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十五章　歐文和早期英國社會主義

自由放任主義學說即使在其影響力極盛之時，也並非沒有受到挑戰。大多數工廠主將國家視為關稅和樞密院(1)令的源頭，在對不令人滿意的工人進行懲罰時，工廠主試圖減少國家的干預作用。在他們看來，組織是邪惡的，他們希望每個人（在法律的範圍內）由自己的力量來決定其沉浮。 然而，工廠蘊含著一種完全不同的思路。一方面，一家大型工廠本身就是一個組織，並從良好的管理中獲得效率。其次，一個設備齊全的工廠的生產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不對產量進行管理，就可能出現供過於求的局面，這樣僱主就會倒霉，工人就會失業。所以，工廠內部的情況表明了組織的效用，而無組織的狀況會顯示出無限制的生產的危險性。這樣的思考導致羅伯特·歐文，一位經商多年的成功的工廠主，成了社會主義的奠基人。 在每一個重要的運動中，先行者和後來者在智識方面並不一樣。但丁之前的義大利詩人、路德之前的新教改革者、詹姆斯·瓦特之前的蒸汽機發明家，等等，概莫例外。這些人在思想上是有獨創性的，但在執行上卻沒有成功。這種說法對羅伯特·歐文同樣適用。他不像卡爾·馬克思那樣全面，也不具有當代正統思想家那樣的思考力，後者是在亞當·斯密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論。不過，正因為歐文的思想並不嚴格限制在一個體系內，所以他成為多種重要發展路線的發起者。在某些方面，他有著奇怪的現代意味。他從僱傭勞動者的利益出發來思考產業，卻同時保留了大僱主的獨斷心態。由於這一特點，他讓人想起了蘇聯：我們很容易想像他會以極大的熱情編制「五年計劃」，並需要經歷失敗的痛楚才能了解農業。然而，如果強行類比的話，就會產生誤導。歐文並不是一位完全的智者，卻是一位十足的聖人，很少有人比他更受人們的全心愛戴。經歷了功利主義乾燥多塵的氛圍之後，又處於他那個時代對工廠體系的恐懼之中，所以歐文熱情而慷慨的個性就像夏雨一樣令人耳目一新。 1771年，羅伯特·歐文出生在蒙哥馬利郡的小鎮紐敦，1858年在這裡去世。(2)他那有著不可思議的活力的87年生命歷程分為許多階段，有些重要，有些不重要，但所有經歷都非常有趣，都顯示出鮮明特徵。他的父親是一位馬具商，也是郵政局長，但這一職位的年薪實際上不超過10鎊。歐文上學時大約4歲，7歲時就已學會讀、寫、算，並成了助理教員。在接下來的兩年中，除了教學技能外，他在學校里幾乎沒學到什麼。不過校外時光他收穫頗多。「鎮上的人都認識我，我也了解鎮上的每個家庭。鎮上有學問的人，比如牧師、醫生和律師，都對我開放他們的藏書，我就像擁有圖書館一樣，他們允許我按自己的喜好隨意帶回家閱讀，我充分利用了他們給我的這種自由。」曾有三位未婚女士，她們都是衛理公會教徒，試圖讓歐文皈依她們的信仰，但是「當我閱讀各種宗教著作之後，感到很驚訝，首先是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之間的對立，然後是猶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中國教徒……之間存在的刻骨仇恨，他們稱其他人為異教徒。研究這些相互對立的信仰以及他們對彼此的刻骨仇恨，開始引起我對這些分歧中任何一個真理的懷疑……通過閱讀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著述，10歲的我強烈地感到，所有的宗教中一定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錯誤，就像他們在那個時期被教導的那樣」。 據他自己回憶，他的父母只懲罰過他一次： 我總是渴望滿足父母的意願，從不拒絕他們的一切要求。有一天，我母親含含糊糊地對我說了些什麼，我猜想恰當的回答應該是「不」，於是就像往常一樣說了「不」——以為會遂了她的心愿。但她並不理解，認為我拒絕了她的要求，立即十分嚴厲地對我說——她對我說話一貫是和善的——「什麼！你不？」我想，既然已經說了「不」，如果改口說「是的」，那不是自相矛盾嗎，等於是在說謊，於是我又說了個「不」，但並沒有違逆她的念頭。如果她那時耐心而冷靜地詢問我的想法和感受，就會正確地理解我的話，一切都會如常。但我的母親並不了解我的想法和感受，語氣變得更嚴厲更憤怒——以前我從沒有違逆過她，無疑，當我重複說「不」時，她極為驚訝和氣惱。我的母親從沒有懲罰過我們這些孩子中的任何一個——這是我父親的事，為了讓我們循規蹈矩，我的兄弟姐妹們偶爾會挨鞭子，但我此前從沒挨過。我的父親被叫了進來，我表明了自己的拒絕態度，當我再次被問道是否願意按母親的要求去做時，我堅定地回答「不」。然後，每問我一次是否願意服從要求，我就拒絕一次，也因此挨一下鞭子。每次問我我都說「不」，最後我平靜而堅定地說「你可以殺了我，但我是不會去做的」，這下一錘定音了，後來他們沒有再嘗試糾正我。我清楚地記得孩提時的這段感受，這讓我相信經常處罰不僅無用，而且非常有害，對懲罰者和被懲罰者都是傷害。 10歲時，歐文告訴父母他已經長大了，說服他們放他去闖世界。父親給了他40先令，送他到倫敦，去跟他哥哥住，他哥哥在高霍爾本做馬具生意。