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二十八章　民族原則

……你知道那些長官大人 和我們的王子親自來了， 請求，命令，威脅，敦促， 肩負民眾和宗教的所有責任， 承受著如此重壓， 多麼可敬，多麼榮耀， 讓我們共同的敵人跌入陷阱， 他們禍害了我們的國家， 而牧師們並沒有甘居其後。 —————————— 不遠處有一座山， 恐怖的山頂噴出火焰和滾滾濃煙； 山體滿是閃光的碎片， 無疑在那裡孕育著金屬礦藏和噴涌的硫磺。 無數的隊伍像插上翅膀， 飛快地趕往那裡； 開拓者帶著鏟子和鐵鎬， 勝過皇家的御營軍， 他們挖著戰壕或鑄建堡壘。 財神帶領他們前行， 財神的精神已經從天堂跌落， 即使在天堂，他的形容和思想總是下傾， 讚賞那些踩著金磚的天堂富人， 甚於其他神聖或聖潔的極樂境界。 ——彌爾頓 第二十八章　民族原則 （一）歐洲大陸的自由主義 1815年至1848年間，世界上有三種不同類型的進步力量：美國的農業民主主義者，哲學上的激進主義者，還有自由主義者。在歐洲大陸，後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有些複雜：因為他們都是進步性質的，所以感到應該合作，但其實他們在深層觀念方面存在分歧，合作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最終變得不可能。 哲學激進主義者的觀點主要源自18世紀的法國，他們相信人類先天都是一樣的，並將成人之間的差異完全歸結為教育和環境。至於宗教方面，他們是懷疑論者；在道德方面，他們將幸福視為唯一終極的善。他們認為自身利益是行動的主要動力，理性是辨別自身利益的手段，政府則要想方設法協調不同個體的利益。他們既是世界主義者，也是理性主義者，而且相當民主。繁榮和啟蒙在他們看來是政府的正確目標；在實際事務中，他們首先強調的是經濟學。 哲學激進主義者通過科布登在英格蘭占了主導地位，通過英格蘭，又在一段時間內對歐洲大陸產生了巨大影響。 然而從歐文時代起，他們的理論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僱主的，另一種是工薪勞動者的。他們幾乎所有具有鮮明特徵的學說都在馬克思主義之中存活了下來：相信所有人天生具有相似性，相信理性和世界主義，對自身利益的訴求以及對物質繁榮的重視。國際社會主義和國際資本主義都從他們的教義中產生；而哲學激進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被證明是更持久的。科布登的時代已經過去，列寧的時代卻沒有結束。 拿破崙倒台後的自由主義者與邊沁主義者有很大不同。的確，他們與18世紀的法國有內在聯繫，但那是與盧梭而不是與百科全書派和重農學派的聯繫。他們是感性的人而不是理性的人：指望用感情來彌補弱者和被壓迫者的痛苦。他們張口便是古代的一些誇誇其談的話，比如暴君、奴隸、自由。在沒有感受特定的情緒時，他們似乎對這些詞聞所未聞。確實，沒有人總能認出誰是暴君，誰不是。在英格蘭，拿破崙被稱為暴君，華茲華斯在講到自由時說：「來了個暴君，你要帶著神聖的快樂與之作戰。」但在義大利，拿破崙被尊為救星，曼佐尼在其關於拿破崙之死的著名頌歌中就是這麼說的。在德國，自由主義的觀點出現分歧。海涅寫了《思緒：勒·格朗集》歌頌拿破崙，而1813年的愛國者卻憎惡他；至於歌德，在成為聖賢之後，保持了超然的中立。 在天主教國家，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教權的。他們到處支持宗教寬容，而宗教寬容在歐洲大部分地區仍不存在。很多人認為，上帝直接向人們的內心彰顯自己，特別是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的內心，而神學是神父們為奴役人類精神而創造的愚蠢之舉；這導致他們像盧梭那樣陷入了一種含糊的非教條的宗教。其他自由主義者則是泛神論者，尤其是那些與共濟會有關的人，他們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就開始了自由主義的事業。 典型的大陸派自由主義者是共和黨，這僅僅是因為雅典和羅馬在其輝煌時期是共和政體。但是，許多自由主義者打算容忍國王的存在，只要他們能夠批准憲法，解放奴隸，允許宗教和新聞自由。有些人反對貴族制，也有許多人不反對，他們像塔西佗一樣認為羅馬的自由正是在元老院的寡頭統治下而不是皇帝的個人統治下實現的。在盧梭的影響下，所有自由主義者都主張財富有腐蝕作用，並相信窮人的簡樸美德。 從實用政治的角度看，自由主義者的觀點最好由他們的愛與恨來界定。他們討厭神聖同盟，視梅特涅為邪惡的典型。他們之所以喜歡法國，是因為它的革命以及《哲學》中的自由思想。他們恨法國、西班牙、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因為它們象徵了反動派的勝利；恨壓迫希臘的土耳其人，因而直到1848年他們都不怎麼痛恨沙皇。他們詛咒卡斯爾雷和皮特，但欽佩坎寧，對他的讚賞也許超過了他應得的。 最重要的是，他們崇拜拜倫。 歐洲大陸對拜倫的推崇，一直令拜倫的同胞費解。英國激進主義者偏愛雪萊，他的革命詩歌在憲章派會議上被誦讀，並且是由信奉歐文主義的工人來讀。但在海外，拜倫被認為是（可能除歌德之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拜倫的一切都符合浪漫的氣質：他是勳爵，卻又是個流浪者，他富有，卻維護被壓迫者，憤世嫉俗的外表下（非常徒勞地）暗藏著一顆流血的心。希臘是那個時代的最浪漫的原由，拜倫為希臘而死。他頌揚錫雍的囚徒(1)，這些人因16世紀的共和主義而蒙難。至於華盛頓這位獲得成功的英國敵人，他寫道： 疲憊的雙眼該在哪裡休息， 何時凝視這位巨人， 哪裡既沒有閃爍罪惡之光， 也沒有卑劣的情形？ 是的——這是一個——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最好的—個—— 西方的辛辛納特斯(2)， 我們羨慕他卻不敢恨他， 把這個名字留給華盛頓， 讓人臉紅的只有一個。 這是一個風行厭世的時代，受一種神秘的哀傷困擾，它鄙視塵世，在孤獨中尋找著自由。