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三十章　德意志帝國的經濟發展

從帝國成立到一戰爆發的43年間，德國的工業發展異常迅速，並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徵。在英國和美國，工業化是隨意的，由個體企業造成的。英國直到1846年，美國直到1861年，政府都更傾向於農業而不是工業。自由放任原則導致在經濟生活中缺乏中央指導，人們認為最賺錢的企業對社會最有益，而開明的自利是比政府的干預更好的指導。 1871年的德國，已經放棄了自由主義哲學，這些格言不再激發出政府的政策。有人認為，經濟活動應促進國家福祉，而在自然力量不能保證這種結果的情況下，政府應進行干預。如此造成的結果是，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實施中央計劃，這是一種國家主義的、熟練的、明智的計劃，國家認為自己是所有被批准建立的企業的合作夥伴。 由此，各種舊動機被用於新用途。對國家的忠誠，與同胞的合作，實現民族強大的願望，都被運用於經濟生活中，因為科布登及其追隨者都沒有這樣實踐過，正如特賴奇克所指出的：「這些人無視普遍歷史中的兩大力量，愚蠢的力量和邪惡的力量。」科布登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貴族惡習，製造業者應不受此影響。他認為，製造商應該對國家要求的很少，回報也很少。組合的優勢也對他沒有吸引力：曼徹斯特的棉紡廠並不想在南方各州擁有種植園，也不想擁有運輸原料的船隻。只有在工業發展的後期，人們才發現將已然相當不同的各類行業結合起來是有用的，例如美國鋼狄托拉斯的形成。德國起步較晚，可以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在民族主義的指引下，競爭的動機是對外的，針對外國人的，而在國內，合作的優勢是由對國家的忠誠促成的。忠誠是一種傳統情感，它首先指向君主個人。在普魯士，忠誠很容易跟國家結合起來，因為國家是至高無上的。但在英國和美國，革命和共和主義使這變得不可能。這一動機對於促進建立一個幹練、忠誠的官僚機構尤其重要，如果沒有它，德國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 經濟國家主義並不是一種新的學說。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前四分之三時間裡，它被視為理所當然。亞當·斯密第一次有效地挑戰了它，並通過其著作《國富論》展示了其影響力。他的學說被哲學激進主義者信奉，產生了在60年代達到頂峰的經濟全球主義。事實上，自由貿易的反國家觀念從沒有普遍存在過。與亞當·斯密同時代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仍然堅持舊觀點，他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使得美國的工業始終採取一種國家主義形式的經濟。1825年到1832年生活在美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吸收了漢密爾頓的學說(1)，並在其184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向德國人傳授。當時，由於科布登主義的風潮過於強勁，甚至連李斯特也只是提倡保護「新興產業」，同時相信最終實現自由貿易。但是當俾斯麥擊敗自由主義，使民族主義占了上風時，人們想起了李斯特，並發現他為70年代的德國人想做的事情提供了理論支持。使李斯特變得重要的是他從國家的角度看待經濟學。 令人好奇的是，幾乎在同一時期，日本也出現了非常相似的發展，將軍國主義、工業主義以及對國家的忠誠和現代嫻熟的技術結合在一起，使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習慣發生了更迅速的變化。 