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三十一章　帝國主義

（一）非洲的分割 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只存在於英格蘭北部和克萊德地區的新型經濟組織，正如我們所見，遍及整個西歐和北美，在德國和美國兩個國家達到了比在英國更先進的發展階段。它的擴張力量並不局限於世界上的白人聚居區域，還迅速擴大到整個亞洲和非洲。與欠發達社會的接觸，多少改變了它的性質。一方面，在征服是資本主義的必要開端的地方，需要政府的幫助；另一方面，有色人種，特別是非洲的有色人種，會遭受比在單一白人人口的國家的政治上可能出現的最惡劣情形更為殘酷的剝削。現代經濟技術賦予帝國主義以新的特徵，反過來，帝國主義也給工業化帶來了新的政治面貌。 當工業時代開始時，帝國主義已經有了很長的歷史。拋開古代的情形不論，其近代起源可以追溯至哥倫布和達伽馬，他們分別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力量引向了西印度群島與東印度群島。對冒險的熱愛和對黃金的渴望，吸引探險家和惡棍來到印加王國及莫臥兒帝國的宮廷。但是，教皇將新土地的壟斷權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沒有得到英國、荷蘭、法國的尊重，他們全都獲得了廣闊的帝國疆土。經過多次戰爭，英國人在東方取得了霸權地位，而美洲大陸在1824年之後不再是帝國主義的戰場。從那時起到1880年左右，英國是唯一擁有一個遼闊而遙遠的帝國的國家。但在自由貿易學說的影響下，他們對殖民地的獲取變得漠不關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邊沁認為這是一筆無謂的花銷，他的觀點及時地變成了政府的觀點。1850年，當奧蘭治河(1)流域被吞併時，樞密院敦促不要再在「非洲大陸現有的屬於陛下的領地上增加永久性的或是臨時性的領土，無論其面積有多小」。在1886年前，英國政府的總體政策是反對帝國擴張的，但內閣一再在此事上為形勢所迫。 第一個變化的跡象出現在1874年至1880年迪斯雷利執政期間。迪斯雷利熱愛東方，享受著印度帝國的榮華富貴；維多利亞女王也饒有興致地從他那裡接受了「印度女皇」的稱號。近東地區（特別是巴勒斯坦周邊地區）一直令迪斯雷利著迷：1878年，他在柏林會議上支持土耳其人，並且很高興在埃及事務中獲得發言權。他在使金融與政治相吻合方面也表現出了相當的技巧。由於土耳其無力支付英國股東的利息，他從波特租下賽普勒斯作為一年一度的貢品，但貢品是代表蘇丹直接交給那個當權者的英國債主的。當埃及總督由於揮霍無度而被迫出售蘇伊士運河的股份時，迪斯雷利代表英國政府買了下來。格萊斯頓懷著強烈的道德感，怒斥他支持「罄竹難書的土耳其人」，後者的暴行震驚了那一代人，超過了他們讓我們震驚的程度，而我們已然「充滿了恐怖」。然而，當格萊斯頓在1880年成為首相時，他發現自己不得不繼承和發展他前任的一些政策，特別是在埃及問題上。 有兩個動機促使格萊斯頓政府在1882年占領埃及：蘇伊士運河以及債券持有人。這兩方面在那一年都受到了民族主義者叛亂的威脅，英國為了埃及總督的利益而出兵鎮壓。這些利益——如他們所想——迫使英國人留在這個國家，並告訴總督如何治理；沒有人能否認，在英國的影響下，政府比以前好了。法國占領阿爾及利亞（1830年）和突尼西亞（1881年）也是如此。在這些例子中，帝國主義被認為是最好的：它的效果總體上是好的，儘管它的動機令人懷疑。 從1884年起，西方列強開始了所謂的瓜分非洲。外交博弈的公認原則是，只要兩個國家是競爭對手，一方獲得的任何領土都會跟另一方的同等利益進行比較衡量，結果到1912年，整個非洲被西方列強瓜分，除了黑人國家賴比瑞亞和阿比西尼亞的基督教王國——前者是因為面積較小，且那裡有美國的利益；後者因為它讓義大利人遭遇血腥的慘敗。非洲的分割是通過外交手段實現的，但並非沒有造成苦難，而這苦難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二）剛果 奴隸貿易被廢除，奴隸獲得解放，剝削黑人勞動力的最簡單辦法便是占領黑人居住的國家，而這些國家正好擁有各種有價值的原材料。貪婪只是在非洲實行帝國主義的動機之一，雖然它是最重要的動機，但是對剛果這樣一個「自由」的國家而言，貪婪似乎一直是唯一的動機。一些哲學激進分子認為，金錢上的自利原則，如果正確理解的話，應該是有用行動的充分動機。剛果的例子將使我們能夠檢驗這一理論。 剛果河是一條遼闊的河流，流域面積約為不把俄國算在內的歐洲那麼大，它流經黑暗的森林，穿過幾乎完全由野蠻人居住的領土。儘管河口很久以前就為人知曉，但上游地區直到1871年才被善良的利文斯通博士首次發現，他將對探險的熱愛與讓非洲人皈依基督教的願望結合了起來。在坦噶尼喀湖(2)的烏吉吉找到了利文斯通的斯坦利，對福音的興趣不及對基督教文明的其他方面。斯坦利的首次旅程是代表《紐約先驅報》進行的，後來的旅程（建立了剛果河及幾條支流的整個路線）是以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為代價並為了這位國王的利益進行的。斯坦利一向給予這位國王最高的評價。 利奧波德國王是維多利亞女王的舅舅利奧波德的兒子，在她統治早期，很重視這位舅舅的建議。此外，正如H.H.約翰斯頓爵士所說，他還是「路易·菲利普的孫子，奧地利女大公的丈夫，羅馬教會的忠實擁護者，一位非常富有的人」。他還推動科學研究，特別是非洲的，並且是傳教士事業的贊助人。1884年，為瓜分非洲而召開的柏林會議決定，這位高貴的君主應該被親自託付給一個領土面積超過100萬平方英里、包括剛果盆地大部分地區的政府。他受到了外交官們的尊敬、旅行者們的讚頌，人們普遍認為他對黑人的態度是慈善的典範。1906年，他提供12000英鎊用於預防昏睡病的科學研究，他在一份宣言中聲稱： 如果上帝滿足於我（戰勝昏睡病），我將能夠在他的審判席前展現自己，因為我已經完成了本世紀最偉大的一次行動，一大群獲救的人將向我祈求他的恩典。」(3) 當利奧波德國王接管剛果時，宣布自己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慈善。斯坦利在英格蘭為他做宣傳，解釋說他是多麼愛那裡的黑人，並擔心英國人不能「正確地欣賞這種不安的、熾熱的、鮮活的、博大的情感，因為它沒有附帶任何好處，這種情感試圖在愁苦的非洲黑暗地帶擴大文明的影響」。早在1876年，利奧波德國王曾請求威爾斯親王（愛德華七世）幫助召集一次會議，討論「歐洲人在未開發的非洲土地上定居，並鼓勵探險活動以傳播文明」，當威爾斯親王確信唯一的動機是慈善時，心中起了疑惑，於是寫信給巴特爾·弗里爾爵士： 問題是，代表金錢的公眾是否會像他一樣感興趣。慈善固然很好，但除非它是切實可行的，並能產生實際的效果，否則將不會在英國公眾眼中得到他們所應得的青睞。