6周後，這個10歲男孩在林肯郡斯坦福德的一位店主——詹姆斯·麥克古福格先生那裡得到一個職位。從那時起，他再也沒花過父母一分錢。一切順利，僱主喜歡他，他也喜歡他的僱主，他們唯一的分歧似乎就是宗教問題： 這是我最大的不情願，經過長期的思想鬥爭，我不得不放棄對基督教的最初和刻骨銘心的喜愛。但我在迫使自己放棄對這一信仰的同時，也拒絕其他所有教派，因為我發現它們都基於同樣荒謬的想像。「每個人都形成了自己的品質——從而決定了自己的思想、意志和行動——並在面對上帝和他人時對這些品質負有責任。」但是，我的思考讓我得出非常不同的結論。理智告訴我，我無法生造出自己身上的某些品質——天性會強加給我一些，社會通過語言、宗教和習慣也會強加給我一些，我完全是天性和社會的產物。天性賦予人品質，社會來引導這些品質。既然我看到了宗教的根本錯誤，所以不得不放棄所有灌輸給人們的宗教信仰。但是，我的宗教情感立即被一種普遍的仁愛精神所代替——這種仁愛不是為了某個教派或政黨，也不是為了某個國家或種族，而是為了全人類，懷著一種真誠和熾熱的願望為他們謀福利。 然而，歐文的當務之急是換個新環境。他在弗林特先生和帕爾默先生位於倫敦橋的商店裡找到了一個職位，這裡年薪達25英鎊，他認為自己儼然是個富人了。不過工作很繁重，他必須在8點趕到店裡，穿戴齊備，「那時候穿衣打扮不是一件小事。我還是個小伙子，我不得不等著髮型師給我搽粉和髮油、卷頭髮，讓我腦袋兩邊各有一個大波浪卷，腦後再拖一條僵直的辮子，直到這一切都精緻而有條不紊地完成後，我才會出現在顧客面前」。商店打烊時，他的工作也未能完結，因而往往要到凌晨2點才能回去睡覺。他不喜歡沒有閒暇時間自學，又擔心長時間的工作可能會有損健康，所以他在曼徹斯特的薩特菲爾德先生那裡又找了份新工作，並在那裡一直待到1789年。那時他18歲，是個成年人了，於是決定自己創業。 當時，克朗普頓的紡紗機剛發明不久，還沒有取得專利權。歐文便從他哥哥那裡借了100鎊，與一個名叫瓊斯的人合夥開始製造走錠紡紗機。但在第二年，瓊斯找到了一位資本更多的合作夥伴，他們買斷歐文的股份，說好給他6台走錠紡紗機作為補償，但實際上歐文只收到3台。靠著這3台紡紗機，歐文開辦了工廠，並且第一年就盈利300英鎊。 在這一年的年底，歐文聽說了德林克沃特先生，這位富有的粗布製造商在找新的經理，他就申請了這份工作。當被問及想要多少薪水時，他說「一年300英鎊」。德林克沃特先生大驚，這天上午他已經面試了很多人，這些人所要求的工資加起來也沒有這麼多。但是歐文拒絕降低要求，並向對方證明他通過自己的工廠就賺了那麼多。歐文恰到好處地展現出了實幹型風格，讓德林克沃特先生對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得到了工作。他非常成功，很快就成了合伙人（那時他20歲）。然而此時工廠迎來了一個機遇，可以與一家有實力的公司合併，其所有人歐德諾先生也想娶德林克沃特的女兒，他們問歐文要多少錢才願意解除合夥關係。這傷害了歐文的感情，他撕毀合夥的契約並辭去了經理職位。但這一魯莽行為並未有損於他，反而讓他獲得了美譽，沒什麼可以阻礙他的成功。很快歐文就與他人建立了合夥關係，與之前一樣，一切都欣欣向榮。 歐文的下一步——決定了其以後的商業生涯——是迎娶富有的蘇格蘭製造商大衛·戴爾的女兒，並買下了他在新拉納克的工廠，這年他28歲。大衛·戴爾非常虔誠，站在其宗教立場，有段時間反對歐文成為他的女婿。但是沒有人能長久地抵抗歐文的性格魅力。當大衛先生出售自己的工廠時——作為一位非常成功的生意人，一個蘇格蘭人——他讓歐文自己來定價。歐文說他對工廠的估價是6萬英鎊。「如果你這麼認為，」戴爾先生答道，「我就接受你的報價，如果你的朋友們也贊同的話。」歐文的朋友們（他的合伙人）同意了，交割就此完成。不久，歐文和戴爾先生的女兒便在1799年9月結婚。她依舊虔誠，並在別人的說教下相信她的丈夫會下地獄。儘管如此，她還是一生愛著他，而歐文只有在手上的項目讓他有所喘息的當口才想起她，向她表達愛意。多年來，他們一直居住在新拉納克。在合伙人允許的情況下，歐文按樹立榜樣的思路經營這個地方。從生意的角度看，這個地方一直是成功的，而它在其他方面的成功讓它揚名全世界。 曼徹斯特的歲月讓歐文有機會結交有識之士。1793年，他加入曼徹斯特文學與哲學學會，後來又推薦道爾頓加入該學會，這位將原子理論引進化學的科學家那時已是歐文的密友。珀西瓦爾博士是曼徹斯特文學與哲學學會的創始人，他強烈支持工廠立法，在這個問題上他可能對歐文有所影響。不過這段時間後，沒有多少證據表明歐文從別人那裡學到了什麼。 羅伯特·歐文的生活可以分為4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他是斯邁爾斯《自助論》里的那種典型的英雄，憑藉自己的努力迅速獲得財富和影響力，這一時期以他收購新拉納克的工廠收尾。第二個時期，他是仁慈而精明的僱主，他的工廠付給工人的薪水之高，使其他僱主認為這種慈善家的做法肯定會導致企業破產。這一時期，他仍然獲得了驚人的成功，但其成功的驚人之處在於將商業和美德結合起來。這個時期始於1815年，終於1828或1829年，儘管那時他仍與新拉納克有聯繫，但由於開始實施社會改革，這種關聯多少有些鬆懈。在他從事社會改革期間，儘管開創了社會主義、合作運動以及工人階級的自由思想，但從任何直接意義上說不算成功。