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二十九章　俾斯麥和德國的統一

自由主義與民族原則在1848年雙雙遭到挫敗，但很快就重新振作了。在義大利，1859年和1860年它們聯手在幾乎整個國家的統一中取得了驚人的勝利，同時在維克托·艾曼努爾(1)的憲政統治下建立了議會政府。（取得同樣的勝利威尼斯是在1866年，羅馬是在1870年。） 可以預期，類似的自由民族主義將在德國得到發展，1848年之後反動勢力的勝利似乎不可能在那裡永久存在。但是，德國發生的事並非按照預想的模式進行。正統原則，作為維也納會議遺留下來的一個障礙，被普魯士的保守派政府所拋棄；政府對德國的民族主義感到滿意，只對自由主義作了一些讓步。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分離，保守主義與正統原則分離，是一大重要成就，它深刻地影響了歐洲的發展。這主要歸結為俾斯麥的個人影響，他也因此必須被視為19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俾斯麥是個鄉紳，一生都帶有鄉下人的做派。他的祖先是布蘭登堡的貴族地主，在那裡生活了500年甚至更久——他在某個場合說比霍亨索倫王室(2)時間還長。他們一直高傲倔強。他的祖父是盧梭的信徒，曾使腓特烈大帝十分不滿。他的父親脾氣較好，缺乏野心，青年時期只是軍隊里的一名軍官；但早早退居自己的莊園，沒有參加1806年或1813年的戰役。他祖上好幾代人都是精力充沛、身強力壯，飲食無度，平時耕耕田、打打獵，生兒育女，然後長大、變老、死去，像四季更替一樣保持著不變的節奏。順從的農奴幾百年來的穩定存在，形成了俾斯麥的思想和感情的潛在基礎，保守主義占據了他的內心，沒什麼可以動搖。他說：「我愛大樹，他們是我們的祖先。」當一個客人正要戴上禮帽開車穿過森林時，他驚呼：「放過我的樹吧，別毀了我的林子！」一想到自己將來要被埋在地底下的棺材裡他就不高興，他指著兩棵高大的松樹說：「在那兩棵樹之間，在森林的自由空氣中，才是我想要的安息之地，那裡可以享受到陽光和清風。」 他的才智和不安分來自他的母親而不是父親。他母親的娘家麥肯斯家族並非貴族，都是些教授和公務員。她父親曾是腓特烈大帝的大臣，被皇帝的繼承人當作雅各賓黨人解僱，後來又被腓特烈·威廉三世召回，成為施泰因的盟友。她本人也是知識分子，雄心勃勃，是都市中的時尚人士。她對丈夫並不滿意，因為他對成功漠不關心。他們一家冬天生活在柏林，到了夏天，他寧願住到自己的莊園，她會生些小病，並堅持要住在一個時尚的濱水地帶，這個習慣剝奪了兒子們在鄉下消夏的機會。她的不滿、聰明、世俗讓每個人都不舒服，同時她自己也無法忍受5個世紀以來讓俾斯麥家族感到滿意的生活方式。 小奧托出生於1815年，他熱愛自己的父親和家鄉，討厭柏林和他的母親。童年時，他在他父親位於波美拉尼亞克的尼普霍夫莊園過得很幸福，與牧童和獵場看守交朋友，與馬和狗一起玩耍。當父親帶他到村里時，會解釋說這一切都是屬於他們的。然而，到了該上學的時候，他那新潮的母親選擇了一個教育機構，該學校自稱是按照佩斯特拉齊的理論來實施教學的。在那裡，他受夠了糟糕的食物和嚴苛的紀律，對此他多年後還在抱怨，說他以前在早晨總是被噪音吵醒。青春期的他，被學校在報告中指責「自命不凡的傲慢」，「沒有想到要給予老師適當的尊重」。然而尊重從來不是俾斯麥的強項。 17歲的俾斯麥充滿了拜倫式的浪漫，相信自己是一名共和主義者和無神論者，他成了哥廷根大學的學生，在那裡，只要別人接受他的挑戰，他就極端樂意去決鬥，並以這樣的狀態和勝利很快贏得了同學的好感。他與歷史學家莫特利交上了朋友，當時莫特利也是哥廷根大學的學生，他說他倆單獨在一起時誰都不講道理。