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三十二章　歐洲的仲裁者

1907年，歐洲列強分裂為兩個陣營，這一最終形式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自維也納會議以來，世界發生的變化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世紀：自由和組織都得到了發展，而且是在同等程度上有所發展。就自由而言，農奴制已經消失；議會制度被引入到以前不存在的地方，也比之前的模式變得更民主；工會已經合法化，在與僱主打交道時，給了工薪階層一些平等談判的途徑；移民在任何地方都是政府允許的，並開始對南歐和東歐產生了重大影響；除了在俄國帝國外，各地都形成了宗教寬容；刑法也不再那麼殘酷；新聞審查制度或被廢除或變得緩和，政治上也比以往任何時期更接近言論自由。 組織的變化同樣顯著。鐵路的發明使大型經濟組織成為必要，而有限責任法使得大型經濟組織成為可能。無論是在歐洲還是美洲，資本的聚集規模不斷擴大，從而使經濟力量集中在少數巨頭手中。1815年，政府所起的作用相對較少，於是在許多新的方向上變得活躍起來。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西方國家中有文化的民主的存在使國家合作的新強度成為可能，這種情形以前只存在於小型城邦國家。鐵路、電報、電話使處於中心的人能夠迅速向遠方的人發出指令，從而增強了政府的有效權力。在歐洲以外的地方，印第安人曾狩獵的地方，非洲酋長曾帶領他們的勇士去戰鬥的地方，現代城市和現代機制如今將人們帶進證券交易所的軌道。 儘管世界自1814年以來已經發生了改變，但有一個方面沒有發生任何重大變化，如果說有的話，也是一種倒退性的變化。大國的對外關係，如同維也納會議時期一樣，仍然掌控在個別人的手中，其權力可能受到理論上的限制，但在實踐中幾乎是專制的。儘管在三個東方帝國中建立了議會，但他們的對外關係仍然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就像亞歷山大一世和梅特涅時代一樣。在英國，外交政策連續性的傳統使得對外關係脫離了議會的有效控制；無論哪個政黨執政，外交部都掌握在1830年就進入這個部門的輝格党家族成員手中。在法國，外交部長的絕對地位不如歐洲其他國家的；但常任官員和某些商業利益集團的聯盟導致的結果，與獨裁統治在其他地方產生的結果非常類似。 雖然各國之間的關係因此完全沒有實現現代化，但它們的相互傷害的力量卻大大增加了。科學和工業化已經改變了戰爭的手段，並有可能將這些運用於戰爭中，同時武器生產也可以裝備更多的人員，遠遠超過當年打敗拿破崙的戰役中的情形。更快的機動性和命令的傳達使得入侵敵國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得多。因此，各國比以往更加相互畏懼。這種恐懼滋生出更強烈的民族主義，反過來又在邊境地帶製造了更多的恐懼，也進一步強化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恐懼在災難性的相互作用中不斷地互相強化，最終促進了準備戰爭的國家組織，特別是應對突發戰爭的組織，因為通過這樣的組織能最快動員起來的大國可以確保軍隊在敵方領土上迎戰。陸軍、海軍、外交各方必須緊密合作，等待著開戰的最後信號，並始終處於這樣的精神狀態中。 在國際關係中，組織的缺乏與經濟生活的某個方面，即新資本的投資缺乏組織性有關。我們已經看到，羅德斯和利奧波德國王從非洲的投資中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在世界許多地方帝國主義者的冒險也在尋求類似的利潤。有時，這些利潤是通過征服得到的，有時是靠外交手段獲得的。在領先的工業國家中，鋼鐵工業與軍備工業密切相關，它們始終竭力向落後的國家出售武器。當沙皇的艦船被日本人擊沉時，德國皇帝多次勸他向德國公司訂購新船，但沙皇更信任其盟友法國。巴茲爾·查哈羅夫爵士想通過潛艇發財，但他一開始與所有大國打交道時，就面臨著失敗的命運。不過，最後他的希臘同胞買了1艘，這導致土耳其人訂了2艘，另一個大國3艘，又一個要了4艘……以致盧西塔尼亞號(1)被擊沉——這一事態的進展自始至終完全符合造船者的心意。通過這種方式，新資本的投向與外交博弈密不可分，而其利潤往往取決於戰爭的危險。 在任何地方，外交事務都是一個謎，在世俗之人的面前暴露出來是不符合國家利益的。對歷史學家而言，幸運的是，發生在這三個東方帝國的革命已使得這些國家的文件很早就公開了，如果這些國家仍由舊政府控制，就不會在那麼早的時候允許這樣公開。我們現在可以像100年前那樣準確地判斷，在一戰前的最後幾年，這些超人會調動他們國家的巨大軍力。 1814年時，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有沙皇、奧地利皇帝和後來成為德國皇帝的普魯士國王。但在這三個東方大國之間，相對重要性發生了巨大變化。德國現在排在首位，奧地利最末；俄國雖然仍然非常突出，但已經輸給了德國，失去了屬於亞歷山大一世的霸主地位。英國憑藉其海軍和帝國依然強大，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德國的威脅。英國的對外權力從1905年底開始絕對地掌控在愛德華·格雷爵士手中，幾乎與德國的外交完全握在皇帝的手中一樣。法國的政策變化不定，不過在最後占上風的政策中起決定作用的人物是德爾卡斯和龐加萊。