漸漸地，他從一個受人尊敬的工人運動領袖變得像一個小教派的大祭司。大約1835年以後，他不再具有公眾意義上的重要性，而成了一位純粹的空想家，並以精神主義思想為最終目的。他的早期成功以及隨後的失敗源於同一個原因：自信。如果他嘗試的東西在根本上是可行的，那麼自信是一種財富；但是後來當他試圖在幾年內實現至少需要一個世紀才能完成的變化時，他的失敗和他的自信之間便產生了衝突，從而使他遠離現實世界——並漸行漸遠，最後只剩下他自己過去的聲音。在空想世界裡，他的潛意識成為萬能，並不知不覺地希望它在每個領域中發揮作用。也許要成為偉大的創新者，就應該像他那樣超越理性所允許的範圍去相信自己。最偉大的創新者都認為自己是神聖的或近乎如此；歐文亦有這個毛病，不過是以一種溫和可親的方式。其他的先知說的是神的語言，而歐文說的是理性的語言。令他驚愕的是，民眾的理智可以如此盲目，但他們的心靈他始終認為是好的。 在新拉納克，歐文的目標還算適度，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先是配備了最新的機器和高效的管理者，然後沒動用任何法律制裁便根除了猖獗一時的盜竊行為。接著他又解決了酗酒問題：晚上派人在新拉納克的街道上巡邏，一有人酗酒就會被舉報並罰款。在短短几年裡，部分是由於他所採取的這一措施，部分是由於其個人影響力，如果撇開元旦那天不算，他幾乎成功地消除了所有酗酒現象。他還堅持要求街道保持清潔。另外，為了鼓勵工廠里的勤勞之風，他想出了一個妙招。把一些小塊木頭四面分別塗成黑色、藍色、黃色和白色，黑色表示不好，藍色表示一般，黃色表示良好，白色表示優秀。每個工人旁邊的顯著位置都會放一個，顯示出他的工作和行為應得的顏色。奇怪的是，這一方法非常有效；最後，幾乎每個人都得到了黃色或白色。(3)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在思考歐文讓工廠生機勃勃的做法。就這方面而言，他非常成功，在他管理的頭10年中，除了5%的資本利得之外，還獲得了6萬英鎊的利潤。因此，他的合作夥伴有充分的理由對他感到滿意。有了他們的認可，歐文可以自由地嘗試更多的慈善措施。 在歐文接管新拉納克時，那裡的僱工數量在1800至2000人之間，其中500人是來自濟貧院的兒童學徒。歐文立即決定不再接受貧困兒童，只接受10歲以上的孩子，這些孩子來自拉納克鄰近的城鎮，並得到了他們父母的同意。他的合伙人堅決要求每天工作時間為14小時，用餐時間少於2小時。但1816年，歐文成功地縮減了工作時間。至於工資，1819年的平均工資為：男工每周9先令11便士，女工6先令；男孩4先令3便士，女孩3先令5便士。必須承認，這些數字並沒有什麼烏托邦意味。在這樣的問題上，歐文不能隨心所欲，因為他必須賺取紅利，他的合伙人對他的慈善事業一直頗有怨言。在1809年和1813年，在新合伙人的協助下他買斷了現有合伙人的股份，並希望可以獲得更多的自由。第二次買斷時，傑里米·邊沁和一位名叫威廉·艾倫的貴格會教徒提供了大量資金。後來在與艾倫的合作中也仍然遇到難題，但與他跟以前的合伙人遇到的難題是不同的，而且整體而言也不那麼嚴重。 起初，歐文和他的工人之間有點問題，因為他是南方人，而且是外地人。但他漸漸地贏得了他們的心，其原因部分在於他的個性，更在於他在1806年的行為。當時美國對所有出口英國的商品實行禁運，從而切斷了原棉的供應，這樣工廠不得不關閉4個月之久，但歐文在此間一直向所有雇員支付全額工資。在此之後，他獲得了所有人的信任。 歐文在管理方面最有趣的一個做法是建立了與工廠相關的學校。與那個時期的其他所有改革者一樣，他認為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並且主張性格完全是——或者幾乎完全是——環境的產物。但與承認愛爾維修的權威的那些人不同，他是自己發現這個偉大真理的，（或者按他的說法）仿佛喝下一碗滾燙的「燕麥粥」，在消化各種思想之後得出的。無疑他比詹姆斯·密爾多一個優勢：他愛孩子，也理解他們。有關教育問題他說的都很好，他懂得孩子的情感、身體以及智力。歐文完全按現代思路建起了一所幼兒園。在那裡，孩子們穿上合適的服裝跳舞是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讓艾倫先生頭疼，尤其是男孩不穿褲子而要穿上蘇格蘭短裙。艾倫讓歐文承諾這類事情今後不再發生，但顯然一切仍在繼續。 新拉納克聞名全世界，10年內有將近2萬人來參觀。其中有尼古拉大公（後來的沙皇），晚上他待在歐文的屋裡，聽其闡述觀點聽了2小時甚至更久。他提出讓歐文派一個兒子去他那裡效勞，甚至建議歐文帶領200萬過剩的人口及其家庭去俄羅斯。從尼古拉後來的政治生涯看，這件事頗為怪異。 1813年，歐文帶著尋找新合伙人的想法造訪倫敦，其間結識了幾乎所有值得關注的人——不僅包括所有的哲學激進主義者，還包括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其他許多名人。每個人都喜歡他，那時他還沒提出任何明顯具有顛覆性的學說。1814年，歐文發表了《新社會觀》，書中提出了自己特別鍾愛的學說，即環境可以塑造人的性格，並推斷環境的巨大改善將很容易產生效果。這部著作幾乎送達了每個有影響的人手裡，甚至連厄爾巴島上的拿破崙也拿到了。