(4) 然而，利奧波德對慈善的強調達到了他的目的，其他列強對一項被認為只有支出而沒有金錢回報希望的事業幾乎沒有熱情。當他提出自己承擔所有開支時，他們允許他承擔（他們認為的）責任，條件是他要維護宗教自由、貿易自由和新聞自由等。 通過鎮壓阿拉伯奴隸掠奪者贏得了全世界的認可之後，這位皇家慈善家開始致力於將井然有序的政府引入他的領地。他建立了一套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有史以來最新，也是最徹底的。他似乎同意許多現代化觀點，認為社會主義不應該有關於民主的無稽之談。他頒布法令，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橡膠和所有的象牙都歸國家所有——而國家就是他本人。當地人將橡膠或象牙出售給歐洲人，歐洲人向當地人購買橡膠或象牙，都是違法的。接著，他給官員們發了一份秘密通知，解釋說他們「絕不能忽視開發森林產品的任何手段」，說他們將從所有橡膠和象牙上獲得獎金，如果收集的成本很低，獎金就很高；如果收集的成本很高，獎金就很低。比方說，如果採集成本為每公斤30生丁或更低時，官員每公斤可得15生丁；如果成本超過每公斤70生丁，官員只能得4生丁。財務上的結果是我們所能期待的。剛果的有些地區直接為國王勞作，有些地區則為國王作為大股東的公司工作。例如，安維爾索斯托拉斯就開發了剛果河以北的一個地區。該公司的實收資本中，國家占一半，達到1萬英鎊，6年的淨利潤有37萬英鎊。另一家公司在4年內，以40200英鎊的實收資本盈利731680英鎊。股份——國王占一半——的原始價值雖然只有250法郎，但在1906年，其價值漲到了16000法郎。更難搞清楚的是，作為國王私人領地而保留的大片地區的利潤到底有多少，據卡蒂埃教授估計，每年達30萬英鎊。(5) 積累這些巨額利潤的方法非常簡單。當局下令每個村莊採集並交來一定數量的橡膠——這是一個男子放下為維持生計要做的全部工作所能採集並交納的數量。如果他們沒有達到規定的數量，家裡的女性將被帶走，作為人質關押在政府雇員的院子或房中。如果這一方法還不能奏效，當地的軍隊，其中很多人屬於食人族，將會被派到村里散布恐怖氣氛，如果有必要還會殺死一些男人。但為免浪費子彈，當地軍隊受命每用掉一個子彈就要交上一隻右手。如果他們沒有命中目標，或者在大規模行動中使用彈藥筒，甚至會砍下活人的手來補足所需的數目。其結果是，據H.H.約翰斯頓爵士估計，而且這一估計得到所有其他公正渠道的證實，在15年里，當地人口從約2000萬減少到900萬。(6)確實，昏睡病奪去了一些人的生命，但是利奧波德國王將人質從他的領地的一處轉移到另一處的做法，使得這種疾病的死亡蔓延速度大大加快。 為了掩蓋這樣大規模系統性的謀殺，人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而皇室資本家卻從謀殺中獲利。官員和法庭都是從他那裡支薪，聽他擺布的，個體商人被排除在外，天主教傳教士因為他的虔誠而緘口不言。比利時也是系統性地腐敗，比利時政府在相當程度上是他的幫凶。那些威脅要揭露真相的人會被收買，或者如果不能被收買，就會神秘失蹤。剛果沒能沉默的只有新教傳教士，他們中的大多數理所當然地認為國王對以他名義所做的事全然不知。其中一個例子是美國浸信會傳教士聯盟的約瑟夫·克拉克在1896年3月25日寫下的話： 這種橡膠交易沾滿了鮮血，如果當地人奮起反抗，將剛果河上游的每個白人都清除出去，仍然存在對黑人的驚人欠虧。有沒有可能讓一些有影響的美國人去面見比利時國王，讓他知道以他的名義都幹了些什麼？湖是留給國王的——不允許商人——為國王採集橡膠，數百名男女和兒童已被槍殺。(7) 但人們很容易以為傳教士在誇大其辭，或者說這些是個別官員的問題，他們是因為熱病和孤獨才變得殘忍。整個體系是國王為了金錢利益而刻意推行的，這似乎讓人難以置信。要不是有一個叫莫雷爾的人，真相可能很長時間都不為人知。H.H.約翰斯頓爵士是一個沒有被反常習氣污染的帝國建設者，他對非洲非常熟悉，原先對利奧波德國王信賴有加。在描述了自己在壓制瀰漫整個文明世界的令人窒息的批評中施加的影響之後，他說： 很少有故事比大衛如何戰勝歌利亞的故事更浪漫，對後人而言也更不可思議，一個利物浦航運公司的窮船務員，成了利奧波德國王的夥伴之一。 這位名叫E. D.莫雷爾的船務員，因為會講法語，通常被派往安特衛普和比利時，因此與剛果國家官員一起安排所有的輪船票價和旅客艙位，決定貨物的裝運和產品的尺寸大小等細節。在工作過程中，他了解到有關剛果政府腐敗的一些可怕事實。他提請其僱主注意這些事件並核實其真實性，結果被解僱了。 他幾乎身無分文，於是拿起紙筆，通過英國媒體和英國出版商讓全世界了解剛果的現狀。(8) 從那天到他死去的那一刻，莫雷爾投入了無止境的戰鬥——先是反對剛果的非人道行徑，然後矛頭直指摩洛哥的秘密外交，再是駁斥關於戰爭起源的片面觀點，最後是指責《凡爾賽條約》的不公。他的第一次戰鬥，在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之後取得了成功，並贏得了普遍的尊重。他為德國伸張正義的第二次更大的戰鬥卻給他帶來了誹謗、牢獄之災、疾病與死亡，除了那些因他的熱情無私而愛他的人的鼓勵，沒有取得任何勝利。我所認識的其他人，在追求和宣揚政治真理方面，沒有一個像他那樣具有英雄本色。 莫雷爾在剛果改革運動中遇到的困難是大多數人都會感到難以克服的。利奧波德獲得的巨大利潤，法國看在眼中，於是在法屬剛果建立了一套非常相似的體系，並在那裡產生了相同的結果。因此，他們絕不急於讓全世界都知曉國王這些經濟手段的必然後果。英國外交部——出於高層政治的原因需要與法國和比利時保持友好關係——非常不願意被說服，起初還為了確證莫雷爾和傳教士的指控而壓制了領事的報告。根據莫雷爾的說法，按梵蒂岡的命令行事的羅馬天主教表示，整個改革運動是新教傳教士對羅馬天主教的變相攻擊。但後來當證據被證明無可抵賴時，這一辯護就被擯棄了。當然，利奧波德國王及其代理毫無顧忌地進行了詆毀，並且指責可恥的動機。 然而，莫雷爾和剛果改革協會還是成功地喚醒了公眾輿論，首先是在英國，然後是在整個文明世界。英國政府被迫承認這些指控已被我們的領事，特別是凱斯門特（在戰爭期間被絞死）證實。繼續假裝這些暴行的發生有違其意願的國王，被迫任命了一個由3名公正的法學家組成的委員會調查這項指控，儘管他只發表了他們報告的一部分，但是被允許展示的內容表明這些指控是有根據的。最後，在1908年，歐洲利用柏林會議授予的權力，剝奪了國王對剛果的權力，並將其交給比利時議會，條件是國王的剝削制度應該終止。此時，利奧波德國王在其君主兄弟們的庇護下逃脫了罪責，因為他對黑人的殘暴，也因為他對芭蕾舞女孩的仁慈。 反對利奧波德國王，人類的良知是有可能獲勝的，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小君主。而鼓動對抗法國卻被證明是無濟於事的。除了不太容易防止遊客到來的沿海地區，其他地區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暴行，而且可能仍在發生。