再起用。由於西太后非常信任李鴻章，所以調任他的親信部下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署理有一種暫時過渡的性質，隨時可以調開，這就說明清政府仍有用李鴻章回任直隸總督之意。
張樹聲決定派兵援助朝鮮國王，調吳長慶所部六營開往漢城，另派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戰艦三艘前往接應。吳長慶調動人馬時，袁世凱自告奮勇，願為開路先鋒，吳就派他組織前敵營務處，命其撥隊先行。
漢城兵變時，日本駐朝公使館被焚，日本政府藉口興戎，派兵在仁川登陸。不料清軍先到漢城。在吳長慶的幫助下恢復了國王李熙的王位。由於朝鮮政變迅速解決，日本侵略者的文章便做不下去了。
此時的日本，還不是一個可以為所欲為的強國，它對朝鮮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切文章只能留待後日去做。它藉口政變中受了損失，又壓迫朝鮮政府與之簽訂《仁川條約》。在這個條約中，朝鮮政府除接受懲凶、撫恤、賠償軍費等條件而外，還承認日本得派兵保護日本公使館。日本在朝鮮京城取得了駐兵的權力，這就為下一步干涉朝鮮內政和對抗清兵打開了一道缺口。
清政府因朝鮮事變迅速解決而興高采烈，有旨獎敘有功人員。袁世凱在保案中得到五品同知銜，並賞戴花翎。這就說明，他以前想的果然不差，軍功出身比科舉出身來得容易。僅僅一年工夫，官階升至五品，勝似寒窗十年。
1883年，清政府因外交吃緊，命李鴻章「奪情」回任直隸總督。原來清朝官制又有一種規定，大臣服喪之期未滿，如有特殊需要，皇帝可以叫他提前任職，美其名曰「奪情應變」，又叫「移孝作忠」。李鴻章既是淮軍和北洋海軍的創建者，又是多年來辦理外交的熟手，清政府確是少他不得。
1884年，當權二十多年的恭親王奕?被西太后罷免，改派光緒帝的生身父親奕譞主持軍機處，又派慶親王奕劻總理各種事物。按照清朝的官制，軍機處等於內閣，總理各國事物衙門等於外交部。這兩個親王都是著名的糊塗蟲，所以，李鴻章的權力和責任都比以前加重了。
就在這一年，法國侵略軍在越南向清軍開火，中法戰爭爆發了。
由於朝鮮形勢表面緩和，李鴻章命吳長慶率兵三營回國，駐防金州，留下慶字營的另外三營交給袁世凱統帶。改派提督吳兆有辦理朝鮮軍務，而以袁為會辦。
此番人事調動，是袁世凱背叛吳長慶、奪取兵權的第一步。原來，自李鴻章回任北洋大臣以來，袁就動腦筋，覺得如果能夠巴結上這位位尊權高的三朝元老，比在吳長慶手下當一名偏裨小將好得多。於是經常越級言事，或者在密告中說吳長慶的壞話。李鴻章的耳根子素來很軟，加上袁又善於逢迎，他就開始重視這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而與吳長慶日益疏遠。吳因兵權被削去一半而鬱鬱不樂，不久就在金州病死了。
袁世凱雖然取得了兵權，但是僅有三營人，而且還有一個頂頭上司，未免美中不足。他仍然和李鴻章直接打交道，不把吳兆有放在眼下。他自稱「欽差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營務處」，這是個不倫不類的官銜，乍看之下，他豈不就是欽差大臣了嗎？
由於清軍撤走了一部分，朝鮮開化黨首領金玉均、洪秉植等又一次發動政變。他們擺下了「鴻門宴」，擬將妃黨大臣一網打盡。參加宴會的禁衛軍大將、閔妃的侄兒閔泳翊，身帶重傷，奪門而出，逃往朝鮮稅務司穆麟德[1]的家中。袁世凱得報，立即全身披掛，帶兵來到穆家。他看見一個漢子手握一管槍，當門而立，威風凜凜，不許他進去。後來問明，此人是海關職員唐紹儀。袁暗暗稱讚他是個好樣兒的。
[1] 朝鮮關稅由清政府代辦，所派稅務司多由外國人擔任，目的在於藉助他們兼辦外交。穆麟德是德國人。