所有這些人不僅僅是非個人力量的體現，而且通過他們的個人特質影響事件進程。 1871年至1914年的整個時期，在歐洲的外交版圖中，有些因素是固定不變的，另一些則有所變化。最重要的不變因素是法國對德國的敵意。俾斯麥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接受了它，並且一方面與俄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另一方面鼓勵英國、法國、義大利加入帝國主義的冒險，使他們相互間陷入衝突，從而解決了這一問題。俾斯麥倒台後，法國逐步改善了外交處境，先是建立法俄聯盟，然後與英國簽訂協約，最後通過巴爾幹戰爭削弱德國和奧地利在巴爾幹半島的地位。此外，大家都知道，一旦戰事爆發，美國的金融和工業資源將更傾向於法國和英國，而不是德國；特別是摩根公司幾乎被視為協約國的合作夥伴。隨著法國地位的提高，法國政治家和實業家的心中重燃收復失去的省份——尤其是洛林的鐵礦石——的希望。其他列強的願望可能已經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實現了，但阿爾薩斯-洛林的收復只有在歐洲通過一次全面的戰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一旦1904年的協約能確保英國的支持，法國的利益和政策要比其他任何大國的都更傾向於最高級別的衝突。 根據對事件的影響來判斷，歐洲最重要的人物是德皇威廉二世。他的年輕時代在祖父威廉一世和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王的陰影之下度過。他的母親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女，王儲腓特烈的妻子。腓特烈等即位等到57歲，登上王位時已是一個垂死之人，在他統治的短短几個月裡，已經無力在政府中起任何作用。威廉二世出生時左臂萎縮，因此從未得到母親的愛，她告訴一位奧地利人（當然，這位奧地利人複述了她的話）說，比起自己那「粗俗蠢笨的兒子」，她是多麼羨慕奧地利王儲。她是一個野心勃勃、專橫的女人，渴望繼承王位，痛恨俾斯麥和德國，從不費心掩飾她覺得自己是英國人的那種感覺。老皇帝一直活著——直到90歲時才離世——她的希望漸漸破滅。她預見到自己的統治（她的丈夫對她唯命是從）將是短暫的，這使她更增添了對這位以前不喜歡的兒子的嫉恨，在丈夫臨終前的最後幾個小時她還無可救藥地跟兒子吵了一架。威廉對母親的憎恨是其對英國的仇恨的根源。 然而，英國對他而言不只是一個仇恨的對象，同樣也是他欽佩的對象。在那個時代，一個國際性的王室要比紅色或黑色的國際勢力更有影響力。在北歐，只有一個王室，其不同的成員統治著不同的國家，而維多利亞女王是公認的首領。不僅德國皇帝是她的外孫，而且沙皇已經娶了她的孫女——尼古拉訂婚時在自己的日記中得意地寫道：「我叫她祖母。」自從凡爾賽宮被共和黨人把持之後，再沒有哪個皇家宮殿像溫莎城堡那樣宏偉。在「外祖母」生前，每當威廉二世被邀請留在那裡時，他都會感到一種勢利的滿足感，並在回來後吹噓它的華麗。他忍不住要討好英國人，儘管他的努力是如此笨拙，以至大臣們不得不不斷警告他不要過度表露情感。他對英國的仰慕之情與維多利亞女王有著密切關係，正如他的仇恨與自己母親息息相關一樣。 1904年，在基爾，當著愛德華國王的面，德皇為自己的海軍政策進行了辯護，這從心理角度看是正確的，但在政治上也許並不明智：「當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被允許訪問普利茅斯和朴茨茅斯，與和善的阿姨和友好的海軍將領手牽手，那些停泊在這兩個一流港口的驕傲的英國艦船真叫我羨慕。於是，我的內心燃起了有一天建造這些艦船的願望，當我長大，擁有一支像英國人一樣優秀的海軍。」他的總理比洛試圖阻止這篇講話的發表，說如果艦隊被「如此動情地描述，僅僅因為你的個人傾向和年少時的記憶」，國會可能會拒絕付錢。但是德皇無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堅持要向「伯蒂叔叔」展示他的整個海軍，儘管有人警告他，英王的印象越深，政治後果就越糟。一直以來，他都希望自己能像「外祖母」一樣偉大。 德皇萎縮的手臂對他個性的影響，和他母親和外祖母對他的影響一樣嚴重。他內心躁動的虛榮心使他有必要炫耀自己，而作為霍亨索倫王室的首領使他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一名戰士。但是，他在經歷了巨大的困難、通過英勇的努力之後，才學會了騎馬，而他的馬總是保持安靜。在某些關鍵場合，例如當他在丹吉爾登陸（這次登陸取悅了比洛，惹惱了法國和英國）時，如果他的坐騎過於狂躁，他就會焦躁不已。在訪問丹吉爾很久之後，他寫信給比洛抱怨道：「我在那裡登陸是因為你要我為了祖國的利益，在那裡騎上了一匹奇怪的馬，儘管我殘廢的左臂成為我騎乘的障礙，這匹馬也差點要了我的命，我可是你這場遊戲中的賭注！」比洛評論說：「在皇帝的許多可愛的品質中，沒有人比他忍受並克服左臂癱瘓的那種真正堅忍的態度更有魅力了。在沒有任何掩飾生理缺陷的情況下，憑著鋼鐵般的決心成了一名勇敢的騎手、卓越的射手和嫻熟的網球選手。」這是非常公正的，但這種努力使他的虛榮心以不幸的方式發展。 德皇表現出明顯的好鬥，隨時準備挑戰應戰，他虛張聲勢的自誇，掩飾著他緊張的神經，因為他害怕自己被認為不夠有男子氣概。如果他生來只是一個擁有私人車站的富人，也許會愉快地成為藝術的贊助人：他會被那些希望自己的畫作或曲調得到讚美的畫家和音樂家團團圍住。