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在危急中 · 決不要議會

1870年11月19日 國民議會於一七八九年開始風行。 就時間而言，這是了不起的一年，然而風行一時的國民議會卻很平庸。 即使剛開始的時候，這種時髦也並不怎樣成功。三級會議在七月十四日以前還能鎮定自若。巴士底獄的陷落使它突然感到害怕。利己主義的資產者驚慌地看到，人民走上了舞台；從那時起，他們打著種種卑鄙的小算盤，這就是法蘭西八十年來一切議會的始終不變的場景。 制憲議會經過兩年時間的既反對宮廷又反對群眾的雙重鬥爭以後，在退位的時候，它已經只是一個反革命的工具了。 立法議會所經歷的遭遇也是如此。它開始的時候生氣勃勃，結束的時候萎靡不振；拯救了國家的八月十日事件[1]，正是違背了立法議會的意見，甚至可以說是針對立法議會而發生的。 聲名赫赫的國民公會同它的兩位大姐很少差別。它不能指導和控制局勢的發展，而是受局勢的支配，在五月三十一日人民起義[2]的壓迫下，國民公會中的資產者多數派在十四個月里只是一群聽任宰殺的靜默而戰慄的綿羊。通過熱月政變，他們搖身一變，成了反動派血腥屠殺的中堅。受壓迫也好，自由了也好，他們始終不過是一夥碌碌無能的庸人，才能之輩簡直寥寥可數。 元老院和五百人院是什麼東西？他們是霧月十八日政變的同謀人或受騙者，是一夥愚昧無知的烏合之眾或志大才疏的野心家。而第一帝國時代的默不作聲的立法團或參議院，無非是一堆臭氣熏天的垃圾。 十九世紀展現在歷史眼前的一連串議會，都只是拜倒在強權者腳下的貪得無厭、卑鄙下流和奴性十足的庸人們的麋集之地。 他們間或有人同當局發生認真的衝突，但在對抗過程中，很快就暴露出在壯烈的外表下掩蓋著的平庸。直到七月二十八日前夕始終是如此慷慨激昂的二百二十一人院，在革命後的第二天，就陷於可笑而又無聊的恐慌之中。他們被勝利嚇破了膽，昏倒在地，如同衝刺過猛的騎士，必定從馬背上摔下來一樣。 路易-菲力浦的灰暗的議院是利己主義和腐化的典型，隨後的兩屆遺臭萬年的議會應該使我們永遠厭惡那議會的瘟疫。法蘭西為普選所產生的這些寶貝付出了重大的代價。二十二年以來，法蘭西身受著這些立法者的卑鄙、無恥和罪惡之害，它怎能甘心再次落入他們的魔掌？ 難道法蘭西還沒有足夠地了解到，在危急的時刻，最糟糕的危險就是召開議會？如同一八四八年那樣，反動派正向這些罪惡的幫凶們呼救，難道法蘭西至今還認識不清嗎？反動派要他們幫忙，仍然是要扼殺共和國，不過這一次還要加上祖國的肢解和毀滅。 所有搞陰謀的報紙全都翻來復去地說：「必須徵詢法蘭西的意見，必須讓法蘭西通過它的代表之口表達自己的意志。在法蘭西沒有以專門的委託書賦予他使命的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權代替法蘭西，無權以法蘭西的名義發言或行事。只有實行普選才能拯救國家的獨立和統一。」 這就是他們在一八四八年所使用的口號。正當國家處於動亂之中，他們求助於國民代表這個法寶，似乎有了這個法寶，就能魔術般地平定一切動亂。秩序、和平、勞動、繁榮將根據法寶的命令重新出現。而其結果，大家都知道，那是內戰、屠殺、流放、二十年的恥辱和奴役、普魯士的入侵和法蘭西瀕於亡國的邊緣。 而人們卻偏要用選舉的辦法來挽救法蘭西的滅亡！選舉相反只會加快滅亡。要使法蘭西亡國，再沒有比選舉更可靠的辦法了。假如法蘭西現在落入議會的手掌，她肯定要滅亡。只要不落入議會的手掌，她就能夠倖免於一切災難。 歸根結底，議會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它匯集了那些品德高尚、才能卓著、忠心耿耿、足智多謀的人物，匯集了人類的精華和國家的棟樑嗎？可惜，我能作證，在將近一百年里，有十五至二十名議員，他們使國家感到厭倦和失望，或使國家走上了歧路；他們是一夥無所作為的利己主義者，他們中間有幾個巧於辭令或者會玩些蹩腳花招的人，很快就成為羊群的頭羊和所有人的主人。一朝大權在握，為了保持他們的這種權力，他們必須做的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這一權力來滿足他們主子的貪慾和虛榮。 