政變發生後，日本駐朝軍隊乘機占領王宮，國王李熙倉皇出走。但是，在朝鮮人民的支持下，清軍很快地打退了這支日軍，把李熙護送回宮。這一行動，並不意味著日軍弱而清軍強，當時在漢城的日軍為數不多，而且日本政府尚未完成其發動大規模戰爭的一切準備，所以它只能適可而止，退一步要求朝鮮政府與之簽訂《漢城條約》，在這個條約中它又取得了在漢城增加駐軍名額和在日本公使館附近建築營房的權利。可是，袁世凱誑報軍情，誇大自己的戰功，而李鴻章不加考察，錯認他是個智勇雙全的將才，傳令大為嘉獎。從此他大講排場：「乘輿張蓋，呵殿出入；水巡建立兵船，船頭豎起黃龍大旗[1]。」
袁的傲氣還表現在他對張謇的態度上。這時，他跟這位老師還不斷有書信往來。他覺得他自己的身價已非昔比，所以信上不再稱「老師」，改稱「季直先生」。繼而又覺得自己的年齡相差無幾，稱先生也還是尊為前輩，於是又改口稱「季翁」。最後索性呼兄喚弟，稱起「季兄」來。張見來信的稱謂前後不同，由師生的關係下降為平輩的關係，不禁氣忿地去信質問說：「謇今昔猶是一人耳，而老師、先生、某翁、某兄之稱，愈變愈奇，不解何故。」他越想越氣，後段索性列舉大量事實，責袁不忠不信，忘恩負義，氣死了吳軍門（長慶），令人為之寒心。袁也惱羞成怒，從此二人斷絕了書信往來。
袁在朝鮮雖然一帆風順，但他在官場中混了幾年，懂得了「朝里無人莫做官」的道理，於是以「述職」為由，回國來拉攏各方關係。他首先到天津，結識了李鴻章的親信幕僚張佩綸，然後到北京，分途拉攏當朝權貴。他精通鑽營之術，深深懂得要搞好與大人先生們的關係，首先必須拉攏大官僚周圍的人物，包括親友、幕僚，以至門房大爺和上房老媽子，等等。他經常從這些人的口中打聽當權者的習性、嗜好和其他特點，然後再選擇適當的時間，攜帶厚重的禮物，登門拜訪。由於摸清了一切底細，他就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往往對答如流，討人喜歡。這時候，北京城簡直成了個賄賂公行的鬼世界，上自太后王公，下至權門豪仆，一色都是見錢眼開的貪財鬼。袁既揮金如土，當然到處可以「通神」。他又深深懂得在當時的社會上層里，拉上宗派關係，遇事都占便宜，於是又用拜乾爹和遞門生帖子的辦法，巴結某些有權有勢的王公大臣做自己的靠山。他回國來跑了一趟，果然「譽滿京華」，北京官場中無人不知李中堂手下有這麼一個「後起之秀」了。
[1] 黃龍旗是清朝的國旗。此段引自張謇責問袁世凱的函件。
但是朝鮮問題並未解決。日本恃有英美兩國支持，備戰更加積極。中日兩國軍隊在漢城對峙，形勢日趨緊張。清政府力求避免戰爭，1885年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日本政府所派特使伊藤博文在天津舉行會議，討論朝鮮局勢。隨後簽訂協定，規定中日兩國軍隊同時從朝鮮撤退，嗣後朝鮮如果發生變亂，中日兩國出兵朝鮮，事前必須相互通知。
隨後，清政府即撤回駐朝軍隊，並將「辦理朝鮮軍務」這個職務撤銷。李鴻章提升袁世凱為三品道員，不久，又叫他留在朝鮮改任「駐紮朝鮮總理通商事宜」。從此，年方26歲的袁世凱，直接受北京總理衙門和北洋大臣的雙重領導，而在朝鮮不再有頂頭上司了。
也就在這一年（1885年），中國援越軍在越南人民的支持下，在鎮南關和諒山打了兩個勝仗。但是清政府害怕戰爭再打下去，忙派李鴻章向法國侵略者求和，簽訂了《中法媾和條約》。在這個條約中，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同一年，朝鮮局勢再度緊張。英國藉口防俄，強占了朝鮮的巨文港，俄國也強迫朝鮮政府簽訂了由俄國艦隊代朝鮮防守各海口的條約。清政府既怕引火焚身，又不能置之不理，處境非常尷尬。
儘管英、俄和日本等國對朝鮮的侵略，給朝鮮和中國的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可是一小撮站在火山上跳舞的清朝統治者們，只顧眼前享受，哪管國家興亡。1894年，北京城鬧哄哄籌備「辦皇壽」，迎接西太后的花甲大慶。這個老太婆長期住在頤和園，為了點綴昇平，她把海軍經費提出來培修頤和園的外景。她大量揮霍金錢，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使得國庫空虛，財政枯竭。合肥相國[1]「仰體聖心」，催促各省大吏迅速解款來京，以表臣子之心。那些督撫大人也不敢怠慢，於是敲骨吸髓地從老百姓的身上榨出一些油水來供奉慈禧。因此辦一回皇壽，不知逼死多少人的性命，不知害得多少人家敗人亡。