他的《海盜》和《異教徒》煽動貴族的叛亂情緒；給那些熱愛人類但討厭個人的人提供了方案。朱塞佩·馬志尼無法原諒英國人對拜倫的忽視，並拒絕相信拜倫沒有善待自己的妻子。俾斯麥年輕時總是讀他的作品：「有時他會坐平底船去打鴨子，酒瓶總不離手，在喝酒和打鴨子的間隙會讀拜倫的書。」(3)訂婚後，他送給未婚妻幾本拜倫的詩集，但評價它們是「一派胡言」——可能是怕嚇到她的敬神之心。他甚至考慮過以恰爾德·哈羅德(4)的方式週遊世界。 拜倫的詩為普及民族原則作出了很多貢獻。當他寫到「希臘諸島上，熱情似火的薩福(5)在那裡生活和歌唱」時，他提出甚而可能相信，如果土耳其人真的是新的薩福，那他們會在那裡生活和唱歌。當梅特涅勸說亞歷山大延長希臘的奴隸制時，拜倫寫道： 在法艾爾的山崖上，自由之神！ 你陪伴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部下， 能否預見到悽慘的現在， 那典雅美麗的綠色原野會變得這般暗淡？ 不僅三十暴君在蹂躪它， 而且任何人都在支配這片土地； 但他的子孫並不奮起，只是徒勞地抱怨， 他們在土耳其的禍害下顫抖， 從生到死都被奴役；言語和行動均喪失了氣概。 除了孤寂，一切均已改變！ 但每一個眼神中依然閃爍火焰， 確信他們的胸中之火會重新燃燒， 失去的自由是不滅的光芒！ 許多人還沉睡在夢中， 但光復祖先遺產的時刻就要來到， 他們深盼著外國的武器和援助， 不敢獨自抗擊敵人的暴行， 或者將打上奴隸烙印的哀傷一頁撕碎。 世世代代的奴隸！你是否知道 要獲得自由必須挺身而出？ 用自己鍛造的武器戰勝敵人？ 高盧人或莫斯科人會拯救你們？不！ 確實，他們可能會把那傲慢的掠奪者拉下馬， 但不是為了你的自由聖壇上燃起火焰。 希洛人的靈魂！戰勝你的敵人， 希臘！改換你的君主，而國家依舊。 光榮的歲月已經消逝，恥辱的日子卻在繼續。 出現在拜倫的詩作和自由主義者的抱負中的自由，與哲學激進主義者的自由截然不同。邊沁及其追隨者是功利主義者，不相信絕對的「人的權利」，儘管在實踐中，他們認為通常最好在一定範圍內讓人們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他們重視見解的自由，因為他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陳述自己的意見，擁有最佳意見者將征服公眾輿論。他們看重自由貿易，因為它增加了勞動的總產出。他們對政府有著普遍的偏見，因為政府是由貴族組成的，貴族們能引述賀拉斯的話，但對貿易一無所知。邊沁他們想要的自由是個體從事現代經濟活動的自由，荷馬和弗吉爾對此從未提起。 根據自由主義者的構想，自由要比用曼徹斯特的棉製品交換波蘭的玉米的權利更浪漫，要比用地雷和冒煙的煙囪讓山谷變得醜陋不堪的權利更有情調。對自由主義者而言，自由是關乎人類尊嚴的權利：他和新教徒都認為，靈魂和上帝之間不應有任何中介，任何外部權威都不能指導一個人履行職責。如果一個義大利人覺得自己有義務為祖國（而不是為某片小領土上偶然出現的統治者）效力，他就應該做個愛國者，即使這樣做可能意味著要拒斥那不勒斯國王的神聖權利或者教皇的神學主張。因此，國家像每個個體一樣，擁有「自由」的權利，即不受外國人、神父或君主制的支配。在實踐中，國家應是自由的這一信念，是自由主義信條中最重要的內容。它發展成民族原則或者自決原則，這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1848年至1919年的歐洲事務。 民族原則很難準確地表述。大致說來，它聲稱，地理意義上的任何群體若希望組成一個政府，便有權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然而在實踐中是有其局限性的。1917年時，位於彼得格勒的一棟房子根據該原則宣稱自己是一個國家，並將為其自由而鬥爭，此事被認為走得太遠了，甚至威爾遜總統也不予支持。愛爾蘭有權援引該原則反抗英格蘭，阿爾斯特(6)的東北地區也有權以此原則對抗愛爾蘭的其他地區，但弗馬納郡和蒂龍郡不被允許以此來對抗阿爾斯特的東北地區。民族原則的一個限定條件是，相關地區的面積不能太小。另一個條件是該地區不能位於亞洲或非洲，在日本人打敗俄國人之後，所有思想健全的人才明了這一點。還有一個條件是，該地區絕不能像蘇伊士或者巴拿馬那樣在國際上具有特殊意義。 對於1871年之前的自由主義者而言，這些限制並不明顯，因為對他們來說國家是種神秘的東西，幾乎像人類中的個體一樣有自己的靈魂。強迫人們生活在一個他們不覺得是自己祖國的政府統治下，就像強迫一個女人嫁給她討厭的男人。對家鄉和家庭的愛都基於一種本能，它們共同構成了愛國情懷的基礎。正是這種情感的存在促成了民族原則的正當性。 國家不像階級，並非是從經濟上來定義的。我們或許可以說，地理意義上的群體具有一種團結精神。而在心理上，它類似於一群海豚、一群烏鴉或一大群牛。團結精神可能來自共同的語言、假設具有的共同血統、共同的文化或者共同的利益及共同的危險。一般來說，所有這些都在產生民族情感方面起著作用，但這種情感無論如何產生，都是一個民族存在的唯一必要條件。民族主義者傾向於認為一個民族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對此觀點的相信程度遠遠超過了事實所能提供的證明。莎士比亞說英國人「是幸福的種族」，後來的民族主義者也紛紛這麼說。既然民族被認為是種族，那民族之間的差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是先天的。因此，自由主義者不同於哲學激進主義者，他們傾向於強調人與人以及種族之間的差異，並將這些差異性歸結為教育和環境之外的原因。這種觀點受到了達爾文主義的極大鼓舞——當然，達爾文主義不是以科學的形式出現的，而是以政治家認為有用的形式出現的。 現代形式的民族主義發端於都鐸王朝時期的英國，亨利八世在宗教上援引了民族主義，伊麗莎白在商業方面援引了民族主義。它被新教神聖化，因無敵艦隊的戰敗而獲得榮光，因海外貿易和西班牙大帆船的戰利品而獲利。這三種強烈的民族情感在與斯圖亞特王朝的鬥爭中暫時彼此分離，1688年之後又重新結合在一起，並在馬爾伯勒(7)、老皮特和納爾遜的領導下取得勝利。滑鐵盧戰役之後，英國人開始心安理得地認為他們在德行、智力、軍事實力和商業頭腦上優於其他所有民族。