他對掌聲的渴望本來會得到滿足，代價就是對那些業餘藝術作品表現出一點不真誠的讚賞，而不是迫使自己選擇一種導致歐洲毀滅的行動方針。他的天性只向他自己主動選擇的朋友展示，其中菲利普·尤倫堡伯爵是其中最親密的。尤倫堡是個柔弱、多愁善感、心思細膩的人，像大多數皇帝的宮內密友一樣，是個同性戀。即使在軍事界，那種反對舊普魯士男子氣概的傾向也已經開始了。軍事內閣的首腦許森-哈塞勒伯爵曾在多個場合將自己打扮成一名芭蕾舞者，最後一次他是在德皇面前跳舞，舞畢倒地死去——成了皇帝陛下的一大醜聞。 與俾斯麥一樣，威廉二世不是一個意志堅定的主宰者，而是更像一個演員，擔心不能出演最好的角色。他和老首相的相處並未因此變得容易，後者26年來一直是普魯士的絕對主宰。對這位老人有利的是腓特烈皇后恨威廉，所以在新統治開始的頭兩年一直在任。但在1890年，不可避免的裂痕出現了，他被解職。 碰巧在這個非常時刻，一件對德國來說至關重要的事情必須做決定，即與俄羅斯續簽《再保險條約》。1879年終結的德奧同盟使得法俄有結盟的危險；為避免這一點，俾斯麥在1887年與俄國簽訂了3年的秘密條約，根據這一條約，兩國同意不加入任何第三方對對方的攻擊。奧地利和俄國一直在巴爾幹半島有利益衝突，但俾斯麥決定與這兩個國家都交好。除了1866年的少數幾個星期之外，這三個東方大國自1813年以來一直是朋友，它們的友誼既維護了歐洲的和平，也阻止了法國尋找盟友。通過《再保險條約》（不過，這得瞞著奧地利），德國儘可能地維持著三位皇帝之間的和睦。 這一直是俾斯麥的政策，但他現在失寵；因此，這項政策肯定是不好的。在權力空白的混亂中，只有一個人理解德國外交的錯綜複雜，他就是外交部的常任大臣霍爾斯坦男爵。他建議不續簽該條約，因為除了俾斯麥之外，俄國政府對與任何人續約都表現出猶豫不決，但男爵又不希望俾斯麥重掌權力。於是該條約被批准失效，俄國轉向了法國，雙方1891年訂立了協約，1894年締結同盟。 霍爾斯坦在這件事上第一次對德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可以說是個非常獨特的人。當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父親的一個擠滿綿羊的牲口棚起火，而父親在試圖救那些羊時被羊踩死了。這給兒時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這一生，一看到羊就緊張地倒地不起。然而，當他奉俾斯麥之命擔任駐巴黎大使館的秘書時，行為並沒有那麼古怪。他掌握了對自己的上級阿尼姆伯爵不利的證據，而俾斯麥早已決定毀掉阿尼姆，霍爾斯坦也被迫作為證人出庭。阿尼姆在柏林社交界廣受歡迎，霍爾斯坦因為在此事中打著友誼的幌子扮演了間諜的角色而受到排斥。從那一刻起，他過起了隱居生活。即使德國皇帝幾次三番邀請，也才見到他一次，霍爾斯坦一般會以沒有宮廷禮服為由拒絕面見。 德皇在下台後說，將俾斯麥解職就像移走了一塊花崗岩，暴露了下面的害蟲。也許此時他想到了霍爾斯坦，儘管在霍爾斯坦掌權時，他說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好人」。這個「好人」以運用不為人知的力量製造社會不幸來取悅自己。他與尤倫堡交上了朋友，同時收集證據，以便能隨時隨機地把「朋友」送進監獄。據說一天晚上，他在一家名聲不太好的啤酒屋躲雨，這家酒館是同性戀聚會的地方。他看到（自己沒有被發現）兩個男人，穿著水手的衣服，明顯是經過偽裝的，相互稱對方為「克勞斯」和「霍夫曼」。他認出「克勞斯」就是尤倫堡。幾年後，在第一次與比洛見面時，他聽出了對方聲音，比洛就是那個「霍夫曼」。無疑，他知道的這件事（據說這件事只是個開始），使他能在日後控制這兩位顯赫的人物，因此也使他能影響他們的行事方向。不管他們身居何等高位，都不得不採納他建議的政策，任命他想任命的人。從1890年俾斯麥倒台到1906年，德國的外交政策就是霍爾斯坦的決定。他建議拒絕張伯倫關於結盟的提議；他引發了針對摩洛哥的政策，並讓比洛迫使並不情願的德皇接受。他並不看好克魯格的電報線計劃，這本是德皇自己的事，但在討論時，他刻意地不加阻礙，因為他預見到這一責任將落在外交大臣馬歇爾的頭上，而他希望除去馬歇爾以便給比洛騰出空間。幾乎每個人都怕他，因為他知道一些不光彩的秘密，並善於陰謀詭計。他的倒台可以歸結為一件完全不可預見的意外。1906年，比洛在國會大廈暈倒，他的所有文件臨時由其下屬契爾斯基負責。其中有一封霍爾斯坦的辭職信，這是有意寫的，就像先前寫的10封辭呈一樣，僅僅是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但契爾斯基與其他人不同，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立即將辭職信呈給德皇並得到了簽名同意。霍爾斯坦認為尤倫堡應該對此負責，於是把消息透露給德皇的親信又傳到激進派記者哈登的耳中，後者在報紙上公之於眾，此舉不僅毀了他自己，也毀了一些知名人士。1909年，霍爾斯坦又老又窮，幾近失明，在柏林一個破落城區的小公寓去世，而柏林是他在手握大權的日子裡一直生活的地方。《每日郵報》的訃告說他是「老派普魯士官員的典型」。霍爾斯坦有學問，工作時不知疲倦，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愛國的。但他多疑的天性使他在所有重要時機給出了錯誤的建議，他扭曲的仇恨對戰爭氣氛更是推波助瀾。 德皇與尤倫堡以及其他朋友的相處顯示出他個性的一面，而他在給俄國皇帝「最親愛的尼基」的信中又表現出完全不同的一面。