所有這些自封的國民代表只關心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親友。假如一名議員的委託書不能成為他自己以及其全體親友的前程的基礎，那這位議員就是相當笨拙的了。在平時，這類事情已經司空見慣，人民還能忍受，還能活下去。 但是，在災難深重的日子裡，當祖國的根基發生動搖的時候，所有這些低能兒的利己主義都成了禍害。那時候，他們的第一個本能反應是害怕，其次是考慮利害的得失。逃脫滅頂之災，同時儘可能地撈回被大水沖走的財物，這就是他們在急風暴雨中所乾的唯一事情。我說的並不是指混雜在這幫利己主義者中間的少數幾個高尚人物，但他們只好無能為力地觀看這場令人作嘔的表演。 這樣的描繪是對他們的污衊嗎？大家可以回顧七十五年以來的往事，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七〇年的參議院和立法團的歷史，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眾議院的歷史，第二共和國期間的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的歷史。這每一頁和每一行的歷史，難道不都是寫著無恥的巧取豪奪，懦怯，背叛，出賣嗎？ 召集國民議會究竟是為了什麼呢？——保皇派說：「是為了解脫政府所負的驚人的責任，為了建立唯一有能力重建法蘭西並且唯一可能被大家接受的政權。」 俾斯麥說的也是同樣的話。 《泰晤士報》說：「俾斯麥先生強烈地希望法國建立一個合法的政府。也許他已經說服國王暫且不談割讓土地，以便使國民議會得以召集。」 俾斯麥先生在給普魯士駐倫敦大使柏恩斯托夫伯爵的一封電報中說：「今天的當務之急是要讓法國人民舉行選舉，以便任命一個全國性的代議機構。 進行制憲議會的選舉，這就是法蘭西的這位好朋友的固定不變的想法！只要在他心愛的國家裡還沒有成立起合法的政府，總感到心神不寧。早在九月底，他已經為我們呼籲要辦這件好事，市政廳急忙表示贊成這個無私的願望，決定在十月十六日召集「國民大會」。可是普魯士宰相反對把期限拖得太長，於是順從的我國政府人士們為他提倡議會的熱情所感動，決定把日期提前到十月二日。 幸而，無政府主義者從中作梗，而國防政府又不敢同他們硬頂。我們總算避開了陷阱。但是，威廉咬住不放。他非要搞一個國民議會不可。這正中形形色色的保皇分子以及大小反動分子的下懷！交易所是極端的普魯士派，而各省議會則與俾斯麥一唱一和。 人們的意見儘管不同，還是可以開誠布公。但是，既然法蘭西的最危險的敵人，幾十年來夢寐以求地要滅亡法蘭西的那個人，對於這麼一個重大的措施表現了那麼大的熱情，那麼就可以毫無疑問地斷定，這項措施對我們是致命的，只有賣國賊才會支持它。這是檢驗賣國賊的何等可靠的試金石！ 至於市政廳，如果他們以為只要遲早發一個普選的號召就可以解脫責任，那才是咄咄怪事。不，辦不到！那些除了愚蠢以外沒有任何人格的野心家們，他們在人民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奪取了領導權，並把人民推進無底深淵，只要人民還在往下滾，就不能容許他們向人民這樣叫喊：「你還沒有死，你自己想辦法擺脫困境吧，可別指望我們了。我們辭職了。」 這些可憐的人就這樣被拋棄了，他們能有什麼辦法呢？他們有什麼可依靠呢？政府對他們說：「你們現在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你們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運。選擇你們的代表吧，他們將根據你們的希望作出決定。」 人民在燒殺搶掠的威脅下嚇得六神無主，他們要求和平，無條件的和平，以搶救他們的田地、房屋和子女的生命。即使法蘭西為此需要割讓兩三個省和賠款四、五十億法郎作為代價，那也活該。