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十四章　自由貿易

英國的中間階級在1832年獲得了政治權力之後，自然就開始著手修改法律，以增加自己的財富。國家的發展需要兩類立法：一類是改善工廠和礦山的現狀，另一類是掃除阻礙工業化發展的法律，而後者僅僅是按照工廠主的利益來實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廢除穀物稅，這顯然違背農業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大多數貴族的竭力反對。當實業家們提到麵包昂貴所造成的罪惡時，地主們反駁說工廠里使用童工和長時間的工作也是一種罪惡。最後，每一方都成功地改革了弊端，後者正是另一方的利益之源：沙夫茨伯里勳爵推行了他的《工廠法》，科布登則推行了自由貿易。工廠主和地主之間的爭端非常幸運，因為雙方都被迫將其訴諸由無私的人組成的法庭。 然而，雙方的爭端並不在同一層面上，因為工廠主創造的是現代生產方式，而地主只是收取租金。當時的英國實業家冷酷無情，他們自信會獲得成功和新的權力。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通過自力更生崛起的。他們追隨哲學激進主義者，相信競爭是進步的動力，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削減競爭的事物。他們要求取消對他們和其他人製造的貨物所收的保護性關稅：他們認為，給他們一個自由天地，廢除特殊優待，他們就一定能勝出。 在穀物自由貿易的問題上，實業家們不僅在爭取自己的利益，也是在為國家和世界的利益而戰。在其他國家，穀物的生產成本比英國低，而在英國生產棉花則比其他國家便宜。但英國堅持自己生產糧食，這樣總體可供分配的財富必然較少，而假使英國少產糧食、多產工業產品的話，就會有更多的財富可以分配。如果允許最差的土地退耕，那就只有小部分財富以租金形式流向地主，否則不僅總額減少而且其中大部分財富會流向地主。這些是根據李嘉圖的地租理論得出的結論，根據這一理論，一塊土地的租金是其產出與最差土地的產出之間的差額。因此，穀物自由貿易將雙倍有利於非地主階級：在增加國家財富的同時，又可以在增加的總額中獲得較大的比例。因此，自由貿易代表了勤勞的階層的利益，不僅包括僱主，還有工人。 此外，自由貿易也代表了整個世界的利益。那些出售糧食給英國的國家將變得富有，貿易互利又可以緩和國際間的對抗，從而有助於促進和平，至少自由貿易的倡導者是這樣認為的。 如此就產生了這樣一種情形，即一個強大的階層在主張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在促進全局利益。這種情況也容易導致具有廣闊視野和人道理念的領導人的出現，在他們身上自私的因子被公德心所掩蓋，領導大家為自由貿易而戰的科布登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一位棉花生產商，他切身體會到自由貿易將給他所在的階層帶來經濟利益，但同時他又是一位國際主義者，對他而言自由貿易屬於一個更大的事業的一部分，這個事業就是世界和平。當他為工廠主同行爭取到自由貿易後，發現這些人對於實現他其餘的計劃一無用處，這令他感到懊惱。對這些人來說，科布登的公德心在符合他們自身利益時就有價值，一旦不符合，他們就會起來加以反對。 科布登在政治上具有全局視野，儘管因為帕默斯頓的不利影響，這種理念在他一生中很大程度上沒有起到什麼作用。但是隨後因為格萊斯頓和自由黨中那些有較少輝格黨傾向的人接受了這種理念，於是它變得非常重要。再者，科布登通過反《穀物法》運動的成功獲得了良好聲望，而這種聲望又促使歐洲大陸的自由主義深受他的理念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說科布登的重要性已經不再純粹局限於英國了。 和許多改革者一樣，科布登受到常識的啟迪。他認為國家應該追求國家的財富，而毋需過多考慮榮譽和領土這類事情。他主張和平主義，這不在於任何先驗的抽象理由，而在於如果將戰爭和為戰爭而做的準備視為一種投資的話，那麼這種投資不啻為浪費。他明確表示，之所以支持國際主義，就是因為民族主義減少了人類的財富。同時，在他追求經濟利益的外表之下，卻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人道主義情懷。對於產業工人的惡劣境況，他確實沒有看清；但毫無疑問正如科布登在辯論中所指出的那樣，自由貿易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實際工資。他不相信馬爾薩斯理論，也不相信「工資鐵律」(1)。在反《穀物法》行動中，他堅持認為，糧食的自由貿易會提高工業生產中僱主和僱工的地位，實踐表明他的觀點是正確的。