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十六章　早期的工聯主義

如果一個人處於壟斷地位，那麼他在出售商品時會比受制於競爭的人獲得一個更好的價格。如果他有競爭對手，那麼通常從他的利益出發會與競爭者聯合起來，這樣他和競爭者就可以共享壟斷的優勢。然而，這類聯合常常很難得到保證，因為那些競爭對手往往會彼此懷疑，在同意聯合之後，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破壞約定，單獨與買家談判，就會取得暫時的利益。此外，當買家意識到一旦賣方之間達成一致，情況將對他們不利，就會儘可能通過法律和公眾輿論來阻止賣方形成這種一致。於是，消費者極力主張競爭的好處，而生產者主張聯合的好處。這兩種對立觀點之間的衝突，以及由此產生的闡述它們對公共利益的影響的一般理論，貫穿於19世紀的經濟史。 勞動被認為是一種商品，由僱傭勞動者出售，資本家購買。假定人口不斷增長，僱傭勞動者自由競爭，工資就必然趨於下降，從而達到維持生活的水平。工會至少在初創時是試圖通過出賣勞動力方的聯合，來防止上述結果的產生——起初這只在特定手工業中出現，後來逐漸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最後包括了英國工業領域的絕大多數僱傭勞動者。無疑，僱傭勞動者在經濟上的議價能力以及勞工的普遍地位，因為工聯主義得到了極大提高。但在早期，其步伐是艱難的，一些過分的希望也一再落空。 根據西德尼·韋伯夫婦的說法，最早的工會始於17世紀後期，在機器生產時代開始前的100年就已經產生，但工聯主義只是在工業革命時期才重要起來。「工會的崛起是基於以下情況，即絕大多數的工人不再是獨立的生產者，他們自己不再能控制整個過程，不再擁有生產資料以及他們的勞動所製造的產品，他們成為終身以工資收入為生的僱傭勞動者，既不擁有生產工具，也不擁有作為成品的商品。」(1)一些行業，比如裁縫業，在機器時代來臨前，從業者就已淪為無產階級，但是只有通過大型機械設備和工廠體系，工聯主義的存在條件才開始大規模出現。正因如此，這些條件在大不列顛顯示出其重要性的時間遠遠早於其他地方。 18世紀，工會還不足以引起法律如此多的敵意，但從1799到1913年，工會受到了法律的迫害，先是立法機構和法院聯手對付工會，然後是法院無視立法機構的意圖而加害工會。皮特提出的一項法案1799年在議會匆匆通過，該法案認定所有的工人聯合會非法。從理論上說，僱主聯合會也是違法的，但這部分的法律只是官樣文章。其他法規及普通法，也是在方便行事時被援引。1812年，在織布工的罷工中，該委員會成員因違反普通法關於聯合會的規定而遭到逮捕，並被判處4至18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1818年，紡紗工舉行罷工，依據1305年「誰是同謀，誰是助訟者」的法規，其領導者被判處2年監禁。當時起訴頻頻，即使沒有罷工也依然如此。「在19世紀的前20年里，」韋伯夫婦說，「我們見證了工會成員遭受法律迫害的事實，他們被視為反叛者和革命者——工會的健康發展受到阻撓，促使工會成員走上了暴力和叛亂之路。」 1824年，在中間階級激進派的干預下，工聯主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之前，工人運動只是自發地增長，僱傭勞動者之外的人士對此要麼忽視，要麼討厭。1810年，起訴《泰晤士報》排字工人事件引起了弗朗西斯·普萊斯的關注，這位激進的裁縫看到了聯合會法的不公。20年代早期，英國的政治基調開始變得不那麼惡毒和反動了，普萊斯對於廢除上述法律的要求獲得了兩位哲學激進主義者麥卡洛克和約瑟夫·休謨的支持。1824年，休謨成功地讓議會通過了一項措施，以保障聯合會的完全自由。在那些日子裡，政府不太關注企業問題，休謨悄悄地進行，確保議會議員和政府部長不會注意到正在發生的一切。(2)直到罷工大爆發，人們這才驚訝地發現舊的法律不再有效。在接下來的一年，即1825年，議會重新制定了一些已在無意中被廢除的法律條款，但並沒有宣布罷工和工會為非法。從此，工聯主義雖然經過了許多起起落落，但終於在英國的產業和政治中重要起來。 只要工會沒有受到中間階級的影響，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就不會有什麼遠大目標，也不會對工人階級的團結有太多認識。工會由地方團體組成，成員大部分是某些手工業的熟練技工，有時他們會與其他地方的類似團體合作，但很少關注保住自己工資之外的任何事情。但是工會的一些領導人在接觸到哲學激進主義關於廢除聯合會法的思想之後，才意識到還有另一種學說存在，它給僱傭勞動者的建議遠比馬爾薩斯的自我克制理論的冰冷的安慰以及移民海外的經濟理論要多。