清政府歌舞昇平之日，正是朝鮮風雲變色之時。1894年，朝鮮東學黨又在全羅道起義，朝鮮政府又一次向清政府請兵。清政府又一次大傷腦筋，究竟派兵好呢，還是不派兵好？如果派兵去而日本也同時出兵，豈不又將造成中日兩軍針鋒相對的局勢？如果不派兵，完全置朝鮮的安危於不顧，豈不大失體面？清政府正在左右兩難之際，日本政府間接表示：中國只管放心出兵，日本政府決無他意。李鴻章得了這個口風，才鬆了一口大氣，便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為統帥，率領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的部隊二千餘人開往漢城，同時將中國出兵朝鮮一事照會日本。
[1] 即李鴻章，他是安徽合肥人，曾任武英殿、文華殿等大學士，所以也有相國之稱。
哪裡曉得，清軍出動之際，日本政府未經朝鮮政府的請求，也立即派兵開往漢城。李鴻章嚇得目瞪口呆，急忙電令葉志超等力持鎮靜，勿得與日軍發生衝突。
原來，此時日本政府在外交和軍事等方面都已完成了戰爭準備，決心向中國挑釁。
朝鮮東學黨起義又一次失敗了。朝鮮國王李熙希望中國先撤兵，然後交涉日本撤兵。李鴻章一面命葉志超率部撤至牙山，候令回國；一面命袁世凱交涉日本撤兵。
日本政府既已按照侵略計劃，周密布置，非但不撤兵，反而源源增兵前來。李鴻章知道朝鮮問題已非中日外交談判所能解決，眼巴巴指望英俄兩國出面調停，特別寄希望於俄國。李鴻章認為，俄國決不會容許日本獨占朝鮮，而日本蕞爾小國，決不敢與龐然大物北極之熊為敵。他沒有估計到日本得到了英美兩大國的積極支持，已經下了與中國甚至與俄國開戰的決心，不會接受任何方面的調停。日軍陸續增至一萬二千餘人，在漢城周圍地區挖掘戰壕，布置崗哨，還動員大批海軍整裝待命。後來袁世凱回憶說，當日軍陸續徵調和源源增兵的時候，他連打十多次電報請求李鴻章迅速增兵前來，用壓倒的優勢，使日本不敢輕於發動戰爭，但都沒有接到李鴻章的指示和回答。狡黠的袁世凱見情形不妙，只得請假回國，由唐紹儀代理他的職務。他在朝鮮前後共待了12年。
袁世凱回天津後，逆料中日戰爭必不可免，而這場無決心無準備的戰爭，中國必將失敗。李老中堂年過七旬，暮氣沉沉，必將在這場戰爭中碰得頭破血流。所以他在天津僅僅跟李鴻章打了一個照面，就急匆匆溜到北京打聽政治行情，想找一個新靠山來代替那個搖搖欲倒的老靠山。正巧西安將軍榮祿到北京來為慈禧拜壽，奉旨留京參預「督辦軍務處」。這是清政府新成立的一個中央軍事機構，完全由皇族掌握。西太后起用恭親王奕為督辦大臣，慶親王奕劻為會辦大臣；不少王公大臣參預其事，而榮祿是其中一個核心人物。袁世凱知道榮祿是太后的寵臣，便向他大獻殷勤，而榮祿也正需要一個懂得軍事和時務的人才，因此二人一拍即合。
袁世凱在北京，抓緊時機，力圖為自己打開一個新局面。他把自己在朝鮮辦理軍事和外交的前後情況以及近四個月來他跟李鴻章的往來電報，恭楷繕成若干小冊子，分送朝中親貴。他在小冊子中含沙射影地指責李鴻章因循失策，對日外交，軟弱無力。這時候，與袁十年不通音問的張謇，已經中了狀元，也在北京活動。袁生就了一雙勢利眼，主動去拜他。張謇正在追隨「清流派」彈劾李鴻章，也需要有人提供具體材料，所以兩人一見面又言歸於好了。袁在北京還會見了一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此人就是當年在河南教館的窮秀才徐世昌，他也中了進士，成了翰林，並且參加了反對李鴻章的活動。
1894年7月23日，日軍突然進攻朝鮮王宮，擄去國王李熙，並扶植大院君李昰應組織傀儡政權。隨即不宣而戰，進攻牙山的清軍。甲午中日戰爭在清政府畏戰避戰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爆發了。