他的經濟學一如詹姆斯·密爾或麥卡洛克的經濟學，明智而實用，並不是僵化的理論。他從經濟學家那裡找到了支持自由貿易的理由，對其餘部分則忽略不顧。 人們譴責科布登是卑鄙之輩，因為他認為對國家而言沒有比物質財富更重要的了，這種譴責不僅在科布登的時代成為一種習慣，甚至在我們今天的時代亦是如此。當科布登和布賴特反對克里米亞戰爭時（當時英國像一戰時那樣瘋狂地捲入了這次戰爭），大家宣稱這表明他們的思考沒有跳出英鎊、先令和便士。丁尼生在《莫德》中也表述了這一觀點，後來這些詩句不斷被引用，以警告那些「理想主義者」。下面是他對布賴特出席和平會議的描述： 上周一個人來到郡鎮， 要折服我們可憐而渺小的軍隊， 玩弄一次專制國王的遊戲， 在我們的國家，三番五次地上演這樣的故事： 戴著寬邊帽的小販，心懷神聖， 即使耳朵里塞滿棉花 在夢裡依舊聽到便士的叮噹聲， 這個小販要終止戰爭！ 當丁尼生看到克里米亞戰爭即將打響時，他的反應是： ——我想一場保衛正義的戰爭將要發生， 鐵血暴政將被終止， 男人的榮耀將屹立在古老的高處， 英國的唯一上帝不是富豪， 貿易也不再是一切， 和平在田園小丘吹出無精打采的曲調， 伴著穀物成熟，羊群的增加， 加農炮彈卻懶洋洋地躺在岸邊生鏽—— 這首詩以愛國主義高貴品質的光芒結尾： ——我走向了更高的目標， 在那裡只是失去一點渴求黃金的慾念， 和平的願望充滿了謬誤和恥辱， 可怕的，可恨的，凶暴的，不可告人的； 再次向展開的戰旗致敬！ 雖然許多光芒會變得暗淡， 雖然看到那些在衝突中倒下的戰士， 許多人會因此哭泣， 雖然神的怒火也會在一個大騙子面前消散； 然而暗淡的將飛向光明， 瞬間將鑄就眾多輝煌的名字， 高貴的思想在陽光下更加自由， 民眾之心與這一願望一起跳動； 在黑海和波羅的海的岸邊， 戰鬥的要塞正張開致命的血口， 心中的怒火已點燃戰爭的火焰。 讓它自由地燃燒或熄滅， 讓戰爭風捲殘雲， 我們已經證明自己擁有的事業心， 我們仍然高貴， 我已覺醒，心智更勝從前； 我感受到我的祖國， 我懷著我的仁愛， 我信奉上帝的意志， 擁抱既定的命運。 此時，科布登沒有那麼意氣風發： 至今，工人階級已經感受到戰爭的影響，不僅是就業的減少，還有高企的食品價格。對於那些領取最低工資的非熟練工而言，情況非常嚴重，於是這個階層中人數最多的農業勞動者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們是沉默而無助的群體，在政治的喧囂中，沒人聽取他們的呼聲，也不能在任何社會運動中感受到他們的存在。那些感情用事者告訴我們，戰爭提升了人民的國家尊嚴感，壓制了金錢的力量，拋棄了對財富的崇拜，等等。該讓這些人去農村崎嶇的路上走一走（他們需要拄著東西），到林區走走，到沼澤地走走，在特倫特南部島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他們都可以發現那些農業勞動者此時的平均工資每周還不到12先令。讓他們去問問一個處於平均線之下的五口之家，在麵包賣2便士1磅時該如何活下去。沒人能給出答案。 經濟常識和「理想主義」之間的對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到達了一個轉折點，對人類而言，不幸的是，此後「理想主義者」在總體上獲得了勝利並繼續發展。我並不準備維護一個抽象的倫理命題，即認為什麼也比不上物質的繁榮，但我與科布登都認為，在所有產生重要社會效果的政治目標中，追求普遍的物質福利的政治目標是最好的。不然，當衣食無憂者告訴窮人，他們應該超越口腹之慾追求更高的心性時，整個表演該是多麼虛偽和令人作嘔。善巧方便的理想主義有很多形式。在拿破崙戰爭時期那些最糟糕的日子裡，衛理公會和福音派人士告訴窮人應該將希望集中於天堂，讓富人留在地球上不受干擾地擁有財富。緊隨其後的是各類中世紀史研究家：柯勒律治、卡萊爾、迪斯雷利，牛津運動(2)的領導者，等等；他們的學說本質上是從美學角度反對機器和工業時代的富豪。更重要的是，還有一種在科布登時代的英國以帕默斯頓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觀點，而這種觀點已經證明在科布登主義或社會主義中得到強化——這種強化至少持續到現在。 所有這些「高貴」的信條，以各種方式成為隱蔽的殘忍、專制或貪婪的情緒的發泄口。宗教備受尊崇，它教導人們塵世的財富是無用的，如同聖弗朗西斯的例子那樣，導引出甘受貧窮的誓言。對於像丁尼生這樣的人我們不禁會懷疑，在他們的潛意識中是否存在一種安撫窮人的逃避術。中世紀史研究家中較好的一類人——包括柯勒律治和牛津運動的領導者——發現現代世界是如此痛苦，他們在尋求一種逃避現實的鴉片，一個童話故事，或者在構建一個往昔的黃金時代。他們並不是陰險之徒，只是缺乏堅持實用性思想的決心。迪斯雷利懷有同樣的夢想，這一夢想強大到足以將現實扭曲為他的一種幻想：他幻想我們的印度帝國不僅是棉織品的一個市場，也是一個重現所羅門王或奧古斯都的輝煌的地方。