最重要的是，他們認為自己正如彌爾頓所說（名義上是在說猶太人），理解了「公民政府的可靠規則」。他們的自滿首次亮相是在19世紀末美國和德國工業的發展過程中，對於這兩者他們以魯德亞德·吉卜林(8)和塞西爾·羅德斯(9)式的歇斯底里的帝國主義做出了回應。 法國大革命之前，英國民族主義是自由主義性質的，因為它支持議會政府，反對西班牙和法國的絕對君主制。從1793年到卡斯爾雷去世，英國因為容不下革命思想而走向反動。但是從坎寧時代到格萊斯頓1886年倒台，外交政策（除了在幾個很短的時期內）始終是自由主義的。 法國的民族主義是從保衛反對國王聯盟的革命開始的，它的情緒在《馬賽曲》中得到了表達。法國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領導了歐洲大陸的自由主義。即使在1870年拿破崙三世倒台後，加里波第(10)和巴枯寧這樣的人也覺得為保衛法國而奔走是值得的。法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即使對那些非法國人來說，似乎不單單是一種民族主義，而是為革命理想的普遍勝利而進行的神聖事業。在法國，最自由主義的就是最愛國主義的，而復辟的國王最願意服從外國的命令。 德國的民族主義是拿破崙開創的。它始於耶拿戰役之後，在1813年的解放戰爭中得到有力的表現。像所有的民族主義一樣，它也有自己的理想：其目的是把世界從法國的「不道德」中解放出來，恢復一個更健康的時代的簡單的責任理想。被神父、波旁王朝、哈布斯堡家族壓迫和分裂的義大利人，期盼他們能夠獲得自由，像從聖弗朗西斯到米開朗基羅那段時間一樣重新領導這個世界的人文主義和精神生活。斯拉夫人的各種民族主義在1848年首次出現，他們自稱擁有神秘的上帝意識，從黑暗的森林深處汲取力量，並賦予他們超越其他不太具有神秘意識的種族的智慧。 真正的完美的自由主義相信所有這些不同民族的優越之處，並認為各民族在自由和尊重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應發展各自的特殊優勢，共同創造出美妙的和諧之音。 不幸的是，現實中的結局截然相反。 （二）義大利的民族主義 義大利人的民族生活在16世紀被暴力消滅，所以他們將拿破崙視為同胞和解放者，歡迎其到來。整個義大利大陸都受到了他的影響，只有西西里島還在納爾遜和漢密爾頓夫人(11)的控制下，依然忠於保守和野蠻。義大利的法國政權伴隨著自由主義改革以及繆拉特(12)對義大利統一的宣揚鼓舞，儘管在這方面仍然有些模糊。 維也納會議終結了義大利政府的自由主義，恢復了教會的權力和貴族制。但是，像威尼斯和熱那亞那樣的地方，共和政體在革命時代到來前就已經存在了1000年，原來的狀態並未完全恢復。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看到，塔列朗考慮了熱那亞人的要求。他們越是希望維護其古老的獨立，在與會者看來，就越要通過他們的例子表明部分人口的願望對於領土的分割的影響是多麼小。儘管威廉·本廷克勳爵(13)做出了明確承諾，熱那亞人還是被交由薩伏依王朝絕對統治。 恰好從熱那亞走出了一個最能激發義大利愛國主義和團結願望的人物——朱塞佩·馬志尼。他生於1805年，其父對法國的共和主義持歡迎態度，在書後藏了一些老吉倫特派的報紙，一旦被發現，警察就會找上門。在學校里，對羅馬史的學習立刻激發了馬志尼的愛國主義和共和主義。他崇拜小加圖(14)以及老布魯圖斯和小布魯圖斯——確實非常欣賞，因為受他們影響，他一生鍾愛陰謀。1830年的法國革命在義大利引起了反響；捲入其中的馬志尼成了流亡者，餘生基本上在英國度過。儘管如此，他仍然是義大利革命的領導者和激勵者。 「馬志尼是個天才，但受上帝和民族主義這兩個抽象觀念的影響太大了。」班傑明·喬伊特(15)牧師如是說。對他而言，這兩個都是抽象概念，都顯得不太重要。然而對馬志尼來說，它們是密切相關的：他的民族原則並非僅僅指向義大利人，他的上帝也不只是部落的神。 馬志尼說：「民族性對我而言是神聖的，因為我從中看到了為所有人的福祉和進步所做的努力的影響。」「人類是一支偉大的軍隊，為征服未知的土地而前進，對抗強大而狡猾的敵人。人民就是戰士，每個人都肩負著特殊的使命，而共同的勝利取決於他們是否正確地完成各自的任務。」「上帝在每個人的搖籃上都會寫下他的所願……特別的興趣、特殊的才能，在標明所有的特殊職能之前，會清楚地寫出要完成的特殊使命，以及在人類進步事業中所要從事的特殊工作，這些對我而言似乎就是民族性真實而可靠的特徵。」接著他還提出了每個國家的作用：英國的任務在於其工業和殖民地，俄國要使亞洲文明化，而波蘭是斯拉夫人的捍衛者。德國的任務是思想，法國的任務是行為，而義大利人要將思想和行動統一起來。「德國人行走在世間時，其視線消失在天堂深處；法國人很少望向高處，而是用它不安的穿透性的目光窺視塵世的表面；守護義大利命運的天才，從來不會從理想迅速轉換到現實，而是從古老的理想中尋求如何將塵世和天堂結合在一起。」 馬志尼會對一個想思考的法國人或者想行動的德國人做些什麼，這一點還不清楚；一個非義大利人會默許他分配給義大利的傑出作用，似乎也不太可能。他拒絕將愛爾蘭視為一個國家，因為他們不「主張任何與英國人的要求和願望形成鮮明對比的、源於其本土特點的生活原則或立法體系」，至少他是這樣說的。但應該注意的一點是，作為教皇的敵人，他始終遭到愛爾蘭人的反對；也許如果他們對馬志尼友好些，他就會認為他們有一個國家使命。 他認為義大利民族運動之後的斯拉夫民族運動，是歐洲最重要的運動，並正確地指出，它必須證明對奧地利和土耳其是致命的威脅。馬志尼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歐洲合眾國，由一個總部設在羅馬的聯合會來管理，而這樣的組織應該是義大利的領導才能的產物。顯然，他的民族原則不適用於歐洲以外的地方，亞洲不過是歐洲的附庸，而在國際舞台上他也沒有分配給美國一個角色。對馬志尼而言，民族國家的存在是通過其詩人和哲學家來實現的，他知道波蘭的詩人和哲學家，但不知道中國的。 無疑，馬志尼的本意是在不同民族國家之間保持公平，但他不斷顯露出對自己國家的偏愛。他覺得義大利「光芒四射，歷經苦難而得到升華，在認為它已經衰亡的那些國家中，像一個光明天使一樣上升」。