中日開戰後，李鴻章召袁回天津，派他協助直隸布政使周馥辦理奉天至山海關一段的後方糧台[1]。
中日之戰，中國方面的主帥就是畏日如虎的淮軍大頭子李鴻章。他任北洋大臣前後二十餘年，所練的淮軍和北洋海軍都是有其名而無其實，官長吃缺吞餉，士氣非常消沉。他所採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根本就是對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擺布。中日開仗後，雖有愛國官兵同仇敵愾，英勇奮戰，出現過不少可歌可泣的事例，但因領導權掌握在腐敗透頂的清政府手裡，終於不免失敗。
清軍戰敗後，李鴻章成了眾矢之的，全國人民一致唾罵。言官和清流紛紛上奏彈劾，其中張謇的一篇文章寫得最激動人心。徐世昌也在松筠庵聯合翰林35人，上書彈劾李鴻章的誤國之罪。這兩篇文章的主要材料，都是袁世凱提供的。
袁世凱戰前本是主戰派，此時卻又成了主和派。他揣摩清朝統治者的畏戰心理，向督辦軍務處上了一道密折，認為戰爭無法再打下去，不如及早言和。其實，根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全國人心一致主張抗戰，日本國內矛盾重重，西方各國爾虞我詐，中國有許多有利條件，如果繼續打下去，未始不可扭轉暫時不利的局勢，而使日本難乎為繼。但是，清政府事前既不準備戰爭，此時又不敢堅持抗戰，終於慘敗。1895年3月，它派張蔭桓、邵友濂二人赴日求和。日本政府聲稱，這兩人都是無名之輩，公然不予接待，指名要李鴻章親自赴日，才肯進行和談。4月，清政府改派李鴻章到馬關，與日本政府所派全權代表伊藤博文講和。
[1] 奉天即今遼寧省。周馥做過袁保慶的幕僚，是袁世凱的前輩，後來又與袁結為兒女親家。
李鴻章與伊藤本是老對手。十年前的天津會議，李鴻章雖然吃了一場啞巴虧，但他跟伊藤形式上還是平起平坐，對等會談。此時就不同了：一個是戰勝國的全權大臣，一個是敗兵之將；一個漫天討價，一個啞口無言。談判陷於僵局時，日本方面忽然跳出來一個冒失鬼，對準李鴻章打了一槍，打得他血流滿面，這才激起了世界輿論的公忿，一致譴責日本不配稱為當代法治之國。日本政府慌了手腳，不得不在形式上作出某些讓步，與清政府訂立了《馬關條約》。
條約簽訂後，有人替李鴻章臉上貼金，說什麼這位忍辱負重的老中堂，用了自己的鮮血，換來戰勝國的寬大條件。這個條件究竟寬大到什麼程度呢？請看，清政府在條約里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割讓了自己的神聖領土台灣、澎湖和遼東半島；在中國內地加辟了沙市、重慶、杭州、蘇州四個通商口岸；中國允許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開設工廠；允許日本船隻在中國內河自由航行。中國賠償日本戰費二億兩，按照中國四億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攤派半兩銀子。此外還有不少苛細項目，就不必一一列舉了。
《馬關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更糟糕的是，當時國際強盜有個慣例，名曰「利益均沾」，又叫「機會均等」。涵義是：一個強盜在中國搶到了一件好東西，許多強盜也都圍攏來要求各得一件好東西。《馬關條約》訂立後，西方國家打伙兒前來要求取得在中國內地建廠和在中國內河通航的權利。清政府見一尊菩薩磕一個頭，一一照此辦理。從此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更加擴大，商品輸出為主轉為資本輸出為主，外國資本家紛紛在中國建廠，利用中國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製造形形色色的工業品，用以剝削中國人民。