迪斯雷利還給帝國主義增添了一種浪漫而迷人的光環，與那裡的人民分享自欺欺人的論調，並鼓勵對他們實行暴政和掠奪。而卡萊爾的理想主義以一種陳舊的形式出現，並成為懲罰罪人的藉口。他最欽佩鐵血男人，心中的榜樣是弗朗西亞博士，一位巴拉圭的獨裁者。在稱頌弗朗西亞時，除了他未經審判便絞死40名歹徒的事跡，卡萊爾找不到其他可說的。事實上，他嚴苛的道德原則不過是為掩蓋自己對人類其他種族難以消除的恨意。卡萊爾的這些理想傳給了尼采，又通過尼采傳給了納粹。至此，民族主義還沒有表現為一種赤裸裸的貪婪，它可能被定義為一種真正的倫理原則與地理的或種族的因素結合的產物。比如我們假定家庭生活的純潔性具有最高的道德意義，同時我們在地球的某個地方發現了這種最純潔的道德，那麼生活在首善之地的人們就有權——甚而有責任——殺死其他地區的人，而且想殺多少就殺多少，並強迫倖存者進貢。不幸的是，征服者的優越美德在征服的過程中容易丟失。關於民族主義的論題，現在我不想說得更多，因為我們還將在下文談到。 讓科布登感到極為失望的是在中間階級中興起了沙文主義。1835年時，中間階級還不習慣使用手中的權力，科布登相信他們會支持他對於和平的熱愛。「英國的中間階級和辛勤工作的階層，」他說，「只有通過保衛和平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戰爭的榮耀、名聲和酬金不屬於他們，戰場是貴族的收穫之地，是用人民的鮮血澆灌的。」「在未來的選舉中，」他繼續說道，「我們可能會看到，在自由選區的代表中將嘗試一種『不干涉外國的政治理念』。」經驗表明，他的這一期望是錯誤的：帕默斯頓是最魯莽的干涉主義者，他成了中間階級的偶像，而科布登卻因為反對克里米亞戰爭失去了自己的席位。與科布登的思路相似，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不願意容忍帝國主義的戰爭。無論是馬克思還是科布登，都沒有認識到在掌握政治權力之後，掌權者的心態會發生變化，也沒有認識到富人可以通過一定的手段欺騙民主。一個被剝奪權力的階層可能會反對統治者引發的戰爭，但當他們得到投票權時就會感到戰爭也是自己的戰爭，於是也會變得像以前的政治寡頭一樣好戰。 科布登的另一個幻想是貿易會促進和平： 貿易是一服靈丹妙藥，就像濟世救人的醫學發現一樣，為這個世界的健康打了預防針，也為世界各國留存了文明的氣息。貿易不僅是一包包商品離開了我們的口岸，也意味著承載了智慧和豐富思想的種子來到那些相對落後的社會成員之中。貿易不只是一個商人對我們這個製造業之國的訪問，而且是他回到自己的國家時就成為自由、和平和好政府的傳道者——參觀了歐洲每個港口的蒸汽船以及神奇的鐵路，這些成了所有國家的談資，成了我們開明制度所蘊含的價值的廣告和憑證。 我們有必要思考一下阻礙貿易促進和平的原因，因為這是科布登主義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當兩個國家在進行商品交換時相互並沒有構成競爭，也就是說，任何一方都不能生產它所要買的產品，那麼我們就認為這種貿易對雙方都是有利的，這也是科布登希望切實發生的結果。在他那個年代，大多數貿易都屬於這種類型。我們將工業產品大量出售給那些沒有實現機械生產的國家，並從他們那裡購買不列顛諸島所沒有的天然物產，這樣的貿易促進了國家之間的友誼。但是，一旦一個國家銷售另一個國家也能生產的商品，競爭對手的憤怒將變得比客戶的滿足感更為強烈，友誼也變成了敵意。在一戰前幾年，根據《商標法》，所有在英國銷售的外國商品必須標明原產國。人們不斷看到「德國製造」的標識，這使人想到由於德國的競爭，英國在貿易中落敗——人們相信這一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好戰情緒。自由貿易的觀點認為，進口商品的費用是由出口商品所得支付的，所以貿易在整體上並不損害國內的生產，但是這一論點對於遭受外國競爭的人們而言是無效的。從科布登時代起，大不列顛之外的所有發達國家便開始模仿英國工業並與之競爭，但是這些製造商與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實業家相比均處於劣勢，因此請求保護，在他們擁有足夠的政治影響力的地方也確實得到了保護。那些充斥著廉價商品並試圖建立英國工業模式的國家是不喜歡英國的，貿易的深化導致了國家間敵意的激化，情緒的發展走向了科布登所期望的反面，這是他在政治心理方面最重大的失誤之一。 科布登在政治上是反對貴族的，早年他也反對工人階級，雖然程度很輕：對於前者，原因在於貴族擁有特權而沒有智慧；至於後者，因為工人階級缺乏教育。科布登非常讚賞美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的工業企業不會受到貴族的影響和傳統的阻礙，其外交政策也沒有干涉其他國家事務的習慣。