「剛果中部和北部的森林依然籠罩著一層無法穿透的迷霧，使人們無法看清楚它。」(9) （三）德國人的西南非洲 德國政府參與瓜分非洲的行動是姍姍來遲且不太情願的。俾斯麥的興趣在歐洲，不想去遙遠的地方冒險，他跟腓特烈大帝一樣相信「所有遙遠的財產都是國家的負擔，邊境上一個村莊比250英里之外的一個公國值錢」。他的保守主義態度使他遲遲沒有意識到新運動的重要性，也沒有理解其必要性。他以一個持特殊主義論的普魯士容克貴族的狹隘眼光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因而不得不根據輕重緩急來考慮普魯士的問題——首先是德國的其他地方，然後是工業化，再後是殖民地。他的政治生活被兩個願望支配：一個是普魯士應是個偉大的國家；另一個是普魯士應該有容克貴族、農民、田地和樹木。後來，他被迫為成全第一個願望而一步一步地犧牲了第二個願望。 從40年代起，德國就有一個充滿活力的以殖民地為主張的黨派，當格雷維爾聽到德國人談論需要殖民地和海軍時感到很驚訝。在商人和傳教士以及李斯特和隨後的特賴奇克的支持下，該黨派不斷展開宣傳。但俾斯麥全神貫注於德國在歐洲的鞏固和擴張，他在這項自命的任務中獲得的成功，極大地促使其他大國到更遠的地方尋找領土和威望，對此俾斯麥並沒有感到困擾。其他國家的殖民冒險讓他很高興，因為他們使他在歐洲得到了更大的自由，而且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國際摩擦的源泉。不過，後來他逐漸意識到，列強間的政治遊戲可以在比歐洲更廣闊的領域進行，工業時代的腓特烈格言不再有效。 1879年，一位名叫恩斯特·馮·韋伯的旅行家發表了一篇文章，敦促德國從葡萄牙那裡獲得德拉瓜灣，讓德國人進駐德蘭士瓦共和國，並逐漸建立一個延伸到贊比西河的德-非帝國。儘管政府對此漠不關心，但這些計劃還是得到了相當大的支持，在之前一年，特賴奇克寫道： 「在非洲南部，情形顯然對我們有利。英國的殖民政策在其他地方都很成功，但在開普敦卻沒有。那裡存在的文明是日耳曼文明，荷蘭文明。如果我們的帝國有勇氣堅定地奉行獨立的殖民政策，我們和英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將是不可避免的。」(10) 因為俾斯麥不願與英國對抗，這些宏大規劃沒有取得成果。但是，在達馬拉蘭和納馬夸蘭定居的德國傳教士及商人遇到了困難，他們發現自己與當地人發生了衝突，於是請求英國保護。1881年，傳教士向英國請求派一艘炮艇，但遭到拒絕。英國當時已經吞併了該地區唯一的良港沃菲西灣，但拒絕承擔任何更多的領土責任。最後，在1883年，一位名叫呂德里茨的不萊梅商人問德國政府：如果他在安格拉-佩克納灣（後稱呂德里茨灣）升起德國國旗，是否會得到支持。俾斯麥禮貌地詢問英國是否聲稱對這一地區擁有主權或保護國，並表示如果沒有，他打算為德國主張主權。英國外交部表示，在答覆前有必要詢問一下開普敦政府。開普敦政府以費用為由拒絕承擔任何義務。格蘭維爾勳爵隨後告訴俾斯麥（後者等了9個月才等到一個純粹正式調查的答覆），儘管他的政府沒有聲稱對安格拉-佩克納擁有主權，但會將任何其他大國的這種要求視為對英國合法權利的侵犯。俾斯麥要求對方證明這些「合法權益」的存在，但沒有得到任何答覆，又等了4個月，然後在1884年4月24日宣布在奧蘭治河和安格拉-佩克納灣之間的整個海岸建立保護國。英國人對此很惱火，但為時已晚；5月，開普敦政府宣布打算接管從奧蘭治河到沃菲西灣的整個海岸，其中包括德國宣稱擁有主權的地區。然而到了6月，英國政府屈服了，並且跟其他列強一樣承認這一吞併，此次行動形成了德國在西南非洲規模可觀的殖民地。 在財政上，這個新殖民地並不成功。赫雷羅人是一個精力充沛且好戰的種族，他們突然之間被剝奪了土地和牲畜，發現自己面臨著要麼挨餓、要麼成為半奴隸性質的勞工的選擇，於是揭竿而起。一場漫長而艱難的戰爭接踵而至，雙方展開激烈鬥爭。H. H.約翰斯頓爵士在1913年寫的文章中，總結了他對這場德國人最終獲勝的戰爭的描述。他是這樣反思的： 據說，現在只有約2萬赫雷羅人生活在達馬拉蘭。如果這個聰明、強壯的班圖族黑人種族消失了，那將是極為遺憾的……漫長的戰爭在沙漠和滿是裸露岩石的山間展開，德國人為此付出了超過5000名士兵和定居者的生命，並花費了1500萬英鎊！這樣一來，在殖民地歷史開始之初，滿足當地人的需求並且仍然將西南非洲一半以上的地區留給白人來支配，成本會更低。 戰爭期間，人們習慣於將赫雷羅戰役作為德國殖民政策殘酷性的證明。然而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德國的總體政策與英國在馬塔貝萊蘭的總體政策完全一樣。誠然，馮·特羅塔將軍過於殘忍，但他並沒得到本國政府的支持，後來不得不辭職。在一戰爆發前，政府當局對德國在非洲的殖民活動予以了肯定。H. H.約翰斯頓爵士在1913年時說：「他們很快認識到了自己的缺陷，同時快速地加以改正。在商業方面如此，在政府治理方面也是如此，他們觀察、學習並掌握最好的原則。政治家們非常短視，低估了德國人的偉大品格，或者認為德國在陌生的土地上的建立疆土的夢想會走向幻滅。」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德國失去了在非洲的全部領地，總計超過100萬平方英里。 （四）英帝國主義的發展 大英帝國幾乎在完全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政府政策和帝國主義教條的幫助下成長了起來。格萊斯頓作為科布登的信徒，不喜歡占有新領土，但隨著1886年保守黨的勝利，一個新時代到來了。從那一年到那個世紀末，人們對於帝國的熱情不斷增長，採取的形式有時是罪惡的，很多時候是荒唐可笑的，並且一向令人厭惡。這種觀念上的變化有很多原因。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國和德國，工業化的發展使人們不再為成為世界工廠而感到一種科布登主義式的驕傲；自誇的需要，要求一種不一樣的哲學信條，而這可以使我們能夠為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帝國而歡呼雀躍。當英國發現其他國家已經開始希求擁有海外屬地時，他們對海外屬地的評價也高了起來。格萊斯頓平和地接受了成為布爾人(11)和馬赫迪(12)手下敗將的事實，但普通英國人卻為馬尤巴戰役(13)和戈登(14)之死感到恥辱。《愛爾蘭自治法案》是格萊斯頓政治邏輯的產物，並不受大多數人歡迎，對自治的抵制培養了英國人的統治欲。維多利亞女王在1887年、1897年的登基周年慶典，便是旨在用來增加這種情緒的展覽。 帝國主義除了這些政治原因之外，還有其他原因，有些是經濟的，有些是理想主義的。傳教士們被要求考慮一個問題，即基督教勢力對異教徒的征服是為了進一步傳播真正的宗教。