說來也怪，拿破崙不僅讀了，還附上讚許的評價把書送了回來。從厄爾巴島回來後，歐文認為應該允許他有機會把書中的理念付諸實踐。然而，首相作為歐文的朋友，對此卻不以為然。 1815年，歐文嘗試提出了一個規範雇用童工的法案，由此他第一次接觸現實的政治。他希望完全禁止10歲以下的兒童在紡織廠工作，並希望允許18歲以下的任何人一天工作不超過10個半小時。起初一切順利。只要能獲得議會的支持，他就有信心政府會批准。在議會中，他贏得很多人的支持。該法案由老羅伯特·皮爾爵士負責，1802年皮爾使唯一一部《工廠法》生效，該法案規範了棉紡廠對窮學徒的僱傭。但羅伯特·皮爾爵士自己也是工廠主，他堅持要與其他人商議，後者則開始組織反對行動。很顯然，這項法案要經過長時間的鬥爭才能通過，而且還要做出很多讓步。 在皮爾按照歐文的思路於1815年提出法案後，他允許該法案延期。1816年，皮爾按自己的意願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在該委員會面前，僱主們提供證據證明長時間工作將對孩子的道德品質產生有益影響。一天在工廠待14個小時會使他們順從、勤奮、守時，因此為了孩子們好，不應縮短工作時間。此外，如果立法機關介入，就不可能面對外國的競爭，這樣工廠主將會破產，而每個人都將失業。但是，與這些證據針鋒相對的是醫學界人士的看法，他們都認為長時間工作對健康有害。而僱主中唯有歐文和皮爾提出證據支持該法案。 1817年一無所成，因為皮爾病了。不過1818年，他又重提這一法案，並做了少許修改，以減輕僱主們的反對。法案在下議院獲得通過，但在上議院遭到否決。那些議員大人成功地找到了一些醫務人員，後者發誓說，在工廠一天工作15小時對孩子的健康再好不過了。「一位著名的醫生甚至拒絕承認，如果一個孩子一天站23小時會有害健康。」(4) 最終，兩院於1819年通過了該法案。但這個版本在許多方面不如1815年的版本令人滿意，它只適用於棉紡業，而非所有紡織業；它把童工的年齡限制定在9歲而不是10歲；它允許一天實際工作12小時，而在廠里要待到13個半小時，包括吃飯的時間；它不再任命專門的檢查員，而將檢查任務交給了地方法官和牧師。1802年的法案的經歷已經表明，地方法官和牧師會玩忽職守，是靠不住的。而新法案，正如他們所願，結果證明完全無效。 與此同時，歐文已經著手實施他改造世界的第一個偉大計劃。考慮到社會主義萌芽於其中，對於歐文一開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些大人物的支持，著實令人感到驚奇。維多利亞女王的父親肯特公爵，生前（他死於1820年）一直是歐文的朋友。約克公爵、坎特伯雷大主教、其他主教以及許多與他們地位同等的人，都帶著尊敬聽他講話，不僅因為他的話委婉而有說服力，也因為他在新拉納克的成功實踐。當他的誠實變得越來越老練圓滑，他的這些好友漸漸離他而去，但起初整個世界都是對他有利的。 歐文最初的提案是1817年向一個特別委員會提出的，是對《濟貧法》的質詢。和平造成了大面積的失業，正如歐文所說：「和平條約簽署之日，就是生產商的大客戶死亡之時。」但這只是暫時的原因，實際上機器正日益取代人類的勞動。有一種樂觀的理論認為，廉價的機器製品會刺激對新的勞動力的需求，會有與手工業時代一樣多的勞動力得到僱傭。這一理論至今仍有其正確性，不過它仰賴不斷擴張的海外市場。但在1816年和1817年，海外市場並沒有擴大：歐洲大陸正在徵收關稅，而南美洲市場也只是非常有限地局部開放。正如現在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樣，無論如何海外市場都不可能無限擴張。歐文是第一個完全意識到機器的生產力所帶來的問題的人。他說，和平 使大不列顛在不斷的行動中擁有一種新的力量，也許我們可以放心地說，它遠遠大於1億個最勤勞的人全力以赴所產生的力量。舉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力量，比如將英國一個大型企業的機器開動起來，再配備不超過2500人，其產量與50年前常規做法下蘇格蘭現有人口所能生產的一樣多！而大不列顛擁有好幾個這樣的企業……所以我國在戰爭結束時擁有的生產力，將相當於實際人口增加15或20倍所達到的生產力，而這種生產力主要是25年里形成的。(5) 他接著說： 戰爭對勞動力再生產的需求已經結束，同時也不可能為他們找到新的市場。這個世界的收入不足以購買如此巨大的力量所生產的商品，隨之會出現需求萎縮，所以有必要收縮供應來源。機器動力的價格遠低於人類的勞動力，這點很快就得到證實。其結果是前者仍在工作，後者已被取代。而且現在人類勞動的價格可能遠遠達不到將個人生存維持在一般舒適度的絕對必要的水準。(6) 「工人階級，」他總結道，「現在已經沒有合適的手段與機器競爭了。」因為機器不能停止運轉，所以要麼讓數百萬人挨餓，要麼「為窮人和失業的工人階級找到他們能占優勢的職業。對這些人而言，必須使機器服從於人，而不是像現在那樣，以機器來取代人類勞動」。 我認為，這是第一次有人覺察到我們現代所面臨的問題。抱怨機器是無濟於事的，但是如果這個問題留給舊的經濟力量去自由發揮，就會產生一個讓勞工貧困並被奴役的機械化的世界。能預防這種罪惡發生的只有深思熟慮的規劃，而不是自由放任的政策。所以歐文主張，經濟的大形勢與我們自身所面臨的小情形是一個道理。