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會學 · 第九章 救贖與再生

關於神對世界與人類的關係，此一問題的解決，前文已描述出幾個最純粹的類型，不過僅有少數救贖宗教精純地發展出這樣的類型來，有的話，大多也維持不了多久。大部分的救贖宗教，由於彼此間的互相吸收，更由於有必要順應其信奉者在倫理上與知性上的要求，已將各種不同的思維形態相互組合，因此，其間的差異，不過是在程度上相近於這個或那個純粹類型的不同而已。 神的思想與罪的思想那各種不同的倫理色調，以此與追求「救贖」（Erlösung）的努力，有著最為緊密的關係，而此種努力的內容，按照人們希冀「自何處」被拯救出來以及希望被解救到「何處去」，而帶上極為不同的色調。並非任何理性的宗教倫理都必然是救贖倫理。儒教是一種「宗教的」倫理，但絲毫不知所謂救贖的需求。反之，佛教道道地地的是種救贖論，然而並不認知什麼神。其他許多宗教所認知的「救贖」，只不過當它是小型信徒集會裡所進行的特別行事，通常也不過是種秘儀（Geheimkult）。甚至宗教行為，那些被認為是特別「神聖的」宗教行為，並且，許諾其信徒唯有透過此種行為方能得救的種種——最為粗魯的功利期待，往往取代了任何我們所習慣稱之為「救贖」的事物。 向偉大的大地之神——他同時支配著農作收成與冥界——所獻上的默劇式樂曲祭典，許諾在儀式上純淨無瑕的穀神信仰的信徒，將擁有無上的富（Reichtum），並改善其在彼世的機運，然而這樣的應許絕非出自報應的觀念，而是純粹的聖祭虔敬使然。在（中國）經書的財貨目錄中，富是僅次於長命（壽）的最高珍寶，為人臣者是否能得到它，就看他們是否能正確地執行官方的祭典及恪盡各人本身的宗教義務，因為，（對他們而言）根本沒有什麼彼世的期待與報應可言。對瑣羅亞斯德而言，除了相當豐盛的彼世應許之外，因他的神所賜之恩寵而來的富，是他與信從於他的人所特別期待的。在佛教看來，受人尊崇的長命與富，是即俗眾之美德的報償，這與印度所有現世性的宗教倫理之教說完全一致。富，也是神賜予虔敬的猶太人的祝福。然而，富——如果以合理且合法的方式追求的話——在禁慾的基督新教諸教派（加爾文派、洗禮派、孟諾派、教友派、改革派的虔敬派及衛理公會派）看來，同時也是恩寵狀態之「確證」（Bewährung）的一個徵兆。 當然，在上述的最後一種情況里，我們發現其中有個觀念，亦即，相當斷然地拒斥將財富（以及其他任何現世的利得）當作「宗教的目標」。不過，在實際上，達到此種觀點的轉變過程是曲折漫長的。我們很難將這些宗教的救贖觀念與見之於賤民民族——特別是猶太人，不過同樣也包括瑣羅亞斯德與穆罕默德——宗教里，從壓迫與苦難里被解救出來的救贖許諾，嚴格地加以釐清。對於虔信者而言，這樣的許諾可能就是世界的支配與社會的威望，早期伊斯蘭教信徒即將此種許諾背在背囊里當作對抗所有不信者之聖戰的報償[1]；或者這種許諾也可以是種特有的宗教信譽，即如以色列人相信這是神所許諾要由他們來承傳的。因此，特別是對猶太人而言，他們的神本來就是個拯救者，因為他曾將他們從埃及的奴隸之家拯救出來，將來也必會將他們從聚居地（Ghetto）拯救出去。 除了這類經濟的、政治的許諾之外，尚有特別是從對惡靈與邪術——被認為是要對大多數的人生災禍負起責任的因子——的不安中的解放。基督以其聖靈（Pneuma）之力打破惡靈的勢力且將其信奉者從惡靈的支配之中拯救出來，這在早期的基督教來說，是其最被強調與最具影響力的許諾之一。並且，拿撒勒人耶穌所宣揚的神的王國——已經到來或者近在眼前的——是指一個去除了人的冷酷無情、不安與窮困的地上的至福王國；天堂與地獄之說，是後來才有的。當然，基督再臨（Parusie）一旦一再延遲，寄望於此世的末世論就會出現這樣一個趨勢：對於彼世的期待。於是，所強調的重點變成：現今無緣於此世得見地上至福王國降臨的人，將會於死後復活以得此體驗。 「彼世的」救贖之特有內容，可以是指：從塵世生命之生理的、心理的或社會的苦難中獲得解放；也可以說是：此種生命之毫無意義可言的不安與無常的解放；或者，更可以是意指：人格之無可避免的不完美之解放——無論這種人格的不完美被認為是慢性的沾染狀態或是突發性的罪惡傾向，或者，更精神性地說，是因地上物的無知而墮入晦暗昏亂的蒙昧。 本質上，我們所要考察的救贖憧憬（Erlösungssehnsucht）——不論其為何種性質——僅限於那些對生命里的實踐行為產生重大影響者。救贖憧憬的這種對此世積極正面的迴轉，是透過產生某種「生活態度」（Lebensführung）——與某一心中意義或積極目標緊密結合而個殊地由宗教所限定的「生活態度」——最強而有力地展現出來。換言之，此即基於宗教動機而產生實踐行動——以其特定的統一價值為取向——的體系化。此種生活能度的目標與意義可以純然是指向彼世的，或者也可以（至少有部分）是對準此世的。關於這點，各個不同的宗教，在程度上與類型的性質上，皆極為不同，甚至就某一宗教內部而言，其各方的信仰者也存在著這樣的分歧。此外，生活態度的宗教性的體系化，如果試圖對經濟態度有所影響的話，當然，有其艱巨的限制要面對。並且，宗教動機，特別是救贖期望，絕非必然會對生活態度的樣式有任何影響，特別是經濟方面，雖然，它們可能造成相當可觀的影響。 救贖期望會在如下的情況下對生活態度造成最為深遠的結果，亦即：當救贖本身已預先在此世投下其身影的一個過程，或者當其為完全內在於此世之中的一個過程。換言之，當救贖本身即為「聖化」（Heiligung），或者導致聖化，或者聖化的先決條件。以此，聖化的歷程可以是一種緩進的淨化過程、也可能是一種心態（Gesinnung）的突然轉變（悔改［Metánoia］），一種「再生」（Wiedergeburt）。 此種再生的思想是相當古老的，其古典的發展在巫術的精靈信仰里即可發現。巫術性卡理斯瑪的擁有，幾乎往往是以再生為其前提；巫術師本身的整個特殊的教育及其特殊的生活態度，以及他們對軍事英雄的特有教導，無不是以再生和確保擁有巫術力量為取向，其手段則是出之以忘我形式的「恍惚狀態」（Entrückung）及新「靈魂」的獲得——多半是以更改姓名來達成。這類觀念的殘留痕跡仍可見之於僧侶的獻身禮。再生，起初只和職業的巫術師有關，以其巫術的或英雄的卡理斯瑪之巫術性為前提，但在最為徹底一貫的「救贖宗教」的諸類型里，再生卻成為宗教救贖不可或缺的一種信念特質——是個人必須掌握且在各自的生活態度中加以確證的。 * * * [1]韋伯此處引用的似乎是假借拿破崙之名而來的一句名言：「每個法國士兵的背囊里都攜帶有陸軍元帥的權杖。」——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