剩下的時間，他大都花在了喝酒和打架上。「一個天生的英雄正在這裡成長。」當時莫特利評論道。不出所料，俾斯麥欠了債，他寫信給自己的兄弟說，「我和老頭子（他父親）之間鬧得很不愉快，他拒絕幫我還債……不過這不打緊，因為我有足夠的信用，所以我可以徹底地放蕩不羈。結果，我看起來臉色蒼白，像是生病了。當我聖誕節回家時，老頭子自然認為我缺乏食物給養。然後我會強硬地說，我寧願成為伊斯蘭教教徒，也不願意繼續挨餓，最後就可以遂我所願了」。他告訴兄弟：「在尼普霍夫的院子裡更容易學到外交上的狡詐和欺騙而不是恃強凌弱。」 21歲時，他獲得了亞琛的外交工作職位，但這在他看來似乎並不值得去做。於是他去歐洲旅行，追求一個他想娶的英國女孩。自然，回國時必須提交辭呈。後來他又得到了一次機會，但仍不能安心於按部就班的官員生活。因為財務原因——包括債務——家人決定他應該待在尼普霍夫並管理莊園。俾斯麥內心對此並不反對，在給表兄弟的信中解釋了其中原因： 我對事務性工作和公務完全提不起興致來；我也不認為自己成為官員甚至大臣是幸事；在我看來，種玉米與寫文件一樣值得尊敬，在某些情況下前者或許更為有用；我更傾向於指揮而不是服從。這些都是事實，我沒有理由委屈自己的喜好……普魯士官員就像管弦樂隊中的演奏者。不管他是第一小提琴手或是三人組合……都必須按照合拍的要求來彈奏樂器……但對我而言，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來——否則不如不演奏。 對一些著名政治家而言，尤其是在擁有絕對憲法權力的國家的那些人物，愛國主義一直是驅使他們為公眾服務的動機。更多時候，野心往往是主要動力，想發號施令，想受人仰慕，想揚名立萬。我必須承認，我自己也沒有擺脫這種激情。許多傑出人物，比如戰時的軍人或者按照自由憲法行事的政治家，還有皮爾、奧康奈爾(3)、米拉波等人——那些在如火如荼的政治運動中發揮作用的人——會對我產生了吸引力，讓我拋開所有的考慮，如火焰吸引飛蛾一樣吸引著我。 通過考核、影響、鑽研文件、年資以及上司青睞，沿著前人走過的路邁向成功，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不過有些時候，對於錯失做公務員可以帶給我虛榮心的一切滿足，我不能說沒有遺憾。官方認可我的價值並迅速提拔我讓我產生的滿足感……被認為是一個有能力和有用的人帶給我的愉悅；縈繞在我和我家人周圍的誘惑力——在我喝下一瓶酒時，所有這些想法都讓我目眩。我需要仔細而冷靜的思考，才能使我自己相信這些不過是愚蠢的虛榮心編織的蜘蛛網，與花花公子對自己衣服的裁剪感到驕傲，與銀行家對自己擁有的金錢感到喜悅，其實是一樣的。對我們來說，從別人的想法中尋求自己的幸福是不明智的和無用的。一個理智的人必須按照他自己認為正確和真實的東西生活，不能為了他人的印象或別人在他生前和死後會說什麼而活。 總而言之，我並非沒有野心，儘管我認為野心與其他的激情一樣糟糕，甚至更愚蠢。這樣說是因為，如果我受野心的支配，那麼這種野心會要求我犧牲所有的精力和獨立性，而即使在最幸運的時候，也不能保證給予我任何永久的滿足……即使我非常成功，在我40歲左右被提拔為首相之前，我的收入也不足以滿足我的需要，讓我在城裡安家。到那時，我應該已經變成一個枯燥無趣的人，應該已經得了憂鬱症，久坐不動的生活也應該已經損害了我的健康，此時我只需要一個可以作為看護的妻子。 這些適度的好處，聽到自己被稱為「首相先生」時的心花怒放，意識到我花國家的錢那麼多對國家的貢獻卻甚少，意識到工作中偶爾對別人的阻礙和傷害——並不能誘惑我。因此，我決心保持我的獨立性，只要仍有成千上萬的人（其中有些人非常優秀）認為這些獎賞似乎可遇不可求，就不去犧牲我寶貴的精力，讓他們歡天喜地地填補我留給他們的空缺吧。 