然而，先是海外貿易的增長，然後是經濟帝國主義的興起，遮蔽了歐文學說的真理性達100年。最後時間證明是他覺察到了工業發展的重要規律，而這一規律完全被他那個時代的正統經濟學家所忽視。在激進主義者中，普萊斯以人口論在辯論中擊敗了歐文，事實上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較好的案例，但從長遠看，還是證明歐文的論斷是正確有效的。 歐文的解決方案不如他對邪惡的分析那麼敏銳。首先，因為他向一個調查《濟貧法》的機構提出了自己的計劃，主要是關於解決貧困的方法。歐文的方案是將失業者集中到村莊，在那裡他們合作耕種土地和從事工業生產，儘管他們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還是農業方面的。大家生活在一個大的建築群里，有公共閱覽室和公共廚房，進餐也在一起。所有3歲以上的孩子都居住在另設的寄宿公寓，而且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接受合適的教育。所有的人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並共同勞動。化學方面的最新成果會被用於促進農業生產的科學化，但是像後來的克魯泡特金一樣，歐文相信集約化耕作。儘管理由相當不充分，但他還是更喜歡用犁耕田。他的工廠是最先進的，施肥也講究科學，但耕地方式上仍採用原始做法。 歐文的計劃使他的同時代人感到震驚和好笑。皮科克在介紹時稱他為「圖古德先生(7)，一位合作論者，既不鬥爭，也不祈禱。他想把世界分割成棋盤一樣的方格，每個方格就是一個社區，它們互相提供產品，為每個人提供一切所需，一台大型蒸汽機為他們服務，它既是裁縫又是針織品製造者，既是廚房又是廚師。當每個人都在推進一項改造世界的方案時，圖古德先生說『建一個平行四邊形的合作公社，中間放一台蒸汽機承擔女僕的所有工作』」。歐文的「平行四邊形」被大家當作笑柄，除了極少數人，沒人當真。事實上，拋開其他所有困難不說，財務困難是難以克服的。他預計要建立一個包括男人、女人和兒童在內的1200人的基地，初始成本在9.6萬英鎊。的確，一旦啟動，就可以自給自足，也可以向投入的資本付息。但是，誰會以人均80英鎊的代價去改造人類？這種事或可在小範圍內進行實驗，但要以此革除國家的弊病，顯然是不可能的。 歐文並沒有因為缺乏適當的宣傳技巧而失敗。歐文成立了一個囊括大多數要人的委員會，也得到了政府的鼓勵，還誘導《泰晤士報》和其他一流的報紙撰文讚美他，甚至把自己寫的文章夾在其中。一旦報紙這樣做了，他就買下3萬份到處分發——這可能以於他有利的方式對他人產生了影響。 歐文並沒有聲稱自己的計劃具有原創性。他認為，這是一個名叫約翰·貝勒斯的作家最先提出的，貝勒斯在1696年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名為《關於創辦一所有用的貿易和畜牧業學院的建議》。歐文也可能將這一創意部分歸功於賓夕法尼亞一個拉普派信徒（Rappites）的社區。而歐文的敵人說，他的思想和托馬斯·斯賓塞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斯賓塞認為土地屬於人民，且不該為私人所有。無論托馬斯·斯賓塞的思想是否影響了歐文，他確實值得人們銘記。他出生於1750年，1814年去世。從1775年起，並且在反雅各賓派的反應最糟糕的整個時期，無論是在紐卡斯爾，還是後來在尚書巷（Chancery Lane）做書商，他始終主張土地國有化。使他產生這一思想的是1775年發生在紐卡斯爾的一件事。當時，一家公司被圈進了摩爾鎮，一位自由民為主張租金而起訴並勝訴。斯賓塞出了一本書，書名非常引人注目，叫《豬肉或對豬一般的人的教訓》。他的第一篇文章，在紐卡斯爾哲學學會作了宣讀，題為《論以分割租金的方式將國家土地作為狹隘的合夥關係中的一種股份制財產的管理模式》。他經常被關進監獄，其追隨者也是如此，後者自稱為「斯賓塞式的慈善家」。政府指責他們實施陰謀，並中止了他們的人身保護權。如此追溯歐文的思想脈絡並不是為了安撫大主教，但是斯賓塞不會因為歐文最終失去高層的支持而感到煩憂。 1817年8月14日，歐文在一次公開會議上闡述了自己的計劃，他完全相信這一計劃很快就會被全世界採納。他有很多支持者，但也有一些人從一開始就拒絕接受。包括科貝特在內的激進主義者認為它「簡直無異於一種修道生活」。馬爾薩斯從人口論出發反對他的計劃，而李嘉圖總體上是支持的，詩人騷塞發現歐文改造世界的方法中宗教的不足。對於後一種指控，歐文認為保持沉默是不坦誠的，於是在8月21日的第二次會議上發表了一個精心準備的演講。講演中，他竭力強調不僅他自己不是基督徒，甚而認為宗教是人類弊病的主要根源： 我的朋友們，我要告訴你們，迄今為止你們甚至已經不知道幸福到底是什麼了，僅僅是由於錯誤——嚴重的錯誤——與迄今為止教給人類的每一種宗教的基本觀念結合在了一起。因此，人們極其矛盾和悲慘地活著。由於這些體系的錯誤，他造就了軟弱低能的動物、憤怒的偏執者和狂熱的迷信者，以及悲慘的偽君子；而這些品質不僅被帶到了實施計劃的村莊，還進入了樂土，由此我們再也找不到什麼樂土了！…… 此後，歐文當然就被大主教和主教、公爵和內閣部長以及《泰晤士報》和《早報》拋棄了。