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在危急中 · 反動派的論據

1870年10月11日 有那麼一份報紙，從前還溫和可掬，相當公正，今天卻和反動派同流合污，竭盡說謊和污衊之能事；它提出了一個定理，原話如下： 「代表巴黎大多數居民願望的大多數報紙認為，在締結和約前進行選舉是不合時宜的。」 這就是說，在選舉中肯定能夠獲得多數的一派，即有把握通過普選而取得政權的一派，堅決拒絕這個勝利，他們對於自己的勝利感到厭惡。 反動派在大庭廣眾之下竟敢說出這樣的話，真是少有的大言不慚；這樣的厚顏無恥，說明了他們的道德墮落到了何等地步。像《偽君子》第五場中的塔爾丟夫一樣，他們狂妄地叫嚷：「我們占絕對多數，但我們不願依仗人多勢眾；我們完全可以成為至高無上的君主，但我們寧可繼續充當臣民。」 他們全都公開打出了說謊和姦詐的旗幟。可是，奸詐也還需要偽裝，說謊也得要有假象。而他們卻是在大白天硬說「天黑了」，誰敢說個不字，誰就是叛逆。別人沒有討論和說話的權利。任何分辯都被他們嗤之以鼻。 這些先生們取消普選，把民意問題簡單化了。不用徵詢全國，就可以知道人民的願望。只要統計報紙的數量就夠了，這比計算選票更為簡便。 「我們有八份報，你們只有兩份；可見，我們占居民的四分之三。」 我們又回到了金錢統治的時代。一份報就是一筆資本。有錢人可以隨意印報。窮人則維持不了辦一份報紙的開支。 我們又再次受到競選保證金的壓迫。出版保證金雖然沒有取消，但也不再要求繳納。人們在等待適當的時機，想再把人們的嘴巴重新封住。暫時，稅收制度還封不住小有產者的嘴巴。 其實，要不准工人以及他們的窮兄弟記者說話，不一定非靠稅收制度不可。 富人的精神產品，儘管質量低劣，在國內市場上到處泛濫，而窮人卻拿不出一分錢來把他們的思想印成書報。 金融家、地主和大商人可以負擔四十份、一百份、以至二百份報紙的開支。對這些先生們來說，這太輕而易舉了。 無產者勉強掏出幾分錢，但很快就用光了。交易所的大亨們看他們費了半天勁才湊得這幾分錢，報之以嘲笑。這些大亨們富勝王侯，可以任意揮霍，他們威勝君主，可以發號施令。 這些有著萬貫家私的老爺們聯合起來代表公眾的輿論。他們大膽地說：「我們代表所有人，我們印的報紙比你們多建他們肆意謾罵、污衊和說謊，互相比賽看誰幹的壞事多。 先生們，即使把你們稱之為公眾輿論的《憲政報》、《辯論報》、《國家報》、《鍾報》、《祖國報》、《時代報》都加在一起，那也只不過是一堆塗了油墨的廢紙，只配送到雜貨鋪或廁所里去。 所謂的國防政府以這些先生們為依靠。它已代替了波拿巴，充當保守黨的首領。而跟它走的就是舊時代的一幫遺老、可恥的主和派、保皇黨和投降普魯士的法奸。 特洛胥先生過去是八里橋的部下，現在是八里橋的繼承人。他說的是八里橋的話，做的是八里橋的事，追求的是八里橋的目標。政府和報紙又恢復了八月時期的老樣子。他們大罵發動了十二月二日政變的波拿巴，而在奸詐、專橫和耍兩面派方面卻遠遠勝過了波拿巴。 其實，他們是同一支軍隊的將軍。有其士兵，必有其長官。在新主子的卵翼下，舊時代的遺老們都挺起腰板來了。他們和共和黨人的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內部的普魯士奸細和外部的普魯士入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