中國的民族工業和手工業都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因之解體，造成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失業、貧困和死亡。外國兵艦和商輪可以在中國的江河湖海橫衝直闖，可以任意開炮殺人。這不僅堵塞了中國航運業發展的道路，而且也使中國成了一個門戶洞開沒有國防的國家。清政府財政早已破產，無力交付戰爭賠款，只得以關稅、鹽稅作抵，向西方國家借債來付賠款，而那些吃人不吐骨頭的債權者，乘機榨取種種特權，從而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使清政府地地道道地成了它們在中國的財政總管和奴隸總管。總的來說，《馬關條約》是1842年《南京條約》後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又一副更加沉重的枷鎖，直把中國人民壓榨得喘不過氣來。
《馬關條約》也大大加深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嚴重影響了俄國向東方擴張的野心。於是俄國聯合德法兩國出面來「打抱不平」，壓迫日本將遼東半島退還給中國，由清朝政府付給日本「贖遼費」三千萬兩，這就是近代史上所稱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這一事件使得李鴻章的灰濛濛的眼睛又閃出些許亮光來。原來他所奉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畢竟還有開花結果的一天。可是，這位老中堂未免高興得太快了。俗話說得好：「東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又何嘗不吃人！」強盜就是強盜，從來沒有發善心的強盜。日本退還遼東半島不久，帝俄迫使清政府將旅順、大連租借給它做軍港，這樣，遼東半島便由一個紅臉強盜的手中轉入一個白臉強盜的手中。
前文說過，國際強盜在中國有所謂「利益均沾」的慣例，帝俄得到好處，別人怎不眼紅？於是英國強要租借威海衛，德國強要租借膠州灣，法國強要租借廣州灣。清政府不敢拒絕，它們要什麼就給什麼。這些強盜的胃口越來越大了。接著又在中國領土上展開了修築鐵路和爭奪特權的鬥爭，終於達成了劃分勢力範圍的協議：長江流域屬於英國，雲貴兩廣屬於法國，山東屬於德國，北滿屬於俄國，南滿福建屬於日本。至此，強盜分贓之局已定，中國瓜分之勢已成。
毫無疑問，甲午戰爭大大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災難，推進了中國瓜分乃至亡國的危機。全國老百姓逐漸清楚地看到，清政府對外國強盜一味低頭屈膝，危亡迫在眉睫，大家要求進行改革，於是中國歷史舞台上開始出現了兩大政治派別：一派主張推翻清政府，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一派主張保存封建制度，但須採取各種改良措施，這是地主資產階級維新派。這兩派的政見不同，但都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有改弦更張之必要。
甲午之戰，打敗中國的是亞洲的一個小國，這個國家又與中國為近鄰，它竟奪去了中國的大片領土，並且導致各國紛紛步其後塵，爭城奪地，最後制定了瓜分中國的具體方案，激起了愛國青年的愛國熱忱，他們紛紛投筆從戎，有的出洋學習軍事，迅速出現了棄文習武的高潮。同時，甲午戰敗後，清政府用以鎮壓人民的主要軍事力量已被擊潰，也必須改革軍事制度，建立新式陸軍，以鞏固其政權。