在大人物中，只有肯特公爵支持他，蘇塞克斯公爵對他的支持已大不如前。議會中反對工廠立法的人發現他們反對憐憫兒童的論據中最有說服力的一點是，主張仁慈的歐文其實不信任何宗教。歐文並不氣餒，繼續走自己的路，仿佛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並且開始努力籌集至少可以啟動一個合作村所需的資本。然而，當時他的努力毫無結果。 接下來的一年，歐文立足歐洲大陸，他向亞琛會議提交了一份呈文，並在亞琛與亞歷山大大帝有過一次（不太幸運的）會面：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歐文的客人尼古拉大公的哥哥）正要離開酒店，歐文向他作了自我介紹，並呈上兩份材料。當時沙皇沒有那麼大的衣袋來裝這些文件，所以拒絕接受，而讓歐文當晚去見他。沙皇粗魯的語氣令歐文不悅，所以他沒有去。不過，他將文件委託卡斯爾雷勳爵呈交大會，卡斯爾雷是參加亞琛會議的英國代表之一。後來歐文從各種渠道得知，它們被認為是大會提交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歐文本該知道，一個穿著考究的人，不管怎樣都是不願意在衣袋裡塞滿文件而弄壞自己著裝的。 歐文逐漸意識到政府不會接受他的計劃，但他仍然寄希望於地方當局。1820年，他提交了一份長篇報告給拉納克郡，相當詳細地說明了他的想法。這份報告中最重要的新意在於建議以勞動券取代貨幣。當時，政府正要恢復因為戰爭而在1797年中止的黃金支付，貨幣問題因此成了當務之急。按歐文的建議，所有的價格都按生產中投入的勞動加以固化，支付則以勞動為單位。他說：「價值的自然單位，原則上是人的勞動，或者人的體力和腦力結合起來而起的作用。」他認為採納這一體系會產生近乎奇蹟的力量。1817年以後，歐文一如既往地期望過高，幾乎沒有意識到障礙的存在。隨著年紀漸長，他變得越來越不現實，而他性格中應變所謂世界末日的因素更加突出。 然而，在給拉納克郡的報告中也有大量正確而重要的內容。報告首先指出，勞動是所有財富的來源，(8)並認為要生產足夠的產品並不難，唯一的困難是找到市場。而市場是由工人階級的需求創造出來的，他們的需求則取決於工資。因此，要改善市場，只需提高工資。「但社會的現有安排並不根據勞動者的辛勤付出來付給報酬，因而所有的市場都失敗了。」在闡述他的勞動券及其村莊之後，他繼續表示反對過度的勞動分工。孩子應受到全面的培訓，成人應該將農業勞動與工業生產結合起來。教育一如既往地被歐文視為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礎，但這樣的教育所追求的目標遙不可及。所有人都富足，不會再有什麼戰爭、犯罪、監獄，相反，到處都洋溢著幸福。 1824至1828年的4年間，歐文的大部分時間按平行四邊形合作村的思路開展社區實驗。喬治·拉普是德國宗教改革家，曾經組織了一些熱心的拉普派信徒來到美國，建立了一個名為哈莫尼的聚集地，先是在賓夕法尼亞，後遷往印第安納。這些人放棄婚姻、戒絕菸草，結果變得富裕而幸福。1824年，他們決定再次搬遷，次年便將在印第安納的所有財產賣給了歐文。歐文稱之為新哈莫尼，在遊說了美國總統和國會後繼續經營，並組建一個他夢寐以求的社區。但如同在實驗中發生的那樣，一切都錯了。歐文因此損失了4萬英鎊，變成了窮人。而跟他一起來到新哈莫尼的兒子們保留了一些土地，並最終成為成功的美國公民。 說來也怪，新哈莫尼在一個方面取得了令人驚訝的成功。當時歐文從歐洲引進了一些科學人才，其中很多人的工作富有價值。他的兒子就成了美國地質調查局的負責人，該局總部1856年前一直設在新哈莫尼。波德莫爾在1906年這樣寫道： 因此，儘管歐文的偉大實驗失敗了，但在另一個方向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他的努力得到了回報。在不止一代人的時間裡，新哈莫尼仍是西方主要的科學和教育中心。從新哈莫尼輻射出來的力量，在許多方面影響了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即使在今天，羅伯特·歐文的印記依然清楚地烙在他所創建的城鎮上。新哈莫尼與西部的其他城鎮不一樣，它有年頭了，在那些破碎的希望和理想的塵埃中形成了我們當下生活所根植的土壤。鎮上的幾位著名公民作為歐文這位偉大的社會主義者的後裔，依然繼承著他的名字。令小鎮感到自豪的是它擁有一個公共圖書館——管理員本人就是第一批移民的孫子——館內約有15000冊藏書，其中許多是珍本和孤本。 歐文在短暫投身工會運動之後（於1834年退出，對此將在下一章中探討），就不再與工人階級的激進主義有任何密切聯繫。他成了一小撮自由思想家的領袖，在那些體面階層的眼中他也不再是「仁者歐文先生」，而是一個危險人物，煽動民眾信仰無神論和參與革命活動。1835年，因為在一系列演講中對於婚姻問題宣揚了非正統觀點，並以《關於舊的不道德世界中的教士婚姻的演講》為題公開發表，他更加不受歡迎了。這一標題具有誤導性，其實他的意思是教士所讚揚的婚姻。歐文此時已經完全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他反對婚姻與私人財產聯繫在一起的制度和習俗，也反對婚姻涉及類似私人財產的東西。