他曾以華盛頓的名言作為他的第一本小冊子的主題句：「我們對於外國的一個重要行為準則是，擴大我們的商業關係，儘可能少地產生政治關聯。」在其政治生涯中，科布登總是以這句格言來勸導英國政治家，但都是徒勞。1859年，帕默斯頓邀請他入閣，被他拒絕，因為他不能默許那個氣勢洶洶的老惡棍的外交政策。 與他那個時代大多數的政治家不同，他認為是工業而不是軍備才是國家力量的源泉，並據此認為美國比俄羅斯更為重要，他說： 我們的政治家和政客無論其信念是什麼，都應該趕緊研究美國的工業、經濟與和平政策，而不是研究俄羅斯的發展。美國正是憑藉這些，而不是什麼蠻力，使英國的偉大與強大有被取代的危險。由於美國的成功競爭，我們在國際上的排名很可能變成第二。 科布登在1835年就具有這樣的信念，表明他比現在所知的大多數人更為睿智。甚至到了1898年，德國皇帝仍希望西班牙在美西戰爭中獲勝。至於英國政府，也許比威廉二世還要遲鈍，直到美國內戰後才有了科布登的這種見解。 在美國，實業家不受貴族的干擾，對此科布登說： 讓我們看看兩個帝國在鐵路建設方面的進展，沒什麼比這個更能說明像英國這樣一個老牌大國，其勞動力在與其年輕對手競爭時是處於何等的劣勢。 同一時間，在美國幾乎每天都會看到一家新的鐵路公司由一些州的立法機關批准註冊，成本只有幾美元，幾乎是以鼓掌的方式成立的。英國議會則通過投票阻攔了一些極其重要的項目，而跟在這些項目後面的是利物浦鐵路線上的列車。 倫敦和伯明罕的公司花費了4萬英鎊之巨，試圖獲得立法機關的批准，但受阻於上議院。以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問題摘自在審查委員會作證時的提問： 你知道黑斯廷斯夫人住處的地名嗎？——你的鐵路線離那裡有多近？——從那幢房子的主要房間向外看，能否看到火車從房子前面經過？——離這幢房子多遠可以看到火車？——大約四分之一英里嗎？——在這段距離內的房間裡會聽到機車的聲音嗎？——會切分那裡的路面或建造路堤嗎？——這些會在房間的可視範圍內嗎？——看看鄉下的其他地方，有沒有可能在距離黑斯廷斯夫人住所較遠的地方另為鐵路建設選址？ 在強調無知地主的控制權的弊端時，科布登是完全有理由的。當然，美國的鐵路問題也存在著另一面。除了腐敗的立法機關外，美國資本家不受任何控制，他們無償獲得了無數的公共土地，並且為使董事獲利而發明了一些欺騙普通股東的巧妙手段。一個慣常的方法是把歸公眾所有的財富轉移到公司股東手中，再從股東手中轉移到董事那裡。由此，經濟權力便集中在少數空前巨富的手中。 美國商業和政治的腐敗，自華盛頓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時就已經存在，然而科布登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點。像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一樣，他相信競爭，但這種競爭應該遵循某種規則，就像打板球一樣。當然，科布登喜歡的競爭不是大家爭相買通法官，讓法官對自己的違法行為網開一面；也不是鐵路方面給其中一位競爭者的運費比其他人便宜。他所設想的競爭，如果國家力量介入其中，犧牲外國人的利益來幫助其國民，也是違反規則的。國家應該僅僅是裁判，只監督競爭者是否堅守規則。威廉·詹姆斯舉了一個年輕人的例子，他說當這位年輕人得知足球比賽的目的是讓球進入對方的球門，就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將足球放在了對方的球門內。按照科布登和「曼徹斯特學派」的意思，一個人借政府之力致富，似乎跟這個年輕人的行為一樣，都是不光明磊落的。但是，這一類比對他們來說可能極不公平，因為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設想的競爭是一場定有規則的比賽，以為它遵循的是自然法則。由於他們是誠實的受尊敬的公民，不必以刑法刻意限制他們的行為。而當他們聽說范德比爾特(3)和古爾德(4)的所作所為時震驚不已：這根本不是他們的意思！但不可否認，那時的競爭就是這樣。 科布登認為帝國主義是愚蠢的，他公正地看待印度問題，即使在叛亂期間，大多數英國人都被沖昏頭腦時他也依然如此。在針對叛亂的瘋狂想法達到頂點之時，他寫道： 不幸的是，對我而言，我不能與那些尋求「改革」印度的人合作，因為我沒有這樣的信念，不相信英國的強力可以永久統治這個國家。儘管我想看到這家公司(5)被取締——因為它使英國無法看清其扮演的可怕角色——然而我不相信在議會的控制下英國王權可以統治印度。即使下議院放棄國內立法的所有責任，專門承擔起管理數億亞洲人的任務，也不可能成功。印度必須由那些生活在地球那邊的人統治。根據我們的觀念，當地人的管理是糟糕的，但是人們更願意接受與自己膚色相同的人的統治，接受自己親友的管理，而不願接受從地球另一端匆匆而來的入侵者的統治，即使這種統治更好，也是一種羞辱。 