他說：「義大利的命運，就是世界的命運。」我們已經看到，在創建和管理設在羅馬的歐洲合眾國時分配給義大利的主要責任。這是「上帝賜予的這片土地，賦予歐洲的實現道德統一併通過歐洲傳達到全人類的偉大使命」。對他來說，民族不僅僅是個體的聚合，而是一個擁有自己靈魂的神秘實體。他指責卡萊爾過分強調個人英雄、反對集體生活。他說，一個民族的生命「不是她自己的，而是一種力量和普遍的天意計劃中的一種功能」。上帝「把地球表面的人類分成不同的群體或核心，從而創造出了民族性的萌芽。邪惡的政府破壞了神聖的象徵。儘管如此，至少就歐洲而言，你仍然可以通過大河的流向、山脈的走勢和其他地理現象清晰地描繪出它的蹤跡」。遺憾的是，他忘了告訴我們上帝對多瑙河的設想是什麼，知道這一點或許可以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 對馬志尼而言，不僅是國家，還有家庭，都具有自然群體的神聖性，這個群體的神聖性超過了其個體的組合。他說：「家庭，是心的祖國。家庭中駐著一個天使，她擁有仁慈、甜蜜和愛的神秘力量。這位天使讓我們的職責不那麼枯燥，讓我們的悲傷不那麼痛苦……這個家庭的天使就是女人。」馬志尼是個單身漢，這是一個流亡者對家庭和國家的理想化。「家庭的概念不是凡人的，而是神的，非人力可以摧毀。像國家一樣——甚至比國家更甚——家庭是一個存在的要素。」 哲學激進分子將人視為各種個體，感興趣的是只有在經濟利益認同的基礎上才產生的群體。而馬志尼感興趣的是依據生理、情感或地理因素來劃分的群體。在他看來，以這種方式形成的——包括家庭、民族和整個人類的——社會實體是極其重要的，而且是人類個體身上可以發現的大多數優秀品質的源泉。這使他對科布登和馬克思充滿敵意。 除了更一般的理由外，他還反對科布登提出的不干涉大陸政治的原則。在涉及道德問題時，他持中立態度。法國1859年和普魯士1866年、1870年的軍事支持，以及英格蘭1860年的外交同情，使義大利實現了統一。他覺得，科布登的和平主義政策會讓義大利永遠被奴役。儘管他跟科布登一樣不贊成克里米亞戰爭，但他仍然指出「和平人士是沒有原則的」。似乎我們應該同時與俄國和土耳其作戰，因為他們都是壓迫者。他從來沒有想到，一種在全世界進行征戰的習慣很快就會發展成帝國主義。 功利主義哲學對他來說完全不得人心，因為它主張人應該為責任而不是幸福活著。他稱讚卡萊爾反對「強烈的唯物主義，一個半世紀以來，它一方面在洛克、博林布魯克或教皇的著述中，保持著對進步的篡奪；另一方面又在斯密和邊沁的著作中，以利己主義和物質福利學說在人們內心埋下自私的種子。工業文明的所有運動，都充斥著理性和道德文明，而他（卡萊爾）沒有被迷惑」。他認為，那些接受功利原則的人「被逐漸引開，忽略人類最高、最神聖和最不朽的發展，並致力於追求他們所謂的有用。除了善以及它所產生的東西，沒有什麼是有用的。有用是可以預見的結果，而不是要調用的原則。」「我們由此掛心的不是要快樂，而是要變得更好；人類生活沒有什麼目標能比這個重要，即通過集體努力去發現，並且每個人為了他自己去執行上帝的律法，而不考慮個人得失。」他推斷在大學裡，除了贊同他的學說的教授外，不應該有其他哲學教授。談到他不喜歡的黑格爾派，他說：「總有一天，我們會掃除所有這些東西。」他進一步推斷，「個人或社會沒有主權，除非兩者都符合神聖的計劃和法則……多數人的簡單投票並不構成主權，如果它明顯違背最高道德準則……人民的意志在解釋和應用道德法則時是神聖的；當它脫離了法則，只代表任性的想法時，它是無力和無效的。」墨索里尼接受了這些學說並付諸行動。 毫無疑問，「每個人為自己而執行上帝的律法」是一個令人欽佩的原則。對一個相信教會了解上帝律法的天主教徒來說，它甚至可以成為政府的法規。就像在教皇國看到的，結果可能不是大多數現代人所希望的那樣。例如，宗教裁判所仍在實施迫害，直到1841年才頒布法令「命令所有人舉報異教徒、猶太人和巫師，舉報那些妨礙宗教法庭或譏諷教皇和神職人員的人」(16)；1851年，一條穿過羅馬涅的鐵路被禁止使用，理由是「鐵路帶來貿易，而貿易導致罪惡」(17)。儘管這些原則看起來有些古怪，但至少不是無政府狀態，只要承認教會已經得到了上帝律法的啟示。然而，馬志尼並不接受教皇的權威，對他以及新教徒而言，上帝的律法是直接啟示每個人的良心的。不幸的是，有些啟示彼此矛盾。馬志尼的良心告訴他，英格蘭應該進行武力干預，以確保歐洲大陸被壓迫民族的自由；而科布登的良心告訴他的恰恰相反。他們倆都是最為真誠並具有高度道德感的人。既然他們有共同的標準，兩個接受了效用原則的人可以爭論的只是實踐方面的差異；但兩人都遵循「上帝的律法」，並發現他們的差異只能讓他們互相指責對方邪惡而且大打出手。因此，馬志尼的道德準則聽起來比邊沁的幸福原則高尚得多，但在實際事務中，它面對強權統治時沒有什麼優勢。那些相信自己是神啟的接受者的人往往會惹出麻煩，馬志尼的學說只能在無休止的戰爭或暴政中終結。 從他對邊沁的反對的性質來看，他對社會主義的反對是可以預料的。他討厭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相信布道的職責責任而非相信階級戰爭。起初他與共產國際上有一些往來，但直到他確信自己無法將其從社會主義轉變為一種捍衛被壓迫民族的力量時，便不再來往。他認為，闡釋歷史的基礎在於宗教，而不在於經濟學。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將人視為環境的產物；相反，他認為社會和工業環境是「人類在一定時期內的道德和智力狀況的體現，而最重要的是它的信仰」。儘管他贊成許多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立法，但他的哲學觀點與馬克思截然對立。在所有事情上，他都強調意志；他反對黑格爾的宿命論，並因此反對馬克思的宿命論，它還有唯物主義的缺點。 在漫長的動盪不安中，馬志尼只在1849年成立的羅馬共和國中短暫擁有過不穩定的權力，幾個月後就被路易·拿破崙撲滅，成就其贏得世人敬仰的第一步。後來，在加富爾(18)的高明政策的指導下，對義大利統一的追求才更加成功，新征服的領土被納入了薩伏依王朝的版圖。馬志尼終其一生都是位共和主義者，義大利王國的創立並沒有令他感到滿意。但正是他的宣傳激起了人民的熱情，這種熱情由加里波第引導，並被加富爾利用。