不能要求這些可憐的人為法蘭西國家的完整犧牲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在他們看來，這樣的考慮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何況，老闆們、貴族老爺們、官吏們和僧侶們並沒有為他們作出忠誠和自我犧牲的榜樣，因此他們不這樣做也不會感到痛切的內疚。相反，他們覺得，一切從利己主義出發，他們正好跟上了他們的上司的腳步；出於謙虛，他們不好意思去教訓那些總是教訓他們的人。 總之，無論在外省或在巴黎，都決不能通過召開議會來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和重建法蘭西的團結一致。這個團結並沒有遭到破壞，甚至沒有受到損害。大家知道，保皇派所說的恢復團結，意思是說：乾脆恢復君主制，據說君主制是團結的最完美的中心。 在當前危急關頭召開的議會，將是普選制有史以來最糟的產品。不為法蘭西而戰的人沒有權利決定法蘭西的命運，只有手持武器的人才有這個資格。只要還有一百名士兵能夠作戰，就決不能把和平問題提付表決。 巴黎正舉行著有五十萬人參加的大會，他們用大炮和子彈發言。讓外省也召集這一類雖然不能達到同等規模但卻具有同等性質的大會吧。至於這些為數眾多的國民代表的領導人，那將由最果斷、最堅定和最勇敢的人來擔任，他們較少官僚習氣，決不會比原來的領導差。 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決不會比巴黎現領導更壞，雖然巴黎至今沒有因現領導而滅亡。 在目前的法蘭西，只有在兵營里才有公民權。在別的地方，任何人都沒有發言權。 1870年11月20日 共和國一生下來就掌握在敵人的手中；但是敵人沒有能夠在共和國呱呱落地的時候把它悶死，因而不能說它生下來就斷了氣。 然而，共和國始終是它的敵人的囚犯，它將遭到愛德華[3]的孩子們的命運。敵人奸詐地對它崇敬備至，同時卻等待時機，隨時準備將它掐死。 共和國怎樣才能擺脫那些為了得到它的遺產而謀害它的生命的野心家們呢？野心家們擁抱它，為的是扼殺它。如同在一八四八年一樣，共和國的這些保護人急於要把共和國的忠實朋友們全部放逐，使共和國失去一切支持；一旦時機來到，以國民議會命名的集體劊子手，將負責把它處死。 保皇分子們已經迫不及待地向這個行刑的工具發出召喚，並且對於獄卒們遲遲不把犯人交出執行表示憤慨。他們指責獄卒們把根本上屬於臨時性質的一種職務和一點利益永久化了，他們的抱怨聲近乎威脅的口吻。 實行普選制的理想在未來將是美好的，而在現在卻是致命的；二十二年以前，共和黨人由於過早地推行這個理想，曾經付出了重大的代價，而今天所要付的代價，恐怕更要高得多。對一國的人民來說，它的現在是它過去所受的教育的產物，而拖欠的舊債只能用流通著的貨幣來償還。 人民受到荒唐的教育，它就只能做出荒唐的事；對它提出別的要求，那就等於要毒果樹上結桃子。我們所犯的錯誤，可以用另一個錯誤作辯護，雖然其嚴重性也許不如原來的那麼大，但它畢竟也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我們的目光短淺，眼界狹窄。 普選產生於大城市，而大城市的眼界超不出城門以外，它們以為整個法蘭西都是它們這個樣子。這個錯誤的看法產生了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二年和一八七〇年四次公民投票。愚昧無知的農民四次都擁戴了波拿巴，而在波拿巴以前，農民們就曾經把絲毫也不比波拿巴更好的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扶上了寶座。 一國人民的政治表現，總是它被灌輸的思想的反映，二十年的專制、奴役和有計劃的愚民統治在人們的頭腦中播下了種子，投票箱結出的只能是種子的果實，這一切難道還不清楚嗎？ 民主派的愚蠢導致了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兩次選舉的結果[4]。民主派想在遍撒君主制種子的土地上收穫共和國，而收穫到的卻只是可供他們任意挑選的三個品種的舊作物，這使他們驚得目瞪口呆。 