尼古拉二世於1894年登上王位，比他的表親威廉年輕，也沒那麼聰明和強悍。因此，威廉似乎應該可以對他形成個人的支配性影響，從而使俄國的政策對德國有利。即使在三國同盟和三國協約已經清晰地廓出相互敵對的集團時，德皇還是沒有放棄這個希望。他也從沒意識到，他對他親愛的表親所說的反對法國或英國的話，可能會傳到英法兩國。當俄法聯盟剛剛議定，他告訴「尼基」「讓那些該死的流氓（指法國人）遵守秩序，叫他們安靜地坐好」。他為一個獨裁者在對待共和黨人時表現出尊敬而感到痛苦。大公們與共和國元首們的親近，「使共和黨人\[原文如此\](2)相信他們是非常誠實優秀的人，王公和他們交往就像與家人相伴」。另外，「別忘了饒勒斯(3)——不是他個人的錯——坐在了法國國王和王后的寶座上。……尼基相信我的話，相信上帝的詛咒將永遠折磨這些罪人！」 這些論點未能擦亮沙皇的眼睛，讓他認清法國的邪惡。而當威廉寫信提到「黃禍」，並鼓動沙皇出兵以十字架討伐佛陀時，取得了更多的成功，至少看起來是這樣的。威廉為日俄戰爭的爆發而感到高興，並充分保證給予俄國道義上的支持——只要俄國肯同意德國需要的一個《貿易協定》。但是當沙皇拒絕在不了解法國態度的情況下達成任何政治協議時，威廉寫信給比洛說：「我們現在必須培植日本，並給巴黎當頭一棒。」 一提及英國人，德國皇帝就表現出對他們的仇恨，說英國「是個愛管閒事的國家」。儘管如此，當張伯倫建議結盟時，他立即寫信給「最親愛的尼基」，誇大這一提議，表面上是在徵求意見，實際上是在暗示他無法拒絕，除非沙皇出於友誼而開出更好的條件。到1906年，他一直希望沙皇能誘使法國加入反對英國的歐洲大陸集團，並認為他和尼古拉兩個人就能控制世界。1902年9月，他寫道：「作為歐洲大陸兩大聯盟的兩個主要國家的統治者，我們能夠在任何涉及國家利益的一般問題上交換意見，一旦我們確定了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就可以讓我們的盟國採取同樣的觀點。所以，如果這兩大聯盟——即五大國——決定維持《巴黎和約》，世界必定會處於和平之中，並將能享受到和約之福。」也就是說，他希望恢復神聖同盟的政策，在1815年到1830年期間，歐洲通過這種政策建立了一個反動性質的國際政府。這是一個在過去可以維護和平的政策，但在1902年已是不可能。拿破崙倒台後的法國走向反動，但並沒有被分割。1871年以後，法國是自由主義者的天下，對失去阿爾薩斯-洛林心存不甘。俄國和奧地利因為在巴爾幹和君士坦丁堡的利益分歧而疏遠，這種情況又由於斯拉夫民族主義的增長而加劇。德國海軍使英國充滿敵意，並急於煽動法國對德國的怨恨。因此，由於這個時代在德國和其他地方的具有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德國皇帝的策略——不幸的是，也許——變得不可能了。 在德皇看來，贏得尼古拉的最大希望在於他對自由主義和革命的恐懼。梅特涅曾成功地利用這一點使亞歷山大一世轉而反對希臘人；尼古拉一世在1830年之後便討厭法國人，並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與他們作戰。尼古拉二世的祖父被革命派暗殺，而革命派的有害學說被認為可能來自法國。從獨裁者的立場來看，英國稍好一點。1905年，這些論點有段時間占了上風。沙皇在遠東失利，在國內又要面對革命。他為英國人對多格灘事件的怨恨感到憤怒，在那次事件中，他的波羅的海艦隊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向英國漁船開火，以為對方是日本的魚雷艇。沙皇打電報給德皇說：「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我對英國行為的憤慨。」威廉利用這一有利時機，與沙皇在波羅的海比約科的遊艇上會面，在沒有大臣在場的情況下讓尼古拉簽訂一份條約。他對沙皇說，簽署的這天「就是歐洲政治的基石，世界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他給比洛發去了同樣的勝利讚歌：「1905年7月的這個早晨，在比約科，是歐洲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對我親愛的祖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寬慰，它最終將從法俄的聯合扼殺中解脫出來。」 唉，比洛聲稱這份條約毫無價值，因為德皇在他的草案中加了兩個詞。俄國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拒絕承認這份條約，理由是這不符合俄國對法國的義務。比洛威脅要辭職，但威廉給他發了一份長長的表示反對的電報，結尾處寫著：「在我收到你辭呈的第二天，皇帝將不復存在！想想我可憐的妻子和孩子吧！」這種想法（或其他一些想法）使總理同意留任，但條約廢棄。 儘管如此，威廉還是繼續寫信給尼基，好像他們的個人決定已經使它成了一份有效的文件。他堅持認為，新訂立的英法協約有自由主義意圖：「法國和英國的自由派媒體相當公開地聯合起來譴責俄國的一切君主制行為和積極行動（他們稱這些為『薩杜姆』），而且還公開支持革命派，支持後者為擴大、維護自由主義和『啟蒙運動』、反對『薩杜姆』『帝國主義』及『某些』落後國家而進行的革命。那是指向你和我的。而英國一直反覆教導法國的口號是『共同維護全世界自由主義的利益，並在其他國家進行傳播』。這意味著要在歐洲各地，特別要在那些好在還未被可惡的議會完全控制的國家，培養和援助革命。」 在同一封信中，他忘記了法國的邪惡，敦促大家聯合起來反對英國：「有美國在側的『大陸聯盟』是阻止整個世界成為英國人個人財產的唯一有效方式。