1839年到1847年，俾斯麥過著年輕鄉紳的生活。他打獵，喝酒（通常是香檳和波特酒的混合酒）。他還有無數的風流韻事，以魯莽聞名，所以母親們都讓自己的女兒遠離他。但他從理論和實踐上對農業進行了認真研究，廣泛閱讀了詩歌、歷史書，法語、英語、德語都有。27歲那年，他去英國旅行並喜歡上了英國，因為那裡的人都很有禮貌，因為貴族們騎馬從上議院回來，因為輕騎兵的軍馬居然有1蒲式耳燕麥和12磅乾草的口糧，因為餐館允許他切開大塊肉，並且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當他旅行歸來時，鄉村生活似乎不再令其滿足。 早上我心情不好；晚餐後我才感覺到一切親切起來。我與狗、馬和一些鄉紳為伴。在鄉紳中我有一定的威望，因為我可以輕鬆地閱讀，總穿戴得人模人樣，能像屠夫一樣準確地切肉，駕輕就熟地騎馬，抽味道很沖的雪茄，能將我的客人都喝到桌肚底下——不幸的是，我再也喝不醉了，雖然我的記憶告訴我那是一種極其快樂的狀態。因此，我就像時鐘一樣沒有任何特別的希望或恐懼，過著一種非常和諧但極其乏味的生活。 在這種心態下，他遇到了一位年輕迷人的虔敬派教徒，瑪麗·馮·塞登女士，已與他的朋友莫里茨·馮·布蘭肯伯格訂婚。她開始設法讓俾斯麥皈依宗教：她和布蘭肯伯格告訴他，有個身患肺病且生命垂危的女孩愛著他，如果知道他皈依了宗教，就會幸福地死去。她臨終前，他們告訴俾斯麥，她「內心得到了保證，你的靈魂不會迷失……哦，如果你知道這位女孩是如何為你祈禱的就好了！」。他感動地淚流滿面，但還是沒有皈依。然而在瑪麗和布蘭肯伯格婚後，他在他們家見到了瑪麗的朋友喬安娜·馮·普特卡默，她對他的拯救獲得了更大的成功：他看到了光明，並娶了她。他是個模範丈夫，深情、溫柔、老練，幾乎像女性那樣關注細節，對孩子充滿熱情，即使他們生了一點點小病他也會深感不安。 他的皈依也許並沒有未婚妻猜測的如此徹底。俾斯麥寫信給他的兄弟說： 在信仰問題上，我們有些不同，這點對她造成的痛苦要多於我。不過，差異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大，因為里里外外許多事已經讓我變成了現在的我，所以現在（你知道，這對我而言是一樁新事物）我覺得有理由將自己歸入信奉基督教的人之中。雖然就有些教義而言，也許基督徒們通常認為是最重要的，而我對自己的觀點很清楚，絕不會完全贊同基督教的觀點。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仿佛自己和喬安娜之間簽訂了一份《帕紹條約》(4)。另外，我喜歡女性的虔誠態度，討厭女性中那些炫耀啟蒙的人。 他一向迷信，但並不信教。當宗教能提供政治便利時，他幾乎不自覺地加以利用。有一次他說：「如果我們取消國家的宗教基礎，那麼國家只不過是一種偶然的權利集合，一種抵禦全民對全民的戰爭的堡壘……我不清楚，在這樣一個國家，共產黨人關於財產之不道德的理想是如何受到爭議的。」這種爭論讓他覺得宗教是有用的。但他個人的宗教信仰，如果說他有的話，是一種與大樹和國家有關的模糊的泛神論。 1847年，俾斯麥訂婚並結婚。此時，無論是因公還是因私，他找回了雄心壯志。他成了州議員，並在整個革命時期堅持著一種特殊主義者和普魯士容克應有的極端保守的觀點，甚至他否認1813年愛國的普魯士人有任何將德國作為一個整體的想法。 從1851年到1862年，他得到了許多官場經驗；1851年到1858年，他是普魯士在法蘭克福聯邦議會的特使；1859年到1862年，他是駐聖彼得堡大使；1862年，他做了幾個月駐巴黎大使，然後在同年成為普魯士首相。從那天起到1890年，普魯士的政策皆出自俾斯麥之口。 1862年的局勢是國王和議會之間的激烈衝突。