這一時期，他寫信給布賴特說： 當英國在亞洲大陸一畝領土也沒有時，她就迎來了幸福快樂的時刻。但是如何使這種幸福降臨，是我沒有能力表述的。我對著星空祈禱自己不會處於那種窘境，即公開地就那個在當時吸引了所有人注意力的話題發表自己的見解，因為我知道我不能憑著自己的信念維持正義，也不可能在大英的任何選區獲得信任。所有人都認為，英國如果失去印度帝國，就會走向沉淪毀滅，我們還能找到沒有被灌輸這種思想的人嗎？還是讓我去照看我的豬和羊吧，至少這麼做不是出於妄想。 科布登當時並沒有在議會，沒有義務公開表述自己對印度問題的看法，但他覺得自己比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更加孤立。他發現，蘭開夏郡和約克郡的工廠主把印度視為一個用英國刺刀替他們保留的市場，於是抱怨這些人不理解自由貿易的原則。當然，他似乎沒有想到，印度如果能自己做主，也會在關稅保護下發展棉紡業，這樣它就不需要從曼徹斯特進口了。在我看來，不用武力統治印度的理由完全站得住腳；但我不認為在那個時候，這與英國紡織業自身的經濟利益沒有衝突。對科布登而言，自由貿易遠不是一種財政常識方面的考量，它已成為深層道德信念的一部分。他堅信誠實是最好的政策，因此有時候不明白最好的政策實際上也可能是不誠實的政策。從他那個時代到我們今天的工業發展表明，在這一點上他的心腸比他的頭腦更好。 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布登受到兩種對立觀念的批評：一種是民族主義者的批評，因為世界主義激發出了科布登對自由貿易的熱忱；另一種是來自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因為科布登討厭工聯主義(6)和《工廠法》。我認為，也許社會主義者對科布登的批評的激烈程度稍稍超過了其應有的程度。科布登當然希望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他也確實極為顯著地改善了他們的處境。自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以來，工人的實際工資飛漲，除了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當時由於港口被封鎖，絕大多數進口糧食難以抵達。依靠鐵路，英國的中西部得以開發，這使得實際工資水平進一步提高，但是如果沒有自由貿易也做不到這點。沙夫茨伯里勳爵在處理勞動條件的問題時盡顯仁慈，並成功地促成了各種有價值的《工廠法》被採納。但我想，一個頭腦清醒的研究者不會認為，沙夫茨伯里對於促進僱傭勞動者幸福的貢獻可以與科布登的貢獻相提並論。然而，由於感情因素，在這方面沙夫茨伯里勳爵比科布登獲得了更多聲望。 當然，我們不可能準確地判斷在促進英國繁榮的過程中自由貿易有多少功勞，但是顯然，如果《穀物法》仍在實施，就需要更多農業勞動力來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投入英國土地上的一定勞動力所生產的糧食要比通過工業品交換所得的國外生產的糧食更少。然而不僅如此，自由貿易還明顯增加了工人的實際工資。據克萊普漢姆稱，1850年到1874年間實際工資大幅上漲，隨後到1886年有所下跌，然後再度上升，到1890年時已經超過1874年的水平。1874年的平均實際工資比1850年的高出50%—60%。至於與科布登尤為相關的棉花貿易，即使在最糟糕的1886年，平均收入仍比1850年高48%。在《穀物法》廢除之前的時期，1850年的貨幣工資比1810年的還低。如果其間實際工資還有所上升的話，那也是發生在1810年至1846年之間，當時，皮爾(7)轉向了自由貿易。鑒於這些事實，科布登在提高工資方面的重要作用是難以否認的。 同時，科布登明確反對對於僱傭勞動者之間自由競爭的一切限制，他對童工的態度也較少教條主義。他支持限定童工的勞動時間以及他們的用工年齡，但他反對《10小時法案》。該法案禁止工廠每天開工時間超過10小時，試圖以此來保證孩子在工廠工作的時間不超過10小時。原則上，干涉成人勞工的工作時長似乎是他反感的，雖然經驗已經表明，只想有效地限定童工的勞動時長是非常困難的。1836年，在一封關於其在斯托克波特市的候選人資格的信中，科布登提出了一個非常不切實際的建議，即每個工人應該從工資中省下20英鎊，以便能自由地移民美洲。另外，他似乎完全不知道皇家調查委員會所揭露的罪惡。他在自己的第一本關於英國、愛爾蘭和美國的小冊子中竭力辯解，說在仁慈地干預歐洲大陸事務之前，我們應該著手解決愛爾蘭農民的貧困問題，但他從未將同樣的思路應用於英國的產業工人。 1842年，科布登在給他兄弟的信中坦誠地表達了自己對工會的態度：「如果依賴工會，」他說，「與工會結交，那麼你會一無所獲。