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十七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

社會主義並沒有像哲學激進主義的信條那樣很快成為現實政治中的強大力量。一般而言，直到1917年它仍然是一個少數人信奉的沒什麼實際作用的信念。然而，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它與李嘉圖和詹姆斯·密爾屬於同一時期。羅伯特·歐文失敗之後，社會主義運動一度主要在法國開展，並適應了前工業時代的狀況。聖-西門和傅立葉的學說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且當時的社會主義者足夠強大，足以在1848年的革命開始時占據主導。不過，那個時期的法國社會主義仍有一些歐文主義的缺陷，也有它自己特有的一些缺陷。在從資本主義生產向社會化生產過渡的問題上，它並沒有統一的理論體系，也沒有切實可行的方案。 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主義才達到心智成熟，才有能力催生出一個正兒八經的政黨。《共產黨宣言》已經包含了馬恩學說的所有要素，它發表於1848年法國革命爆發之前。在精神上，馬克思的體系屬於這一時期。 要了解馬克思，就必須考慮他在形成自己思想的過程中所受到的極為複雜的影響。第一個影響他的是黑格爾，馬克思在大學時代就接觸到了黑格爾思想，而且此後一直沒有擺脫其影響，其要素至今仍留在共產主義思想中。從黑格爾可以引出一個無所不包的愛的體系，並相信歷史是一種有序的思維安排，具有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相同的必然性和邏輯對立的尖銳性。接著，馬克思作為德國的一名激進記者，遭遇了當時審查制度帶來的所有困難。此後，馬克思對知識的渴望使他接觸到了法國社會主義，並從法國的情況認識到革命是政治進步的常規方法。然而卻是恩格斯率先向他們的共同工作貢獻了有關英國工業主義的第一手知識的所有要素。1845年，恩格斯出版了自己的著作《1844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段陰鬱時期的印象刻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後所寫的每件作品上。但對於英國的了解，馬克思可能仍然過於抽象和形上學，缺乏關於產業現實方面的前沿知識，而他的說服力正是源於產業現實。在他的學說完成之時，其中結合了來自3個國家的有價值的內容。德國使他成為一個體系的創立者，法國使他成為一個革命者，英國則造就了他的博學多聞。 1818年，馬克思出生於萊茵蘭的特里爾，那裡受法國影響之深要遠超德國的大部分地區。(1)馬克思的祖上幾代人都是猶太拉比，但他的父親是律師。馬克思6歲時，其祖母過世，全家成為基督徒，馬克思也作為一個新教徒接受教育。17歲時，他愛上了一位貴族出身的美麗女孩，並說服了雙方父母允許他們訂婚。然而，離他們被允許結婚還有7年時，女孩的父母堅決反對他們結合。 作為大學生，馬克思顯示出了超乎想像的精力，但其導向卻有些問題，這一特點伴隨他一生。19歲時，馬克思給父親寫了一封長信，匯報自己為燕妮寫了3卷本的詩集，翻譯了塔西佗(2)和奧維德(3)的大量作品，以及兩部《學說彙纂》(4)，寫了一部300頁的法哲學著作，感覺毫無用處，又寫了個劇本，並「在心情不佳時，一直鑽研黑格爾思想」，此外還讀了不計其數的各種主題的書。 黑格爾已於1831年去世，但他在德國的影響力仍然非常大。黑格爾學派分裂成兩個派別，即老年黑格爾派和青年黑格爾派。1839年，黑格爾的思想體系遭到費爾巴哈破壞性地批判，費爾巴哈從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回到了一種唯物主義的形態，同時他具有青年黑格爾派的許多色彩，後者以激進主義區別於老年黑格爾派。在德國學術圈，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這是一個學術活動非常活躍的時期。雖然從學術角度看，德國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卻遠遠落後於法國和英國。在德國存在著荒謬的審查制度，中產階級也沒有任何政治權力。這些必然導致知識青年即使不成為革命者，也是激進分子。他們對來自國外的政治思想持非常開放的態度，特別是法國的。年輕時的馬克思並不孤單，他和一群熱情洋溢的年輕人在一起，所有人都被勸信哲學是一切的關鍵，所有人都選擇了最適合激進政治的哲學。 馬克思先是在新聞界找到了一份職業。1842年，他成為《萊茵報》的撰稿人，不久又成了編輯，此時他第一次意識到純理論哲學並不能提供任何解決方案。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始於一個法律問題，當時一些窮人因從森林裡偷盜木材而入獄。