根據1851年的憲法（一直維持到一戰），普魯士議會的權力平衡掌控在中間階層手中。選民分為三部分，富人、中間階層和窮人，每部分的人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相等。每部分各自選出同等數量的選舉人，而選舉人一起選出議會。因此，中間階層可以聯合窮人壓倒富人，又可以聯合富人壓倒窮人。60年代初，中間階層受親英的自由主義影響，而拉薩爾或馬克思都還沒有煽動工人階級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在這種情況下，自由黨在議會中占壓倒性多數。它掌控著錢袋，但政府各部只對國王負責。自由黨領袖們在研究過英國憲法史之後，相信通過財權可以獲得對行政部門的控制權。俾斯麥的任務就是要擊敗他們的這一企圖。 這種衝突是由軍隊引起的。應該承認，軍隊是國王的事，但投票撥款給軍隊就是議會的事了。威廉國王想要一支規模更大的軍隊；議會只同意部分擴軍，而不是全部，作為回報自由派希望所有稅收通過年度預算來投票，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迫使國王選擇一個得到議會大多數支持的部門。在解散過一次之後，自由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國王害怕了，非常傾向於屈服。如果他屈服了，普魯士將成為議會民主制國家，世界歷史也將與過去大不相同。但保守黨說服國王在讓步前再嘗試一個權宜之計：也許俾斯麥能找到擊敗自由黨的辦法，他這個大膽而堅決的反動派，曾在1848年建議採取嚴厲措施。他從阿維尼翁被召回，與國王威廉進行了一次重要會晤。當他建議抵制議會時，威廉表示擔心自己會像查理一世一樣被砍頭。俾斯麥回答說，他本人不怕落得斯特拉福德(5)那樣的命運，並希望國王拿出普魯士人的勇氣。國王被說服了一半，給了俾斯麥一個試探性的許可，看看他能做些什麼。事實證明，議會的自由黨中沒有克倫威爾那樣的人，國王的擔心是毫無根據的。 俾斯麥一開始就告訴議會，他將通過法令延長以前稅收的收繳期限，相信未來會有一個補償法案。他在議會的第一次演講中就帶上了在阿維尼翁便準備好的橄欖枝，但發現拿給反對派的時機尚未成熟。於是他說： 德國應該關注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是它自身的力量……普魯士必須為未來的有利時機儲備力量，這樣的時機已經錯過不止一次。今日之重大問題不是由多數派的發言和決議決定的（那是1848年、1849年的失策），而是由武器與鮮血決定的。 這是一種議會不習慣的語言。「多數派的發言和決議」還是做出了回應，但普魯士人繼續繳納非法徵收的稅款，國王引入了軍隊改革，議會也被證明無能為力。與此同時，俾斯麥決定找點別的事情讓這個國家轉移注意力。 極為巧合的是，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冒了出來。這兩個公國自1460年起一直屬於丹麥國王，但並不是丹麥王國的一部分，它們受不同的繼承法管轄。霍爾斯坦曾經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在感情上屬於德國；而什勒斯維希，至少其北部地區，在感情上傾向于丹麥。由於繼承法的不同，這兩個公國的合法繼承人不是丹麥國王，而是丹麥奧古斯丁堡公爵。公爵的父親早已因為錢而放棄了這一權利，但他們也許會重新要回這個權利。複雜的情況層出不窮：帕默斯頓說，只有三個人了解過這一問題——維多利亞女王的王夫阿爾伯特親王，但他死了；一位德國教授，現在在瘋人院；還有他自己——但他已經忘記了。