在雜草叢生的土地上，要讓麥子得以生長，首先必須犁耙三、四遍，燒荒還不算在內；否則，就是白白浪費種子。 農民懂得這個道理，他們決不會幹共和黨人的蠢事。你們要以農民為榜樣，要把清除雜草的辦法應用於他們的頭腦。在沒有把雜草基本除淨以前，尤其不要冒險地使用優良的種子。 二月革命後，本應先花幾年時間進行思想方面的準備工作，為實行普選打好基礎。要征服一個民族，應該從思想著手，而決不應該依賴武力。不僅如此，還必須使思想得到傳播，而保皇黨卻恰恰根本不允許共和主義思想傳播。 由於民主派鑄成大錯，保皇黨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五一年獲得了全勝；保皇黨立即又把敵人的嘴巴封住，這種狀況維持了二十二年，使民主派不能對群眾進行思想教育。所以群眾批准了一八七〇年五月的公民投票，並且假如明天舉行另一次公民投票，群眾還會批准，而這次公民投票將使普魯士國王把我們以及我們的群眾的嘴巴封住四十年左右。 反動派渴望著這件好事得以成功，其心情比在沙漠中的希伯萊人祈求嗎哪[5]更加迫切。他們大肆鼓吹公民投票，這毫不足怪。而值得驚訝的是，反動派在實現這件好事的時候，將會在共和黨人中間找到許多不自覺的同夥。 在我們中間，普選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即使把這個原則掩蓋五分鐘，那也將是大逆不道。這種顧慮所造成的結果很明顯：如果普選稍為推遲一些時候舉行，那麼一個新世界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經建立起來了，可是由於當時立即實行了普選，我們幾乎亡了國；如果我們明天再干同樣荒唐的事，我們就會徹底亡國。 可是，大批的民主分子將毫不猶豫地主張選舉！我說的並不是那些夢想獲得立法議會議席的人，這樣的夢想既不實際，且有危險，卻有許多人為此頭腦發熱。我說的是城市的工人，他們把選票當作公民的私有財產，當作他們獲得解放和改良的保證。 在他們看來，暫停選舉有損於他們的公民資格，這是回到奴隸制去。他們根本沒有想到，農民仍然處於迷信和專制的奴役下，農民的大量選票將把他們的選票淹沒。他們並不因此灰心泄氣。他們說：「明天我們一定會成功」。而明天，他們所得到的依舊是失敗，因為教會和保皇黨人在昨天所作的宣傳並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對。 如果不首先把洞口扒平，減少坡度，他們永遠也不能從洞底下上來。革命也要作這樣的準備工作，但是這項準備工作恰恰有礙於在共和國勝利後立即選舉議會，因為這樣選出的議會只能是已被推翻的制度的翻版和復辟。這樣的教訓已經有過兩三次了，那怕再重複三十次，四十次，得到的結果還會同原來的完全一樣。 請看舊時代的衛道士們是如何狂熱地要求立刻召開這些不祥的「國民大會」，他們事先就已知道這種「國民大會」所要作出的決定。他們每天都為議會遲遲不能召開而猜猜狂吠。在一八四八年，每當出現延期召開的可能性，他們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憤怒。 今天，俾斯麥和他們結成一夥。他也要立即，馬上、在明天就召開一個國民議會！……一個國民議會！妙極了！同竭力使防務癱瘓的國防政府一樣。——今天所有以「民族」的名義所作的號召，其目的都是要破壞民族。 1870年11月22日 保皇派的報刊繼續拚命地推行其關於召開國民議會的計劃。這是它們份內的事。因為，要推翻共和國，沒有比召開國民議會更可靠的辦法了。可是，它們推行這個方案勁頭雖大，理由並不充分。 它們的理由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訴諸全國」。不對！這不是訴諸全國，而是訴諸利己主義、恐懼心理、失敗主義，以及人類的一切卑鄙感情。當民族處於災難深重的時刻，利用大家惶惑不安的心情，強行通過一項使民族遭致滅亡和蒙受屈辱的決定，這是可惡的，有罪的。 只有敵人才能有這樣的打算，而這種打算也確實只有民族的敵人才能想得出來。他們要使法蘭西永遠愚昧和不幸。