它們建立在野蠻的暴力和壟斷的原則之上，我寧願生活在阿爾及爾總督統治下，也不願受制於工會委員會。」無疑，科布登時代的大部分僱主也持如此觀點。此外，這也符合他對於自由競爭的總體信念。以上種種，說明科布登在看待勞工問題時除了從僱主的角度，並無其他角度。 當然，科布登反對國家在產業方面採取的所有行動，除非是絕對必要之時。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裡，他在一個精心準備的演講中指出，「不應允許政府為自己製造任何本可以從競爭市場中的私人生產者那裡獲得的物品」。 自由貿易在1846年的勝利並不十分徹底。後來規定從1849年起，每夸特穀物應繳1先令的稅，其他一些保護措施也繼續實施，這些措施的最後一項直到1874年才取消。政府的總體政策在1914年終於轉向了支持自由貿易，因為儘管1880年代興起了貿易保護主義運動，約瑟夫·張伯倫(8)又在1903年倡導了另一場更激烈的運動。打敗他的是選民對「飢餓的四十年代」(9)揮之不去的記憶，尤其是在自由貿易初期，英國每個階層都取得的超乎尋常的飛速進步。當然，自由貿易不是唯一原因，英國工業的霸權地位和橫貫美國的鐵路才是關鍵因素。但如果沒有自由貿易，進步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從1846年到1914年，經濟學家的學說除了偶爾的修正外，都證明了英國各階層的福祉整體上在持續增長。 在其他地方，自由貿易的問題要複雜得多。的確，拿破崙三世在科布登的勸誘下，與英國簽訂《1860年英法商業條約》引入了自由貿易，該條約廢除了以前針對大量進口商品的禁令，並將英國輸入法國的幾乎所有商品的關稅降至30%或更少。但這隻得到了拿破崙本人的許可，在法國從未被廣泛實施。法國的工廠主自然覺得，沒有關稅的幫助，就不可能抵抗英國的競爭。儘管工廠主們缺乏熱情，但拿破崙還是在2年後與德意志關稅同盟(10)簽訂了類似的條約。在法國，唯有葡萄種植者這個階層全心全意地贊成自由貿易，因為他們依賴出口。不過，當他們的生意毀於葡萄根瘤蚜(11)時，他們被一種神秘莫測的方式說服，認為關稅將使他們能夠應付這種有害的小生物。從那時起，除了一些孤立的知識分子，法國就沒有自由貿易者了。然而在科布登的影響下還是締結了一系列商業條約，直到1892年，法國才普遍施行高度保護性的關稅。 在德國，許多小州都擁有自己的海關，這給商業帶來了難以忍受的煩惱。從企業家的立場出發，邁向自由貿易的最重要一步就是關稅同盟的建立。開始主要是在普魯士，後來逐漸囊括了德國北部的所有地方，1871年之後，除了漢堡和不萊梅，整個新帝國都加入了。在聯盟的形成過程中，特別是在德國政治統一之前，自由貿易理論最初是由施坦因介紹給德國人的，自然他對關稅同盟的建立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德國的政治權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權貴手中，這使得實業家們覺得他們的處境如同1846年之前的英國一樣。因此可以說，在德國的統一使自由主義情緒被民族主義情緒取代之前，德國的自由主義者和中產階級在總體上是支持自由貿易的。1879年，俾斯麥進行關稅改革，使德國放棄了當時業已存在並居於主導的自由貿易政策。從那時起，自由競爭的信念便不在德國的政策中起作用了。 在美國，北方採納了科布登的一半綱領，南方採納了另一半。南方支持自由貿易，因為他們靠出口棉花為生，關稅的唯一作用就是提高必須購買的商品的價格。但南方依賴奴隸制，北方則擁有民主和自由的勞動力，所以北方決定通過高關稅來建立自己的產業。南北戰爭期間，靠著戰時關稅，北方的工業第一次變得舉足輕重。從那時起，即便有時並不需要關稅產生的收入，並且這對政府來說是一種尷尬，美國也一直是貿易保護論者的天下。 儘管在英國之外，科布登對立法的影響浮於表面並且轉瞬即逝，但他在歐洲大陸聲望極高。1846年，當他在英國取得大勝之後，又在歐洲各國高奏凱歌。 他作為財富科學的偉大發現者處處受到歡迎，大眾對這門科學產生的興趣大大超過了其他任何科學。他勸說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徹底改變其商業政策，人們視他為發現重大秘密的人。他走訪的每個歐洲大國的每個重要城市幾乎都以宴會、祝酒和致辭的形式慶賀他的到來。他會見了教皇、三四位國王、一些大使和所有傑出的政治家，並不失時機地說了些應景的話，甚至懇求教皇以其影響力來反對西班牙的鬥牛活動。(12) 教皇陛下當時（1847年）還是位自由主義者，還沒有意識到商業會滋生罪惡，所以態度非常和藹，答應調查一下鬥牛問題。「他自稱讚同自由貿易，並表示會竭盡所能推動自由貿易，但又謙虛地補充說，他能做的很少。」 