在1900年福音傳播協會的年會上，首相之子、我們這個時代最虔誠的人之一休·塞西爾勳爵，提出了這樣的論點： 很多人都急於全身心投入到今天所謂的帝國運動中去，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有一種良心上的不安，那就是不確定這種運動是否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沒有受到世俗考慮的影響。他認為，通過使傳教工作的重要性在我們頭腦中彰顯，我們應該在某種程度上使帝國主義的精神神聖化。 羅伯特·西利的《英格蘭的擴張》在美國被稱為「天命論」，對受過較好教育的階層產生了極大影響。社會主義者、道德領袖、進步青年偶像拉斯金在牛津大學的就職演講中，以最極端的方式闡釋了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信條： 我們的面前有一個可能的天命，這是一個國家的最高天命，要麼接受，要麼拒絕。我們的種族依然沒有退化，融合了最好的北方血脈。我們還沒有放蕩的習氣，但仍有堅定的統治和優雅的服從……你們英格蘭的年輕人會為你們再創造一個國王寶座；創造一個權杖般的島嶼，對全世界來說，是一個光明的源泉、和平的中心；創造一個手握學問和藝術的女主人，在喜愛的實驗和放蕩的欲望的誘惑下，忠實地守護著經過時間檢驗的原則；並在各國的殘酷和喧囂的嫉恨中，在她奇異的勇氣中，在她對人類的善意中被崇拜？英格蘭必須這樣做，否則就要走向滅亡，她必須儘快找到殖民地，建立得越多越好，讓最具活力、最有價值的臣民定居；必須奪取她能踏上的每一片肥沃的荒地，在那裡教導殖民地開拓者，他們最重要的美德是忠於自己的國家，他們的首要目標是在陸上和海上提升英格蘭的力量；他們雖然生活在一個遙遠的地方，但不必像英國艦隊的水手們一樣，因為漂浮在遙遠的海上而認為自己會因此被剝奪了祖國的公民權……如果我們以很少的報酬就能讓人們出於對英格蘭的熱愛而去面對炮口，那麼我們也可以找到那些能為她耕耘、播種的人，那些為她做出公正、正直之舉的人，那些撫養自己的孩子長大去愛她的人，那些在她的榮光中感到比在熱帶天空所有的光芒下還要喜樂的人。 這次演講對塞西爾·羅德斯的啟發意義尤為重大，他在演講結束後不久來到牛津大學，並認為這篇演講表達了他人生的指導原則。 90年代以來，對帝國主義的文學上的影響主要在於魯德亞德·吉卜林。從英裔印度人的生活故事開始，他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英國人來到印度只是為了印度人的利益，為忠於職守而忍受了無數的苦難。但很快他的興趣轉移到帝國的其他地區，尤其是南非。他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卓越美德與陽剛之氣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念，並代表英格蘭對大不列顛的城市，包括加爾各答和香港這些經過英國種族純化的中心城市說： 你們真是從這血中來的……只要它能持久， 我要知道你們的好就是我的好，你們要知道我的力量也是你們的， 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在萬軍之戰的最後一戰中， 我們的大廈連在一起，支柱不倒。 他認為基督教的上帝是不列顛部族的主要神祇， 可以確信在我們這邊 海洋之爭會恆久持續。 他以一首《英國人之歌》喊道： 公平是我們的本分——美好是我們的遺產！ （謙卑的你們，我的人民，在喜樂中仍心懷懼怕！） 至高的主啊，我們的上帝 他已讓深淵乾涸， 他為我們開闢了通向天涯海角之路！ 在1897年的登基慶典上，帝國的情懷在吉卜林的《退場讚美詩》中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述： 我們歷代祖先的上帝，自古為人所知， 我們遼闊戰線上的主， 在那令人敬畏的手下 我們掌控著棕櫚與松樹。 千軍萬馬之神啊，與我們同在， 唯恐我們忘懷，唯恐我們忘懷！ 。　。　。　。 如果，我們因權威的顯赫而陶醉，吐出 不敬畏你的舌頭， 像異教徒那般誇耀， 像目無法紀的劣等民族—— 萬軍之神啊，請與我們同在， 唯恐我們忘懷，唯恐我們忘懷！ 然而，這種崇高的情懷只是為了一個偉大的時刻。儘管它包含了一些真正的理想主義，但在日常生活中，帝國主義通常是一種更為平凡的事，帶著直截了當的經濟動機。在那些移居海外的和僅僅投資的人身上，情況有所不同。出於各種原因，上流社會和職業階層都支持帝國的擴張。沒有什麼能力的年輕人，在優越的社會習慣中長大，發現國內的社會正在走向民主，所以很高興有機會在「劣等」民族聚居的地方謀生和發號施令。過度擁擠、工業化以及法制化使英國人在冒險的傾向上顯得沉悶乏味，對那些喜歡孤獨和優美環境的人而言顯得很可恨。有相當一部分人到殖民地去，只是為了逃避現代英國人生活中的醜陋和侷促，結果發現自己無意間成了帝國的建設者。他們的願望和成就之間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此吉卜林在其一首詩歌佳作《移民先鋒》中進行了描述： 海鷗的尖叫驚醒了他，平靜的水面被子彈打破， 他應該實現上帝的至高旨意，不去想自己的願望。 他將看到古老的行星正在變化，陌生的新星正在上升， 大風颳向新天空下他那破損的船帆， 強烈的欲望推動他向前，飢餓舉起了他的雙手， 從粗野的沙漠中取得食物，在沙土之間獲得微薄的報酬。 鄰居的炊煙擾亂了他的視線，他們的聲音打斷了他的休憩， 他向前行進直至不辨南北，鬱悶而無依無靠。 他渴望孤獨，他的願望將迎來， 艱難的路途，緊跟著萬千車輪，一個民族和一個國王。 他應該回到自己的軌道，在那異常冷清的營地， 將會看到喧囂的街道，豎立的井架和各色標誌： 他手握短斧和火炬照亮國家的前程， 直到帝國的前哨獲取最後一片荒野！ 然而，「萬千車輪」是由不同的動機推動的。除大不列顛之外的世界各地關稅的增長令貿易者們印象深刻，他們急於保住市場，不想被外國政府排斥在外。實業家們歡迎在熱帶地區的併購，認為那裡是寶貴的原材料和食品的來源。但比市場和原材料更重要的是投資的開放。(15)修築公路和鐵路，開發種植園和礦山，修建大壩，以及發展中的地區迄今未受文明影響的所有繁雜工作，為資本敞開了歡迎的大門，而這些資本如果投資於國內產業，已經不再能取得工廠新建或鐵路剛進入英國時那樣的利潤。此外，舊資本和新資本都導致了帝國主義的冒險。我們已經看到英國持有土耳其和埃及債券的人是如何保護自己利益的。這顯示出陸軍和海軍在可用的地方所具有的優勢：當德魯先生欺騙伊利鐵路的英國投資者時，他們沒有獲得任何補償，而那些借錢給埃及總督的人可以使用皇家武裝部隊（他們自己沒有花費）來收債，甚至可以因為他們渴望英國占領埃及而贏得愛國者的讚美。 就現在我們必須注意的南非而言，那裡有一種比其他地方都要多的力量在歷史的大幕開啟之初就促使英國進行對外征服，那就是黃金和寶石的誘惑。 （五）英國的南非 好望角是1488年葡萄牙人發現的，但定居點並不是他們建造的。