普魯士和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區別可以通過鐵路政策的對比來說明。在英國和法國，鐵路國有化是社會主義者倡導的一項措施，俾斯麥將其作為保守黨政策的一部分加以採納和實施。他希望鐵路屬於帝國，但特殊主義論調對此加以阻撓，除了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因為那裡的鐵路根據《和平條約》屬於帝國財產。然而在普魯士，俾斯麥有能力為普魯士購買這些鐵路線。在他1890年卸任時，普魯士只剩下少數私營線路。公有制政策不僅在普魯士實施，而且在俾斯麥下台後仍在繼續。1909年，德國擁有6萬公里的鐵路線，其中除了少數窄軌線路外，僅有3600公里為私有。德國的鐵路管理令人欽佩，其利潤大大減輕了稅收負擔，鐵路關稅的安排是為了刺激出口。自然，國家有軍事方面的考慮，能夠建造任何有戰略意義的鐵路而無需與非官方資本家商量。 俾斯麥的官僚社會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防範馬克思主義者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就鐵路而言，這一政策是完全成功的。正如克萊普漢姆所說： 應該注意對全體鐵路員工施以嚴格的軍事紀律。「郵政和鐵路，」一個德國人寫道，「是軍隊的民用部門。」它們的主管，至少在普魯士，常常由將軍擔任。幾乎沒有什麼能比這兩個服務部門的一些情況更意義重大了，「大約75萬員工一動不動地立正站著聽上司訓話」。這些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項服務的出色方法和準時性。他們還完全沒有任何鐵路勞工運動，相比之下，20世紀初法國和英國的鐵路勞工運動卻在發展。4年的戰爭雖然失敗了，但在普魯士鐵路工人罷工之前，它和一場政治革命都是必要的。(2) 在關稅政策問題上，就像在鐵路問題上一樣，俾斯麥放棄了自由放任原則。普魯士有贊成自由貿易的傳統，1866年之前的關稅同盟為將奧地利排除在外，一直保持低關稅，因為奧地利認為高關稅是絕對必要的。德國以農業為主，作為食品出口國自然反對保護政策。直到帝國建立了幾年之後，俾斯麥才注意到經濟問題，但把問題留給了德爾布呂克，德爾布呂克原則上是自由貿易論者。 頭兩年，一切順利。1873年的世界性危機可以歸因於各個地方自己的原因，危機其實一向如此；但在德國，許多人認為自由貿易是罪魁禍首。那一年，德爾布呂克已經廢除了鋼鐵的關稅，下令從1877年初開始停止對鐵製品生產商徵稅。在整個干預期間，怨聲載道。1876年，俾斯麥宣布德爾布呂克因健康原因不能再承擔繁重的個人職責。 不僅僅是實業家想得到保護。俄國的競爭開始有損於東北部的糧食種植者，還有俾斯麥所屬的容克貴族，以及普魯士君主政體最堅定的支持者；為了他們，政府願意給予特別的考慮。結果在1879年頒布了一項關稅，對農業和製造業給予適度的保護。後來俾斯麥進一步提高了關稅，再後來卡普里維(3)又稍稍調低了一點。但在1902年，除原材料之外，稅率又大幅增加。即便如此，德國的保護主義程度還是低於除英國以外的其他任何大國。 根據1904年的計算，德國對從英國進口的主要製成品的關稅平均為25%。對義大利是27%，對法國是34%，對奧地利是35%，對美國為73%，對俄國高達131%。這些是粗略的數字，但它們很好地說明了保護性關稅的相對強度。(4) 無論是不是因為關稅，德國工業從1879年到1914年都在持續快速地增長，而且是從最重要的鋼鐵行業開始。這一行業主要依靠洛林的鐵礦石和威斯特伐利亞的煤。在1870年戰爭之前，這些礦石屬於法國，法國60年代在鐵產量上仍然超過德國。到1875年，德國生產了200萬噸生鐵，法國則不到150萬噸。後來出現了蕭條，部分原因是全球經濟衰退，部分原因是德國的鐵礦石不適合貝西默煉鋼法。