幾個月後，科布登會見了梅特涅，梅特涅滔滔不絕地和他聊了很久，但沒有涉及自由貿易，因此他對梅特涅印象並不深刻，認為梅特涅展現出的是「一種經過精心修飾的外在而不是內在的人格力量」，而梅特涅的言語「巧妙多於深刻」。會見後，他在日記中樂觀地寫道： 在治療國之疾病的醫生中，他也許是最後一位，這些醫生只會察看一個國家的症狀，日復一日地滿足於浮於表面的補救措施，從不試圖探究表面之下的問題，從不去發現困擾社會機體的罪惡之源。他們將舊的方式強加於人，但是現在很多國家的政府都已經開始試驗，政治家的這種命令將隨著梅特涅一起消亡。(13) 奧地利和俄羅斯對科布登雖然並不熱情，但很有禮貌；而在西班牙、義大利和德國，他的受歡迎程度勢不可擋。在西班牙，他被比作哥倫布；在義大利，音樂家把小夜曲獻給他；在德國，他的仰慕者送他一大筆錢。這件事惹惱了特賴奇克，他恨恨地稱科布登為「物質主義者」並指出： 英國的變革以一種勝利者的自信鼓舞了全世界的自由貿易者，在隨後的20年中，他們的學說幾乎在整個文明世界保持優勢地位。本世紀值得誇耀的每一個新發現，都歸因於世界各國的相互聯合，因而徵收帶有敵意的關稅看起來是十分荒謬的。商業措施的長期相互讓步開始了，這促進了普遍的利益。但最後人們將意識到一個古老的真理，國內市場比世界貿易重要得多。 自由貿易學說在19世紀中葉的盛行可以歸因於科布登，但這一學說的首次傳播要追溯到1776年的亞當·斯密，在後來的拿破崙戰爭期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支持自由貿易的抽象論據源自勞動分工的原則，它由斯密提出並被後來的大多數英國經濟學家所接受。根據勞動分工的原則，如果甲善於製造汽車，乙善於釀酒，如果雙方守住自己的專長，並交換彼此的產品，那麼雙方都會有利可圖。如果各人都花一半的時間製造汽車或釀酒，那麼他們所得的汽車或酒將比各人專注於自己的專長的情況下要少。當甲乙分別生活在不同國家時，這一原則仍然有效。然而這些抽象的思考對政府的影響卻很小。 最早（1841年）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理論辯護的是德國經濟學家利斯特（List），即著名的「幼稚產業」論。以鋼鐵為例，也許一個國家天然非常適合發展龐大的鋼鐵產業，但由於外國的競爭，啟動的成本會令人望而卻步，唯有在政府的協助下才能做到。在利斯特撰寫他的著述時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情況就存在於德國。但是經驗表明，一旦允許實行保護主義，即使一個新生行業長成了巨人，它也不可能被撤銷。 貿易保護主義的另一個論據並不是純粹經濟性的，它對政府的影響更多些，這個論據就是一個國家在戰爭期間應該儘可能地自己生產所有需要的產品。這種論點是經濟民族主義學說的一部分，作為和平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者的曼徹斯特學派對此強烈反對。最終，經濟民族主義比科布登的純粹商業觀念更具影響力，但這只是國家主義總的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方面。 曼徹斯特學派所倡導的自由競爭原則，沒能考慮到社會發展動力的一定規律。首先，競爭會導致某些人的勝利，結果壟斷就會終止並取代競爭，洛克菲勒的一生就是其中的經典例子。其次，因為一些個人可以通過聯合來增加他們的獲勝機會，所以個人競爭有被群體競爭取代的趨向。對此，我們可以舉出兩個重要的例子，即工聯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科布登是反對工會的。因為工會會不可避免地造成僱主間的競爭，同時工會也會被利用，成為分享更多產品份額的工具，而每個人應有的份額本來都是應該得到保證的。科布登也反對經濟民族主義，它產生於資本家中間，其動機與從僱工中間產生的工聯主義的動機非常相似。在美國和德國，實業家們顯然可以通過聯合來增加自己的財富，並從國家那裡獲得優惠，如此一來，競爭就變為一國的集團與其他國家的集團之間的競爭。雖然這有悖於曼徹斯特學派的原則，但它在經濟領域必然會如此發展。在所有這些方面，科布登未能理解產業演進的規律，以至於他的學說僅在短期有效。 雖然自由競爭原則在實踐中日益受到《工廠法》、工會、保護性關稅和托拉斯的制約，但是每當有人提議干涉商業人士的活動時，它仍然是他們的理想訴求。在美國，大型壟斷企業的頭頭們依舊聲稱相信競爭——不過其意思是讓那些希望被他們僱傭的人競爭上崗。正如弗朗西斯·普萊斯一樣，他們也仍然相信競爭是唯一可能激勵產業發展的因素。然而當這種信念阻礙有組織的管理時，它就變得有害，因為此時有組織的管理要比不受管制的競爭更有效率。好在這一信念的影響力要比60年前小得多。當時，它似乎被達爾文奉為宇宙法則。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於1859年，它或許被視為邊沁主義經濟學說在動物世界的應用。