在非洲的大英帝國已經從好望角向北逐漸延伸，直至與從埃及向南延伸的部分匯合。荷蘭人在1652年創建了開普敦，他們將周邊國家作為其殖民地，並在南特敕令廢除後，給大量法國胡格諾派人士以庇護。開普殖民地在拿破崙戰爭期間被英國吞併，以懲罰被迫站在法國人一邊的荷蘭人；它在1802年被歸還給荷蘭，1815再次被英國征服並重新占領。很多荷蘭人非常討厭英國的統治，於是在1836年長途跋涉北上荒原，開始建立奧蘭治自由邦，接著建立了德蘭士瓦共和國。這兩個共和國的地位有些不太確定：我們聲稱是宗主國，但他們不願意承認。1877年，巴特爾·弗里爾爵士宣布吞併德蘭士瓦，但經過三年的摩擦，後者奮起反抗，此時接替了迪斯雷利的格萊斯頓讓德蘭士瓦獲得獨立，從而使宗主權的問題再次變得模糊。 在接下來的20年里，南非的歷史就是塞西爾·羅德斯的歷史。 塞西爾·羅德斯出生於1853年，是一位鄉村牧師之子。他是第三個兒子，雖然他的大哥被送到溫徹斯特公學，二哥去了伊頓公學，但輪到他時，家裡錢用完了，於是他被送到當地的一所日校。父親希望每個兒子輪流上學，他接受了這一安排，但其他人拒絕了。4個孩子當了兵，2個成了帝國的建設者。後來塞西爾得了肺病，在17歲那年被送去納塔爾，與他的大哥一起做了農民。他們在棉花種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他們都被一個新的鑽石田所吸引。塞西爾1871年10月從他的農場出發，帶著「一些挖掘工具、幾本經典著作和一本希臘語詞典」，經過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到達了鑽石田。 那時，第一塊鑽石的發現才剛剛4年，此地也由此成為歷史上已知的鑽石最多的產區。1867年，一個名叫斯凱爾克·范尼凱克的荷蘭農民去看一位朋友，他見到朋友的孩子用撿來的石頭玩彈子遊戲。其中一塊石頭似乎閃閃發光，所以他問是否可以拿給專家看看。結果這塊石頭以500英鎊賣給了總督。此後兩年內，沒有發現大的鑽石。後來，當地的一位巫醫將自己拿來施法（這可能是最初找尋這些鑽石的用途）的一塊石頭給范尼凱克看，後者用500隻羊、10頭牛和1匹馬買下了它。然後，一個商人又以1000英鎊的價格從范尼凱克手中買下，並以25000英鎊的價格轉賣給達德利勳爵，它獲得了一個專門稱呼非同凡響的石頭的名字——「南非之星」。 發現鑽石的地方位於奧蘭治河以北，在奧蘭治自由邦的領土上，但是英國利用一些不清不楚的頭銜，成功地將其據為己有。為了良心上的安慰，英國支付了9萬英鎊作為補償，從而獲得了一個價值數億英鎊的鑽石田。 當羅德斯來到這個後來屬於金伯利公司的地方時，那裡正處於一個新的採礦定居點典型的混亂無序的狀態。他很快就開始賺錢，並在他的方法得到許可後，儘快買下了開礦權。令人好奇的是，1873年，在事業蒸蒸日上時，他離開南非來到了牛津大學。不過，那裡的氣候再次讓他發病，他不得不中斷大學學業，返回南非。學術上，他並不出眾，但在不得不過的鄉村生活中，他成了百萬富翁和成功的政治家。所以，最後一學期的他，這個28歲的人一定是個相當古怪的大學生。不過總體而言，他在牛津大學的時間達到了目的，因為這有助於他在各種關鍵時刻爭取到英國統治階級的支持。 不要以為羅德斯僅僅是個唯利是圖的人，相反，他對人類命運這類深刻問題有過很多的思考。經過一番猶豫之後，他確定上帝的存在與不存在有著同樣的可能；他預見到威廉·詹姆斯在《信仰的意志》一書中的觀點，感到在這樣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是行不通的，並決心在行動中接受上帝存在的假設。下一步就是確定上帝創造宇宙的目的。關於此點，羅德斯發現難度較小。「顯然，上帝是要創造出一種最適合給世界帶來和平、自由和正義的人類，並讓這種人類占主導地位。在他看來，只有一個種族，即他所屬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接近上帝的理想類型。上帝的意圖是讓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占優勢，而幫助上帝創造奇蹟和生命的最好辦法，就是幫助他在這個世界上占優勢，使正義、自由與和平的統治離目標更近。」(16) 通過馬塔貝列戰爭(17)、詹姆森突襲(18)、布爾戰爭(19)，先讓北方黑人，然後讓布爾人臣服於英國的統治之下，又通過在英格蘭和南非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政治腐敗體系，羅德斯才算幫助上帝實現了和平、自由和正義的意圖。自始至終，他非常真誠地認為自己是上帝的代理人。 羅德斯在整個職業生涯取得成功的基礎，在於他對金伯利鑽石的控制。1888年之後，戴比爾斯聯合礦業公司（他是該公司主要合伙人）擁有當時所知的所有南非鑽石礦區，占全球總供應量的90%。在德蘭士瓦金礦開採中，羅德斯是個重要人物，但不是壟斷者。他的公司——南非聯合金礦公司，支付的股息從1892年的10%迅速上升到1894年—1895年的50%，每年給他帶來三四十萬英鎊的收入。然而，他對黃金的興趣從未達到像鑽石那樣的強烈程度。 與此同時，羅德斯決定，為帝國主義考慮而不是出於個人的理由，大英帝國必須向北擴張到後來被命名為羅得西亞的地區。這個國家的南面由青草茂盛的高地組成，居住著好戰的馬塔貝列牧民，由一個名叫洛本古拉的傑出當權者統治。他身材魁梧，挺拔威嚴，「他全身赤裸地裹在一塊極長的深藍色布里，長布被卷得很小纏在身上，但並沒有遮住身體」。在這樣一個好戰的部落中，他具有控制公眾輿論的影響力。在他的經驗範圍內，他是明智的有政治頭腦的，但在戰爭看來不可避免時，他又是個精力充沛的戰士。正如威廉·普盧默在他那本得到讚揚的羅德斯小傳中所說，洛本古拉的「每個細胞都展現出王者風範」。 不幸的是，他自己和他的臣民都不能閱讀，但他可以喝香檳。他不喜歡得到特許的狩獵者，說這些人「未經我的允許，像狼一樣來了，還把路修進了我的國家」。但只要他們以適當的方式徵求他的許可，洛本古拉就是和藹的，不難對付。當他的國家蘊藏著大量黃金的事實為人所知時，羅德斯在1888年派他的三個朋友去找他，以確保得到他的支持，其中一位來自牛津大學的萬靈學院。他們大獲成功，以每月100英鎊、1000支步槍、10萬發子彈和一艘在贊比西河上的武裝汽船換得了他領地內的所有採礦權。這項協議被稱為「拉德租約」。(20) 羅德斯的下一步是成立一家特許經營的公司，其權力類似於早年的東印度公司。這需要英國政府發揮作用，且通過高層的支持來確保這一點。在申請並獲得這種許可證的人中，有法伊夫公爵（愛德華七世的女婿）、阿伯康公爵、艾爾伯特·格雷（後來的格雷伯爵和加拿大總督）以及其他知名人士。法伊夫公爵對他特別有幫助，因為通過他，王室與羅德斯的所作所為產生了緊密的聯繫。1889年獲批的許可證，保障了土著人的權利、宗教自由和貿易自由，授予許可的理由之一是「居住在上述領土上的土著居民的狀況將得到實質性的改善，其文明將得到發展」。