這個問題直到托馬斯-吉爾克里斯特的鹼性煉鋼法的發明和採用才得以解決，而這一過程與1879年的新關稅幾乎同步。從那時起，德國的鋼鐵產量每十年翻一番。從1880年的150萬噸增加到1910年的1300萬噸，超過整個聯合王國1900年的產量。1913年，德國鋼和鐵的出口及生產達到1億英鎊。在一戰爆發時，只有美國在鋼鐵生產方面超過了德國。 和美國一樣，德國工業的發展走向了壟斷。但美國經濟史上那種個別巨頭之間熱鬧非凡的競爭畫面，在德國並沒有出現。在缺乏自由競爭的信念的情況下，德國通過禮貌得體的協議實現的壟斷並沒有讓政府感到反感，不像在美國那樣，壟斷遭到西奧多·羅斯福的反對。成立於1904年的鋼鐵聯盟，幾乎涵蓋了整個行業，例如克虜伯不過就是其中一個公司。與此同時，萊茵-威斯特伐利亞煤業辛迪加控制了德國一半的煤炭生產。顯然，當這兩大巨頭合作時的力量事實上是不可抗拒的。在其他行業，有一種稱為卡特爾的較為鬆散的組合形式，比美國模式的托拉斯更為普遍。卡特爾在銷售價格方面往往只要一紙協議就可以搞定。 除了一般大規模生產可以達到的經濟性之外，托拉斯或卡特爾這類聯合組織還有其他優勢。生產商利用關稅，提高國內價格，同時為了打敗國外競爭者，又以較低的價格在國外銷售。在英國，這被稱為「傾銷」。這是所有開展出口貿易的卡特爾公開承認的政策。 另一個優勢與政治行動有關。例如，全世界的鋼鐵行業因戰爭恐慌而獲利。1913年，李卜克內西揭露了大托拉斯煽動敵對各國展開軍備競賽的卑鄙陰謀，使國會大為震驚。大型聯盟在做這方面事情時要比一些小公司更有效率。 染料和化學品製造業是德國主導的一個行業，主要原因在於德國的教育水平高於其他國家，儘管自然優勢依然存在。後者可以以克萊普漢姆所謂的「德國特有的寶藏天然鉀鹽」為例，1861年其產量只有2000噸，而在1911年產量已經上升到950萬噸。硫酸主要用於化肥生產，1878年德國僅生產了10萬多噸，但1907年生產了12倍多。依賴於化學工業的染料出口迅速增長，1913年達到約1000萬英鎊。 電氣產業「是近代德國最大的單一工業成就。在此之前，世界面對一系列新的科學和經濟問題，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德國處於領先地位，此時它已成為一個裝備齊全的工業國家。在本世紀初，它在專業電力的所有應用領域居於領先地位，應用於煉鋼和其他冶金部門的電爐、鐵路電氣化、農業機械的電力傳動（包括犁地），以及通過電從空氣中製取氮氣。」(5) 這個行業提供了一個集中的例子，經過一段時間的競爭，協議在本世紀頭幾年生效，最後只剩下兩大集團，即西門子和西德通用電氣公司，它們彼此不再競爭了。 這種發展在英國跨越了一個多世紀，在美國歷經40多年，而在德國只有10年左右的時間。在美國，我們看到，權力最終是如何從企業家那裡轉移到銀行家手中的；在德國，銀行幾乎從現代工業開始時就擁有這樣的權力。像卡耐基和洛克菲勒這樣的人物，由於他們的利潤如此巨大，所以無論借多少錢都能夠償還。在德國，實業家們滿足於較小的回報，所以通常一直欠銀行債。特別是德意志銀行，不僅在德國實力非常雄厚，在德國金融滲透到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它在從中國到秘魯的大多數國家都設有分支機構。直到1893年，它還一直資助美國的北太平洋鐵路公司。它控制了土耳其的鐵路，並有興趣推進從柏林到巴格達的鐵路計劃。隨著時間的推移，德意志銀行對德國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但這種影響是相互的：如果這家銀行在土耳其投資，那麼部分原因在於土耳其對德國外交很重要。愛國主義和金融是目標一致的，財閥們不必損害國家利益就可以進一步獲利。 隨著卡特爾的發展和大銀行的實力日益增強，經濟發展的方向越來越集中。奧地利駐柏林領事1906年在官方報告中稱： 德國的經濟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完全置於一小群人的絕對統治之下，這些人勉強湊夠50個。