他意識到經濟問題被過分忽視了，在閱讀了一本關於法國社會主義的著作後，更加確信這一點。1843年1月，《萊茵報》因審查制度而被取締，馬克思便有空從事研究，並決定了解社會主義。 當時，社會主義在法國占主導地位，為此馬克思來到了巴黎。英國的社會主義在羅伯特·歐文的領導下，其主流已經變成世俗主義和反基督教。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歐文一直反對政治方法，英國的激進主義政治的大旗也留給了憲章派，但憲章派的計劃本身並不與經濟問題直接相關。相反，在法國，由聖西門和傅立葉開創的運動正在繼續，並充滿了活力。馬克思結識了這一運動的領袖們，其中最重要的是蒲魯東和路易·勃朗；也了解了有關社會主義的方方面面，但沒有和任何一個法國社會主義者交上朋友。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不值得受到任何程度的尊重。聖西門本質上是中世紀研究學者，並不喜歡工業主義和現代世界，試圖在淨化的基督教中尋求復興力量。而傅立葉儘管作為現有經濟體系的批判家具有一定價值，但當他提出一個更好的生產組織計劃時，就變得完全不切實際。他們的重要性在於，促使一些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不滿，並尋求終止這種不滿的方法，或者至少極大地減輕資本主義的罪惡。在法國，這些人已經成功地開創了一場工人運動，它既不像憲章運動那樣純粹是政治性的，也不像工會運動那樣純粹是經濟性的，但同時具有上述兩種性質。人們認識到，諸如成年男性公民選舉權這樣的政治手段雖然是必要的，不過必須用來實現對無產階級具有重要意義的經濟目標。馬克思在法國學到了政治與經濟之間關係的理念，並終生銘記。 馬克思和他的小圈子都相信哲學和政治之間有著密切關係，這點在他學生時代就被視為不證自明的真理，並成為其信念的一部分。當時他說：「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揭竿而起，哲學就無法實現其價值；如果沒有哲學實踐，無產階級就無法崛起。」然而，英語國家的人民並沒有認真對待哲學，所以這種觀念對他們而言必然有些奇怪，除非他們學會接受共產主義信念。那樣說來，似乎對馬克思而言，哲學實踐和無產階級的崛起一樣重要。事實上，馬克思很好地闡明了這樣一種理論，即所有哲學都是經濟狀況的表現。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友誼始於1844年的巴黎。恩格斯比馬克思小2歲，在大學時代也受到了影響馬克思的那種思想的薰陶。恩格斯的父親是一位棉紡廠主，在德國和曼徹斯特都有工廠，恩格斯曾被派往曼徹斯特在家族企業中工作。這使他親眼見識了工業化的最新情形，以及在非常糟糕的時期英國工廠的狀況，也就在這時他開始寫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書。這本書有效地運用了材料，後者稍後也出現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它內容具體，處處呈現來自官方資料的事實；在今天看來頗為陰鬱，但對不久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抱有希望。這本書可能使人們對恩格斯在兩人的合作中的重要性做出判斷，因為馬克思在遇到恩格斯之前一直太過學究。歐洲大陸的邪惡現象或許與英國一樣嚴重，但沒那麼現代化，不太適合以此控訴資本主義。恩格斯總是低估自己在兩人共同工作中的貢獻，但無疑他的作用非常巨大。最重要的是，他引導馬克思注意到了那些最能支持其經濟理論的一系列事實。在合作開始前，至少唯物史觀的主要輪廓似乎是兩個人各自獨立發現的。 恩格斯在第一次見到馬克思時，就已經在一個名叫摩西·赫斯的人的影響下轉變成共產主義者。赫斯在德國激進分子中非常突出，1843年時他說： 「去年，當我正要動身去巴黎的時候，恩格斯從柏林趕來看我。我們討論了當時面臨的問題。而他，一個變革元年的革命家，已經離我而去，成了堅定的共產主義者，這令我極為震驚。」 有趣的是，就在這個時候，馬克思結識了海涅，海涅非常讚賞馬克思，並且成了共產主義的支持者。 當時，歐洲大陸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要比英國的知識分子進步得多，這無疑是因為歐洲大陸的中產階級力量較弱，而革命顯然是走向進步的開始。1848年之前，梅特涅仍在執政，當時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的觀點讓他們的支持者受到的迫害遠不如現在嚴重。 1845年1月，在普魯士政府的要求下，馬克思被逐出巴黎，他因此去了布魯塞爾。正是在這時，他開始接受恩格斯的慷慨饋贈，後者成了他餘生的主要資金來源。從布魯塞爾開始，在恩格斯的幫助下，馬克思展開共產主義宣傳，並開始接觸各類組織，包括工人教育協會、正義同盟、民主聯盟、民主派兄弟會。