不僅歐文，一些經濟學家也在宣揚社會主義，其中最重要的是托馬斯·霍吉斯金，一個被馬克思難得懷著敬意引述其觀點的人。繼李嘉圖之後，霍吉斯金教導我們，勞動是價值的源泉，但與李嘉圖不同的是，他認為勞動者應該得到其生產的所有產品。霍吉斯金的一些行為嚇壞了詹姆斯·密爾，密爾在1831年10月25日懷著極大的焦慮寫信告訴普萊斯，一個「工人階級」代表團一直在向《紀事晨報》的編輯布萊克先生宣揚共產主義。 他們的財產觀念真可怕。他們不僅希望不要將這與他們的代表權混為一談，這是對的，儘管目前看來這不是真理，正如他們應該看到的；而且他們似乎認為財產根本不應該存在，財產的存在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惡。我毫不懷疑，無賴就在他們中間。而布萊克真的很容易被人強加這些觀念。當然，事情需要調查，沒人像你那樣具備探查問題的手段，也沒有人有這麼多的整治方法。那些愚蠢的人不知道他們瘋狂渴望的對他們而言是一場災難，除了他們自己，沒有人能給他們招來這樣的災禍。 普萊斯回信道： 我親愛的密爾，鑒於你有時會煞費苦心地為老百姓服務，又鑒於你是位有影響力的人物，我寄給你一篇文章以回應你的關注。求告於布萊克的那兩個人並非來自工人代表團，他們和另外4人一起組織召開了布萊克福萊斯路的圓形大廳會議以及芬斯伯里的費城教堂會議，但會議在組織上其實是失敗的。他們現在宣揚的學說就是霍吉斯金在1825年的小冊子中公開宣稱的，小冊子題為《勞工抵禦資本的主張》…… 接著是一封長信。(3) 一年後，密爾將普萊斯的話轉告給布魯厄姆： 閣下提及勞工有權擁有這個國家全部的生產成果，包括工資、利潤和租金等一切在內，這是胡說，是我們的朋友霍奇金［原文如此］的瘋話，他將這種瘋話作為一種體系公開發表，並以無與倫比的狂熱來宣傳它。他通過手段讓這些內容悄悄出現在《紀事晨報》上，他還成了審稿編輯之類的人，而布萊克（編輯）並沒有敏銳地察覺到，儘管布萊克在財產問題上的所有觀點看起來頗有道理。這些觀點如果傳播開來，將是對文明社會的顛覆，要比匈奴人和韃靼人掀起的滔天災難更為糟糕。(4) 社會主義教育的結果就是對中間階級激進主義的反抗，由此純粹的工人階級運動得以迅猛發展，這些運動部分是工聯主義性質的，部分是合作運動性質的，而歐文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該運動的倡導者。雖然歐文當時忙於新哈莫尼的事務，但合作運動在開始時就與歐文的學說緊密聯繫在了一起。據說，「社會主義」一詞首次出現在1827年的《合作雜誌》上，指的是歐文的追隨者，它把歐文合作村的那些擁護者稱為「領受聖餐者和社會主義者」(5)。由於建設合作村所需的資金沒有到位，導致合作運動以更實際的方式向前發展。現在合作商店遍地開花，就是歐文當年開拓的結果。但在最終達到高度實用的形式之前，它經歷了各種變化，還有一些不成功的嘗試。 1832年9月，歐文在格雷旅店路一座相當宏偉的建築內開辦了「全國公平勞動交易所」，這是一個旨在「消除愚昧和貧窮的機構」，而那座建築此前曾被歐文的一個名叫布羅姆利的信徒用過。交易所的買賣所得不是金錢，而是勞動券，它或多或少代表了工人的勞動成本。一樁大生意已經形成，但沒人知道它會賺還是虧。後來布羅姆利開始要求歐文支付巨額租金（不是勞動券），於是歐文搬到了新地方，1833年7月，歐文與這項事業斷絕了聯繫。當時還有另外一些勞動交易所，大部分在倫敦，也採用了與歐文的交易所類似的原則。在相互聯繫中，它們成立了一個「聯合行業協會」，向失業者提供工作，並以勞動券支付報酬，而工人生產的產品則被送到勞動交易所。但是，整個運動很快就陷入了令人悲哀的境地。威廉·洛維特當時是一位歐文主義者，後來成了憲章派的領袖，他與聯合行業協會有著密切的關係，將交易所的失敗歸因於「宗教差異，缺乏法律保障，婦女們不喜歡不得不把生意限制在一家商店裡」。而歐文沒能處理好背後的宗教問題這點常常令人驚訝。 工會運動在短時間內與這些早期在合作運動方面的失敗嘗試有著密切的關聯。儘管一些工會組織遠離了運動，但在1833年，大部分組織還是接受了歐文的信條。在他的領導下，工會會員人數突然大幅增加，並試圖實現寬泛的社會主義目標。 歐文一如既往地期待立竿見影，他認為工會運動可以在幾年內改變整個經濟體系。建築工人工會曾經寫信給歐文，他回復道：「你們可以在不到5年的時間內為整個大英帝國的人民完成這一轉變（進入一個合作的新時代），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從根本上改善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製造業階層的狀況。」(6)建築工人組成了「全國建築行業兄弟會」，準備自行承攬建築合同，僱主則被告知其權力已經終止，但是如果能證明自己的能力，就允許作為管理人員進入兄弟會，同時建築工人還要求提高工資。