眾所周知，通過閱讀馬爾薩斯的著作，達爾文得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想法。在他的理論中，所有的動物都加入了謀生的經濟鬥爭中，那些最為徹底地踐行斯邁爾斯在《自助論》中的箴言(14)的動物就可以生存、繁衍，而其他的則走向滅亡。因此便出現一個進化的總趨勢：最聰明的動物逐漸取代愚蠢的動物，最終進化為人。 達爾文主義，不僅出現在其創始人的著作中，在赫伯特·斯賓塞的著作中也有更多表述，它標誌著哲學激進主義的完成。但它所包含的元素讓愛爾維修和詹姆斯·密爾震驚，尤其是那些與遺傳相關的內容。達爾文主義一直是激進主義的典型學說之一，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激進主義認為人的心理差異源於教育的差異。但達爾文認為遺傳與自然變異一起構成了進化的必要因素。有許多種類的昆蟲，這一代在下一代出生之前就死了，顯然它們對環境的適應與教育無關。每個達爾文主義者必定認為，人類在智力方面存在先天差異。詹姆斯·密爾告訴兒子約翰，說約翰的造詣不是源自天賦，而是由於他有一個願意不厭其煩地教育他的父親。而達爾文主義者會將約翰的某些進步歸功於遺傳，這就使激進主義關於人生而平等的理論出現了裂縫。 當然，很容易將達爾文主義運用於民族主義。猶太人、北歐人或厄瓜多人據說是最優秀的人種，於是得出了應該創造一切條件讓他們富有的結論——雖然統計表明，富人的後代比窮人的少。如此一來，達爾文主義為哲學激進主義的世界主義觀念過渡到希特勒主義者的種族偏見提供了幫助。 可以觀察到的一個有趣現象是，隨著自由競爭信念在經濟世界中的衰退，生物學家們開始不滿足於適者生存僅僅作為進化的動力。能取代「適者生存」的理論雖然遠未確立，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相當與眾不同的思想。也許當我們的政治穩定下來時，我們的進化理論將變得清晰起來。 達爾文主義還在其他方面對科布登主義者的競爭信念構成致命威脅。正如曼徹斯特學派所設想的那樣，競爭不僅是個人之間的競爭，還是群體之間的競爭，競爭是純粹經濟性的，並且在法律框架內進行，動物之間的競爭則不在此列。從歷史上看，人類競爭的最重要形式是戰爭。因此，達爾文主義的常見形式往往是好戰的和贊成帝國主義的，儘管達爾文自己沒有這樣的傾向。 因此，達爾文主義雖然起源於科布登主義和哲學激進主義，卻一直是一種對這兩者不利的力量。通過強調遺傳，它減輕了人們對於教育萬能的崇信，也替代了關於某些種族天生比其他種族優越的信念，這反過來導致了對民族主義的強調。由於戰爭被認為是一種競爭手段，競爭與和平主義的聯姻也不復存在，這兩者一直不般配，因為和平主義和合作才是天然的夥伴。 我並不是說流行的達爾文主義在做出這些推論時已被科學證明。在不同的環境中，它可能保留了達爾文和斯賓塞的政治觀，當然，生物學在其目前的狀況下是不會為民族主義或好戰背書的。但正如馬爾薩斯的學說引起了早期激進主義的思想困境，達爾文的學說也對後期的激進主義造成了思想困惑。早期的困境可以通過控制生育來解決，後期的困境則可以通過優生學來克服，但它必須比現在時興的任何一種優生學都更科學、偏見更少。 * * * (1)　一種經濟學理論，認為在資本主義中存在著工資被壓到維持生存水平這樣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譯註 (2)　19世紀中期由英國牛津大學部分教授發動的宗教復興運動，該運動主張恢復教會昔日的權威和早期的傳統，保留羅馬天主教的禮儀。運動領導者有紐曼、凱布勒、皮由茲等人，該運動對英國國教會的保守傾向影響甚大。——譯註 (3)　美國著名航運、鐵路、金融巨頭，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鍍金年代」，他無疑是億萬富翁的代表。——譯註 (4)　綽號海盜大亨，現代商業的創始人，19世紀美國鐵路和電報系統無可爭議的巨頭，股票市場的操縱者。——譯註 (5)　指東印度公司。——譯註 (6)　因最早出現於英國工人聯合會而得名，在19世紀中葉憲章運動衰落後開始廣泛傳播。——譯註 (7)　英國首相，托利黨的創始人，是英國19世紀舉足輕重的人物。——譯註 (8)　英國政治家，曾任伯明罕市市長、殖民大臣，推行擴張政策。非後來的首相張伯倫。——譯註 (9)　指1840—1849年的英國饑荒。——譯註 (10)　該同盟於1834年由38個德意志邦聯的邦國組成。——譯註 (11)　一種黃綠色小昆蟲，嚴重危害歐洲和美國西部的葡萄。——譯註 (12)　莫利：《科布登傳》（Life of Cobden），第一卷，第464頁。 (13)　莫利：《科布登傳》，第一卷，第474頁。 (14)　斯邁爾斯在《自助論》中開宗明義：天助自助者。——譯註