儘管紛亂不清，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普魯士對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沒有權利。不過俾斯麥認為普魯士應該擁有它們，通過兩場戰爭，普魯士得手了。1863年，當俾斯麥第一次提出吞併時，國王說，「對這兩個公國我沒有權利。」俾斯麥回答：「大選帝侯(6)有權，腓特烈國王對普魯士和西里西亞沒有更多的權利嗎？所有霍亨索倫王室的成員都是擴張者。」國王像往常一樣對俾斯麥感到震驚；但這位首相最終如願了。 第一步是與奧地利結盟，表面上，奧地利和普魯士這兩個大國是為了奧古斯丁堡公爵的利益，同意共同解決這個問題。後來，1864年，與丹麥的短暫戰爭使它們拿下了公國，奧地利暫時占領霍爾斯坦，普魯士暫時占領什勒斯維希，雙方現在都確認奧古斯丁堡公爵的主張無效。其他列強，尤其是英國，憤怒卻無能為力。 下一步是對付奧地利，此時俾斯麥不得不克服泛德意志的情感，這種情感將與奧地利的戰爭視為「自相殘殺」。那些尋求德國統一的人分為兩派，一派希望建立包括奧地利在內的「大德意志」，一派想建立一個把奧地利排除在外的「小德意志」。但是，把奧地利包括進來的德國統一是一項不切實際的政策，因為它屬於非德國的哈布斯堡王朝。自1815年以來，奧地利一直是統一的主要障礙，所以把奧地利逐出德意志邦聯(7)是一個必要的初步措施。俾斯麥看到了這一點，但許多德國愛國者沒有看到。因此，在1866年與奧地利開戰時，他必須確認一切可以得到的支持。 1866年4月8日，俾斯麥與義大利締結同盟，義大利承諾，如果普魯士與奧地利開戰，在未來三個月內的任何時候，義大利也將對奧地利宣戰；他們將共同締造和平，屆時威尼斯歸義大利，普魯士將從奧地利得到同等利益。第二天，俾斯麥在邦聯議會上提出一項決議，據此，由全德國（含蓄地將奧地利排除在外）成年男子選舉產生的議會將與各邦國君主磋商制定德意志憲法。奧地利當然拒絕了這項提案，其目的只是要在民主基礎上調和統一的觀點。普魯士軍隊奉命進入霍爾斯坦，奧地利人不戰而退。由於這一步驟並沒有挑起戰爭，俾斯麥又向邦聯議會提交一份新的提案，明確地將奧地利排除在外。奧地利宣布普魯士違反了邦聯憲法，並要求動員德意志邦聯的所有成員反對普魯士。普魯士以最後通牒回應，戰爭爆發。 像往常一樣，國王必須出面處置。為了他的利益，俾斯麥始終保持一種他認為行之有效的虔誠的語言風格。在危機中，他寫道： 陛下放心，我甚至可以拿我的信仰保證，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試圖以任何強求的方式影響您崇高和有著無上權力的決定，是違背我的想法的。我願意把它交給萬能的上帝，讓它為了祖國的福祉指引陛下的心，我更傾向於祈禱而不是勸告。但我無法掩藏我的信念，如果我們現在維持和平，那麼戰爭的危險會再次出現，也許再過幾個月，我們將處於不太有利的境地。只有當雙方都想要和平時，和平才能持久……作為陛下最忠實的僕人，16年來我一直非常熟悉奧地利的政策，毫不懷疑在維也納對普魯士的敵意已成為主流，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國家政策的唯一動機。一旦維也納內閣發現情況比目前有利，這一動機就會積極發揮作用。奧地利的第一個努力將是在義大利和法國複製這些情勢，這將使它們變得更加有利。 皇太子妃（後來的腓特烈皇后）寫信給她的母親維多利亞女王，稱俾斯麥為「惡人」，並表達了德國自由黨的普遍情緒。但是俾斯麥明白勝利會讓他得到寬恕，他的幕僚長莫爾特克向他保證勝利是肯定的。此外，當他翻閱《聖經》尋找神諭時——所以他寫信給自己的妻子——他看到了一段經文：「當我的敵人退後時，必將在你面前仆倒滅亡。