他不僅以非常激烈的語言譴責這樣的婚姻，而且譴責孩子們身處的家庭環境。儘管婚姻是自由的，但他似乎仍然希望大家攜手終老。 我不知道，這些觀點是不是柏拉圖式共產主義的理論成果，或者受到他個人生活的狀態的啟發。歐文夫人1831年去世，儘管歐文常常長時間離家，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對她已無感情。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她在給歐文的信中寫道： 哦，我親愛的丈夫，有段時間我非常急切地期盼你能給我些建議……我希望你會記得下周四，我們結為一體的日子——那是31年前的事了。從我自身的感受來講，我認為我們還像31年前一樣彼此真誠相愛，而且比31年前更加了解彼此。我真誠地希望，沒有什麼可以消融我們的這份感情。 儘管他的敵人公開指責他的學說，但對他的私生活無話可說。平行四邊形、幼兒園、消滅私有財產、廢除形式主義的婚姻，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邏輯上一致的學說體系，因而沒有理由去尋找歐文道德觀念的其他來源。 在那些陰鬱的歲月中，只有兩個人沒有對歐文的離經叛道感到震驚，一個是墨爾本勳爵，另一個是——維多利亞女王。儘管發生了多切斯特勞工事件，歐文與墨爾本仍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後者1839年將歐文引薦給了女王。歐文見人總要帶去一些文件，這次他給他的君主帶去的是「在理性宗教徒的一般社區協會的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懇請政府指定各方對大會提出的改善協會狀況的措施進行調查」。至於如此誘人的標題，是否引得女王陛下優雅而愉快地閱讀了，並無歷史記載。 從沒有人對墨爾本興師問罪，但將一個臭名昭著的不信教者引薦給女王為他招來了嚴厲的痛斥。埃克塞特的主教提交了一份伯明罕的著名人士反對社會主義的請願書，指出歐文的組織是非法的，可以甚至應該將他關進監獄。 他補充說，歐文還有其他褻瀆上帝的和不道德的可怕行為，這種自彈自唱並不會攪擾那些大人的視聽。主教的手頭一直有歐文的一本書——無疑是有關「教士婚姻」那本——本書中的一段文字一直縈繞在主教的眼前，但主教從未允許自己的心靈被這些文字污染，也不允許自己引用那些最褻瀆上帝的和淫蕩的詞語，更不可能以此來說服高貴的侯爵（諾曼比）有必要立即採取行動——他不可能也不會這樣去做。 不過，這還不是最糟的，在昆伍德（一個歐文主義者的社區）竟然有人在安息日演樂、跳舞、唱歌！而這就是首相認為可以引薦給年輕而天真無邪的君主的那個人！ 全國各地的小人物對主教的演說進行了積極的跟進，結果一些人以基督徒的慈悲為名，圍攻了歐文主義者。但是並沒有非常極端的事發生，而這幫歐文主義者也漸漸淹沒在茫茫人海。1846年，一位牧師在議院調查委員會面前就鐵路建設問題作證，他的回答表明，在那些富有階層的思想中，社會主義和自由性愛是那麼牢固地結合在一起。關於受僱干粗活的那些工人的道德問題，這位牧師被問到： 「你說到了不信宗教者的看法，你相信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社會主義者嗎？」 「實際上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的，」他回答，「雖然他們看起來有妻子，但很少人是結了婚的。」 這一回答所顯示出的維多利亞式的巧妙值得讚賞，但是在任何其他意義上，都沒有把握說這些干粗活的工人就是社會主義者。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者人數極少，他們熱忱而有才智，工人不屬於這類人。 要對歐文的所作所為和影響力形成正確的判斷絕非易事。直至1815年，歐文看起來就像一個完全務實的人，從事的所有事業都取得了成功，改革者的衝勁並沒有讓他踏足那些不可能的事業。此後，歐文的視野打開了，但日常的睿智卻減少了。他改造世界的努力失敗了是因為缺乏耐心，因為沒有對財務問題予以應有的關注，也因為他相信通過那些在他看來不證自明的真理便可輕而易舉地迅速說服每個人。他在新拉納克的成功誤導了他，正如開始時這些成功也誤導了其他人一樣。歐文了解機器，也知道如何使自己討人喜歡，這些品質在新拉納克足夠了，但對他以後的冒險事業而言則遠遠不夠，歐文缺乏成為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或成功的組織者的品質。 然而，作為一個有思想的人，歐文理應得到一個崇高的地位。他強調了與工業生產相關的一系列問題，時間已經證明這些問題是很重要的，儘管在歐文活躍的時期之後不久，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暫時被鐵路的發展所掩蓋。歐文察覺到除非通過大幅提高工資來擴大市場，否則機器帶來的產量增加必然導致生產過剩或就業不足。他還察覺到，這樣的工資增長不可能由自由競爭所主導的經濟力量來引發。