義大利能走到這一步，馬志尼的學說功不可沒。 （三）德國的民族主義 在耶拿戰役和1866年奧普戰爭之間的60年里，德國的自由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三種不同元素的混合物。西方有一種親法的因子，喜歡革命政府實行的改革，將德國視為落後的國家，把民主共和視為目標，堅信革命是不可或缺的方法。而在商人和實業家以及普魯士官員中，有一種受到英國自由放任思想影響的運動，這種運動在早期稱為斯密主義，後來叫作曼徹斯特主義。當科布登的名聲達到巔峰時，這一運動在60年代初最為強勁。德國自由主義的第三個要素是對民族統一的渴望，這種純粹的愛國主義情懷迫使人們採取自由主義的形式，因為以這樣的事實看來，統一似乎只有在反抗小國君主和奧地利的情況下才能達成。德國統一運動是反法的，因此很難與親法的自由主義合作，當俾斯麥發現保守派實現統一的方式而德國的愛國主義不再是自由主義時，該運動也壽終正寢。70年代，工業界轉而反對自由貿易，科布登的自由主義在德國也不再產生影響。哲學激進主義倖存下來的東西只有通過馬克思在社會主義民主之中得到體現。 法國和英國的自由主義形式未能給德國留下任何深刻或持久的印象，而民族主義形式卻逐漸征服了整個國家，除了社會主義者。對民族主義形式的初次文學表達是在費希特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中，1807至1808年冬，他在柏林做了演講。耶拿戰役和《蒂爾西特和約》使普魯士蒙羞，而拿破崙贏得了亞歷山大大帝的友誼，似乎變得難以撼動。費希特是一位熱忱而超凡脫俗的哲學家，作為康德的繼承人，是公認的先驗的形上學領袖。他因為以宇宙的道德秩序來識別上帝而被指控為無神論者，被迫辭去耶拿的教授之職。但普魯士政府向他示好，於是他去了柏林，並最終（在1811年）成為大學校長。他的哲學，即所謂的「唯心主義」，強調了自我的重要性，其行事有時與其信念一致，所以歌德和席勒都不喜歡他，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絕對自我」。他的信仰與個性相結合激發出了使他成為德國民族主義奠基人的學說。 費希特在演講開始時說，他此時是在對整個德意志民族說話，「要完全撇開並拒絕幾個世紀以來在這個國家發生的不幸事件造成的所有分裂的區別」。從國外的消息來看，德國受到了自我追求的感染；它必須在更崇高的道德層面上進行重建，為達此目的，首先必須做的是建立一個新的教育體系。「通過新的教育手段，我們想將德國人塑造進一個法人團體，使其所有成員都受到同樣利益的激勵。」他說「意志就是人的根本」，又接著說：「新的教育必須在本質上是這樣的，它要徹底摧毀它所耕種的土地上的意志自由，在意志所做的決定中製造恰恰相反的嚴格的必要性，不這樣做就不可能存在。這樣的意志從今以後是可以信賴的、有把握的。」我們必須讓學生對他們的物質福利漠不關心，並且「塑造有內在的基本美德的人民，因為只有通過這樣的人，德意志民族才能繼續生存」。顯然，這是辨別善惡的唯一依據。 在教育過程中，不能與校外的世界有任何接觸，「從一開始，學生就應該不間斷地、完全地受這種教育的影響，並應該與社會隔絕，避免任何接觸。甚至不能聽聞那些維持我們生存和福利的重要衝動和行動。」我想，這意味著男孩要吃東西，不是因為他們餓了，而是因為食物是他們為維繫德意志民族出力所必需的。 德國的教育對全世界都很重要，而不僅是對其本國而言，因為「首先，所有德國人被要求作為先驅開創一個新時代，並成為其他人類的楷模」。這一點從語言角度得到了證明。費希特認為法國人、西班牙人、義大利人或多或少是日耳曼人後裔，而在德國的德國人也被承認有很多斯拉夫人的混血兒，因此這不是種族問題，而是語言問題。德國人，包括斯堪的納維亞人，比那些說源自拉丁語系的語言的民族更純正，由於那些移民講中古拉丁語，這些人已經變得落魄和衰敗。拉丁語和希臘語是純正的語言，德語也是，但羅曼語不純正。 由此可見，德國人比外國人更認真、更深刻；在德國受過教育者和未受過教育者之間的差異也要比拉丁語國家中的差異小，因為在後者那裡，只有懂拉丁語的人才能理解常用詞的原意。(19)據此可知，「文化」這個概念是非德語的，而希望被認為有文化的德國人就要模仿外國的方式。但這種對外國方式的熱愛已被證明是災難性的：「現在所有導致我們走向毀滅的罪惡都源自外國。當然，這種罪惡只有與德國人的認真和其對生活的影響相結合時，才會必然帶來毀滅」。外國人或者在他們影響下的德國人所做的研究僅僅是歷史方面的，而那些未受殃及的德國人的研究則是真正的哲學上的。外國的天才如同蜜蜂，他們採集蜂蜜，「以整潔迷人的方式儲存於常規構造的巢穴中。但德國精神如同雄鷹，它憑藉強健的身軀、健壯而歷經磨練的翅膀在高空翱翔，飛上九霄，飛到近到可以愉快地凝望太陽的地方」。 費希特說德國像是母國，世界其他地方則像是不忠實的殖民地，(20)其唯一的功能是向德國傳播古代文化，而這些文化自身又過於膚淺難以理解。如果德國被外國人摧毀，「迄今我們民族發展的源源不斷的血脈實際上就要終結了；野蠻必將重新開始，而且沒有獲救的希望，直到我們又像野獸一樣生活在洞穴中，像它們一樣互相吞噬。確實是這樣，而且必然不可避免地這樣，當然只有德國人才能看到這一點。」 隨著講座的進行，德國的卓越優勢變得越來越明顯。我們得知，「德意志民族是幾個世紀以來，新歐洲國家中唯一一個在實踐中以其市民階層為榜樣來表明它能夠容忍共和憲法的民族」。「對死亡的信仰，相比一個以原始狀態活著的人的信念，我們稱之為外來靈性。一旦這種外來靈性出現在德國人中間……它會表現為一種懺悔……相信所有人都普遍且同樣有罪。這種信念我在其他地方已經作了充分的描述——參見《至福生活指南》第二講。」最後，德意志這個詞似乎只是偶然出現的一個地理或種族術語，對日耳曼語的深刻性而言，它具有另外的和更深層的精神意義： 所以，最後讓我們將我們所說的德國人一清二楚地呈現在你們面前，就像我們迄今所描述的那樣。真正的標準是：你是否相信在人類自身、在自由、在無止境的進步、在種族的永恆進化中，有某些絕對基本和原始的特質？或者你不相信這一切，而是想像你清楚地感知和理解的與這一切相反的東西的發生？