在工業擴張前所未有的時期，「各種力量自由發揮」的老套路某種程度上已被拋棄，就像1906年那樣，當時在生產規模、海外銷售、價格規模方面已經做出重大決定，信貸發放、新資本籌集、工資和利率的確定都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他們是大銀行、產業企業巨頭和大卡特爾的頭頭。產業繁榮的最大份額已經落到了這些大型利益集團的手中，它們所在的行業越受辛迪加控制，它們的收益就越大。(6) 在寫這份報告時，集中的過程還沒有像在1914年那樣深入；戰後，這一過程走得更遠了。除非通過政治行動加以遏制，否則在德國所有的經濟力量集中在一個人手中之前，這一過程沒有理由會被叫停。甚至有人說(7)這個階段現在已經來到，那個人就是鋼狄托拉斯的頭頭蒂森，而希特勒不過是他的傳聲筒。 本世紀德國大規模工業的超現代發展與俾斯麥上台時仍然存在的中世紀遺風形成了奇怪的對比。1848年時同業公會仍然存在，有段時間，革命運動試圖掃除它們，但是在接下來的一年裡，保守勢力又將其恢復。1849年普魯士的一項法律規定，熟練手工業者製造的物品只能在掌握相關手藝的合格的手藝人的店鋪中銷售。在梅克倫堡，直到1869年，「歷史悠久的磨坊依然保留著研磨穀物的專營權。該公國的城鎮可以要求鄉村酒館老闆在方圓兩英里的範圍內購買啤酒，並在最近的城鎮購買洗禮、婚禮和葬禮所用的啤酒，而村里人私釀的酒可能會被這些城鎮禁購。」(8) 德國最落後的地區是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士，那裡的容克擁有大量財產，在政治上也是最有影響力的階層。雖然農奴制被廢除了，但廢除的同時又在1810年頒布了「僕役條例」。該條例不僅適用於普通意義上的僕人，而且適用於被永久雇用並且生活在僱主的地產上的所有勞動者。根據該條例，「勞動者必須服從的程度，與不受限制的強迫的程度幾乎沒有什麼不同；勞役合約的解除權非常有限，幾乎可以說根本不存在。此外，1854年4月24日通過的法律明文禁止在任何情況下的集體罷工，即使受到囚禁也不行。所以，儘管不再以農奴之名稱之，但實際上這種情形在精神上和事實上都存在。」(9)該條例在東部直至一戰依然有效。 根據同樣依然有效的1854年一項法律，「僕人如果頑固地抗拒或不服從僱主或監工的命令，或者沒有合法理由而拒絕或逃離勞役，應僱主之請，在不損害僱主留用或解僱他們的權利的情況下，可以對其處以不超過5泰勒（合15先令）的罰款或最多3天的監禁。」(10)必須知道的一點是，審理此類案件的治安法官是僱主本人或他的朋友。 在這種情況下，東部的農業人口減少也就不足為奇了。服完兵役的人拒絕接受這種半奴隸的條件，轉而在工業界尋求就業。勞動力短缺越來越嚴重，只能接受俄國人和奧地利波蘭人的季節性移民，根據合同，這些人每天工作12小時，可得1先令6便士。 1849年到1910年，德國的農村人口幾乎沒變，而城市人口翻了兩番。1871年，德意志帝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生活在2000人及2000人以上的城鎮中，到了1910年，這一比例增加到五分之三。城鎮在發展，大城市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相比其他地方更快地向現代生活方式轉變。出生率的變化可以說明這一點。1876年，整個國家的出生率為41；柏林更高，達到45.4。但在1905年，整個德國下降到33，柏林僅為24.6，而倫敦是27.1。(11)1904年以後，整個德國的出生率迅速下降。 德國的工業化帶來了社會主義和工聯主義的發展。拉薩爾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1862—1864）領導的第一次運動確實吸引了工人階級。他的目標是通過合作生產消滅資本家，並認為實行這一計劃的第一步是必須確立成年男性公民的普選權。他在與俾斯麥見面時提出了這一主張，俾斯麥在他身上發現可以用來反對其敵人自由黨的工具，說他是「我見過的最聰明和最討人喜歡的人之一」。