因你已為我伸冤，為我辯屈。你坐在寶座上，按公義審判。」然而，即使是這樣也令人懷疑：「我們有充分的信心，」他寫道，「但我們不要忘記，全能的上帝是非常反覆無常的。」 戰爭是短暫的，普魯士取得了完勝。俾斯麥知道日後他需要一個友善的奧地利，所以他在自己目標實現的第一時間就堅持和平。國王和將軍們希望凱旋地開進維也納，但俾斯麥流著淚懇求，最終得償所願。義大利得到了威尼斯，普魯士獲得了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漢諾威、拿騷、法蘭克福、黑塞-卡塞爾、黑塞-達姆施塔特北部。奧地利主導的舊德意志邦聯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北德意志邦聯，其議會由成年男子選舉產生，普魯士國王將擔任主席。從這一點到德國統一的完成只有一步之差。在財政上，除了漢薩同盟諸城，德國已經通過關稅同盟實現了統一，但是戰後在關稅同盟（德國南部大多站在奧地利一邊）的革新問題上，需要一項新的條約，而只有結成軍事同盟並且普魯士在其中占優勢的情況下，俾斯麥才會同意新條約。儘管有些勉強，德國南部還是接受了他的條件，關稅同盟更名為「海關議會」，後者將代表整個國家。 1866年戰爭期間，普魯士選出了一個新議會。此時恰逢普魯士獲勝，俾斯麥成了民族英雄。現在該是他伸出從阿維尼翁帶來的橄欖枝的時候了：新議會賠償了政府自1862年以來不按憲法徵稅的損失，還輕而易舉地創建了軍隊，帶來了誘人的勝利。自由黨分裂成了兩個派別，其中較大的一派自稱「國家自由黨」，成為俾斯麥最忠誠的支持者。奇怪的是，在與保守黨的關係上他遇到了更大的困難，因為保守黨對他與義大利人聯手攻打奧地利的德國人感到憤怒。他與保守黨的外交分歧始於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當時他更看重與俄國的友誼，而不是與奧地利的。從他1851年去法蘭克福起，他就覺得普魯士必須擁有自己的主張，以抵制奧地利的傳統傲慢。在法蘭克福的代表會議上，一向只有奧地利人吸菸，但俾斯麥大膽地點燃了雪茄。當奧地利特使穿著短袖接待他時，俾斯麥說：「是的，天氣好熱。」隨即脫下了自己的外套。這些行為是一種先兆。 俾斯麥並不尊重正統原則。他只是站在維護普魯士利益的立場上，非常願意與拿破崙三世交好，雖然保守黨稱此人為「罪人」，但只要這個人能幫助普魯士變得強大就行。1857年，在寫給他的保守黨老友、前贊助人友格拉赫的信中，他說： 在當今政治世界，還有多少人的根沒有深植於革命土壤里？西班牙、葡萄牙、巴西、所有的美洲共和國、比利時、荷蘭、瑞士、希臘、瑞典，還有英格蘭，後者現在甚至有意識地紮根於1688年的光榮革命中。即使是這片領土——即今天的德意志各邦國君主從皇帝和帝國那裡獲得了一部分，從貴族那裡獲得了一部分，還有屬於他們自己國家的一部分——也無法出示占領它的完全合法的證明，而在我們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我們也將不可避免地藉助革命的支持。 早在1848年，俾斯麥就曾驚呼：「我是見了鬼了才會去關心這些小國？我唯一關心的是保衛和加強普魯士的力量。」事實上，這是他整個職業生涯的觀點，唯有找到一種可以把德國統一與普魯士權力的增長結合起來的辦法時，他才支持德國統一。與正統原則的擁護者不同，俾斯麥沒有什麼國際性原則。法國人如何選擇統治方式不是他所關心的；是波旁王朝、波拿巴，還是共和國，他們的統治是好是壞，人民到底幸不幸福，在他看來，都不是一個普魯士愛國者所關切的，除非為了使壞而干預法國的權力。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保守黨和自由黨，但他教世界採納他的原則。