所有那些活著、能設計和製造新事物的人；所有那些如果這不能成為他們的使命，無論如何都絕對會拋棄毫無價值的東西，站在原地等待原始生命的溪流把他們帶到某個地方的人；所有那些連這樣的進步都沒有達到，但至少有一點意志自由的跡象，不討厭它，也不害怕它，反倒熱愛它，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具有本原精神的人，當所有這些人被視為一個民族時，他們就是一個本原的民族，一個單純的民族，即德意志人。那些自甘成為次要的衍生之物的人，以及那些清楚地知道並理解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事實上也是這樣的，並因為他們的這種信念而變得愈發如此；他們是生活的附屬，而生活是隨著他們眼前或者周圍的東西激發出來的；是岩石上的迴響，是現在已經歸於沉寂的回聲。他們被認為是一種人，在本原的人範疇之外，對本原的人而言他們是陌生人和外來者。 馬志尼允許每個歐洲民族（除了愛爾蘭人）都有自己合法的愛國主義，並允許為人類的共同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費希特說得更透徹：「只有德意志人——本原的人在專橫的組織中是不死的——才真正擁有這樣的人民，並可以依靠這樣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誠而理性地愛自己的民族。」事實上，「具有這種品質和成為德意志人，無疑是一回事。」 從這些形而上的高度落到現實政治的世俗事務中，我們了解到，德國不應與外部世界開展貿易，而應該是一個封閉的商業國家——這是費希特在1800年寫的一本書中的主題。德國永遠不會想要海洋自由，因為「他自己土地的豐富物產，加上自身的勤奮，為他提供了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切所需」。然而，我們絕不能因此認定德國將是一個和平主義國家：和平是那些熱愛物質舒適的人的理想。國家具有「更高的目標，遠不止通常所定的維護其內部和平、財產、人身自由以及維持所有人的生活和福祉。單單為了這個更高的目標，無需其他意圖，國家就可以集合一支武裝部隊……什麼樣的精神有無可爭議的權利去召喚和命令每個相關的人，不管他自己是否願意；去強迫任何反抗者拿一切去冒險，包括其生命？這不是和平的公民出自對憲法和法律的熱愛而具有的精神，而是更高層面的愛國主義燃起的吞噬一切的烈焰，給民族披上永生的外衣，高貴的人樂意犧牲自己，卑賤的人為其他人而活，也必須同樣地犧牲自己。」 「卑賤的人只為其他人而存在」這一原則否定了人的權利與邊沁主義的權利觀，因為邊沁認為所有人的幸福是同等重要的。費希特認為應該犧牲卑賤的人。那麼誰來決定哪些是卑賤的人？顯然是政府。因此，每一種暴政都是正當的，剷除政敵也可以以國家至上的名義進行。 《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成了德國愛國者的「聖經」，甚至直到1919年，德意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社會民主黨人埃伯特在宣布他的政策後說：「這樣我們才能認識到，費希特賦予德意志民族的任務。」他不僅在德國受人敬仰，卡萊爾也頌揚過他，托馬斯·希爾·格林在牛津教了整整一代人把他看作道德純潔的完美化身。然而在現代世界，沒有任何政府的殘忍、不公或可憎是這位賢明的教授的學說所不能證明其正當性的。 一些君主，還有「暴政的基礎和暴君的血腥工具，以及威廉·皮特」都試圖摧毀法國大革命，反而引出了拿破崙。拿破崙試圖消滅普魯士，卻成就了費希特，費希特又導致了俾斯麥的崛起。俾斯麥試圖摧毀法國，於是復仇在所難免，而復仇使得希特勒橫空出世。也許這種以刺刀為後盾的高尚道德並不是提升人類幸福的最佳途徑。 如果說費希特開創的德國愛國主義比馬志尼的更狂熱和更霸道，那麼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沒有外國的幫助，義大利不可能實現統一，因此在宣傳上必須吸引其他國家的自由主義者。相反，普魯士還記得腓特烈大帝以武力抵抗世界的輝煌，卻忘了英國作為盟友的作用，也忘了俄國的突然變卦最終使它得救。有人認為，一個團結的德國將強大到足以獨立自主。對於外國人，民族主義的信念永遠不會比外交和軍事方面的考慮更能安撫他們。如果費希特為德國主張的比馬志尼為義大利主張的多，那完全是因為德國可能是一個更強大的國家。 當德國1813年起來反抗法國時，部分是受到了費希特所鼓吹的愛國主義的激勵，部分是由於對英國式議會憲法的嚮往。施泰因男爵代表普魯士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結合，進行了重要的改革，包括廢除農奴制；普魯士國王和其他德國統治者中的大多數承諾在拿破崙被推翻後頒布憲法。然而，奧地利反對憲政，也反對德國統一的意願，而這種意願在普魯士特彆強烈。在梅特涅的影響下，所有的民族主義都不受歡迎，費希特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變成了非法的。 有一段時間，1848年的革命帶來了變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憲政自由主義者和擁護德國統一的愛國者。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上，他們盡力為德國起草憲法，但未能解決奧地利的難題。奧地利本應是德國的，他們覺得應該被納入新的日耳曼聯邦。但奧匈帝國的大部分居民是馬扎爾人或斯拉夫人，愛國的德國人不想將他們包括進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在擊敗一個共和黨少數派之後，將統一後的德國王冠授予了普魯士國王，但他拒絕了。之後奧地利的復興不僅羞辱了普魯士，還重新開始摧毀國家統一和民主政府的所有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有多少人是在奧地利的影響消除後成了普魯士政府的大力支持者，並在1848年的運動失敗後的數年內流亡海外。不僅像海涅、馬克思和李卜克內西這些激進主義者被迫移居國外，還有特奧多爾·莫姆森和理察·瓦格納這樣的人，以及後來成為俾斯麥的秘書及密友的洛薩·布赫、莫里茨·布希。只有通過俾斯麥，德國的愛國主義才變得可敬，變成了保守主義。