俾斯麥和拉薩爾有著某種氣質上的親和力，就像他在1867年所證明的那樣，他原則上並不反對成年男子的普選權，對拉薩爾相當貴族化的社會主義也不無同情。但拉薩爾死後，工人階級運動更多地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結果導致德國社會民主黨1869年成立，並由倍倍爾和較年長的李卜克內西領導。這個黨並沒有沾染這一時期的愛國熱情，它的兩個代表還在1871年的國會投票反對吞併阿爾薩斯-洛林。社會民主黨在最初25年里，全心全意奉行馬克思主義，以致被痛斥為反上帝、反祖國。儘管如此，它還是成長壯大了。 1878年，俾斯麥利用兩次暗殺皇帝的企圖（社會主義者與此毫無關係）通過了一項法律，使社會主義受到了各種懲罰。這項法律在1890年之前一直有效，同時首相試圖通過就疾病、意外和老年人的保險措施與工薪階層達成和解，勞合·喬治的《國民保險法》便是依據了這個模式。一些教授發明了一種學說，他們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而其對手稱之為教授社會主義。這種學說是要抽取社會主義的長處，擯棄其糟粕，應該是代表了俾斯麥所遵循的原則。而社會主義的糟粕便在於它的無神論、共和主義、國際主義，企圖剝奪富人的正當所得，將權力移交給無產階級。其長處則是國家行動可以大大提高國家效率；而且總的來說，人們會善待窮苦的工薪階層；證券交易所的很多人，特別是猶太人，以一種不道德的方式進行投機，這將被制止。最後一點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更為強調，他們試圖將反資本主義變成反猶太主義。所有這些學說後來都結出了果實，但在當時毫無實效。 無論是俾斯麥的花言巧語，還是他的威脅恫嚇，都沒有妨礙社會民主黨的發展。必須指出的是，按照戰後的標準，對社會主義的迫害是相當溫和的。該黨還被允許參加國會議員選舉，並在1880年被允許召開了一次黨代會，在會上投票贊成「通過一切手段」建立共產主義——而不是迄今為止所謂的「一切合法的手段」。1890年，在《例外法》到期之前，社會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142.7萬張選票。威廉二世擺出一個新時代的開創者的姿態，允許該法失效。但事實證明，溫和的方法與嚴厲的措施一樣都是挫敗社會主義的手段。1912年的國會，正值戰爭爆發之際，總共397個席位中有112個是社會民主黨人。在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獲得425萬票，占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自上次1907年的選舉以來，社會民主黨的票數增加了近100萬張。這個事實嚇壞了政府，認為必會有大禍事發生。 戰前最後一個時期的快速發展的特點，很明顯地表現在工聯主義的發展上。德國的工會從一開始就與政治聯繫在一起：有社會民主黨的工會，自由黨的工會和基督教徒的工會。實際上，只有社會民主黨的工會才能被認為真正的工人階級運動的一部分。直到進入新世紀，工會組織還很孱弱。1895年，全國各類工會會員只有26.9萬人；但1902年已達100萬人，1906年是200萬，1909年為300萬，其中社會主義工會約占六分之五。 工聯主義的發展與社會民主黨的特徵變化是同步的。它早已是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者，期望通過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傾向於反對英國工會中占上風的那種改良努力。但令人稱奇的是，德國的繁榮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滲透到了工人階級；工資上漲了，革命似乎遙不可及，畢竟人們很難不為自己國家的成功而欣喜。