僱主對歐文主義者描繪的幸福時代沒有熱忱，並拒絕雇用工會會員。當時發生了一次罷工，罷工者在伯明罕為自己建造一座會館。然而，在建築完工之前資金便耗盡了，於是整個企業破產，但與此同時它仍然專注於更廣泛的運動。 1833年10月，全國各地的工會代表在全國勞動公平交易所開會，建議成立「全國生產階級和有用階級的道德大聯盟」。幾周內，它就擁有了50萬成員，而工會會員的總數估計為100萬。雖然有些工會組織對歐文有所疑慮，但全國工會大聯盟卻完全信奉歐文的學說。歐文的樂觀精神以及會員人數的快速增長，似乎使會員們行事草率起來。到處都是罷工，僱主們變得心驚膽戰，工會會員就業被拒，其結果是他們再也沒有資金了。 就在此時發生了多切斯特勞工案。當時有6個人在組建農業勞工友好協會的分會，這本身並不違法，但他們已經執行了誓言，因此被判7年流放。歐文和其他領導人不得不代表這些不幸的人進行煽動，他們竭盡所能，但是內政大臣墨爾本態度強硬。 工會大聯盟的事務如今也是一團糟，歐文又和他的副手們發生了爭執，主要是宗教問題，最終一拍兩散。歐文的主要助手J. E.史密斯也厭倦了社會主義，因此創立了普遍主義宗教。這段插曲之後，史密斯作為《家庭先驅報》的編輯，過上了寧靜而富足的生活。在人員和財政的困擾中，全國工會大聯盟痛苦地走向了終點。而歐文也放棄了對它的希望，勸說追隨者繼續相信他跟他加入一個新組織。「英國和外國工業、人道、知識聯合會」(7)以及工聯主義，一度歸於沉寂。工人階級的熱情先是通過憲章派轉向了純粹的政治領域，1844年隨著「羅奇代爾公平先鋒社」的建立，又轉向了第二次合作運動，該運動仍然視歐文為先驅，但追求更切實可行的手段，以達到一個不那麼革命的目的。1848年，韋伯夫婦說： 革命的危險已經過去，新一代工人正在成長，他們並不了解過去壓迫的最可怕之處，但汲取了中產階級改革者的經濟哲學和政治哲學。儘管只有少數人閱讀邊沁、李嘉圖和格羅特的著作，但是像布魯厄姆勳爵和查爾斯·奈特這樣的教育家的活動向技術學校的師生和《一便士雜誌》的讀者傳播了「有用的知識」。反《穀物法》聯盟的大肆宣傳以及自由貿易的總體進展，都極大推動了中間階級關於「自由企業」和「不受限制競爭」的想法的傳播。 歐文的工聯主義遭受了慘敗，從40年代到80年代，英國的財富得到了普遍增加，同時曼徹斯特學派控制了英國的經濟政策，工人階級的領導人由此轉變為個人主義激進分子。不過，工聯主義在經歷巨大挫折之後（韋伯夫婦估計1840年英國的工會成員不到10萬人），還是得以穩步成長，並蔓延到所有工業國家。在大不列顛，它通過定期的更新立法成功地化解了法官們周期性的敵意。80年代時，糟糕的日子去而復返，工資開始下降，工會又記起了歐文，並重燃社會主義信念。1885年，海因德曼稱讚「高尚的羅伯特·歐文」曾經察覺到折中主義的無用。「但是在他那個時代，還沒有預料到革命，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並且準備就緒……19世紀偉大的社會革命近在眼前。」(8)不過，革命並沒在1885年到來，也沒有比1834年有更多的不同。當然，後來社會主義者發現了有用的工作要去完成。歐文某段時間曾將一些非技術工人招進他的工會，最終卻導致這些人挨餓、入獄和流放。80年代後期，當工聯主義再次向那些非技術工人招手時，戲劇性地引發了一系列成功的罷工。事實證明，國家社會主義被證明是行不通的，於是人們在城市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貿易復興了，社會主義凋零了。現在貿易又一次衰退，社會主義再次興起。也許這不是這個循環的最後一輪，但最後一輪必然到來。 * * * (1)　西德尼·韋伯、比阿特麗絲·韋伯：《工聯主義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920年的修訂版，第25—26頁。 (2)　參見沃拉斯所著的《弗朗西斯·普萊斯傳》（Life of Francis Place）第八章。 (3)　沃拉斯：《弗朗西斯·普萊斯傳》，第274頁。 (4)　密爾致布魯厄姆的信見於貝恩的《詹姆斯·密爾》（James Mill），第364頁。 (5)　克萊普漢姆：《現代英國經濟史》（1926），第一卷，第412頁。 (6)　科爾：《歐文傳》，第271頁。 (7)　「全國生產階級和有用階級的道德大聯盟」因在採取措施上的分歧而陷入困境，許多罷工都失敗了，一度更名為「英國和外國工業、人道、知識聯合會」，更專注工人和僱主的共同利益，並試圖任命歐文為「大師」以恢復組織威望。——譯註 (8)　見前面引用的韋伯著作，第4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