後來，正義同盟在倫敦的大風車街舉行集會，發展為共產主義者聯盟，其綱領指出「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階級社會，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的經濟和社會秩序」。1847年12月，該組織決定馬克思和恩格斯應起草一份聲明以表述其宗旨。在歷史上，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全部意義由這一決定產生，因為最終形成了《共產黨宣言》。 就《共產黨宣言》的風格、生動性、簡潔性和宣傳力而言，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是最好的。它展現了革命前夜風起雲湧、風雲變幻的特點，新獲得的理論內涵讓它明晰易懂。《共產黨宣言》這樣開篇：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 它的結尾：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其餘部分中還包括了對世界歷史的闡述，開頭是「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表明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引發了一場激烈的革命，並顯然不可避免地將以三段論的方式引導世界歷史進入下一個階段，即無產階級革命的階段。 我不知道其他任何文件是否具有同等的宣傳力量。這股力量源於強烈的激情，一種被知性包裹的不可動搖的闡述。 正是《共產黨宣言》賦予了馬克思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即使他沒有寫《資本論》，也應該得到這樣的地位。 《共產黨宣言》剛剛完成，巴黎就爆發了革命。臨時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它邀請馬克思去巴黎，後者欣然前往。但他在那兒僅僅待了一個月，此時革命蔓延到了德國，他自然希望能在自己的國家有所表現。 歷史上很少有運動像1848年的革命那樣讓所有的參與者徹底失望。對溫和的革命家來說，失望只是暫時的，但對馬克思而言，是一生的沮喪。 1849年5月，馬克思被逐出普魯士，並始終沒有獲准回國，儘管他實際上秘密地短暫回國了幾次。他在德國的活動僅僅跟新聞有關，也許比人們預期的溫和。但反動勢力還是不能容忍。他從德國到了巴黎，1個月後就被驅逐出境，於是剩下的唯一避難所就是當時被稱作「流亡者之母」的英國。在英國，除了短暫地離開過幾次，他餘生一直住在那裡，不再試圖在他那個時代激起革命，而是在未來某個不確定的日期為革命提供精神刺激。 以1848年革命的失敗為界，馬克思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革命的失敗剝奪了他當時的希望，使他變成了一個貧窮的流亡者。如果對共產主義終將勝利的信念缺乏堅定的知識基礎，他幾乎不可能像他在現實中做到的那樣，堅持不懈地為具有豐碑意義的工作做艱苦的準備，而且是在除了幾個朋友和信徒外，得不到任何支持的情況下。馬克思在晚年表現出的堅韌和勤奮確實驚人。 就個人境遇而言，馬克思的生活與米考伯先生(5)的相似，要面對討債者、當鋪老闆以及拒付票據的糾紛，等等。馬克思全家住在索霍區第恩街的兩間小屋裡。1852年，他的一個尚在襁褓的孩子夭折，馬克思夫人寫道： 「我們可憐的小弗朗西斯卡得了嚴重的支氣管炎。這個可憐的孩子與死神搏鬥了三天，受了很多苦。一切結束之後，她小小的屍體停放在後面的小屋裡，我們都去了前面的房間。晚上，我們躺在地板上，其他三個孩子跟我們一起為失去這個小天使而流淚……她恰恰死在我們最悲慘的時刻，德國的朋友已無力幫助我們。厄內斯特·瓊斯那時來拜訪過我們，答應提供幫助，但也無能為力……我懷著急切的心情，匆忙趕到附近一位不久前曾拜訪過我們的法國難民那裡求助。他立刻以最友善的方式給了我2英鎊，我用這筆錢買了棺材，我的孩子現在正安靜地躺在裡面。她來到這個世界時沒有搖籃，而我們花了很長時間也沒能找到讓她永久安息之地。」 恩格斯繼續在曼徹斯特的家族企業中工作，省下每一分錢支持馬克思。自然，恩格斯與父親的關係不太好，後者是一位虔誠的加爾文派教徒，所以可以支配的錢也不太多。他們靠新聞工作的收入貼補，這些收入主要來自美國，但所得較少且不安全。馬克思唯一的兒子在9歲時去世，「自這可憐的孩子死後，屋子裡又淒涼又冷清，他就是這屋子的靈魂。」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在和孩子打交道時，馬克思總是很討人喜歡，街坊的孩子都叫他「馬克思老爹」，還向他要糖，沒人空手而歸。和孩子在一起，馬克思可以擺脫抗爭的壓力和自卑的恐懼，而壓力與自卑使他焦躁且易於與成年人爭吵。1933年10月28日，《新政治家與國家》雜誌發表了這樣一封信： 少女塔 1865.7.3 親愛的小人國小姐： 你必須原諒我遲遲回復的個性。我屬於那種在以某種方式做出決定之前要再考慮一下的那種人。