結果，許多因為愛國而成為自由主義者的人，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變成了保守派。 在俾斯麥時代，德國民族主義的神話被許多教授完善了，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歷史學家特賴奇克。在《19世紀德國史》中，他以最能激發民族自豪感的方式敘述歷史事件，對準確性沒有任何狹隘的偏見。他的觀點是形成威廉二世時期德國人觀念的一大重要因素，其中一些話就能說明這一點。 在1813年的文學作品中，他寫道：「在偉大的民族鬥爭中湧現出來的詩人們歌唱戰爭，這是唯一直接適合藝術表現的政治活動形式。他們的愛國熱情喚醒了人們永恆的特有的情感，即戰鬥中的喜悅和憤怒，對勝利的期待以及獲勝之後的快樂。他們追求一個明確的結果，一個淳樸的百姓很容易理解的結局，就是把祖國從外國壓迫者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他遺憾地認識到，40年代對鐵路和工廠的狂熱，以及偏愛科學而不喜歡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傾向，抓住了很多德國人的心，特別是那些曾經生活在英國或美國的德國人： 在新的政治經濟的繁忙活動中，迅速出現了一群狂熱追求實用性和普遍進步的人，這群人在早年平靜的德國相當不為人知，慕尼黑的藝術家在參加蒙面遊行時用漫畫嘲笑這些人，還給他們起了外號叫「向前先生」。這些人都去過英國或美國；他們對每一家新的鐵路公司或工廠企業（這些企業往往只是騙局）都感興趣；除了可以計數、稱重和測量的東西，他們什麼都不看重。從這些圈子中最先傳出的呼聲得到了無知記者的熱切回應，他們呼籲自然科學的訓練必須成為一般文化的基礎，而幾千年來滋養著所有文明民族的語言和歷史教育必須立刻從崇高的位置上退下來。 幸運的是，雅各布·格林(21)明確指出了這些科學觀中的錯誤。「他表明，精神科學必須是一般文化的基礎，因為只有它們才能理解整個人類的生活，包括想像的世界和心靈的世界。」R.梅耶和亥姆霍茲這樣的科學偉人也持同樣觀點：「古老燦爛的德國唯心主義仍然活躍在自然科學新領域的所有先驅的智者中……而物質主義的愚蠢則被留給了那些承繼他們的次要人物。」 特賴奇克追溯了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之爭的源頭，從理論上講，它是1841年李斯特在其《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開創的： 蘇格蘭的感性主義哲學從未在我國廣泛流行，並被康德有效地予以了駁斥。然而在經濟學領域，隨著感性主義起起落落的亞當·斯密的學說仍在德國盛行。李嘉圖和塞伊(22)以僵化片面的角度重建了這一學說，巴斯夏(23)則通過熱情激昂的文字使之普及。在當務之急是要推翻封建社會的秩序時，這一學說被證明是一種解放的力量。但現在在德國的大學裡，它其實比那些不具效用的傳統好不了多少。按照講授舊的自然法則的教師採用的僵化方法，一種每個有效率的法學家早已放棄的方法，政治經濟學家們習慣於從經濟人的抽象概念中推導出他們的命題作為邏輯推論，所謂經濟人就是在最便宜的市場買入，在價格最高的市場賣出。所有利益的和諧融洽，社會的公正與理性的秩序，都來自這些個體經濟人之間相互衝突的利己主義鬥爭，都是社會力量自由地相互作用的結果。自私的動物衝動創造了奇蹟，將人提升到超越野獸的地位。心思細膩的人能夠意識到這一學說不是德國式的，但他們仍然願意將這種神奇的力量歸因於一種有見識的自私，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自私不可能是有見識的，不可能從它所處的低層次上獲得對國家生活廣闊前景的深遠展望。這一理論依賴於一種缺乏歷史觀的樂觀主義，完全忽視了人類歷史上的兩大力量：愚蠢的力量和罪惡的力量。 這種批評是有道理的。邊沁主義者鮮少注意到「愚蠢的力量和邪惡的力量」，這兩股力量報復性地創造出了特賴奇克這樣的人物，並導致民族主義運動在全世界開展。但他繼續指出，「增進對自身利益的了解足以終止犯罪」是一個錯誤的想法，人們會懷疑是否還有其他力量可能產生這種效果。在政治上，還有其他不同於利己的強大力量，但總體而言比利己更糟糕：它們是嫉妒、好鬥、殘忍、愛掌控的力量，所有這些都可以稱為「愚蠢和罪惡」。但事實上，「理想主義者」給它們安上了高尚的名字，例如愛國主義、民族精神、視物質金錢如糞土等。毫無疑問，有見識的利己主義犯下了很多罪行，例如利奧波德國王對剛果的統治；但其可能性取決於他們的受害者是否缺乏啟蒙教育。無疑，有比利己主義更好的動機，但這些動機很少能得到足夠廣泛的傳播，使其在政治上足夠強大。 特賴奇克似乎認為，德國人除了考慮德國的利益之外，永遠不應考慮任何事情，而其他國家的人如果追求國家目標，那他們就是邪惡的。他說法俄同盟是一個「不良的政治圖謀」，斯拉夫的民族主義是「荒誕的夢想」。但他最痛恨的是理性功利主義的觀點。他抱怨英國地主在自由貿易降低了他們的土地價值時，開始從事商業活動，而不是以紳士的方式忍受飢餓： 現在，土地財產不再產生足夠的回報，土地所有者開始對鐵路、銀行和工業企業感興趣。不久，阿蓋爾公爵的一個兒子就可以經營利潤豐厚的葡萄酒生意，而不受社會排斥。當德國的紳士在貧窮中堅守騎士風範時，英國古老的榮譽觀和等級偏見被金錢的力量削弱，一股商業風潮攪動了整個國家的生活。決鬥，作為對抗社會退化的不可或缺的終極資源，被廢棄了，很快就會完全不為人知。 他說，科布登 把國家視為由個人的自由意志建立的有保障的社會。他認為，它的唯一職能就是保護企業和勞動免受暴力干擾，並使被保護者為此所花的費用儘可能低。對他來說，經濟利益構成了人類生活的全部內容，而商業旅行者的快速旅行和廉價的棉花生產就是文明社會的至高目標。當宣稱史蒂芬森和瓦特的歷史意義遠超愷撒和拿破崙時，他是非常認真的。 科布登並不是完全不對，他「比他的大多數同胞更了解外國；他讚賞普魯士」。儘管如此，他對德國的影響還是遭到了公開譴責。 特賴奇克的反法更甚於反英。他把在德國讀到的法國文學描述為「污穢和血腥的混合物」，說它具有一種明顯的世俗智慧，源於將舊觀念顛倒過來，並說「上帝是罪惡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財產是偷盜而來的」。