順便說一句，《拉德租約》得到承認後，這家公司成了遼闊的北方地區的政府，除了那些被歐洲其他列強占據的地方外。 與此同時，洛本古拉發現他所標記的那份文件產生的實際效果遠不是他所想像的。他口述了一封寫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信，提到了一些事，其中有段話說： 不久前，一幫人來到我的國家，為首的似乎是一個叫拉德的人。他們向我要一塊地方挖金子，並說要給我一些東西交換我的授權。我告訴他們把要給的東西帶來，然後我會告訴他們我將給些什麼。一份準備好的文件放在我面前讓我簽字，我問上面寫了些什麼，說是我說的話和那些人說的話，於是我在上面摁了手印。大約3個月後，我從其他渠道聽說，我在那份文件上把我國家所有的礦產資源的權利都授予了他們。我召集我的管事和白人開會，並要求得到文件的副本。文件證明，我已經把整個國家的採礦權簽給了拉德和他的朋友。因此我又和管事們開了個會，他們不認可這份文件，因為它既不包含我的話，也沒有包含那些得到它的人的話……我寫信給你，是想讓你知道這件事的真相。 幾個月後，他又發了一封信，信中抱怨說「白人在金子問題上給我添了很多麻煩，如果女王聽說我已經把整個國家都拱手讓人了，那可不是事實」。 女王通過她的殖民大臣回復這位君主兄弟說，他不可能排斥白人，而且在詢問了有關人員之後，她很滿意他們「是可以信任的，在酋長的國家裡從事挖掘黃金的工作時，並沒有騷擾他的人民，或以任何方式驚擾他們的部落、花園或牛群」。偶爾會有一些與偷牛有關的麻煩，但幾年來並沒有造成什麼妨礙。特許公司關注的是進一步向南發展，以及英格蘭的金融運作。它的資本是100萬英鎊，每股為1英鎊，這使得那些遠遠算不上富有的人也可能成為股東，所以即使在工薪階層中也能找到羅德斯的支持者。戴比爾斯公司持有20萬股，發起人得9萬股，而羅德斯個人拿了很大一部分；此外，他在聯合特許公司很重要，而公司將擁有未來利潤的一半。當全世界都習慣了這些安排時，便不希望再受到批評。 1893年7月，特許公司的經理詹姆森博士認定是時候收拾馬塔貝列人了，並呼籲志願者幫助他「碾碎洛本古拉」。他向每個志願兵提供3000摩根（近9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20金幣；還進一步規定「戰利品將進行分割，一半給B. S. A公司，剩餘的軍官和士兵平分」。據估計，這些不同項目加起來，每名士兵至少可以得到1萬英鎊。這樣的價碼，不難找到願意幫助上帝實現「和平、自由和正義」的人。到了10月，準備工作完成。仍然希望和平的洛本古拉派了3名使者來談判。英國人給了安全方面的保證，但在使者抵達營地的當天，其中兩人「意外」死亡。這是戰爭的開端，它持續了3個月，實現了白人的所有願望。洛本古拉失蹤，他的手下或逃亡或被殺，他曾經的王國同意給予900個農場、1萬金幣，大約10萬頭牛成了戰利品，使得當地倖存者失去了謀生手段。 在「教化」非洲的過程中，總是有必要剝奪當地人的土地、牲畜以及其他傳統的食物來源，以便迫使他們為白人工作。然而在馬塔貝萊蘭，這些方法過於緩慢，因而引入了強迫勞動。1896年，在詹姆森被布爾人俘虜後，馬塔貝列人鋌而走險企圖通過叛亂重獲自由，當然結果他們被打敗了，從此之後他們再也沒給自己惹出過任何麻煩。當地人每人每年都要交納2英鎊的稅，所以不得不為掙工資而工作。如此，收入和工資這兩大問題一併解決了。然而，據一位著名傳教士卡耐基先生所言，馬塔貝列人並不感激，而是說： 我們的國家沒了，我們的牛群沒了，我們的人民四處離散，我們沒有東西賴以生存，我們的女人拋棄了我們；白人為所欲為；我們是白人的奴隸，我們無足輕重，沒有權利，也沒有任何法律。 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苦難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達到了有益的目的；把一些黃燦燦的金屬碎片從地下某處轉移到其他地方，即大銀行的金庫。 馬塔貝列戰爭的英雄詹姆森是羅德斯的副手和最親密的朋友。羅德斯的下一個事業不太成功，但更重要。 金礦之外的德蘭士瓦仍然居住著開普荷蘭人的後裔，他們認為英國的統治令人無法忍受。在與世隔絕的農場，他們仍保留著17世紀樸素的虔誠，以恐懼的眼光看待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當蘭德發現黃金之時，他們意識到這將給在其土地上發現金子的農民帶來從天而降的財富，但除了收取租金和苛捐雜稅之外，他們拒絕與成群結隊來到迄今仍寧靜的鄉村的國際冒險家有任何關係。儘管來的外邦佬（對外國人的稱呼）的人數跟他們的相比達到了5比1，但布爾人還是拒絕讓他們參加投票，並長時間阻止修建與開普相連的鐵路。此外，他們還制定了高關稅，導致每樣東西都價格昂貴，而這些東西都是外邦佬們不得不進口的，如此幾乎破壞了與開普殖民地的貿易。外邦佬認為自己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人：他們中許多人非常有錢，他們所在的地區生產了全世界大多數的黃金供應。這使他們對自己被排斥在政治權力之外感到憤憤不平。 羅德斯和英國政府都希望外邦佬會重彈當年的老調——「無代表，不納稅」，反抗克魯格總統，這在英國人（此刻）聽來會覺得不錯。1895年，軍事當局通過開普而不是蘇伊士運河把軍隊從印度調來調去，這樣一旦發生麻煩，隨時可用。此時，羅德斯不僅控制著特許公司，而且是開普殖民地的首相。利用這兩種權威，他給了詹姆森一支武裝部隊，開到離約翰內斯堡最近的德蘭士瓦邊境上，名義上是為了保護一條正在修建的鐵路。他試圖通過詹姆森的軍隊支持在蘭德謀劃的叛亂。在最後一刻，他未能與「改革者」達成一致，他們中的許多人想要獨立，而他堅持要英國吞併之。如果是這樣，他將放棄企業，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如此。但是詹姆森頭腦發熱，於1895年12月29日引爆了整個事件；1月2日，他和他的部隊屈辱地成了克魯格的人民的俘虜。 這一事件的後果出乎意料地影響深遠。羅德斯的荷蘭朋友們自然轉而反對他，他不得不退出開普的政治，雖然沒有喪失對羅得西亞的控制。英國政府或者至少殖民地大臣約瑟夫·張伯倫本應受到牽連，儘管情況可能並非如此，但無疑他存在重大過失。德國皇帝發電報向克魯格總統表示祝賀，這在英國引起了極大憤慨，以至於大多數人忘了指責襲擊者。詹姆森及其部下被移送英國接受懲罰，而當他們到達倫敦時，整個社交界都設宴招待他們。詹姆森被判處短期監禁，但幾乎立刻以「健康原因」為由得到釋放。而英德關係也再沒有變得親密過。後來，英國政府拾起外邦佬的事業，無情地敦促它在布爾戰爭中取得成果。從襲擊發生之時起，南非事務就對世界歷史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 在開普殖民地，羅德斯的影響已經終結，但在其他地方他仍然具有重要性。他想建一條從開普到開羅的電報線；羅得西亞與坦噶尼喀湖相接，但從那裡到烏干達，必須通過剛果或德國占領的東非。