因此，當我接到一位我完全不認識的瘋丫頭的邀請時感到很吃驚。然而，在確定你是得體的以及你與商人之間的交易的高調之後，我很高興能抓住這個相當奇怪的機會去品嘗你的食物和飲料。由於我有點風濕，希望你的客廳沒有換氣的東西。對於所需的通風設備，我將自行帶來。又因右耳有些聾，請在我的右邊安排遲鈍的人，我敢說你的客人是不會想要遲鈍的夥伴的。至於左邊，我希望留給美女，我的意思是說你客人中長得最好看的女士。 我有嚼一點菸草的習慣，所以請準備這類東西。由於以前與美國佬來往養成了隨時吐痰的習慣，希望不會找不到痰盂。我行事相當隨意，並且討厭熱烈而親密的英國氛圍，因此你必須準備以亞當那樣的著裝風格來見我，我希望你的女客們也稍稍採納這樣的思路。 再見，我親愛的不知名的小瘋丫頭。 永遠屬於你的 克萊恩克利博士 讀者紛紛猜測作者是誰，但沒人猜對，其實這是馬克思寫給女兒的信。 但是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卻充滿了枯燥單調的哀歌式的羅列：他病了，他妻子病了，他孩子病了，肉鋪和麵包店等他付賬，他母親再不能幫他什麼了。他將恩格斯的幫助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在最不恰當的時刻，依然傾訴自己一大堆的麻煩。恩格斯曾與一位傾心於他的愛爾蘭女孩同居，女孩的突然死亡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恩格斯寫信告知這一噩耗，馬克思在回信中寫道： 「親愛的恩格斯：瑪麗去世的消息使我既驚訝又沮喪。她極為善良、機智，並十分依戀你。鬼都知道我們的圈子裡現在除了麻煩，什麼也沒有。我自己也說不清我現在是否正暈頭轉向。我試著在法國和德國賺點錢，但都失敗了，只希望15英鎊不至於讓我熬不過一兩個星期。現在沒人再賒賬給我們了，除了肉鋪和麵包店（他們只肯賒到本周末），我被學費、房租和其他所有花銷搞得焦頭爛額。我付了其中幾個人一點錢，在錢落入他們口袋的瞬間，回敬我的是加倍的暴力逼債。此外，孩子們沒有衣服或鞋子外出。一句話，賬單多得可怕……我們很難再維持兩周了。在這樣的時刻我還給你講這些恐怖的事情真是自私至極。但順勢而為才是解決之道，一個惡魔能幫你趕走另一個惡魔。」(6) 經濟問題直到1869年還困擾著馬克思，那年恩格斯（他父親此時已去世）賣掉了他的生意，還清了馬克思的債務（120英鎊），每年固定給他350英鎊，自己也到倫敦生活，最終恩格斯可以自由地將所有的時間投入社會主義工作。 為撰寫著作，馬克思一直在大英博物館借閱書籍。1859年他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在其去世後由恩格斯出版。典當行、家庭問題、疾病和死亡都沒能分散他的注意力，妨礙他完成這些具有代表意義的巨著。 除了寫作，馬克思在1849年之後唯一重要的工作與國際工人聯合會即「第一國際」有關。該組織1864年在倫敦建立，為隨後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奠定了基礎，而馬克思是其中的精神領袖。儘管第一國際孕育了偉大事業的萌芽，但它本身並沒有取得任何巨大的成功。在英國，工會組織在一陣猶豫後幾乎無一例外地對該組織表現冷淡。在德國，馬克思對拉薩爾及其繼任者施韋策的不滿，使得拉薩爾創建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對其十分反感，馬克思還錯誤地指控施韋策與俾斯麥的合作。在瑞士和拉丁美洲國家，巴枯寧的影響力導致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蔓延，後者不同於馬克思主義之處在於採取政治行動方面和國家的作用方面。事實上，巴枯寧及其追隨者最終加入了第一國際，並試圖控制它，但他們與馬克思的爭執導致組織在1872年瓦解。 馬克思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個寬容的對手，1848年之前拉赫爾就說過： 「以不寬容的方式清除共產主義隊伍中的一些人，導致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分裂，但這不是必然性的結果，也不是由經濟發展的進程所決定的。其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對個人獨一無二的支配地位的渴求，他使其合理化並演變為對自己思想的征服力的狂熱信仰。」 在這方面，馬克思並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觀。在他所有的敵人中，他對巴枯寧的攻擊是最兇猛的。巴枯寧是俄國貴族，曾積極投身於1848年的德國革命，結果1849年在薩克森被判處死刑。被移交給奧地利人之後，再次被判處死刑，然後由奧地利人引渡給沙皇尼古拉，並關押於彼得保羅要塞中，後被送往西伯利亞。1861年他從西伯利亞逃脫，最終借道日本和美國到達倫敦。