據說，一些法國作家甚至認為可能存在貞潔的妓女。 他對猶太人沒什麼好感。他講述了1833年黑塞的選帝侯（因為與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私交甚好），是如何在其他統治者之前給予猶太人平等權利的。 「這個實驗的結果最令人不滿。顯然，高利貸和欺騙的罪行不僅是缺乏自由的後果，它還深深地根植於猶太人的民族劣根性之中，要剷除這一罪惡絕非易事。在黑塞，猶太人現在可以從事他們選擇的任何職業，而他們也讓大家看到他們是怎樣殘忍地盤剝可憐的鄉下人的。結果，德國猶太人獲得解放的起點，成了對猶太人強烈仇恨的焦點。」 從上面這段話，誰能想到，古老的普魯士貴族——特賴奇克在全人類之中最仰慕的人，其每一分收入都是通過「對可憐的鄉下人的殘酷盤剝」而獲得的，也只是因為成了法國人的手下敗將才開始解放農奴？1807年至1808年的耶拿戰役之後，逐步解放農奴的法令才頒布；1816年，滑鐵盧戰役之後，這項措施還僅限於那些在村里擁有耕牛和一定田地的農民，因而該法令一直持續到1850年。 在評判德國時，很難忽視的是，已經在科學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藝術和工業技術上都高度現代化處的德國人，在政治發展上起步比法國晚，比英國晚得更多。腓特烈大帝比亨利八世擁有更多絕對權力，在他死的時候，農民的自由程度還比不上1349年黑死病之後的英國。19世紀逐步建立的議會機構，直到l914年才擁有與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議會差不多的權力。普魯士是德意志最重要的邦國，也最窮兵黷武，其東部省份中有西部鄉紳中的封建貴族，這些人最初是作為當地斯拉夫人的外來征服者而來的。此外，在英國，西部鄉紳是詹姆斯二世黨羽，對政府沒有什麼影響，他們分為從事高端金融的一派和輝格黨人大家族，都有自由主義的影響。但在普魯士，鄉紳出身的俾斯麥及其周圍的人都是王權的主要支持者。 相比英國，德國的自由主義思想較弱還有另一個原因：商業相對不重要。漢薩同盟(24)諸城鎮以商業為生，在整個19世紀都保留著科布登主義的風貌。1871年，漢堡和不萊梅由於堅持自由貿易而一直游離於德意志關稅同盟之外。自由主義本質上是商業的產物，它存在於古希臘和中世紀義大利的商業城市，也存在於荷蘭和英國這樣的商業國家。正如我們所見，費希特希望德國沒有對外貿易，他的現代追隨者只要時代允許，仍堅持這樣的觀點。在我們看來，德國觀念上的遲滯似乎與商業上的落後有關。 有德國民族主義特徵的學說都可以在卡萊爾那裡找到：相信意志比知識重要，相信信念比理性重要，相信責任比幸福重要；崇拜國家，欣賞強大的專制統治，重視種族和英雄人物；厭惡被偽裝成對工業無產階級的憐憫的工業主義。這些內容中的大部分也可以在班傑明·迪斯雷利那裡找到。在亞洲和非洲實行的英帝國主義中，德國民族主義中所有令人反感的衝動似乎都已找到發泄渠道。帝國一直是英國道德淪喪的納污之地，德國沒有這樣的出口，不得不忍受國內的專制。「我想到英國殖民地印度效力，」俾斯麥年輕時說，「然後我想，到底印度人對我造成過什麼傷害？」自以為是的英國人會用心想想這種反思。 * * * (1)　《錫雍的囚徒》是拜倫代表作之一。——譯註 (2)　納博科夫的小說《斬首之邀》中的死囚。——譯註 (3)　路德維希：《俾斯麥》，第51頁。 (4)　拜倫作品《恰爾德·哈羅德遊記》中的主人公。——譯註 (5)　古希臘著名的女抒情詩人。——譯註 (6)　原為愛爾蘭一地區，今為北愛爾蘭及愛爾蘭所分割。——譯註 (7)　英國統帥，曾隨英國遠征軍參加英荷戰爭，當時最優秀的軍事將領之一。——譯註 (8)　英國著名小說家、詩人。——譯註 (9)　英國殖民者，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鼓吹英國真正的目標就是要擴大不列顛在全世界的統治。——譯註 (10)　義大利愛國者，將軍。——譯註 (11)　18、19世紀名動那不勒斯的交際花，作為納爾遜將軍的情婦名留青史。——譯註 (12)　那不勒斯國王。——譯註 (13)　英國政治家，出身顯貴，曾任印度總督。——譯註 (14)　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說家，斯多噶派哲學家，老加圖的曾孫。——譯註 (15)　牛津大學教授，19世紀英國傑出的古典學家和神學家，以翻譯和研究古希臘哲學著名聞名，如《理想國》。——譯註 (16)　博爾頓·金：《義大利統一的歷史》（A History of Italian Unity），第一版，第79頁。 (17)　辛普森：《路易·拿破崙和法國的復甦》（Louis Napoleon and the Recovery of France），第48頁註解。 (18)　義大利政治家，義大利統一運動的領導人，也是後來成立的義大利王國第一任首相，與加里波第、馬志尼並稱義大利統一運動三傑。——譯註 (19)　這很有道理。例如，比較「armistice」一詞與「waffenstillstand」（兩詞的中文意思均為「停戰」——譯註）的區別，後者的字面意思是「武器仍在待命」。 (20)　這種觀點，除了那些知道在德國如何教授歷史的人之外，其他人幾乎無法理解。這位德國男生從學習中得知，歷史上有過一個腐敗而衰弱的羅馬帝國，但被它耗盡活力的許多國家是由一大批高貴的德國人的湧入振興起來的，即義大利的東哥特人，西班牙的西哥特人，高盧的法蘭克人。這些拉丁國家的皇室和貴族都是日耳曼後裔，人們認為他們在此後幾百年里所具有的優勢，是日耳曼的血脈所賦予的。 (21)　德國著名語言學家。——譯註 (22)　19世紀的法國經濟學家。——譯註 (23)　19世紀法國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家、政治經濟學家。——譯註 (24)　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間形成的商業、政治聯盟。——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