1899年，他拜訪了相關的兩位君主，想看看哪一方會給他最好的條件，允許他在他們的領土上搭建線路。他討厭利奧波德國王：「當他走出房間時，他抓住了碰巧路過的我們的武官，壓低嗓門在他耳邊說：『我告訴你，這個人是撒旦，撒旦。』」(21)相反，他與德國皇帝相處得很好。開始時，他對發給克魯格的電報調侃了幾句：「你看，我是個淘氣的孩子，你想抽我幾鞭子。現在我的人民因為我是個淘氣的孩子準備抽我鞭子，但一旦你直接動手，他們會說：『不，如果說這是誰都想做的，那也得我們來！』結果，陛下讓自己為英國人討厭，而一鞭子也沒挨過。」 德皇被逗樂了，答應了羅德斯的請求。 從1896年起，約瑟夫·張伯倫接替羅德斯處理德蘭士瓦事務。張伯倫以激進開場，後來變成了像羅德斯一樣的帝國主義者，他選擇了殖民部，以便使自己的政策擁有發揮的空間。「塑造了我們的目標的上帝意志（他說）是要我們成為一種偉大的統治力量——征服，是的，征服，但征服只是為了教化、管理和發展世界上的廣大種族，首先是為了他們的利益，但毫無疑問也是為了我們的利益。」1898年，由於基奇納(22)對蘇丹的征服以及法國迫使英國放棄法紹達的恥辱，英國的帝國主義情緒大大強化。1899年對張伯倫而言，是時候占領開普到開羅這一帝國的另一端，一勞永逸地收拾布爾人了。當然，這是一場「爭取民主的戰爭」。索爾茲伯里勳爵說：「我們不謀求金礦，我們不謀求領土。」但持懷疑態度的外國人注意到，我們既得到了金礦，也得到了領土。 布爾戰爭對英國而言是雙重恥辱，因為我們動機不純，我們的軍隊開始時並沒有獲勝。歐洲大陸在情感上是強烈反英的，我們敗於布爾人之手使我們被認為已經衰落。有人說，法俄德三國曾聯合起來迫使英國與德蘭士瓦和好。自從拿破崙垮台後，英國第一次意識到在歐洲大陸建立同盟對他們有利；張伯倫提議與德國結盟，但遭到拒絕。在布爾戰爭的整個過程中，相當一部分英國輿論是反戰的。勞合·喬治在張伯倫所在的伯明罕不得不躲避偽裝成警察的暴徒，但在威爾斯他從未失去在民眾中的聲望。自由黨領袖坎貝爾-班納曼就提到了與焚燒農場和婦女兒童集中營有關的「野蠻行徑」。布爾戰爭一結束，英國就轉而反對導致戰爭的政黨以及激發戰爭的整個帝國主義哲學。 有兩個原因促成了這種反應。一個是張伯倫發起了一場對食品徵稅的運動，以此作為鞏固帝國的唯一途徑，但對40年代的飢餓的記憶使工薪階層認為帝國的關稅同盟會導致商品過於昂貴。另一個更直接地與南非戰爭有關。當初是以礦主的名義開戰的，因為他們需要廉價勞動力。在整個戰爭期間，英國工人被告知，最終蘭德的大門會向他們開啟，但是他們的工資對約翰內斯堡的產業巨頭而言太高了。考慮到黑人勞動力的供應不足，於是決定在半奴役條件下引入中國苦力。工會的情緒和反奴隸制人士的情緒都感到憤怒。約翰內斯堡的教區長指出，將這些可憐的異教徒帶到一個基督教國家是多麼仁慈的事，但不知何故，這種理由歸於失敗。反政府的道德家們指出，讓1萬個男人接觸不到任何女人是有道德上的危險的；政府宣布已經接來了一些苦力的妻子，坎特伯雷大主教說，這樣的話道德便有了保障。但是，當得知僅接來了兩個女人時，懷疑論者不禁搖頭。 儘管坎貝爾-班納曼談到了「野蠻行徑」，但最後這個國家還是以創紀錄的多數票支持了他。樸素的民眾以為帝國主義和戰爭已被否決了，新政府將走一條和平之路。不幸的是，自由黨中有一小部分人自始至終支持帝國主義，而其中就有成為外交大臣的愛德華·格雷爵士。當這個國家滿腔熱忱地為和平投票時，他甚至瞞著內閣批准了與法國的軍事對話。如果說這些對話沒有使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話，那麼至少可以肯定，如果戰爭來臨，英國將介入其中。 因此，儘管羅德斯在戰爭結束前去世，張伯倫在兩年之後也撒手人寰，儘管議會對他們那個時代所做的壞事感到後悔，但仍有一些人暗中以秘密方式將英國的政策捆綁在舊的壞路線上，將他們的國家蒙著眼睛推上了走向世界災難的道路。 （六）亞洲 歐洲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成就不如在非洲的，並且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亞洲的俄國必須被視為一個殖民地，而不是被征服的帝國；當地人口稀少，對俄國移民的反對也不如美國土著對白人的抵制那麼多。英國在印度的地位早在1815年就已經確立，在我們這一時期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然而，與西方政治思想的逐漸接觸，導致了在印度以及亞洲其他地區產生了一場民族主義運動，這場運動在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就令英裔印度人印象深刻。 為帝國主義的競爭敞開大門的地區有土耳其帝國、波斯和遠東。自從拿破崙和亞歷山大就君士坦丁堡、敘利亞、摩爾達維亞和瓦拉西亞問題討價還價以來，土耳其的衰落激起了列強的貪念，但是相互之間的嫉妒阻止了對其進行分割，而這種分割在非洲成功實現。俄國人、法國人和英國人都對近東有興趣，但德國取代英國漸漸成了蘇丹的朋友。於是，小亞細亞成了德國資本的戰場，柏林至巴格達的鐵路規劃使得德國的帝國主義者興奮不已，就像當年開普至開羅的計劃讓英國的帝國主義者興奮一樣。（似乎所有國家的帝國主義者都受到同樣的鼓動。）英國和俄國都反對柏林與波斯灣之間的鐵路計劃，但在戰爭爆發時，達成了一個有利於德國的折中方案。 波斯，伊斯蘭世界最有智慧和藝術化的國家，在經歷數個世紀的弊政後，採納了自由主義思想並建立了議會。但這並不切合英國或俄羅斯的利益。由於1907年的協約，英國占領了南部的一個地區，那裡有對海軍部來說極具價值的油田，而他們剛剛決定在海軍中以石油替代煤。俄國占領了北方一個面積更大的地區，以沙皇政權慣常的殘暴手段鎮壓立憲派。只有中間一塊領土才擁有名義上的獨立，其面積不到整個國家的四分之一。(23) 比近東的這些事件更重要的是，白人入侵中國和日本所造成的後果。16、17世紀，葡萄牙人從澳門，西班牙人從馬尼拉，向這兩個國家輸送了傳教士和槍炮。日本人在學會製造槍炮之後，掃除了基督教皈依者，並對歐洲人關上了國門，除了每年一艘荷蘭船隻造訪之外。中國人儘管對基督教持伏爾泰式的觀點，但不得不承認，耶穌會士們在預測日月食方面的能力超過他們，並以此為由繼續在自己的土地上容忍他們。他們也不認為白人能在戰爭中打敗他們。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日本分別受到英國和美國的啟示。因為中國當局反對進口鴉片，英國人在1840年與中國開戰。由此產生的條約奠定了在中國一直延續到戰後的體制的基礎，並且許多方面在戰後仍然有效。中國海關由一個只對其上級負責的職員管理，只要英國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有最大份額，這個職員就由英國人擔任。進口關稅不得高於5%的從價稅，即使酒精和鴉片（很長一段時間）等商品也是如此。