這時，袁世凱已經外放浙江溫處道[1]，打算先回河南原籍省親，然後走馬上任。他聽到了朝廷準備整軍經武的消息，預料到隨著軍事制度的變更和新式陸軍的建立，武人又要吃香，於是靈機一動，請人捉刀寫了一部《兵書》，用自己的名字發表。有人傳說，馬關議和時，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曾向李鴻章問及袁世凱的近況，於是又有人替袁捧場，說什麼「日本人如此重視袁世凱，可見此人必有非常之才」。以上這些話題，在北京廣泛流傳，於是軍機大臣翁同龢、李鴻藻、榮祿等也都稱讚袁世凱「通曉戎機，才堪大用」。隨後清政府降旨叫袁留在北京，聽候督辦軍務處差委。
同年（1895年）11月，皇族奕譞、奕劻會同軍機大臣奏請改革軍制，並建議先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陸軍」，保舉袁世凱負責督練，奉旨報可。於是這位年方37歲的紅道台，成了清政府建立新軍的創始人之一。
新建陸軍歸北洋大臣節制。此時李鴻章已調離直隸總督，新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王文韶。練兵地點在天津東南約七十里的新農鎮，這是天津與大沽口間的一個小站。所以袁所練的兵有「北洋派」之稱，而「小站練兵」也就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名詞。
小站練兵並非自袁而始。早些時候，李鴻章採取「寓兵於農」的辦法，派有淮軍一部駐此，一面從事屯墾，一面舉行操練。這支軍隊調走後，1894年又派長蘆鹽運使胡燏棻在此訓練「定武軍」，聘德國教官漢納根主持其事。不久胡調任蘆漢鐵路督辦，清政府叫袁世凱接統「定武軍」，作為訓練新軍的基礎。「定武軍」原有十營，共四千七百五十人，其中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工兵五百人，騎兵二百五十人，袁又加募了二千五百人，湊成七千二百五十人，改名為「新建陸軍」。
袁在小站成立「新建陸軍督練處」，聘老友徐世昌為營務參謀。徐跟袁一樣，也是個不懂軍事的文人，怎麼可以當參謀呢？原來清朝也和前代一樣，文人可以掌兵，如「中興名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流，都是文人出身。袁用老朋友當參謀，是運籌帷幄參他個人之謀，並非主持練兵工作。
[1] 清朝行政區域，省以下設道、府，道、府下設州、縣。溫處道所轄為浙江溫州、處州各屬。長官稱道台。在省級政權下，又有不管地方行政、專管業務的道台，如糧道、鹽道、巡警道、兵備道等。
當然，練兵工作須由軍人擔任。袁身邊並無此項人才。於是他去找曾任北洋武備學堂總辦的旗籍[1]道員蔭昌，請他在武備畢業生中推薦數人前來。武備學堂原設天津，也是李鴻章在北洋大臣任內創辦的，此時已經停辦。袁請蔭昌介紹練兵人才，也有一番深意：清朝皇帝以滿洲貴族而統治全國，最怕漢人造反，非至萬不得已，不讓漢人帶兵。袁雖由滿族大臣提拔起來，但畢竟是漢族，他請滿族官僚代他物色幹部，就可替自己打掩護，避免朝廷疑忌之心。
從以上過程看來，新建陸軍並非新起爐灶，而是從淮軍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前身就是淮軍的一部分。袁的家世同淮軍有著密切關係。袁本身也是由淮軍慶字營起家的。袁從北洋武備學堂吸收幹部，這個學堂的創辦人就是淮軍首領李鴻章。所以新建陸軍同淮軍一脈相承，是繼淮軍而起的一個封建軍事集團。
新建陸軍督練處設有糧餉、軍械、轉運、洋務四個局和督練營務、執法營務兩個處，每年開支正餉九十萬兩，加上雜支共約二百萬兩。所謂雜支，是一筆糊塗賬，袁向當朝權貴行賄送禮，應酬親友以及犒賞部下，都在雜支項下開支。
袁雖是榮祿手下的紅人，手腕又十分高明，可是某些滿族權貴對他還是不放心。1896年，他們指使御史胡景桂參劾袁浪費國帑、剋扣軍餉、濫殺無辜。
[1] 旗籍為滿族人通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