該黨綱領中那些較為強硬的特點被「修正主義者」扶平了，而第一個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曾居住在英國，並對英國工黨的溫和態度印象深刻。儘管有倍倍爾和那些年長者的反對，修正主義還是贏得了勝利，而社會民主黨在所有的實際目的上，變得與自由主義改革派無異。儘管如此，從德國皇帝和容克貴族的舊習慣來講，他們仍然對社會主義者掌權感到恐懼。 社會主義的發展只是工業發展帶來的問題之一，另一個問題是食品供應。1871年時，德國仍有多餘的糧食出口，但隨著人口的增長，情況在1874年左右發生了逆轉，儘管直到俾斯麥下台之後才開始變得嚴重起來。他的繼任者卡普里維降低了穀物稅，自1879年以來，穀物稅已大幅提高（例如，1885年小麥和黑麥的稅每噸從10先令增加到30先令，1887年達到50先令）：農業保護不僅令實業家不快，而且必然因食品價格上漲而促進社會民主主義的傳播。 然而，卡普里維的政策被1902年比洛(12)的關稅推翻了，恢復甚至增加了早前的稅賦。由於關稅和高度科學化的農業的共同作用，德國在戰前的最後幾年比1900年時更接近自給自足。1911年至1912年間，大約三分之一的小麥消費是進口的，但黑麥（在德國比小麥更重要）實際上有少量的出口餘額。對食品徵收關稅的主要目的，除了取悅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容克貴族之外，還在於保證德國在戰時能夠養活自己。在考驗來臨時，人們發現對外國供應源的依賴比想像的大，特別是脂肪類食品。這個問題不易解決。高度保護會大量製造社會主義者；外國的糧食供應使得要想戰爭爆發成為可能，就必須挑戰英國海軍。最後採用的折中方案，結合了上述兩種辦法的一些弊端。 從1871年到1914年，德國的經濟發展顯示出了其他國家從未出現過的集體活力和技能。德國人所受的教育優於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他們擁有大量各種各樣的技術專家，有機構可以讓這些專家的技能在最需要的地方迅速施展。儘管這些長處導致了進步，但也有一些因素使其不那麼穩定。生活習慣的突然改變——從東普魯士的順從的農業生活，變為存在大量工薪階層的現代工業社會相對自由的生活；從傳統的體面的貧困生活，變為商人們突然不安定的奢侈生活；從路德派敬畏上帝的虔誠，變為迄今無數簡單家庭生活其中的富豪統治的柏林式自由——這一切來得太快，太有壓倒性，無法被充分吸收。其結果是，一種並非罕見的歇斯底里的陶醉，對權力的無限可能的信仰，比如相信自己能讓拿破崙倒台。而在掌權者面前出現的是兩個對立的幽靈：社會主義和對外國食品的需求。過去成功的體系，不能再繼續成功下去了，某種東西的爆發是必然的。 * * * (1)　在《美國政治經濟概述》中，李斯特說：「我發現了政治經濟的構成：1）個體經濟；2）國家經濟；3）人類經濟。亞當·斯密講到了個體經濟和人類經濟……他完全忘記了他的著作標題《國富論》承諾要論述的內容。」 (2)　克萊普漢姆：《法國和德國的經濟發展》（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第349頁。 (3)　接替俾斯麥成為第二任德國總理。——譯註 (4)　前引克萊普漢姆的著作，第322頁。 (5)　前引克萊普漢姆的著作，第308頁。 (6)　前引克萊普漢姆的著作，第308頁。 (7)　道森：《俾斯麥和國家社會主義》（Bismarck and State Socialism），第88頁。 (8)　恩斯特·亨利：《希特勒拿下歐洲？》（Hitler Over Europe？），登特出版公司，1934年。 (9)　道森：《現代德國的演進》，第281頁。 (10)　同上。 (11)　道森：《現代德國的演進》，第309頁。 (12)　1900年至1909年間任德意志帝國總理。——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