「條約口岸」越來越多，其中許多都在離海數百英里的地方，被外國列強集體聲稱擁有主權，除了形式之外，它們不再受中國主權管轄。在中國的外國人服從他們自己的法律，只能由他們自己的國民審判。但是自公元前3世紀以來就在世界上獨占鰲頭的中國人，仍然保持著帝國的驕傲，認為外國人只是一種麻煩而不是威脅。 在日本，事情的發展過程大不相同。1853年，海軍准將佩里率領他的中隊到達日本，要求開放與美國的貿易關係，這使日本人意識到，自17世紀初與基督教文明最後一次接觸以來，武器裝備已經有了進步。這時，他們向佩里做出了讓步，也向接踵而至的英國做出了讓步。他們達成了一系列商業協議，開放通商口岸；沒有西方人懷疑整個過程將按計劃進行。計劃的確在進行——但不是白人的計劃，而是日本人的。日本人迅速吸取歐洲文明中有助於提高軍事和海軍效率的內容；最終收復了通商口岸，外國人也要服從日本的法律和法院。貿易儘管仍在繼續，但以平等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只對白人有利。 1894年，日本和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問題上發生爭執，雙方都聲稱自己擁有主張。中國被如此迅速而徹底地擊敗令全世界感到震驚，結果造成了列強對中國的爭奪。法國聲稱在南方有勢力範圍，英國聲稱在長江流域有勢力範圍。俄國人占領了東三省，並興奮地認為他們終於可以在亞瑟港(24)自由進入溫暖的水域了。1897年，好運降臨到德國人頭上，兩個傳教士在山東遇害。他們勒索以膠州灣和腹地地區有價值的鐵路權作為賠償。最終，無知的中國反動派義和團在皇太后的鼓勵下，見了「洋鬼子」就襲擊，尤其是對北京的使團和使館人員。1900年，一支國際遠征軍被派往中國施行懲罰。北京遭到洗劫，被迫繳納巨額賠款。從此，使館區有權駐紮外國軍隊，而中國人被禁止在其圍牆四周建造房屋。當時人們都認為，中國被嚇到了——因為歐洲在中國的獲利。 四年後的日俄戰爭改變了一切。自與中國開戰以來，日本人認為自己在朝鮮的權利得到了確認。俄國大公在中國有木材特許經營權，這對於完成在滿洲取得更多領地的目標似乎是必要的。而新修建的西伯利亞鐵路使俄國軍事當局認為在遠東地區發動一場戰爭是可行的。然而，事實證明日本人更強大。在海上，他們摧毀了俄國海軍；在陸上，他們征服了亞瑟港和直到奉天(25)的南滿洲里。這是自土耳其人的偉大時代以來，歐洲人第一次被非歐洲人打敗。從那時起，日本成為在中國的唯一重要的帝國主義國家；而歐洲人，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爭之後，只能勉強度日。(26) 日俄戰爭的後果對俄國與對中國同樣重要。它首先導致了1905年的革命，包括制定了一部憲法、開啟了議會制政府的大幕。接著，俄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徹底變化。遠東冒險已經不再可能了。英日同盟使法國無法求助於俄國的幫助。出於同樣的原因，以及1904年的英法協約，在對日開戰的那一年，法國也不可能幫助俄國對抗英國。這使得在亞洲不可能有一個向前推進的政策，英國和俄國之間敵意的原因也就此消除，而這種敵意自從俄國在中亞地區擴張並使我們對我們印度帝國的安危感到緊張以來就一直存在。結果，俄國的野心直指巴爾幹半島和近東，在那裡他們與土耳其、奧匈帝國發生衝突，也與德國起了爭端。這一政策沒有觸犯英國的利益，恰恰相反，使其與英國的友誼不僅可能，而且可取。1907年的英俄協約由此產生，一個持續到大戰前的大國集團就此形成。 日本在遠東地區的霸權地位的上升，終結了歐洲列強在中國的野心，從而把他們留下的最後一個未被分配的重要區域從相互談判的範圍中剔除。自此之後，全球局勢描繪完畢，一個國家的利益只能以犧牲另一個國家的利益為代價。這加劇了競爭，使互相之間的調整變得更加困難。在帝國主義中找到了出路的擴張勢力被迫行動起來，不再是在遙遠的欠發達地區，而是在離本國較近的地方，與鄰國展開直接競爭。儘管政治家們預見到了這一結果，但他們缺乏防止這種情況發生的意志和智慧。雖然不是隨波逐流，卻也無能為力地滑向了災難。 * * * (1)　位於納米比亞與南非的國界線上。——譯註 (2)　位於坦尚尼亞。——譯註 (3)　E.D.莫雷爾：《血橡膠》（Red Rubber），第151頁。 (4)　西德尼·李：《愛德華七世》（King Edward VII），第一版，第629頁。 (5)　前引莫雷爾的著作，第145頁。 (6)　H.H.約翰斯頓爵士：《非洲的殖民統治》（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劍橋史系列），第352頁。 (7)　前引莫雷爾的著作，第54頁。 (8)　H. H.約翰斯頓爵士：《非洲的殖民統治》（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劍橋史系列），第355頁。 (9)　E. D.莫雷爾：《黑人的負擔》（The Black Man's Burden）（1920），第147頁。 (10)　道森：《德意志帝國》（The German Empire），第2卷，第178頁。 (11)　居住於南非的白人移民後裔，曾與英國人為了爭奪南非殖民地而交戰。——譯註 (12)　蘇丹民族英雄，領導了反抗英埃統治的鬥爭。——譯註 (13)　此戰中布爾人以弱勝強，擊潰了英國士兵。——譯註 (14)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工兵上將，在殖民時代異常活躍。——譯註 (15)　J. A.霍布森：《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第60頁。 (16)　巴茲爾·威廉士：《塞西爾·羅德斯傳》（Life of Cecil Rhodes），第50頁。 (17)　英國在南非開展的殖民戰爭。——譯註 (18)　針對布爾人的德蘭士瓦共和國的一次突襲。——譯註 (19)　1899年至1902年英國人和布爾人之間的戰爭。——譯註 (20)　關於羅德斯與洛本古拉交往的最佳描述見莫雷爾的《黑人的負擔》一書的第四章。 (21)　巴茲爾·威廉士：《塞西爾·羅德斯傳》，第50頁。 (22)　英國陸軍元帥，1898年鎮壓蘇丹軍，成為該國總督，阻止了法國在蘇丹的擴張。——譯註 (23)　在我的論文《協約國的政策：1904—1915》中，我比較充分地討論了英俄對波斯的分割，該論文收錄在《戰時的正義》（Justice in War-Time），第171—192頁。 (24)　中國旅順的舊稱。——譯註 (25)　瀋陽的舊稱。——譯註 (26)　在我的《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一書中比較充分地討論了在中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