英國人無休止地利用謊言和詭計，混淆其餘文明國家的視聽，然後心滿意足地盤剝全世界，滿足其個人利益。我們現在在摩洛哥\[原文如此\]問題上也看到了這一險惡的原則，在這個問題上，英國人同樣竭盡全力讓法國拚命與我們作對。」 但是沒有什麼結果；沙皇平息了它與英國的分歧，並且逐漸對威廉變得不那麼友好。從君主階級的利益來看，威廉似乎要比尼基更有理，也許用更機智的方法，他會更有說服力。 德國海軍從1902年起就決定了英國的政策走向，這支軍隊是德國皇帝的個人創造。我們已經看到，他是如何宣稱他對戰艦的渴望是受到他小時候在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時那些友善的阿姨們展示給他的景象的啟發。當然，還有更重要的動機。他嫉妒英國在遙遠的地方的勢力：當科威特有麻煩時，英國的船艦就在現場；薩摩亞發生爭議時，國王的海軍也插了一手；由於英國艦隊司令的存在，克里特島的炮火沒有他所希望的那樣猛烈。當他在地中海游弋時，情不自禁地佩服直布羅陀，或者說禁不住要讓尼基知道他的熱情：「直布羅陀簡直勢不可擋！這是我見過的最宏偉的事業。言語完全不足以讓人對它有絲毫的了解，它的壯觀渾然天成，蘊藏著強大的軍事力量，就儲存在巨大的岩石之中以及周圍。」他覺得，如果有足夠的海軍，他也可能擁有這樣「巨大的岩石」。幾個月後，他寫信給沙皇，同樣表達了對英國的羨慕：「平息英國的傲慢和專橫的一次出色的遠征，無異於在波斯-阿富汗邊境上進行軍事示威」，因為「我覺察到，也被告知，這是他們唯一害怕的事，他們害怕你從突厥斯坦進入印度、從波斯進入阿富汗，這是3周前直布羅陀和英國艦隊的槍炮保持沉默的唯一的、真正的原因！」\[在多格灘事件之後。\]這一勸誘，亦即沙皇的黑海艦隊應該突然強行駛入海峽，加入他的波羅的海艦隊去遠東的建議，必須視為出自對英國的羨慕與嫉妒。但這種以友誼為幌子的勸告，顯示出對沙皇的背信棄義，而沙皇遭遇的來自日本與革命的麻煩，很難通過與英國交戰而有所減少。 在建設海軍的問題上，威廉皇帝被其他大臣反對，但得到了提爾皮茨的支持，這個人是個誠實的技術狂熱者，對外交從來一竅不通。先是比洛，然後是貝特曼-霍爾韋格，都對英國的敵意所導致的德國孤立而感到擔憂，並意識到如果德國捲入了一場大戰，英國肯定會站在對立面進行干預。他們希望簽訂一份海軍協議，這是英國政府一貫建議的。起初，德皇怒氣沖沖地回答說，英國官方提出的任何這樣的建議都意味著戰爭；在這方面，他得到了提爾皮茨的支持，不是因為德國已經做好戰鬥準備，而是因為兩人都認為堅定的語氣會把英國人嚇走。英國海軍上將費舍爾與提爾皮茨非常相似，且極為欽佩提爾皮茨，(4)他建議對德國海軍採取「哥本哈根式打擊」，即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將其擊沉，就像一個世紀前我們擊沉丹麥艦隊的情形一樣。英國海軍大臣亞瑟·李（後來的費勒姆的李勳爵）在一次演講中告訴聽眾，如果發生戰爭，在德國得知宣戰之前德國海軍的艦船就會被擊沉。但是，這些溫和的提議並沒有使隨後的談判變得容易。 雖然在1912年，提爾皮茨和威廉二世原則上並不完全反對海軍協議，但他們仍然很不情願，於是強加了一些不可能的條件，特別是承諾在其他列強可能介入的任何戰爭中保持中立，而這有違英國對法國和比利時的義務。因此，敵對情緒和海軍競爭仍在繼續，儘管德國政治家看到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場戰爭，而且必定是危險的，甚而很可能是災難性的戰爭。德國皇帝支持提爾皮茨與他其他所有的顧問作對，因而海軍政策由他一人獨攬。他的信條是，幾年後在人們所談論的危險區，德國海軍將強大到英國人不敢輕舉妄動。當英國宣布了他們兩國的政策時，根據這一策略，他們總是建設足夠強大的海軍以防德國達到近乎相等的力量，提爾皮茨向威廉保證，對稅收的擔心很快會讓英國止步的。然而他們倆都不明白，海上霸權是英國的一項固定政策，任何財政上的負擔都不會被視為過度。於是他們又說，讓我們再多和平幾年吧，那時我們就可以對抗英國海軍了。也許正如所料，在提爾皮茨所謂的「幾年」結束前，戰爭就爆發了。 威廉的海軍政策是不現實的。因為戰艦不能秘密建造，所以他不能指望趕上英國。他促使英國加入了法國和俄國那邊，從而讓德國的敵人無處不在，他重新燃起了法國復仇的希望，激起了俄國對君士坦丁堡的強烈渴求，又使巴爾幹準備重新無視奧地利的存在。1904年至1914年間的所有外交動盪，都源自英國對德國海軍的焦慮。最終，到了艦船該派上用場的時候，威廉把它們當作自己兒時的玩具，讓它們安全地留在港口。無論在戰時，還是和平時期，他都太愛他的海軍了。 同為帝國，俄國甚至比德國更為專制。尼古拉二世即位於1894年，事實上他是被迫於1905年批准憲法的；而英法兩國（此前德國皇帝在沙皇面前提及這兩國的自由主義傾向時，曾斥之為討厭鬼）在他想解散杜馬時，總是借錢給他，以幫助這位盟友讓杜馬看起來不那麼無能。儘管最近頒布的憲法禁止未經杜馬批准的貸款，但是他們依舊這樣做。1907年到1914年，俄國政府實行殘酷的專制統治，唯有通過暗殺才得以緩和。 尼古拉登基後不久就結婚了，隨後完全處於妻子的影響之下。他的政策——也就是她的想法——是由某些固定的目標引導的。他想在君士坦丁堡豎起聖索菲亞教堂的那種十字架；他想維護專制；他想阻止任何方式的宗教寬容。當斯托雷平（他並不完全是一個激進分子）建議清除一些猶太殘疾人時，沙皇回答說： 到目前為止，我的良知從未使我迷失方向，也沒使我誤入歧途。因此，我將再次聽從它的命令。我知道，你和我一樣相信沙皇的心在上帝的手中。那就讓它保持下去吧。