早在1848年，馬克思就在出版物上指控他是間諜，雖然後來證明這種指控缺乏根據，但在隨後的幾年中，馬克思還是在適當的場合舊話重提。當巴枯寧在被監禁和流放12年後，竭力想恢復與以前革命同志的聯繫之時，他發現自己受到了懷疑，並最後發現馬克思是這一切麻煩的根源。不過，他並沒有表現出怨恨，而是給馬克思寫了一封友好的信，二人因此見了面，他當面勸說馬克思相信他的革命氣節。片刻之後，馬克思平息了不滿，寫信給恩格斯說：「我昨晚再次見到了他，這是16年後的第一次。我必須說我非常喜歡他，比以前喜歡多了……總的來說，我發現他是極少數能經過16年還沒有退化的人之一，而且還比以前進步了。」 然而，這兩人之間的友誼卻沒能長久。巴枯寧是無政府共產主義的信徒，馬克思是政治共產主義的信徒；馬克思討厭斯拉夫人，巴枯寧痛恨猶太人。這些個人原因和非個人原因使得兩人的合作變得不可能。就巴枯寧而言，個人原因還不足以產生隔閡，在讀了《資本論》之後他寫道：「25年來，馬克思忠誠地、積極有效地服務於社會主義事業，並帶領大家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如果出於個人動機破壞或削弱馬克思的有益影響，我將永遠不會原諒自己。不過，我可能會捲入與他的鬥爭，不是因為他傷害了我個人，而是因為他鼓吹的國家社會主義。」 1868年，巴枯寧加入第一國際，並著手將他的觀點帶進組織。他和馬克思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其間，事實證明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實在算不上謹慎。間諜指控再次重提，還說他盜用了25000法郎。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會上，馬克思取得多數支持，決定開除巴枯寧，理由是他「以欺詐手段獲取他人財產」。但這是一個無價值的勝利，因為次年第一國際就壽終正寢了。 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第一國際終結時都存活了下來，但在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之時，無政府主義者始終在政治上無足輕重。在俄羅斯，巴枯寧有一個在很多方面勝過他的繼任者，名叫克魯泡特金，他活著看到了馬克思主義者取得了對俄羅斯的控制權。至於其他地方，除了西班牙，巴枯寧的擁護者銷聲匿跡。無論對馬克思的手段作何評價，無疑，馬克思的計劃比他的對手更切實可行，並且是基於對人性的較為合理的判斷。 當第一國際在1873年走向終結，馬克思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也就此結束。 馬克思是第一位從無產階級角度來思考經濟現實的具有卓越精神的經濟學家。正統經濟學家認為他們創造了一種客觀的科學，就像數學一樣避免了偏見，馬克思卻輕而易舉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偏見導致他們經常出現錯誤和前後矛盾。他堅持認為，從僱傭勞動者的角度看，整個經濟學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鑒於馬克思的資產階級出身和學術教育背景，他獻身於無產階級的利益這點也許有些令人意外。另外，馬克思終其一生都熱衷於控制，這和他的自卑感有關，自卑使他在面對社會上層時敏感易怒，面對對手時冷酷無情，對孩子卻和善有加，也許正是他的這個性格特點，首先使他成為被壓迫者的捍衛者。我們很難說清是什麼導致了他的自卑感，也許與他是猶太人並作為基督徒接受教育有關。為此，馬克思可能在早年不得不忍受學校同學的蔑視，而作為猶太人又不能通過自己的宗教而退守內心的自信。反猶主義令人深惡痛絕，不過它也附帶了一個好處：它在猶太人中培養出了保護人民的領導者，要不然人民就會成為現狀的擁護者。如果這一觀點正確，那麼馬克思主義恰好是對那些富裕的反猶分子的思想褊狹的懲罰。 * * * (1)　關於馬克思的生平，我主要依據奧托·拉赫爾《卡爾·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艾倫和昂溫出版有限公司）。 (2)　古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譯註 (3)　古羅馬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之一。——譯註 (4)　Pandects，6世紀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編纂的50卷本羅馬法學家學說摘錄全書。——譯註 (5)　狄更斯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譯註 (6)　見前面引述的奧托·拉赫爾的著作，第2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