他們要用鐵鏈把法蘭西重新捆住，重新把它置於貴族和迷信的枷鎖之下。 以忠於法蘭西的名義，我們要求選舉在和平和安靜的環境中舉行，而不是在外敵入侵、國家處於混亂和失望的情況下舉行。正當敵寇在全國各地到處殺人放火的時候，難道陷於恐慌之中的公民能夠在刀山火海中作出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嗎？ 慣於搞陰謀的保皇派報紙說，它們不願意把選舉延遲到更成熟的時候舉行，正如它們在波拿巴統治時期不願意接受限制自由，以及停止黨派活動。這些反動報紙是自由的死敵，它們居然談起自由來了，膽子真是不小。它們現在要求召開國民議會，正是為了破壞國民議會，正如他們在一八四八年曾經通過制憲議會之手破壞了國民議會一樣，它們召開制憲議會的目的就是為了破壞國民議會。 它們採用的手法是千篇一律的。只要重讀一下一八四八年三月和四月期間的保皇派報刊就夠了。除了很少幾篇關於普魯士的文章以外，這些報刊和今天一模一樣。至於新的制憲議會究竟將派什麼用場，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一日關於恢復報刊保證金制度的法律可以告訴我們報刊的命運是什麼，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關於秘密團體的法律可以告訴我們，人身自由、結社自由或集會自由的命運將是什麼。 反動派迫不及待地要求召開「國民大會」，這在今天比在一八四八年更是一件極大的醜事。因為這件事今天由於有俾斯麥在插手而複雜化了。一方要的是帝制，另一方要的是割地。協議在事先已經達成了。「你答應割地，我給你王位。——你給我王位，我讓你割地。」 兩個騙子手都將得到一份贓物，而吃虧的將是法蘭西。法蘭西將因此失去自由和獨立。共和黨人決心使法蘭西既保住自由又保住獨立。所以他們要檢舉國民議會，認為它沒有資格決定民族的命運。 他們事先宣布，國民議會的一切決定均告無效，只要還有一個敵人的士兵留在我們的國土上，任何人沒有權利締結和約。 必須徹底破除議會的威望。它的害人的威望是一七八九年前二百年極權統治的產物。三級會議使人看到某種起色。從此，三級會議的光榮就代代傳給歷屆議會，將近一百年來的種種失望並沒有足以使我們醒悟過來。 三級會議只是事情的結果，而不是事情的起因。它公開宣布了業已深入人心的結論。在宣布了這個結論以後，三級會議就被淘汰了，變成了阻力。法蘭西曾經用以反對國王的工具，卻變成了國王用以反對法蘭西的工具。 今天的情況也是如此。特洛胥和立法議員們是倒戈反對皇帝的王朝工具，他們使我們吃夠了苦頭，他們直到今天仍然騎在我們頭上。——（請一七八九年千萬原諒我作這個比喻）——每一種工具都有它的用途，如果該換工具而不換，只使用一種工具，那只能把活干糟。對於一個想用一把鋸子干一切活的木匠，我們能說什麼呢？ 讓我們從這個新的教訓中吸取教益，不要再落進議會的陷阱。我們剛剛把壓斷的雙腿從陷阱拔出。難道我們對公民投票還不感到厭倦嗎？最近的一次公民投票是十五天以前的事。這次與外省無關。人們也不能埋怨農民。這是巴黎自己的異想天開。 多妙的傑作！ [1] 1792年7月，面對國王路易十六和外國武裝干涉者的猖狂反革命活動，巴黎各區向立法議會呈遞了請願書，要求廢黜路易十六。可是，立法議會置之不理.於是雅各賓俱樂部和巴黎公社便號召人民舉行起義。1792年8月10日，巴黎發生了人民起義攻占了土伊勒里宮，並迫便立法議會廢黜了路易十六，解散了議會，宣布按照晉選原則進行國民公會的選舉。——譯者 [2] 這裡指的是巴黎人民在憤激派的提議下，舉行了反對吉倫特派的人民起義。——譯者 [3] 這裡指的是英國國王愛德華第四(1442-1483年)，他死後，繼位的愛德華第五才十二歲。後來，愛德華第四的兄弟理查五世把他的侄子統統殺掉，登上王位。——譯者 [4] 指1848年12月的總統選舉和1849年5月的立法議會選舉。——譯者 [5] 據《聖經》記載，摩西率領猶太人出埃及時，在曠野絕糧，獲得神賜的食物，稱作嗎哪。——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