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我對我所擁有的和行使的權力負有大得可怕的責任，但我總是準備向上帝做出交代。我只是遺憾你和你的同事在我絕對不會贊成或許可的一件事上浪費了太多時間。 尼古拉對老派信徒同樣堅定不移，但必須承認他們是絕望的守護者：他們不同意政府關於「Jesus」的拼法，至於禮拜儀式的某個節點，他們認為應該唱誦《哈利路亞》兩次而不是三次。 當一個男孩向海軍上將開槍，使他受了輕傷時，這位海軍上將以刺客少不經事為由替其求情，並極力建議減免其死刑。但沙皇拒絕了，他說： 我不是殘忍之人，也不是為了報復。我寫信給你，是要告訴你我的信仰和我根深蒂固的信念。儘管我們感到悲傷和羞愧，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我不得不遺憾而艱難地指出，只有通過處決一些被誤導的人，我們才能防止血流成河。祝你身體健康，心靈得到徹底的平靜；我感謝你為俄國和為我所做的一切。 1895年，當一個運動要求參加政府的地方自治組織（類似於縣議會）時，這個運動在當時並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而沙皇不顧大臣們的勸說，發表了一次措辭激烈、蠻橫專斷的講話： 據我所知，在過去的幾個月里，在地方自治組織的一些集會上，聽到了一些聲音，那些人沉迷於毫無意義的夢想之中，要求地方自治機構參加我們國家的政府。我想讓每個人都知道，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我將全力以赴地維護絕對專制的原則，一如我那令人感嘆的父親那般堅定有力。 尼古拉一直在講話中延續這樣的語氣，直至他被廢黜的那一刻。 然而，在這類事情上體現出的並不是沙皇真正的個性。政治使他感到厭煩，他愛他的妻子和孩子，喜歡沿著花園的小徑來來回回地騎自行車，並且酷愛多米諾骨牌。當他親愛的妻子阿利克斯腳痛時，他會很不安；但當他失去一個帝國時，他幾乎沒有注意到。1917年2月23日，他在總司令部最後一次試圖躲避革命時，他為他的孩子們得了麻疹憂心忡忡。他打電報給皇后：「真討厭！我希望他們能擺脫麻疹。向所有人致以最誠摯的問候。睡個好覺。尼基。」同一天，他又寫道：「我非常懷念每晚半小時的耐心遊戲。我將在閒暇時間再玩會兒多米諾骨牌。」退位後的第二天，他打電報說：「衷心感謝你發來電報。母親已經到達兩天了，如此舒適和美好；我們在她的列車上一起進餐。又一場暴風雪要來了，在思念和祈禱中，我與你同在。尼基。」無論發生什麼，他從不忘注意天氣。 尼古拉是個深情的丈夫和慈祥的父親。他性格的其餘方面極少具有這種品質，而是一種殘酷無情、背信棄義和虛弱自負的混合。 沙皇所缺乏的堅毅完全由皇后補足。她是個與麥克白夫人極其相似的女人，在寫給丈夫的信中，她幾乎重複了那個精力充沛的女人的每句話。「我確實害怕你的天性；它充滿了惻隱之心；」麥克白夫人說；「原諒我，親愛的，」皇后說，「但你知道，你過於善良和溫和。」她接著說：「我的愛人，做事一定要更加果斷，更加自信。你完全清楚什麼是正確的，所以當有分歧存在時，你要拿出自己的意見，讓它與其他的想法一較高下。」信中談及的具體問題是，1915年加利西亞戰役的計劃應當由軍事當局決定，還是由收到上天對這個計劃的啟示的神父拉斯普廷決定。皇后對其他人都很飛揚跋扈，在「我們的朋友」面前則很謙卑，她相信這個人擁有確保她兒子健康的神奇力量。第二個月，俄國軍隊在加利西亞遭遇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災難，而在此期間，沙皇從司令部發出電報：「剛剛安全到達。天氣真好。樹林很綠，氣味怡人。我正出發去教堂。謝謝你的電報，溫柔地擁抱你。尼基。」 皇后的控制欲遇到了似乎無法以人力克服的障礙——德國軍隊，俄國所有階層對革命或改革的渴望，以及王子的血友病；所以她轉而越來越求助於超自然力量的幫助，並且越來越狂熱地相信她已經在「聖人」那裡找到了這種力量。1916年底，她寫信給沙皇：「我所有的信任都託付於我們的朋友，而他想的都是你，我親愛的，還有俄國。在上帝的指引下，我們將度過這段艱難歲月。這將是艱苦的戰鬥，但一位上帝的使者將會為你的航船掌舵，讓它安全地駛過暗礁。」幾天後，在對一些大臣作出人事變動的問題上，她將之交由拉斯普廷處理，並用一種溫和而真摯的語氣懇求道：「哦，親愛的，你可以信任我。也許我不夠聰明——但是我有種強烈的感覺，它經常比我的大腦更有用……拿走這些文件和名字去處理吧，親愛的，我的寶貝，看在你妻子的分上。」 與此同時，拉斯普廷恣意妄為、酗酒鬧事，還中飽私囊，他不過是一連串騙子——虛假的神秘主義者和招魂巫師——中的最後一個，也是最壞的一個，這些人多年來一直影響著帝國的政策。江湖騙子的勢力是沙皇不現實的立場的自然結果；在現代世界中，這隻有通過一種相信荒謬的習慣才能證明。這對夫婦拒絕了所有的改革，只能生活在一個充滿幻想的世界，以逃避自我譴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20年里，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人。假定他們的政策不是他們自己，而是他們的大臣制定的，這是不對的。他們都挑選了按他們的指令行事的人，儘管有時他們可以被說服去走一條如果讓他們自己走就不會走的路。例如，德國1905年和1906年的摩洛哥政策是比洛制定的，從沒有讓德皇感到高興過。但大體上講，德國和俄國這兩個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允許它們的外交、陸軍和海軍由這兩個人指揮。 