他推斷，如果工業化要帶來普遍的繁榮，那就必須有更為社會化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19世紀，由於不斷地找到可以開拓的新市場和新國家，人們成功地避開了生產過剩的邏輯，但在我們的時代，歐文分析論斷的千真萬確開始變得顯而易見。 在歐文一生中，對其計劃最為激烈反對的是人口理論和促進工業發展的競爭規律。馬爾薩斯稱歐文是「真正仁慈的人」，並同意他所提出的《工廠法》及教育措施，但對這兩者都提出了改進意見。馬爾薩斯說，所有的平等體制都缺乏「可以獨自克服人類天生惰性的刺激因素」，人口的增長完全取決於私有財產，而平等體制移除了對人口的審慎抑制。「因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或者處在類似情況下，任何人都沒有理由認為自己應該比別人承擔更多的克制義務——他（歐文）絕對無法提出一個達成（限制人口的）目標的模式，無論古代抑或現代的其他任何人試圖做到這一點或者有類似的想法，最後都無能為力。從一定高度講，限制人口不是不合情理的，不是不道德的，也不是殘忍的。這些似乎表明，基於人口理論的反對平等體制的論點是不認可這一貌似有理的結論的，即使理論上承認也不可能。 有兩種有效的反對意見，其中之一是出生率的下降，它是對人口論論據的反駁。具有奇怪的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意見主要來自中產階級激進派，他們認為，工人階級最終學會了生育控制，這對社會主義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雖然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對此懷有敵意或持冷漠態度。另一種意見是，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口形勢已經沒那麼嚴峻了。當工作時間一般在12至15個小時時，對貧窮的恐懼無疑成了激勵工人工作的必然因素。但是，管理得當的話，採用現代方式，工人每天工作很少的時間就足夠了，而這些都可以通過不難執行的紀律來得以保證。 歐文的村莊，作為一種解決方案，當然顯得有點荒謬。共產主義制度不可能在一個小範圍內得到充分試驗，就算不在全世界也必須至少在一個國家內試驗。那些將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的村莊，幾乎每個都在食物問題上接近自給自足。這樣的方案在1815年工業化的北方似乎是很自然的，那裡的工廠單獨建在農村地區，各自通過水力發電運作。但在現代世界，工業區是不可能自己生產食物的。現在，即使一個小社區，也不可能在經濟上實現自給自足，除非人們準備接受一個非常低的生活標準。 至於其他方面，對於歐文的平行四邊形合作村設想，我們仍有許多要敘述的。歐文不同於他的同時代人，他不是從贏利和虧損兩個方面來思考生活的。他還記得美，記得感受力和理解力的培養，最重要的是他還記得兒童。在他所規劃的公共生活中，就可能擁有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美好教育氛圍；也有可能擁有供兒童學習和遊戲的自由空間，那些美好的公共房間。而這些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家庭個人主義（family individualism）所不可能提供的。只有通過聯合，那些比他人窮的人才可能脫離骯髒之地，享受寬敞的建築帶來的愉悅，享受充分的空氣和陽光。對於兒童來說，充斥著現代城市的世界是一座監獄，除非窮孩子可以在街上玩耍，但即使這樣也是不健康的、危險的。歐文提供了在個人主義和競爭世界中被忽視的重要需求。歐文認為，向新社會轉變不僅可能，而且更容易和更快。儘管他設想的東西那麼美好，但幾乎所有改革者都忽視了。比如他認為，只要做一些技術上的調整，發展機器生產的可行性就會增加而不是減少。鑒於上述原因，儘管歐文有他的局限性，但他仍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仍能結出果實。 * * * (1)　它是英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機構，繼承了中世紀以來英國中央政府的一些特點，但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再是王權的附庸，而是相對獨立的有自主決策能力的政府機構，能影響議會內閣的產生和組織形式。樞密院制度產生於宗教改革直接推動的政府改革，是英國政府近代化的開始。——譯註 (2)　以下傳記材料主要來自波德莫爾1906年出版的《羅伯特·歐文傳》，另外科爾的《歐文傳》也有所助益。 (3)　目前蘇聯仍然存在類似的習慣，集體農場裡頒發代表不同功績的徽章，例如飛機表示最好，爬行的螃蟹表示最差。 (4)　哈蒙德：《城鎮勞動力》，第167頁。 (5)　科爾：《歐文傳》，第177頁。 (6)　科爾：《歐文傳》，第179頁。 (7)　英格蘭姓氏，意為「太好了」（Toogood）。——譯註 (8)　當然，這只是部分正確，正如我們在涉及李嘉圖時所看到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