遵照他的準則，沙皇在後來的日子裡不怕與無神論的法蘭西共和政府結盟。 在德國實現統一之前，還有一項任務要完成，那就是在一場對法國的戰爭中把南北聯合起來，這場戰爭必須看起來像是法國的囂張氣焰強加給德國的。俾斯麥確信，沒有別的東西能產生一種普魯士霸權聯盟所必需的感覺。為了與法國開戰，地面上必須做一些精心準備。軍事準備可以放心地交付給毛奇(8)；雖然他們倆經常爭吵，但俾斯麥關注的是他的外交政策所導致的戰爭必須是毛奇有信心獲勝的戰爭。在與德意志南部各國的軍事聯盟的幫助下，在經歷了兩次戰爭之後，如果允許毛奇做兩三年的準備，他承諾可以取勝。其他的問題是外交上的，必須確保其他大國的中立。俄國得到了支持其修訂1856年關閉海峽的條約的承諾。英國可能會同情它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盟友，但拿破崙中了俾斯麥的詭計，以書面形式表達了想要吞併比利時的願望，這份文件在關鍵時刻發表，有效地阻止了英國對法國的援助。奧地利和義大利一直到最後都拿不定主意，等到拿破崙軍事上遭遇厄運時才投身德國的事業。如果法國皇帝同意維克托·艾曼努爾(9)占領羅馬，義大利會站在法國一邊；但他拒絕了，因為受了狂熱信奉教皇至上主義的歐仁妮皇后(10)的影響。這樣一來，它就被留給路德在色當的同胞去終結教皇暫時的統治。 俾斯麥以高超的技巧在最終導致了與法國決裂的階段。他和拿破崙都是流氓，但一個聰明，一個愚蠢，聰明的流氓讓另一個流氓的欺詐行為在全歐洲顯露無遺，同時成功地掩蓋了自己的無賴行徑。在最後一刻，他幾乎被威廉國王樸素的誠實打敗了，但他通過對特快專遞電報的「編輯」，在一切準備就緒之時成功地發動了他所期望的戰爭。 眾所周知，這場戰爭使德國吞併了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形成了德意志帝國；而法國付出了巨額賠款，建立了第三共和國，還有巴黎公社——以不可思議的野蠻方式被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政府消滅。 德意志帝國包括除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之外的整個德國，它的聯邦憲法與1867年建立的北德意志邦聯的憲法非常相似。普魯士國王是德意志皇帝，普魯士首相是帝國首相，他和其他大臣只對皇帝負責，而不是對帝國國民議會負責。同時設立了聯邦議會，由幾個邦國任命的代表組成；帝國國民議會由成年男性公民直接選舉產生。國民議會控制財政，法律需經其批准，但立法提議權屬於聯邦議會。俾斯麥擔任首相直至1890年，在實際事務中憲法幾乎不能限制其權力。中間階層已被馴服，他再也沒有遇到過像1862年那樣的麻煩。法國陰沉的敵意正好合他的意，因為這為德國軍國主義的存在提供了明顯的理由。不過他沒有機會發動進一步的戰爭，因為全世界已經得出結論，與俾斯麥開戰不是一個好主意。 俾斯麥在1862年至1871年取得的成就也許算得上是政治家生涯中最非凡的才能。他不得不擺布國王，因為國王的妻子、兒子和兒媳都痛恨他。他不得不讓這個國家轉換觀念，因為大家起初都討厭他和他的政策。他不得不讓民族主義走向保守而不是自由化，選擇軍國主義而不是人道主義，選擇君主制而不是民主制。他不得不確保普魯士人戰勝丹麥人、奧地利人和法國人，儘管其他列強都不希望這樣。他不能讓國王明白他的政策，因為這不是一個誠實的老兵會贊同的。他不能讓全世界理解他的策略，因為一旦這樣，他就會被打敗。他時時刻刻都可能遭受巨大災難。對他而言幸運的是，沒有哪個國家的政治家能像他那樣理解外交遊戲，就連隨後上台的迪斯雷利也被他玩弄於股掌。