另外兩位君主，即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和愛德華七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弗朗茨·約瑟夫在1848年即位，當時正是多事之秋，他年紀已經很大，有過很多悲催經歷，無論是國家的不幸還是個人的不幸，他都視為自己的命運。國家方面：他被普魯士擊敗，失去了義大利的省份，被迫給予匈牙利完全平等的地位，並且完全無法調查在其領土的某些重要組成部分，斯拉夫人的不滿情緒正在危險地增長。個人方面：他的兄弟，不幸的墨西哥馬西米連諾皇帝被造反的臣子處決；他的妻子被一名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暗殺；他的兒子死於非命，可能是自殺；他的侄子是他的繼承人，但其婚姻屬於貴賤通婚，所以子女無法繼位，這位侄子的被殺又成了開戰的信號。這位老人活得夠久，看到了自己軍隊的無能；但還不夠久，沒有經歷哈布斯堡王朝的滅亡以及帝國解體的痛苦。在1914年之前的最後幾年裡，他將事務主要交由侄子弗朗茨·費迪南大公處理，後者使軍隊疲於奔命，剝奪了皇帝過去在莊嚴的演習中體會到的樂趣。在一天的行軍結束時，人們累得甚至無法敬禮，使這位可憐的紳士感嘆現代生活的匆忙。與此同時，他的侄子已有了給予斯拉夫人自治權的方案，並將雙重君主政體轉變為三重君主政體。這樣做，部分原因是擔心這項政策會讓南部斯拉夫人與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和解，而這導致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實施了對他的刺殺。 愛德華七世的重要性在歐洲大陸被誇大了，在英國卻被過分低估了。據甘貝塔說，他痛恨他外甥威廉二世，喜歡法國人的「快活和認真」。當然，法國人回報了他的情感。他相當機智，這一點在歐洲所有的宮廷中都非常出名。儘管他始終嚴格遵守憲法，但毫無疑問，在開始和法國更友好之後，他在推進政府政策方面做了比以前更多的工作。他有三個反德的理由，分別與他的母親、妻子和姐姐相關。維多利亞女王對普魯士和奧地利有強烈的偏愛；她對帕默斯頓和約翰·羅素勳爵以犧牲奧地利為代價來支持義大利統一這件事極為憤怒，而在1870年，她希望我們和普魯士結盟，說這代表了「文明、自由、秩序和團結」對擁護「專制、腐敗、不道德和侵略」的法國的反抗。(5)王子，出於王位繼承人的天性，傾向於不贊同其父母的意見，並由此養成了傾向於法國的偏見。普魯士-奧地利在他與丹麥公主結婚一年後，對丹麥發起進攻，這是他討厭普魯士的一大動機，又因普魯士吞併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而加深了這種厭惡。從這時開始，他對俾斯麥產生了最糟糕的看法，他姐姐王儲妃（後來的腓特烈皇后）也討厭俾斯麥，她甚至在給自己母親的一封信中稱俾斯麥為「惡人」。愛德華對他的姐姐有著很深的感情，在她和兒子爭執時，總是站在她一邊。當維多利亞女王在被德皇惹惱時，她就把他當作託兒所里的淘氣男孩；而當他抱怨索爾茲伯里勳爵時，女王卻回答說：「我懷疑是否有哪位君主曾經用這樣的字眼寫信給另一位君主，他自己的外祖母，偉大的英國君主，來談論她的首相。我永遠不會做這樣的事，我從沒有親自攻擊或抱怨過俾斯麥，雖然我深知他是英國的死敵，知道他對英國造成的一切傷害。」 即使是皇帝也不會對他的「外祖母」的這種語氣感到不滿，但是「伯蒂舅舅」(6)，雖然他可能深有同感，不得不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他不像他的外甥那樣克制不住，而是有一種冷靜的優越感，皇帝對此很惱火。「我知道，」愛德華七世寫信給諾利斯勳爵時說，「德國皇帝恨我，從不放過一個機會這樣說我（在我背後），而我一直對他和藹可親。」雖然他已然如此「和藹可親」，當戰爭爆發時，德國皇帝還是感嘆：「死去的愛德華比活著的我強大！」這句話中的真理成分多過英國人傾向於相信的東西，後者一直對自己的議會制定的憲法沾沾自喜。 雖然國王喜歡協約國的政策，並通過外交手段使之獲得成功，但決定採納協約國政策的是政府。在布爾戰爭期間，英國有理由擔心歐洲大陸聯合起來反對它們，而加入兩個聯盟中的一個或者另一個，形成三國同盟和雙邊聯盟，便是最好的防止措施。英國在非洲與法國發生了摩擦，在亞洲與俄國發生了摩擦；因此，起初更可行的辦法似乎是與德國交好。1898年和1900年，約瑟夫·張伯倫朝這個方向努力過，但德國對此置之不理。霍爾斯坦認為，拖延是有利的，因為英國會發現不可能與法國和俄國達成協議，然後就會被迫接受德國人開出的任何條件，以換取與德國的結盟。此外，威廉二世剛剛開始打造他的海軍，如果他想擁有英國的友誼，就得維持小規模的建制。比洛的回答閃爍其詞，他發現協約國的形成並不像霍爾斯坦認為的那樣不可能，但為時已晚。 與法國的協約（1904年）是蘭斯-多恩勳爵的成果；與俄國（1907年）的協約是愛德華·格雷爵士的手筆，但這兩件事實際上都是由英國外交部的常務官員決定的，因為英國沒有發生革命，故而我們對這些常務官員的了解不如對霍爾斯坦的多。他們的秘密實力，特別是在格雷時代，幾乎是無限的。 格雷是個高尚的人，真誠的愛國者，一個在與他認為平等的人打交道時表現出色的可敬的紳士，還是個飛釣的狂熱愛好者。基於這些理由，英國人將自己的生活和命運都託付給了他，雖然他不懂外語，又幾乎沒有離開過英國，也懶得去證實他的官員告訴他的事情。此外，他對體面交易的信仰並沒有擴散到下議院，因為他持有的貴族觀念認為普通人無法理解外國政治。