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在危急中 · 局勢的危險

1870年10月24日 局勢的危險在於政府同共和國在鬧離婚。人們援引九月四日的婚約，那也是枉然，誰也不上這個當了。性格不合一天比一天更加明顯。 特洛胥將軍同波拿巴一樣厭惡並害怕共和黨人。他把共和黨人當作敵人看待。市政廳的十二位政府成員以及立法團，在他們的新主子面前，並不比他們的前任享有更多的獨立性和主動性。他們也許心裡不很滿意，但對他們新主子的命令卻很馴服。他們是一些無足輕重的配角。 他們根據教會的強制性命令處分了莫蒂公民；對此，他們有些人感到不舒服，至少羅什弗爾先生是如此。採取這種毫無道理的暴力行動，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這是故意挑釁嗎？完全不是。假期結束後，學校要開課。自由主義思想的各個派別提出政教分離的綱領已有二十年了，民主派不能放棄這個綱領。難道還有什麼問題能比政教分離得到更完滿更普遍的解決嗎？政教分離早已成為一項政治教條了。 巴黎人民要求實行世俗教育。十一區的區政府把被教士們侵占的校舍還給了教師們。這是它的權利，又是它的義務。無知兄弟會如果願意開辦學校，可以自己去辦，這是他們的自由。但區立中學的校舍屬於區政府。 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的事情使許多人睜開了眼睛。他們看到，巴黎是在耶穌會教士的統治之下。耶穌會教士們硬是要公開地在信仰方面侵犯巴黎；他們依靠軍隊的幫助，要在巴黎強制推行為巴黎所深惡痛絕的精神統治。目前，在十一區的區政府里，擠滿了歡慶勝利的修女和教士，他們肆意對抗民意，也許準備挑起六月事件。 但是，他們決不能夠得逞！ 民主派了解敵人的險惡計劃。他們知道敵人急於要利用普魯士人在巴黎這個機會。消滅巴黎和現代思想，把現代思想淹沒在巴黎的血泊之中，這就是敵人的迫切願望和最強烈的希望。這種異端的願望決不會如願以償。 但是，危險很大。特洛胥先生完全是波拿巴的替身。他們對巴黎人民的態度是相同的，他們是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一家人。 共和黨人感覺到，他們被人仇視、監視和威脅。他們應該小心翼翼，隨時防備。然而，共和黨人是抗戰的唯一支柱，是侵略者的唯一真正對手。除了他們，別人都是軟弱、自私和懦怯的。 政府和首都之間的這種對抗會不會成為抗戰的致命弱點呢？在九月四日以前，這種對抗曾經致命地損害了抗戰，而今天的情況，越來越接近於九月四日以前的局勢。人民的積極性遭到挫折，熱情被撲滅。 軍事專制以為用恫嚇手段可以壓倒和控制一切；他以為可以使巴黎像軍隊一樣對他服服帖帖。但是，即使在實行軍事體制的情況下，巴黎仍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這不是軍紀所能壓服的，因為思想和意志不同於軍紀，而且高於軍紀。 巴黎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了進步事業。如果把進步事業從巴黎的懷抱中奪走，而代之以黑暗，這對巴黎就象擊中了她的心臟一樣痛苦。巴黎只想著打退入侵的敵人。現在，政府卻打擊為巴黎所最珍貴的科學和光明。政府說，巴黎應該等待坎佩爾[1]給它帶來文明。這就是說，要巴黎作出巨大的犧牲去求得不可靠的援軍。 名不符實的國防政府最好多鑄幾門大炮，多造一些槍支，而不要去侵犯區政府的權利，直接插手學校的問題。在信仰問題上，是不能實行獨裁的；國防政府沒有權力踐踏十五萬人在道德和教育問題上所表達的意志。 這些專制行為，使抗戰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在察覺政府的秘密意圖以後，人們不禁產生一個疑問，也許來自國內的危險要比來自國外的危險更嚴重，也許現代思想的成果和人們的精神生活所受的威脅要比民族獨立所受的威脅更大。 獨裁者不願接受監督，即使一個普通的區政府的監督也不接受，其原因難道就在於此嗎？ [1] 坎佩爾系布列塔尼的一個城市，當時是保皇黨的大本營。——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