在關鍵的幾年裡，奧地利、法國、英國和俄國都跟著他的曲調起舞。他到處激起強烈的怨恨，但是除了法國，這些怨恨後來都平息了。最後，德國已然如此強大，怨恨也是徒勞。 俾斯麥的所作所為打上他個性的烙印，一種像泰坦尼克號一樣複雜而分裂的個格。在向妻子求愛時，參照一首以前向她引述過的詩寫道：「於我而言最愜意的是，希望在這樣的夜裡，共享歡樂，成為夜晚暴風雨的一部分；騎上脫韁的馬，沿著山岩飛奔而下，沖入萊茵河的轟鳴之中。」他年輕時喜歡拜倫甚於其他所有詩人，儘管自稱在婚後拋棄了拜倫，但在給妻子的信中顯露出他性格的那一面依然存在。他告訴妻子：「落在世間的東西如同墜落的天使；美麗，卻缺乏平和；強加於世人的計劃雖然偉大並盡了很大的努力，卻從未成功；強加於世人的東西是高傲和憂鬱的。」他是野蠻與溫柔的混合體，對那些絕不違逆他意志的，包括妻子、孩子、馬和狗，都很溫柔；對所有反對他的人則很殘酷。在與法國交戰期間，他對法國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鐵石心腸。「每個出現背叛行為的村莊都應被夷為平地，所有男性居民都應被絞死。」在科梅爾西，一個法國女人來為她被捕的丈夫求情。「大臣（俾斯麥）非常和藹可親地聽她訴說，當她講完後，他以儘可能親切的口吻答道：『嗯，我好心的女士，你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你的丈夫（他用手指在脖子上畫了一條線）現在會被絞死。』」(11)當有傳聞說加里波第和13000名志願兵被囚禁時，他問：「為什麼他們還沒有被槍斃？」在另一個場合，他說，如果抓住了加里波第，「我們將讓他示眾，在他脖子上掛個標牌，寫上『忘恩負義』，然後收費。」他堅持不關押黑人俘虜，但對法國人的不幸無動於衷，並嘲笑他們。當儒勒·法夫爾(12)一臉病容時，他認為這是裝出來博取同情的。但他對自己兒子的命運表現出了最嚴重的焦慮。在克尼格雷茨戰役後，他騎馬在遍地屍體之間穿行，說：「當我想到赫伯特可能某一天也像這樣躺著時，心裡感到難受。」他的情感很原始，將人嚴格地分為朋友和他人；對他人他沒有同情，無論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 他以自己的情感創造了一個世界，在那裡分為值得珍愛的德國和其他可以加以利用或征服的地區。他是一個嚴苛、焦躁和具有英雄氣概的人，他試圖以自己的意象重塑世界。不幸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成功。 * * * (1)　義大利統一後的第一個國王。——譯註 (2)　普魯士王室。——譯註 (3)　愛爾蘭人，19世紀前期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代表，英國下院天主教解放運動的領袖。——譯註 (4)　查理五世委派的代表與莫里斯等人簽訂的條約，它確立了新教的地位。——譯註 (5)　英國國王查理一世的親信，曾建議將愛爾蘭軍隊調到英國來鎮壓革命，這是其重要罪證之一，以致他後來被判死刑。——譯註 (6)　即腓特烈·威廉。——譯註 (7)　1815年德意志各邦組成的聯盟，組織鬆散，各邦保持完全的主權。——譯註 (8)　德國軍事家，策劃和指揮丹麥戰爭和普奧戰爭。——譯註 (9)　撒丁國王，1861年義大利王國宣告成立後，成為統一後的首位義大利國王。——譯註 (10)　拿破崙三世的妻子。——譯註 (11)　布希：《俾斯麥》，第305頁。 (12)　法國外交部長，拿破崙三世的反對者，結束普法戰爭的《法蘭克福條約》的談判者。——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