他允許將軍們準備一個與法國人的聯合作戰計劃，當法國海軍集中在地中海時，他讓海軍將領們負責北海的防禦。他告訴下議院這麼做不代表什麼，並一再宣稱，我們在戰爭中沒有向法國承諾什麼。最終，在1914年8月3日，他才道出真相。那一刻，全國上下激動不已，為他的深謀遠慮鼓掌歡呼；但在他任職的8年間，這項政策不會事先得到批准，因為它造成了如此危險的義務。事實上，從1906年到1914年，比起德國或俄國，英國在外交政策上沒有什麼更受歡迎的控制措施。英國的外交政策由愛德華·格雷爵士決定，而他所決定的正是那些常務官員們秘密建議的。並不是說他們的建議不受歡迎：他憎恨德國人的粗魯態度，反之，溫文爾雅的俄國人儘管無情地消滅了波蘭、芬蘭、波斯甚至俄國自己的所有最好的東西，卻保持著如此完美的禮節，以至於格雷從未注意到俄國人正在利用他的支持做些什麼。 不要以為整個歐洲都默許了少數獨裁者的統治。在俄國，1905年發生了真正的革命，隨後幾年裡，又出現了一場近乎革命的運動。在奧匈帝國，斯拉夫人的不滿使分裂近在眼前。在德國，社會黨1912年獲得了超過三分之一的選票，他們是徹底反帝國主義的，不久之後可能會控制國會並支配政策的制定。不幸的是，在三個東方帝國中，宗教和財產的保護與對獨裁統治的維護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其結果是資本家乃至那些將在戰爭中遭殃的人，發現自己不得不支持那些冒險外交的擁戴者，而誠摯的基督徒必須支持軍國主義，以防止對傳播基督教義者的妨礙。 在法國和英國，由於民主的緣故，軍國主義者的手段在細節上有所不同，儘管大部隊幾乎與東歐一樣。法國最近剛剛從德雷福斯事件中脫身，在這個事件中，一個無辜的人，因為他是猶太人，便被人以偽造的文件判了叛國罪，送往魔鬼島服刑。在最後一丁點證據被粉碎之前，除了那些炮製假文件的人，所有善良的天主教徒都認為他有罪。當時，舉國沸騰：教會、軍隊和富人都聲討德雷福斯，為他辯護的是無神論者、社會主義者和無產者。支持德雷福斯的一派的勝利似乎是和平帶來的勝利，所以這應該是英-法協約國的勝利，但此時，法國與德國在摩洛哥有礦業利益上的衝突，德爾卡塞則在英國的鼓勵刺激下做出各種野蠻行徑。支持和平的黨派壯大到足以令德爾卡塞倒台，並確保阿爾赫西拉斯會議(7)的召開；但愛國者藉助於比洛的疏忽創造了傳奇，德爾卡塞被根本不在乎法國榮譽的膽小鬼們作為獻給德國皇帝的祭品。藉此，當時機來臨時，德爾卡塞和龐加萊普就能為法國制定窮兵黷武的政策，而全然不顧社會主義者、法國總工會以及南方大部分地區極端的和平主義。確實，社會主義者和反教權人士的和平主義是牧師和財閥們好戰傾向的主要原因。 在英國，反動派控制外交政策的技巧比其他地方的更為微妙。他們讓和平之友們以為自己勝利在握，與此同時悄悄地為自由黨中的幾個朋友提供一些關鍵的職位——外交、軍隊和金融。進步人士的注意力集中於國內事務上，他們之中很少有人在戰爭之前就意識到外交政策具有更深遠的意義。不過，他們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很快就會變得難以對付。 在每個歐洲國家都有強大且迅速發展的力量，支持在國際關係中採用一種全新的方法。再過幾年，這將使俄國和德國發生轉變，也會對其他地方產生影響。與此同時，舊體系自維也納會議以來一直沒變，除了四國同盟的消失。在新的力量能掌控局勢之前，舊體系給歐洲帶去了災難。 「戰爭罪」的概念在戰爭期間非常盛行，並被鄭重地載入《凡爾賽條約》，但它完全不具有科學性。每個國家都允許自己的對外事務由少數人來指揮，而每個大國的領導人都可以用更大的智慧在戰爭即將到來時加以阻止。也許拖延可以為制度的改變留出時間，因而也就阻止了戰爭的發生；但考慮到這個體系，或者說缺乏體系，一場大戰遲早只能通過更大程度上的政治才幹來避免，這將比任何理由都更讓人期待。沒有一個政府（可能除了法國）渴望戰爭，就像酒後駕車者不希望發生事故一樣。但他們都渴望獲得各種各樣的國家利益，超過了對和平的渴望。要問這該怪誰，就像在一個沒有交通法規的國家，問誰該為車禍負責一樣。在沒有國際政府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根據自己的理由做出最終裁決，時不時地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幾乎是必然的。每一個國家的無限主權都讓君主的驕傲獲得滿足，也是信仰民族原則的自由主義者所偏愛的；然而這種國家自決的無政府狀態的提升，邏輯上導致了1914年戰爭的爆發，而且必定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發戰爭，直到形成某種足夠強大的必須予以服從的超國家權威。 * * * (1)　隸屬英國輪船公司，1915年被德國潛艇擊沉，從而改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譯註 (2)　兩位皇帝的通信用的是英文。 (3)　20世紀初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之一。——譯註 (4)　1916年，費舍爾寫給提爾皮茨一封信，開頭是「善良的老提爾皮茨」，結尾是「直至地獄封凍始終是你真摯的朋友」。 (5)　西德尼·李爵士：《國王愛德華七世》，第1版，第303頁。 (6)　即愛德華七世。——譯註 (7)　1906年在西班牙阿爾赫西拉斯舉行，以調解法德因第一次摩洛哥危機而起的紛爭。——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